#電力網路
全球AI突崩, 中東海底命脈一戰震醒中國
據媒體報導,3月2日,阿聯一處為全球雲服務提供關鍵節點支援的資料中心在美伊衝突背景下遭到無人機或導彈襲擊,導致電力與網路系統受損,進而引發亞馬遜雲服務(AWS)中東區域大規模故障。受此影響,多家人工智慧平台與雲端運算服務一度出現長時間中斷,部分全球使用者無法正常訪問相關應用。分析人士指出,此次事件再次凸顯全球數字經濟對少數關鍵通訊基礎設施的高度依賴。支撐全球網際網路運行的海底光纜承擔著約99%的洲際資料傳輸,一旦發生中斷,不僅會影響金融、雲端運算和人工智慧等核心產業,還可能對全球資訊流動與數字安全造成連鎖衝擊。海底光纜作為現代數字世界的“深海主動脈”,其重要性正隨著人工智慧與資料經濟的爆發式發展而不斷提升。本文基於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CSIS)的研究報告,對海底光纜產業生態與安全體系進行了系統梳理:第一,介紹海底光纜為何在全球通訊體系中不可替代,以及雲服務商、電信營運商、製造商等構成的產業生態結構;第二,分析維護海纜安全的“三角體系”——冗餘設計、系統韌性與應急修復機制;第三,梳理海底光纜面臨的多重威脅,包括自然災害、航運活動、灰色地帶破壞以及日益加劇的地緣政治競爭。在數字經濟與人工智慧快速發展的背景下,海底光纜已從單純的通訊設施,逐漸演變為國家安全與地緣政治博弈的重要基礎設施。理解其產業結構、技術邏輯與安全風險,不僅有助於認識全球數字網路的脆弱性,也為思考未來數字基礎設施競爭與治理提供重要視角。為便於國內各界知己知彼、把握形勢之變,歐亞系統科學研究會特摘譯編寫此文,供讀者批判性閱讀。文章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 海底光纜 圖源:GPPi1   海底光纜為何無可替代?1858年,首條跨大西洋海底電報電纜鋪設完成,標誌著全球互聯互通時代的全面到來。早期電纜由電報線和銅線為核心,外層採用麻類、天然橡膠等材料進行絕緣。從最初傳輸簡單電文的電報電纜,到後來承載語音通話的電話線,海底通訊技術不斷迭代。步入現代社會後,用於通訊的海底電纜已升級為光纖材質(一般稱為海底光纜),資料傳輸速率可達每秒太位元級。海底光纜元件示意圖,圖源:CSIS作為全球數字互聯互通的關鍵基礎設施,海底光纜的未來需求還在持續增加:其一,適配開發中國家和人口增長的數字需求,隨著開發中國家普及數字金融、教育、醫療等系統,海量新增人口將催生對數位資源和資料服務的巨大需求;其二,滿足前沿科技發展的剛性依賴,人工智慧、量子計算等尖端技術的進步離不開海量資料的穩定連接,而海底光纜的傳遞速度和穩定性目前無可替代。與衛星相比,海底光纜在傳輸性能、成本效率、穩定可靠性等方面都具有壓倒性優勢,是全球資料流動當之無愧的“主動脈”。2025年全球海底光纜分佈圖,圖源:TeleGeography圖源:TeleGeography2   海底光纜的行業生態系統發展至今,海底光纜的行業生態系統已歷經深刻演變,呈現出公私並存,多元協同的發展態勢。在私人部門層面,電信營運商、海纜製造商及科技巨頭構成核心力量,主導著海纜的融資、設計、製造、鋪設及維修全鏈條環節;而公共部門則通過制定海纜鋪設區位規則、稽核所有權與使用權歸屬、實施相關法律法規等方式,防範可能致使海纜中斷的各類事故與風險,進而維護國家主權與經濟安全。從業務執行到規則支撐,海底光纜行業的生態系統角色可劃分為八個核心類股——各類股既各司其職,又緊密協作,共同維繫著全球海底光纜體系的穩定運轉。(如下表所示)(一)海纜製造商海纜製造商可根據業務模式劃分為純製造商和系統整合商。純製造商專注於海纜本體及關鍵元件的生產,如法國Nexans、日本住友電工等,它們通常作為整合商的供應商。海纜整合商是海纜整體解決方案的主要提供者,目前主要由美國SubCom、法國ASN、日本NEC及中國華海通訊(前身為華為海洋網路公司,2020年被亨通光電收購後更名)四大巨頭主導,它們整合了海底光纜從製造、安裝到維運的全產業鏈環節,具有跨洲際交付能力。SubCom、ASN和NEC等老牌整合商深耕市場數十年,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全球海纜整合商呈現美歐日“三足鼎立”之勢;而中國華海通訊自2008年成立以來,迅速以性價比和技術創新優勢在亞非等新興市場站穩腳跟。(二)海纜維修與安裝商除了上述提到的四大整合商巨頭,還包括英國Global Marine、日本NTT和KDDI等專業安裝維修商,他們不生產海纜本體,僅提供產業鏈中下游的安裝與保障服務。海纜船是海纜安裝和維運的關鍵硬體基礎,但並非所有的海纜維運商都擁有自有船舶,日本NEC就須依賴從其他企業租賃船舶。中國作為全球最大造船國,有望進一步擴大其在海纜安裝與維修船舶市場的份額,塑造海纜全產業鏈協同的獨特優勢。(三)海纜所有者與營運商21世紀之前,電信企業是海底光纜的主要投資方與營運商,但如今,超大規模雲服務商(hyperscalers)已崛起為海底光纜的主要出資方與所有者。20世紀90年代中期的網際網路泡沫,催生了2001年海纜投資的“非理性繁榮”。彼時,光纜業的初創企業遍地開花,部分初創光纜製造商甚至擁有自有船舶進行鋪設和維修。網際網路泡沫破碎後,行業內眾多初創企業紛紛倒閉,電信企業也轉向了更具財務可行性的光纜投資模式。但隨著網際網路、巨量資料的逐漸普及,海底光纜基礎設施投資逐步回升。雲服務、社交媒體以及各類網際網路應用產品的消費需求成為了此輪增長的核心驅動力。主導這些服務的超大規模雲服務商,如亞馬遜雲科技(Amazon Web Service)、Google、微軟、元宇宙(Meta)等,它們承接傳統電信營運商的退出,重塑了海底光纜的所有權格局,Google是目前全球最大的海纜所有者和投資方。從需求側和成本側來看,Google等大型雲服務商佔據了全球69%的國際頻寬使用量(用以衡量資料消耗的累積量),企業自身是最大的頻寬消費者,對資料傳輸的穩定和時延有極高要求。相比於長期向電信營運商租賃頻寬,自建海纜更具經濟效益和戰略靈活性。大規模雲服務商還與傳統電信營運商結成聯合體,JUPITER海底光纜系統是連接美國、日本、菲律賓的跨太平洋旗艦海纜,由亞馬遜雲科技、元宇宙等雲服務商與日本NTT、軟銀等電信營運商聯合建設,既體現了新舊海纜引領者的利益平衡,也暗藏國家數字聯盟的地緣戰略佈局。中國的國有企業和電信企業也積極參與投資,尤其聚焦於印太地區的海纜項目。中國電信、中國移動、中國聯通和華為等企業都是該領域的活躍參與者。當前,中國不斷發展的“一帶一路”倡議已從主要的大型交通基礎設施項目轉向通過“數字絲綢之路”推進的資訊與通訊技術(ICT)基礎設施建設。這一舉措充分發揮中國優勢——憑藉本土海纜製造商、融資方以及電信營運商,為海纜項目提供“一站式服務”。(四)海纜融資方海底光纜項目的融資需秉持長期主義,此類項目前期需要巨額資金投入,鑑於這一成本壓力,20世紀90年代至21世紀初,聯合體模式逐漸成為新建光纜項目的主流融資方式。這些聯合體通常包含超大規模雲服務商、海纜製造商及本土電信營運商。而當今,超大規模雲服務商已成為項目的主要資金提供方。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等多邊開發銀行以及美國國際發展金融公司(DFC)等融資和開發機構也為海底光纜項目提供資金支援。美國國際發展金融公司傾向於借助其外交影響力與融資實力,優先為地緣戰略要地的項目提供資金支援。多邊開發銀行約佔海底光纜融資總額的5%,這類機構與各類融資開發機構可提供優惠融資及更長的貸款期限,用於為商業銀行難以承保的高風險項目提供資金支援。(五)國際監管框架海底光纜的鋪設跨越國際海域與沿海國領海,涉及多國主權和利益,單一國家或區域的監管難以應對其脆弱性,全球性的監管協作成為必要之舉。在全球公約方面,部分國際組織制定了可供各國簽署批准的自願性框架,包括《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CLOS)與1884年《保護海底電纜公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奠定了海底光纜監管的國際法基礎:按照距離海岸的公里數,海域被劃分為五個等級——從領海、毗連區、專屬經濟區、大陸架到公海,沿海國對海纜鋪設和維護的主權強度逐級遞減。然而,並非所有國家都參與締約,例如美國尚未批准《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而1884年《保護海底電纜公約》的締約國覆蓋率尤為低下;同時,這些公約也未能跟上數字基礎設施的技術發展步伐,難以適配參與海纜製造與融資的利益相關方類型的變化。在國際組織方面,國際電信聯盟(ITU)和國際電纜保護委員會(ICPC)最具代表性。國際電信聯盟是聯合國下屬的數位技術專門機構,由194個成員國及1000余家企業、高校和國際或地區組織組成,它主要聚焦全球數位技術的多邊協調,海底光纜只是其中一個議題領域;國際電纜保護委員會則提供了一個政府與非國家實體協商的居間平台,成員單位覆蓋高校與科研機構、電信公司、海纜企業及部分國家的政府機構。但目前,世界上與海底光纜鋪設有關的主要國家政府機構多未成為該委員會的成員單位。2024年12月,國際電信聯盟與國際電纜保護委員會發起設立國際海底光纜韌性建設諮詢機構,中國有來自工信部、中國聯通、中國電信以及華海通訊的4位高級代表當選該諮詢機構成員。在全球性監管框架之外,區域與行業層面還搭建起了配套的補充性框架,專門填補全球規則在細節落地層面的空白——如歐盟的電纜安全行動計畫,以及歐洲海底電纜協會(ESCA)、北美海底電纜協會(NASCA)這類區域行業組織。(六)海纜安全規則的落地離不開安全保障,區別於上述的國際規則組織,此類主體以國際安全組織和軍事力量為主,它們帶有較為明顯的地緣政策色彩,填補了軍事和政治保障的空白,但也存在加劇海纜領域地緣分裂的隱患。北約(NATO)近年來成立了海底基礎設施安全中心,並實施“波羅的海哨兵”行動,通過部署護衛艦、無人機對海域實施監控,防範他國在波羅的海的破壞海纜和間諜行動,甚至宣稱當海纜遭遇攻擊,必要時可啟用北約集體防禦條款,本質是用軍事威懾捍衛海纜命脈。七國集團(G7)則強調通過建構可信供應鏈,保障與盟伴國家相連的海底光纜的韌性。此類海纜安全守護者通過監控高風險海域,威懾“灰色地帶”行動(介於和平與武裝衝突之間帶有脅迫性質的活動,在海纜領域主要指借漁船等第三方載體破壞海底電纜、油氣管道等設施),為修復船隻提供安全護航等行動切實捍衛海纜安全。(七)國家監管機構(以美國為例)海底光纜領域的國際監管框架,奠定了跨境協作的基礎邏輯,聚焦解決海纜鋪設、資源協調等共性問題。但落到監管權責的實際落地、項目流程的具體推進層面,則需要各國結合自身治理架構與戰略訴求,搭建適配本國實際的國內監管體系。美國目前擁有數十座光纜登陸站,以及90條已註冊營運或規劃中的光纜,這些光纜連接著全球幾乎所有大洲,使美國成為全球互聯互通程度最高的國家。美國海底光纜分佈圖,圖源:TeleGeography在美國,負責監督商業海纜鋪設、維修與保護相關事宜的聯邦機構多達十余個。州、地方、部落及屬地政府同樣在監管審批環節發揮作用。美國各州均出台了專門立法,明確了光纜進入本州管轄範圍時政府所承擔的監管職責。目前,美國尚無單一牽頭機構負責統籌協調海底光纜的建設和安全保障工作。因此,包括海纜製造商、超大規模雲服務商在內的私營部門,必須通過繁雜的監管審批流程,才能獲取鋪設、維修海纜所需的許可資質。聯邦機構層面,各部門的海纜監管職責雖分工明確,卻缺乏統籌。其中,聯邦通訊委員會(FCC)承擔基礎許可職能,負責為在美國登陸或始發的海纜頒發許可證;而國務院(DOS)則對這一許可行為進行前置把關,專門預先審批聯邦通訊委員會海纜許可證的授予與撤銷。除此之外,不同聯邦部門還按專項領域分掌監管職責:商務部(DOC)下屬的國家海洋和大氣管理局(NOAA),負責管控海纜對海洋生物及生態系統的影響;內政部(DOI)下屬的國家公園管理局(NPS)等機構,承擔海纜在公共保護區內的通行權授權工作;國防部(DOD)下屬的陸軍工程兵團(USACE),則專門負責審批涉及航道的海纜項目。州政府層面,地方治理主體結合本地實際情況,負責頒發海岸帶許可,批准海纜登陸站的土地使用與分區規劃。針對海底光纜的關鍵基礎設施屬性,美國的部分政府實體聚焦安全風險的專項防控,與前述監管機構配合,履行安全審查、威脅檢測、軍用光纜維護等職責。美國電信服務業外國參與評估委員會(Team Telecom)是由司法部、國防部、國土安全部等機構官員組成的國家級特別小組,負責從國家安全層面對提交給聯邦通訊委員會的項目進行前置審查,擁有實質性權力和自由裁量權。國土安全部(DHS)下屬的網路安全與基礎設施安全域(CISA)既監控光纜鋪設的即時風險,又協調聯邦與地方的安全協作。美國海軍擁有超4萬海里的光纜,通過專屬光纜鋪設艦“宙斯號”負責這些光纜的維護與鋪設,美國海岸警衛隊與海關及邊境保護局(CBP)則負責提供海上安全保障和執法支援。(八)國家政策部門(以美國為例)在海纜安全政策的頂層設計上,國家安全委員會(NSC)負責統籌跨機構的國家安全政策,國務院(DOS)通過光纜外交推動美國海底光纜的全球延伸,例如推進CABLES計畫以強化太平洋島嶼地區的數字連接,國土安全部(DHS)則作為公私協作的“紐帶”,定期與光纜行業協調安全及韌性政策相關事宜,而商務部(DOC)下屬的國家電信和資訊管理局(NTIA)重點關注頻譜資源、海纜安全與創新領域,為白宮提供海纜相關的電信政策建議。3   海底光纜三大安全支柱海底光纜承擔了全球99%的洲際資料傳輸任務,一旦發生中斷,將引發系列連鎖反應,對國家安全乃至全球秩序造成實質性威脅。因此,維持海纜的安全和可持續營運至關重要,設計冗餘、維持韌性、及時修復是保證海纜安全的三大核心支柱。(一)設計冗餘(Redundancy)冗餘性設計是指通過多路徑、多節點的佈局,為海纜系統建立備份防線,避免因為一個點位的破壞而導致整個海纜系統的癱瘓,這份冗餘設計不是浪費,而是必要。安裝商在鋪設海纜前,都需要經過前置規劃環節:其一,從地震活動、地形態勢、環境隱患方面,對海床進行詳盡勘測,最大可能避免海纜鋪設後因自然條件受損;其二,關注沿岸主權國家監管事宜,確保規劃路由取得沿途國家認可;其三,確定備選路由,作為冗餘設計的關鍵環節,一旦主路由的海纜出現故障,備選路由能立即啟用以保障通訊鏈路不中斷。路由確定之後,安裝商會根據海域深度採取不同的安裝方式:在淺海區域,海纜會被掩埋在海床之下,以防過往船舶造成損壞;而在深海區域,海纜會直接被鋪設在海床表面,簡化操作成本。海纜的結構設計隨場景變化強化防護:在常規海床環境中,鍍鋅鋼和聚乙烯常作為防護的主要材料;在近岸、岩石地形和航運繁忙區域,海纜會額外增加鍍鋅鋼層和特種紗線以加強防護。另外,海纜每間隔一段距離會設定中繼器,解決長距離光訊號衰減問題,保障跨洋線路的訊號質量。為了連接更多目標區域,主海纜上通常會增設分支單元,這是海纜網路從“單一路由”走向“多節點網路”的關鍵設計。最後,海纜會途徑海纜登陸站,完成海量資料的陸海傳輸。(二)維持韌性(Resiliency)各國公共部門在維持海纜韌性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具體體現為兩類舉措:其一,制定相關法規保護海纜基礎設施。例如,新加坡通過《電信法》和《刑法典》將破壞海纜的行為列為刑事犯罪。其二,對海纜可能遇到的風險提供監測、防護服務。政府可部署海軍和空軍力量,對海纜風險進行全面的監測或威懾。鑑於此項任務難度頗高,政府通常選擇將軍事力量優先投入到高風險區域。例如,在運輸部和國防部推動下,美國組建了海纜安全艦隊,允許政府通過合同方式呼叫私營海纜船,以在海纜遭到破壞後及時出動修復。(三)應急修復(Repair)海纜維修的複雜性源於其跨國屬性與各國監管差異的雙重約束。漁業作業或商船拋錨事故是造成海纜損壞的主要原因。一旦確定某艘船舶或某家企業為肇事責任方,該船舶所屬公司或船員需承擔相應的責任,處罰的具體標準通常取決於海纜故障發生的海域,遵循屬地管轄原則。由於海纜營運商普遍投保,海纜修復的費用會由保險公司第一時間承擔。除了責任認定方面,各國對海纜維修的許可要求也不盡相同。各國法律會明確本國領海與專屬經濟區的範圍,不同海域對應的許可審批與監管規則各異。若疊加環境生態和簽證審批的考量,許可流程的複雜性將進一步增加。另外,全球層面在海纜維修流程上大致相同。一旦定位到損壞點,營運商會動用自有或租用海纜維修船盡快開展修復工作。在實際操作中,相關方通常會簽訂協議,將特定海域的維修業務承包給一到兩家海纜維修公司,降低營運商的協調成本。4   海底光纜面臨的多重威脅全球海底光纜網路正面臨多重威脅的衝擊:商船作業造成的意外割斷、自然災害引發的不可抗力破壞,以及各國審批監管環節的壁壘,都在拖累新纜鋪設與受損光纜修復的進度。更值得警惕的是,國家與非國家行為體的蓄意破壞及間諜活動風險,正讓海底光纜逐步淪為地緣政治博弈的前沿陣地。在多重挑戰疊加的背景下,提升海底光纜的冗餘建設、抗風險韌性與應急修復能力成為各國亟待推進的政策優先項。(一)物理性威脅物理性威脅指直接對海纜造成實體損傷的因素。該報告對五項物理性威脅因素進行了簡要介紹:第一,意外切斷與人為活動。在交通繁忙的海域,海纜極易遭受破壞,埋藏較淺的海纜更容易受到商船拋錨的影響。隨著鈷、銅、錳、鎳等關鍵礦產深海開採的規模化發展,深海採礦活動或成為干擾或損壞海底光纜的新因素,而目前深海採礦管理規則尚在多方協調製訂之中。第二,自然災害。地震、火山噴發、海底滑坡都有可能損壞海纜,英國國家海洋學中心資料顯示,1965至2019年間,自然災害導致的海纜中斷佔比高達25%。第三,氣候變化。現有研究表明,氣候變化將對海纜完整性和陸上光纜登陸站的安全產生影響,例如氣候變化導致的海平面上升和風暴潮,可能對登陸站造成直接衝擊。第四,蓄意物理破壞海纜系統。近期,波羅的海、印太等海域接連出現疑似海纜遇襲事件,利益相關方傾向將其認定為“灰色地帶”事件,與區域地緣博弈直接掛鉤。第五,竊聽或間諜行動。實際上,專家普遍認為海纜遭竊聽的可能性極低,技術和成本上都難以實現,但登陸站作為大量海纜的連接樞紐,具有較高的可及性,是更具價值的攻擊目標。海底線路終端裝置(SLTE)能夠將海纜的資料連接到地面網路,並將資料轉化為可讀資訊。但該裝置的生產商也寥寥無幾,僅有法國ASN、美國Ciena、中國華海通訊、日本NEC以及芬蘭諾基亞等行業龍頭掌握相關技術。(二)非物理性威脅與挑戰非物理性威脅指不直接造成海纜實體損壞,但影響其建設、維運與安全的因素。報告同樣總結了六項非物理性威脅:第一,官僚主義催生的審批壁壘。審批環節的梗阻,是海纜業私營部門面臨的首要痛點。冗長且低效的審批流程,不僅會打亂項目既定規劃、延誤工期,還會大幅抬升項目的實施成本。以美國為例,海底光纜鋪設需覆蓋環境保護、國土安全、商貿監管、軍事等多個領域,相關權限分散在多個聯邦機構手中,且各機構的職權行使,均受制於國會的授權審批、資金撥款與監督考核。除此之外,各州政府還針對海纜登陸、落地營運等環節,制定了各自的地方性法規,進一步加劇了審批的複雜性。第二,地緣政治。複雜的地緣政治緊張態勢,為海纜的鋪設與維修蒙上層層陰影。第三,產業打壓。中國華海通訊作為全球四大海纜整合商中的後起之秀,依託中國雄厚的造船業基礎,在海纜製造與鋪設領域具備不容忽視的潛在競爭力。自其入局以來,美國便將其視為產業競爭中的主要制衡對象,通過制裁、施壓他國將中國排除在數字基礎設施項目之外等手段展開針對性打壓,具體包括阻撓華海通訊中標國際海纜項目、阻撓建設連接中美領土的海底光纜等,意在護持美國在海纜領域的全球控制力。第四,過時的沿海運輸權法案。該類法案通常具有貿易保護主義導向,限制外籍船舶進入,而多數海纜鋪設和維修船舶和船員無法達到法案的本土化要求,故而大幅延長海纜鋪設與維修周期。第五,全球監管體系缺陷。其一,法律淵源老舊滯後,存在締約國覆蓋不全、條款陳舊忽略關鍵權限等問題;其二,規則執行效力不足,全球履約程度參差不齊,部分國家缺乏履約能力和意願;其三,海域管轄權劃分模糊,領海範圍之外的執法管轄權歸屬莫衷一是。第六,維修能力不足。全球範圍內,專門用於海底光纜鋪設與維修的船舶數量存在顯著缺口,這一點在日本尤為明顯。除了維修船和船員的短缺,維修也可能因為地區衝突、核輻射等非自然因素而延誤。 (歐亞系統科學研究會)
《外交事務》丨真實的中國模式
DAN WANG是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的研究員,也是Breakneck: China’s Quest to Engineer the Future一書作者。ARTHUR KROEBER是Gavekal Dragonomics的創始人,也是China’s Economy: What Everyone Needs to Know一書作者。The Real China Model2025年9/10月刊格雷戈裡·薩阿維德拉 / 路透社北京的產業政策之所以成功,並不僅僅因為規劃者們挑選了正確的行業並對其進行了補貼。它之所以奏效,是因為國家建設了成為一個有韌性的技術強國所需的深層基礎設施。它建立了一個以強大的電力和數字網路為中心的創新生態系統,並建立了一支擁有先進製造知識的龐大勞動力隊伍。可以稱之為一種“全方位”的技術戰略。這種方法使中國能夠開發新技術,並以比任何其他國家更快的速度將其規模化。中國的工業和技術實力現在已成為世界經濟的永久特徵。美國應與中國競爭,以保持其整體技術領導地位,並維持實現廣泛繁榮和國家安全所需的產業。但美國政策制定者必須認識到,他們目前的策略——出口管制、關稅以及零散的產業政策——是無效的。僅僅試圖放慢中國的步伐是行不通的。華盛頓必須專注於通過耐心的長期投資來建設自身的工業實力體系,不僅投資於特定關鍵行業,還應投資於能源、資訊和交通基礎設施。如果不這樣做,美國將面臨進一步的去工業化,並失去其技術領導地位。變得強大著名的紐博格林賽道以其曲折蜿蜒的13英里山路而聞名,被稱為“綠色地獄”。這是一個即便是最穩健的駕駛員和最先進的車輛也會受到考驗的賽道。通常表現最好的汽車由德國著名公司設計,如寶馬、保時捷和奔馳,或者由義大利、日本和韓國的長期製造商設計。但在2025年6月,該賽道見證了電動汽車的新速度紀錄,而創紀錄的汽車並非由傳統冠軍製造,而是由小米創下。小米是一家以中等價位智慧型手機和電飯煲聞名的中國公司。它僅在一年前才生產了第一輛汽車。但小米仍然創造了綠色地獄賽道有史以來第三快的汽車(無論電動還是傳統)。小米在賽道上的勝利象徵著中國在清潔能源領域迅速崛起。2024年,中國生產了全球近四分之三的電動汽車,並佔全球電動汽車出口的40%。中國牢牢掌控太陽能供應鏈。中國公司生產全球大多數電池,無論是用於電動汽車還是其他用途。中國還生產60%的電解槽,用於從水中提取氫氣,這是最有效的清潔氫能生產方式。美國對中國技術成功的標準解釋是,中國對各行業提供支援;提供數千億美元的補貼、稅收減免和低息貸款以推動這些行業發展;並幫助中國企業從其他國家獲取或模仿技術。這一說法忽略了更大的圖景。中國的成功不僅因為對特定行業提供補貼,還因為它投資了能夠促進創新和高效生產的深層基礎設施——包括物理系統和人力專業知識。一些基礎設施包括交通系統,如公路、鐵路和港口。在過去30年中,中國建設了全國高速公路網路,其長度是美國州際公路系統的兩倍,高速鐵路網路里程超過世界其他地區總和,並建立了龐大的港口網路,其中最大的是上海港,有些年份的貨物吞吐量超過美國所有港口總和。但如果中國僅止步於此,就無法達到今天的技術高度。其他基礎設施系統同樣至關重要。其中之一是中國的數字網路。得益於北京早期對手機的積極推廣,中國企業成為移動網際網路的先驅。字節跳動、阿里巴巴和騰訊等頂尖平台成長為世界級創新者。華為成為全球領先的5G裝置生產商。中國民眾現在幾乎人人使用智慧型手機。電氣化中國實力背後的另一個關鍵基礎設施系統是電力網路。在過去四分之一世紀中,中國在建設電廠方面領先世界,每年新增的發電量相當於英國的總供電量。中國現在每年發電量超過美國和歐盟的總和。國家大力投資超高壓輸電線路,可高效傳輸遠距離電力,並在各類電池儲能方面投入巨大。這一充足的電力供應推動了對電力依賴的交通系統快速發展,即高鐵和電動汽車。中國克服了長期阻礙電力成為主要能源、取代化石燃料直接燃燒的障礙:電力難以傳輸、難以儲存以及難以為交通提供動力。因此,中國正穩步成為世界上第一個主要依賴電力驅動的經濟體。全球電力佔能源使用比例約為21%,美國約為22%,而中國接近30%,僅次於日本的任何大型國家。且這一比例增長迅速:約每年增長6%,而全球為2.6%,美國僅為0.6%。中國的電氣化並非源自宏偉計畫,而是技術官僚針對具體問題(如工業區電力短缺及釋放鐵路運力以減少煤炭運輸)的應對措施。然而,快速電氣化如今具有明確的戰略意義。它成為工業創新的引擎——正如Damien Ma和Lizzi Lee在《外交事務》7月文章中所言,是“為未來供能”。政府清楚地認識到,充足且廉價的電力為未來高耗能產業(尤其是人工智慧)提供關鍵優勢。因此,北京力求確保其電力系統保持全球最大、最優。Disembarking from a train in Hangzhou, China, May 2025Go Nakamura / Reuters中國最微妙的深層基礎設施之一是擁有超過七千萬人的工業勞動力——世界上最大。得益於國家對複雜製造供應鏈的長期建設,中國的工廠經理、工程師和工人積累了數十年的“工藝知識”——通過實踐獲得的動手經驗——瞭解如何製造產品以及如何改進產品。這種工藝知識使得持續創新成為可能,即不斷調整產品,使其生產更高效、質量更好、成本更低。同時,它也使規模化生產成為可能:中國工廠能夠組織龐大而經驗豐富的勞動力來製造幾乎任何新產品。最重要的是,工藝知識使中國能夠創造全新的產業。例如,深圳的一名工人可能一年組裝iPhone,下一年組裝華為Mate手機,然後轉向為大疆生產無人機或為寧德時代生產電動車電池。中國勞動力的工藝知識可能是北京最寶貴的經濟資產,但難以量化。這也是全球長期低估中國能力的原因之一。一些分析人士認為,中國之所以組裝世界大部分智慧型手機和其他電子產品,是因為勞動力成本低。事實上,中國仍然是世界領先者,因為其勞動力在專業性、規模和速度上證明了自身價值。分析人士也忽視了中國企業家的雄心壯志。國內充滿了具有樂觀、膽識或大膽嘗試顛覆行業精神的企業家。小米傳奇創始人雷軍在2021年押注電動車,宣佈公司當時市值800億美元,將投資100億美元,並稱這是他的“最後一個重大創業項目”。在德國賽道上,這一賭注得到了回報。雷軍能夠利用現有的電子生態系統、電池合作夥伴和經驗豐富的勞動力,在短短幾年內製造出高速電動車。要理解美國企業為何常常難以做到這一點,可以將小米的經歷與蘋果公司相比。2014年,這家電腦巨頭考慮開發電動車。這並非瘋狂想法。蘋果當時市值6000億美元,現金儲備400億美元,資金遠比小米雄厚。按常規指標,技術成熟度也更高。但美國沒有中國的能源系統和製造能力,因此蘋果沒有現成的基礎設施可用。結果,2024年,公司董事會終止了長達十年的電動車研發。同期,小米擴大了生產能力,多次提高交付目標。與此同時,美國電動車領軍企業特斯拉在包括中國在內的主要市場銷量下降。中國消費者現在認為國內品牌位元斯拉更具創新性,更貼合快速變化的消費口味。不利反應中國的補貼有時可能抑制創新。慷慨的製造業投入有助於推動科技生態,但也使效率低下的企業在更市場化的經濟中本應淘汰的情況下長期存續。這降低了所有企業的利潤,因為公司不得不持續降價以維持市場份額。這反過來又意味著製造企業無法在研發上投入更多資金。實際上,他們需要對招聘新員工或提高工資保持謹慎。以太陽能產業為例。掌握太陽能供應鏈是國家的戰略勝利,但生產太陽能元件的公司大多銷售同質化產品,為微薄利潤而競爭,同時大幅降價。電動車、智慧型手機和許多其他產品的製造商情況亦如此,過多企業生產類似產品,利潤微薄。中國的科技部門取得全球成功,但其中的企業往往境況艱難。如果中國對科技和製造企業過於慷慨,那麼它對提供服務的企業就不夠慷慨。它已經開始意識到補貼過高,並開始撤回。較小、效率低的企業將退出市場。電動車行業的整合已初見端倪,自2022年以來公司數量從57家降至49家。現在三分之一的電動車製造商每月至少銷售1萬輛,而三年前不到四分之一。至於保護主義,大多數國家會發現中國出口產品幾乎沒有成本有效的替代品。同時,也有方法規避關稅壁壘。資訊很清楚:北京的主要目標不是快速增長,而是自給自足和技術進步。Assembling air fryers in Ningbo, China, May 2025Go Nakamura / Reuters不能停,不會停隨著中國科技和製造業的進步,華盛頓並沒有袖手旁觀。然而,這些管制的成效充其量也只是有限的。華為在2019年顯然受挫,但到2025年,公司宣佈上一年的收入已恢復到2019年的水平。它仍然是同一家公司,在5G裝置和手機製造上依然出色。除此之外,通過投入數十億美元替代美國晶片,華為也成為中國領先的半導體創新者之一。其他公司應對美國限制的表現甚至更好。中芯國際,作為中國最重要的晶片代工廠之一,自2020年以來收入翻倍。雖然在盈利能力上仍遠落後於行業領先的台積電,但其已取得技術突破,學會生產七奈米晶片。同樣,人工智慧技術限制並未阻止DeepSeek的崛起,該公司已開發出僅有少數矽谷企業匹敵的AI推理模型。DeepSeek的成功並不難理解。中國的AI企業可能無法使用與美國企業相同的最先進晶片,但它們擁有豐富的人才、成熟的晶片,以及龐大的資料池。此外,它們還幾乎可以無限使用廉價電力——這是美國競爭對手所不具備的。因此,根據全球技術基準,中國的大型語言模型最多僅落後美國領先者六個月,這一差距還在持續縮小。美國的技術限制非但沒有阻礙中國進步,反而觸發了中國的“斯普特尼克時刻”。其企業比十年前更大、更強,對美國企業的依賴明顯降低。一些美國官員意識到,僅通過打擊中國產業無法獲勝。例如,拜登政府的經濟策劃者制定了工業政策,旨在幫助美國推動自己的戰略性產業發展。美國通過了《晶片法案》,加強半導體生產,又通過《通膨削減法案》,補貼清潔技術。但儘管撥款數千億美元,這些努力大多未能取得實效。這些失敗的原因很簡單。美國尚未建立足夠的深度基礎設施。在其任期初期,拜登提出一項雄心勃勃的計畫,為幾乎每個美國人提供網際網路服務。但在其離任前,該“全民網際網路”計畫尚未連通任何人。即便國會劃撥數十億美元用於建設,美國仍沒有全國性的電動車充電網路。而且,華盛頓未能拆除建設電力傳輸系統的官僚和監管障礙,這使能源公司難以利用《通膨削減法案》為太陽能和風能項目提供的稅收抵免。At Hongqiao railway station in Shanghai, January 2025Go Nakamura / Reuters川普的預算計畫正在逐步取消這些補貼。2026年底前尚未啟動的大部分太陽能和風能項目,其前任提供的補貼將逐步撤銷。《晶片法案》仍在,但川普總統稱該法案“糟糕”和“荒謬”。與此同時,川普的關稅造成製造商深度不確定,他們暫停投資,同時努力維持供應鏈。白宮聲稱,一旦限制全面生效,關稅將迫使製造商在美國本土生產商品。但政府分析存在缺陷。製造商對許多原材料依賴進口,且已證明不願意根據川普搖擺不定的聲明做重大投資決策。實際上,僅在4月至7月間,美國就流失超過1萬個製造業崗位,僅在川普宣佈幾乎對所有國家實施高關稅之後。當然,川普並非唯一未能兌現承諾的政治人物。美國政客喜歡在新礦場或半導體設施開工時慶祝。但在產品延遲、裁員和產量下降的情況下,美國工業部門持續萎縮。實際製造業產出自2008年金融危機前穩步增長後,危機導致其驟降,並從未恢復。這種萎縮即便在國防製造領域也在發生。儘管資金大量流入,美國幾乎所有建造中的海軍艦船類別都進度落後,有些延遲達三年。炮彈製造商增產緩慢,儘管華盛頓已耗盡庫存以援助烏克蘭。美國在若干關鍵領域仍然擁有優勢:軟體、生物技術和人工智慧,以及大學驅動的創新生態系統。但這些機構的未來不確定。川普重新上任後,著手削減科研經費,並削弱國家技術人才供給。政府機構現在審查頂尖大學,包括哈佛和哥倫比亞,並因誇大反猶指控撤銷政府撥款、威脅撤銷大學稅收豁免資格。白宮削減了國家科學基金會和國家衛生研究院的資金。同時,川普對移民的敵意導致原本會來美國尋求職位的研究人員轉向其他國家的公司和大學。激進驅逐行動也影響美國建築業。美國根本沒有為未來年份建立好創新生態系統。回歸基礎美國可以,也應該盡快撤銷川普的支出削減和移民限制。但要有效與中國競爭,僅僅解除自我約束是不夠的。華盛頓在歷屆政府中之所以屢屢失敗,有原因:美國官員——無論民主黨還是共和黨——從未真正重視中國的能力。“中國不創新,”阿肯色州參議員湯姆·科頓在四月的社交媒體上寫道,這句話充分體現了美國人對中國成就的輕視。太多美國領導人仍然相信,更嚴密的出口管制就能阻止中國的技術勢頭。他們把律師派去打工程戰。必須認識到,無論美國多麼施壓,都無法摧毀中國的工業和技術體系。華盛頓應該做的是增強自身能力。這意味著要開始建設美國深度基礎設施的艱巨工作。必須放棄川普的關稅策略——寄希望於關稅迫使產業回流,以及關注老舊重工業(如鋼鐵)的做法。相反,政策制定者必須開始以生態系統的思路思考,就像中國所做的。美國在創業和金融領域有長期優勢,因此國家主導的現代深度基礎設施投資可能帶來巨大回報,就如同十九、二十世紀鐵路和公路投資的效果一樣。大規模基礎設施項目可以刺激對不同技術的需求,並創造建造這些技術所需的過程知識,這是重建製造業基礎的關鍵第一步。首要任務應是建設更大、更優的電力系統,充分利用核能、天然氣和可再生能源。為了最大化可再生能源的使用,美國應投資建設更多電池儲能和高壓輸電線路。美國還需要在整個產業中尋找降低成本結構的方法。作為高收入國家,美國的工資、勞動和環境標準較高,因此永遠無法在低成本勞動力方面與中國或印度競爭,也不應嘗試。但若真心重建工業,華盛頓必須展現出讓市場對資本密集型產業更具吸引力的決心。消除川普毀滅性的關稅(否則美國製造成本將高不可攀)至關重要,同時提供充足廉價的能源也同樣重要。此外,還需允許改革,消除新建項目的過度監管成本,為基礎研發提供充足政府資金,並實施寬鬆的移民政策,使企業能夠從全球招攬最優秀的人才。後者雖非直接成本措施,但對於重建美國的過程知識至關重要。如今大部分過程知識存在於海外,美國必須願意引進。最重要的是,華盛頓不應低估自己面臨的對手。要競爭,美國也必須承諾在這些產業中取得領先,並更願意接受錯誤和一定程度的浪費作為成功的代價。中國做對了許多事情,並為中國企業家創造了成功的條件。中國可能存在問題,但仍將繼續高效運作。而且它成功得越久,美國及其盟友在能源、工業產品,甚至人工智慧領域,面臨的去工業化壓力就越大。若美國要有效競爭,政策制定者必須少花時間考慮如何削弱對手,而更多時間思考如何讓國家成為最佳、最有活力的版本。 (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