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中美新一輪關稅戰硝煙再起之際,一位曾因對中國強硬表態而被貼上“鷹派”標籤的美國前參議員,正式成為新任駐華大使。帕度的高票確認不僅標誌著美國政壇對其對華立場的某種共識,也預示著一場不同以往的外交接力。這位兼具40年跨國商業經驗與國會政治履歷的“雙軌精英”,將如何實踐川普政府第二任期的交易思維和實用主義外交,又將為中美大國關係增添那些新變數?川普在提名帕度的聲明中表示,“他將幫助我實施維護該地區和平的戰略,並在與中國建立富有成效的工作關係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圖源:Semafor01 為何是帕度?為何是現在?美國總統川普在當地時間2024年12月5日通過社交媒體上宣佈,提名大衛·帕度為美國新任駐華大使。當地時間4月29日,美國參議院以67票贊成、29票反對的投票結果正式確認帕度出任美國駐華大使。長期以來,美國駐外大使的人事任命通常不以外交素養和語言能力為首要考量,而是作為當選總統回饋政治盟友和競選捐款人的酬謝,具有“論功行賞”的特徵。以美國駐華大使為例,拜登時期的駐華大使伯恩斯之前的幾位大使都是政客出身,或是州長,或是聯邦參議員。伯恩斯在哈佛大學時曾指出,自甘迺迪時代以來,美國的政客大使、職業大使比例是“三七開”,他建議改變為“二八開”,尤其是關鍵國家的大使崗位應當由“終生獻身外交事業的人”出任。如今,帕度的任命重新回歸了傳統的政客大使模式,也凸顯了川普對外交官忠誠度的重視。川普期待通過親信控制外交系統,確保白宮戰略部署在執行時免於政策背離。作為川普的長期盟友,帕度在2020年大選後支援川普關於選舉舞弊的說法,甚至主張自己在2020年的參議員勝選結果被民主黨對手“盜走”。在2022年競選佐治亞州州長失敗後,帕度繼續獲得川普支援,兩人在對華政策上高度一致。這種政治忠誠度使帕度成為川普政府中可靠的“傳聲筒”,確保本屆政府對華政策執行不會偏離軌道。保衛民主基金會(Foundation for Defense of Democracies)的中國事務高級主管克雷格·辛格爾頓(Craig Singleton)表示:“本屆政府對華外交將由高層主導。川普以及財長和商務部長等關鍵人物可能會在與中國的任何實質性接觸中發揮主導作用。”本平台此前文章曾分析過,川普提名帕度出任駐華大使,體現出一套既基於個人信任、又服務於戰略目標的任命邏輯。(詳見《帕度是誰,為何商業精英被提名美外交前哨即駐華大使?》)一方面,川普與帕度都來自商界,秉持“以交易為核心”的現實主義思維方式,在政壇均強調經濟優先與國家利益最大化。這種背景上的高度契合,使得川普確信帕度能夠在對華事務中“聽得懂語言、做得出決策”,在關稅戰和產業脫鉤等方面忠實貫徹其“美國優先”政策主張;另一方面,帕度的經理人經驗和亞洲業務背景使他符合川普軟硬兼施溝通模式的需求:既能作為強硬談判者傳遞壓力訊號,又可能通過高效對話爭取短期突破,創造戰略靈活性。在中美關稅戰升級的背景下,帕度的任命具有特別意義。2025年4月,美國對華關稅已飆升至145%的歷史高位,中國也採取了對等反制措施,提高了對美進口商品加征關稅稅率。川普在4月22日的白宮記者會上承認“145%的關稅太高了”,並暗示將大幅下調稅率,但強調“不會降至零”。川普政府尋求一個既能保持對華強硬姿態,又能推動貿易談判的駐華大使人選。華盛頓智庫史汀生中心中國項目主任、布魯金斯學會客座研究員孫韻認為帕度的確認非常及時,因為在關稅戰中,“可靠的聯絡點”對於穩定兩國關係至關重要。在4月3日舉行的參議院聽證會上,帕度稱美中關係是“21世紀最重要的外交挑戰”。 圖源:Getty Images參議院67票通過帕度的提名反映了美國兩黨對華立場的微妙平衡。投票支援帕度的議員包括51名共和黨人、15名民主黨人和1名獨立派別議員。儘管這一投票結果相較川普時期提名布蘭斯塔德(82:13)和拜登時期提名伯恩斯(75:18)有所下滑,但仍顯示處理好美中關係已是兩黨公認的重要議題,對華強硬成為跨黨派基礎共識。02 帕度其人:從外包商到對華鷹派發展與未來在川普提名帕度前,外界曾將兩位有望緩和中美關係的友華人士,即前總統理查德·尼克松的孫子克里斯托弗·尼克松·考克斯(Christopher Nixon Cox)和喬治·W·布什政府前財政部長漢克·保爾森(Hank Paulson),視作潛在駐華大使候選人。但事與願違,川普挑選了帕度這位身負輿論包袱的對華強硬派。帕度的商業經歷塑造了其獨特的對華理解。帕度在亞洲工作了近40年,曾作為達樂公司(Dollar General)、銳步公司(Reebok)的CEO和莎莉公司(Sara Lee)的高管,在中國香港和新加坡積累了豐富的對華商貿經驗。帕度曾表示,他的大部分職業生涯都在“尋找低成本的生產設施和勞動力”。他對中國供應鏈的複雜性有著深刻認識,強烈支援將工作崗位從美國轉移到亞洲以節省製造成本,這與川普的促進製造業回流的政策思路存在矛盾。不過,在確認聽證會上,他欣然接受了川普的“美國優先”戰略,並誓言要“確保我們自身的國家和經濟安全不受損害”。帕度對中美經貿關係存在複雜看法,但總體認同川普關稅政策的有效性 圖源:美國新聞周刊帕度對華立場的演變軌跡清晰而曲折。早年,帕度曾是主張與中國改善貿易關係、減少貿易逆差的理性“知華派”。2018年5月,他作為國會代表團成員訪華後,在福克斯新聞發文呼籲美國向中國學習長期戰略眼光,“清醒過來,更好地與中國競爭”,指出中美關係不應是“零和博弈”,而應尋求雙贏。此外,帕度認為川普提出的廣泛鋼鋁關稅政策將造成不利影響,並建議採取更有針對性的貿易手段。到2019年,帕度的立場開始發生變化,他積極支援川普的關稅政策,稱這是“迫使中國重新評估其行為的有效工具”。在美國知名智庫國際戰略研究中心(CSIS)於同年12月舉辦的第四次“中國力量”辯論會中,帕度就中國問題發表了主旨演講:帕度強調中美長期共存將成事實,美國應以靈活務實的態度面對中國崛起;他以中國古語“天無二日”和“中國製造2025”為例,警惕中國基於數千年歷史自豪感的大國復興情結,稱中國推動海軍擴張與“一帶一路”倡議、在全球建立專屬控制區已對美構成系統性挑戰;同時,帕度批評美國對華“接觸”政策方式不當,但“新冷戰”代價高昂,“脫鉤”肯定是錯誤的。他主張在難民、反恐、減貧等全球議題上加強合作,而非推動“傲慢”的美式民主輸出。他特別指出,中國在製造業、科技和戰略部署上進展迅速,美國若不能通過高等教育吸引中國人才,將在未來競爭中陷於被動。帕度還強調與東南亞國家合作的重要性,並表明對台海安全的強烈關注,主張履行對台安全承諾。整體而言,帕度此時已展現出鷹派現實主義立場,強調競爭中的對等、威懾與接觸平行不悖。2020年後,帕度徹底轉變為強硬對華鷹派,著重強調中國威脅。他曾聯名致信時任財政部長姆努欽(Steven Terner Mnuchin)和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警告美國必須採取措施遏制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影響。在軍事委員會聽證會上,他向陸軍參謀長馬克·米利(Mark Milley)詢問中國軍隊是否構成長期威脅。2024年9月,他在右翼媒體《華盛頓觀察家報》發表題為《中國的新戰爭:美國的自由取決於如何應對威脅》的文章,系統闡述了其咄咄逼人的對華鷹派觀點:中美正處於一場不同於熱戰或冷戰的“新戰爭”中,這是一場涵蓋經濟、技術、意識形態和全球秩序爭奪的無形戰爭,關乎自由世界的存亡。帕度反思過去美國對華接觸戰略的失敗,認為賦予中國WTO地位和最惠國待遇是“歷史性錯誤”;帕度稱,美國本想促使中國自由化,卻反被中國借全球化手段“以夷制夷”。帕度在國會山的經歷也為他即將迎來的使節生涯帶來了政治敏感性與策略靈活性。帕度曾於2015年至2021年擔任佐治亞州聯邦參議員,期間曾任參議院海權委員會主席,也曾在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等任職,是目前唯一在這兩個委員會都擔任過職務的共和黨人,也是國會最富有的議員和任職期間股票操作最活躍的交易員之一。儘管帕度自稱自己和華盛頓官員這三十年看待中國的視角不一樣,但帕度在參議院的投票記錄表明他的涉華認知與傳統共和黨對華鷹派別無二致。他曾投票支援《某人權政策法案》,支援《制裁美國對手法案》和其他出口限制措施,表示應關注中國在南海的活動和科技崛起等等。但與此同時,帕度也多次指出中美存在廣泛合作空間,需共同避免關係惡化。2019年9月2日,同時擔任美國參議院美中工作小組共同主席的戴恩斯和帕度率參議院代表團訪華時表示,美中關係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之一,工作小組成員願為增進兩國政府和人民之間的相互瞭解作出努力。回國後,帕度在CNBC撰寫了一篇評論文章,稱他向中方代表傳達了明確的合作意願,“我們可以利用這個機會(貿易談判),建立一種公平競爭、合作共創美好世界的關係”。帕度稱,如果“貿易不公”被修正,那麼中美兩國將進入一個“競合”時期:在經濟上競爭,但在共同利益問題上合作。 圖源:Politico帕度並非一個盲目強硬的反華政客,他傾向於以結果導向、風險權衡的方式評估對華政策,而不是完全從意識形態出發。在聽證會上,帕度表示:“我們對華態度應該是細緻入微、不帶黨派色彩和有戰略性的。”在帕度眼中,中美關係是一種長期且不可避免的“競合關係”,因此,美國既要遏制中國挑戰美國領導地位的勢頭,又要在一定程度上維持合作空間以穩定全球秩序。不過,能否在這樣的認知下尋找和擴大中美求同存異的空間,無疑是這位新大使需面對的極大考驗。03 新形勢下美國駐華大使角色的再定義回顧冷戰結束後美國歷任駐華大使風格,可大致分為三類:一是通曉中國、富有文化或家庭聯絡者,如雷德(Clark T. Randt, Jr.)、洪博培(Jon Meade Huntsman, Jr.);二是具備政界資源、主要承擔對美輿情管理任務者,如鮑卡斯(Max Baucus)、伯恩斯(Nicholas Burns);三是與雙方領導人關係良好、便於執行高層意志的“密使型”角色,如布蘭斯塔德(Terry Branstad)。帕度的履歷既不屬於傳統的三類,也部分混合了以上各種類型的優勢。他曾在中國香港和新加坡長期工作,具備東亞事務熟悉度;又有議員經驗,熟悉共和黨主流外交戰略;由於與川普的密切關係,在實際操作中,他極可能不拘泥傳統外交文書體系,而是以“直通白宮”的形式推進關鍵溝通。在當前中美關係語境下,駐華大使的角色帶有更多“護欄”的屬性。傳統上,駐華大使是兩大國高層間負責傳遞資訊並推動外交處理程序的官員。正如前小布什政府中國事務主任丹尼斯·懷爾德(Dennis Wilder)指出,中國關心的並非帕度對華言論如何,而是他是否直接代表川普以及能否通過秘密管道傳遞真實意圖。然而,帕度的商業背景和政治身份使其可能在“密使”的角色上增添新的功能:一是作為“以商促政”的橋樑,推動企業對話和供應鏈去風險協調;二是作為緩衝“新冷戰”風險中的調解人,為川普釋放合作訊號鋪墊對話基礎;三是作為駐外媒體與話語前哨,直接面對中國輿論場進行資訊傳播。川普和手下官員在今年4月多次宣稱中美經貿談判正在進行中,但遭到中方否認。 圖源:路透社作為中美新一輪關稅戰後、2026年中期選舉前的駐華大使,帕度可能被賦予雙重使命:一方面執行對華強硬政策以安撫國內反華情緒,另一方面展現對話意願,在確定競爭框架中為技術脫鉤、經貿爭端與台海議題“降噪控溫”。這將使帕度成為川普政府平衡國內政治與外交需求的關鍵角色。04 各方對提名確認的輿論反應帕度被任命為美國駐華大使後,各界反應褒貶不一。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愛達荷州共和黨參議員吉姆·裡施(Jim Risch)在投票前表示,帕度的提名“肯定是本次投票中最重要的任命之一”。他認為帕度能勝任駐華大使這一艱巨使命,“我們需要一位像大衛·帕度這樣的強有力領導者,站在與中國政府鬥爭的最前線,執行川普總統的願景。”亞利桑那州民主黨籍參議員魯本·加列戈(Ruben Gallego)在接受採訪時談到了他對提名投贊成票的原因:“我們顯然正與中國進行一場重大貿易戰,這正在影響著我們國家的經濟……前參議員帕度在與中國打交道方面擁有實際經驗。”曾在巴拉克·歐巴馬總統任期內擔任美國駐華大使的馬克斯·鮑卡斯(Max Baucus)則期望帕度用巧妙的外交手段來平衡他的強硬立場。“他越是表現出對中國的尊重,並鼓勵中國尊重美國,就越有可能取得突破......他必須證明我們美國人是強大的——我們不會被別人擺佈,也不會讓中國欺負我們。”台灣地區的“中央通訊社”則強調了帕度曾於參議員任內“訪問”台灣並“拜會”時任台灣地區領導人蔡英文等“友台”訊號,著重關注帕度在本月初出席聽證會時與所謂“對台灣關係法”與“六項保證”、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等涉台問題的相關答覆。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在回應記者提問時僅表示“在中美關係和經貿問題上,中方的立場是一貫的、明確的”,未作進一步評論,顯示出謹慎態度。帕度被任命為駐華大使凸顯了美國對華政策“斗而不破”的路線,其履職表現將備受關注。圖源:華盛頓郵報總之,在中美雙邊關係歷經結構性重塑的當下,帕度所代表的不只是一個人或政黨的強硬聲音,更是一種將地緣政治、全球供應鏈、霸權焦慮與選舉動員深度捆綁的美國新常態對華戰略。作為一位深諳市場規律的商界老將,帕度是否能夠在“威懾”與“接觸”、在“脫鉤”與“再掛鉤”之間遊走出一條不被意識形態裹挾的實用路徑,仍有待觀察。 (復旦中美友好互信合作計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