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9日下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抵達韓國慶尚北道安東市，開始對韓國為期兩天的訪問。
高市訪韓沒去首爾，這裡面有可說的故事。今年1月，韓國總統李在明訪問了高市的老家日本奈良，這次安排高市訪問李在明的老家安東市，用日韓外交人士的話說，“意在彰顯親密關係”。在日韓交往史上，這種直接跳過首都、走進領導人故鄉的外交安排非常罕見。
秀親密的背後，是抱團取暖。因為無論是東北亞局勢還是國際態勢，都讓日韓產生了迫在眉睫的危機感，催生了在陣陣寒風中抱團取暖的需求。
從去年10月高市就任日本首相算起，這是她與李在明的第三次會面。這樣的高層互動頻率，在近年來波折不斷的日韓關係中並不多見。這兩位領導人，意識形態上一個右翼一個左翼，歷史問題上都很強硬，卻在共同書寫日韓親密。這種“不可能組合”，無論怎麼看都像是因現實所迫而安排的“強迫婚姻”。
被迫抱團取暖主要體現在兩個層面。第一，川普的“越頂外交”給日韓造成的危機感。剛剛結束的訪華，川普的行程是從華盛頓直飛北京，然後直接回國。此前日韓媒體都有報導，希望川普在訪華行程中“停留”日韓。東京和首爾最終未能如願，絕非美國外交部門一不小心的疏忽。
長期以來，美國總統訪華的行程中，總會“配套”訪問日韓（至少是其中之一）。川普2017年11月首次訪華，就是“先日韓、再中國”。冷戰結束以來，此前的唯一一次例外是1998年克林頓訪華。那次為期9天的中國之行，克林頓從西安入境，先後訪問北京、上海等城市，然後從香港返回美國。那次的安排在日韓引發了震動，日本媒體還創造了“越頂外交”的詞彙。
如今日韓不得不直面這一現實，“越頂”已是既成事實，今後更可能成為趨勢。
冷戰結束以來的相當長時期裡，美國東亞外交的重心都放在同盟體系。某種程度上說，那時美國對華外交是其“同盟外交”的一部分，華盛頓需要通過正式的總統到訪，與日韓在對華政策上“對表”。
用美國戰略與國際中心學者亨利埃塔·萊文的話說，“此前，美國官員接觸北京是為了與中國官員進行溝通，同時也是同盟管理的一種形式。對華外交旨在鞏固美國與夥伴的關係，同時反擊中國削弱這些關係的努力。”
這一次，川普的“對表”變成了結束訪華後，分別給日韓領導人打電話15分鐘和30分鐘。在萊文看來，與此前的美國總統不同，川普不太在乎盟友的顧慮，“更傾向於將每段關係作為獨立的事務來處理”。
萊文把變化歸因於“川普因素”，是值得商榷的，充其量只能算說對了一半。即使是重視同盟外交的拜登重返白宮，他的對華外交也不可能“昨日重現”。這種變化背後更深層次原因在於，中美兩國的實力對比、雙邊關係的重要性，以及戰略態勢比以往更趨於對等的現實，讓美國的對華外交不得不成為一個“獨立”的存在，不再只是此前那樣的“組成部分”。
換句話說，在中美這樣量級的博弈中，美國在重新思考戰略資源的劃分和利益優先的排序。日韓這兩個地區盟友的份量，已經“承載”不了美國整體對華外交。當然，“聯盟應對”不會徹底淡出歷史舞台，但日韓在美國對華外交中份量降低，已是不爭的事實。
這次高市訪韓的驅動力之一，就是日韓“份量”降低所產生的危機感。因為僅靠與美國的同盟關係，已不足以為日韓提供安定感，所以必須暫時把成見放在一邊，以期在大國博弈中拓展外交空間。
被迫抱團取暖的第二個層面，是伊朗戰爭的衝擊。這場戰爭，幾乎是掐中了日韓這兩個資源匱乏型國家的死穴。日韓超過80%的原油和天然氣依賴中東，而且其中絕大部分的運輸途經荷姆茲海峽。
而作為這場戰爭發起者美國的盟友，對戰爭走向的影響以及如何才能為自己“止損”，日韓的角色連已經很“弱勢”的歐盟都不如。關於伊朗戰爭，某些歐洲盟友尚且敢跟美國唱反調，而日韓在這個問題上幾乎沒有存在感，既沒有獨自解決危機的能力，又不敢向美國發脾氣。
這種無力感（或許也可以說無能感），是高市訪韓期間兩國在能源安全合作上火速達成協議的直接催化劑。對於日韓來說，既然無法影響大局，那就只能在最基礎的經濟生存層面做抱團取暖的事情，為應對出現更壞的情況備點“乾糧”。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都是抱團取暖，但日韓對彼此的需求存在微妙的差異。關鍵的原因在於，外部環境所造成的寒意，高市的感受比李在明更“刺骨”。她在訪韓期間的滿臉堆笑，掩蓋不了心內焦慮。
川普訪華過程中有個細節，在他抵達北京前，中美雙方的經貿團隊，在韓國仁川國際機場舉行談判。這場持續約3個小時的談判，可以說為川普訪華的成功起到了臨門一腳的作用。而在這個過程中，韓國以其獨特的地理和地緣優勢，成了中美關係演進過程中的重要見證者，甚至可以說是積極層面的推動者。
也就是說，在事關韓國切身利益的中美關係問題上，韓國至少顯示了存在感。毫無疑問，這與李在明就任韓國總統後，就與中國建立了很好的溝通管道、確保中韓關係的穩定不無關係。反觀高市，對於川普訪華的情況，她只能靠打聽（與川普那15分鐘通話，是高市事先主動要求的）。
高市就任首相後在台灣問題上大放厥詞，導致其一直無法打開對華外交的局面。日本《朝日新聞》5月11日的社論，勸高市改變航向解凍中日關係。對於日本最近發佈的《外交藍皮書》中，把對華關係從以往“日本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之一”的表述改為“重要鄰國”，該社論稱“令人費解”。
令人費解的原因，其實並不難理解。正如該社論所認為的那樣，與高市惡化對華關係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世界各國領導人都在相繼訪問北京。如果從去年12月法國總統馬克宏算起，截至5月19日俄羅斯總統普丁訪華，這半年內聯合國五常裡其他四國領導人都實現了訪華。這樣的現象，在二戰以來的外交史上非常罕見。
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絕對不能忽視的一點是，在不確定的時代，中國的外交在為世界提供確定性。《外交事務》雜誌近期一篇對比中美外交的文章中有這樣一個觀點：“中國向這個世界推銷的，從來都不是什麼比美國領導力更具慷慨普世情懷的完美替代品，只是一種可預測的安穩感。”
但這篇文章的作者沒有提及，同時也更具現實和時代意義的是，這份可預測性，這份安穩感，正是這個時代的稀缺品。中國外交所呈現的，就是這個時代的軟實力。這種軟實力與肉眼可見的硬實力，共同造就了目前中國在國際外交上位勢。
或許是意識到了形勢逼人，5月18日，也就是高市出訪韓國的前一天，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借出席參院決算委員會會議的機會稱：“在全面推進日中戰略互惠關係的同時，構築建設性且穩定的日中關係，這一方針是一貫的。”
“戰略互惠關係”是2006年安倍首相時期提出的，在訪韓前重申這一表述，高市很可能是在通過強調這一點，來給自己的對華外交尋找出口。但這顯然還不夠，高市打的“死結”，沒那麼容易解開。 (南風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