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媒體報導，10月30日上午，國家主席習近平在釜山同美國總統川普舉行會晤，歷時約1小時40分鐘。總書記指出，中國的發展振興同川普總統要實現的“讓美國再次偉大”是平行不悖的，中美兩國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共同繁榮。中美兩國應當做夥伴、做朋友，這是歷史的啟示，也是現實的需要。川普也對此次會晤感到十分滿意，並期待與中國建立長期良好關係。在兩國領導人的共同努力下，2025年10月25日至26日的中美經貿磋商也取得良好進展，雙方圍繞關稅政策、稀土出口管制、農產品擴大貿易等多項核心議題達成基本共識。但基於其政策不確定性與誇張的語言風格，公眾對川普對華政策的穩定性仍持有疑慮。對此，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三位資深學者，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維克多·戴維斯·漢森（Victor Davis Hanson）與斯蒂芬·科特金（Stephen Kotkin），圍繞“川普時代”展開了一場深刻的政治辯論。辯論重點探討了川普對華政策核心要旨，弗格森認為，首先，川普將中美競爭核心判定為經濟競爭而非地緣政治競爭，經濟博弈才是中美較量的關鍵。其次，其對華政策正呈現從強硬對抗向尼克松式“大交易”轉變的趨勢，川普正朝與中國達成外交妥協的方向邁進。此外，川普並不認為台海局勢關涉美國核心利益，其更在意如何在與中國的“大交易”談判中取得優勢。該辯論還圍繞川普的政治影響力與共和黨轉型、美國財政危機、高校改革、美國是走向復興還是衰落等關鍵領域展開深入探討，既交鋒於“川普是否為戰後最具變革性總統”等分歧，也共同聚焦美國建國250周年前夕的復興潛力。這場辯論兼具歷史縱深與現實洞察，為理解當下美國的政治撕裂、經濟困局與文化博弈提供了多元視角，歐亞系統科學研究會特摘譯編寫此文，供讀者批判性閱讀。文章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三名歷史學家共辯川普時代與談人｜Niall Ferguson, Victor Davis Hanson, Stephen Kotkin編譯｜肖思航來源｜Hoover Institution▲ 圖源：Unknown Knowledge with Peter Robinson1 川普是偉大的總統麼？整場對談由一個簡單的評分互動開始。三位與談人需要給川普的影響力（consequentiality）打分，分值範圍從1到10，分值越大，影響力越大。漢森率先給出7分，弗格森緊隨其後給出8分，而科特金則表示現在給分還為時尚早。弗格森認為，無論川普最終如何收場，他都堪稱為戰後美國最具影響力、變革性的總統。作為美國史上第二位“非連續連任”的總統（上一位是美國第22和24任總統格羅弗·克利夫蘭），他的變革性具體體現在三個層面：第一，在國內政治層面，川普改變了政治話語的本質，重塑了美國政治的運作方式。他用街頭化語言替代傳統建制派的精英話術，用大眾化的社交媒體跳過主串流媒體的“過濾”，用非黑即白、對抗性話語替代折中妥協，川普揮舞MAGA（讓美國再次偉大）大旗，讓本土利益和民粹訴求成為政治話語的核心。第二，在國際經濟層面，川普打破了“自由貿易是美國國際經濟政策基石”的戰後共識。為了實現美國製造業回流以及彌補財政缺口，對戰略對手乃至盟友都豎起了關稅壁壘。第三，在國際秩序層面，川普不可逆地打破了戰後國際秩序。他上任以來退出多個國際組織和條約，拒絕履行國際義務，全球治理出現了“制度真空”，除此之外，他還改寫了美歐的戰後同盟邏輯，多次羞辱歐洲盟友並指責其“搭便車”。可見，川普治下的美國從規則維護者轉向規則破壞者，正在逐步打破美國乃至世界的固有模式。另外，弗格森指出，川普的變革性源於其深刻的技術洞察，他是首個完全理解互聯⽹對公共領域的顛覆性改變，並充分利⽤這⼀變⾰的總統（弗格森將川普稱為“推特總統”）。歐巴馬也用社交媒體，但只是將其作為競選工具，而川普則把它用作打破精英秩序、重塑政治規則的武器。漢森認為，川普正憑一己之力推翻進步派項目。他改變了共和黨，將其塑造為一個民族民粹主義政黨，還摧毀了民主黨，將其核心主張劃為邊緣議題。漢森將川普如今在美國國內所掀起的變革稱為一場“全方位反革命”（360 degree counter-revolution），它就像是法國大革命中的“熱月政變”（Thermidorian reaction），充斥著對激進革命的反向修正。過去，進步主義主導的美國社會推行身份政治和覺醒文化，美國高校、企業盛行DEI（多元化、公平與包容）項目，保守派認為其對種族、性別議題矯枉過正。如今，川普正在系統性反擊這些進步主義議程，通過取消DEI，恢復SAT（美國高中畢業生申請大學的重要學術測試）等措施，試圖重建以美國傳統價值觀凝聚的社會秩序。而遲遲未給出分數的科特金指出，川普的影響可能是短期的，不要高估其歷史變革性。首先，川普的核心作用雖在於推動共和黨的轉型，但這種轉型並不能代表美國社會的整體變化：除了兩黨選民之外，美國還有約佔40%的獨立選民，且川普各項核心主張在獨立選民中的支援率正逐步下滑，僅侷限於共和黨內的變革，顯然無法等同於全美範圍內的結構性轉變。其次，即便川普的部分核心政策，如強化邊境安全、打擊毒品犯罪等確實獲得了不少民眾認同，但他推行這些政策的具體方式，在全美範圍內並未形成廣泛共識。民眾支援政策目標本身，與認可川普的執行路徑，本質上是兩回事。最後，科特金強調，不應過度放大川普政策的實際效力：一方面，他的行事風格常顯隨意，政策連貫性不足，朝令夕改的特質削弱了政策的長期影響力；另一方面，美國社會的深層結構性力量，如人口結構變遷、顛覆性技術發展對國家走向的塑造作用，實則遠大於單一總統任期內的政策調整。2 川普的真面目究竟為何？從內政到外交，主持人羅賓森持續發問。當前，川普主義（Trump doctrine）的外交政策成形了嗎？他的外交理念的本質是什麼？其核心是否是“除非他國招惹美國及其盟友，否則就讓世界自行其是”？弗格森指出，相較於傑克遜主義與孤立主義，川普的政策更具“尼克松式”特徵，二者在對盟友的策略、對“和平締造者”身份的追求及激進的國際經濟政策上高度契合。首先，二者均認為美國盟友在“搭便車”，要求盟友承擔更多責任、自主保障自身安全。具體來看，川普將烏克蘭危機界定為歐洲事務，稱美國無法左右俄羅斯，這恰似尼克松的“越南化”策略——通過將戰爭任務逐步移交南越，為美國體面退出越戰鋪路。其次，二者皆渴望以“和平締造者”之名留世。9月聯合國大會期間，川普大肆宣揚自身在止戰方面的重大貢獻；其近期推動的“20點計畫”（即加薩和平計畫），亦彰顯了推動中東格局實現根本性變革的決心。最後，二者均傾向推行激進的國際經濟政策。上世紀七十年代，“尼克松衝擊”震顫世界：他不僅宣佈訪華，更推動美元與黃金脫鉤，並徵收10%的臨時進口稅。弗格森認為，川普如今政策的真正靈感，正源自當年尼克松的那場變革。漢森認為，川普外交策略的核心是“反應式威懾”（reactive deterrence），其本質在於“先警告、後精準反制、見好就收”，絕不陷入長期泥潭。在全球範圍內，川普以“是否存在共同利益”為標準選擇合作對象，而非簡單以意識形態劃線：對願與美國合作的國家，他承諾“好處”；對反對者，則著力建構威懾。川普的威懾邏輯清晰：起初明確警告對手“勿採取敵對行動”，若對方一意孤行，則實施精準打擊；同時，他會預先規劃“退出策略”，避免重蹈越南戰爭等長期戰爭的覆轍。川普的不可預測性也是它能夠成功威懾對手的關鍵。此外，川普的行動目標始終聚焦“消除特定威脅”，並無介入他國“國家建設”、進行“民主輸出”的野心。漢森還對比了川普的兩屆任期，他認為，川普始終對第一任期的“天真與不徹底”耿耿於懷，當時他因追求跨黨派合作，任用了不少建制派人士；第二任期則吸取教訓，行事更趨激進且具破壞性。這一時期，他的國際形象堪稱“強勢的破局者”：他打破慣例，在國際場合直言不諱地批評歐洲盟友，對國際多邊組織更是嗤之以鼻。然而，這種作風反而換來他人的順從與跟風模仿，進一步助長了他我行我素的行事風格。3 川普的務實中國觀接著外交政策的議題，主持人羅賓森拋出問題：川普對華政策的圖景是否明晰？未來美國對華政策的路線走向將會如何？對此，科特金指出，對華政策是當前美國外交政策中最具世界歷史意義的重大議題，而如何應對中國，亦是其外交政策的核心議題。他提及，當前世界存在三個令美國顯露脆弱的“失敗邊界”（borders of defeat）——烏克蘭、以色列及台灣。在這些地區，美國常顯力不從心，其緩和談判多無濟於事。科特金認為，美國需在這些議題上把握好“尺度”：既要避免引發不必要的戰爭，又要防止因一味綏靖，被視為投降做派。弗格森表示，川普實際上將中美競爭的核心判定為經濟競爭而非地緣政治競爭，在他看來，經濟博弈才是中美較量的關鍵。在美對華戰略演進歷程中，正是川普率先開啟了對華全面戰略競爭的時代。川普能成功當選，核心動因之一便是他承諾“解決美國製造業外流”的問題。上任後，他通過加征關稅、實施出口管制，乃至威逼利誘他國及企業赴美投資建廠等舉措，踐行著自己的核心關切——美國能否在製造業領域，追趕上已實現飛躍的中國？“美國再工業化”雖難度極大，卻是中美經濟競爭的核心戰場。而在當下技術浪潮中，人工智慧競賽的勝負，更直接決定著這場經濟競爭的最終走向。而提到川普對華政策的未來走向，弗格森認為，其正呈現從強硬對抗到尼克松式“大交易”轉變的趨勢，川普正朝與中國達成外交妥協的方向邁進。這一政策轉向背後有兩大動因：其一，中國在能源領域的關鍵佈局，為其在中美人工智慧競爭中奠定了堅實基礎；其二，川普發起貿易戰後，中國採取“對等反制”措施，並依託在稀土領域的核心優勢，直接衝擊美國的汽車製造廠商。這都讓美國意識到，中國是一個難以撼動的強大對手。對“務實”的川普而言，台灣問題並非美國的核心利益，而是其為達成對華“大交易”可動用的談判籌碼。4 川普如何解決美國的財政危機？談到美國現在的財政狀況，羅賓森引用了亞當·弗格森的相關表述——任何一個大國，如果它的償債支出超過了國防支出，那麼它的大國地位將不會長久。而如今美國聯邦政府債務佔GDP比重達到了驚人的120%，凸顯出了美國財政的可持續性危機。弗格森認為，美國當前正處於完全不可持續的財政軌道上。而川普政府出於政治權宜，從未有穩定公共財政的打算——畢竟福利制度改革在政治層面風險極高。美國財政問題的根源可追溯至小布什政府時期，因歷屆政府均缺乏有效解決方案，這一問題已逐漸威脅到美國的軍力現代化處理程序與戰略威懾能力。但在弗格森看來，評判川普執政成效的標準，應聚焦於美國與中國等競爭對手的博弈表現，而非國內財政改革的推進情況。漢森表示，川普政府實則有一套明確的財政解決方案，其核心思路是“靠經濟增長化解財政困境”，且絕不觸碰福利制度，但這套方案空想色彩濃厚，本質上是自欺欺人。具體來看，其方案包含五大設想，均存在明顯落地隱患：其一，吸引巨額外國投資，但多為口頭承諾，兌現度低，資金是否到位難以追蹤；其二，大力發展能源出口，計畫將能源銷往全球，但產能供給缺乏明確支撐；其三，依賴關稅創收，但關稅與經濟增長或存在此消彼長的矛盾，且微薄的關稅收入，對於填補巨大的財政缺口而言杯水車薪；其四，寄望於人工智慧、加密貨幣等新興產業收益，但僅為模糊的樂觀預期，具體落地效果存疑；其五，削減聯邦僱員規模，試圖通過精簡政府人員節省開支，但目前多為紙面計畫，缺乏實質性推進。在這套方案中，“福利制度改革”儼然成為川普政府的政治禁忌。但福利問題對美國的威脅從未停止——近期美國聯邦政府停擺，便與兩黨在醫保福利預算上的分歧直接相關。科特金補充表示，當前川普政府與美國兩黨均深陷“財政瘋狂”的困局：既缺乏解決財政問題的政治意願，也不願觸碰最敏感卻至關重要的福利改革議題。而川普任內通過的《大而美法案》，更是這一“財政瘋狂”的延續。他進一步指出，若川普僅靠易被後續政府推翻的行政令，以及犧牲財政可持續性的法案來支撐任期，又未能留下具有長期價值的政治遺產，那麼他未必稱得上“具有重大影響力的總統”。5 川普的高校改革能否成功？與財政危機同樣不容忽視的，還有美國的高校危機。羅賓森首先點出了美國大學當前的核心困境：高校在依賴聯邦政府補貼的同時，其自治權正持續遭受聯邦權力的侵蝕。川普在第二任期內，通過宣稱“關閉”教育部、打擊DEI項目、凍結聯邦資金、收緊學生簽證等一系列舉措，著力重塑美國高等教育生態。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最新民調顯示，過去五年美國公眾對本國高等教育體系的信心顯著下滑，高達七成受訪者認為，美國高等教育體系總體上正朝著錯誤的方向發展。漢森認為，美國精英大學正深陷多重困境：公眾信任崩塌、教育質量遭質疑、違規操作頻發、財政問題凸顯，改革已是勢在必行的自救之舉。包括史丹佛在內的部分高校已著手改革，例如恢復校園言論自由、停止種族相關違規操作等。但爭議的核心在於，這些高校將改革包裝成川普逼迫下的被動之舉；事實上，若高校能主動正視自身問題、主動提出改革方案，原本完全不會引發如此大的爭議。科特金完全認同漢森所指出的美國大學弊病，並重申核心立場：美國大學的改革必須由自身主動推進，而非依賴外部脅迫。他強烈反對川普極具破壞性的干預手段——川普雖能精準識別問題，卻毫無解決意願，僅是通過勒索、脅迫、濫用聯邦權力等方式“戲弄”高校。在科特金看來，美國大學是國家至關重要的核心資產，具有重大戰略意義，不應在政治對抗中被消耗，更不該被貶低為“無用之物”。他強調，大學危機的根源與改革的關鍵，均在於其領導層：領導層不應只空談問題，而需聚焦解決方案，以贏得大國競爭為目標推動科教發展——要在與中國等國家的競爭中保持優勢，就必須保障基礎科學獲得充足且合理的資金投入與運作。弗格森反駁了科特金“高校改革應依靠自身推進”的主張，他認為川普極具爭議的施壓方式雖令人反感，卻是推動美國精英大學改革的唯一有效手段。在他眼中，美國精英大學實質是民主黨的“附屬機構”，早已淪為政治化工具，內部毫無自我糾正的動力與能力。他強調，面對美國高校的沉痾頑疾，手段是否得體無關緊要，能否推動改革才是核心——川普的強硬手段，是唯一能“穿透”這些頑固機構的方式。6 美國的未來：衰落還是復興？美國自1776年獨立以來，其霸權存續時長已接近建國史的三分之一。回望歷程，這個國家既歷經衰落與挫折的考驗，亦憑藉強勁的內在韌性多次實現國力重振。如今，美國即將迎來250周年獨立紀念日，這場延續兩個半世紀的建國“實驗”，究竟正走向落幕，還是仍存復興的可能？漢森明確表達了對美國前景的樂觀立場，認為國家正逐步從危機中復甦，而美國過往多次絕境逢生的經歷，恰恰印證了其強大的復興潛力。他援引美國歷史上的三次重大危機作為例證：第一次是1861年爆發的南北戰爭，第二次是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第三次則是二戰初期的艱難處境。這些危機的最終結局，均是美國不僅成功轉危為安，更在危機後實現超越，變得比以往更加強大。在漢森看來，這些歷史先例充分證明了美國應對危機的深厚韌性，而如今的美國，已然顯現出復甦向好的跡象。科特金亦認同美國具備充足的復興潛力，但強調復興不會自動降臨，關鍵在於公民的主動參與和公民意識。弗格森作為在場唯一主動選擇成為美國公民的人，坦言自己更關切美國的長遠未來，並認為有必要對腐朽的現狀發起突破性挑戰。他指出，美國建國來，人們始終在擔憂“共和國能否存續”“是否會重蹈羅馬帝國的覆轍”，而這種擔憂恰恰具有積極意義——只要這種憂患意識不消失，且美國核心的三權分立制度仍能正常運轉，美國便能安然無恙。7 三位學者的美國敘事與復興之辯這場訪談的深層價值，在於三位學者以各自的觀察維度，勾勒出當代美國的三重鏡像——其分歧源於對變革動力與復興路徑的不同判斷，卻共同指向對美國未來的嚴肅叩問。弗格森代表“外力破局論”。他直言川普的施壓是打破高校腐朽現狀、撼動戰後舊秩序的唯一有效手段，認為美國精英機構已淪為政治化工具，內部無自我革新可能，唯有外部破壞性挑戰能迫使其回歸根本原則。他更關注長遠競爭，強調美國需在與中國的博弈中守住科技與經濟優勢，並將川普的政策與尼克松時期的戰略調整類比，視其為重塑國際秩序的關鍵變數。漢森則持“歷史韌性與文化糾偏論”。他從美國歷史危機的復甦經驗出發，堅信國家具備轉危為安的韌性。在他眼中，川普的作用是糾偏，川普的干預是民眾對精英體系的“再平衡”，而當下高校恢復SAT、規範校園言論等變化，正是這種糾偏的體現。科特金秉持“制度自癒與公民主導論”。他堅決反對川普勒索、脅迫的干預方式，強調美國復興的核心不在外力逼迫，而在制度的自我修復與公民的主動參與。他視高校為國家核心資產，主張“改革而非摧毀”，既批判高校領導層的不作為，也擔憂川普的破壞會損耗制度根基；他始終強調，公民意識與能動性才是復興的關鍵。三者的張力恰恰構成了對美國較為完整的透視：弗格森的“破”、漢森的“糾”、科特金的“立”，分別對應著美國當下的危機、歷史的經驗與未來的路徑。他們雖對“如何做”有分歧，卻一致認同美國未到終結之時——復興的可能，或許就藏在外力推動變革、歷史賦予韌性與制度公民共守的辯證之中，在喧囂的爭議裡，仍留存著自我反省與再造的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