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希望,如果加薩停火、人員交換的第一階段在接下來幾天就按計畫落地,川普總統能收穫一片讚譽。理由有三條,它們可能影響中東與美國的未來。首先,走到這一步確實不容易。需要在地緣政治層面打出一記「先碰庫邊再入袋」的擊球:在最終落點抵達加薩之前,既要先在以色列、哈馬斯、卡達、土耳其、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沙烏地阿拉伯、埃及與阿拉伯聯合大公國之間碰庫,又必須同時贏得各方信任。就難度係數而論,這已屬頂級之列。能將此事籌劃並促成的總統及其團隊,確實值得稱讚。第二,這只是多階段方案的起步。所以,如果川普把這第一棒拿在手裡,方案署著他的名字,並因推動落地而贏得掌聲,就更能確保他持續投入,把和平計劃的後續階段也推進下去。那些階段難度更高,而且我要再三強調,它們需要川普始終全情投入。總統先生,也許您對巴勒斯坦或猶太歷史並不感興趣,但他們現在都對您非常感興趣。我擔心,川普並未充分認識到他讓政府承接的這項任務有多複雜,而且這項計畫將冠以他的名字。我們談論的是對加薩的「整體國家重建」:那裡幾乎被完全摧毀,卻仍居住著大約兩百萬流離失所的人口。在國家安全團隊規模小得令人憂心的情況下,川普將不得不統籌多項工作,包括解除哈馬斯武裝,招募並打造一支多國安保部隊以填補以色列撤出後的真空,從頭開始重建加薩,以及組建一個過渡性治理架構來運行當地的一切。這一切都將在一個以色列政府的注視下進行,而該政府對哈馬斯「死灰復燃」始終高度懷疑。川普周四在內閣會議上以他一貫的誇張口吻表示:「我們結束了加薩的戰爭,而且在更宏大的層面上,創造了和平……希望是中東的永久和平。」我由衷希望他並不真的相信這番話,因為在他餘下的總統任期裡,他都將不得不為加薩事務持續奔忙。話雖如此,如果更難階段的實施取得成功,隨著時間推進,它有望在一個全新的框架下重啟「兩國方案」的可能性,這個框架把巴勒斯坦人、阿拉伯國家與國際社會共同納入對加薩未來的託管之中。如果行得通,這種安排未來或許可以延伸至約旦河西岸。我認為,川普的團隊為回應兩塊被佔領領土的未來提出了一個頗具吸引力的新模型,因為以色列人與巴勒斯坦人無法單靠彼此來解決衝突。加薩戰爭之後,雙方之間的信任蕩然無存,合作的齒輪全都崩掉。他們將需要美國與阿拉伯的長期和平擔保。 (這一點容後詳述。)如果這項和平計畫的整個階段都得以實施,並由此重建起通往以巴和平的道路,那就值得一座諾貝爾和平獎,甚至兩座。我希望川普因撮合該和平計畫而得到應有的評價,還有第三個理由,它與中東無關。我抱著也許註定落空的期待,希望這能促使川普也在美國國內促成和解。川普在社群媒體上寫道:「締造和平的人有福了。」總統先生,確實如此。既然您以尊重和建立互信的方式,與各方打交道,為加薩帶來了某種程度的和平,甚至讓美國的宿敵哈馬斯也願意信任您,請把同樣的「外交本領」用到國內。與其以最站不住腳的罪名起訴政治對手,並且像您在“查理·柯克追悼會”上那樣自誇“我討厭我的對手”,把美國撕裂得像加薩一樣,不如給所有人一個正向的驚喜:請民主黨領袖到戴維營,向全世界宣告,在達成一份“美國人與美國人之間的和平條約”之前,您不會走出全世界。請記住,勝選的是您,您是總統。樹立一個正面的榜樣,超越一切個人恩怨。透過妥協,看看您在這個世界上可以促成多少好事。如果您在國內做到這些,聲望必然水漲船高。反之,若在中東扮演團結者,卻在美國扮演分裂者,這份加薩計畫終究會淪為失敗總統任期中的註腳。為此,我希望川普回想自己是如何把這盤中東棋撮合起來的。他的外交談判風格相當「另類」。在尋求加薩和平時,川普既不熱衷於「分配責任」的政治,也沒有給任何一方貼羞辱性的綽號,其中包括以色列、卡達、沙烏地阿拉伯與阿拉伯聯合大公國。他只在意能否與真正能拍板的人談成“同意”,讓事情發生,同時把自己推近諾貝爾和平獎。在這個地區,大多數領導人不是手上沾了血,就是把政治犯關在監獄裡,有的只是因為倡議人權而坐牢。相較民主黨總統,川普對他們而言反而是一種「鬆口氣」的存在。他不把任何一方的人權「成績單」當一回事,但也不願遷就他們慣常的托辭,例如「國內政治不允許我們妥協」。川普的方式是:我不在乎你是誰,我只看你做什麼。如果這對我有利、符合我的需要,你就是「好」;如果擋了我的路,我就讓你付出代價。一般而言,民主黨人並不擅長把「道德冷感」與「強制性外交」結合在一起並以和平之名運用自如,而這對川普來說幾乎是本能。中東領導人把他視為「自己人」。正如國務卿馬可·魯比奧所說:「總統打了幾通非同尋常的電話,進行了幾次非同尋常的會晤,需要極高的強度與投入,這才促成了結果。」哎呀,作為一個熱愛研究中東的人,我真想旁聽那些通話!哈馬斯與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都會想辦法把如今的結果包裝成一項偉大成就,但這並不是他們在發動這場戰爭時所追求的結果。哈馬斯在2023年10月7日發動戰爭,部分目的就是要破壞拜登的方案。那套方案起步於在約旦河西岸改革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這個哈馬斯的政敵,後者接受了《奧斯陸協議》。在拜登的設想裡,「巴權」的改革將為與以色列就「兩國方案」的談判鋪路,作為交換,沙烏地阿拉伯將同以色列關係正常化,美國與沙烏地阿拉伯也將簽署安全條約。哈馬斯及其地區靠山伊朗都不願看到由「巴權」主導的「兩國」進程,更不願看到以色列與沙烏地阿拉伯關係正常化,否則伊朗與哈馬斯都會陷於孤立。如今他們確實陷入孤立,而且遭到軍事重創。同時,在我看來,納坦雅胡自第一天起所採取的作戰取向,是謀求讓以色列對加薩的控制長期乃至永久化,其路徑在於依靠某種「奎斯林式」地方勢力(quisling local forces)來維繫局面;而這種安排既不合乎哈馬斯戰爭的恐怖組織哈馬斯,也不合乎邏輯組織。納坦雅胡持續設法使「巴權」喪失正當性,因為他不願意出現一個能夠同時代表約旦河西岸與加薩、且相對溫和統一的巴勒斯坦談判主體。那樣一來,國際社會會立即對推動「兩國方案」施加談判壓力。「奎斯林式」地方勢力(quisling local forces)這裡的「quisling」並非普通形容詞,而是來自挪威人物Vidkun Quisling的典故化外延。英語中「quisling」常指在佔領或外來強權控制下,與其協同行動的本地合作者或傀儡代理,帶有通敵、背叛本國(族群)利益的強烈貶義。其詞義基礎與歷史情景見:布裡塔尼卡《Quisling》條目與美國大屠殺紀念館(USHMM)條目均明確指出,Quisling在1942至1945年主持納粹支援的挪威傀儡政權,其姓氏遂成為“traitor(叛徒)/collaborator(通敵者)」的代稱;《挪威大百科全書》給出其政權與戰後叛國處決的事實;主流英語詞典(Merriam-Webster)將“quisling”定義為“traitor(叛徒), collaborator(通敵者)」並標註1940年的初見用例;新聞史料普遍認為該詞由英國《泰晤士報》1940年“Quislings everywhere”之社論推而廣之,並經BBC等傳播。(黃色引用線區域為譯者對對應黃色背景文字的解讀。)但在川普這裡,比比(Bibi,納坦雅胡綽號)得到的恰恰相反。川普的方案並未承諾巴勒斯坦建國,但它規定,隨著加薩重建推進以及「巴權」的改革計劃落實,「有望終於為巴勒斯坦人民通往自決與建國的可信路徑創造條件,我們承認這是巴勒斯坦人民的願望」。納坦雅胡把以色列的命運完全押在川普身上,反而讓自己落入川普的手中。過去一年裡,在推進其對加薩的「焦土政策」時,比比讓全世界別來插手,讓歐洲別來插手,讓民主黨人別來插手,讓美國的自由派猶太人別來插手,讓以色列的阿拉伯盟友別來插手,甚至讓溫和派共和黨人也別來插手。他把以色列的命運完全交到川普手裡。他認為,當川普拿出第一版加薩方案時,那是一份荒唐的設想,內容是把所有巴勒斯坦人遷出加薩,並把那裡改造成新的「裡維埃拉」。在他看來,這等於是給了他將加薩夷為平地的「通行證」。然而,當阿拉伯國家、美國的歐洲盟友以及英國前首相託尼布萊爾出面介入,使川普回到一條真正的和平進程,並且明確表示以色列不得吞併加薩或約旦河西岸時,納坦雅胡已經沒有任何可用的槓桿。如今總統就是川普,納坦雅胡已無法再藉川普或共和黨人去牽制這位總統;而在拜登任內,他正是這樣做的。這就是我們走到「這裡」的來龍去脈。那麼,「此處」為何重要?曾參加2000年戴維營談判的以色列談判代表吉迪·格林斯坦在給我的郵件中有一番精到的概括。根據他的說法,川普提出的20點計畫提供了一個關鍵契機,不僅有望為加薩帶來和平、解救人質,也在於「重申自1978至1979年戴維營協議以來,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人外交進程的基本原則」。如何體現這一點?格林斯坦解釋說,川普已經確立兩條要義。其一,不會在加薩或約旦河西岸進行任何單方面吞併。其二,經過升級並完成改革的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將成為西岸的巴勒斯坦人自治機構,並在未來成為加薩的自治機構。至於政治前景,格林斯坦補充稱,川普也對巴勒斯坦人民的自決權表達了認可,這在有效意義上「意味著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之間某種形式的政治分離」。正如我先前所說,如果這場可怕的加薩戰爭能停下來並且真正停得住,那就值得稱讚,也足以登上漂亮的頭條。可是,如果把整套計畫貫徹到底,那就是一項足以寫入史冊、配得上諾貝爾和平獎的事業。若能讓川普明白自己在中東之所以奏效的原因,也就是以「加法」而非「分裂」的方式來治理,並把這一點運用於國內,他將在國內成為一位更好的總統。能做到這一點,可謂「奇蹟」。這裡的「加法」是一個政治隱喻,意思是用「把人拉進來、把條件疊加起來、把共識做大」的方式來治理和談判,而不是用「分裂」的方式去排他、貼標籤、製造陣營對立。 (一半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