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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構“斬殺線”討論:2025年——中國對美國的祛魅之年
目錄一、“斬殺線”是個什麼話題?二、如何討論這個問題?人們真的關心這個問題?三、回顧一下對“斬殺線”的最初討論四、三條“貧困線”1. 三條線之一:14萬美元的“偽貧困線”2.三條線之二:ALICE閾值——最貼近“斬殺”的概念3.三條線之三:流浪漢線——真正的“斬殺”在此五、是社會問題,還是個人責任?——以亞裔為例六、美國人:不同的物種?那個“美國人”?七、一點小結八、美國“斬殺線”為何在中國成為熱度話題:觸動了那根神經九、2025年:中國對美國的祛魅之年一、“斬殺線”是個什麼話題?有朋友問我對時下網上流行的“斬殺線”討論的看法。我問討論什麼。是討論美國是否存在“斬殺線”麼?什麼是“斬殺線”?那條線才是“斬殺線”?何為“斬殺”?誰斬殺誰?我不是研究這個領域的專家(包括學者、調查記者),也沒有這樣的生活經歷。這個問題無從討論。而我發現大部分人就算關注這個問題,對上述情況也說不清,他們只是在傳遞一個朦朧的概念,即美國中低收入階層的一個生活狀態。實際上,我們不需要真的討論“斬殺線”,而是可以關注,這是2025年末出現在中國部網路絡上的一個現象。這個討論很快就會消失。但是“斬殺線”這個概念因為記憶點太強,很可能會因此留下來,進入公眾話語,成為用來描述美國社會或類似思想的一個雖然不太嚴謹,但是可以傳遞資訊的概念。而如果要先討論一下美國經濟社會問題的話,實際上,自2016年川普贏得大選以後,美國中低收入階層的境遇就已經成為一個“顯學”,國外出版了大量著作,中國也大量引進中文版。最有名的單一一本書,其實不是研究書籍,而是一本自傳——副總統JD·范斯《鄉下人的悲歌》。這本書於2016年在美國出版,2017年出版中文版。關注美國的人很多都早就讀過的,裡面講了大量對中國人來說駭人聽聞的“白屌絲”生活:毒品、酗酒、暴力、離異。這些內容不僅讓中國人感到吃驚,而且讓美國精英(本文所指美國“精英”,均指美國最富裕的20%左右人群,或稱“上層中產”及以上)也感到吃驚。他們看待這些白人藍領就和看待另一個世界的人一樣。《鄉下人的悲歌》也被精英用作瞭解川普現象的參考讀物。彼得·蒂爾在那個時候發現了JD·范斯,並助力他走向政壇,成就了他的今天。(目前,JD·范斯是最有機會贏得2028年大選的潛在候選人,並且已經顯現出連干兩屆的苗頭)。另一本直接相關的書是2016年在美國出版的《Evicted》——美國社會學家馬修·德斯蒙德(Matthew Desmond)通過深入的田野調查,跟蹤記錄了威斯康星州密爾沃基市八個貧困家庭作為租戶被業主驅逐的經歷。他用真實的案例向人們展示:房屋驅逐不只是貧困的結果,也是加劇貧困和不平等的直接原因,因為一旦脫離了住所,個人和家庭就會跌落陷阱,很難再去翻身。這本書包含了大量真實的故事,展現了美國城市底層租戶的生存困境,幫助瞭解他們是如何跌落到這個狀態的,並且採用什麼樣的方式去自救,並且得到了來自家庭、社區、政府的那些幫助。這本書所探討的住房不穩定對家庭、兒童和社區的毀滅性影響,實際上正是近期網上討論的所謂“斬殺”的效果。這本書獲得了2017年普利策非虛構文學獎等多項大獎,被譽為報導美國貧困問題的當代經典之作。早在2018年7月,就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中文譯本《掃地出門》。順便說一個,有一個視訊號推薦在外網的朋友有興趣可以關注。(中國也有搬運的)一個攝影師採訪美國各種貧困人群和邊緣人群,講述他們的真實生活。很多已經屬於所謂的“斬殺線”之下的人。精神不正常、採訪時處於嗑藥狀態的不在少數。過去十年,這類題材的東西出現了許多,這是伴隨川普和MAGA運動的崛起,貧富差距的不斷加劇,可負擔性問題越來越突出,以及使得這些問題變成最重大的社會問題,並演變為最重要的政治主題——從2024年大選,到2026年中期選舉,都將是主題——所以相關研究可以稱之為“顯學”。住房當然是一個領域(《掃地出門》),但更大的一個垂直領域是和成癮藥品/毒品有關的。大多數出版物都是由學者和知識分子(主要是社會學家)和深度調查記者在大量田野調查和研究基礎上寫出來的——研究這樣的問題,你必須真正下到基層去做研究,用很長的時間追蹤一定數量的個案,否則就不可能瞭解他們的生活狀況,不可能瞭解他們所處的境遇,不可能瞭解他們面臨的選擇及做出的選擇。不要說對於坐在大洋彼岸家中的中國人來說這是不可能的。對於美國精英來說也很困難。他們也不瞭解底層的美國,不瞭解“未受教育”的美國、不瞭解生活貧困的美國。也是由於這種階層隔閡,他們很難瞭解川普現象及其背後嚴重的經濟社會問題。美國成了兩個美國,甚至更多的美國,不同人活在不同的“泡泡”裡,社會割裂,政治撕裂。也是這樣,人們有了閱讀瞭解的需求,所以學者才需要去做研究,把社會問題寫成書。當然,真正花工夫去研究這些問題的人還是極少數。實際上我們能看到,直到2024年大選,民主黨上層仍然是不親民的,其在大城市的上層中產基本盤是不親民的,因為他們是一個永久自循環的“泡泡”。由於他們仍然不瞭解貧困群體,也就仍然無法和他們建立心理聯絡和政治聯絡,所以他們註定丟掉大選。按照今天中國網路話語的通俗理解,不妨這麼認為:JD·范斯之所以能夠擁有這樣的政治基礎,就是因為他是從所謂的“斬殺線”以下爬上來的。二、如何討論這個問題?人們真的關心這個問題?聊到這裡,引發了幾點問題。第一,這個問題並不是我們可以討論的問題。所有的個人經歷都屬於軼事層面的“個案”(anecdote),這不是真正的社會調查,沒有意義。我們也不用看別人提供的個案和軼事。一個美國人如果通過若干在中國經歷的個案,想推論整個中國的情況,也會讓我們覺得不公。如果純粹只是為了獵奇,為了娛樂價值和情緒需要,看一看當然沒有關係的,但需要知道,這些都是軼事,不是嚴肅研究。事實是,我們坐在大洋彼岸的家中,不到一線去做田野研究,或者說不急於更加專業的研究,是無從討論這樣的問題的。不要說中國,就是美國的城市中產精英也不瞭解他們底層人民的生活。實際上,對於中國大城市中產精英來說,有多少人瞭解身邊的普通勞動者?他們的生活狀態,他們的生活境遇,他們面臨的選擇?恐怕是不瞭解的。實際上不瞭解也是正常的,並不是錯,但不瞭解就不要假裝瞭解。所以第一條是,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只要這個問題我們不夠瞭解。就不是我們能夠討論的問題。所以有人問我,你要不要聊兩句,我首先表示我對這個問題並不那麼瞭解。不知道要聊什麼,不認為我應該發表意見。我說,過去十年出了這麼多的書,都有中文的,一大堆講美國窮人的,你要不要看一本。然後這馬上就引出了第二個問題——第二,中國人根本就不關心美國的貧困階層。當你建議別人去看研究美國貧困問題的出版物時(實際上都是一些很有閱讀價值,包含大量真實案例的田野研究類書籍),人們就一擺手離場了。是因為沒有時間麼?部分是——誰有時間看這些大部頭。是因為缺乏知識好奇麼?也不是,人們對這些資訊也不排斥,只不過沒有那麼大的興趣要花更多的時間獲取。所以歸根結底在於:這個事情,美國的這些人,他們的境遇,和我們沒有關係。一句話,我們真的操心他們的事麼?他們的生活境遇,他們買不起生活必需品,和咱們有什麼關係?我們操心他們的事情幹什麼?如果你不是一個研究公共政策的,如果你不是一個有無窮知識好奇的知識分子,對於大多數人來說,從個人角度出發,確實沒有理由。實際上,對於中國大城市的中產及以上精英來說,咱們身邊的勞動者,每天經過路過,給你提供的勞動者,你們就真的關心麼?你真的瞭解麼?恐怕未必;你們為他們具體做了什麼?恐怕也沒有什麼。這實際上也是“正常”的,全世界都一樣。所以,不排除會有一點基於同理心的關注,但我們並不真正的關心美國貧困階層的生活境遇和福祉。這也解釋了為什麼過去十年出版了這麼多關於美國貧困的書都沒有掀起一個水花,也解釋了為什麼大多人並不想真的去深究這些問題,在聽到更嚴肅的討論後就會擺手離場。所以,它更多隻是一個網路現象。真正的研究價值和啟示在於,為什麼中國網友(也不是全部網友,可能還是受過較好教育的偏精英人群)會在2025年12月的這個時候,突然如此熱衷地探討這個所謂“斬殺線”的問題。答案也不難猜測,這個話題在合適的時點,以合適的方式出現了。三、回顧一下對“斬殺線”的最初討論在此之前,我們先回頭再看一看“斬殺線”問題本身,從中就可以看出討論的混亂。我認為,討論混亂並不代表水平低,只說明人們並不真的關心這個事,只是“看看熱鬧”。事情的緣起是2025年12月B站UP主“斯奎奇大王”(“牢A”)的視訊系列,以法醫助理視角描述美國底層流浪漢現狀,借用了遊戲術語“斬殺線”比喻,指許多美國人(包括中產)財務脆弱,一旦遭遇失業、疾病、意外等事件,就會引發連鎖反應,比如債務爆棚、信用崩盤、失去住所和工作,迅速墜入貧困,無家可歸,甚至死亡,這是個“死亡螺旋”,難以翻身。裡面傳遞的核心概念是,第一是不可逆轉,一墜到底:只要一旦跌落,就永無翻身的可能。從個案角度看,當然是有這個情況的,但你在任何社會裡都可以找到這個情況。在現實生活裡,美國有信用修復機制、有個人破產保護可幫助豁免債務(非常重要的一個機制)、有慈善援助(民間自發的公益組織非常發達是美國的模式與優勢),也有社區支援。許多人通過重新就業或家庭幫助恢復。無家可歸者確實平均壽命短(可能是3-5年),但最大的歸因是毒品,其次有暴力和疾病,但不是所有跌落者都如此,而且因族裔問題有極大差異——君不見很少見到亞裔無家可歸者?這個問題後面再探討。第二是說成是“系統故意斬殺”,把這種連鎖反應描述成“設計好的連招”,資本主義的“出清機制”。這種說法當然完全是陰謀論,好像這是精英謀劃的一個社會工程或陰謀。把問題歸因到資本主義和精英,隱約地和美國民粹右翼裡“大替代理論”有關聯,但大替代理論強調的是通過族裔、文化和政治上改造美國,而經濟——確實,民粹右翼也認為大企業和大資本在引入非法移民和技術移民以賺取利潤,結果會犧牲美國本土勞動者的利益,驅動或助長問題,但他們並不認為精英在密謀通過故意“淘汰人口”(“斬殺”)的方式去肉體出清底層階層以維護資本主義運轉。你可以想像,這樣的說法頂多會出現在一個帶有濃厚陰謀論和邪教色彩的民粹左翼小眾群體裡。視訊最大的問題是案例選擇性應用以及歸因。例如大量使用引用極端的例子,忽略多數中場有緩衝的現實。缺乏400美元先進去救急的資料是真實的,但也不代表所有人都是一觸即崩的,而且這個問題的族群差異因素極大。中美的差異,部分因為制度,部分因為社會文化和價值觀(例如家庭價值)。這個回頭再說。四、三條“貧困線”在回來探討中國輿論現像之前,可以再看看和“斬殺”相關的美國的三條“線”1.三條線之一:14萬美元的“偽貧困線”第一條線:14萬美元線(四口之家年收入低於14萬美元屬於貧困,深陷“死亡谷”)我們稍微關注一下中國關於“斬殺線”的討論就會注意到,人們會援引11月以來美國的一個熱門話題:美國投資家和財經博主Michael Green在2025年11月發表了文章,提出了一個非常有爭議的觀點,引發了一些傳播和討論(但遠遠談不上是網路現象),尤其因為這個主題和時下最大政治主題——“可負擔性”(affordability)問題相關。Green說美國的貧困線是在1963年設計的,當時美國家庭大約把三分之一的收入花在食品雜貨上。當時的經濟學家把最低但夠用的食物預算乘以三,就大致劃出了一條貧困線——四口之家年收入31,200美元。這個數字當然是經通膨調整的,但貧困線的計算方法六十年沒有更新。Green認為如今食品雜貨價格佔美國家庭開支的比例大幅下跌(他認為只佔5-7%左右),主要開支是住房和醫療。所以要重新計算貧困線,就要根據食品雜貨佔收入比重的資料重新調整乘數。基於5-7%的數字(實際上是一個錯誤的資料),他認為應該將食品雜貨開支乘以16, 最後得出了四口之家年收入14萬美元的數字。他認為這個四口之家14萬美元就是新的貧困線,收入水平低於14萬美元就可能被剔除中產,進入所謂的“死亡谷”。他又對這個貧困線的內容做了一些詮釋,認為14萬美元實際上是一種“社會參與的代價”即“門票”、“入場券”——你要維持一個有尊嚴的體面生活,就需要維持一定的開支。比如說人要衣裝。比如說孩子要上學。比如說你要有智慧型手機和上網費用。比如說你要社交。如果你不為門票付費,那就會被主流社會剔除。【Green文章的中文版在此(《美國人為何覺得自己貧窮?因為他們本來就是》https://t.zsxq.com/LA3Vp)。這裡是財經博主Noah Smith非常好的一篇反駁文章《“14萬美元的貧困線”之說十分荒唐》,從理論和方法論系統批判了Green的說法https://t.zsxq.com/uibZE)】這裡面最大的問題在於,四口之家年收入14萬美元已經超過了美國60-70%家庭的收入水平。按照這個標準,三分之二的美國人陷於貧困。它的爭議點在於,這個14萬美元線和真正意義上的貧困,即難以滿足基本溫飽和庇護,是毫無關聯的——它只是反映了中產階級為維持體面生活所要付出的高昂成本,比如住房、教育、醫療、育兒等的高昂成本——其中甚至包括娛樂(Noah Smith拆解資料,證明Green的方法論裡假設了中產之家訂購Netflix的支出)。確實,“社會參與代價”、“門票”的說法得到了一些大城市中產的認可——他們並不真的“貧困”,甚至不真的瞭解貧困,但這不妨礙他們真的覺得生活壓力極大,無法滿足生活的日常開支與需求(“不可負擔”)。在真正貧困的人看來,這屬於典型的“第一世界煩惱”——第三世界的人因為疾病和戰亂而死亡,比如想一想加薩。第一世界的人則為朋友生日會穿什麼衣服出席,或者送什麼禮物而抑鬱。他們是不是都煩惱?是。但他們遇到的問題是否一樣?不一樣。一切都是相對的。因為你已經生活在這樣的圈層裡,所以你要維持生活,就要付出一定的代價。其實全世界從古到今都是一樣。看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會給你描述已經家道中落的貴族維持巴黎社交場高昂開支的困難。如果不能維持,就會被剔除這個圈層。他煩惱麼?非常煩惱麼。勞動人民會同情他麼?不會。中國一線城市中產面對的房價、教育、醫療、育兒的焦慮其實是相似的。設想這樣的標題:在北上深,維持三口之家的中產生活每年要多少錢?有人告訴你要花到30萬;有人告訴你要花到50萬;有人告訴你要花到100萬。因為小孩上學,上各種課外班,請阿姨,養車(還有人會告訴得雇司機),社交、各種生活開支,都要花到這個錢。所有這樣的言論都會在特定的圈層裡得到共鳴,因為從相對的角度來說,它在特定圈層裡是真實的,但在收入水平更低的人群看來,這只是為了維持特定生活做出的一種主動選擇。三個字就是:自找的;兩個字就是:活該。善意表達就是,你得想開點,要有感恩之心。本來無一物,你只是為了自己的選擇而煩惱。更進一步的,這可以被上升到關於“貪嗔痴”的探討,進入心理撫慰產業。作為批駁,經濟學博主(也是Green的朋友)Noah Smith援引數字指出:——大多數美國人有足夠的食物吃(只有大約10%的已婚夫婦家庭報告存在某種程度的糧食不安全);——大多數美國人擁有舒適的居住空間(四口之家的人均居住面積為524平方英呎。注意是人均;只有大約14%的美國兒童生活在“人均房間數超過一人”的家庭中,這些家庭被定義為“過度擁擠”)——大多數美國人有醫療保險(截至2023年,只有5.1%的美國兒童沒有醫療保險)——大多數美國人擁有足夠的交通工具(超過80%的美國四口之家擁有兩輛或更多汽車)。所以,如果要按照字面去理解“貧困”的話,美國就算有精神貧困和心理貧困,但並不存在廣泛的物質貧困問題。而且要看到以上指標遠遠超過大多數大型發達經濟體——美國畢竟已是資本主義的世界之巔,如果不是這樣,它從來也不可能成為(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這就是Green這篇文章的問題。它最大的問題是借用“貧困”甚至死亡一詞去描述特定階層的生活壓力。這實際上是對“貧困”這個非常嚴肅的政治與經濟概念的挪用、濫用,只會帶來一個效果,就是淡化對真正貧困群體、邊緣群體處境的關注。我們為什麼要討論Michael Green這篇文章呢?和“斬殺線”有什麼關係?確實沒有任何關係。但是中國在嚴肅討論“斬殺線”這個概念的時候,都會去附會這篇文章,好像說的是同一個問題,因為這是美國最近出現的唯一一個中文網上“斬殺線”有點關聯的概念。但美國輿論上討論的主要是生活壓力和中產階級預期落差的問題,不是什麼社會清理機制的問題。而關於美國流行的“可負擔性”(affordability個問題,需要知道,買不起你認為的必需品就會出現可負擔性問題(30%的家庭認為買不起自己的必需品),但對於每個人和每個家庭來說,何為“必須”是完全主觀。這也是一些美國政客稱“可負擔性”為“偽問題”的原因。小結一下,建議中國關於所謂“斬殺線”的討論不要再援引Michael Green和“14萬美元”的文章。如果你真的有心去調研大城市中產生活,瞭解他們為了維持生活水平所付出的努力、承擔的壓力、以及心理狀況,那是可以的。2.三條線之二:ALICE閾值——貼近“斬殺”的概念第二條線:8萬美元的“ALICE閾值”(Alice Threshold)如果說“斬殺線”討論覆蓋了中產財務脆弱性(缺乏儲蓄、遇到一次意外就會破產)這個主題的話,更貼近的概念,實際上是所謂的“ALICE閾值”。“ALICE閾值”是由美國非營利組織United For ALICE開發的指標,所謂ALICE就是Asset Limited, Income Constrained, Employed的縮寫,指“有工作,但資產有限、收入有限”,難以覆蓋當地基本開銷“的經濟脆弱群體。ALICE閾值是一個具體的“基本生活成本線”,這個數值“不上不下”,比聯邦貧困線(家庭收入3萬美元)要高,但又不足以負擔當地“基本生活成本”。何為基本生活成本呢?ALICE指標的範疇較廣,包括了住房、兒童護理、食物、交通、醫療保健、手機費、稅費,以及10%的雜費和應急資金等所有基本開支。這裡面排除了娛樂費(剛剛Green的14萬美元裡是包括了的)、儲蓄,或所有的非必需消費(例如社交、觀光、兒童培訓班)。那麼ALICE閾值具體是多少呢?美國全國來看,四口之家大概8-10萬美元。那麼美國有多少家庭的年收入落在ALICE閾值以下呢?大概40%。如果剔除貧困線以下的人口(大約10%),則“不上不下”的“純”ALICE家庭大概30%。在有的比較貧困的南部州,ALICE可能超過人口的50%。什麼樣的人群是典型的ALICE呢?基本都是所需工作技能較低的中低層的藍領、白領,譬如零售員、護理員、教師助理、送貨員等。年輕人和老年人比例更高;單親家庭、少數族裔(黑人和西班牙裔)受影響更大。ALICE家庭雖然有工作,但確實生活在所謂的“paycheck to paycheck”狀態。何謂paycheck to paycheck?網上有討論什麼“以貸還貸”的,是不精準的。paycheck to paycheck根本就不是一個新的概念,而是“月光族”,每個月把所有的收入都花掉,沒有任何儲蓄。至於是否通過信用卡來解決,這只是一個金融安排。核心是收入 = 支出,沒有任何的儲蓄。沒有儲蓄的結果是家庭缺乏緩衝能力——許多家庭儲蓄不足以應對400美元的突發支出,如果有一個小的意外,比如失業、得病、車子壞了,或者意外,就可能引發連鎖反應,比如拖欠房租,信用下降,失去住所或工作等等。這些家庭在生活中要經常做艱難選擇,比如要犧牲必需品,要跳過醫療檢查、要吃廉價且不健康的食物、車子壞了沒錢修,讓孩子輟學打工等等。另外,個人生活安排的影響最大,比如毒品、酒精、妊娠等。ALICE都在艱難維持生活,維持健康、教育、住房的穩定。這些人是美國經濟的支柱,但卻最容易受到經濟波動影響。在疫情之後,美國高通膨,房價上漲,使得這些家庭面臨很大的困難,也就是所謂的“one emergency away from poverty”(離貧困只差一個緊急事件)。所以從財務風險角度看,這部分人口確實比較接近“斬殺”的概念——生活有點像走鋼絲,必須在每個環節都要把它經營好。為什麼我們要討論ALICE閾值?因為所有關於“斬殺線”的討論都希望給自己提供一點理論依據和支撐,所以人們發現了ALICE閾值,並對它進行附會,似乎就把討論變成了一個對美國公共政策、社會制度和底層政治經濟制度的討論——這只是為了讓討論看上去更專業,但實際上人們並不真的關心這些美國中產的生活境遇。而ALICE穿透來看並不是什麼新的概念,它只是用財務指標把“工作貧窮”(working poor)給量化了。工作貧窮從來就不是一個新的概念,在所有經濟體都有。舉例,日本很多年前就已經普及“ワーキングプア”這個概念,有大量的著作和紀錄片探討此現象,我在二十年前就看過NHK的紀錄片,記錄工作貧窮的人起早貪黑打幾份工,中午就吃一個很小一碗的泡麵。它不是一個新現象,而是一個普遍存在的老現象。再比如香港,也長期存在一個龐大的“工作貧窮”人群,在高昂物價下艱難維持生活。工作貧窮的最大問題在於相關人群基本都是有工作有收入的,不存在基本都溫飽和庇護問題,因此反而容易被忽略,成為社會保障與福利覆蓋的盲點,對於許多個體而言,遇到重病醫療債務、失業或意外事故,確實可能引發連鎖反應,導致財務破產甚至更嚴重的後果。這也是為了設計ALICE閾值的原因,起到一個警示作用。那現在我們討論一下如何看待這個問題。第一,一部分人群“離貧困只差一個緊急事件”,這個問題是不是在不同社會普遍存在?我們可以具體定義一下,就是在不考慮外部援助的情況下,一個家庭因為一個突發事件(例如大病)就陷入財務困境乃至貧困——毫無疑問,答案是肯定的。每個社會都有類似ALICE的人群。但這個問題實際上是個偽問題,因為除了少數非常富裕的人群外,任何其他家庭都可能面臨這樣的風險,一切只取決於意外的嚴重程度。你的儲蓄可能可以解決涉及1萬元的意外,但不能解決涉及10萬元的意外,或者不能解決涉及100萬元的意外。所謂“一步之遙”只是一個相對概念。因為意外導致陷入貧困實際上既是一個“機率”問題,也是一個財務規劃和管理的問題。實際上,也正是因為有通過財務規劃去防止意外帶來災難性後果的需求,才有了一個金融行業——這個行業叫作保險。所以,探討意外出現的機率是沒有的意義。你沒有必要去假設30%的美國人口(或者其他任何一國的人口)遭遇車禍、大病、天災或者其他意外的機率。一切的核心都在於預防。所以:第二,核心的問題在於如何應對突如其來的緊急事件。意外是機率性問題,是相對問題,永遠有發生的可能性,因此其實是一種結構性問題。對於個人來說,如何應對才是真問題。那麼無非幾種應對方式:1)個人層面的應對。包括理性的財務規劃(例如購買必要的保險),包括量力而為的支出(不要吸毒,不要酗酒,不要衝動消費,不要接待消費,一定要儲蓄)2)家庭/家族層面的應對。一人有難,能不能多方相助。你的家庭、族人、朋友及更廣泛的社群能不能給你提供援手,幫助你渡過難關。3)政府層面的應對:政府能不能提供兜底的社會保障,最低限度,也應當滿足你的溫飽及基本庇護需求,讓你餓不死4)社會層面的應對。包括社區、公益組織、宗教組織,社會捐贈等。一方面,中國對“斬殺線”聚焦個案的,如果“以點帶面”就會出現問題,把個案看成系統,而否定美國社會存在的救助機制(從家庭、社區到政府提供的幫助)。這裡才是真正的問題所在:美國社會和中國社會存在巨大的不同,這個不同還不只是制度的不同,而是族群文化與價值觀的不同。在進一步討論之前,我們先看看第三條“線”——流浪漢線。3.三條線之三:流浪漢線——真正的“斬殺”在此第三條線:幾千到1萬美元——“無家可歸”者。中文的“斬殺線”部分在討論中產階級財務脆弱性,但很大一部分是聚焦在無家可歸者。再強調一下:——部分文章援引的美國近期關於14萬美元收入的可負擔性討論和“斬殺”根本無關;——很多文章援引的美國關於ALICE閾值的討論也屬於附會,只是為了增加專業性。——很多人的興趣點和聚焦實際上是無家可歸者(流浪漢)。資料上看,美國的無家可歸者大概七、八十萬,這部分人群佔美國人口0.2%。對應的,60-70%的人口在14萬美元線以下;40%的人口在ALICE閾值以下;10%的人口在貧困線以下。而無家可歸者占人口的0.2%,所以是最小的一個群體。這部分人群的收入為幾千美元到1萬美元不等。(個人貧困線1.5萬美元;四口之家為3.1萬美元)。沒錯,你一旦流落街頭,可能就只有3-5年的預期壽命了。問題在於,通常而言你不會因為溫飽和庇護而死,而是因為嗑藥而死,包括因為嗑藥引發的問題,包括病重,包括意外,包括暴力犯罪。而嗑藥是你流落街頭的原因之一。它不是結果,而是原因。五、是社會問題,還是個人責任?——以亞裔為例這就到了本文最根本的問題,到底是社會的錯,還是個人的錯?正確的回答是,都有責任。比如說:——因為政府監管缺失,大型藥企無序擴張,並且讓所有醫生大規模推銷止疼藥,使得美國陷入了阿片類藥物危機及芬太尼危機,導致很多人因為吸毒家庭破裂,最終流離失所死在街頭。這是政府的問題。——川普政府第一任貿易代表萊特希澤會告訴你說,這是因為大企業和大資本把產業轉移外包到海外,導致製造業凋零,人們沒有了工作,社區崩壞,陷入抑鬱,結果伴隨而來的是吸毒問題。(順便抨擊一下中國)。還有文化類的責任。個人不能為自己的家庭觀、價值觀負責,因為它生在了這樣的一個組群裡。你生在一個穩定的華裔家庭,和生在一個阿帕拉契亞的白屌絲家庭,發現從小你的母親就帶著你改嫁和遷移,你全家都在吸毒和酗酒(JD·范斯)。這種生活體驗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政府有政府的問題,但是個人層面的因素也是不可忽略的。原來我看過美國一本書,講驗屍官的,對無家可歸者收屍,包括在家裡嗑藥死掉的人。第一件事是先找死者的近親屬,next of kin。你發現一個基本事實是,很多人聯絡不上親屬。他們沒有任何的家人。是真的沒有家人麼?不是。是他們已經和家人不再聯絡。父母不管他們,兄弟姐妹不管他們,子女不管他們。大家族就更沒有聯絡了。他們是社會上孤立、隔絕的人。這個情況在美國可是絕對不罕見。如果你在中國街頭看到一個流浪漢的話,你第一反應可能是,他們的家人去那裡了?怎麼沒人管他?接著我們看看美國的無家可歸者。美國70萬無家可歸者,三分之一黑人,三分之一拉丁裔,三分之一白人,但是基本沒有亞裔。亞裔包括東亞人,也包括南亞人。他們佔美國總人口的6-7%,但無家可歸者非常少,少到統計不上來。東亞人的家庭平均收入超過美國所有族群(平均8萬美元以上)。(美國整體中產階級家庭的收入中位數為79,000美元,而黑人家庭為70,000美元;拉丁裔或西班牙裔家庭為73,000美元;美洲原住民家庭為75,000美元;白人家庭為81,000美元;亞裔美國人家庭為81,200美元。布魯金斯學會文章《中產階級承受力困境席捲美國全境》。https://t.zsxq.com/E3LzO)那麼為什麼亞裔不會變成無家可歸者?很簡單——他們在財務規劃上更加審慎,更加注意儲蓄他們學習更努力,取得學位高於其他族群他們工作更努力,給自己規劃一個更加穩定的工作和職業軌道,失業佔比更低他們更陷入酗酒他們更少陷入毒品問題他們更少從事暴力犯罪他們更少未婚先孕、早孕,讓自己陷入不穩定的多段婚姻他們和父母的關係更加緊密,彼此支援;他們和大家庭、大家族的關係更加緊密,彼此支援他們和社區的關係更加緊密,彼此支援。並且他們可能從屬於某個支援群體或組織這就是問題的根源。這些東西和特定的族群有關。美國本來就是一個個人主義盛行的社會。他們認為,一個人首先要對自己負責。對你的吸毒負責,你對犯罪負責。對你的婚姻失敗負責。這是你的責任,不是社會的責任。而不同族群文化大相逕庭。JD·范斯在《鄉下人的悲歌》裡面寫道,他們是愛爾蘭天主教徒藍領的後代,與一家人從阿帕拉契山脈遷移到俄亥俄州。這裡主要是德國裔、荷蘭裔產業工人,包括少數的WASP(白人盎魯薩克遜新教徒)。俄亥俄州的白人對愛爾蘭的作風、做派和文化感到震驚,認為他們都不能算作白人。沒錯,一百多年前,愛爾蘭人、義大利人都不算白人。這就是族群之間的差異。也由於族群之間存在如此巨大的差異,不同族群的文化和行為完全不同,所以相對於中國,美國人更傾向於把問題歸因到個人,而不是簡單歸因到社會。確實,社會裡存在大量的問題人群,但也有表現很好的人群——比如亞裔。大家應該向亞裔學習呀。六、美國人:不同的物種?那個“美國人”?中國人容易忽略美國的這種文化特殊性。很多東西對我們來說是聞所未聞的。毒品問題。大規模的吸毒、社會化的吸毒。而且是白人中產階級吸毒,即便是社會頂層也很普遍。川普的密友、中東特使、紐約開發商斯蒂夫·威特科夫,大兒子在21歲時吸毒而死;拜登的二兒子,亨特·拜登,常年吸毒。兩周前知名電影製片人和演員Rob Reiner夫婦在自己家中被常年吸毒的兒子用刀刺死。這些在美國都是司空見慣的事情。川普當年來問中國,問我們的情況,“你們沒有毒品問題麼”?在聽說沒有後,他感到非常的震驚。這就是文化衝擊。那我們告訴你,在中文,這些東西都是毒品。在英文,沒有“毒品”的對應概念。只有drug(藥品,和藥店的藥一樣)、substance(物質)、dope(劑量),或者narcotic(精神品)。他們對廣義的“毒品”實際上有一個社會化的接受。這是建立在把各種精神問題都疾病化、用精神藥品應對的基礎上的。而毒品才是導致財務困境、意外死亡、流浪漢死亡的最重要因素“無家可歸”本身。“無家可歸”是美國的一個社會現象,它不僅僅是經濟現象,也不僅僅是社會管理問題,而是社會現象和文化現象,因為這些人被自己的家庭、家族和社區拋棄。少女未婚先孕。很多年前,我在英國地鐵上看免費報紙,就提到現在的青少年未婚先孕的嚴重問題。這就是14-16歲的女性未婚先孕。未婚先孕,且還把孩子生出來,放棄學業,永久影響工作。這是讓你進入貧困的最“安全”辦法。這種情況在英美國家都是社會問題,中國人聞所未聞Runaway kids(離家出走子女)。我們看國外電視和紀錄片,經常會看到一個說法是誰誰誰從家裡。在美國80%離家出走都是白人。亞裔幾乎聞所未聞——這是因為他們從小生活在一個和父母聯絡緊密的家庭文化裡。如果你覺得流浪漢沒有家人照顧很奇怪,那是因為他們父母和子女關係如此。高度發達的機構養老。白人老年人很多獨自居住,或者住在機構化的養老院裡,而不是和子女在一起(例如在同一個社區),子女探訪但不日常照顧,社會把這個看成是正常選擇,而不是“不孝”。中國人則會震驚“怎麼把父母送去養老院”。這其實也是美國白人的文化(實際上我們的近鄰日本也有類似的文化現象),父母和子女關係相對疏遠離婚率非常高。離婚率40-50%,許多人多次結婚,帶孩子重組家庭。對離婚的社會接受度高,不會視為恥辱。但實際上離婚會帶來嚴重的財務問題,因為離婚都需要對資產、財產和現金流進行重新分配,特別涉及在有子女的情況下。日本之前有一個研究就是講老年貧困問題的,中老年離婚是導致貧困的最重要原因性虐待或侵犯。這是美國非常常見的社會問題。主要也是在白人家庭,大多情況也不是親生父母對自己的子女施暴,而是繼父繼母,因為離婚率非常高,家庭經常重組,這種情況就很普遍青少年性早熟和開放。你要設想生活在這樣一個國家裡,沒有任何的網路管制,孩子從小就可以上網看各種東西,包括各種成人內容槍擊,美國憲法保護持槍權,許多家庭都有槍,校園或公共場所不時就有槍擊事件。擁槍者也很容易自殺。死於非命是很“正常”的事情畸形的消費文化。很多美國人不僅是月光族,而且因為對經濟預期悲觀,反而會加速非理性消費,例如既然買房無望,那就把錢都花掉得了;既然收入這麼低,那第一個月領到支票就把錢全花光得了,至少讓自己開心一下。還有就是大量依賴消費金融,即先買再付(BNPL)。大企業和大資本無序擴張,在把美國人變成消費動物上也功不可沒。從這個角度看,美國有40%家庭連應付400美元緊急支出的即時可用應急儲蓄都沒有就很正常了:他們從來不存錢,活在當下。對於這些人來說,就算沒有就業,對前景看空,他們也照樣消費,而且消費得更激進。這些在中國人看來是無法理解的。但你如果拆開看美國不同的族群,就會發現,整個問題在美國的亞裔裡基本不存在,或者說不成為問題。以家庭能不能滿足400美元緊急支出這個問題為例。90%的亞裔家庭可以滿足。有80%的黑人家庭無法滿足,這不是財務問題,而是文化問題人格障礙問題。還有一條,我沒有任何證據,純粹只是表示懷疑。我認為他們的人確實精神障礙比較多。這個不是把精神病、心理病過度疾病化、醫療化的結果。而是在考慮到神經多樣性(neurodiversity),對不同性格人群表示尊重的前提下,我懷疑他們有各種人格問題的人就更多。不僅包括性向,而且包括戀童;包括精神病態(psychopath),包括譜系和ADHD,包括雙向選擇、精神分裂,確實特別多。這些東西大多有遺傳因素。如果他們和精神/人格障礙產業化、疾病化、藥物治療化(背後有醫藥企業資本無序擴張)的話,就會導致整個人口裡相當多比例的人精神出問題。現在為這個趨勢做貢獻的是ADHD。七、一點小結到這裡我們可以做一個小結了。第一,實際問題比你看到的問題要更複雜。不能光看表面,還是要看實質第二,許多問題確實也是過去幾十年出現的,包括美國的去工業化問題、貧富差距問題、毒品問題等,不是老事物,而是新事物。這些因素也催生了川普和全球民粹右翼問題。你縱觀全球發達經濟體,會發現這樣的問題普遍存在第三,美國是一個個人主義導向的社會,傾向於認為個人要對自己負責。所以個別失敗不代表全體失敗。個別失敗甚至不會引發其他人的憐憫第四,美國是一個族群構成極度複雜的社會,可以涵蓋人類社會裡幾乎每個樣本,差異性遠超中國,甚至超出中國人的理解。因此要看到,不同族群之間可以有極大的差異,千萬不能一概而論。即使在美國中國,跨族群之間也會感到文化衝擊:華人家庭可能對白人家庭吸毒感到驚恐;對黑人家庭子女不學習,在街頭混,家裡沒有任何財務規劃也感到驚恐。第五,也是出於這種原因,使得在這個個人主義的、族群差異極大的社會裡推動大規模的社會保障和兜底比較難。設想一下,你是一個在美國兢兢業業的華人家庭,你為什麼要交這麼高的稅去補貼那些你認為游手好閒的黑人。你覺得你們根本不僅不應該屬於一個國家,而且不屬於一個星球。在族群和文化的隔閡下,美國勞動人民永遠無法聯合起來,就是這個道理第六,所以當你在分析個案時,非常容易以偏概全,犯“擴大化”的錯誤。你認為你看到了帶有共性的社會問題,其實看到的是美國社會內部的子群體的問題,而在一個群體裡出現的問題(例如某個南部州白人家庭),未必在另一個群體裡出現(例如某個華裔或印度裔家庭)。結果,你以為你在討論“美國”,其實你是指某個特定的人群。前面講了,如果我們不去做田野研究,不去閱讀大量已經做出來的專業文獻和報導的話,是沒有辦法探討這個話題的。由此更進一步的,我們發現美國社會非常的複雜和異質,使得我們在不考慮族群和文化的基礎上,更加無法探討這個問題。首先要看到我們在認知上的侷限性:知道我們不知道什麼。因此,這個一會兒探討Green的14萬美元線,一會兒附會ALICE閾值,一會兒討論“流浪漢”的所謂“斬殺線”討論,這當然不是一個社會學討論,而只是一種獵奇,一種看熱鬧,因此自然也不需要那麼的嚴肅和嚴謹。如果較真,你就錯了。八、美國“斬殺線”為何在中國成為熱度話題:觸動了那根神經這就到了我們最後一個問題,為什麼“斬殺線”在中國病毒傳播?為什麼大家會突然關心這個問題。它到底觸動了人們的那根神經?其實,無非是以下幾種情緒。“病毒”傳播的基礎:“斬殺線”的說法很形象很生動,頗能抓住人們的想像,形成記憶點。未來,這個遊戲術語可能由此進入公眾話語,往後不僅被用來描述美國,而且會引用到其他領域。例如,職場裡面的“斬殺線”。發自內心的好奇:為什麼美國有這麼大比例的人口可以在這樣的狀態下生活。他們的境遇是什麼樣的,他們面臨什麼樣的選擇。他們的心態是怎麼樣的。為什麼沒有人出來兜底。為什麼不出來反抗。這是一種什麼樣的生存狀態。不少人會認為美國人確實和中國人不一樣。獵奇與“看熱鬧”心態。人們並不真的關心美國的情況,但認為這個題材仍然很有趣,本著看熱鬧的心態進行關注,而且可能還有點幸災樂禍的心態對美國的祛魅。這些年來,伴隨中國的崛起,民眾一直在看到美國的相對衰落,無論是政治、經濟、社會,意識形態還是倫理。“斬殺線”討論只是給這個大趨勢做了一點添磚加瓦。而且對於很多人來說,諷刺在於,美國一直標榜自由和人權,但到最後,三四成的民眾連滿足幾百美元應急之需的存款都沒有,生活處在破產邊緣。這是對美國的一個巨大祛魅。也是對自由派與公知描繪出來的美國的一種幻滅。共鳴部分:中國工薪階層同樣擔心財務脆弱性、財務安全、社會的兜底保障問題,擔心個人和家庭因為突如其來的意外陷入貧困,並因為這些問題感到巨大的生活壓力和焦慮。在這個問題上,人們又是有共鳴,擔心這樣的事情發生在自己身上,也希望這樣的事情不會發生在自己身上批判 + 慶幸。中國人對部分美國人的這種生活狀況表示震驚,對這種社會狀態持批判態度,慶幸自己活在中國,同時希望中國在未來不要伴隨發展出現同樣的問題陰謀論:“斬殺線”的一個要素是認為這是美國對社會底層的淘汰機制、出清機制,把人們長年以來對原教旨的市場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想像給具象化了。一些人相信並接受這樣的敘事。這就是這套說法在中國得到“病毒性”傳播的原因——一些從來不關注美國的人也覺得這個話題很有趣,因為它可以帶給人們話題、談資、趣味,娛樂價值、情緒價值、制度比較的素材。九、2025年:中國對美國的祛魅之年說到這裡,就不得不強調一下2025年這個時點的重要性了,即,這個事只可能發生在2025年末,不會發生在更早。為什麼?因為2025年是中美兩國力量對比發生變化的轉折性的一年。中國打贏了美國發動的貿易戰,對美國形成了強有力的經濟震懾,並讓世界看到了中國經濟的韌性和實力;美國對中國評估也發生了根本變化,本月初新發佈的川普政府《國家安全戰略》明確承認中國是實力相當的對手,不再追求對中國的意識形態和政治打壓,而是尋求和中國建立經濟互利關係,並務實地回撤到本土搞經濟。回想1979年代末1980年代初中國剛開始搞改革開放時,人們發現,帝國主義似乎空前富庶與繁榮,美國人民並不生活在“水生火熱”之中,而是全方位的遙遙領先。相比之下,中國則遠遠落後。蘇聯解體後,這種想法得到進一步的加強。許多人認為美國在大國競爭中已經取得了歷史性的勝利,並且這種勝利是制度優勢帶來的結果。中國只能奮起直追,迎頭趕上,並虛心向美國學習。在1980年代、1990年代把美國看作人類“燈塔”、“山巔之城”的人們是絕對不敢相信幾十年後美國會蛻變成今天的樣子的。確實,美國大規模地去工業化、離岸化及金融化,就是在1990年代到2000年代初發生的(大概和中國加入世貿同期)。大約在同一時期,美國開始爆發止疼片即阿片類藥物危機。中間經歷了一次恐怖襲擊,兩次戰爭(阿富汗與伊拉克戰爭),一次重大金融危機,經過二十年時間,經濟脫實向虛,貧富差距不斷加劇。經濟基礎和社會機理遭到破壞。這才有了民粹運動,才有了川普現象。但就在這些研究美國經濟社會問題的書籍(例如《鄉下人的哀歌》、《掃地出門》)在2017、2018年陸續引入中國的時候,也還很難引起國人的關注,因為2018年是美國川普政府對中國發動第一次貿易戰的時候。中國人感受到了被美國“卡脖子”和經濟、科技、金融打壓遏制帶來的巨大的壓力。因此,2018年的國人絕對沒有“心情”關注美國的“斬殺”,也不會輕易相信這樣的說法。2020年的新冠疫情對國人對美國的一個極大祛魅。人們看到美國防疫全面拉胯,人們自私與反智,將弱勢群體和老人置於不顧,導致上百萬人在短時間內死亡。美國不去正面防疫,而是依靠激進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刺激經濟,當年被“美吹”(包括專家、財經人士、經濟學家、公知等)奉為圭臬,結果導致極其嚴重的通貨膨脹及物價問題,進一步加劇了美國本已十分嚴重的民生問題,直接把拜登和哈里斯送出了白宮,讓川普和MAGA高調歸來,並拿到了全面改造美國的政治授權。然後就到了2025年的貿易戰。如果說蘇聯解體是二戰以來最大的國際地緣政治事件,那麼中國在貿易戰上成功反制美國可以說是二戰以來最大的國際地緣經濟事件——它不僅倒逼川普政府重設對華戰略,而且加速了美國由單極霸主退位,加速讓世界進入多極秩序。這個歷史意義如果在今天還看不清楚,則在往後幾年可以看得更清楚。人們終將認識到,2025年是改寫國際秩序、歷史分水嶺的一年。1980-1990年代的中國輿論,可以說是對美國的崇拜。2016-2018年,川普上台以及中美首輪貿易戰開打之時,美國已然衰敗,但中國還在應對貿易戰,妄自菲薄的人不在少數;民眾沒有準備好“接受”美國的衰落,也“胃口”消受美國的衰落。但到了2025年末,時代背景已經完全不同。中國民眾相信美國的衰落,認定美國的衰落,也看到了美國的衰落,對美國的“祛魅”及批判性審視已經成為更加主流的敘事,並獲得了越來越廣泛人群的接受。當美國在《國家安全戰略》中重設對中國的關係時,中國民眾也在重設對美國的認知。因此,當“斬殺線”這樣的說法出現時,人們最初會有些吃驚,但可能很快就認為這並不奇怪,甚至有些“理所當然”——這就是美國,美國就是這樣。在今天的中國,人們仍然會對美國的科技領先、金融領先以及馬斯克這樣技術與創業奇才的情懷所吸引,是為中國競爭與追趕的動力,但美國的政治與經濟制度作為一個整體,在國人心中不說完全幻滅,也是完全祛魅。中國能夠越來越能夠客觀地看待美國: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學習美國的成功經驗,避免美國的錯誤經驗,走一條適合中國自己的道路,並最終超越美國。 (tuzhuxi)
經濟學101|為什麼NBA球星可以輕鬆年薪千萬,而普通勞動者月薪才幾千?
為什麼NBA球星可以輕鬆年薪千萬,而普通勞動者月薪才幾千?要解釋這個現象,首先我們需要引入一個重要的經濟學概念——經濟租金(economic rent)。經濟租金這個概念最先由古典經濟學家大衛·李嘉圖(David Ricardo)在研究地租的時候提出。李嘉圖對經濟租金的定義是:Economic rent on land is the value of the difference in productivity between a given piece of land and the poorest [and/or most distant], most costly piece of land producing the same goods (e.g. bushels of wheat) under the same conditions (of labour, capital, technology, etc.).簡單地說土地的經濟租金是好的土地(肥沃的土地)和差的土地(貧瘠的土地)生產力(productivity)之差。生產力的差異反應了不同的土地向市場供應糧食的成本差異。為了更好理解李嘉圖經濟租金的概念,我們可以更詳細的闡述一下:1 在發展的初期階段,人口較少,只有那些最肥沃、最容易耕種、成本最低、離市場最近的土地才會被耕種;2 隨著人口的不斷增加,現有土地耕種的邊際收益會下降,這時,那些不那麼肥沃,不那麼容易耕種且離市場較遠的土地(次等土地)也會被開發出來,但這些土地生產糧食的成本會增加。3 為了養活不斷增長的人口,增加越來越多的次等土地必然後果是生產額外糧食的成本上升。當然我們還必須假設,對於任何給定的市場區域,只有一個價格,即該區域出清市場的現行價格。4 糧食的最終或“均衡”市場價格將等於在最後一單位土地上生產最後一單位糧食(在收益遞減的情況下)的成本,這些土地被迫用於生產糧食,以養活更多的人口。沒有人會以高於市場價格的成本長期生產糧食;沒有人會愚蠢到以低於目前市場價格的價格出售糧食。事實上,你現在可以推斷,人口和需求水平確實決定了糧食的市場價格;因為如果沒有增加的需求,這最後一單位土地就不會為市場生產糧食。5 在最後一塊耕地上,總銷售收入等於總成本,沒有盈餘或“利潤”。這位農民的收入僅夠維持生產。但相反地,在其他土地上——生產力更高、成本更低的土地,更早投入耕種——總銷售收入超過總成本,因為成本在那些更好的土地上更低——在最好的土地上非常低。這種差異產生盈餘或稱為經濟租金。上面說了這麼多,很多同學不一定理解,這就是文字解釋的劣勢,但是如果用圖表來闡述,那就會容易理解的多。如下所示:如上圖所示,人口越多,需要的糧食越多,越來越多不要太肥沃的土地會被開發出來生產糧食,生產單位糧食的成本會越來越高。假設最終生產了13單位的糧食,則最後生產的一單位糧食(第13單位)價格剛好等於其生產成本(機會成本),生產者不能獲得任何經濟租金。但是前12單位糧食的生產者(土地更加肥沃,生產成本更低)都可以獲得相應的經濟租金,因為市場價格高於其生產成本,對應的經濟租金為途中灰色的面積。可見土地越好,生產成本越低,其經濟租金越多。如果我們將這個模型應用到勞動力市場,則可解釋本文提出的問題。如下所示:上圖中,假設共13單位勞動力被企業僱傭。市場價格為P13,黃色部分代表每個勞動力維持目前使用所需要的最低收入水平,經濟學上稱之為轉移收益(transfer earnings),其實就是目前工作的機會成本。當目前的工作帶來的收益小於這個機會成本,這個工作就不是最好的選擇;反之則是最好的選擇,而且可以帶來經濟租金——就是圖中對應的灰色部分面積。其中第13單位勞動力的工資水平剛好等於其機會成本,對於這個勞動力而言,做目前的工作和做其他工作裡面最好的那個工作是一樣的。但是對前面的12位勞動力而言,他們都或多或少獲得了經濟租金,這分工作是他們最好的工作,其中第一單位勞動力獲得的租金額度最大。現在回到文章的問題:為什麼NBA球星可以輕鬆年薪千萬,而普通勞動者月薪才幾千?首先NBA賽事是全球水平最高的籃球比賽,觀眾對其比賽的需求很高,尤其是超級巨星的比賽,但整個聯盟籃球運動員的數量就400多人,超級巨星更是少之又少,供給非常有限。我們大概可用如下圖表分析:如上的分析,NBA球員屬於專業人士,必須接受長時間的訓練,只有極少數人才能進入聯盟。同樣由於長期的專業訓練,球員們很少有除了職業球員之外的其他謀生技能(極少數除外,很多球員退役幾年就破產了),所以其作為職業球員的機會成本很低(如果從事其他職業可能賺的很少),因而這些球員的收入主要由經濟租金組成。供給缺乏彈性和觀眾的極大需求導致明星球員的工資非常高,比如喬丹在98年的時候年薪就高達3000萬美元,而現在的超級球星的年薪幾乎都超過了5000萬美元。而普通勞動者則是另外一個極端。相比專業人士而言,普通勞動者的工作不需要接受大量的技能培訓,很多人都可以從事,其供給曲線的彈性較專業人士更大。如下圖所示:對於普通勞動者而言,因不具備特別的專業性,其工資大部分由轉移收益(transfer earnings)——機會成本組成,經濟租金很少。正因為如此,他們可能經常換工作,大部分工作對於他們而言工資都差不多。比如在重慶,一個火鍋店的服務員去一個烤肉店做服務員其實沒有什麼差別。 (ECONOMICS RU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