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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麥肯錫的判斷：我們正站在一個危險的十字路口報告開篇便拋出一組令人不安的資料：全球淨資產已達600兆美元，創歷史新高，但這筆財富的根基正在瓦解。世界經濟已進入"失衡"狀態——資產負債表規模遠超實體經濟支撐能力，財富增長與生產力脫節，債務擴張速度令人生畏。失衡的三重內涵尤為危險：第一重是增長與財富的撕裂。2000-2024年間，全球淨資產增長440兆美元，但其中36%是純粹的"紙面財富"，源於資產價格泡沫而非實際投資。更扭曲的是，每投入1美元實體經濟，竟創造出3.5美元新財富，而代價是同步產生1.9美元新債務。這種"財富自我繁殖"機制，本質上是金融槓桿對實體增長的透支。第二重是分配結構的固化。2024年，主要經濟體頂層1%家庭持有至少20%財富，美國更高達35%。底層50%美國人的人均財富僅9000美元，甚至低於中國同等階層的購買力水平。當財富增長主要依賴資產升值而非工資收入，未持資產者被永久鎖定在財富階梯之外，社會流動性枯竭。第三重是跨境失衡的加劇。美國對外淨負債達GDP的90%，德國、日本則坐擁相當於GDP 80-90%的淨盈餘。表面上看是貿易逆差與順差的對立，深層則是資本配置的全球失序：盈餘國將儲蓄持續注入美元資產，壓低美國利率，進一步推升其資產泡沫。這種循環令美國資產負債表膨脹至GDP的5.4倍，而中國和德國分別達6.2倍和6.6倍。麥肯錫警告，後疫情時代的通膨與利率飆升，已終結了長達二十年的"低利率-高槓桿"舒適區。資產負債表雖從2021年峰值回落，但仍處於歷史高位，任何一個變數——利率、生產率、資產價格預期——的劇烈波動，都可能觸發連鎖反應。這不是周期性調整，而是結構性拐點的到來。二、這筆"巨額財富"從那裡來？——紙上富貴的三重密碼所謂600兆美元財富，並非憑空而生，而是三種力量疊加的產物：密碼一：資產價格膨脹（佔財富增量的36%）2000-2021年，全球股市估值增長109%，房地產增長53%，遠超GDP增速。麥肯錫通過拆解發現，驅動房地產和股票估值的核心並非租金或利潤增長，而是利率下行帶來的折現率效應。以美國為例，1995-2021年間，實際抵押貸款利率下降和股權成本降低，分別貢獻了房地產和股票估值漲幅的63%和143%。換句話說，財富增長的主引擎是央行降息，而非企業創新。當利率在2022年後逆轉，房地產價值相對GDP已下跌15-20%，凸顯其脆弱性。密碼二：貨幣幻覺（佔財富增量的40%）通膨本身會名義性抬高資產價值。2021-2024年，美國名義GDP年均增長7%，其中通膨貢獻近三分之二，歐洲更高達四分之三。這解釋了為何全球財富在疫情後"縮水"速度看似溫和——通膨扮演了隱形的財富減記器，讓債務和資產價值在名義上顯得不那麼刺眼。但代價是侵蝕家庭購買力，扭曲企業投資預期。密碼三：真實的投資缺失（不足增量的30%）最諷刺的是，真正代表經濟潛力的"淨國內投資"僅佔財富增長的不到30%。全球債務已達GDP的2.6倍，中國非金融企業債務（180% GDP）是全球均值的兩倍，日本政府債務超GDP的250%。債務激增並未對應等量的生產性資本積累。美國生產性資產（基礎設施、裝置、智慧財產權）佔GDP比重僅增長18百分點，遠落後於金融資產膨脹。資本大量流向資產回購和投機，而非創造未來增長動力的實體投資。更深層的問題在於財富效應的異化。美國家庭將35%財富配置於股票，財富效應敏感度高，資產升值能刺激消費；但中國家庭58%財富是存款和房產，房地產崩盤直接摧毀消費信心。2021年後，中國家庭存款激增6.9% GDP，而房產投資暴跌6.5% GDP，消費引擎熄火。財富從"增長催化劑"異化為"風險放大器"。三、未來可能出現的四條路徑——從天堂到地獄的光譜麥肯錫模擬了2024-2033年的四種情景，揭示不同經濟體面臨的非對稱風險。這不是簡單的經濟周期預測，而是資產負債表再平衡的四重可能：路徑A：生產率加速（理想情景）核心邏輯：通過技術革命和實體投資，讓經濟增長速度超越債務與資產膨脹速度，實現"軟著陸"。關鍵資料：美國人均財富增長6.5萬美元，GDP增速升至3.3%（比基準高1個百分點）德國人均財富增長2.5萬美元，GDP增速1.4%（比基準高0.5個百分點）中國人均財富增長2.5萬美元（增幅達50%），GDP增速4.6%（雖低於歷史，但實現可持續）實現條件：美國需持續加大AI、能源、基礎設施投資；歐洲需填補7000億美元投資缺口，啟動《德拉吉報告》競爭力改革；中國需將消費佔GDP比重提升6個百分點，從出口驅動轉向內需驅動。該情景下，利率因資本需求旺盛而維持高位，但資產估值有真實盈利支撐，財富增長與生產力同步，跨境失衡因美國儲蓄上升、歐洲投資增加、中國消費擴張而緩解。路徑B：持續通膨（次優但可能）核心邏輯：需求過熱疊加供給瓶頸，通膨持續高於目標，名義GDP增長稀釋債務，但真實財富縮水。關鍵資料：美、德人均財富實際損失9.5萬美元，相當於蒸發20%購買力GDP增長溫和（美國2.4%），但企業盈利遭侵蝕，股票估值最多下跌40兆美元利率因通膨壓力維持高位，政府債務利息負擔加重觸發因素：美國財政赤字持續7% GDP，聯儲被迫購入國債穩市場，引爆貨幣貶值；或關稅戰引發成本推動型通膨。歐洲能源轉型受阻、中國供應鏈重構亦可能輸入通膨。此情景下，紙面財富看似穩定，實則購買力被悄然掏空，家庭預算和企業規劃陷入混亂，貧富差距因低收入者抗通膨能力弱而惡化。路徑C：資產負債表重設（災難情景）核心邏輯：資產價格崩盤引發去槓桿螺旋，進入"失去的十年"。歷史鏡像：1990年代日本房地產泡沫破裂，或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關鍵資料：美、德人均財富損失9.5萬美元，中國損失5000美元，財富回撤至2010年代水平GDP增長降至1%（美、德）甚至負增長，企業破產率飆升政府債務激增100% GDP（如日本模式），私人債務收縮30% GDP，經濟陷入通縮陷阱觸發導火索：美國企業盈利預期崩塌（如AI技術落地失敗），股市估值從3.2倍GDP腰斬；或公共債務可持續性遭質疑，10年期國債收益率失控突破6%。歐洲主權債務風險重燃（如法意債務違約），或中國房地產壞帳暴露比例超5%。此情景下，財富不是緩慢蒸發，而是瞬間清零，養老金資產縮水，消費崩坍，銀行體系承壓，政策空間耗盡。路徑D：回歸長期停滯（溫水煮青蛙）核心邏輯：低投資、高儲蓄、超寬鬆貨幣政策再現，資產價格虛高但經濟增長停滯。關鍵資料：財富繼續"紙面增長"（美國+4萬美元/人），但GDP增速僅1%（美、德），中國降至2%利率重回1%以下，債務負擔看似減輕，但生產力停滯資產估值進一步脫離基本面，美股佔GDP比重再升5個百分點， Tobin's Q值超過2風險：這是最隱蔽的毒藥方。看似避免了崩盤，實則將風險 postponed。美國85%房貸為固定利率，家庭負債率下降，看似安全，但政府債務因缺乏增長而失控。歐洲家庭儲蓄率已升3個百分點，企業投資意願降至冰點，競爭力持續流失。中國若無法提振消費，產能過剩將加劇，出口傾銷引發貿易戰。此情景下，失衡持續累積，等待下一次更大爆發。麥肯錫強調，四條路徑並非等機率。當前資料指向美國更接近"生產率加速"（科技投資強勁），歐洲滑向"長期停滯"（投資缺口7000億），中國處於"重設"與"停滯"的臨界點（消費佔比僅38%）。但三者高度聯動：若美國無法減少財政赤字，其高利率將吸走全球資本，壓制歐洲投資；若歐洲不提振內需，其順差將持續補貼美國赤字；若中國不轉向消費，其過剩產能將衝擊全球貿易，反噬自身增長。四、資產配置的意義：不是押對結局，而是活過所有結局報告最終指向一個核心命題：在高度不確定的失衡時代，戰略的核心不再是精準預測，而是跨情景生存。對投資者、企業和政策制定者，這意味著思維範式的轉換。1. 拒絕單一敘事，建構"反脆弱"組合傳統配置模型假設經濟周期可預測，但麥肯錫的四情景跨度極大（財富差異高達16萬美元/人）。押注單一情景（如死守"美國例外論"）可能致命。智者應：持有跨情景資產，例如既有受益於生產率加速的科技股權，又有抗通膨的實物資產（房地產、商品），還保留重設情景下的現金與黃金。美國家庭財富35%集中於股票，遠超全球平均25%，這正是脆弱性來源。2. 盯住"搖擺因子"，而非預測終點報告提供了一套即時監測的領先指標：美國：財政赤字是否降至3% GDP以下？企業盈利能否保持1.5倍GDP的超額水平？若赤字維持7%且AI盈利預期破滅，距重設僅一步之遙。歐洲：企業投資能否從GDP的12%回升至15%？家庭儲蓄率能否從14%降至11%？若持續當前投資缺口，停滯將自我強化。中國：消費佔GDP能否從38%升至44%？私人投資能否替代公共投資？若存款繼續飆升而消費低迷，停滯不可避免。這些月度可追蹤的資產負債表訊號，比GDP或CPI更前瞻。例如，中國家庭存款增速若連續兩季超過6% GDP，即消費引擎失靈的警報。3. 從"金融套利"回歸"生產性錨定"報告反覆強調，只有生產性資產（基礎設施、裝置、智慧財產權）的擴張，才能支撐真實財富。過去二十年，資本過度流向金融套利：美國企業回購推高股價，中國國企投資製造過剩產能，歐洲銀行囤積主權債。未來配置應聚焦：美國：AI基礎設施、能源轉型、國防供應鏈，這些是生產率加速的"干火藥"。歐洲：數位化、綠色技術、防務產能，填補7000億美元投資缺口。中國：服務消費、社會保障、私營部門創新，將存款轉化為內需。避開純估值驅動的資產，如利率敏感型REITs或高槓桿企業債，其估值對利率彈性極大（美國房地產估值每升降1%利率，波動12兆美元）。4. 地域多元化：避險失衡的鏡像風險跨境失衡意味著一國的解藥可能是另一國的毒藥。美國若成功"再儲蓄"，其國債收益率將下降，資本回流將衝擊新興市場；歐洲若投資復甦，歐元升值將削弱德國出口；中國若消費翻身，全球大宗商品價格將被重估。因此，全球配置需包含避險頭寸：持有美國科技股的同時，做空超漲的美元資產；投資歐洲復甦主題時，配置中國消費替代標的；在中國內需資產中，對衝出口導向型行業的風險。5. 政策制定者的"資產負債表紀律"報告隱含一個激進結論：傳統宏觀政策（貨幣寬鬆、財政刺激）已無法修復結構性失衡，反而加劇風險。美國需財政自律，將赤字從7%降至3%，否則通膨或重設不可避免；歐洲需突破《馬約》3%赤字紅線，用公共投資撬動私人資本；中國需將財政支出從基建轉向社保，降低家庭預防性儲蓄。政治家若繼續"頭痛醫頭"（如美國降息救市、歐洲財政緊縮、中國刺激地產），只會將經濟推向更危險的路徑。結語：穿越失衡的生存法則麥肯錫這份報告的價值，不在於給出確定的預言，而在於用資產負債表透鏡，揭示了現代資本主義的深層病灶：財富已從實體產出的"結果"，異化為金融槓桿的"遊戲"。600兆美元淨資產背後，是懸浮在債務之上的紙面富貴，是分配失衡的社會裂痕，是跨境資本空轉的系統性風險。站在十字路口，沒有一個經濟體能獨善其身。美國的科技繁榮若不能匹配財政紀律，將淪為債務驅動的泡沫；歐洲的競爭力改革若不能突破政治桎梏，將永久淪為停滯的"博物館"；中國的消費轉型若不能撼動舊增長模式，將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資產負債表版本。對個體而言，資產配置的本質，是在四種可能的世界中，確保至少三種能活下來。這意味著放棄對"完美預測"的執念，轉而擁抱"情景韌性"：持有生產性資產錨定長期價值，保留流動性應對黑天鵝，分散地域避險政策風險，緊盯資產負債表訊號而非宏觀噪音。最終，報告傳遞了一個克制的警告：失衡不會自動修復，要麼通過痛苦的"重設"暴力出清，要麼通過艱難的"生產率"結構性改革。中間道路（通膨或停滯）看似溫和，實則拖延時日，讓風險在未來以更烈性的方式爆發。財富管理的終極挑戰，是在這個"失衡"成為常態的時代，找到穿越風暴而不翻船的航向。 (TOP行業報告)

“在日益撕裂的美國，我感到世界正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可能處於大動盪的前夜”。這是我9月赴美國遊學調研的最大感受，無論是世界經濟還是大國關係都處於大調整、大轉型、大動盪的歷史關鍵時期。我深刻感受到二戰勝利以來長達八十年的全球化、自由貿易、經濟增長共識、世界秩序、全球產業分工等“大穩定”時代正面臨重大挑戰，以逆全球化、關稅戰、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社會撕裂、民粹主義抬頭、世界秩序混亂等為代表的“大動盪”時代正在到來，無論是世界經濟、金融市場還是地緣局勢的動盪將會不斷加大。9月23日-10月2日，我和朋友們到美國參加學術研討會，並順便遊學，從華盛頓一路北上費城、紐約和波士頓，跟美國智庫學者、大學教授、華爾街分析師、華人經濟學家、哈佛大學科學家、在美投資中國企業等進行了廣泛交流。總的感覺：世界正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從長周期的“大穩定”時代轉向“大動盪”時代，美國乃至全球民粹主義抬頭盛行，社會群體日益撕裂，越來越難以達成共識，強人政治時代到來，對外輸出矛盾導致地緣動盪加大，大國博弈日益強烈，世界秩序正在被破壞，全球掀起新一輪軍備競賽，黃金、加密貨幣等迎來史詩級牛市，第四次科技革命如火如荼但將愈發加大社會矛盾分化。這背後有著深層次的經濟大周期規律在起作用，人類社會需要新一輪的變革實現自我救贖，猶如上世紀初的“凱恩斯革命”。一、收入和財富差距日益擴大的美國：社會群體的分化和撕裂非常明顯，全球化受損群體醞釀反全球化的力量在美國，無論是跟學者交流還是街頭觀察，社會群體的分化和撕裂非常明顯，在過去幾十年有日益惡化加重的趨勢，我們來看幾組資料：美國收入差距持續擴大。1968-2024年美國基尼係數從0.36升至0.41，2018-2024年美國基尼係數維持在0.41左右。2025年7月，高收入家庭薪資同比增長3.2%，低收入家庭僅增長1.3%，差距為2021年以來最大。‌‌‌‌2024年收入前20%家庭與後20%家庭平均收入差距為17.4倍（1974年為10.3倍）。1980-2023年，美國前1%的人口擁有的總收入從10.4%快速上升到20.7%，前10%的人口擁有的總收入從33.8%快速上升到46.8%；與之相對比的是，後50%的人擁有的總收入從20.1%快速下降至13.4%。美國財富差距持續擴大。2025年4月5日，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在採訪時透露，美國排名前10%的人持有88%的股票資產，中間40%的人持有剩下的12%股票，底層50%的人基本沒有股票。美國資本市場牛市並未惠及底層人民。‌2021年美國前1%家庭財富佔比達32.3%（1989年為23.6%），後50%家庭佔比降至2.6%，疫情後高收入群體薪資增速是低收入群體的2.5倍。可見，在過去幾十年的全球化過程中，雖然美國作為整體是受益的，但利益分配並不均衡，受益的主要是在全球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以矽谷為代表的科技產業和以華爾街為代表的金融產業，這符合國際分工理論。但是，美國大量的中低端製造業在競爭力上不如新興經濟體，出現了持續的產業外遷和空心化現象，導致美國的藍領工人是全球化的主要受損部門，代表性區域是中部鐵鏽州，也是川普的票倉。同時，近年美國貨幣超發和通膨現象嚴重，這進一步拉大了美國的財富和收入分配差距。2008年次貸危機，聯準會推出QE和零利率導致資產價格大漲。2020年疫情期間美國開啟無上限QE，股市、房價大漲不僅沒有惠及底層人民，反而導致財富差距進一步拉大。底層民眾承受高利率、高通膨、高房價之痛，沉默的大多數被剝奪感進一步加深。在這樣的大背景下，美國收入差距擴大和階層撕裂不斷孕育民粹主義。2010年以來美國民粹主義指數快速崛起，已接近1930年代的最高水平。反全球化、反建制、反精英，極端化、情緒化、對立化思潮興起。二、社會日益撕裂的美國：貿易戰只是美國內部矛盾的轉移，美國把內部收入分配矛盾對外輸出十分危險，美國製造業回流幾乎不可能我們在美國訪學期間，一些政府官員談起川普政府為什麼發起關稅戰，給出了美國視角的解釋：美國有1.5億人沒受過高等教育，他們也要就業和生活，而其他國家通過貿易保護等不公平手段，競爭力過強，美國希望通過關稅戰獲得公平貿易條件和製造業回流。將國內矛盾向外輸出、大打貿易戰成為美國大選贏得選票的重要策略，也成為勝選後美國政府的政策議題，川普2016年勝選以及2025年重回白宮並非偶然。隨著美國民粹主義、保護主義、排外主義、孤立主義抬頭，川普兩次上台正是利用了美國政治極化與社交媒體碎片化，將自身塑造為“美國優先”“使美國再次強大”的旗手，精準契合了鐵鏽州選民的焦慮與期待。由此不難理解其掀起貿易摩擦的意圖明顯：簡單而錯誤地把美國貿易失衡和製造業衰落歸責於貿易夥伴，認為存在貿易逆差就是“佔美國的便宜”，只要實現“公平貿易”，就能讓製造業和就業機會回流美國，以巨大市場為要挾，大打貿易戰，迫使貿易夥伴讓步，以此為國內政治贏得選票和支援。貿易戰能解決美國的社會撕裂問題嗎？事實上，不僅解決不了，而且近年進一步惡化。過去7年的關稅戰，美國由於成本上升，製造業競爭力反而下降，中國則由於對房價、物價的控制，製造業競爭力反而上升，因此美國的貿易逆差不斷上升，中國的貿易順差不斷上升。2018年關稅戰以來，貨幣超發疊加進口成本上漲，美國通膨大幅上升，勞動力成本大幅上升，地價房價大幅上升，這進一步削弱了美國製造業的競爭力，增加了製造業回流的難度。2018-2024年美國製造業增加值佔GDP比重從11.35%降至10.25%，不僅沒有增加，反而降低了1個百分點。2018年-2024年，美國的貿易赤字從9434.4億美元上升到12947.9億美元。我認為，美國製造業回流幾乎不可能，美國製造業衰落和空心化很難逆轉，美國製造的成本太高、在全球根本不具備比較優勢。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全球製造業的中心從美國轉向日本、德國、韓國和台灣，2001年加入WTO前後進步轉向中國大陸，未來可能呈“中國+N（越南、墨西哥、印尼等）”格局。但有一點是確定的，製造業不太可能重回美國，這是經濟規律和產業分工規律決定的。美國當前面臨的一個突出問題是如何解決近半數未受過高等教育的人群就業和收入問題。美國藍領工人所在的製造業尤其中低端製造業在全球基本沒有競爭優勢，這部分群體基數相當大。根據2024年發佈的《華爾街日報》報導，25歲以上美國公民中僅有38%持有學士及以上學位，這意味著超過62%的人口未接受高等教育。‌根據最新資料，25-64歲年齡段的美國人中，擁有各種大專以上學歷和文憑的比例僅為53.7%。這意味著，近半數的美國在職工作人員並沒有接受過高等教育，包括高等職業教育。由於美國製造業衰落，生活成本上升，技能不適應，美國藍領工人和低收入群體的生存境況下降。當前美國所需要解決的主要矛盾是收入分配問題，而不是經濟增長問題。經濟學主要是研究兩個問題，增長與分配，背後是效率與公平。過去幾十年，全球化極大的促進了分工效率和經濟增長，但是也導致了收入分配的日益惡化。當前美國應該通過稅收、職業教育等調節國內收入分配問題，將矛盾對外輸出不僅不利於解決內部矛盾，反而會造成對全球經濟增長和地緣穩定的巨大破壞。三、對全球四面開戰、大打關稅戰的美國：西方世界四分五裂，盟友關係破裂，世界秩序空前混亂，“美國在去全球化，全球在去美國化”2025年1月川普重返白宮以來，短短8個月，全球貿易戰烽煙四起，一片混亂。美國不僅對中國，而且對全球大打關稅戰，包括傳統盟友，可以說是四面開戰。川普政府擅長通過製造不確定性謀求談判利益、通過提高保護費敲詐傳統盟友、通過極限施壓逼迫對手就範。7月31日，川普簽署行政命令，要求自8月7日起，對全球60多個經濟體正式徵收全球關稅。對日本、韓國加征15%關稅，對越南徵收20%關稅，對印尼、泰國加征19%關稅；對印度加征25%關稅，8月6日宣佈額外加征25%次級關稅，懲罰其從俄羅斯大量進口石油；對歐盟加征15%關稅，對英國加征10%關稅；對加拿大加征35%關稅，對墨西哥加征25%關稅；對巴西加征50%關稅（10%基礎關稅和40%的懲罰性關稅）。近期在美國、歐洲、亞洲不同國家訪學，我感到目前西方世界四分五裂，盟友關係破裂，世界秩序空前混亂。我在6月赴西班牙和法國參加中歐企業家峰會、7月到日本帶隊遊學、8月到越南芽莊市和胡志明市講學調研，可以說，無論歐洲還是亞洲，對川普政府的關稅戰均是怨聲載道，在全世界都不得人心。今年6月，在中歐企業家峰會上，西班牙前工業部長說，“歐洲和中國都是自由貿易的支持者，應該聯合起來應對唯一反對自由貿易的國家”。但對美國這個國家還是很尊重，並期待美國能夠通過選舉進行糾錯，畢竟是傳統盟友，在價值觀等領域相互認可。川普的全球關稅戰，簡直任性胡鬧，文明的倒退，但在美國卻驚人的發生了，目前還沒有很好的制衡機制，制度建設任重道遠。9月我到美國東海岸遊學，不少美國學者表示，對川普政府的貿易戰和敲詐盟友等行為感到很丟臉，不符合以文明燈塔自居的美國形象。我瞭解到，在美國，有頭有臉的經濟學家都不願意給川普政府站台，今年的關稅戰、罷免聯準會理事庫克兩大事件，上百位美國主流知名經濟學家發表聯名信反對勸諫。目前世界經濟正在發生一件大事，“美國在去全球化，全球在去美國化”。怎麼說？過去美國向全球提供秩序，包括軍事安全、自由貿易等，其他國家尤其盟友向美國交“保護費”，接受美元的國際儲備和支付貨幣地位，相當於變相給美國交鑄幣稅，各國美元儲備回流投資美國國債和股票市場，相當於直接支援美國政府舉債和科技創新。現在美國試圖以不再提供公共秩序相要挾敲詐盟友提高“保護費”，這就掀起了全球的去美國化，即各國央行拋售美債、黃金大漲，各國政府開啟新一輪軍備競賽，重構供應鏈和國產替代以減少對美國的依賴。當前美國關稅戰對盟友的傷害遠大於對中國。自2018年第一輪貿易戰以來，中國成為美國關稅戰的主要打擊對象，同時美國試圖通過技術和人才脫鉤遏制中國高科技發展。過去這些年中國下決心致力於重構產業鏈，解決卡脖子技術，發展大國重器，推動國產替代，這些既是形勢所迫，也是國家戰略。從中國重構產業鏈處理程序來看，憑藉全球最完善的產業鏈優勢和龐大的工程師紅利，中國正在快速實現在新能源、晶片半導體、人工智慧等高科技領域的閉環，目前新能源已經遙遙領先，晶片半導體和人工智慧在快速縮小差距，這也是2025年第二輪中美貿易戰中國強勢反制的底氣。反觀美國的歐洲和日本盟友，由於供應鏈存在短板，在軍事安全上仰賴於美國，反而更被動，所受傷害更大。美國不再向全球輸出秩序，而是轉向製造混亂。當前美國面臨內部社會撕裂和外部被中國不斷追趕以及不願意對盟友承擔過多責任，美國優先和世界文明燈塔形成衝突，21世紀的美國註定心裡矛盾重重。四、鷹派共識、政策激進的美國：試圖通過極限施壓和單邊主義以更多地搾取利益，重塑全球貿易格局，贏得國內選票川普重返白宮，延續並強化“鷹派共識”，其核心策略是通過極限施壓和單邊主義以更多地搾取利益，重塑全球貿易格局，在關稅等政策上十分激進。比如，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斯蒂芬·米蘭 (Stephen Miran)，是川普核心經濟智囊，也是關稅的強硬支援派，他和白官國家貿易委員會主任納瓦羅一起，支援“美國優先”、“製造業回流”理念，將關稅定義為抹平貿易差額的“戰略武器”，在政策制定上具有強勢影響力。米蘭的《重組全球貿易體系的使用者指南》報告持續為當前關稅政策提供理論背書，深度參與談判框架制定。米蘭在2024年11月發佈報告《重組全球貿易體系的使用者指南》，核心觀點是在不改變美元地位前提下重新分配成本，迫使他國承擔美元體系維護成本。他深度參與了包括對華、以及對所謂“搭便車”盟友的高關稅談判框架的設計，強調“成本分擔”原則；在近期美歐、美日貿易預備性磋商中，米蘭的理論被用作支撐美方提高市場准入、增加採購要求的論據，試圖複製其“成本分擔”邏輯；其關於通膨是“一次性衝擊”的觀點，雖面臨現實挑戰（當前核心通膨仍具粘性），但仍主導著白宮部分決策層的預期。川普認為，貿易逆差的根源在於激增的“非互惠貿易壁壘”削弱了美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造成產業空心化、就業崗位流失。美國長期面臨巨額的商品貿易逆差，是全球最大的貿易逆差國家。2024年，美國的貿易逆差創下新高，商品貿易逆差為12947.9億美元。美國主要的貿易逆差國家是中國、歐盟、墨西哥、越南、台灣、加拿大、日本、韓國、印度和泰國，其中，中國、歐盟、墨西哥、越南分別佔總貿易差額的24.6%、19.1%、13.6%和10.0%。美國從人類文明的燈塔國到秩序破壞者，顛覆全球秩序規則，關稅武器化極大破壞貿易夥伴安全感，削弱了盟友互信基礎。過去美國常以全球經濟發展的引領者和規則制定者的形象示人，強調自由貿易、多邊合作等理念，為全球經濟繁榮貢獻力量。而當前，美國已經從“文明燈塔”到“利益優先”，利用霸權攫取利益，“只有永恆的利益，沒有永恆的朋友”。這種轉變表明，美國在國際經濟舞台上的角色發生了變化，從一個倡導開放合作的領導者，轉變為一個更注重自身利益、不惜以犧牲盟友關係為代價的逐利者。美國的霸權地位不僅建立在軍事霸權、科技霸權、金融霸權之上，更重要的是其作為國際秩序的引領者和人類文明的燈塔，讓眾多盟友受益跟隨。如今川普舉起關稅大棒四面開戰，損人不利己，既不能“拯救”美國，而且動搖根基，自毀長城。當前美國面臨的真正問題不是中國，而是如何解決自身的“生產性”下降、過度消費、貧富差距太大、民粹主義、特裡芬難題等問題。20世紀80年代美國成功遏制日本崛起、維持經濟霸權的主要原因，不是美日貿易戰，而是里根供給側改革和沃爾克遏制通膨，成功地修復了美國的競爭力。五、與中國大範圍脫鉤的美國：技術限制，金融投資限制，人才交流限制，鴻溝越來越大此次遊學，我們在波士頓和當地中資企業交流：這幾年按照美國政府要求，美國名校對中國留學生學習科技類行業的限制明顯增多，招生大幅減少。在美國有中資背景的機構投資美國科技企業，近年限制十分嚴格，有的甚至經常被FBI敲門調查和警告。我們在紐約與美國金融機構和避險基金交流：這些年美國機構投資者買中國股票會有很多非經濟限制，即使有的外資機構看好中國資產，但如果購買了美國製裁名單的中國股票，會面臨很多審查。所以，過去這些年，因為中美關係長周期的原因，不少外資機構撤出中國，甚至研究中國經濟的團隊也被裁撤。這一輪A股港股牛市，雖然外資機構產生了濃厚興趣，但並沒有大幅買入。總的看，美國從留學生交流、科技產品出口、科技企業投資等領域與中國脫鉤，鴻溝越來越大。事實上，中美之間需要通過經常交流消除誤解和誤判，攜手推動世界的和平與發展。自2008年以來，美國進行了重大戰略調整，歐巴馬時期提出“戰略東移”“重返亞洲”，試圖通過《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TPP）等遏制中國，最終由於美國忙於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殘局和川普政府退出而虎頭蛇尾。自2018年以來，中美貿易摩擦爆發，並不斷升級至科技、金融、地緣、意識形態等領域，雖然打打停停，多次談判並簽署貿易協定，但顯然貿易協定並非美方的底牌和訴求，美方試圖通過貿易戰收取關稅利益並讓製造業回流美國，通過科技戰遏制中國創新升級，通過金融戰獲得更多打擊中國經濟的手段，通過地緣戰搞亂中國及周邊和平穩定的發展環境，通過輿論戰混淆是非欺騙世界人民。最根本也是最本質的是遏制中國復興、維護美國霸權，這就是底牌。中美經貿關係已經不可逆的發生了深刻改變，隨著中國經濟崛起、中美產業分工從互補走向競爭，以及中美在文化、價值觀、意識形態、國家治理上的差異愈發凸顯，美國政界對中國的看法發生重大轉變，鷹派言論不斷抬頭。部分美方人士無視事實，認為中國經濟崛起挑戰美國經濟霸權，中國進軍高科技挑戰美國高科技壟斷地位，中國重商主義挑戰美國貿易規則，中國“一帶一路”倡議挑戰美國地緣政治，中國發展模式挑戰美國意識形態和西方文明。中美貿易摩擦的本質是戰略遏制，具有長期性和嚴峻性，中國必須清醒認識到發展仍是未來三十年首要目標，做好自己的事情，時間會給出正確答案。 (澤平宏觀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