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審判席上，終於等來了那個身影。許家印這個曾經高傲的中國首富，如今低垂著頭，當庭吐出了那句遲來的“認罪悔罪”。許家印肯定要把牢底坐穿，但他留下的2.4兆巨額債務黑洞，最終由誰來買單呢？1. 許家印認罪，2.4兆債務黑洞本月中旬，恆大許家印案一審在深圳開庭，許家印當庭表示認罪悔罪。許家印的人生，跌宕起伏。他出身河南周口農村，生活極度貧苦。憑藉膽識與機遇，他在廣州創立恆大。乘著中國房地產行業黃金時代的東風，許家印將恆大發展成為中國最大房企。2017年胡潤百富榜上，許家印以2900億的身家，成為中國首富。隨後，恆大帝國版圖橫跨地產、金融、文旅、汽車等，許家印風光無限。然而，盛極必衰。高槓桿、高周轉的擴張模式，終於不可持續，恆大在2021年開始撐不住了。恆大出現流動性危機，商票無法兌付，財富產品全線逾期。隨後，恆大暴雷，炸了一個2.4兆的龐大債務黑洞。這是什麼概念？相當於14億中國人，每個人負債1700元。法律的利劍，可以將許家印繩之以法，但不能填平2.4兆的債務窟窿。許家印和恆大，留給時代的是一個巨大的驚嘆號，以及無數家庭的嘆息。2. 留下爛攤子，跨界造車一地雞毛許家印註定難逃法律的嚴懲，死刑或無期徒刑的陰影，或將籠罩著他餘下的人生。在等候審判結果之際，他留下的爛攤子遠未收場。2025年8月，中國恆大因連續停牌18個月未能復牌，被港交所強制退市，昔日的資本寵兒黯然離場。恆大物業仍在港交所交易，但預計將會易主。而曾被許家印寄予厚望的恆大汽車，自2025年4月1日起停牌後，便再未醒來。事實上，自從許家印和劉永灼相繼被抓之後，恆大汽車就基本宣告了死刑。其旗下天津、上海、廣州三大造車基地，相繼破產清算。恆大汽車天津公司，今年2月份確認債權總額53.86億元，另有43.54億元債權暫緩確認。反觀其銀行帳戶，僅有餘額不足13萬元。其上海公司2025年3月進入破產清算流程，債權總額還不得而知。其廣州公司的申報債權大約130億元，好在找到了接盤俠——具有國資背景的廣州聚力。3. 成行業笑柄，每輛車巨虧1億元回望2019年，彼時意氣風發的許家印，召開了恆大新能源汽車全球戰略合作夥伴峰會。當著台下來自全球1000多位產業鏈老闆的面，許家印喊出了那著名的15字造車箴言：“買買買、合合合、圈圈圈、大大大、好好好。”許家印將這15個字，當作跨界顛覆的豪言壯語，但在如今看來不過徒增笑料而已。他用15個字，編織了一個巨大的泡沫，將真金白銀撒向了全球，換來的卻是一地雞毛。泡沫破滅之後，只剩帳面上的血淚。財報資料顯示，2019年至2023年，恆大汽車淨虧損額分別為44.26億、73.94億、562.7億、276.6億、119.3億元。2024年上半年，虧損額更是飆升至202.56億元。五年半時間，累計巨虧約1280億元！而2024年下半年及2025年的財報至今難產，虧損窟窿只怕更深。累計虧損金額應該超過1400億元，恆大汽車可能是虧損最多的造車新勢力。燒了如此天文數字的資金，恆大汽車累計只交付了1429輛汽車。這意味著，平均每交付一輛車，就要燒掉近1億元人民幣！這已不是造車，而是一場毫無理性、吞噬一切的“金錢焚化爐”。每輛車虧1億，這個數字像一把鋒利的匕首，刺破了所有浮誇的泡沫，也刺穿了那個盲目擴張、無視規律的商業幻夢。許家印的認罪，是一個時代的終結，更是長鳴的警鐘：商業的本質終將回歸理性與價值，任何背離此道的狂歡，終將迎來清算之日。 (象視汽車)

4月15日晚，華誼兄弟發佈公告表示，公司收到債權人北京泰睿飛克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泰睿飛克”）發來的《告知函》，泰睿飛克以公司不能清償到期債務且明顯缺乏清償能力，但具備重整價值為由，向浙江省金華市中級人民法院（簡稱“金華中院”）申請依法裁定對華誼兄弟進行重整，並申請對公司進行預重整。根據公告，如果金華中院正式受理泰睿飛克對華誼兄弟的預重整申請，後續華誼兄弟進入重整程序且重整順利實施完畢，將有利於改善公司經營和財務狀況，提升經營能力，最佳化公司資產負債結構。華誼兄弟表示，在法院審查重整及預重整申請期間，公司董事會將依法配合法院對公司的重整可行性進行研究和論證。若法院決定對公司實施預重整，公司董事會將依法主動配合法院及預重整臨時管理人開展相關工作，依法履行債務人相關義務。若法院裁定公司進入重整，公司將依法配合法院及管理人開展重整工作，在平衡保護各方合法權益的前提下，積極與各方共同論證債務化解方案，同時將積極爭取有關方面的支援，實現重整工作順利推進，最大限度保障公司及全體股東的利益，推動公司早日回歸健康、可持續發展軌道。重整程序是以挽救被重整企業，保留被重整企業法人主體資格和恢復被重整企業持續盈利能力為目的，通過對其資產負債進行重新調整、經營管理進行重新安排等，使被重整企業擺脫財務和經營困境的司法程序。截至目前，已有多家上市公司成功完成重整。華誼兄弟預計，2025年度期末淨資產為-9400萬元至+6300萬元（未經審計）。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2025年年度報告審計工作正在進行中，年報披露日期預計為4月29日，最終財務資料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經審計的年報為準。若公司披露的經審計的2025年年報期末淨資產為負值，根據《深圳證券交易所創業板股票上市規則》第10.3.4條規定，公司在披露年報的同時，披露公司股票交易將被實施退市風險警示的公告，公司股票於公告後停牌一天。自復牌之日起，公司股票交易將被實施退市風險警示。華誼兄弟是資本市場明星公司之一。公司是中國大陸知名的綜合性娛樂集團，由王忠軍、王忠磊兄弟創立於1994年，並於2009年率先登陸創業板，被稱為“中國影視娛樂第一股”。華誼兄弟的市值巔峰出現在2015年。當時，其股價達到歷史高位的32.13元/股，總市值一度突破900億元人民幣。如今截至4月15日收盤，華誼兄弟股價為1.74元/股，總市值約為48.3億元。華誼兄弟早期與馮小剛合作，通過《甲方乙方》《沒完沒了》《大腕》《手機》《天下無賊》等作品為觀眾所熟知。近年來，該公司出品過《集結號》《非誠勿擾》《風聲》《狄仁傑》系列、《八佰》等多部票房口碑雙豐收的作品，旗下曾擁有黃曉明、鄧超、李冰冰、周迅、楊穎、鄭愷、馮紹峰、李晨、蘇有朋等一眾明星，一時風光無兩。圖片來源：視覺中國（資料圖）然而，近年來華誼兄弟陷入持續虧損，截至2024年底公司已經連續虧損7年，合計虧損達82.5億元。最新業績預告顯示，2025年公司預虧2.89億至4.07億元。以此計算，從2018年至2025年，這8年間，華誼兄弟至少虧損了85億元。華誼兄弟歸母淨利潤（單位：萬元）2025年三季報顯示，公司儲備作品中，由周星馳導演的《美人魚2》已進入了後期製作階段。不過，早在4年前，華誼兄弟2022年的半年報中就已提到，《美人魚2》已進入後期製作階段。此外，由馮小剛執導，雷佳音、胡歌主演的《抓特務》已殺青。該片最新消息為馮小剛春節時發佈的拜年海報，上映時間尚未公佈。 (每日經濟新聞)

瑞·達利歐，這位全球最大避險基金橋水基金的掌舵人，曾憑藉其對歷史規律的深刻洞察和對宏觀經濟周期的精準預測，在金融領域樹立了不朽的聲望。近期，他在社交媒體上發佈了一篇名為《官方確認：世界秩序已崩潰》的長文，言辭冷峻，直指核心。在他看來，全球已經徹底告別了二戰後建立起來的規則體系，進入了一個叢林法則盛行、強者即正義的混亂時期。這種局面與 20 世紀 30 年代大蕭條及二戰前夕的局勢有著驚人的相似性。歷史的鏡像：從 1933 年到 21 世紀的混亂回顧 1933 年，那是人類文明的一個至暗轉折點。當時的國際聯盟正處於名存實亡的邊緣，德國和日本在擴張野心的驅動下相繼退出，國際秩序分崩離析。外交協商讓位於武力威懾，條約協議被視為廢紙。達利歐指出，當前的國際局勢正精準地復刻著那段歷史。慕尼黑安全會議近期發佈的報告《正在毀滅中》提出了一個令人警醒的詞彙：破壞球政治。在這個時代，各國不再致力於精細的政策修正或溫和的改革，而是傾向於採取毀滅性的手段來重塑利益格局。這種大動盪的核心在於大國之間的正面碰撞。達利歐在其《應對變化中的世界秩序》一書中，通過對過去 500 年人類歷史的研究，總結出了一個長達 80 年的典型周期。這個周期由六個階段組成，涵蓋了從新秩序的建立到債務擴張，再到內部衝突，直至最終崩潰的全過程。債務紅線與內部撕裂：從階段五到階段六的驚人躍遷在過去幾年裡，達利歐一直警告稱美國正處於第五階段，即預崩潰階段。這一階段的特徵極其明顯：糟糕的財政狀況、急劇增加的貧富差距、極端的政治極化以及愈演愈烈的內部矛盾。然而，他最新的研判卻更加激進且悲觀：美國及其主導的全球秩序已經正式跨入了第六階段。第六階段在達利歐的框架中被稱為暴力終局。這是一個發生革命與大規模戰爭的階段，類似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的最後時刻。他引用的佐證令人無法忽視：1. 不可持續的債務槓桿：美國的國債規模已經飆升至 38 兆美元的天文數字。這不僅僅是一個數字，它代表了貨幣體系的信用透支。達利歐向來認為，當一個主權國家的債務增長遠超其收入增長，且需要通過印錢來償還舊債時，貨幣貶值和嚴重的通膨將不可避免。政策制定者面臨著一個痛苦的二選題：是允許債務違約引發硬著陸，還是無限制印鈔引發惡性通膨？2. 內部秩序的動搖：達利歐提到了近期一些極具象徵意義的事件。例如，美國國內在邊境移民問題上的劇烈衝突，甚至引發了地方與聯邦層面的對峙。這種內部治理體系的裂痕，在歷史上往往是政權削弱、秩序崩壞的先兆。3. 規則意識的消失：在達沃斯論壇上，達利歐直言不諱地表示，某些針對主權領土的威脅言論或單邊制裁行為，已經標誌著那個曾經以規則為基礎的系統不復存在了。多維戰爭的連鎖反應：貿易、技術、地緣與資本達利歐預測，向第六階段的過渡不會是一個瞬間的爆炸，而是一系列多維度戰爭的交織和升級。這些衝突正在按照以下邏輯演進：貿易戰與關稅壁壘：這只是第一步，各國開始保護本土市場，全球化協作被供應鏈脫鉤所取代。技術戰爭：圍繞半導體、人工智慧、量子計算等核心技術的封鎖與反封鎖。這不僅僅是經濟競爭，更是生存權的爭奪。資本戰爭：利用金融手段進行制裁、沒收海外資產、限制投資。當一個國家的金融體系被當作武器使用時，全球金融市場的底層邏輯也就動搖了。地緣政治戰爭：從局部的代理人衝突到全球範圍內的陣營對抗。達利歐特別強調，地緣衝突目前最危險的引爆點在於東亞地區的權力制衡，一旦這些衝突被一方視為生存威脅，軍事對抗將不可避免。權力的囚徒困境：為何雙輸成為了必然在《應對變化中的世界秩序》第六章中，達利歐詳細闡述了為什麼大國往往會陷入囚徒困境。當互信徹底喪失，任何一方為了自保而採取的防禦性舉措，在對方看來都是極具挑釁性的進攻。在這種邏輯下，國際組織（如聯合國、世界貿易組織等）因為缺乏強制約束力，在面對強權利益時顯得異常蒼白。達利歐認為，目前國際社會幾乎達成了一個普遍共識：1945 年後建立的全球治理體系已經瓦解。法國總統馬克宏關於“歐洲必須為戰爭做好準備”的言論，以及美國國內政壇對“舊世界已去”的斷言，都在印證這一殘酷事實。樂觀與悲觀的博弈：人工智慧能拯救我們嗎？儘管達利歐描繪了一個充滿陰霾的未來，但世界上仍有不同的聲音。例如，Google DeepMind 的首席執行長德米斯·哈薩比斯就持有一種近乎相反的願景。哈薩比斯認為，人類正處於由於人工智慧進步帶來的基石性繁榮和激進豐饒的邊緣。他預言在未來十年內，科學發現和醫療技術的突飛猛進將把人類帶入一個新的文藝復興。然而，這兩者並不一定矛盾。達利歐的觀點更多是關於分配、權力和金融體系，而哈薩比斯的觀點關於生產力和技術上限。歷史上，技術革命往往伴隨著舊秩序的血腥崩潰。問題在於：在哈薩比斯所預言的光亮到來之前，人類是否必須先穿越達利歐所預言的漫長黑夜？在不確定的時代尋找生存之道達利歐的警告並非為了製造恐慌，而是基於歷史巨量資料的邏輯演進。正如他在研究 500 年帝國興衰史後得出的結論：在這個沒有規則、強者通吃的時代，唯一的確定性就是不確定性。這種大動盪周期通常伴隨著財富的劇烈重組、貨幣體系的更迭以及全球權力的易主。對於每一個身處其中的個體和組織而言，理解這種長周期的演變規律，或許是在即將到來的風暴中保持清醒、尋求自保的唯一路徑。我們正處在一個十字路口。一邊是數字科技帶來的無限可能，另一邊是重蹈歷史覆轍的戰爭暗影。正如 1933 年的先輩們無法想像此後十二年的波瀾壯闊與慘烈，我們或許也正站在一個決定未來百年命運的門檻上。面對這種大動盪，與其祈禱秩序回歸，不如學會如何在秩序的廢墟上理解新的現實。 (技術前哨)

經濟的興衰背後往往藏著一部債務的隱秘史，如今全球債務的“大爆炸”掀開了這部宏大敘事的最新一章。國際金融協會（IIF）2月25日發佈的《全球債務監測》報告顯示，2025年底全球債務規模攀升至創紀錄的348兆美元。2025年債務規模增長了近29兆美元，創下疫情暴發初期以來最快的年度增速。這一增長主要由政府驅動，政府債務去年增長了10兆美元以上。（資料圖）更糟糕的是，國際金融協會預計，財政擴張、寬鬆貨幣政策與“鬆綁式”監管簡化構成的強力組合，可能推動債務進一步累積，同時加劇市場對槓桿上升和局部過熱的擔憂。經濟增長帶來的緩衝也有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2026年1月發佈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中曾預測，2026年全球經濟增速約為3.3%。其中，發達經濟體增速約為1.8%，新興市場增速則略高於4%。這一預測增速雖然相對穩健，但或許並不足以迅速稀釋不斷攀升的債務存量。未來債務與GDP比率可能再度攀升，其中新興市場將尤為顯著，其槓桿率目前已達歷史峰值。歸根結底，全球債務“大爆炸”並非一場突如其來的風暴，而是一面映照時代變遷的鏡子。在這場“借來的繁榮”中，債務本身並無善惡，真正決定命運的，是它所撬動的資源能否轉化為真正的技術進步與民生福祉。誰在驅動全球債務“大爆炸”？全球債務這頭“灰犀牛”已經越長越大。中航證券首席經濟學家董忠雲對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分析稱，主要原因是債務擴張的驅動力在傳統的企業開支之外，新增加了政府債務擴張的需求。根據國際金融協會資料，2025年全球新增政府債務超10兆美元，約佔全球新增債務規模的三分之一。這表明，全球主權信用的戰略性擴張正取代私人部門的借貸意願，成為全球債務增長的核心驅動力。進一步分析，全球主權債務的擴張浪潮，本質原因是驅動政府加槓桿的邏輯已從傳統的偏“消費”型的“福利兜底”逐步轉變為偏“投資”型的“國家安全支出”。這裡的國家安全是廣義的，既包括傳統的武器裝備代表的國防安全，也包括在以AI為代表的新一輪席捲全球的科技革命下，對於維持國家經濟競爭力的各類必要投資。甚至是德國等此前相對謹慎的國家如今也在增加財政支出。董忠雲表示，傳統上長期奉行財政收支相抵原則的德國，其對於政府財政擴張態度的轉變正是這種政府加槓桿邏輯變化的典型代表。當前，德國正在推動大規模財政擴張計畫。這背後有兩大驅動力：第一是地緣政治的倒逼。俄烏衝突改變了歐洲的安全認知，德國政界普遍意識到傳統安全架構已發生不可逆變化。為了將國防開支系統性提升至GDP的2%以上，並響應北約關於安全投資的呼籲，財政擴張成為結構性剛需；第二是增長模式的轉型壓力。德國設立了規模達數千億歐元的特別基金，用於交通、數字和能源基礎設施。這本質上是政府試圖通過前瞻性財政擴張，來彌補私人部門在AI和綠色轉型上的投資不足，重塑國家競爭力。儘管全球債務屢創新高，西京研究院院長趙建認為不必過度擔憂。看待債務問題不能只看總量，更要關注債務背後的資產範式轉變和結構特徵。348兆美元的債務總量確實很高，但從結構的角度來看，仍然保持韌性。美國債務規模超過38兆美元，赤字也處在高位，但私人部門的槓桿率和資產負債率其實並不高。自次貸危機以來，全球進入了一個債務驅動型增長的超級債務周期，但與此同時，以資訊技術和人工智慧為主線的第四次、第五次工業革命也在推進。趙建表示，這意味著，儘管債務在膨脹，但供給約束也在不斷被突破。債務的風險在於違約和壞帳，而這本質上是資產端出了問題。次貸危機後，雖然有債務攀升，但也有科技和需求在帶動資本積累、資產收益率與實體經濟增長。全球債務正轉向貨幣化模式，從發達國家看，公共債務佔主導，其本質是再分配和社會福利。私人債務總量雖在上升，但相對速度、槓桿率和資產負債率並未顯著走高，這說明348兆美元債務的背後是有經濟增長和資產作為支撐的。債務本質上是會計問題，也是債權債務的分配問題。債務真正爆發危機，首先出現在資產端——資產收益率偏低無法覆蓋利息，進而引發流動性危機。但當前債務的另一面，既形成了資產也創造了貨幣和流動性，因此從這個角度看，趙建認為暫時不會發生系統性危機。從資料上看，2025年年末全球政府債務規模約為106.7兆美元，較2024年末的96.3兆美元進一步增長；非金融企業債務約為100.6兆美元；家庭債務增幅相對溫和，升至64.6兆美元。未來需要警惕一個關鍵指標：高通膨。趙建分析稱，如果通膨不起，理論上債務可以通過貨幣供給維持，但一旦通膨起來，利率必然上升，每年支付的巨額利息會稀釋大量流動性，造成流動性壓力。以美國為例，其面臨的困境是需要不斷借新還舊來償付利息，以抵禦利息和本金都無法償付的“明斯基時刻”，目前看還沒到這一步。然而通膨疊加發達國家的高利率（日本、澳大利亞加息，美國降息受阻），確實加劇了債務對流動性的侵蝕，這使我們進入一個債務脆弱性的高等級區間，危機爆發的機率在增加，可能在50%到60%左右，但尚未形成系統性危機。最終能否穩住取決於通膨走勢和流動性供給能力，只要流動性穩定，債務問題就可控。如果經濟增長能跟上高利率，三者仍能形成穩態，但目前確實處於一個脆弱性較高的區間。安全資產“褪色”全球債務“大爆炸”也在影響債市。董忠雲認為，從長期視角上看，全球主權債務的大擴張確實將很大程度上改變債市的運行邏輯，主要的影響來自三個方面：首先，最直接的影響是供給衝擊。主權債券的天量發行帶來的債市階段性供需失衡，將推升債券期限溢價，導致收益率曲線陡峭化。這意味著借錢給政府的“風險補償”在增加，債市的波動性會比以往更高。其次，隨著天量主權債券進入債市，傳統安全資產的避險屬性將面臨“條件性褪色”。在供給增多的情況下，市場將比以往更加關注和嚴格審視不同國家的財政紀律。例如，當市場對美國財政可持續性、政治極化產生擔憂時，部分長期資金出現了減持美債，轉向德國、法國國債的操作，導致這些歐債的收益率相對下行。這說明，在全球債務擴張的背景下，資金並不是拋棄所有主權債，而是在尋找財政紀律相對更可靠的避風港。最後，避險資產的籃子正在擴容。由於主權債的穩定性出現分化，資金開始增配黃金、大宗商品，甚至是具備強大現金流護城河的科技巨頭股權。這些資產在部分場景下承擔了避險功能，成為傳統國債的補充。因此，董忠雲認為，未來債市的格局不是簡單的“安全資產失效”，而是“分層定價”，這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美債的避險屬性在削弱，但財政紀律相對較好的其他發達國家的主權債務反而可能被強化；二是，在傳統的主權債券之外，投資者正在用更多元的工具來建構避險組合。當前全球面臨一個前所未有的問題：安全資產的缺失。趙建提醒，傳統的避險資產如美元、美債、黃金、德債、日債，其安全性都在大打折扣。在全球化逆風、地緣割裂影響下，美元和美債的信用出現裂縫，已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絕對安全的資產；黃金這個避險資產，如今的波動率也已超越歷史均衡水平。正因如此，全球都在重新尋找和定義安全資產，現在的安全只能是相對的。最近幾個月市場轉向幾類新的避險選擇：一是股市中的紅利股、價值股被視作相對安全的避風港；二是擁有堅實實體產業的國家，其貨幣和資產開始受到青睞，例如中國、日本、德國、韓國的資產，因為它們背後有實體產業支撐；三是重資產、確定性較高、低淘汰率的資產也成為安全資產的選項之一。趙建表示，過去投資者避險可能只有美元、美債、黃金、日元等幾個固定選項，如今則轉向一個更加多元化、組合式的安全資產配置。債務這顆“雷”何時會爆？在全球債務總額達到創紀錄水平的背景下，市場擔憂未來會跨過關鍵的臨界點，高債務水平從“可持續”轉變為系統性風險。董忠雲認為，全球債務規模的持續擴張確實存在引發系統性風險的臨界點，但這一臨界點並非適用於所有經濟體的剛性統一標準，而是一個“動態閾值”——其具體位置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各國當時所處的內外部環境。概括而言，以下四個維度或對臨界點的形成具有關鍵影響：一是利息支出對財政空間的侵蝕程度。真正決定風險的核心變數並非債務存量本身，而是償債成本在財政支出中所佔的比重。當淨利息支出持續攀升，並開始擠佔國防、教育等剛性支出時，市場對財政可持續性的信任便會動搖。尤其值得警惕的是，一旦利息支出增速持續超越名義GDP增速，債務將可能步入“自發加速”的不穩定軌道。二是投資者基礎的穩定性與多樣性。主權債務的可持續性高度依賴於順暢的融資鏈條。若主要邊際購買者——如外國官方機構、商業銀行等——開始系統性離場，而市場又無法及時形成新的承接力量，流動性危機便可能被觸發。在此情境下，借新還舊的循環將面臨結構性考驗。三是實際利率與經濟增長率的相對走勢。這是決定債務動態演變的基本法則：若實際利率持續高於經濟增長率，即使政府維持財政預算平衡，債務率也將被動上行。若未來經濟增速不足以覆蓋融資成本，部分國家的主權債務將面臨“被動加速”的風險。四是制度層面的緩衝空間，即財政與貨幣政策的協同能力。這一維度在發達經濟體與新興市場之間呈現出明顯差異。以日本為例，其在高債務率下的經濟穩定，關鍵在於擁有獨立的貨幣主權，央行可在必要時承接國債，提供流動性支援。而缺乏這一條件或外債佔比較高的國家，市場的容忍度往往不高。關於債務周期的臨界點，明斯基和達里歐的理論中臨界點通常由幾個指標衡量：明斯基時刻指利率與資產收益率、現金流供給之間形成失衡導致無法支付利息；達里歐的拐點指現金流無法覆蓋利息，債務開始侵蝕經濟增長。趙建表示，目前來看還沒有出現明顯證據表明已到達那個臨界點，但脆弱性在增加。趙建最擔憂的是通膨，如果通膨帶來的經濟增長無法與高利率有效平衡，甚至出現滯脹，即債務增加、通膨推高名義利率但經濟增長放緩、失業增加，那麼債務就會出大問題。此外，債務危機與股市危機也有關聯，在債務周期前半段有足夠的資產支援擴張，問題不大，但如果股市泡沫出現嚴重壓力，通過資產價格上升來消化債務的能力就會衰竭，這也會將債務推向系統性風險的高機率區間。解決問題的鑰匙或是“加法”2025年全球債務佔GDP的比重小幅回落至約308%，這主要受發達經濟體推動。而新興市場債務佔GDP的比率持續攀升，創下逾235%的歷史新高。新興市場國家在應對這場債務“灰犀牛”時，面臨著與發達國家不同的脆弱性和政策約束。董忠雲認為，新興市場在應對本輪全球債務擴張時，所面臨的挑戰與發達國家存在明顯區別，主要體現在三個層面的結構性與脆弱性：第一，貨幣與融資的結構性約束。發達國家普遍擁有“貨幣特權”，可通過央行量化寬鬆實現債務貨幣化，而大多數新興市場不具備這一條件。這意味著新興市場難以像德國那樣依靠內部財政擴張進行低成本融資，反而可能被迫加息以抑制通膨與匯率貶值，從而加劇經濟放緩。第二，債務結構層面的“期限—幣種”錯配風險。根據國際金融協會報告，2026年，新興市場面臨超過9兆美元的再融資壓力，規模創歷史新高。此種情況下，新興市場一旦出現本幣貶值，將直接推高其實際債務負擔，觸發“貶值—債務加重—資本外逃”的惡性循環。這種錯配使得新興市場對外部融資環境的變化高度敏感，容錯空間顯著低於發達經濟體。第三，政策空間的有限性與債務容忍度偏低的歷史特徵。一方面，發達經濟體在財政擴張時可依託成熟的國內債券市場，而新興市場往往被迫在“保匯率”與“保增長”之間艱難權衡。另一方面，部分新興市場存在“債務不耐”現象——歷史經驗表明，一些國家在債務/GDP比率仍然相對不高時便可能因信心危機而陷入債務違約，這與具體新興市場的制度聲譽、貨幣信用歷史以及對外部資金的依賴程度密切相關。對於新興市場的特點，趙建分析稱，它們擁有豐富的生產要素和年輕人口，經濟增長潛力大，資產收益率較高，有大量投資空間，可以用較高的經濟增速來抵消債務壓力。但它們在金融定價權和資本市場方面處於弱勢，貨幣的國際認可度低，融資能力差。發達國家可以印鈔讓全球買單，但新興國家不行，往往難以以低利率融資，因此更容易發生貨幣危機。過去的教訓顯示，東南亞、俄羅斯、拉美國家常常是債務危機與貨幣危機並行，貨幣大幅貶值後外部融資能力基本喪失，對內融資又易引發通膨，這就是新興國家債務的脆弱性所在。或許，解決問題的鑰匙不在債務的“減法”裡，而在發展的“加法”中——只有用創新對衝風險、以增長消化債務，才能在歷史的十字路口，為這頭“灰犀牛”套上韁繩。 (21世紀經濟報導)

國際金融協會(IIF)周三發佈的報告顯示，全球債務規模在2025年底攀升至了創紀錄的348兆美元。其中，光是去年一年債務規模便增長了近29兆美元，創下疫情暴發初期以來最快的年度增速。國際金融協會在最新發佈的《全球債務監測》報告中指出，這一增長主要由政府驅動，政府債務佔去年增長額的10兆美元以上。資料顯示，當前全球債務周期已不再主要由家庭或企業驅動，而是主要受主要經濟體持續的財政赤字推動。鑑於全球經濟增長預計將保持穩定但溫和，投資者面臨的核心問題在於：借貸增速是否能在不再次推高債務比率或考驗主權債券需求的情況下繼續攀升。報告指出，2025年全球債務佔GDP的比重小幅回落至了約308%，這主要受發達經濟體推動。而新興市場債務佔GDP的比率持續攀升，創下了逾235%的歷史新高。國際金融協會指出，“財政擴張、寬鬆貨幣政策與‘鬆綁式’監管簡化構成的強力組合，可能推動債務進一步累積——同時加劇市場對槓桿上升和局部過熱的擔憂。”該機構特別強調了主要經濟體持續存在的財政赤字問題。主權債務主導創紀錄發行規模具體來看，全球政府債務在去年年末的規模約達106.7兆美元，較2024年末的96.3兆美元進一步增長；非金融企業債務約達100.6兆美元；家庭債務增幅相對溫和，升至了64.6兆美元。成熟市場總債務規模攀升至約231.7兆美元，新興市場則達到約116.6兆美元，兩項資料均創歷史新高。債務結構變化尤為顯著：私營部門債務比率已從疫情高峰迴落，但公共債務持續擴張。這種向主權槓桿傾斜的結構性變化，使全球資產負債表更易受利率波動和投資者信心變化的影響。債務快速增長的趨勢在今年年初顯然仍在延續——1月份人們見證了全球主權債券發行有記錄以來最繁忙的開局之一，因為各國政府在投資者需求依然堅挺的情況下，紛紛搶先為預算需求進行融資；企業借款人同樣活躍——在大型科技與工業發行商推動下，美國投資級債券發行在1月快速增長後，有望延續強勁態勢。國際金融協會在報告中寫道，“寬鬆的金融環境應能支援各國為國防支出等國家優先事項籌集急需資金。新一輪強勁的全球資本支出超級周期將強化這一勢頭，人工智慧驅動的資料中心、能源安全與轉型、以及韌性基礎設施的大規模投資，正成為全球債務市場的重要增長引擎。”國際金融協會還指出，寬鬆的融資環境和強勁的風險偏好，也支撐了高收益債券、槓桿貸款和IPO市場的發行。該機構表示，如果財政赤字保持在高位，且企業繼續通過債券市場為資本支出融資，這種背景可能導致全球債務在2026年繼續上升。經濟增長帶來的緩衝有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2026年1月發佈的《世界經濟展望》更新報告中曾預測，2026年全球經濟增速約為3.3%。其中，發達經濟體增速約為1.8%，新興市場增速則略高於4%。按近期標準衡量，這一預測中的增速雖然頗為穩健，但顯然並不足以迅速稀釋不斷攀升的債務存量。若借貸規模維持2025年水平，債務與GDP比率可能再度攀升，其中新興市場將尤為顯著——其槓桿率目前已達歷史峰值。國際金融協會的估算預計，2026年新興市場將面臨逾9兆美元的債務償還壓力，創歷史最高再融資負擔；而成熟市場則需應對超過20兆美元到期債券和貸款。該機構指出，當前強勁的需求支撐著融資秩序。但高企的公共借貸、沉重的滾動需求以及創紀錄的年初發行量共同作用，意味著全球債務水平可能維持在歷史高位附近，而財政政策選擇正日益決定著全球資產負債表的走向。 (財聯社)

美國財政當前面臨的系統性困境：債務風險已從“規模擔憂”質變為“成本失控”。01. 困境：被“成本”鎖死的財政1、雙重壓力：長期赤字與短期到期高峰長期“失血”：2026-2035財年，財政赤字累計將達22.7兆美元（佔GDP的6.1%），為債務膨脹提供了源源不斷的“燃料”。短期“洪峰”：未來五年，約70%的存量美債將集中到期，意味著當前的高利率環境將直接鎖定未來龐大的再融資成本，構成巨大的市場壓力。圖表1：未來五年約七成美債到期，再融資壓力集中釋放資料來源： Bloomberg，MERIT ASSET MANAGEMENT2、成本失控：利息從“配角”變為“主角”利息支出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長，其增速已遠超基本赤字。預計到2035年，年度淨利息支出將激增至約1.8兆美元，而基本赤字僅為0.8兆美元。圖表2：未來十年利息成本將翻倍，預計2035年達到約1.8兆美元資料來源：CRFB，MERIT ASSET MANAGEMENT這標誌著財政壓力源的徹底轉變：利息支出已成為推高赤字和債務的首要驅動力。政府正在耗盡資源為債務本身融資。圖表3：利息支出越漲越快，財政就越被“借錢成本”牽著走資料來源：CRFB，MERIT ASSET MANAGEMENT3、惡性螺旋：“政策-利率-債務”的死亡循環情景推演發出嚴厲警告：若將“大美麗法案”等臨時支出政策永久化，在利率較高環境下，美國債務佔GDP比重將被急劇推升至134%（遠高於基線預測的118%）。這揭示了一個危險機制：財政政策選擇（如擴大支出）會通過推高市場利率，反過來非線性地加劇債務問題，形成政策自我挫敗的螺旋。圖表4：“大美麗法案”的臨時政策一旦永久化，高利率會把債務率推向134%資料來源：CRFB，MERIT ASSET MANAGEMENT02. 破局：理論上的“三步走”求生路徑1、短期：鎖成本，為改革爭取時間核心目標：一次性鎖定長期低息資金，避免在利率更高時滾動債務。具體路徑：利用特定收入（如關稅）填補減稅缺口，並以此為支點，推動財政一次性大幅上調債務上限，在利率回落窗口加大發行超長期國債、拉長久期，將未來的利息成本“鎖死”在利率回落窗口期。2、中期：化存量，通過改革溫和消化債務核心目標：通過結構性改革與適度通膨，讓存量債務“溫和蒸發”或實際價值縮減。具體路徑：支出改革：為減稅和補貼設定上限並分段續期，同時推動社保、醫保改革，控制最大法定支出項目。通膨管理：維持適度通膨水平，使債務的實際價值被緩慢稀釋。3、長期：做增量，以真實增長跑贏利息核心目標：確保經濟的長期增長率持續超過債務的利息增長率。具體路徑：通過對人工智慧、現代化電網、能源轉型等能夠提升全要素生產率的未來產業進行戰略性投資。只有把經濟的“蛋糕”做大，才能最終覆蓋並消化債務存量，走出循環。美國債務問題是一場“成本”與“增長”、“存量”與“增量”之間的殘酷賽跑。短期操作空間逼仄，中期改革政治阻力巨大，長期增長能否兌現存疑。最終結局，不僅取決於華盛頓的政治決策，更將取決於市場對這條“三步走”路徑的信心與耐心。美國能否打破自身（及全球）的“債務-利率-低增長”循環，將成為未來十年全球經濟穩定與走向的決定性考驗。 (邁睿資產管理)

一、麥肯錫的判斷：我們正站在一個危險的十字路口報告開篇便拋出一組令人不安的資料：全球淨資產已達600兆美元，創歷史新高，但這筆財富的根基正在瓦解。世界經濟已進入"失衡"狀態——資產負債表規模遠超實體經濟支撐能力，財富增長與生產力脫節，債務擴張速度令人生畏。失衡的三重內涵尤為危險：第一重是增長與財富的撕裂。2000-2024年間，全球淨資產增長440兆美元，但其中36%是純粹的"紙面財富"，源於資產價格泡沫而非實際投資。更扭曲的是，每投入1美元實體經濟，竟創造出3.5美元新財富，而代價是同步產生1.9美元新債務。這種"財富自我繁殖"機制，本質上是金融槓桿對實體增長的透支。第二重是分配結構的固化。2024年，主要經濟體頂層1%家庭持有至少20%財富，美國更高達35%。底層50%美國人的人均財富僅9000美元，甚至低於中國同等階層的購買力水平。當財富增長主要依賴資產升值而非工資收入，未持資產者被永久鎖定在財富階梯之外，社會流動性枯竭。第三重是跨境失衡的加劇。美國對外淨負債達GDP的90%，德國、日本則坐擁相當於GDP 80-90%的淨盈餘。表面上看是貿易逆差與順差的對立，深層則是資本配置的全球失序：盈餘國將儲蓄持續注入美元資產，壓低美國利率，進一步推升其資產泡沫。這種循環令美國資產負債表膨脹至GDP的5.4倍，而中國和德國分別達6.2倍和6.6倍。麥肯錫警告，後疫情時代的通膨與利率飆升，已終結了長達二十年的"低利率-高槓桿"舒適區。資產負債表雖從2021年峰值回落，但仍處於歷史高位，任何一個變數——利率、生產率、資產價格預期——的劇烈波動，都可能觸發連鎖反應。這不是周期性調整，而是結構性拐點的到來。二、這筆"巨額財富"從那裡來？——紙上富貴的三重密碼所謂600兆美元財富，並非憑空而生，而是三種力量疊加的產物：密碼一：資產價格膨脹（佔財富增量的36%）2000-2021年，全球股市估值增長109%，房地產增長53%，遠超GDP增速。麥肯錫通過拆解發現，驅動房地產和股票估值的核心並非租金或利潤增長，而是利率下行帶來的折現率效應。以美國為例，1995-2021年間，實際抵押貸款利率下降和股權成本降低，分別貢獻了房地產和股票估值漲幅的63%和143%。換句話說，財富增長的主引擎是央行降息，而非企業創新。當利率在2022年後逆轉，房地產價值相對GDP已下跌15-20%，凸顯其脆弱性。密碼二：貨幣幻覺（佔財富增量的40%）通膨本身會名義性抬高資產價值。2021-2024年，美國名義GDP年均增長7%，其中通膨貢獻近三分之二，歐洲更高達四分之三。這解釋了為何全球財富在疫情後"縮水"速度看似溫和——通膨扮演了隱形的財富減記器，讓債務和資產價值在名義上顯得不那麼刺眼。但代價是侵蝕家庭購買力，扭曲企業投資預期。密碼三：真實的投資缺失（不足增量的30%）最諷刺的是，真正代表經濟潛力的"淨國內投資"僅佔財富增長的不到30%。全球債務已達GDP的2.6倍，中國非金融企業債務（180% GDP）是全球均值的兩倍，日本政府債務超GDP的250%。債務激增並未對應等量的生產性資本積累。美國生產性資產（基礎設施、裝置、智慧財產權）佔GDP比重僅增長18百分點，遠落後於金融資產膨脹。資本大量流向資產回購和投機，而非創造未來增長動力的實體投資。更深層的問題在於財富效應的異化。美國家庭將35%財富配置於股票，財富效應敏感度高，資產升值能刺激消費；但中國家庭58%財富是存款和房產，房地產崩盤直接摧毀消費信心。2021年後，中國家庭存款激增6.9% GDP，而房產投資暴跌6.5% GDP，消費引擎熄火。財富從"增長催化劑"異化為"風險放大器"。三、未來可能出現的四條路徑——從天堂到地獄的光譜麥肯錫模擬了2024-2033年的四種情景，揭示不同經濟體面臨的非對稱風險。這不是簡單的經濟周期預測，而是資產負債表再平衡的四重可能：路徑A：生產率加速（理想情景）核心邏輯：通過技術革命和實體投資，讓經濟增長速度超越債務與資產膨脹速度，實現"軟著陸"。關鍵資料：美國人均財富增長6.5萬美元，GDP增速升至3.3%（比基準高1個百分點）德國人均財富增長2.5萬美元，GDP增速1.4%（比基準高0.5個百分點）中國人均財富增長2.5萬美元（增幅達50%），GDP增速4.6%（雖低於歷史，但實現可持續）實現條件：美國需持續加大AI、能源、基礎設施投資；歐洲需填補7000億美元投資缺口，啟動《德拉吉報告》競爭力改革；中國需將消費佔GDP比重提升6個百分點，從出口驅動轉向內需驅動。該情景下，利率因資本需求旺盛而維持高位，但資產估值有真實盈利支撐，財富增長與生產力同步，跨境失衡因美國儲蓄上升、歐洲投資增加、中國消費擴張而緩解。路徑B：持續通膨（次優但可能）核心邏輯：需求過熱疊加供給瓶頸，通膨持續高於目標，名義GDP增長稀釋債務，但真實財富縮水。關鍵資料：美、德人均財富實際損失9.5萬美元，相當於蒸發20%購買力GDP增長溫和（美國2.4%），但企業盈利遭侵蝕，股票估值最多下跌40兆美元利率因通膨壓力維持高位，政府債務利息負擔加重觸發因素：美國財政赤字持續7% GDP，聯儲被迫購入國債穩市場，引爆貨幣貶值；或關稅戰引發成本推動型通膨。歐洲能源轉型受阻、中國供應鏈重構亦可能輸入通膨。此情景下，紙面財富看似穩定，實則購買力被悄然掏空，家庭預算和企業規劃陷入混亂，貧富差距因低收入者抗通膨能力弱而惡化。路徑C：資產負債表重設（災難情景）核心邏輯：資產價格崩盤引發去槓桿螺旋，進入"失去的十年"。歷史鏡像：1990年代日本房地產泡沫破裂，或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關鍵資料：美、德人均財富損失9.5萬美元，中國損失5000美元，財富回撤至2010年代水平GDP增長降至1%（美、德）甚至負增長，企業破產率飆升政府債務激增100% GDP（如日本模式），私人債務收縮30% GDP，經濟陷入通縮陷阱觸發導火索：美國企業盈利預期崩塌（如AI技術落地失敗），股市估值從3.2倍GDP腰斬；或公共債務可持續性遭質疑，10年期國債收益率失控突破6%。歐洲主權債務風險重燃（如法意債務違約），或中國房地產壞帳暴露比例超5%。此情景下，財富不是緩慢蒸發，而是瞬間清零，養老金資產縮水，消費崩坍，銀行體系承壓，政策空間耗盡。路徑D：回歸長期停滯（溫水煮青蛙）核心邏輯：低投資、高儲蓄、超寬鬆貨幣政策再現，資產價格虛高但經濟增長停滯。關鍵資料：財富繼續"紙面增長"（美國+4萬美元/人），但GDP增速僅1%（美、德），中國降至2%利率重回1%以下，債務負擔看似減輕，但生產力停滯資產估值進一步脫離基本面，美股佔GDP比重再升5個百分點， Tobin's Q值超過2風險：這是 最隱蔽的毒藥方 。看似避免了崩盤，實則將風險 postponed。美國85%房貸為固定利率，家庭負債率下降，看似安全，但政府債務因缺乏增長而失控。歐洲家庭儲蓄率已升3個百分點，企業投資意願降至冰點，競爭力持續流失。中國若無法提振消費，產能過剩將加劇，出口傾銷引發貿易戰。此情景下，失衡持續累積，等待下一次更大爆發。麥肯錫強調，四條路徑並非等機率。當前資料指向美國更接近"生產率加速"（科技投資強勁），歐洲滑向"長期停滯"（投資缺口7000億），中國處於"重設"與"停滯"的臨界點（消費佔比僅38%）。但三者高度聯動：若美國無法減少財政赤字，其高利率將吸走全球資本，壓制歐洲投資；若歐洲不提振內需，其順差將持續補貼美國赤字；若中國不轉向消費，其過剩產能將衝擊全球貿易，反噬自身增長。四、資產配置的意義：不是押對結局，而是活過所有結局報告最終指向一個核心命題：在高度不確定的失衡時代，戰略的核心不再是精準預測，而是跨情景生存。對投資者、企業和政策制定者，這意味著思維範式的轉換。1. 拒絕單一敘事，建構"反脆弱"組合傳統配置模型假設經濟周期可預測，但麥肯錫的四情景跨度極大（財富差異高達16萬美元/人）。押注單一情景（如死守"美國例外論"）可能致命。智者應：持有跨情景資產，例如既有受益於生產率加速的科技股權，又有抗通膨的實物資產（房地產、商品），還保留重設情景下的現金與黃金。美國家庭財富35%集中於股票，遠超全球平均25%，這正是脆弱性來源。2. 盯住"搖擺因子"，而非預測終點報告提供了一套即時監測的領先指標：美國：財政赤字是否降至3% GDP以下？企業盈利能否保持1.5倍GDP的超額水平？若赤字維持7%且AI盈利預期破滅，距重設僅一步之遙。歐洲：企業投資能否從GDP的12%回升至15%？家庭儲蓄率能否從14%降至11%？若持續當前投資缺口，停滯將自我強化。中國：消費佔GDP能否從38%升至44%？私人投資能否替代公共投資？若存款繼續飆升而消費低迷，停滯不可避免。這些月度可追蹤的資產負債表訊號，比GDP或CPI更前瞻。例如，中國家庭存款增速若連續兩季超過6% GDP，即消費引擎失靈的警報。3. 從"金融套利"回歸"生產性錨定"報告反覆強調，只有生產性資產（基礎設施、裝置、智慧財產權）的擴張，才能支撐真實財富。過去二十年，資本過度流向金融套利：美國企業回購推高股價，中國國企投資製造過剩產能，歐洲銀行囤積主權債。未來配置應聚焦：美國：AI基礎設施、能源轉型、國防供應鏈，這些是生產率加速的"干火藥"。歐洲：數位化、綠色技術、防務產能，填補7000億美元投資缺口。中國：服務消費、社會保障、私營部門創新，將存款轉化為內需。避開純估值驅動的資產，如利率敏感型REITs或高槓桿企業債，其估值對利率彈性極大（美國房地產估值每升降1%利率，波動12兆美元）。4. 地域多元化：避險失衡的鏡像風險跨境失衡意味著一國的解藥可能是另一國的毒藥。美國若成功"再儲蓄"，其國債收益率將下降，資本回流將衝擊新興市場；歐洲若投資復甦，歐元升值將削弱德國出口；中國若消費翻身，全球大宗商品價格將被重估。因此，全球配置需包含避險頭寸：持有美國科技股的同時，做空超漲的美元資產；投資歐洲復甦主題時，配置中國消費替代標的；在中國內需資產中，對衝出口導向型行業的風險。5. 政策制定者的"資產負債表紀律"報告隱含一個激進結論：傳統宏觀政策（貨幣寬鬆、財政刺激）已無法修復結構性失衡，反而加劇風險。美國需財政自律，將赤字從7%降至3%，否則通膨或重設不可避免；歐洲需突破《馬約》3%赤字紅線，用公共投資撬動私人資本；中國需將財政支出從基建轉向社保，降低家庭預防性儲蓄。政治家若繼續"頭痛醫頭"（如美國降息救市、歐洲財政緊縮、中國刺激地產），只會將經濟推向更危險的路徑。結語：穿越失衡的生存法則麥肯錫這份報告的價值，不在於給出確定的預言，而在於用資產負債表透鏡，揭示了現代資本主義的深層病灶：財富已從實體產出的"結果"，異化為金融槓桿的"遊戲"。600兆美元淨資產背後，是懸浮在債務之上的紙面富貴，是分配失衡的社會裂痕，是跨境資本空轉的系統性風險。站在十字路口，沒有一個經濟體能獨善其身。美國的科技繁榮若不能匹配財政紀律，將淪為債務驅動的泡沫；歐洲的競爭力改革若不能突破政治桎梏，將永久淪為停滯的"博物館"；中國的消費轉型若不能撼動舊增長模式，將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資產負債表版本。對個體而言，資產配置的本質，是在四種可能的世界中，確保至少三種能活下來。這意味著放棄對"完美預測"的執念，轉而擁抱"情景韌性"：持有生產性資產錨定長期價值，保留流動性應對黑天鵝，分散地域避險政策風險，緊盯資產負債表訊號而非宏觀噪音。最終，報告傳遞了一個克制的警告：失衡不會自動修復，要麼通過痛苦的"重設"暴力出清，要麼通過艱難的"生產率"結構性改革。中間道路（通膨或停滯）看似溫和，實則拖延時日，讓風險在未來以更烈性的方式爆發。財富管理的終極挑戰，是在這個"失衡"成為常態的時代，找到穿越風暴而不翻船的航向。 (TOP行業報告)

橋水基金 (Bridgewater) 創辦人 Ray Dalio 在最新專訪針對關稅政策、全球供應鏈重組、美國債務結構，以及黃金在貨幣體系中的角色，提出一系列觀察。他指出，世界正從效率至上的全球化時代，走向以安全與韌性為核心的新階段，而關稅、自給自足、貨幣貶值與黃金，正好串起這場轉變的關鍵脈絡。關稅政策定位，關鍵在執行方式Dalio 指出，過去相當長一段時間，關稅曾是各國政府的主要收入來源之一，與所得稅、資本利得稅一樣，本質都是課稅手段，各自伴隨不同的經濟成本與副作用。真正的重點不在於是否採用關稅，而在於政策如何設計，包括執行方式、課徵規模，以及是否對經濟運作造成過度干擾。他也表示，關稅確實能替政府帶來可觀收入，有助降低對加稅或舉債的依賴程度。全球化或逐漸退潮，自給自足成主流趨勢Dalio 進一步表示，當前世界正進入一種「接近戰時狀態」的階段，各國開始以戰略安全而非單純效率作為經濟決策核心。他指出，過去「誰生產最便宜、最有效率就交給誰」的全球分工模式，在地緣政治風險升高的情況下愈來愈難以維持。Dalio 認為各國政府現在更在意供應鏈是否可能中斷、是否面臨制裁與封鎖風險，以及關鍵物資過度仰賴進口的脆弱性。因此，糧食、能源與製造能力能否留在國內，逐漸成為政策優先事項。在這樣的背景下，美國推動製造業回流，並非單純的產業政策，而是出於國家安全與經濟韌性的考量。Dalio也坦言，若從全球效率角度來看，理想狀態仍是由最具競爭力者生產，但現實環境已難以支撐這種模式。大而美難解債務問題，大債須靠貨幣稀釋談及美國近期討論的「大而美法案」，Dalio 直言，該法案無法從根本解決美國的財政與債務問題。他指出，歷史經驗顯示，當一個國家的債務規模膨脹到難以承受時，往往會同時出現三種現象：貨幣貶值政府大量印鈔實質利率被刻意壓低這種做法等於讓債權人承受通膨侵蝕，實際回收的是購買力下降的資金，也就是用「變薄的錢」償還舊債。他以日本為例，指出日本多年來正是透過超低利率與寬鬆貨幣政策維持債務體系運作，美國未來可能也將步上類似道路，債務負擔最終將轉嫁至未來世代，以貶值後的美元承擔。壓低利率有代價，平衡仍靠財政對於是否能透過強行壓低利率來降低政府利息支出，Dalio 持保留態度。他指出：「一個人的債務，就是另一個人的資產。」假設利率被壓得過低，投資人將失去持有國債的意願，需求下降反而可能引發更大的金融動盪。他認為，比起單方面干預利率，更可行的方式仍是調整財政結構，例如：「削減約 4% 的支出、同時增加約 4% 的稅收，逐步改善收支失衡問題。」若過度依賴低利率手段，將損害債券持有人利益，並可能形成新的惡性循環。黃金角色回歸，對抗貨幣風險在投資層面，Dalio 特別強調黃金的重要性，並形容黃金本質上是一種「貨幣」。他指出，近年來全球多國中央銀行持續增加黃金儲備，正是為了降低對單一貨幣體系的依賴並分散風險。黃金在市場動盪時往往與其他資產走勢相反，且不屬於任何人的負債，不需要依賴他人償付即可保有價值，並建議一般投資組合可配置約 10% 至 15% 在黃金上。Dalio 也提到，自 1750 年以來，全球約八成貨幣不是消失就是嚴重貶值，這也是人類長期信任黃金的原因之一。隨著美元今年以來對主要貨幣貶值約一成，加上歐美、日、中等經濟體同樣面臨高債務壓力，他認為單靠轉換其他貨幣未必能避險，在多國貨幣同時走弱的情況下，黃金可能成為表現最穩定、甚至最佳的「避險資產」。 (派鏈訂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