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自旅行的女性常常面臨安全問題，但讓人意外的是，一位亞洲博主Sarah Lim透露，她在獨自旅行時，感到最不安全的地方竟然都在歐洲，而不是一些常被提及的某些熱門地區。據英國《每日郵報》報導，Sarah是一名旅行內容創作者，經常在社交媒體上分享自己的經歷。最近，她公開了自己最不推薦女性獨自前往的五座城市，並詳細講述了經歷過的不安全事件。1. 巴黎，法國巴黎被譽為“浪漫之都”，但Sarah的經歷卻讓人心驚。她回憶說，第一次獨自夜行時被人跟蹤，而在第二次與五位朋友同行時，居然被一群男人追趕。除了被騷擾，巴黎的小偷問題也非常嚴重。搶包、扒竊在市中心很常見，遊客很容易成為目標。Sarah坦言，這讓她對巴黎的安全感大打折扣。2. 布魯塞爾，比利時在布魯塞爾，Sarah一直感到一種隱隱的不安。她說，天一黑，城市的氣氛就讓人緊張。“市中心晚上經常有很多男人成群徘徊，看著就讓人很不舒服。”這種氛圍讓她整個旅程都難以放鬆。3. 米蘭，義大利米蘭雖然是時尚之都，但Sarah的印象並不好。她剛到米蘭時，差點遭遇詐騙，讓人心裡很不是滋味。她還提到，在住宅區附近夜晚行走時非常不安全，不得不打電話叫男性朋友護送她和朋友回去。4. 巴塞隆納，西班牙在巴塞隆納，Sarah並沒有遇到嚴重的事件，但她始終擔心被偷。她說，從頭到尾都得提高警惕，時刻留意自己的隨身物品。同時，她也從一些交換生朋友那裡聽說過持刀搶劫、搶包的案例，讓她更緊張。5. 羅馬，義大利羅馬是最後一個上榜的城市。Sarah表示，遊客太多也意味著騙子多。“到處都是扒手和各種騙局”，尤其在熱門景點附近更為普遍。她的體驗也得到了很多遊客的共鳴——羅馬的偷盜問題廣受吐槽。Sarah的分享提醒公眾，即便是在歐洲這樣被普遍認為安全的地方，女性獨自旅行時仍需謹慎。她建議：無論目的地多麼熱門或浪漫，都要提前做功課、提高警惕、注意自身安全，不要因為城市名氣大、景色美就掉以輕心。 (鳳凰歐洲)

當地時間1月24日，由俄羅斯、美國、烏克蘭三國代表組成的安全問題工作組舉行首次三方會談。這也是2022年俄烏衝突升級近四年來，俄、美、烏三方首次開展直接接觸。此時距離俄烏衝突爆發已經接近四個年頭了，這場深刻影響全球地緣格局的事件，也持續塑造著外界對俄羅斯和歐洲的認知。作為關鍵鄰國與戰略夥伴，中國社會對於俄羅斯的解讀，以及對其與西方關係的評估，也在這充滿變數的四年間經歷著一輪又一輪的發生著變化。一個核心問題日益凸顯：俄羅斯如何定位自己在現代國際體系中的角色？其未來如何處理與中國、歐盟及美國等全球主要力量的關係，已成為預判俄羅斯未來數年戰略走向的關鍵。在此背景下，觀察者網與俄羅斯科學院歐洲研究所副所長羅曼·倫金教授進行了深度對話。透過學者視角，解析俄羅斯的戰略思維及其對國際關係的構想。訪談全文整理如下，供讀者參考。羅曼·倫金教授與觀察者網對話觀察者網：作為歐洲研究所副所長，您對歐洲有很深的研究，同時作為俄羅斯人，自然對歐洲的認知與我們不同。我們注意到，您在2025年10月參加了一個會議，會議的核心議題是歐洲“集體魏瑪化”，什麼是“集體魏瑪化”？為什麼你們會選擇這個主題？羅曼·倫金：是的，我們在俄羅斯科學院歐洲研究所內部一直有很多不同的討論。我們是一個學術機構，討論的範圍通常比較寬。我們會儘量邀請來自不同陣營、不同意識形態立場的代表參加討論。所以我們的學術會議不僅僅有專家學者，也會邀請社會活動家、政治活動家，以及來自不同國家，尤其是歐洲國家的知名公共評論員和作家。比如，我們也會邀請來自法國、德國的作家，他們寫過關於俄羅斯政策、普丁、歐洲危機的書，有些德國學者還是我們學術委員會的成員。他們同時也會在德俄、法俄相關協會中擔任領導職務。至於那次以“魏瑪化”為主題的會議，我可以補充一點背景。去年秋天，我們邀請了來自塞爾維亞地緣政治研究中心的主任。那次會議主要是為了簽署一項俄羅斯歐洲研究所與塞爾維亞歐洲研究中心的合作關係協議，也正是那位塞爾維亞學者提出了“歐洲的魏瑪化”這個概念。魏瑪共和國出現了大規模政治經濟動盪為什麼用“魏瑪化”這個說法？大家都知道，魏瑪共和國時期是德國乃至整個歐洲一個非常動盪、艱難的時期。那個時期有多重危機爆發：公眾對國家制度的信任危機、合法性危機，其次是經濟危機，當然還有意識形態危機。在某種程度上，這些特徵與當下歐盟的處境是相似的。現在的歐盟在意識形態、權力結構都面臨非常複雜的挑戰，同時也面臨經濟困境。從歐洲的社會調查中可以看到，人們對歐洲機構的信任正在下降，越來越多的歐洲人更願意把自己看作本國公民，而不是把自己視為“歐盟公民”。他們現在更加關注本國利益，而不是歐盟整體的利益。第二點是歐盟自我認知危機與歐盟“目的”危機。歐盟的建立者，比如阿爾契德·加斯貝利、阿登納等人的最初設想是建立一個社會公正、經濟繁榮、面向和平未來的歐洲國家聯盟。這一目標是基於基督教民主主義的意識形態提出的。但現在的歐盟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偏離了這些目標，不僅未能實現經濟繁榮，甚至連“福利國家”模式本身都面臨危機。德國總理梅爾茨已經公開表示，在當前經濟危機背景下，福利國家模式已經難以維繫。另一個與“魏瑪化”概念相呼應的特徵，是越來越多地借助軍事政策為其政策後果辯護並賦予正當性。我並不認為“魏瑪化”是一個精確或完美的概念，但一些同事正在將這個概念用於概括歐盟當下所面臨的多重危機，以及歐盟經濟和政策層面的快速軍事化。觀察者網：那在俄羅斯學界，有沒有人反對這種說法？有沒有人認為歐盟的未來仍然光明？羅曼·倫金：目前並不存在一個關於“魏瑪化”的統一定義或統一解釋，來概括歐盟所處的這場危機。無論是“合法性喪失”“全球角色衰退”，還是“魏瑪化”，都只是諸多分析框架中的一種，不存在一個大家都認可單一概念。不過，上述一些共同特徵是普遍被承認的。觀察者網：在那次會議上，學界對“集體魏瑪化”的主要共識和分歧是什麼？您個人最認同那一條判斷？羅曼·倫金：我主要認同三點。第一，是歐盟機構，尤其是其作為超國家機構的合法性危機。歐盟基於超國家的意識形態與歐盟不斷推進權力集中、試圖打造一個更加集中化的歐洲政治結構形成了明顯矛盾，比如不斷擴大歐盟委員會的權力。第二，是歐盟原有理念的瓦解。歐盟最初的理念，是一個以社會公正和和平為導向的共同體。但現在，這些理念在很大程度上已經被拋棄，取而代之的是歐盟的軍事化，以及將俄羅斯塑造成“主要敵人”的敘事。這一點現在已經非常明顯。第三，是歐盟經濟狀況的評估。我認為當前歐盟處於一種“社會模式的危機”，同時戰略自主的失敗也包括在內。戰略自主曾是歐盟在幾年前反覆宣示的重要目標，但現在很清楚，這一目標難以實現，歐盟也很難成為一個真正獨立的全球經濟行為體。觀察者網：在幾年前，有俄羅斯研究就批評歐盟越來越像蘇聯晚期。從您的角度看，“魏瑪化”和“蘇聯化”有什麼區別，這反映了歐洲怎麼樣的變化趨勢？羅曼·倫金：將歐盟描述為“走向極權”，或者說“歐盟正在成為新蘇聯”的話語，更多是一種政治話語，而不是嚴格的學術分析。這種說法在傳統主義陣營中，甚至在歐盟內部的一些右翼政黨中比較常見。最明確提出“歐盟是蘇聯2.0”的政治人物之一是匈牙利總理歐爾班·維克托，“歐洲愛國者”等政治集團的歐洲議會議員也會採納這種觀點。這是一種針對歐盟的政治批評話語，他們批評歐盟日益成為維護國家主權與國家利益的障礙。這一類觀點反映了相關政治力量在歐洲議會選舉及本國大選中的立場，在西班牙、匈牙利、斯洛伐克等國有較為顯著的影響力。然而，當前的傳統主義運動已不同於15年前的“疑歐主義”。以往，疑歐派多主張直接脫離歐盟，例如英國脫歐。而今的批評聲音則更多指向歐盟委員會，“要求回歸其初始目標”，即建立一個有利於各國社會與經濟、以和平為宗旨的歐洲聯合體。而另一種批評指出，歐盟正走向一種高度集中的治理模式，限製成員國主權，這也構成傳統主義力量的核心關切。當然，從學術視角看，歐盟並非蘇聯，這對歷史學者與政治學者而言是明確的。許多指責實質是政治標籤的相互投射：歐盟委員會常將傳統主義者稱為“法西斯”“極右翼”，而後者則指責歐盟為“新蘇聯帝國”。這些更多是政治修辭，若進行客觀分析，可見兩種主要意識形態趨勢：一是歐盟主流的新自由主義思潮，融合自由主義與社會民主元素，它主張超越傳統身份認同、重塑個體認同；二是傳統主義或身份政治取向，它強調維護國家主權、文化與傳統認同。這種所謂“右翼民粹主義”在歐洲的興起，本質上是對西方新自由主義議程的反應，最初由歐洲移民危機所觸發，繼而受美國“川普主義”的推動。如今，這些傳統主義政黨已非建制外的邊緣力量，其代表已進入各國政府與歐洲議會，成為政治處理程序中的組成部分。觀察者網：在俄烏戰爭前，俄羅斯內部有不少人希望推動歐洲和俄羅斯基於能源聯絡的一體化，但是很明顯，隨著美國的干涉以及俄烏戰爭的爆發，相關嘗試已經完全中止。現在俄烏戰爭正在進入後半段，您認為接下來俄歐會如何定位彼此之間的關係呢？羅曼·倫金：俄羅斯與歐洲的關係始終極為複雜，交織著多重歷史與現實聯絡。正因如此，有必要明確一點，俄羅斯與歐洲之間並不存在徹底的“完全割裂”。然而，更準確而言，我們應聚焦於俄羅斯與歐盟的關係。因為俄羅斯本身即歐洲的一部分，白俄羅斯同樣屬於歐洲。即便在2022年之後，歐盟與俄羅斯之間也未走向完全分離。俄羅斯在本質上仍是一個歐洲國家，但俄羅斯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歐洲國家。長期以來，俄羅斯始終與歐洲世界及歐洲國家保持著聯絡，同時又始終作為一個具有獨特性的歐洲區域實體存在，與西歐乃至東歐皆存在顯著差異。上溯至10至11世紀俄羅斯形成初期，當時俄羅斯通過拜占庭帝國與西歐相連，隨後，俄羅斯與突厥世界發生聯絡，並逐漸發展出與西方各國的關係。至18世紀，俄羅斯向北方海域擴張，打開了通往波羅的海等方向的窗口。這一切塑造了俄羅斯與歐洲之間極為特殊的關係格局。當前，我們正目睹俄羅斯與歐洲關係的又一次轉型。即便在美國與歐盟實施制裁之後，現在仍有許多歐洲公司留在俄羅斯，俄羅斯也繼續向部分歐盟國家出口天然氣和石油，雙方經濟聯絡並未消失。例如，匈牙利獲得美國豁免，得以繼續進口俄羅斯資源；斯洛伐克亦然。因此，現實情況遠為複雜，斷言俄羅斯與歐洲國家“全無關係”並不精準。事實上，俄羅斯與歐盟委員會及其官僚機構之間幾乎已無往來，但仍與部分歐洲國家保持聯絡，如匈牙利、斯洛伐克。俄羅斯與義大利的關係也仍然良好，俄意商業協會在莫斯科十分活躍，義大利同仁仍參與我們的會議，他們並未像許多在意識形態壓力下受反俄政策影響的歐洲人那樣，懼怕參加俄羅斯主辦的論壇。北溪管道被炸徹底終結了俄歐能源一體化的短期可能性，圖為英國《泰晤士報》製作的北溪事件示意圖要恢復以往俄羅斯與歐盟之間那種全方位、高密度的合作規模，無疑將極為困難。二十年前我們與歐洲官員及同行之間那種頻繁而直接的對話都已成往事。但我認為，未來幾年內，俄羅斯與部分歐洲國家之間的經濟合作將會有所回升。原因在於，越來越多的歐洲政治人物意識到，他們在烏克蘭危機中做出了許多損害自身經濟利益的決定，也越來越難以向民眾解釋為何生活成本不斷上升。這將成為未來與俄羅斯調整關係的基礎。展望未來，俄羅斯與歐盟的關係很可能仍將維持一種有限、制度性但冷淡的狀態，而與具體歐洲國家的關係則會呈現不同層次、不同深度。例如義大利、德國以及部分東歐國家（波蘭除外）可能率先與俄羅斯重啟對話。總體來看，歐盟始終是一個“多軌道、多方向”的體系。在過去二十年中，以這種差異化、多層次的方式與歐洲各國打交道，對我們來說反而更為適宜。相比之下，與當前對俄高度敵對的歐盟委員會建立“特殊關係”，並不現實。我認為，在未來幾年內，這種狀況不會發生根本性變化。觀察者網：長期以來，中國國內有不少人希望歐洲實現戰略自主，擺脫意識形態優先的態度。您認為未來歐洲能否認識到自己路線的問題？您對中國未來的對歐戰略有什麼建議呢？羅曼·倫金：我不太適合向中國提出具體建議。這對我來說確實不容易。我的研究領域主要是社會政策、宗教和身份認同，我並不是中國問題專家。我也未必真正理解中國自身的利益、挑戰以及社會的思考方式。因此，中國應當如何處理與歐洲的關係，最終還是應由中國自己來決定。不過，從歐洲政治的現實來看，我認為歐洲政治精英目前正陷入一種意識形態困境。但在意識形態層面，歐洲目前處於一種迷失狀態。他們不斷談論“歐洲價值觀”，但究竟什麼是歐洲價值觀，對歐洲人自己來說也已經不那麼清晰了。過去，歐洲價值觀意味著人權、民主，以及以社會經濟繁榮為目標的歐洲一體化。但現在，在歐盟官方檔案中，“歐洲價值觀”幾乎被簡化為“支援烏克蘭”“捍衛烏克蘭的民主”。這種替換，實際上改變了歐洲價值觀的內涵。這一變化，首先與國際關係的大背景有關。當前歐盟與中國的互動，不可避免地受到美國立場的影響。歐盟委員會在對華政策上，明顯要考慮美國的外交目標，包括在技術限制等方面配合美國。這已經成為歐盟—中國—美國之間更大博弈的一部分。川普在北約峰會期間從丹麥首相弗雷澤里克森面前走過 視覺中國其次，還有意識形態因素。歐洲主流領導層屬於新自由主義陣營，在意識形態上，他們對川普的敵意甚至超過對其他任何對象。對他們而言，川普是意識形態敵人，俄羅斯是軍事對手，而中國則被視為競爭者，但並非像川普或普丁那樣的“敵人”。從意識形態角度看，中國對歐洲自由派精英構成的挑戰，反而位元朗普政府的傳統主義議程要小。歐洲自由派精英對“主權優先”“民族利益優先”的傳統主義議程非常敏感，也對美國在性別政策等方面的回撤感到不安。而中國並不強調這些傳統主義或宗教價值觀，在意識形態上對歐洲而言反而更“舒適”。因此，我沒有具體的政策建議。但我認為，在意識形態和經濟層面，中國與歐盟，甚至與歐洲內部的一些國家，仍然存在一定合作空間。這種合作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幫助歐洲緩解自身的經濟困境。觀察者網：最近我們也看到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發生了調整，將矛頭對準歐洲、試圖從歐洲收縮，並表示俄羅斯不是“直接威脅”。這對於俄羅斯拓展的國際空間非常有利。未來您認為俄羅斯會做出什麼戰略選擇？羅曼·倫金：川普政府重新發佈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其實標誌著國際關係中的一種意識形態轉向，這一轉向源於川普及其團隊的特定世界觀。我覺得理解這一點非常重要。在學術文章和媒體報導裡，尤其是在以新自由主義為主的媒體敘事中，這一點並不明顯，很多人會說川普根本沒有意識形態。但我認為，川普擁有自己的意識形態。他不僅僅是支援傳統的美國生活方式，更有一種傳統主義取向，強調維護各民族、文化、宗教、國家的獨特身份。正因為如此，在這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美國提出要支援其他國家採取“以國家利益為中心”的政策。也就是說，美國更願意與那些堅持本國國家利益的國家打交道，因為這對美國是“划算”的。我覺得這對理解未來戰略很有幫助。我認為，這份戰略文字很可能也受到了傳統基金會相關“意識形態設計者”的影響，他們也為川普政府提供政治戰略設計。這份國家安全戰略在安全議題上寫得很完整、很系統。第二點是它對歐洲道路，以及歐盟當前政治選擇的評估。川普政府對此非常批判，而這種批判在某種意義上對歐洲領導人反而是“有用的”，因為檔案裡專門用章節談到了歐洲文化與歐洲政治的衰退，並把這種衰退與歐洲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聯絡起來。在川普看來，歐洲沉迷於性別政策、綠色議程的國際政治，以及把新自由主義當成唯一且普遍適用的意識形態之類的某些“瘋狂的全球議程”。從根源上說，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一個核心特徵就是擴張：因為它自認為是“正確的”“普世的”，所以必須推廣到每一個國家。而與之相對，川普強調的是回到國家身份與國家利益。還有一點：川普在戰略裡使用了“文明”這一概念，這與俄羅斯的意識形態話語是有重合的，因為俄羅斯總統也經常使用“文明”的說法。我認為這是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第一次以這樣的方式表達：川普說我們是“美國文明”，我們要捍衛我們的文化，而不是把民主強加給世界上每一個地區。其次，他把歐洲也稱為“歐洲文明”，並強調美國的根源也在歐洲。他說美國對歐洲文化心懷感激，但同時也指出歐洲處在危機之中，歐洲文明正處於危機。在我看來，這是非常突出的表述。很多主串流媒體總把川普說成只是一個做生意的人，只關心交易、錢和關稅。但這份戰略顯然是高度意識形態化的，而且其中一些定義與俄羅斯強調“文明”的意識形態，以及我們之前討論的“歐洲魏瑪化”有重合。所謂歐洲的“魏瑪化”或危機，在這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裡被非常完整地描述了：制度危機、經濟危機、意識形態危機都包含在內。在這樣的背景下，俄羅斯以及俄羅斯的政策當然也會有所改變。觀察者網：那麼俄羅斯的整體政策導向會更偏內政，還是偏向在國際上扮演更大角色？羅曼·倫金：我認為，在川普任期內俄羅斯政策會朝著與美國進行更緊密合作的方向發展。當然，我們無法預判下一次美國總統選舉會發生什麼。但事實上，我們與美國的關係確實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回暖。比如普丁和川普會面，這種會面本身就具有很強的象徵意義，對外交官、商界人士、文化界人士都是如此。它至少意味著，我們需要彼此對話，在一些領域展開合作，而且我們也確實在某些領域可以合作。此外，我們之間還存在一種意識形態層面的合作基礎。在很多人眼裡，俄羅斯被視為國家利益與主權的“象徵”，而這恰恰也是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裡強調的東西：維護主權、維護國家利益。同時俄羅斯也被視為捍衛傳統價值的一方，比如反對某些性別或跨性別政策、反對過度強調少數群體議題之類。在這種意義上，普丁和川普之間的談判與對話確實有一個相對“順暢”的意識形態語境，因為他們在文明、國家利益、傳統價值這些概念上能夠彼此理解。但與此同時，美國和俄羅斯的“傳統價值”在現實中的內涵其實並不一樣。美國選出川普的那部分人群，主要是盎格魯-撒克遜的新教傳統人群，他們的保守更多是基於“基督教意義上的保守”。在俄羅斯，傳統價值更多是基於對身份的認同，而不是“聖經價值”。某種意義上，它甚至更接近中國對傳統與文明的理解，而不是那種嚴格意義上的宗教保守。因為俄羅斯經歷了非常複雜的蘇聯時期：蘇聯推行強制性的世俗化。因此，俄羅斯並不存在美國那種新教傳統式的價值體系。儘管如此，我們仍然有一個相當不錯的意識形態合作基礎。與此同時，我們也有某種“共同的對手”。因為在川普看來，他的意識形態對手是歐盟的新自由主義精英和政治家，他們非常反川普、對川普非常批判。美國右翼事實上也在策動歐洲右翼推出“讓歐洲再次偉大”的運動，實現奪權乃至“顏色革命”當然，這些歐洲人同時也不得不在現實上遵循美國的規則，因為他們明白美國比歐盟更強大。但他們在意識形態上確實是川普的對手。川普也會推動他們走向所謂的戰略自主，而這也是《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的一個要點。這對我們共同關係的影響，不能只用一個“三角關係”來概括，而更像是四個點：美國、俄羅斯、歐盟、中國。因為這份戰略裡有一個很有意思的表述：它談到歐洲國家在貿易合作上對中國的依賴，其中一個重點國家是德國。檔案裡提到，德國在中國建設化工廠，同時使用俄羅斯天然氣。這意味著川普認為，推動歐盟實現一定程度的戰略自主很重要。因為如果歐洲沒有戰略自主，歐洲國家就會更靠向中國。它們可能不會把產業轉移到美國，而是轉移到中國。尤其在歐洲出現去工業化的背景下，產業要麼流向美國，要麼有可能流向中國。川普之所以點名德國，也不是偶然。德國現在有一種很特殊的外交政策話語，它強調德國要在軍事與經濟上扮演更強的角色，不再只是過去那種歐盟的“經濟機車”，而是希望利用歐盟來強化德國自身力量。對川普來說，推動歐洲某種“自主”，是為了把歐洲從對中國的依賴中拉走。但現實是：歐盟的那些領導人是川普的意識形態對手，這使得他們反而在意識形態層面覺得中國位元朗普更“可合作”。因為在川普執政時期，跟川普談判很困難，他會在任何時候都加關稅、把關稅當成談判手段；相較之下，從意識形態角度，歐洲可能覺得與中國更容易合作，因為中國在某些意識形態議題上反而更接近歐盟主流，而不是川普那套傳統主義。與此同時，俄羅斯在意識形態上與川普關係不錯，也與中國保持良好關係。這既有歷史原因，也有某些理念重合，比如強調傳統、強調本國文化；同時俄羅斯也支援一種共同歷史、共同命運的觀念，在某些表述上與中國的理念也有相通之處。所以，俄羅斯到底會如何行動、會做出怎樣的戰略選擇，並不存在一個簡單答案，也不存在唯一的路徑。觀察者網：目前從戰場形勢來看，俄羅斯已經控制了烏克蘭的一部分領土，你們可以選擇更加“向內”的政策，將精力更加集中在重建方向、加大國內投資。你們也可以將資源用在更多對外的方向，在國際上扮演更大的角色，你們會怎麼選？畢竟俄羅斯資源是有限的，你們總得在“向外”還是“向內”之間做一個取捨。羅曼·倫金：不，我認為不會是那種非此即彼的取捨。我們會做的是“多個選擇”，因為我們現在處在一個新的國際秩序、新的全球秩序之中。我們談的是政治整合、多極政治架構。我們已經從那種以美國霸權為中心的世界，轉向一個多中心，也就是“多極”的世界。多極的含義就是：我們可以做出多個選擇，而不是一個選擇；不是只把重心放在國內或只放在國外。我們和中國一樣，體量太大，不可能只做一件事。在這種多中心的格局裡，世界上有不同的力量中心、不同的文明，我們必須面對它們和它們做交易、達成安排。這就是現實。如果我們還沒有準備好適應多中心格局，那我們就必須準備好在這種多中心的環境裡行動、談判、做交易。說到烏克蘭危機，我認為它是俄羅斯與西方，尤其與歐盟長期關係演變的結果。在2000年代初，普丁總統在他執政的最初幾年裡就多次提到，他希望與歐盟達成協議。梅德韋傑夫總統也談過，比如取消簽證制度之類的議題。當時人們曾抱有一些希望，認為歐洲政治家，比如當時的德國總理施羅德，會找到對雙方都有利的方案。但歐洲領導層以及美國選擇了對抗路線，他們沒有真正聽取俄羅斯的建議，也沒有看到他們在烏克蘭危機中沒有真正尊重俄羅斯的利益，也沒有考慮到我們也是一個安全行為體。俄羅斯與西方之間的危機並不是從2022年才開始的，而是從2014年克里米亞之後逐步升級的；戰略層面的危機在2015年變得更加尖銳。也就是說，這不是2022年的問題，而是從2014年起就不斷累積的大型烏克蘭危機，它既是烏克蘭危機，也是我們與西方關係的危機。俄烏戰爭的悲劇源於對俄羅斯安全需求的漠視當然，我們需要在國內發展，尤其是我們把頓巴斯的東部地區以及所謂“新領土”視為俄羅斯的一部分，那就意味著必須進行國內發展與建設。但與此同時，烏克蘭衝突以及俄羅斯在其中要實現的主要目標，也是在全球地緣政治棋局中發揮更大作用的唯一途徑之一。只有達成這些目標，我們才能在國際上擁有更大的能動性。至於與美國的關係安排，我認為某種程度上已經開始了。我們需要談判、需要把關係重新整理。我當然希望烏克蘭能夠出現一種穩定局面，不再把烏克蘭當作一個“平台”來擾亂俄羅斯。我認為我們已經開始與美國重新整理關係，這是一個好訊號，也是一條繼續推進談判、推動解決衝突的路徑。所以沒有那種簡單地取捨。我們只能繼續往前走。觀察者網：不知道您有沒有一種感覺，但是我會認為，世界有進一步回歸19世紀化的趨勢，大國協調和多極格局正在重新形成。從您的角度看，這種“回到19世紀”的類比是否成立？如果說當下正在形成一種新的“列強協商體系”或“多中心世界秩序”，歐洲會在其中扮演什麼樣的位置？羅曼·倫金：這個判斷很有意思。我總體同意，我們確實能看到一種“列強協調”的影子，有點像19世紀維也納體系。也就是拿破崙戰爭之後形成的那套國際關係安排，當時主要由歐洲君主國主導，本質上是在歐洲語境下對各方利益進行協調與管理。但要強調的是，今天的情況一定會有所不同。我們確實處在一個多中心世界之中，也可以說出現了某種新的“列強概念”，但這種“協調機制”的質量和結構是獨特的，不會簡單重複歷史。說到歐洲在這種“列強協調”中的角色，我認為首先要注意，“歐洲”的定義在國際語境裡已經變化了。過去說歐洲，就是歐洲國家與歐洲民族。但今天，歐盟只是歐洲的一部分。俄羅斯是歐洲的重要組成部分，俄羅斯本身就是歐洲文明的一部分。我們之所以強調“歐洲”，是因為我們是歐洲研究所。我們在歐洲政治研究中並不使用“歐亞”這個概念，因為從我們的角度看，那並不是一個精準描述俄羅斯道路的概念。事實上，無論是俄羅斯普通民眾還是知識精英，都認同歐洲文化與歐洲生活方式，所以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並不是“更屬於亞洲”。白俄羅斯也是歐洲的一部分。雖然俄羅斯與歐洲關係緊張，但是俄羅斯依舊起源於歐洲文明還有一部分東歐國家也並不完全認同歐盟委員會的路線，這當然是一種不好的趨勢。雖然它不一定會摧毀歐盟，但會造成裂痕，可能會造成歐盟內部的分裂。這樣一來，歐盟就不太可能作為整體在世界上扮演更大地緣政治角色。歐盟的未來可能會很難，但對某些具體歐洲國家來說仍然可能扮演更多角色。比如德國，如果它繼續在中國建設更多工廠，那德國就可能在未來以某種方式與金磚發生更深聯絡。也可能會出現一些“金磚式”的新型集團，反映多中心世界的新格局。相比之下，金磚組織它是一個超國家、超整合的合作體，形式非常獨特。很多其他組織，比如北約，都有非常嚴格的規則、嚴格的義務，有秘書長，有更強的制度約束，也有更明確的意識形態；但金磚更像是基於成員平等的合作，不存在那種嚴格的意識形態要求或硬性義務。因此，這是一種不同的現代化道路：不是西方化意義上的現代化，而是一種多元的現代化路徑。觀察者網：未來俄中以及更廣泛的“全球南方”之間，應該如何設計新的協調機制，既避免重演1914式的大災難，又能讓多極格局真正服務於各國的發展與安全？羅曼·倫金：從您的問題裡我能感覺到，您對俄羅斯的歷史處理程序有某種擔憂，您可能會聯想到1914年前的那種氛圍。但在俄羅斯當下的政治與社會語境中，無論是官方論述、愛國話語還是媒體與網路空間，都並未形成那種“1914式”的緊張社會情緒。因為第一，我們現在有一種“愛國共識”；第二，我們有一套非常全面，也非常集中的政策體系，用來支援經濟、文化、軍隊與愛國議程。這與尼古拉二世時期恰恰相反，當時社會缺乏愛國情緒，國家力量也很弱。至於協調機制，我想我前面已經說過，在新的國際秩序、多中心世界裡，會出現不同形式的合作機制。未必一定是金磚，也可能是包含俄羅斯和中國在內的新型集團。但無論如何，中俄之間持續合作是不可避免的。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別無選擇，只能深化對話，也要在“全球南方”的框架下推進更廣泛的合作，因為我們的對外政策正在向全球南方傾斜。現在國際討論裡有一個重要判斷：合作軸線正在變化。過去主要是“東-西”之間的合作線，而現在越來越多出現“南-北”之間的合作線，包括南北之間的對話，以及南北運輸走廊的建設。我們必須在這些國際項目中站在一起，而不僅僅是做中俄雙邊項目、做中俄貿易。要推動新的多中心秩序，我們還必須在全球南方議題上共同推進。我認為未來會越來越明顯，尤其是在當前危機結束之後，這會成為新國際秩序、多中心關係的一個重要特徵。 (底線思維)

編者按：11月5日，由中國商務部主辦，中國人民大學合辦，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全球領導力學院承辦的第八屆虹橋論壇“開放貿易與安全發展”分論壇舉行，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院長、全球領導力學院院長王文主持圓桌對話環節。前英國劍橋大學政治與國際關係高級研究員馬丁·雅克，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全球項目主任喬治·拉里亞-阿傑伊，中國外交部原副部長、國家廣電總局原副局長樂玉成，香港科技大學教授、經濟學家金刻羽，賽德斯集團董事長王雷參與圓桌討論環節一。現將金刻羽的發言實錄發佈如下：（全文約2600字，預計閱讀時間7分鐘）王文：正如分論壇的主題——“開放貿易與安全發展”，非常具有辯證性，一方面我們的貿易仍然需要秉持開放的姿態，另一方面還要確保安全發展。因此，今天第一場圓桌討論的主題也與這個邏輯密切相關，那就是“地緣政治動盪下的貿易與安全發展”。下面有請金刻羽教授分享她的觀點。金刻羽：首先，開放和經濟增長的正相關性非常顯著。在當今全球普遍抨擊經濟不平等的背景下，實際上，區域之間、國家之間的不平等已大幅下降，主要得益於貿易開放。這幾十年，開發中國家追趕發達國家的發展水平，區域之間不平等的縮小主要來自開放。實際上開放給大多數國家和人民創造了巨大機會，這在資料裡顯示得非常清楚。所以，剛剛說到全球整體的發展，這個趨勢我們一定要積極維護。其次，除了安全問題，我認為各個國家的確都在尋找新的平衡，也就是自主權的選擇。無論是貨幣自主權，還是科技自主權，我們看到例如AI生態，穩定幣等領域，很多國家都希望能夠自己控制局勢，這是全球化新的重要特徵。所以怎麼去解決這個問題，如何尋找新的平衡，我認為可以從設計方面入手，包括全球化的重塑，設計非常重要。稍後我們會談到科技，如何讓科技幫助國家在持續保持開放和互聯互通的基礎上實現新的、更有自主權的平衡，是未來的一個方向。有人會說，之前的全球化產生了所謂的過度依賴，已經使我們的發展方向發生改變，但這不僅僅是美國的問題，也不僅僅是保護主義的問題。世界各個地方的衝擊，包括自然生態、地緣政治、生物安全、公共衛生，所有層面的衝擊都會增加國家的脆弱性，因此，我們需要通過設計和技術來解決脆弱性和過度依賴問題，找到新的平衡點。我們還要重視中等國家和小型國家的重要性，不僅僅是大國之間的關係，中東地區的土耳其、巴西、印度等國家的重要性也在日益提升。全球經濟中心已經從西方完全轉移到世界其他地區，這個平衡正在向東移動，亞洲尤為重要，這些國家發揮著重要的連接功能和樞紐作用。最後一點，我認為“去全球化”是一個偽命題。在當前西方保護主義明顯抬頭的環境中，我們看到的是更多新的經濟走廊的建設，中東國家與中國、東盟國家的區域合作日益緊密，中東國家之間的區域性合作也在日益強化，各種新的貿易協定和投資協議不斷湧現，這說明大部分國家仍然希望保持互聯互通。儘管區域結構、新的貿易走廊，以及包括數位化在內的很多新技術，在物質產品貿易方面實際上已經過了巔峰期——從比例來看，2008年以後開始逐漸下滑——但是服務貿易的發展空間仍然很大。中國服務貿易總額佔全球服務貿易的比重約為 6%，實際上我們上升的空間還很大。王文：金刻羽老師剛剛提到的三點確實非常有啟發性。因為您剛剛講述了貿易的不平等和開放的不確定性，以及中小型國家的作用，我想請教的是，對於開發中國家而言，如何在不確定性中實現“彎道超車”？他們可以借助的工具有那些？金刻羽：第一，對於中等和小型國家而言，多元化非常重要；要把經濟和政治儘量分開，避免經濟問題政治化。實際上最重要的是需要支援增長的政策和政府。我們看到很多國家現在放棄了以增長為核心的政策，這確實是個問題。但是世界市場是足夠大的，最重要的是當前的技術和生態，包括數位化所帶來的機會。作為中小型國家，市場不應侷限在本國，而應放眼全球，尤其是通過數位化連接和採納AI等新技術。這就回到了最基本的，也是我最後的一個論點。我們經常討論科技競爭、大國博弈等問題，但是關鍵在於，誰的技術更具有採納性和普及性，而不只是從0到1的創新。誰的技術更好用、更具成本優勢、更能擴散、更能賦能其他國家提升自主權和創新能力，這種技術才是真正能夠勝出的技術。中國的技術是一種擴散性技術，從綠色能源到AI的設計，乃至整個系統的最佳化，都能夠賦能其他國家，賦能個人和企業。在當今的世界，不能再講霸權、壟斷、保護，具備擴展性和採納性的技術才能勝出。觀眾提問：在當前中國民族企業出海潮背景下，民營企業也非常關注地緣政治動盪下的貿易與安全發展，如果給中國的民營企業老闆提一個建議來幫助他的話，您會說什麼？金刻羽：企業出海的時候，肯定會想：這個市場能給我帶來什麼？我認為要換位思考，還要思考我們能給當地市場帶來什麼。通過這種換位思考，實現互利共贏就更容易。我完全贊同要紮根本地，包括要考慮本地投資、本地技術、本地人員交流等問題，一定要認識到這是一個雙贏、共贏的過程，所以要認真做好功課，思考我們能為當地帶來什麼價值。 (人大重陽)

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報導，越來越多的歐洲人表示，鑑於美國不斷傷害歐洲盟友的行為，他們已經不想去美國旅遊了。CNN的報導，是以一位原本很痴迷美國文化的法國人為切入點的。這位名叫大衛·佩雷拉的法國人不僅很喜歡美國的影視劇、美國的汽車品牌，還曾多次前往美國旅遊——他甚至已經計畫好在今年實現他的一個心願：攜家人一起去遊覽一次美國的黃石國家公園。然而，在美國總統川普在過去數月接連發表對歐洲極富攻擊性的言論後，這位53歲的企業主認為，如果他再去美國，自己的良心就過不去了。於是，他取消了行程。“就像很多法國人一樣，浸泡在美國的文化中的我是很喜歡美國的，但現在（的情況）真讓人難以置信”，居住在巴黎北部郊外的佩雷拉說道。他還說美國現在對歐洲的態度讓他甚至一度懷疑自己看到的是“假新聞”。之後，CNN表示，現在越來越多的歐洲人，也開始感受到了加拿大和墨西哥這倆美國的近鄰對美國的那種困惑、憤怒、焦慮乃至恐懼的情緒。美國政府對歐洲不斷釋放的敵意和揮舞的關稅大棒，正讓歐洲人紛紛取消去美國旅遊的計畫。而除了關稅和對歐洲的“嘴炮”，CNN還特別提到兩個也在打消歐洲人來美意願的因素。一個是美國之前持續發生的民航客機安全問題，另一個是之前法國一位科學家疑因在手機裡留有批評川普的內容，就被美國政府拒絕入境的事件。當時法國政府表示科學家被拒絕入境的原因就是這個，而美方則否認，稱原因是科學家手上有涉及美國實驗室的秘密資料。CNN表示，這些情況甚至還導致愛爾蘭、荷蘭、丹麥、英國、德國以及芬蘭等國家，都更新了“赴美旅遊風險提示”，提醒這些歐洲的遊客要當心入境美國時可能面臨的風險與惡意。此外，除了普通遊客，一些原本打算去美國進行調研考察的歐洲學者和作家，如今也在取消前往美國的計畫。CNN提到了一位英國作家，稱正在計畫寫一本科幻小說的她，在過去3年裡一直在籌備去美國采風的行程，但如今這位持左翼政治立場的作家，除了擔心自己的政治立場會令她在入境時被刁難，還擔心自己會被美國的入境部門關到小黑屋，並遭到非人的折磨——原來，她先前看到媒體報導說，一名來自英國威爾士、且持有合法旅遊簽證的背包客，僅僅因為幫給他提供住宿的一個美國家庭做家務，以換取免費住宿，結果就被美國的入境部門認定為是“打黑工”的非法移民，被戴上手銬、腳鏈後關了19天，以至於在她被釋放的時候，幾乎無法走路了。最後，CNN提到，一份來自美國國家旅行和旅遊辦公室的資料顯示，美國3月的國際遊客量較去年同期下降了12%，而且這個資料還沒有算入加拿大和墨西哥遊客的下滑。而法國雅高酒店集團的資料更驚人：提前預定於今年夏天入住該集團美國酒店的歐洲遊客數量，較同期下跌了25%。一家法國旅行社的老闆也給出了相似的情況，稱自今年1月美國新政府上台以來，預定美國旅遊的客戶量下跌了20%。“在我從業的30年裡，我從未見過任何旅遊目的地出現這樣的情況”，這位老闆說道。有來自歐洲多國的遊客，還在社交媒體上組成了一個名叫“抵制美國”的網路社團，號召人們一起抵制去美國旅遊。這個由丹麥人牽頭，並有來自德國、義大利、法國、英國、挪威以及瑞典等各歐洲國家的民眾加入的社團，目前規模已經達到近10萬人。耿直哥檢索後發現，類似的社團其實在國外的社交媒體上還有不少，而且大多數都有歐洲網民的身影，且參與者眾多。 (環球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