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經濟正面臨一種緩慢而隱蔽的結構性衰退，這種衰退不同於以往的突發危機，而是通過多重因素的累積效應逐步顯現。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2025年10月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全球經濟增長預計從2024年的3.3%放緩至2025年的3.2%和2026年的3.1%。這一預測反映出發達經濟體增長乏力，僅為1.5%左右，而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勉強維持在4%以上。世界銀行的全球經濟展望報告則更顯悲觀，預計2025年全球增長僅為2.3%，2026-2027年僅略有回升。這種低增長態勢並非暫時的周期性波動，而是源於債務積累、政策工具耗盡、人口結構變化、經濟碎片化、能源轉型挑戰以及金融體系脆弱性等多重結構性問題的疊加。債務負擔的累積效應全球債務規模已達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根據國際金融協會（IIF）的全球債務監測報告，2025年前三季度全球債務總額已攀升至近346兆美元，較2024年增加26兆美元。這一規模相當於全球GDP的350%左右，遠高於2000年的180%。IMF的資料顯示，2025年全球公共債務超過111兆美元，佔全球GDP的94.7%。發達經濟體債務問題尤為嚴峻，美國公共債務佔GDP比重達120.79%，日本高達236.66%，義大利為135.33%。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的2025年債務報告指出，全球公共債務在2024年已突破100兆美元，開發中國家淨債務流出國家數量在過去十年翻番。這種債務膨脹源於長期低利率環境和疫情期間的刺激措施，但如今已轉化為沉重負擔。美國政府2025年債務利息支出超過1兆美元，超過國防和醫療支出，成為聯邦預算中增長最快的部分。類似情況在歐洲和日本普遍存在。高債務水平抑制了生產性投資，資金更多用於償債而非經濟增長。經濟學家努里爾·魯比尼在2025年的一篇評論中警告，高債務與低增長的組合可能引發“債務陷阱”，導致財政危機。債務超周期的終結過去40年來，全球經濟依賴於“債務超周期”：每次經濟下行時，央行通過降低利率刺激借貸和消費。這一策略在1980年代、1990年代、網際網路泡沫破滅後以及2008年金融危機中均奏效。但如今，這一周期已接近尾聲。主要經濟體利率已觸及零下限或負值。2020年疫情爆發時，聯準會資產負債表從4兆美元激增至2022年的近9兆美元，其他央行如歐洲央行和日本銀行也大規模印鈔。2025年，這一工具的邊際效用已大幅降低。國際清算銀行（BIS）報告指出，發達經濟體貨幣政策空間已耗盡，進一步寬鬆可能引發資產泡沫而非實體增長。EY的2026年全球經濟展望報告強調，供給側衝擊和貿易緊張進一步削弱了傳統工具的有效性。通膨陷阱的形成2021-2022年的通膨浪潮加劇了債務管理難度。美國2022年6月通膨率達9%，英國11%，德國超過8%。央行通過激進加息應對：聯準會在18個月內將利率從近零提升至5%以上，這是現代歷史上最快的緊縮周期。2025年，美國通膨率降至11月的2.7%，核心通膨率為2.6%。聯準會於2025年12月將聯邦基金利率降至3.5%-3.75%。然而，高利率引發債務服務危機。政府、企業和家庭支出更多用於利息，而非投資或消費。這形成“通膨陷阱”：緊縮抑制增長，但放鬆可能重燃通膨。摩根士丹利的2026年經濟展望報告指出，粘性通膨將成為2026年主題，全球增長放緩至3.0%。人口結構的定時炸彈發達經濟體工作年齡人口（15-64歲）同步收縮是前所未有的結構性轉變。OECD預測，到2060年，其工作年齡人口將下降8%，超過四分之一的國家下降超過30%。日本自1990年代起工作年齡人口已下降，中國2024-2050年將縮減24%，韓國生育率降至0.72。聯合國資料顯示，全球工作年齡人口比例從2025年的65%開始下降。經濟增長依賴於勞動力數量和生產力。當勞動力收縮時，需要生產力大幅提升以維持增長。但過去15年，發達經濟體生產力增長乏力。美國1995-2005年年均2.5%，2010年後僅1.3%。OECD 2025年生產力指標彙編顯示，2023-2024年OECD國家勞動生產力增長平均僅0.6%，歐元區下降0.9%。世界銀行報告指出，生產力增長低迷導致歐洲和中亞地區GDP潛在損失62%。人口老齡化與生產力停滯結合，降低了發達經濟體基線增長率。全球經濟碎片化自2016年起，全球化逆轉加速。美中佔全球GDP 40%，但雙方經濟脫鉤加劇：技術限制、出口管制和投資壁壘導致平行技術生態。歐盟追求戰略自主，印度作為製造中心崛起但基礎設施不足。IMF估計，全面經濟碎片化可能減少全球GDP 7%，相當於每年損失7兆美元。2025年IMF世界經濟展望報告警告，碎片化加劇下，全球增長前景黯淡。碎片化提高了成本，削弱了全球供應鏈彈性。UNCTAD預測，2025-2026年全球增長放緩至2.6%，遠低於疫情前3%。經濟學家警告，這限制了資源跨國協調，放大局部問題。能源轉型的挑戰全球能源系統轉型勢在必行，但經濟上極具破壞性。國際能源署（IEA）2025年世界能源展望報告指出，實現氣候目標需每年投資4兆美元於能源轉型技術，目前僅1.8兆美元。2025年全球能源投資達3.3兆美元，其中清潔能源2.2兆美元。化石燃料基礎設施面臨數兆美元擱淺資產風險，而可再生能源依賴關鍵礦產供應鏈：剛果民主共和國佔全球鈷70%，中國主導稀土加工，印尼控制鎳供應。這增加了地緣政治脆弱性，與其他經濟壓力並存，放大不確定性。IEA強調，轉型雖必要，但需巨額資本再分配。影子銀行系統的隱患2008危機後，監管強化傳統銀行，但資金流向監管較鬆的影子銀行。金融穩定理事會（FSB）2025年報告顯示，非銀行金融部門資產達256.8兆美元，佔全球金融資產51%，增長9.4%。更狹義的影子銀行資產達76.3兆美元，增長12.7%。這些實體與傳統銀行高度互聯，但透明度低。2023年矽谷銀行倒閉揭示流動性危機風險，數字銀行和社交媒體加速資金外流。FSB警告，影子銀行規模擴張可能引發系統性風險，尤其在高利率環境中。政治和社會後果經濟危機往往引發政治動盪，反過來加劇經濟問題。發達民主國家政治極化加劇，機構信任下降，經濟民族主義興起。這形成惡性循環：經濟壓力導致極端政治選項，阻礙有效政策實施。1930年代大蕭條經驗顯示，此類循環可能導致威權主義崛起。今天，歐美和拉美民粹運動支援率上升，貿易協定受質疑，國際合作困難。麥肯錫2025年12月經濟狀況展望調查顯示，受訪者對全球經濟更樂觀，但貿易政策不確定性突出。政治碎片化限制政策工具，協調響應危機更難。技術的悖論儘管人工智慧（AI）、自動化和數位化轉型迅猛，但未轉化為強勁增長。技術收益集中於少數公司，美國五大科技公司市值超過多數國家GDP，但就業相對少。許多技術取代勞動力而非補充，導致不平等和消費力下降。實施新技術需巨額投資和長期回報，在高利率和不確定環境中，企業謹慎。OECD資料顯示，AI益處尚未在生產力統計中顯現，2024年生產力增長停滯於0.4%。過渡期中，舊崗位消失快於新崗位建立，加劇經濟壓力。政策困境的深化傳統工具耗盡：利率已高，財政刺激加劇債務，貨幣擴張風險通膨，緊縮深化放緩。央行和政府陷入困境，每一選項均有重大缺點。J.P.摩根2026年市場展望報告預測全球增長3.2%，但衰退機率35%。沉默崩潰的現實當前並非突發崩潰，而是經濟活力和生活標準的漸進侵蝕。許多發達國家實際工資停滯，年輕一代住房負擔加重，公共服務緊張，基礎設施老化。IMF預測未來5年全球增長平均3%，低於2000-2019年的3.8%。未來情景無人確知未來，但存在三種情景：樂觀情景中，AI和能源突破驅動生產力增長，政治合作推動平穩轉型；悲觀情景中，級聯危機、金融中斷、主權違約和貿易戰導致1930年代式停滯；最可能的是中間路徑：周期性危機、發達國家生活標準漸降、經濟和地緣緊張加劇。全球經濟面臨無歷史先例的挑戰組合。傳統模式崩潰，新範式未現。理解這一現實是適應和建構更好未來的第一步。 (周子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