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國際貿易法院最新檔案顯示，多家企業已就美國政府23日公佈的新關稅措施發起兩項訴訟，要求法院裁定擱置或撤銷這一新關稅措施。 這是7月22日在巴西中部戈亞斯州福莫薩市一個經銷點拍攝的農業機械。巴西總統魯拉7月22日宣佈，巴西將拓展貿易夥伴以應對美國關稅影響，並憑藉自身信譽和國際市場地位為本國經濟找到新出路。新華社發（盧西奧·塔沃拉攝） 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23日發佈公告，宣佈依據《1974年貿易法》第301條，以所謂“強迫勞動”為名對60個國家和地區徵收10%至12.5%的關稅，以替代24日到期的全球進口關稅。新關稅定於美國東部時間24日生效。 其中一份起訴書主張，美國政府根據“301條款”作出的徵稅決定超出了相關法律授權範圍。起訴書說，“301條款”只是允許美國貿易代表對某一特定行為、政策或做法進行反制，沒有授權政府對如此廣泛的貿易夥伴和進口商品徵稅。

美國最高法院裁定維持各州現行法律，只要郵寄選票的郵戳日期不晚於選舉日，即便在選舉日之後數天內送達，也應計入有效選票。 最高法院以5比4的表決結果作出了不利於共和黨全國委員會(Republican National Committee, 簡稱RNC)的裁決。該委員會此前主張，選票必須在選舉日當天或之前送達選舉官員手中。 沒有任何一個州允許將郵戳晚於選舉日的選票計入結果。但在14個州，法律為郵寄選票的送達設定了普遍的寬限期，前提是選民在選舉日當天或之前將選票寄出。這些州既有紅州也有藍州。另有十幾個州也設有類似寬限期，但僅適用於軍人及海外選民。 大法官艾米·科尼·巴雷特(Amy Coney Barrett)代表多數派撰寫了裁決意見書。她指出，根據聯邦選舉法規，選舉日是選民投票的最後期限。但她同時表示，這些法規“沒有規定收到選票的最後期限”，因此聯邦法律並不禁止各州“計入郵戳日期在選舉日之前但在該日之後收到的選票”。

近一個世紀以來，美國最高法院一直讓總統很難公然違抗國會通過的法律明文。1935年，最高法院阻止富蘭克林·D·羅斯福解僱一名聯邦貿易委員會委員。1988年，它阻止里根政府無視一項污染調查。2016年，它又幫助阻止巴拉克·歐巴馬擴大移民保護範圍的嘗試。 最高法院週一作出的裁決允許川普總統解僱聯邦貿易委員會委員，這標誌著它與這段歷史發生了決裂。該裁決否定了長期存在的先例，實際上也廢棄了一部已有112年歷史的法律。那部法律規定，總統只有在委員存在“效率低下、玩忽職守或任內瀆職”時，才能將其免職。現在，川普只要願意，就可以解僱監管機構的委員。 首席大法官約翰·羅伯茨（John Roberts）代表多數派撰寫的意見書稱，要求總統在解僱機構負責人時必須有正當理由，與憲法中的三權分立原則相衝突。羅伯茨寫道，由於聯邦貿易委員會行使行政權，因此它“必須由最高行政長官控制”。多數派認定，國會當初試圖通過規定這些機構負責人保持半獨立地位，從而讓聯邦貿易委員會以及另外二十多個機構免受黨派政治影響，這是國會犯下的錯誤。這個裁決恰好完美契合川普總統的看法。他曾說，憲法第二條賦予他“作為總統想做什麼就做什麼的權利”。 或許，這項裁決最清楚的軟肋在於，多數派六名大法官——也就是六名由共和黨總統任命的大法官——甚至沒有勇氣把他們那套錯誤信念貫徹到底。最高法院週一在另一項裁決中駁回了川普總統解僱聯邦儲備委員會理事麗莎·庫克（Lisa Cook）的請求。在這起案件中，羅伯茨首席大法官否決了川普解僱庫克的要求，理由是川普所謂的免職理由只是一個薄弱藉口，而且既沒有提前通知，也沒有舉行聽證。羅伯茨寫道，若允許這次解僱，就需要作出一次“解釋上的跳躍”，而這種跳躍“既不符合國會制定的法律，也不符合我國中央銀行免受政治干預的傳統”。這次表決結果為5比4。羅伯茨首席大法官與最高法院三名自由派大法官以及佈雷特·卡瓦諾（Brett Kavanaugh）大法官站在同一邊。裁決將案件發回下級法院。最高法院裁定，庫克必須獲得正當程序，以便對針對她的指控提出異議；隨後，下級法院將評估川普所稱的免職理由是否成立。

5月14日，川普表示，美國最高法院門楣上刻著孔子雕像，我們感到無比榮幸。 川普表示，如今，美國的中餐館數量超過了美國五大連鎖快餐店的總和。 (第一財經)

外媒：川普就美國最高法院關稅裁決發出“請求”，詢問“能否重審”據英國《衛報》、美國《紐約時報》報導，美國總統川普當地時間27日就美國最高法院關稅裁決作出最新回應。他在帖文中對這一裁決表示失望，隨後又似乎直接向最高法院發出“請求”：“這個案子有可能重審或重新裁決嗎？”與此同時，美國已有逾千家企業起訴美聯邦政府追索關稅資金，美聯邦政府正面臨數量和規模非常龐大的官司。川普 資料圖 圖源：外媒報導稱，川普當天在其社交平台發佈的帖文開頭就“錯誤表示”，最高法院裁定他無權依據美國《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徵收關稅，這意味著“數千億美元”現在可以“返還給那些一直在‘剝削’美國的國家和公司”，並且根據這項裁決，對方現在甚至可以繼續這樣做，而且金額還會更大。對於川普上述說法，《衛報》稱，事實上，美國政府自去年以來收到的約1750億美元非法進口稅款，如果退稅，不會退還給無需繳納關稅的外國，而是會退還給需要繳納關稅的美國國內進口商。隨後，川普在帖文中抱怨相關裁決“極其令人失望”，並似乎直接向最高法院發出“請求”，“這個案子有可能重審或重新裁決嗎？？？”《紐約時報》分析稱，美最高法院同意重審一項判決幾乎是聞所未聞的，但並非不可能。該媒體表示，即便如此，這樣的要求可能會為川普政府爭取更多時間來制定下一步行動。《紐約時報》說，白宮沒有就川普上述帖文回應置評請求。2月20日，美國最高法院公佈裁決，認定美國《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未授權總統大規模徵收關稅。媒體分析稱，最高法院以6比3的結果作出這一裁決，意味著川普政府關稅政策受到重大挫折。該裁決公佈後，川普宣佈將對來自所有國家和地區的商品加征15%的關稅，令全球貿易不確定性再度上升。此外，多家美國媒體23日援引知情人士的話披露，川普政府正準備援引關聯國家安全的其他法律條款對6類行業產品加征關稅，這部分關稅與政府在最高法院裁決後新推出的15%關稅不同。美國《華爾街日報》網站日前刊登題為《企業爭相索回1300億美元關稅資金》的文章說，美國已有超過1000家企業起訴川普政府，要求退還已繳納的關稅資金，並有更多企業在美國最高法院關稅裁決後加入起訴聯邦政府的隊伍。負責處理關稅訴訟的美國國際貿易法院雖然經驗豐富，但從未面對如此數量或涉及如此規模資金的訴訟。川普日前批評最高法院裁決沒有就退還關稅給出清晰指引，稱“今後5年，我們（聯邦政府）可能一直在打官司”。 (環球網)

2026年2月20日，最高法院推翻了川普政府去年依據《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實施的大規模關稅制度。IEEPA於1977年頒布，賦予總統在應對外國威脅時一定的經濟權力，但該法並未明確提及關稅，此前也從未被用於徵收關稅。首席大法官約翰·羅伯茨代表6比3的多數意見撰寫判決，維持了美國聯邦巡迴上訴法院2025年8月29日的裁決（掃描文末二維碼閱讀相關分析）。該裁決認定IEEPA的法律文字不支援徵收關稅，並將案件發回美國國際貿易法院（CIT），由其決定對進口商的適當救濟方式。截至目前，進口商已繳納約1750億美元的IEEPA關稅。如果政府反對退稅，進一步的訴訟在所難免；而有關適當救濟的相關爭議，若最高法院批准調卷覆審（certiorari），最終仍可能重回最高法院審理——這一過程可能耗時數月甚至數年。/ 分析 /儘管IEEPA賦予總統包括“規範……進口”在內的多項經濟管控手段，但最高法院認定這些法定權力並不涵蓋徵收關稅的權力，原因在於，關稅屬於一種稅收形式，與IEEPA所列舉的權力在性質上截然不同。多數意見還駁回了對《與敵貿易法》及適用該法的司法判例的援引，以及涉及戰時權力的歷史論據，認為這些均不支援在和平時期依據IEEPA徵收關稅。其中三位大法官依據"重大問題原則"得出上述結論，該原則要求此類重大經濟措施須獲得國會的明確授權。即使不適用該原則，另外三位大法官也一致認為該法律並未賦予徵收關稅的權力。法院進一步強調了兩項憲法層面的約束。首先，在沒有法律授權的情況下，總統在憲法第二條下沒有獨立的關稅徵收權。其次，將IEEPA解釋為授權徵收關稅可能導致該法律部分違憲，因為憲法第一條明確禁止對出口徵稅。然而，該裁決保留了國會修訂IEEPA以明確授予關稅徵收權的可能性。大法官卡瓦諾、托馬斯和阿利托持反對意見，不同意多數意見對法律文字和判例的分析，並援引外交事務權力、緊急權力以及原旨主義的權力分立原則，主張對IEEPA作廣義解讀。/ 救濟方式尚未明確 /該裁決並未解決已徵收關稅的退稅問題，留下了巨大的不確定性。最高法院維持了聯邦巡迴法院的裁決，未涉及具體救濟措施，而是將這一初始責任交由美國國際貿易法院（CIT）處理。國際貿易法院此前表示，其依據《美國法典》第28編第1581(i)條擁有廣泛的剩餘管轄權，可以下令重新清算和退款。然而，政府可能會對國際貿易法院的退稅令提出異議，或在尋求其他替代法律依據的同時拖延程序，或拒絕建立行政退款程序。/ 影響及後續應對 /奧睿正在協助客戶應對這一裁決對其業務的影響——包括就主動採取內部措施以爭取退款提供建議、跟蹤後續命令和意見，以及為未來的追償制定訴訟和異議策略。 (Orrick)

美國最高法院：加關稅違法！白宮：知道了，換個法條繼續加。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圖源：新華社一2月20日，美國最高法院以6:3的投票結果，裁決美國總統川普依據《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徵收大規模關稅屬於“越權”。為何這麼判？《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是1977年的老古董，本來是讓總統在緊急狀態下管經濟的，原文連“關稅”倆字都沒有。但白宮愣是把它當成“萬能鑰匙”，搞出所謂“對等關稅”“芬太尼關稅”。結果呢？國際上罵聲一片，國內也撞了南牆。美最高法這一錘子，算是給白宮的操作定了性：缺乏合法依據。但就在裁決出來當天，白宮翻出《1974年貿易法》第122條，宣佈對全球輸美商品加征10%的“臨時關稅”。次日，又將稅率上調至15%，為期150天。這是典型的“換馬甲”。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肖河分析，美國徵稅權本在國會，總統徵稅，需由國會授權。白宮把非關稅工具強行當作稅收依據，既無法條支撐，也無先例可循。連保守派佔優的最高法都看不下去，說明這種行政越權，已突破三權體制的容忍邊界。“最高法的裁決，雖堵死了川普政府通過IEEPA徵稅的路，但有兩點侷限。”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美國研究所副所長張騰軍稱，一是裁決僅針對IEEPA，管不了總統通過其他法律繼續徵稅；二是裁決僅明確了關稅的非法性，沒制定具體的退稅流程、退稅實現方式，具體問題由下級法院甚至國會處理。這樣一來，白宮就有了通過行政程序拖延、規避退稅的操作空間。政府先徵了關稅，法院又說不合法，那交了的錢怎麼辦？從事進口業務的企業找誰退錢？這不，眼下，已有1000家美國企業加入法律訴訟，要求政府返還已繳納的關稅。賓夕法尼亞大學經濟學家測算，待退金額高達1750億美元。但他們面臨的很可能是一個“老賴”政府：白宮方面稱，預期任何可能的退款都會被訴訟拖延好幾年；財長貝森特把鍋一甩，說退款“不是政府決定，是由下級法院決定”。一句話：舊稅不退，新稅照征。美國財長貝森特接受CNN採訪時表示，退還已徵收稅款問題，不取決於政府，而取決於下級法院。圖源：外媒二為何白宮敢這麼操作？因為他們的“工具箱”裡全是錘子。比如這次搬出的《1974年貿易法》122條款，由頭是允許美國總統在“國際收支出現根本性問題”的情況下徵收關稅，期限最長150天、稅率最高為15%。什麼情況算是出現根本性問題呢？包括“大規模且嚴重的國際收支赤字”“美元即將發生重大貶值”。現在是不是這種情況呢？連美國經濟學家都納悶：那有這種危機？沒有證據顯示美國正徘徊於此類懸崖邊緣。但對白宮來說，合不合理不重要，快點加稅才重要。畢竟，本屆美國政府已11次宣佈國家緊急狀態，繞開國會、用行政令推進已是日常操作。張騰軍分析，在關稅政策上，即便最高法裁定非法，白宮也還留有不少“後手”——《1962年貿易擴展法》232條款：可以“國家安全”為由加征行業關稅，比如鋼鋁關稅；《1974年貿易法》201、301條款：可通過啟動調查，以智慧財產權、技術轉讓等“不公平貿易行為”為由徵稅；白宮甚至暗示，可能啟用更具單邊色彩的《斯穆特—霍利法案》338條款，在不調查的情況下，向對方徵收最高50%的關稅。種種跡象顯示，IEEPA徵稅路徑被法院裁決叫停後，不僅沒阻止白宮升級關稅戰，反而推動其加速切換工具、佈局長期打法。肖河認為，依據IEEPA徵稅雖然靈活高效，但法律根基薄，極易被司法推翻；232、301等條款程序相對繁瑣，但政策剛性更強；現在的“122條款”，則更像個150天的臨時過渡。從長期來看，本屆美國政府大機率會回歸232、301條款框架，延續高關稅政策取向。張騰軍指出，白宮還將持續試探政策邊界。一方面，竭力保住關稅“政治遺產”，繼續將關稅政策作為經貿政策核心，以程序拖延企業退稅，將損失降到最低；另一方面，受中期選舉壓力，可能淡化關稅爭議，避免司法失利成為民主黨攻擊把柄，在維護政治顏面、保住選舉基本盤與穩定經濟之間尋求平衡。耶魯大學教授娜塔莎·薩林吐槽，2025年以來，美國實際關稅稅率調整了60多次，持續的政策搖擺，讓普通家庭難以規劃預算，企業無法制定定價、採購庫存或擴大業務。這種不確定性，成為經濟發展的巨大阻礙。美國的“盟友”則發現，換了“馬甲”後，新關稅負擔更重了。貿易監測機構“全球貿易警報”（GTA）分析，按貿易加權計算，由於IEEPA關稅被統一的122條款關稅取代，英國、歐盟、新加坡、日本和韓國的平均稅率，面臨0.4至2.1個百分點不等的升幅。再次被“大哥”背刺後，歐盟委員會要求美方就最新關稅措施作出“完全清晰”的說明。可轉頭“大哥”就在社交媒體上發文威脅：不要利用美最高法院裁決，背棄對去年的關稅措施所做出的貿易承諾，否則將面臨更高、更嚴厲的關稅。張騰軍指出，這種關稅政策帶來多重負面衝擊。對內，成本全由美國進口商、零售商和消費者扛，擾亂供應鏈；對外，嚴重削弱WTO主導的全球多邊貿易體系權威性，繼續衝擊全球經濟。關稅大戲演到現在，法律已經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這場亂局，怕是還得鬧騰好一陣。 (俠客島)

美國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約翰·羅勃茲向來惜字如金。他在上周那份關稅裁決中的多數意見書，一如既往，堪稱簡潔寫作的樣本。全文僅21頁，而與之對照，大法官尼爾·戈蘇奇（Justice Neil Gorsuch）的協同意見書長達46頁，大法官布雷特·卡瓦諾（Justice Brett Kavanaugh）的反對意見則有63頁。羅勃茲在這21頁裡解釋了：從法條解釋與憲法的權力分立角度看，川普總統並不具備他自稱擁有的那種授權，不能依據《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對全球各國拼盤式地加征一攬子關稅。作者：琳達·格林豪斯（Linda Greenhouse），格林豪斯女士曾獲1998年普利策獎，1978年至2008年間為《紐約時報》報導美國最高法院。不過，這份意見書一貫簡潔，卻也有一個例外：其中出現了一段資訊量極大的文字，專門梳理川普關稅政策如何忽上忽下、反覆改動，走勢幾乎像坐過山車。為便於閱讀，下文省略對七份不同總統行政命令的引文標註。首席大法官寫道：❝總統每徵收一組關稅，隨後往往又接連發佈上調、下調以及其他修訂。以打擊毒品走私為由對中國商品加征10%關稅一個月後，他將稅率提高到20%。又過一個月，他取消了對800美元以下中國商品的法定豁免，也就是小額免稅待遇。對等關稅實施不到一周，他把對中國商品的稅率從34%提高到84%。緊接著第二天又進一步提高到125%，使大多數中國商品的綜合有效關稅稅率達到145%。他還反覆調整對等關稅的適用清單，把部分商品納入或剔除在外，例如將牛肉、水果、咖啡、茶、香辛料以及部分化肥排除在對等關稅之外。此外，他還作出多項其他調整，例如延長對中國進口商品“提高後的對等關稅暫緩執行”的期限。❞儘管“Learning Resources訴川普案（Learning Resources v. Trump）”這項裁決引發廣泛關注，但上面那段細數川普關稅反覆無常的文字卻幾乎無人提起。我理解原因：那段話對意見書的法律論證並非必需。既然從法律上講這些關稅無效，當初推出得更審慎還是更任性，並不會改變結論。那段話用一個詞概括，就是贅筆。對羅勃茲的意見書而言，這樣的評語幾乎罕見。所以，它為什麼會被寫進來？我認為答案是：首席大法官在向外界遞話，受眾不只是不一定只包括川普本人，也包括在場外觀望的世界。大意類似於：各位看看，這就是我們現在要面對的局面。要點不在於“部分化肥”是否被豁免於對等關稅，而在於，一位魯莽的總統正把美國乃至全球攪得一團亂。我們並不需要知道羅勃茲首席大法官對川普內心最深處的真實想法。無論在這次關稅裁決之前他怎麼想，在裁決之後，川普用“蠢貨”“走狗”辱罵羅勃茲及其多數派，聲稱他們受“外國利益”左右。即便不探究羅勃茲的心思，我們也能看出他的惱怒與厭煩。過去一年間，川普政府持續向最高法院發起挑釁，一再提交緊急申請，要求法院暫緩執行對其不利的下級法院裁決。政府頻頻如願，在上訴程序進行期間獲得暫緩執行令。三位自由派大法官，凱坦吉·布朗·傑克遜（Ketanji Brown Jackson）、埃琳娜·卡根（Elena Kagan）與索尼婭·索托馬約爾（Sonia Sotomayor），以強有力的異議意見確保公眾知曉，這些裁定雖未創設新法，卻在現實層面為總統推行其施政議程提供了支撐，包括大規模裁減聯邦僱員、拆解生死攸關的對外援助項目。首席大法官羅勃茲通常位列這些未署名、普遍缺乏解釋的裁定多數方，顯然他認為頒發暫緩執行令合乎情理。然而，民調與社交媒體上持續積累的輿論觀感令他難以釋懷，外界普遍認為法院正在向總統開具空白授權支票，這種綿綿不絕的輿情壓力想必讓他如鯁在喉。去年12月下旬，情勢出現了轉變。最高法院駁回了政府的暫緩執行申請，該申請涉及一項禁止政府在伊利諾伊州動用國民警衛隊的地區法院裁決。這份裁定未署法官姓名，大法官塞繆爾·阿利托（Samuel Alito）、尼爾·戈蘇奇（Neil Gorsuch）與克拉倫斯·托馬斯（Clarence Thomas）持異議。這份長達三頁的裁定實際上創設了新的法律規則，以較為嚴格的標準界定了總統將州國民警衛隊收歸聯邦管轄的適用情形。這是一件份量極重的大事。總統隨即遵從該命令，把已被聯邦化的國民警衛隊從洛杉磯、俄勒岡州波特蘭以及芝加哥撤出。然而，最高法院的這一行動發生在平安夜前一天，受到的關注遠少於關稅案。今天談論法院的人裡，似乎很少有人還記得這件事。彷彿“法院是政府走狗”的看法已經根深蒂固，以至於相反證據過於刺耳，反而難以被完整吸收。這份關稅裁決，是最高法院對川普第二任政府案件中，第一份在完成充分書面陳述與口頭辯論之後、就實體問題作出的判決。接下來，法院可能要裁決的是政府試圖解僱聯準會理事會一名理事的案件。該案中，政府聲稱有充分理由解除聯準會理事麗莎·庫克（Lisa Cook）的職務，依據是政府所稱她在抵押貸款協議中作出的某些陳述。在口頭辯論中，羅勃茲首席大法官對訴訟總長約翰·索爾那種用力過猛的論證語氣似乎明顯反感。索爾的開場陳述是：“金融監管者在金融交易中存在欺騙或重大過失，就構成免職理由。”可迄今並沒有任何司法認定確認庫克女士存在欺騙或重大過失。羅勃茲對索爾說，你一開始談的是欺騙。那你後面提出的那套免職標準，遇到這種情況是否也照樣適用。比如當事人並非故意作假，只是在檔案裡某處填錯或寫錯了資訊，而且案卷中還有其他材料可以對照，顯示那更像疏忽或筆誤。索爾回答，我們認為適用。值得記住的是，羅勃茲首席大法官不僅是九位大法官之一，他還是整個聯邦司法部門的負責人。正因如此，他對川普的惱怒與厭煩，幾乎已經逼近一種更尖銳的擔憂。總統曾抨擊作出不利裁決的法官，甚至公開呼籲彈劾一名聯邦地區法院法官。川普也助長了一種氛圍，使法官有充分理由擔心自己與家人的人身安全。許多人原本期待首席大法官會在12月的年終報告中直接談及此事，但他並沒有。在擔任國家最高司法官的二十年裡，他有時會直接為司法機構發聲，例如在2024年的報告中，但這樣的時刻並不多見。彷彿這位格外鎮定、行事一貫克制守規矩的人，真正願意對外傳遞的資訊，主要還是通過他的意見書本身來完成。記下了。 (一半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