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權力
【獨家編譯】漫長的“美國世紀”的終結:川普與美國權力的根源
原編者按約瑟夫·奈(Joseph S. Nye Jr.)是哈佛大學約翰·甘迺迪政府學院(Harvard’s John F.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的名譽教授。他曾在克林頓政府時期擔任國防部國際安全事務助理部長和國家情報委員會主任。他是《美國世紀裡的一生》(A Life in the American Century)等多部著作的作者。羅伯特·基歐漢與約瑟夫·奈共著了《權力與相互依賴:轉型時期的國際政治》一書。本文借鑑了約瑟夫·奈先前的一些著作。今年5月,在這篇文章進行最終定稿期間,約瑟夫·奈離開了我們。我們為他的離世表示哀悼,並對他的家人准許我們繼續進行此事表示感激。正文唐納德・川普總統既試圖將美國的意志強加於世界,又試圖讓美國與世界保持距離。他在第二任期伊始便揮舞美國的硬實力:因格陵蘭島控制權問題威脅丹麥,暗示他將收回巴拿馬運河;成功利用懲罰性關稅脅迫加拿大、哥倫比亞和墨西哥在移民問題上讓步;退出《巴黎氣候協定》和世界衛生組織。今年4月,他宣佈對全球多國加征大規模關稅,導致全球市場陷入混亂。儘管不久後他取消了大部分新增關稅,但仍繼續與中國打貿易戰 —— 這是他當前針對華盛頓主要競爭對手的核心戰場。在採取這些行動時,川普可以從實力地位出發。他試圖利用關稅向美國貿易夥伴施壓,表明他相信當代相互依存的模式增強了美國的權力。其他國家依賴美國龐大市場的購買力,也仰仗美國軍事力量的保障。這些優勢使華盛頓對夥伴國家強硬相向。他的立場與我們近50年前提出的觀點一致:不對稱的相互依賴關係會讓依賴程度較低的一方在關係中佔據優勢。川普對美國與中國的巨額貿易逆差表示不滿,但他似乎也明白,這種不平衡賦予了華盛頓制約北京的重要籌碼。儘管川普正確認識到美國的實力所在,但他正在以根本上適得其反的方式使用這種力量。通過攻擊相互依存關係,他削弱了美國權力的根基。與貿易相關的權力是基於物質能力的硬實力,但在過去80年裡,美國積累了基於吸引力(而非脅迫或強加代價)的軟實力。明智的美國政策本應維持、而非破壞那些增強美國權力的相互依賴模式,包括從貿易關係中獲得的硬實力和吸引力帶來的軟實力。川普當前外交政策的持續將削弱美國,並加速自二戰以來服務於眾多國家(尤其是美國自身)的國際秩序的崩潰。該秩序建立在三大支柱之上:國家間穩定的權力分配、規範併合法化各國及其他行為體行為的國際準則,以及支撐這一體系的制度基礎。而川普政府動搖了所有這些支柱。世界可能正進入一個混亂時期,這種混亂只有在白宮改變路線或華盛頓出現新的權力格局後才會平息。但當前的衰落可能不只是暫時的下滑,而是陷入晦暗不明的狀況中。川普以反覆無常且錯誤的方式試圖讓美國更加強大,卻可能讓美國的主導時期——美國出版商亨利・盧斯(Henry Luce)最早稱之為“美國世紀”——草草結束。逆差優勢1977年我們撰寫《權力與相互依賴》時,試圖拓寬對權力的傳統理解。當時的外交政策專家通常通過冷戰軍事競爭的視角看待權力,而我們的研究則探討了貿易如何影響權力,並提出相互依賴的經濟關係中的不對稱性會賦予依賴較少的一方權力。貿易權力的悖論在於,貿易關係中的成功(如一國對另一國擁有貿易順差)其實是脆弱性的來源。相反,看似有悖常理的是,貿易逆差反而能增強一個國家的談判地位。畢竟,逆差國可以對順差國徵收關稅或設定其他貿易壁壘,而順差國由於進口較少,難以進行有效報復。威脅禁止或限制進口可以成功地向貿易夥伴施壓。從不對稱相互依賴和權力的角度看,美國在與七個最重要貿易夥伴的關係中均處於有利的談判地位。美國與中國、墨西哥和東南亞國家聯盟的貿易不對稱性極強,這些國家對美進出口比率均超過 2:1;日本(約1.8:1)、韓國(1.4:1)和歐盟(1.6:1)的比率也呈不對稱性;唯有加拿大保持著相對平衡的1.2:1貿易比率。當然,這些比例無法反映國家間經濟關係的全部維度。抵消性因素(如與外國市場行為體有跨國聯絡的國內利益集團,或跨境的個人和群體關係)可能使問題複雜化,有時會導致例外情況出現或限制不對稱相互依存的影響。在《權力與相互依賴》中,我們將這些多重聯絡管道稱為 “復合相互依存(complex interdependence)”。在對1920年至1970年美加關係的詳細分析中,我們發現這些聯絡常常增強加拿大的談判地位。例如,1960年代的美加汽車協定是加拿大單方面引入汽車零部件出口補貼談判的結果。在對不對稱的相互依存關係和權力的每一次分析中,都有必要仔細研究可能削弱逆差國優勢的抵消因素。從貿易領域來看,墨西哥的反制力量較為薄弱,因此它仍然極易受到美國的影響。歐洲可以在貿易領域進行一些反制,因為它與美國的貿易比中國和墨西哥更平衡,但它仍然依賴北約,因此川普威脅不支援北約可能是一種有效的討價還價工具。加拿大與美國的貿易更加平衡,而且與美國的利益集團之間有著廣泛的跨國聯絡,這使得其在貿易方面面臨的風險較小。但單就貿易而言,加拿大可能處於不利地位,因為其經濟對美國經濟的依賴程度要高於美國對加拿大的依賴程度。在亞洲,美國與中國的戰略對抗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美國與日本、韓國和東南亞國家聯盟貿易關係的不對稱性。只要這種對抗繼續下去,美國就需要其東亞和東南亞的盟友和夥伴,而它就無法充分利用其貿易衍生的槓桿。因此,美國貿易政策的相對影響力取決於地緣政治背景和不對稱相互依賴的模式。真正的權力川普政府忽略了權力的一個重要維度:權力是讓他人按照你的意願行事的能力,這一目標可以通過脅迫、利益交換或吸引力實現。前兩者是硬實力,後者是軟實力。短期內,硬實力通常勝過軟實力,但從長遠來看,軟實力往往佔上風。約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曾嘲諷地問:“教皇有幾個師?” 但蘇聯早已不復存在,而教皇制度依然存續。總統似乎過度依賴脅迫和行使美國硬實力,但他似乎不理解軟實力及其在外交政策中的作用。對加拿大或丹麥等民主盟友的脅迫,廣泛削弱了人們對美國同盟的信任;威脅巴拿馬,則重新喚起了整個拉丁美洲對帝國主義的恐懼;削弱美國國際開發署(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損害了美國仁慈形象的聲譽;壓制 “美國之音” 則抹去國家對外的傳播聲音。懷疑論者會說:“那又怎樣?國際政治是硬碰硬,不是柔軟的。” 川普的脅迫性和交易性手段已經迫使對手做出讓步,並有望帶來更多成果。正如馬基雅維利曾就權力寫道,對君主來說,被恐懼比被愛戴更好。但最好是既被恐懼又被愛戴。權力有三個維度,川普忽視吸引力,就是在忽視美國實力的一個關鍵來源。從長遠來看,這是一種失敗的策略。即使在短期內,軟實力也很重要。如果一個國家有吸引力,它就不需要那麼依賴激勵和懲罰來塑造其他國家的行為。如果盟友認為它是友善和值得信賴的,他們就更有說服力,也更有可能效仿該國的做法,儘管不可否認,他們可能會利用更強大國家的友善立場從而獲利。面對欺凌,他們可能會服從,但如果他們認為他們的貿易夥伴是一個不可靠的霸凌者,他們更有可能敷衍應對,並在可能的情況下減少長期的相互依賴。冷戰時期的歐洲就是這種動態的一個很好的例子。1986年,挪威分析家吉爾・倫德斯塔德(Geir Lundestad)將世界分為蘇聯和美國兩個帝國。蘇聯使用武力建立其在歐洲的屬地統治區域的,而美國方面則是“應邀而來的帝國”。蘇聯不得不在1956年和1968年分別向布達佩斯和布拉格派遣軍隊,以保持那裡的政府從屬於莫斯科。相比之下,北約在整個冷戰期間一直保持強大。在亞洲,中國一直在加大其在軍事和經濟方面的投入,但同時也一直在提升自身的吸引力。2007 年,中國領導人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提出,中國需要提高軟實力。至少在川普的第二個任期開始之前,中國在全球公眾輿論的評價中遠遠落後於美國。皮尤研究中心在2023年對24個國家進行了調查,並報告稱,在大多數國家中,大多數受訪者都認為美國比中國更具吸引力,只有非洲大陸的調查結果較為接近。最近,在2024年5月,蓋洛普在133個國家的調查顯示,美國在81個國家佔據優勢,而中國在52個國家佔據優勢。然而,如果川普繼續削弱美國的軟實力,這些數字可能會發生顯著變化。誠然,美國的軟實力在過去這些年裡有起有落。在越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期間,美國在許多國家都失去了民眾的支援。但軟實力並非僅僅取決於政府的行為,而是源自一個國家的社會和文化。即便在越南戰爭期間,當世界各地的民眾在街頭舉行抗議活動以反對美國的政策時,他們唱的也是美國民權頌歌《我們終將戰勝》(We Shall Overcome)。一個允許抗議和包容不同意見的開放性公民社會可以成為一種優勢。但如果美國的民主繼續受到侵蝕,且該國在國際上充當霸主角色,那麼源自美國文化的軟實力在接下來的四年裡是無法持續存在的。就中國而言,它正努力彌補川普造成的任何漏洞。中國將自己視為“全球南方”的領導者。其“一帶一路”基礎設施投資計畫不僅旨在吸引其他國家,還旨在提供強大的經濟實力。擁有中國作為最大貿易夥伴的國家數量比擁有美國作為最大貿易夥伴的國家數量要多。如果川普認為自己能夠在削弱美國盟友之間的信任、彰顯帝國野心、摧毀美國國際開發署、挑戰國內法治以及退出聯合國機構的情況下與中國競爭,那他很可能會失望。全球主義的幽靈西方民粹主義者(如川普)將全球化視為惡魔般的威脅,但實際上,這個詞僅僅指跨洲際距離範圍內相互依存關係的日益增強。當川普威脅對中國加征關稅時,他試圖減少美國在經濟層面的全球相互依存,並將產業和就業流失歸咎於此。全球化當然有正負兩面影響,但川普的措施是錯位的——它們攻擊了那些對美國和世界都有益的全球化形式,卻未能遏制真正有害的部分。總體而言,全球化增強了美國的權力,而川普對它的攻擊只會削弱美國。19世紀初,英國經濟學家與政治家大衛・李嘉圖(David Ricardo)確立了一個被廣泛接受的事實:全球貿易可以通過比較優勢創造價值。當國家開放貿易時,它們可以專注於自己最擅長的領域。貿易會產生德國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所稱的 “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過程中會有就業流失,國家經濟會受到來自國外的衝擊,有時這種衝擊是外國政府刻意政策的結果,但這種破壞可以幫助經濟變得更具生產力和效率。在過去75年裡,創造性破壞總體上增強了美國的權力。作為最大的經濟體,美國從推動增長的創新和全球增長的溢出效應中獲益最多。與此同時,經濟增長也可能帶來痛苦。研究表明,在本世紀,美國已經失去了數百萬個工作崗位(也創造了新的崗位),這使得調整的成本轉嫁到了勞動者身上,而他們通常並未從政府那裡獲得足夠的補償。技術變革還導致數百萬工作崗位的消失,因為機器取代了人力。而且,自動化與國際貿易的相互影響關係也難以理清。中國持續強勁的出口態勢,使得相互依存關係中的常規張力進一步加劇。儘管經濟全球化提高了全球經濟的生產力,但這些變化對許多個人和家庭而言可能並非都是好事。在許多社區中,人們不願意遷往那些更容易找到工作的地方。當然,也有一些人願意跨越半個地球去尋找更多的機會。過去幾十年的全球化呈現出大規模的人口跨境流動這一特點,這是另一種重要的相互依存形式。移民具有文化上的豐富性,並為移民接受國帶來了巨大的經濟利益,因為它能將具備技能的人帶到那些能夠更有效地運用這些技能的地方。移民來源國可能會從人口壓力的緩解中獲益,而移民者則會通過匯款為家鄉提供資金。無論如何,移民往往會引發進一步的遷移。如果沒有國家所建構的高壁壘,當代世界的移民往往是一個自我延續的過程。川普將社會變革的動盪歸咎於移民群體。儘管至少某些形式的移民從長遠來看對經濟顯然是有益的,但批評者卻很容易將其描述為短期內有害的因素,並且往往會在一些人群中激起強烈的政治反對情緒。移民數量的突然激增會引起強烈的政治反應,移民常常被指責為各種經濟和社會變化的罪魁禍首,即便事實上並非如此。近年來,在幾乎所有民主國家中,移民問題已成為針對在任政府的主導性民粹主義政治議題。它推動了川普在2016年的當選,並在2024年再次發揮了作用。對於民粹主義領導人來說,將經濟動盪歸咎於外國人要比承認技術變革和資本的決定性作用要容易得多。在全球化的影響下,在許多國家近期的選舉中,執政者都面臨著諸多挑戰。面對這些壓力,政客們往往會試圖通過徵收關稅和設定其他國際交流障礙來逆轉全球化處理程序,就像川普改採取的做法一樣。經濟全球化在歷史上曾出現過逆轉。19世紀的顯著特徵是貿易和移民數量的迅速增長,但隨著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這一處理程序急劇放緩。貿易佔全球經濟活動的比重直到1970年左右才恢復到1914年的水平。這種情況可能再次發生,儘管需要一定條件推動。1950年至2008年間,世界貿易增長極為迅速,而2008-2009年金融危機後增速放緩。總體而言,1950年至2023年,貿易增長了 4400%。全球貿易可能再次陷入衰退。如果美國針對中國的貿易措施引發一場更持久的貿易戰,很可能會造成巨大破壞。一般來說,貿易戰很容易演變為持續升級的衝突,並可能引發災難性的變化。另一方面,要撤銷超過五兆美元的貿易額所產生的成本,很可能會削弱各國發動貿易戰的意願,並可能促使各方尋求妥協。儘管其他國家可能會對美國採取相應行動,但它們之間未必會限制彼此之間的貿易往來。地緣政治因素也可能加速貿易流動的終止。例如,中美如果圍繞台灣問題爆發直接軍事衝突就有可能使兩國之間的貿易戛然而止。一些分析人士將幾乎所有民主國家出現的民族主義、民粹主義浪潮歸咎於全球化傳播範圍的擴大和速度的加快。冷戰結束後,隨著政治變革和通訊技術的進步降低了跨境和長途流動的成本,貿易和移民同步加速。如今,關稅和邊境管制可能會減緩這些流動。這對美國實力而言將是個壞消息,因為縱觀美國歷史,包括過去幾十年,移民帶來的活力和生產力一直推動著美國實力的提升。無國界的問題沒有那場危機比氣候變化更能凸顯相互依賴的不可逃避性。科學家預測,隨著本世紀後期全球冰蓋融化、沿海城市被淹沒、熱浪加劇以及氣候模式的混亂變化,氣候變化將帶來巨大代價。即使在近期,颶風和野火的強度也因氣候變化而加劇。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一直是闡明氣候變化危險、分享科學資訊並鼓勵跨國合作的重要聲音。然而,川普卻取消了對應對氣候變化的國際和國家行動的支援。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川普政府在試圖限制具有益處的全球化類型的同時,也在蓄意削弱華盛頓應對生態全球化(如氣候變化和流行病)的能力,而這些問題所帶來的代價可能是極其巨大的。新冠疫情(COVID-19)在美國導致超過120萬人死亡,《柳葉刀》統計的全球死亡人數約為1800萬。新冠病毒迅速在全球範圍內傳播,這無疑是一種全球性的現象。而作為全球化核心要素的國際旅行,恰恰助長了病毒的傳播。在其他領域,相互依存仍是美國實力的關鍵來源。例如,科學家之間的專業互動網路在加速發現和創新方面產生了巨大積極影響。在川普政府上台之前,科學活動和網路的擴展幾乎沒有引發負面政治反應。任何關於全球化對人類福祉利弊的評估都必須將其列為積極因素。這就是川普新任期中最令人費解的方面之一:他的政府大幅削減了聯邦對科學研究的支援,包括那些在投資回報方面表現優異、對現代世界的創新速度起著重要作用並提升了美國聲譽和實力的領域。儘管美國的研究型大學處於世界領先地位,但川普政府卻試圖通過取消資助、削弱其獨立性以及加大吸引世界各地最優秀學生的難度等方式來打壓這些大學。這種攻擊很難理解,除非將其視為一場針對那些不認同右翼民粹主義意識形態的所謂精英的文化戰爭的一記炮火。這對於美國無異於巨大的自我傷害。川普政府還在逐步放棄美國軟實力的另一關鍵工具:即美國所倡導的自由民主價值觀。川普政府的政策將抑制民主的進一步傳播並削弱美國的軟實力。押注於弱點全球相互依賴無法逆轉。只要人類保持流動並行明新的通訊和運輸技術,它就會持續。畢竟,全球化跨越了多個世紀,其根源可追溯至絲綢之路甚至更早。15世紀,遠洋運輸的創新催生了地理大發現時代,隨後的歐洲殖民擴張塑造了今天的國界。在19世紀和20世紀,蒸汽船和電報隨著工業革命改變農業經濟而加速了這一處理程序。如今,資訊革命正在改變以服務業為導向的經濟。數十億人口袋裡揣著的計算裝置,其儲存的資訊量相當於50年前一座摩天大樓的容量。兩次世界大戰曾短暫逆轉經濟全球化並阻斷了移民流動,但在沒有全球戰爭的情況下,只要技術繼續高速進步,經濟全球化就會持續。生態全球化和全球科學活動也可能持續,規範和資訊將繼續跨國流動。某些全球化形式的影響可能是有害的:氣候變化就是一個突出的無國界危機案例。為了將全球化重新導向並塑造為造福全人類的方向,各國必須進行協調。要使這種協調有效,領導人必須建構和維護連線到網路、規範和制度。這些網路反過來將使它們的中心節點——美國受益,並為華盛頓提供軟實力。美國仍是世界上經濟、軍事、技術和文化最強大的國家。不幸的是,川普第二屆政府目光短淺,專注於依賴貿易不對稱和制裁相關的強硬實力,這一做法可能會削弱而非加強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川普過於關注盟友搭便車的成本,卻忽視了一個事實:美國掌握著方向盤——因此可以選擇目的地和路線。川普似乎並未理解美國實力在於相互依存。他不是讓美國再次偉大,而是用美國的劣勢進行悲劇性的豪賭。 (北京大學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
馬斯克最誠實的一句謊話, 暴露美國權力關係網的駭人巨變
[編者按] 2025年11月30日,美國企業家馬斯克接受採訪時終於坦承自己“只要參與政治,結果往往都很糟糕,最好還是儘可能避免參與政治”。眾所周知,自2024年夏以來,馬斯克與川普上演多輪“愛恨情仇”,他一度深度介入政治,先高調支援川普競選,後出任美國“政府效率部”負責人;又一度憤然退場,今年5月卸任並離開白宮,並因所謂“大而美”法案與川普公開鬧掰。但此後二者又不斷互動示好。11月18日,馬斯克還出現在川普為到訪的沙烏地阿拉伯王儲舉行的白宮晚宴上。分析人士認為,馬斯克最新表態也許是句實話,但並不真實——以他為代表的美國科技右翼已然成為美國權力結構中的一個重要力量,背後則是一個巨大的關係網路。科技資本尤其是美國科技右翼試圖掌控國家權力的勢頭,正引起西方的集體焦慮。義大利經濟學家弗朗西絲卡·布里亞在《世界報》上發文分析美國科技右翼建構的權力人脈關係網,認為以彼得·蒂爾、馬斯克等為代表的“矽谷威權科技右翼”正通過技術、資本與人事安排,將國家權力“私有化”,以創造符合其價值觀的“技術帝國”。科技右翼通過五個層面進行佈局:一是掌控美國政府的底層資料,帕蘭提爾公司開發的軟體已經成為美國國防、情報、醫療等關鍵部門的“作業系統”。二是掌管軍事打擊系統,在資料基礎上,美國的無人機和武器系統由安杜里爾等公司提供。三是壟斷通訊網路,馬斯克的衛星網路為全球軍事通訊提供支援。四是提供能源供應,通用原子能等核能公司為以上所有龐大的資料中心和AI系統提供穩定、高強度的電力。五是設立風險投資基金(如創始人基金),將這些公司串聯起來,並通過“旋轉門”安插公司高管到政府關鍵職位上。這一處理程序不僅是技術或商業問題,更是一場圍繞國家權力與治理模式的政治較量。文章揭示了當美國國家機器的核心功能被資本深度嵌入,政治決策空間受限,公眾監督與政治問責面臨被架空的風險。為便於國內各界知己知彼,把握形勢之變,歐亞系統科學研究會特翻譯編寫此文,供讀者批判性閱讀。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科技右翼如何重塑美國國家機器?彼得·蒂爾的關係網佈局與美國主權私有化——歐洲的警鐘▲ 攔住那匹馬:抗議德國擬採用帕蘭蒂爾安全軟體,柏林聯邦總理府,2025年9月3日。圖源:Le Monde Diplomatique2025年7月下旬,在弗吉尼亞州阿靈頓的五角大樓官僚體系深處,美國陸軍悄然簽署了一份合同,將關鍵主權出讓。這份與帕蘭提爾科技公司(Palantir Technologies)簽署的合同價值100億美元,是美國國防部史上規模最大的採購項目之一。雖然該合同在官方層面被描述為一項提升行政效率的舉措——將75份獨立的採購協議整合為一個精簡方案,但在這技術官僚的辭令背後,潛藏著更為深遠的意義:帕蘭提爾公司的軟體系統將作為戰場情報、供應鏈物流及人事系統的默認作業系統。這場看似尋常的行政精簡,實則是將核心軍事職能戰略性地移交給了一家私營企業,其創始人彼得·蒂爾(Peter Thiel)曾公開宣稱“自由與民主已不再相容”。(編者註:蒂爾的這一觀點源於他對自由意志主義的堅持,強調個人自由和產權保護應優先於民主多數決。他認為,民主制度容易被“無知的大眾”或短期利益導向的政策所主導,反而抑制了真正的自由。‌)此次權力移交意味著,美國陸軍的目標決策、部隊調動和情報分析等事務,不再受軍事指揮層的管轄,而是由一個向股東負責的企業董事會掌控。美國陸軍此舉不僅購買了軟體,更是向一個無法脫離的平台讓渡了作戰主權。美國的威權科技複合體已成為一種新型組織形態,對數字時代民主治理構成了最嚴峻的挑戰。這種模式比以往任何軍工複合體都更迅速、更意識形態化、也更私有化,僅僅是開發軟體的商業發展模式已經無法滿足科技複合體的野心,它正在建構一個帝國。這一複合體打著“愛國科技”的旗幟,將企業、資助者和意識形態者聯合在一起,正建構一套覆蓋全球的基礎設施——這套設施服務於監控、脅迫與無需承擔責任的治理。這絕非比喻,而是一個由雲平台、人工智慧模型、金融通道、無人機網路、軌道系統等構成的分層式堆疊(譯者註:堆疊又名棧,電腦術語,是一種運算受限的線性表,只允許在表尾進行插入和刪除操作,遵循後進先出LIFO原則),它形成了一套一體化的技術政治管控基礎設施,我稱之為“威權主義堆疊”。其掌舵者正是矽谷中最右翼的代表人物:蒂爾、馬斯克、安德森、薩克斯、拉基和卡普,他們的投資與一個政治項目高度契合:將主權重塑為一種私有資產。與傳統威權主義依賴群眾動員和國家暴力不同,這套體系通過技術基礎設施與金融協調機制運作,如果想制衡這一體系,不僅十分困難,在架構上也幾乎不可能。到2025年年中,這些動向已在歐洲各地引發強烈反響。在羅馬,義大利國防官員著手將埃隆·馬斯克(Elon  Musk)的星鏈系統(Starlink)整合進軍事通訊系統。在柏林,萊茵金屬集團與蒂爾資本支援的加州國防初創企業——安杜里爾擴大合資規模,計畫為北約部署自主無人機叢集。雖然帕蘭提爾公司進軍德國警務領域遭遇強烈抵制,但巴伐利亞州仍豪擲2500萬歐元,簽署了新合同,以將該系統推廣至全國。在倫敦,英國國家醫療服務體系(NHS)將帕蘭提爾公司耗資3.3億英鎊打造的聯邦資料平台應用於數千萬份患者檔案,與此同時,英國還與其達成了一項價值15億英鎊的國防合作協議,使英國成為帕蘭提爾軍事人工智慧的核心樞紐。這些決策均未引發實質性的議會辯論,也鮮少登上頭版頭條。但綜合來看,它們揭示了歐洲主權正被系統性地外包給美國科技公司,而這些公司的背後是矽谷最具意識形態傾向的投資者。歐洲各國政府高喊戰略自主,恰恰就在此時,其關鍵基礎設施的命脈卻被接入美國平台,而這些平台的掌權者,正公然破壞歐洲民主。這是一個致命矛盾:歐洲一邊追求獨立自主,一邊在簽署合同中不斷讓渡自己的控制權。1   國家主權私有化處理程序國家的關鍵基礎設施正圍繞五大戰略領域進行更新與重建——人口資訊、貨幣供應、國防、軌道通訊及能源領域,而這五大領域恰恰是民主管控的核心根基。這一切的起點,在於對作業系統的掌控。美國陸軍整合項目耗資100億美元,將業內早已知曉的事實公之於眾:帕蘭提爾公司已成為美國政府“事實上的作業系統”。作為通用資料平台,它橫跨戰場管理、供應鏈物流、人事系統和情報分析等各個領域。川普政府的政府效率部(DOGE)採用帕蘭提爾的Foundry平台——該平台最初是為伊拉克反叛亂行動開發的——通過演算法流程實現聯邦預算編制、福利資格稽核、醫療報銷及退伍軍人福利發放等業務的自動化,這些流程中暗藏著深刻的政治考量。川普的副幕僚長斯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持有價值高達25萬美元的帕蘭提爾公司股票。在他任職期間,川普政府擴大了該公司在移民執法領域的影響力,包括美國移民與海關執法局(ICE)於2025年簽署的合同,該合同將部署一個名為“移民生命周期作業系統”(ImmigrationOS)的新平台,用於追蹤簽證逾期者並實施大規模驅逐。若帕蘭提爾公司是威權國家的資料中樞,則安杜里爾公司便是其自主作戰指揮系統,將資訊優勢轉化為自動化軍事力量。其晶格(Lattice)平台將衛星訊號、雷達資料與戰場影像整合為單一作戰網路,使軍事任務得以機器般的速度完成規劃與執行。該公司宣稱其系統可實現“5級自主性”(Level 5 autonomy):無需人工干預即可執行發射、目標識別、打擊及返航等操作。2025年7月,美國國防部長皮特·赫格塞思(Pete Hegseth)宣佈啟動“釋放美軍無人機主導權”戰略計畫,目標是在2027年前實現自主武器系統的全面整合。安杜里爾公司由帕爾默·拉基(Palmer Luckey, Oculus創始人)與特雷·斯蒂芬斯( Trae Stephens, 創始人基金合夥人、前帕蘭提爾高管)聯合創立。如今該公司已斬獲超220億美元國防訂單,其305億美元的估值不僅彰顯商業成就,更反映出其對核心軍事基礎設施日益增強的掌控力。SpaceX的機密軍事星座“星盾”(Starshield),標誌著低軌道通訊領域從國家壟斷轉向私有化。這個被標榜為“主權基礎設施”(譯者註:指國家可獨立控制、不受外部斷供或干預的關鍵技術與資源體系,是保障政治、安全與資料主權的“總開關”)的項目,至今仍由馬斯克的私人公司掌控。五角大樓官員將星艦(Starship)視為物流平台並進行探索,宣稱能在一小時內將部隊和物資運往地球任何角落。當北約戰場通訊依賴於一個公開支援歐洲極右翼政黨的獨裁者所掌控的基礎設施時,國防自主性便成了紙上談兵。通用物質公司的鈾濃縮設施——這是自2013年以來美國首個私營鈾濃縮設施——獲得了創始人基金支援,由SpaceX前工程師團隊領導,蒂爾擔任董事會成員。這種戰略融合是刻意為之:能源部長克里斯·賴特(Chris Wright)將先進核能定位為計算主導而非能源獨立。他直言道,“人工智慧是能源密集型製造業,投入的能源越多,產生的智能就越多。”為帕蘭提爾分析系統、安杜里爾自動駕駛系統以及堆疊人工智慧演算法提供動力的資料中心,都依賴於不間斷、高密度的電力,若想實現規模化供給,先進核能是唯一的解決方案。像AWS政府雲和微軟Azure政府雲等大型科技平台——與OpenAI、Meta和Anthropic合作——如今已深度融入機密軍事和情報行動。這些平台正日益演變為主權基礎設施,這裡的主權實則意味著免受公眾監督,並將政府繫結在私營企業的基礎設施之上。2   被科技右翼操控的“旋轉門”要理解為何這種權力俘獲如此迅速,需追蹤人事流動。政府與產業間的旋轉門已不再轉動——它將二者鎖定,形成了一種新型權力架構。現任副總統J.D.范斯(J.D. Vance)的上台,得益於彼得·蒂爾在2022年參議院競選中豪擲的1500萬美元——這創下了美國參議院個人競選史上單筆捐款的最高紀錄。蒂爾的前幕僚長邁克爾·克拉齊奧斯(Michael Kratsios),如今執掌白宮科學與技術政策辦公室。安杜里爾公司高管邁克爾·奧巴達爾(Michael Obadal)被提名為陸軍副部長,同時持有高達100萬美元的公司股票。格雷戈裡·巴巴恰(Gregory Barbaccia)在帕蘭提爾情報部門工作十年後,如今擔任聯邦政府首席資訊官,負責監督直接使其前僱主獲益的資料整合項目。而新任衛生與公眾服務部(HHS)首席資訊官克拉克·邁納(Clark Minor),此前曾在帕蘭提爾擔任高管——該公司在2021至2024年間獲得了近3億美元的HHS合同。最引人注目的是五角大樓“201分遣隊”(Detachment 201),該部門直接將矽谷高管編入軍職體系。2025年6月,陸軍授予四位科技高管中校軍銜:帕蘭提爾首席技術官夏姆·桑卡爾(Shyam Sankar)、Meta首席技術官安德魯·博斯沃思(Andrew Bosworth)、OpenAI首席產品官凱文·韋爾(Kevin Weil),以及前OpenAI研究主管鮑勃·麥格魯(Bob McGrew)。有意模糊了承包商與指揮官、逐利與國防之間的界限。3   資本通向權力的“外衣”順著資金流向,一個清晰的模式便浮現出來。蒂爾旗下規模達170億美元的旗艦基金創始人基金,揭示了其架構佈局。2025年6月,該基金以10億美元投資領投安杜里爾公司融資輪,當時估值達305億美元。作為帕蘭提爾和SpaceX的首個機構投資者,創始人基金早早佈局了情報與軌道領域,但不同於傳統風險投資,它通過直接戰略來控制運作。特雷·斯蒂芬斯(Trae Stephens)同時擔任基金合夥人和安杜里爾董事長。德利安·阿斯帕羅霍夫(Delian Asparouhov)在基金與瓦爾達航天工業公司(專注軌道製造及未來太空基礎設施)擔任總裁期間,兼顧基金事務。斯科特·諾蘭(Scott Nolan)在保留基金職務的同時執掌通用物質公司。這並非被動的資本配置,而是對重塑國家能力的企業實施主動治理。1789資本(1789 Capital)在風險投資資本如何締造王朝上堪稱為典範。該基金由蒂爾和副總統范斯的親信共同創立,2024年11月小唐納德·川普(Donald Trump Jr.)加入並成為了合夥人,自此該基金實現轉型。其基金規模從1.5億美元激增至超10億美元,自詡為“愛國投資”,向馬斯克的帝國注入逾5000萬美元:為SpaceX打造軌道霸權,為軍用人工智慧公司xAI提供資金。該基金在總統權力與武器利潤之間建立了直接的血脈聯絡。安德森·霍洛維茨(a16z)推出“美國活力”基金,注資6億美元用於國防科技領域,並支援其定義的“美國國家建設者”(builders of the American state)。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本人更是動員矽谷億萬富翁階層力挺川普2024年競選,首次將風險投資、意識形態與國家權力全面融合。像8VC(譯者註:8VC是一家成立於2012年的風險投資公司,總部位於德克薩斯州奧斯汀, 專注於技術和生命科學領域的投資,致力於建構和投資全球最具潛力的創業公司)和General Catalyst(譯者註:General Catalyst創立於2000年,總部位於美國馬薩諸塞州劍橋,是一家美國風險投資公司,專注於早期階段和成長型投資)這類知名度較低的巨頭同樣具有重要影響力。8VC創始人、帕蘭提爾聯合創始人喬·隆斯代爾(Joe Lonsdale)曾與馬斯克合作,通過美國政治行動委員會(PAC)運作助力川普贏得2024年大選。8VC向安杜里爾公司注資4.5億美元,而General Catalyst則領投了14.8億美元的融資輪。業績資料印證了該戰略的正確性。2025年,帕蘭提爾公司憑藉季度營收突破10億美元(主要得益於政府合同增長53%),一舉成為標普500指數成分股中表現最亮眼的企業。一旦你成為客戶無法替代的作業系統,你所獲得的將不僅僅是利潤,更是權力。4   困在陷阱裡的歐洲此時局勢已關乎存亡——不僅關乎美國民主,更關乎歐洲主權本身。通過2025年6月與萊茵金屬公司簽署的合作協議,德國聯邦國防軍日益依賴安杜里爾公司的自主系統,這些協議承諾提供“歐洲版”梭魚導彈(譯者註:梭魚導彈是一系列由美國安杜里爾公司開發的低成本巡航導彈,主要包括梭魚-100、梭魚-250和梭魚-500等不同型號。這些導彈採用摺疊式彈翼設計,以提升射程和適應性,適合多種作戰需求)和“狂怒”(Fury)無人機。然而其核心技術仍受制於美國:歐洲系統運行於Lattice平台,持續接收來自加州伺服器更新的資訊,且所有操作參數均遵循矽谷標準。德國聯邦國防軍正考慮減少對星鏈等外部衛星服務商的依賴,轉而發展自主衛星系統。與此同時,埃隆·馬斯克持續在德國政壇活躍:2025年1月,他通過直播與德國選擇黨(AfD)領袖愛麗絲·魏德爾(Alice Weidel)進行公開對話,吸引了超過20萬觀眾,並高調宣稱“唯有德國選擇黨能拯救德國”,儘管該黨因涉嫌極端主義關聯正接受情報監控。英國正面臨更棘手的困境。英國國家醫療服務體系正運行在一個耗資3.3億英鎊的帕蘭提爾資料平台之上,該系統承載著數千萬患者的醫療記錄。截至2025年5月,政府僅為在有牴觸情緒的醫院信託機構中推廣採用該平台,就向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KPMG)支付了800萬英鎊——這暴露出即便有意願的政府,也難以落實已採購的系統。而耗資15億英鎊的國防合作項目,更將英國打造成帕蘭提爾軍事人工智慧系統的全球樞紐,進一步加劇了這種依賴性。每一份新合約都讓困境愈演愈烈。一旦帕蘭提爾系統成為政府運作的命脈,一旦安杜里爾無人機成為北約標配,一旦核設施為支撐所有系統的人工智慧提供能量時,這種轉變便不可逆轉。顯而易見的並非傳統企業俘獲,而是主權的根本性轉變——通過民主制度行使的政治權威,轉變為了由私有制掌控的技術能力。當布魯塞爾還在熱議‘數字主權’時,歐洲各國部委卻在簽署合同,將核心政府職能轉移至‘威權堆疊’。每項新增依附關係不僅限制未來政策自主權,更將反民主邏輯植入治理基礎設施之中。5   “美麗新世界”的到來矽谷在川普2.0時代的政治轉型,標誌著葉夫根尼·莫洛佐夫(Evgeny Morozov)所謂“寡頭知識分子”群體走向成熟——這些風險投資家儼然成為21世紀資本的有機知識分子(譯者註:“有機知識分子”出自義大利思想家安東尼奧·葛蘭西所著的《獄中札記》。不同於傳統知識分子,他們與所屬階級保持“有機性”聯絡,兼具組織和教育功能,通過市民社會爭奪文化領導權,實現無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傳播),他們不僅將新型主權形態理論化,更將其付諸實踐。不同於葛蘭西筆下那些為既有體制製造共識的工業時代知識分子,這些新銳通過風險投資、學術資助和戰略佈局傳播理念,借助技術基礎設施建構後民主治理模式,使傳統監管架構在制度層面徹底過時。原本是一場“自由意志主義式的逃離國家”(libertarian exit)的實驗,最終卻演變成了“對國家權力的威權式佔領”。這些人早期在矽谷加密貨幣圈中希望通過建立“離岸烏托邦”等方式,削弱國家貨幣,擺脫政府監管,用科技創造一種“非國家化的自由”,如今卻主動讓自己的成員進入政府的高層,讓國家反過來依賴他們的技術與資本,深度控制國家基礎設施,通過此種方式,完成對國家權力的佔領、吸附與重塑。因為在建構與國家平行的機構失敗後,他們發現:與其逃離國家,不如成為國家本身的基礎設施。最清晰的例證來自金融領域。他們的加密貨幣策略始終逆向而行——早期建倉比特幣,高價拋售,待崩盤時再抄底。這種策略同樣被應用於政治領域:當矽谷鼓吹退出時,他們擁抱政府干預;當科技精英還在慶祝全球化時,他們推動保守民族主義。如今,根據川普的《天才法案》(GENIUS Act),穩定幣被重新歸類為“國家安全基礎設施”,私人發行機構由此獲得準中央銀行權力。財政部長貝森特(Bessent)聲稱,這些穩定幣可能為美國國債創造高達2兆美元的新需求——這實質是私營貨幣體係為公共赤字提供擔保。要掌握權力,不僅要贏得選舉,還得贏得政府的採購合同。每次採購周期都在壓縮民主的選擇空間,直至它最終在技術上被徹底限制——那些基礎設施是為投資者而建,而非為民眾服務。技術威權主義者深諳此道,正因如此,他們不再反對民主,轉而致力於建造民主的替代物。他們無需說服選民,只需掌控國家最關鍵的基礎設施。民主制度如同一個陳舊的遺留介面,雖為維持穩定而存續,但其核心已被系統性地掏空和替換。矽谷的“威權科技右翼”(Authoritarian Tech Right)並不是在理論化這個未來,他們已經在建造它。 (歐亞系統科學研究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