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的一番話，在國際科技圈裡炸開了鍋。他說，美國絕不能允許中國搞什麼“數字絲綢之路”，更不能讓中國成為半導體標準的制定者。美國對中國的打壓我們已經司空見慣，但這次，連美國的財政部長也開始對中國技術發展如此敏感，說明他們真的坐不住了。一、美國封鎖中國晶片的那些年最早的“晶片戰”，要追溯到2018年。當時美國突然對中興下狠手，一紙禁令讓中興幾乎陷入癱瘓。緊接著，華為也被列入“實體清單”，高通、英特爾、台積電這些全球巨頭都不得向華為供貨。美國還專門出台了“出口管製法”，限制中國獲得高端晶片和相關製造裝置，連最基礎的EDA軟體也被卡住。到了2022年，美國又升級了限制令，不僅針對企業，還把整個中國半導體行業拉進了“黑名單”。高性能晶片、光刻機、特殊材料……只要和晶片沾邊的高科技，美國都想方設法堵住中國的路。甚至連荷蘭的ASML，都被美國“勸說”暫停向中國出口最先進的EUV光刻機。這幾年，美國的晶片政策就像不斷加碼的“圍堵圈”，從技術、裝置、材料到人才，幾乎無所不包。目的很簡單——讓中國永遠只能用“落後產品”，別想追上美國。二、封鎖下的中國晶片，越打壓越頑強但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美國以為“斷供”就能讓中國晶片產業停滯不前，結果卻是中國企業迎難而上，國產化處理程序反而加速了。比如，2023年中國AI企業採購國產晶片的比例，從31%暴漲到49%。國產晶片廠商像寒武紀、海光、華為海思，訂單接連不斷。國產EDA軟體也在短短兩年內實現了從零到有的突破。最近，國內科學家攻克了0.1奈米鍍膜精度，弧形反射鏡系統實現國產化，這可是EUV光刻機的核心技術之一。很多人可能覺得，這些進步離我們普通人很遠。但實際上，手機、電腦、汽車、家電，只要是智能化裝置，都離不開晶片。美國打壓得越狠，咱們就越拚命搞研發。說白了，就是“你卡你的，我發展我的”。三、美國新動作，晶片稅眼看“封鎖”不如預期，美國又祭出新招——15%的晶片稅。也就是說，輝達、AMD這些公司在中國賣AI晶片，必須把15%的收入交給美國政府。美其名曰是為了“償還國債”。更有意思的是，美國財政部長還說，批准向中國賣H20晶片沒啥安全隱患，因為這些晶片已經落後了四到六代。既然落後了還收這麼高的稅，這是真沒個吃相了。說白了，美國是既想賺錢，又不想讓中國拿到先進技術。又當又立，這算盤打的，隔著太平洋都替他們寒顫兒。結果怎麼樣？輝達等企業被迫漲價，很多中國企業一算帳，乾脆直接用國產晶片了。美國還特別強調，不能讓中國主導半導體標準。這其實是他們現在最大的焦慮。過去幾十年，全球科技標準都是美國說了算。只要你用美國的標準，技術路線、專利授權、市場規則，全都得聽美國的。現在中國在5G、新能源、AI等領域崛起，華為的“數字絲綢之路”在全球鋪開，美國擔心自己的技術話語權被動搖。技術標準的制定權，決定著一個國家的未來。英國曾經主導過蒸汽機時代，美國主導過資訊時代。現在，數字時代的標準正在重塑，誰能突破，誰就能引領全球。技術發展的規律，不會因為某個國家的意願而改變。美國靠行政手段圍堵中國，這終究只能是螳臂當車，只要中國在某個領域實現突破並大規模應用，其他國家自然會選擇相容中國的標準。這就是市場的力量，也是技術進步的必然結果。四、中國科技，壓力下成長說實話，中國晶片產業這幾年過得不容易。技術被卡，裝置被斷，人才被挖。但每次“危機”，都成了倒逼創新的動力。很多晶片企業的工程師，通宵達旦搞研發，實驗室裡一泡就是幾個月。有人說，他們是在用青春和汗水，換中國晶片的一點點進步。其實，這種精神我們並不陌生。從“兩彈一星”到高鐵、5G，再到今天的晶片，中國科技一直都是在壓力中成長。美國可以封鎖技術，但封鎖不了中國人的決心和創造力。所以，對貝森特的發言我只能說：很遺憾，你說了不算！ (宇說人物記)

4月23日，一段演講，美股大漲，中概股狂拉。道瓊漲超1000點，納指漲超4%，納斯達克中國金龍指數漲超4%。在美國，誰說話有這麼大的影響力，除了美國總統川普和聯準會主席鮑爾之外，還有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美國財長貝森特周三在國際金融研究所（IIF）發表了主旨演講，他開篇就說，二戰末期，西方各國領導人在新罕布什爾州群山中的一處幽靜的度假勝地，締造了戰後的布列敦森林體系，為之後的經濟全球化奠定了貨幣基礎。國際金融機構創立的使命為促進和保障全球協作，他們還創立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IMF和世界銀行的成立宗旨在於更好地協調各國利益與國際秩序，為動盪不安的世界帶來穩定與秩序。歸根結底，這些國際金融機構的核心使命就是恢復並維持世界的平衡。然而，經過數十年的發展，當前的國際金融體系，幾乎都處在失衡狀態。貝森特作為曾經的金融政策制定旁觀者，現在以制定者身份置身其中，更能體會到助力國際金融體系重歸有序的重要性和緊迫性。貝森特說：“但要實現這個目標，首先我們得讓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回歸它們最初的創立使命，IMF和世界銀行一直有著不可替代的重要價值，但它們的職能跑偏了，已經偏離了原本的軌道。”要讓全球金融體系恢復平衡，IMF必鬚髮揮清醒果斷的領導力，世界銀行也是如此。貝森特演講中的一個亮點是他鄭重聲明：「美國優先」不是「美國孤軍奮戰」。「美國優先」政策並不是退縮，反而要強化美國在國際事務中的領導地位，例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這樣的國際機構。透過積極承擔更強的領導角色，「美國優先」政策希望透過更強有力的領導，重塑國際經濟體系的公平性。貝森特認為，歷屆美國政府多年都陷入了一個誤區：認為美國的貿易夥伴會主動採取措施，讓全球經濟實現平衡。但現實是，美國長期面臨巨額且持續的貿易逆差。而這些長期出現的巨額貿易逆差，正是因為貿易體系存在不公平。貝森特說：“其他國家通過有意為之的政策，導致美國製造業逐步被空心化，還削弱了我們的關鍵供應鏈，讓美國的國家安全和經濟安全都面臨威脅。”他認為，長期存在的巨額貿易失衡，這種狀態是無法持續下去的。這不僅對美國來說無法持續下去，對世界其他經濟體也是如此。所以川普政府已經採取了果斷行動，對世界各國實行對等關稅。他說，在川普宣佈關稅政策後，已經有上百個國家主動與美國聯絡，希望能一同推動全球貿易走向再平衡。在世界經濟再平衡的的觀點中，他著重強調了中國。貝森特說：「最新資料顯示，中國的經濟結構正越來越偏向製造業，消費佔比則在不斷下降，中國依靠製造業出口拉動增長的經濟模式只會帶來更多與貿易夥伴之間的嚴重失衡，如果任由現狀持續下去，中國目前的經濟模式，就是靠出口來應對自身的經濟難題。這種模式不可持續，不僅傷害了中國自身利益，也影響全世界，中國必須改變。 」他認為,中國可以從減少出口型經濟的產能過剩入手，調整經濟結構，同時應增強對本國消費者和內需的支援。中國的這種轉型有助於實現全球急需的經濟再平衡。有些國家推出政策，鼓勵過度儲蓄，這反而阻礙了私營部門的經濟成長，還有些國家認為壓低工資水平，也抑制了經濟成長，這些做法讓全球不得不依賴美國市場來推動經濟成長。2024年，全球商品貿易總額為26億美元，而美國商品進口額為3.3億美元，美國商品進口額佔全球商品貿易總額的比例約為12.69%，是全球最大的消費市場。而且美國進口商品基本上都是全球貿易中優質的中高端產品。貝森特認為，全球貿易對美國需求的長期過度依賴，讓全球經濟變得越來越失衡，同時也讓全球經濟變得比應有的更加脆弱和疲軟。在川普政府的政策努力下，歐洲率先增加財政和國防開支，開始在安全領域主動擔當，證明了川普政府的政策行之有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篇IMF和世界銀行在全球體系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只要他們能夠堅守自身使命，川普政府就樂於與其合作。IMF的使命是促進國際貨幣合作，推動國際貿易的均衡發展，鼓勵經濟成長，制止競爭性匯率貶值等有害政策。但貝森特說：就目前來看，他們並未達到預期目標。實際上，IMF已經出現了職能漂移的問題。現在，IMF把大量時間和資源都投入在氣候變遷、性別和社會等議題上，這些並不是IMF的本職工作。IMF還對嚴重問題視而不見，IMF2024年對外部門報告是《失衡正在消退》，這種盲目樂觀的態度反映出IMF更關心維持現狀，而不是直面艱難的問題。美國政府要讓IMF回歸本職，做回它該做的事，因為這些職能對美國和全球經濟都至關重要。拜登政府讓美國在和平時期背負了史上最大財政赤字，而川普政府決心解決這個問題。美國歡迎批評，但美國不會容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真正需要被批評的國家和政府視而不見。貝森特認為，最值得批評的是長期貿易順差國家，IMF應該直接點名批評中國。同時，美國希望IMF能直接批評個別債權國的不負責任貸款行為，主動促使雙邊債權國及早參與協商，及時和借款國合作，減少債務危機持續時間。IMF必須把貸款重點放回國際收支問題，IMF的貸款也應當只是臨時措施，負責任的IMF貸款，正是其對全球經濟做出最大貢獻的核心所在。市場失靈時，IMF應該出手，提供所需資源。貝森特在演講中例舉了阿根廷的例子，在4月初他訪問了阿根廷，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堅定支援下，協助阿根廷實現財政重整。他認為，阿根廷理應獲得IMF的支援，因為阿根廷確實在實現財政指標方面取得了實質性進展，在達到財政目標方面取得了實質性進步。但是，對於那些不落實改革的國家，IMF完全沒有放貸的義務。 IMF必須督促各國落實經濟改革，有時還需要果斷拒絕個別國家的請求。世界銀行篇世界銀行的創立目標是幫助開發中國家發展經濟、減少貧窮、吸引私人投資、創造私營部門就業，並減少對外援助的依賴。它為各國自身的發展重點提供透明、可負擔的長期融資支援。但現實是，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一樣，世界銀行在某些方面也偏離了初衷。世界銀行應該把更多貸款資源用於最貧窮、信用等級最低的開發中國家。然而現實中，世界銀行至今每年仍向那些已經走出貧困的國家提供貸款，這種持續放貸缺乏正當理由，它擠佔了那些高優先順序項目的資源。未來，世銀必須為那些走出貧困的國家設定明確的退出時間表。貝森特認為，繼續將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視為「開發中國家」是荒謬的。他的言下之意就是，如果世界銀行繼續向中國這樣的富裕國家發放貸款是不合理的。貝森特說：「世界銀行應該推進基於「最優價值」的透明採購政策，而不是單純以「最低價」中標為導向的採購模式。「唯低價」採購往往鼓勵那些依賴補貼、扭曲市場的產業政策；它可能壓制私營企業發展，助長腐敗和串通，最終抬高整體成本。相較之下，「最優價值」導向的採購政策，無論從效率或發展角度，都是更優的選擇；而其強力執行也將令世銀及其股東國家真正受益。 」貝森特也強調：任何曾為俄羅斯提供軍事資助或物資​​的機構，一律無資格參與烏克蘭重建基金的資金申請，無論是誰。問答環節在隨後的問答環節中，貝森特回答了國際金融研究所（IIF）首席執行官蒂姆·亞當斯關於中國的問題。貝森特說，在上世紀90年代，他去過剛經歷經濟泡沫破裂的日本，但在安倍晉三擔任日本領導人後，通過推行“安倍經濟學”，日本用十年的時間讓經濟顯著恢復。他相信中國同行一樣也會認識到這一點。貝森特還描繪了一個美中之間的未來大協作：美國通過加強製造業來重塑貿易平衡，中國則減少對出口的依賴，更多走“國內消費”，提振消費市場。但目前的當務之急是解決美國的財政赤字問題，背負龐大的負債不是長久之計。IMF和世界銀行是時候回歸本源，回歸創立的初衷。因為，泡沫終歸有一天會破滅。金融偏離軌道，世界將誤入歧途。 （南文觀世界）

美國財長貝森特周三在國際金融研究所發表主旨演講（全文附後），要點如下：1、“美國優先”不等於“美國單干”，也不是退縮，而是希望和貿易夥伴開展更深入、更相互尊重的合作，在IMF、世行等國際機構中承擔更多責任。美國希望通過自己的領導力恢復國際經濟體系的公平性。2、美國這些年一直扛著全球貿易體系中不公平的那一部分，年年大額貿易逆差，吃了不少虧。很多國家通過各種政策手段，比如壓低工資、盯著出口、操控貨幣等，搞得美國製造業被掏空，關鍵供應鏈也變得脆弱。川普上台後已經開始“動刀”，現在是時候做出改變了。這種不平衡，美國扛不住了，別的國家也遲早要面對。3、自從川普宣佈關稅政策後，已經有100多個國家主動找上門，希望參與到全球貿易“再平衡”的過程中。這些國家的反應都很積極，美國也在和他們展開建設性的對話，希望後續有更多國家加入。4、中國可以從削減出口產能開始，轉而支援國內消費者和內需市場的發展。這將有助於實現全球迫切需要的再平衡。中國的經濟結構現在太偏製造業、太靠出口，離消費驅動越來越遠。如果繼續下去，只會和貿易夥伴的失衡越來越嚴重。目前這種靠出口“轉嫁”問題的增長模式不可持續的，不僅對中國自己不利，對全球經濟也是風險。中國自己也知道必須轉型，美國願意幫忙，因為美國自己也在推進再平衡。比如，中國可以先從減少出口過剩產能入手，多推動內需和消費。5、美國和中國有機會達成一個大協議：美國這邊通過加強製造業來重塑貿易平衡，中國那邊則減少對出口的依賴，更多走“國內大循環”。如果中方認真往這方向走，美中可以攜手合作。6、貿易只是全球經濟失衡的一部分。全球經濟長期對美國需求的依賴，已經讓整個體系變得越來越失衡。有些國家的政策鼓勵過度儲蓄，抑制了私營部門主導的增長；還有些國家人為壓低工資，同樣限制了增長。這些做法加劇了全球對美國需求的依賴，也讓整個世界經濟比應有的狀態更加脆弱。7、美國堅持“強美元”的政策，但這個“強”不是指價格一定高，而是說美元要靠政策穩定、市場信心強。他相信，在他有生之年，美元還是全球第一儲備貨幣，也看不出有那個國家真正想、或者有能力取而代之。他順帶提了下歐元，說雖然之前被寄予厚望，但現在升值太快，對出口型經濟反而是個壓力。8、、IMF和世界銀行的工作跑偏了，要回歸初心，聚焦提升經濟和金融穩定性、應對全球經濟失衡、解決能源可及性問題等關鍵議題，而不是被氣候、性別和平權等一堆外圍議題分散注意力。貝森特在當天接受記者採訪時，還提到幾點：1、美中之間結束激烈貿易戰的第一步，應該是“降溫”，也就是先把目前這些非常高的關稅降下來。但他也坦言，這個過程時間還不確定，而且現在雙方還沒正式談起來。2、駁斥了《華爾街日報》關於川普政府正考慮削減對中國進口商品關稅到50%-65%的報導，說不存在這個事。3、川普並沒有提出要單方面對中國降低關稅。中美之間最緊密的聯絡存在於兩國元首，但這“有利有弊”，任何緩和局勢的舉措，談判都不會從最高層開始。4、中美之間要實現全面的結構性再平衡，可能要花兩到三年時間。但和其他國家的談判就不會那麼久，因為美國早就列出了一份希望對方調整的“貿易壁壘清單”。他說，在非關稅措施方面，美國非常清楚自己想要什麼；而關稅本身反而比較容易解決，畢竟沒有那個國家希望繼續留在4月2日那種關稅高峰水平上。5、今年第三季度可能是關稅政策走向更加清晰的“合理預估時間點”。主旨演講和問答全文：主持人：今天現場果然是座無虛席，氣氛熱烈。現在，我很榮幸地邀請美國財政部長斯科特·貝森特（Scott Bessent）做主旨演講。2025年1月28日，貝森特先生宣誓就任美國第79任財政部長，肩負起一系列重任——不僅要守護國家的經濟實力，推動增長、創造就業，還要通過打擊各種經濟威脅、守護金融體系，來增強國家安全。貝森特先生在全球投資管理領域擁有超過四十年的經驗，曾在六十多個國家工作和交流，與各國領導人和央行行長保持密切對話。他被廣泛認為是貨幣和固定收益方面的專家，同時也是多家經濟與商業期刊的撰稿人。接下來，部長將發表主旨演講，隨後將與蒂姆·亞當斯（Tim Adams）展開對話。讓我們以熱烈掌聲歡迎財政部長！貝森特：感謝您的熱情介紹。很榮幸來到這裡。二戰臨近尾聲時，西方國家領導人召集了那個時代最傑出的經濟學者，他們肩負著一項重要任務：建立一套新的金融體系。在新罕布什爾山中的一處安靜度假地，他們為“美利堅治世”（Pax Americana）奠定了基礎。佈雷頓森林體系的設計者深知，全球經濟的發展必須依賴全球的協調合作。正是為了促進這種合作，他們建立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這對“姊妹機構”誕生於一次深刻的地緣政治和經濟動盪之後，其根本目標是：讓國家利益與國際秩序更好對接，從而在不穩定的世界中帶來穩定。簡而言之，他們的使命是——恢復與維護平衡。這一使命，至今依然是佈雷頓森林體系存在的意義。然而，當我們環顧當前國際經濟體系，看到的卻幾乎處處是不平衡。好消息是：局勢不必如此發展。今天上午，我希望為大家描繪一份藍圖，重新塑造全球金融體系的均衡，並重振那些原本承擔守護這一體系使命的國際機構。我職業生涯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在體制外觀察金融政策圈的運作。現在，我站在體制之內，向外看。我非常期待與各位一道，為國際體系恢復秩序。要實現這一目標，我們首先必須讓IMF和世界銀行回歸創立初心。IMF和世行具有持久的價值，但“使命漂移”已經讓它們偏離了航向。我們必須推進關鍵改革，確保佈雷頓森林體系服務於真正的利益相關方——而不是相反。要讓全球金融恢復平衡，IMF和世行需要展現清晰堅定的領導力。今天上午，我將闡述它們如何發揮這樣的領導作用，為全世界打造更安全、更強大、更繁榮的經濟體系。我也希望借此機會，邀請我們的國際同行，共同努力達成這一目標。在這一點上，我要說得清楚：“美國優先”不等於“美國獨行”。恰恰相反，它代表的是我們希望與貿易夥伴之間開展更深入、更具相互尊重的合作。“美國優先”不是退縮，而是我們願意在IMF、世行等國際機構中承擔更多責任、發揮更強領導力的體現。通過強化領導，我們希望恢復國際經濟體系的公平性。全球失衡與貿易我剛才提到的不平衡，在全球貿易領域體現得尤為明顯。這正是美國決定現在採取行動，重塑全球貿易格局的原因。幾十年來，歷屆美國政府都基於一個錯誤的假設：我們的貿易夥伴會主動推行有助於全球經濟平衡的政策。但現實是，美國在一個不公平的貿易體系下，長期承受著龐大且持續的貿易逆差。其他國家的有意政策選擇，已經掏空了美國的製造業基礎，破壞了我們的關鍵供應鏈，甚至威脅到我們的國家和經濟安全。川普總統已採取果斷措施，應對這些不平衡，以及它們對美國人民帶來的負面影響。當前這種長期存在的嚴重失衡，根本無法持續下去。它對美國不可持續，從長遠來看，對其他經濟體同樣如此。我知道，“可持續性”如今是一個非常流行的詞。但我要說的不是氣候變化或碳足跡。我說的是經濟與金融的可持續性——那種能切實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保障市場正常運行的穩定性。如果國際金融機構想要實現它們的使命，它們就必須把這種可持續性作為唯一聚焦點。在川普總統宣佈關稅政策之後，已有超過一百個國家主動與我們接洽，表示希望參與重塑全球貿易平衡的處理程序。這些國家對總統提出的建立更加公平國際體系的主張，反應積極且開放。我們正在與他們進行建設性對話，並期待與更多國家展開交流。其中，中國尤其需要進行再平衡。最新資料顯示，中國經濟正越來越遠離消費驅動，轉而依賴製造業。如果現狀持續，中國那種以製造業出口為主導的增長模式只會加劇與貿易夥伴之間的失衡。中國當前的經濟模式，實質上是通過出口“轉嫁”自身的經濟難題。這是一種不可持續的模式，不僅對中國本身構成傷害，對整個世界也構成了風險。中國必須改變。中國自己也知道必須改變。全世界都知道這一點。而我們願意提供幫助，因為我們自身也需要再平衡。中國可以從削減出口產能開始，轉而支援國內消費者和內需市場的發展。這一轉變將有助於實現全球迫切需要的再平衡。當然，貿易只是全球經濟失衡的一部分。全球經濟長期對美國需求的依賴，已經讓整個體系變得越來越失衡。有些國家的政策鼓勵過度儲蓄，抑制了私營部門主導的增長；還有些國家人為壓低工資，同樣限制了增長。這些做法加劇了全球對美國需求的依賴，也讓整個世界經濟比應有的狀態更加脆弱。在歐洲，前歐洲央行行長馬里奧·德拉吉已經明確指出多種導致經濟停滯的根源，並提出了一系列應對建議。歐洲國家應認真對待這些建議。目前，歐洲已經邁出了遲到但必要的第一步，我對此表示肯定。這些舉措將為全球經濟提供新的需求來源，同時也意味著歐洲在安全事務上承擔了更大責任。我始終認為，全球經濟關係應當與安全夥伴關係相輔相成。安全夥伴之間，更有可能建構出結構相容、互利互惠的經濟體系。如果美國繼續提供安全保障與開放市場，我們的盟友就必須在集體防務上做出更有力的承諾。歐洲在財政與國防支出方面的最新行動，正是川普政府政策開始顯現成效的例證。美國在IMF與世界銀行的領導地位川普政府以及美國財政部，致力於維護並擴大美國在全球經濟體系中的領導地位。這一點在國際金融機構領域表現得尤為明顯。IMF和世界銀行在國際體系中發揮著關鍵作用。只要它們能夠忠實履行自己的使命，川普政府將全力與它們合作。但在當前的狀態下，這兩家機構未能達標。佈雷頓森林體系的兩大機構，必須從目前議題繁雜、目標分散的狀態中抽身，回歸它們的核心使命。議題擴張已經削弱了它們履行根本職責的能力。接下來，川普政府將進一步利用美國在這些機構中的影響力和領導地位，推動它們聚焦使命、發揮作用。我們還將要求這些機構的管理層與工作人員，對取得真正成效負起責任。我在此誠邀各位與我們一道，推動IMF與世界銀行重新聚焦其核心使命。這符合我們所有人的共同利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首先，我們必須讓IMF重新成為真正的IMF。IMF的核心使命是：促進國際貨幣合作，推動國際貿易的平衡增長，鼓勵經濟發展，並防止競爭性匯率貶值等有害政策的出現。這些功能對於美國和全球經濟都至關重要。然而，IMF如今正深受“使命漂移”之困。這個曾堅定不移致力於全球貨幣合作與金融穩定的機構，如今將過多的時間和資源投入到氣候變化、性別與社會議題之中。這些議題本就不是IMF的職責所在，而這種偏離反而削弱了它在宏觀經濟核心議題上的能力。IMF必須成為一個“毫不留情地講出真相的機構”，並不僅僅是對某些成員國。遺憾的是，現在的IMF卻選擇“視而不見”。它2024年發佈的《外部部門報告》居然以“失衡正在消退”為標題，這種“盲目樂觀”的判斷，正反映出一個機構更致力於維持現狀，而不是提出關鍵問題。在美國，我們清楚地知道，我們必須整頓自身的財政。上一屆政府創造了美國歷史上和平時期最大的財政赤字，而現任政府正在全力扭轉這一局面。我們歡迎批評意見，但我們無法接受IMF對那些最應受到批評的國家——特別是長期存在貿易順差的國家——保持沉默。根據其核心職責，IMF必須點名那些長期採取扭曲全球經濟政策、操控貨幣且不透明的國家，比如中國。我還期望IMF能對某些債權國的不負責任放貸行為發出警示。IMF應更加主動地推動官方雙邊債權國儘早介入，與借款國開展協調，從而縮短債務困境的持續時間。IMF必須重新聚焦其貸款職能，專注於解決國際收支問題，並確保貸款具有臨時性質。當責任明確、操作得當時，IMF的貸款正是其對全球經濟所作貢獻的核心體現：當市場出現失靈，IMF能夠出手提供支援；作為交換，借款國則需落實經濟改革，以解決收支失衡並推動增長。這些改革所帶來的變化，構成了IMF在建設一個強勁、可持續、平衡的全球經濟中最重要的貢獻之一。阿根廷便是一個典型例子。本月早些時候，我訪問了阿根廷，以示美國對IMF幫助該國財政重整工作的支援。阿根廷應當獲得IMF的支援，因為它在實現財政基準方面取得了實質進展。但並非所有國家都理應獲得同等待遇。IMF必須對未能落實改革承諾的國家負責，並在必要時堅決說“不”。IMF沒有義務向拒絕改革的國家放貸。衡量IMF成功的標準，應該是被支援國家實現經濟穩定和增長的能力，而不是其貸款總額的多少。世界銀行和IMF一樣，世界銀行也必須重塑其職能定位，回歸其本源。世界銀行集團致力於幫助開發中國家發展經濟、減少貧困、吸引私人投資、創造私營部門就業，並減少對外援助的依賴。它為各國自身的發展重點提供透明、可負擔的長期融資支援。與IMF一樣，世行也向低收入國家提供廣泛的技術支援，幫助它們實現債務可持續性，這使得這些國家能夠更好地應對來自其他債權方的脅迫性、不透明的貸款條款。這些核心職能與川普政府在美國及全球推動建立一個更安全、更強大、更繁榮經濟體系的努力相輔相成。但現實是，世界銀行在某些方面也偏離了初衷。它不應再期待通過華而不實、充斥時髦術語的宣傳獲取“空白支票”，更不能用模糊不清的改革承諾敷衍塞責。在重返使命的過程中，世行必須更加高效、有效地使用其資源，並切實為所有成員國創造有形的價值。當前，世行提升資源使用效率的一個關鍵方向，就是聚焦提升能源可及性。全球商業領袖普遍指出，不穩定的電力供應是阻礙投資的主要障礙之一。世界銀行與非洲開發銀行聯合發起的“使命300計畫”，旨在為非洲新增3億人口提供可靠電力，是一個值得肯定的努力。但世行還必須進一步回應各國的能源優先事項與實際需求，聚焦於能夠真正支撐經濟增長的可靠技術，而不是一味追逐扭曲性的氣候融資指標。我們讚賞世行最近宣佈將取消對核能支援的禁令。這一轉變有望徹底革新多個新興市場的能源結構。我們鼓勵世行繼續向前，為各國提供對所有能夠提供可負擔、穩定基礎電力的技術的平等接入權。世界銀行應堅持技術中立，並在能源投資中優先考慮“可負擔性”。在大多數情況下，這意味著投資天然氣或其他以化石燃料為基礎的能源項目；在其他情況下，也包括配備儲能或調度系統的可再生能源項目。人類歷史告訴我們一個簡單的道理：能源充足才能帶來經濟繁榮。因此，世行應倡導“多管齊下”的能源發展路徑。這樣的做法不僅將提升其融資效率，也將真正使世行回歸其促進經濟增長與減貧的核心使命。除了提升能源可及性，世行還可以通過落實其“畢業政策”（graduation policy）來更有效地使用資源。該政策的目標是讓世行把更多貸款資源用於最貧困、信用等級最低的開發中國家。這些國家也是世行支援在減貧和增長方面影響最大的地方。然而現實中，世行至今每年仍向那些早已符合“畢業”標準的國家提供貸款。這種持續放貸缺乏正當理由，它擠佔了高優先順序項目的資源，抑制了私營資本的發展空間，也削弱了這些國家擺脫對世行依賴、轉向以私營部門為引擎的就業增長路徑的動力。展望未來，世行必須為那些早已達到畢業標準的國家設定明確的退出時間表。將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繼續視為“開發中國家”，是荒謬的。誠然，中國的崛起速度令人印象深刻，儘管這一過程部分是以西方市場為代價。但如果中國希望在全球經濟中扮演與其實力相稱的角色，那它也應當完成“畢業”。我們對此表示歡迎。此外，世行還應推進基於“最優價值”的透明採購政策，幫助各國擺脫單純以“最低價”中標為導向的採購模式。“唯低價”採購往往鼓勵那些依賴補貼、扭曲市場的產業政策；它可能壓制私營企業發展，助長腐敗和串通，最終抬高整體成本。相比之下，“最優價值”導向的採購政策，無論從效率還是發展角度，都是更優的選擇；而其強力執行也將令世行及其股東國家真正受益。關於此問題，我還要就烏克蘭重建援助的採購政策發出最嚴正的聲明：任何曾為俄羅斯戰爭機器提供資助或物資的機構，無論是誰，一律無資格參與烏克蘭重建基金的資金申請。沒有例外。結語最後，我要再次向我們的盟友發出誠摯邀請——請與我們一道，推動國際金融體系的再平衡，並讓IMF與世界銀行回歸其創立時的使命。“美國優先”不代表我們將退出，而是意味著我們將更加堅定地參與國際經濟體系，包括在IMF與世行中扮演更加積極的角色。一個更可持續的國際經濟體系，將更好地服務於美國及所有參與國家的共同利益。我們期待與各位一道，為這一共同目標不懈努力。謝謝大家！問答環節：蒂姆·亞當斯：部長，感謝您的精彩演講，也感謝各位今天的到來。剛才那句“美國優先並不等於美國獨行”特別有力，可以說是讓在場很多人都鬆了一口氣。那麼是不是可以理解為，只要這些國際機構回歸初心、聚焦正事，美國就會一直參與其中？貝森特：完全正確。在我提名聽證會上我就說得很清楚：美國應該積極參與這些國際多邊機構——不僅是參與，而是要在其中有所作為、贏得成果。這不只是為了我們自己，也是真正為了全球。蒂姆·亞當斯：您提到重建全球金融秩序。其實二十年前也有位財政部高官說IMF“應對全球失衡的能力不足”，但之後每一位財長都有不同優先事項。那您自己會怎麼做得不一樣？理念和做法上具體有什麼？貝森特：第一件事就是明確重點。我們要重新設定這些機構的方向和衡量標準，讓它們回到最初的使命。我來自私營領域，更習慣看結果和時間表。你知道，這些問題大家其實講了二三十年了，有些國家可能還覺得可以再等100年，我們可沒那個時間。蒂姆·亞當斯：在這方面，C是繞不開的重點。您也即將和中方同僚會晤。有什麼方式讓他們意識到，再多討論都不如動手幹點實事？貝森特：其實也不用再多說什麼道理了，他們心裡清楚，只是缺少外部推動和執行的動力。我1990年第一次去日本，那時剛經歷經濟泡沫破裂；2012年我見到準備競選的安倍晉三，他很快就推出了“安倍經濟學”，十年之後，日本經濟顯著恢復。我相信中國同行一樣也會認識到這點。我之前還說過，我們有機會達成一個美中之間的大協議：美國這邊通過加強製造業來重塑貿易平衡，中國那邊則減少對出口的依賴，更多走“國內大循環”。如果中方認真往這方向走，我們可以攜手合作。當然，正像你說的，這一切的核心是我們自己得把財政管住。美國目前赤字佔GDP的6%，這不是長久之計。蒂姆·亞當斯：把財政調整納入全球再平衡框架有多重要，能展開說說嗎？貝森特：這是至關重要的一環。在座各位大多受過系統的經濟學訓練，都明白貿易逆差來自三個關鍵因素：第一是貿易政策本身，包括關稅、非關稅壁壘、匯率操縱以及對勞動力和生產要素的補貼；第二是預算赤字，赤字越高，對進口外部商品的“吸引力”越大，同時也推高了利率；第三是美元匯率，美國始終堅持“強美元”政策，由市場決定其價值。所謂強美元，不是指報價高低，而是指通過穩健的政策贏得資本青睞和市場的信心。我們的問題不是收入不足，而是支出過高。我建議川普總統將長期赤字控制在GDP的3%左右，使其與2%的通膨或名義增長相匹配，並通過良好的政策實現更高增長。蒂姆·亞當斯：您再次提到了魯賓（Bob Rubin）和吉斯卡爾·德斯坦（Valéry Giscard d’Estaing）上世紀六十年代提出的“美元特權”理念。有些人把它看成是負擔而不是特權。您怎麼看待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的地位？這一地位是不是會隨著時間消退？貝森特：我相信在我有生之年，美元還是全球第一儲備貨幣。而且說實話，我也不覺得有那個國家真的想取代它。歐元一度被寄予厚望，但最近升值過快，對出口導向型經濟反而是負擔。要守住美元地位，關鍵一環還是重建對國際機構的信任。蒂姆·亞當斯：您前不久剛去過歐洲，很多人感覺歐洲在醞釀一次“復興”。您怎麼看？這是不是歐洲承擔更多全球需求的好機會？貝森特：確實是一個好機會，當然也有不少挑戰。我得說一句——我們應該感謝川普總統，他讓多位歐洲領導人做了二十六年來沒能做到的事：說服德國增加財政支出，拉動歐洲經濟。這既是財政刺激，也是在分擔歐洲防務負擔。就像我經常說的，經濟安全就是國家安全，國家安全就是經濟安全。如果歐洲的新方案能奏效，我會全力支援。我最近還和西班牙財政部長私下聊過，他對歐盟未來在軍費上的投入非常有信心，這一點我也非常肯定。蒂姆·亞當斯：部長，您現在同時推進很多重點方向：中美再平衡、歐洲機遇，還有美國內需再平衡（包括財政赤字）。那麼您對IMF接下來有什麼具體的期待？希望喬治耶娃女士和她的理事會應該怎麼做？貝森特：一句話：回歸本源。IMF這些年確實跑偏了，議題太多太雜，需要“除除草”，重新聚焦國際收支和平衡增長這些核心任務，同時設定清晰的目標和成果衡量標準。蒂姆·亞當斯：我們再談談能源。您在演講中特別提到核能。美國現在是全球最大產油國，每天產出約1300萬桶。未來在那些方面還應該再更多使勁？世行又該怎麼更好支援化石能源、核能以及其他能源形式？貝森特：充足的能源是經濟增長的靈魂。我們得幫各國設計出適合自己的發展節奏：先“爬”，再“跑”，最後“沖”。真正的可持續發展，得從基礎電力供應抓起。有些人還沉迷於幻想，覺得靠可再生能源就能一勞永逸，但現實是，水泵得轉、電暖得開、醫院得不斷電。連南非這樣的中等收入國家都還面臨頻繁斷電。所以我們得先把基礎負荷電力穩定下來，再考慮怎麼逐步接入可再生能源等其他能源，而不是讓可再生能源首發，導致產業沒法正常運轉。蒂姆·亞當斯：最後聊聊金融中介。資本主義沒有資本，就只是一種空洞的“主義”，而美國的資本市場和金融中介機構對內對外都至關重要。您對未來的監管有什麼願景？未來這塊產業應該怎麼發展？貝森特：最近私募信貸話題挺熱。我覺得它代表了美國金融體系的多樣化發展，但它現在的運作部分處於監管之外，某種程度上是因為2008年危機後監管太緊，傳統金融機構的空間被壓縮了。我們打算依託“金融穩定監督委員會”（FSOC），聯合聯準會、貨幣監理署和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DIC），打造一個更靈活、更有韌性的監管架構，激發合規金融的活力。美國金融的獨特性之一就是有大量社區銀行和中小銀行，它們提供了全國70%的農業貸款、40%的小微貸款和住房貸款。而G7其他國家大多是幾個大銀行說了算。以前是華爾街帶著大家往前走，現在該讓“主街”（Main Street）分享成果了。很多小銀行在過去十幾年因為監管壓力大而縮手，實體經濟也跟著停滯。我們下定決心要把這事修復好。蒂姆·亞當斯：再次感謝各位。財政部歷來是“清醒的理性之聲”，今天大家聽到的正是這種理性的聲音。祝各位一切順利！讓我們以熱烈掌聲再次感謝財政部長！ (invest wallstreet)

根據美國《政治報》網站3月23日報道，兩位美國政府消息人士說，美國財政部長葉倫將於下個月訪華。這將是繼去年7月訪問北京之後，葉倫短期內再次訪華。上次訪問推動了中美經濟工作小組和金融工作小組的成立，這兩個工作小組旨在就爭議問題進行「坦誠和實質討論」。 報告指出，葉倫的訪問計畫反映出，美國政府希望努力維持依然脆弱的美中雙邊關係。 美國財政部長葉倫（美聯社） 報道稱，在過去9個月裡，美國政府派遣包括國務卿布林肯、商務部長雷蒙多在內的多位高級官員訪華，試圖化解雙方之間的敵意。這些高級官員面對面接觸的目的是在美國總統競選的關鍵時期維持兩國關係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