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語權
權力大洗牌!成都、長春、武漢,話語權最強!
這幾年,接連有14個省與自治區設立了省域副中心城市。一方面是為了化解省會與首府城市的擁堵不堪的城市病。另一方面則是形成雙核乃至三核、四核,一起帶動全省全自治區產業、經濟發展。然而這種情況下,無法避免一種局面,就是副中心城市與省會城市分權,對城市格局進行新一輪洗牌。這篇文章,就來分析一下,內地27個省會城市與首府城市,誰最有話語權。中國內地27個省與自治區發展模式大體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均衡模式,省內有多個中心,省會或首府並不構成一言堂。典型如廣東、江蘇、浙江、山東、遼寧、福建、內蒙古、河北等。另一種則是一城獨大模式,省會或首府城市擁有最強話語權,典型如四川、吉林、黑龍江、湖北、湖南、陝西、河南、安徽、寧夏、甘肅等眾多地區。老大話語權,是一個抽象的話題,如何將它轉變為具象的、可以比拚的指標?有三個角度:第一種是從行政等級看。第二種是省會和首府佔全省(自治區)的GDP比重,也即經濟首位度。第三種是老大與老二的差距。其實這個話題2023年本號根據2022年的資料寫過一次,但時隔兩年,局面又有了新變化。01先看城市等級從行政等級來看,擁有計畫單列市的廣東、浙江、福建、山東、遼寧5個省的省會,話語權最弱,尤其是福建省會福州。在行政等級上,廣州與深圳、杭州與寧波、濟南與青島、瀋陽與大連,都是副省級城市,等級相當。但福州的等級不如廈門,福州是地級市,雖然是省會,但省會不是行政等級,廈門的行政等級是副省級城市,要比福州更高。此外,深圳、寧波、青島、廈門、大連都是副省級城市兼計畫單列市,頂著計畫單列市頭銜,這5個城市都享有省一級的財政權限,相當於經濟直轄市,或者半直轄市。從財政角度來看,計畫單列市可以看作財政直轄市。擁有財政自主權。理論上財政只需上交一部分給中央,無需上交省裡。但實際上,這些年五大計畫單列市都上交了少部分給省裡。在財政管轄權方面,省會對計畫單列市是沒有管轄權限的,這就削弱了這5個省會的話語權。成都、武漢、西安、南京、長春、哈爾濱這6個省會,由於在省內既是省會,又是副省級城市,城市等級比其他城市都要高出一個身段,擁有最強話語權。02從首位度角度看直接上資料。製圖:城市財經;資料:各地統計局從首位度來看,話語權最高的非銀川、長春莫屬,兩個省會的首位度均超過50%。換言之,寧夏、吉林一半以上的經濟都裝在了省城的口袋。西寧也接近50%。這些資料相當驚人,帶來的結果便是,一省只有一城。西安、哈爾濱、成都、拉薩、武漢的首位也超過了三分之一。海口接近三分之一。以上這些省會與首府城市在省內毫無競爭對手,擁有極強話語權。長沙、瀋陽、合肥、昆明、貴陽超過四分之一。話語權最弱的省會,則是南京、濟南、呼和浩特、石家莊,首位度均低於五分之一,也是存在感最弱的四個省會與首府城市。這幾個省會的典型特點便是,省會經濟實力不如其他城市。江蘇經濟第一城是蘇州,山東經濟第一城是青島。內蒙古經濟第一城是鄂爾多斯,第二城是包頭,首府呼和浩特經濟地位只能排第三。石家莊的首位度雖然不是倒數第一,但本號認為,其是全國話語權最弱的省會,沒有之一。因為他的話語權僅侷限在冀南地區。在之前分析各省到底是強省會模式好還是均衡發展模式好的文章中,我著重強調過,河北省看似均衡發展,但其實是被迫均衡。河北其實一直想走強省會路線,帶動全省發展。但奈何河北特殊的版圖,限制了它這一想法。河北被北京、天津兩座直轄市攔腰一分為二。北部的唐山、張家口、承德都在被北京天津虹吸,石家莊的話語權很弱。中部地帶的保定、廊坊、滄州其實也是仰望著北京和天津。石家莊的話語權也就在冀南邯鄲、衡水、邢台。所以石家莊一直難以做大,河北也就一直不上不下處在尷尬的位置上。03從老大與老二差距來看從老大與老二差距來看,27個省與自治區中,廣東、江蘇、山東、遼寧、河北、內蒙古6地區的省城,GDP並不是省內第一。其餘21個地區,省城都是省內的經濟扛把子。製圖:城市財經;資料:各城市統計局不妨以“1”和“2”為兩條界線。也即當老大等於2個以上老二的經濟規模時,擁有較強話語權,當老大的實力低於老二的兩倍,那話語權較弱,當老大不如老二時,也即小於“1”,話語權最弱,由此可以看到:第一,一眼可以看出話語權很弱的省會與首府城市分別是廣州、南京、呼和浩特、瀋陽、濟南、石家莊。這6個省會與首府都處在雙中心乃至三中心的省域中,經濟實力都比老二要弱。尤其是呼和浩特,GDP不僅比老二鄂爾多斯要低很多,比老三包頭也要低不少。呼和浩特只等於0.65個鄂爾多斯。石家莊等於0.82個唐山,濟南等於0.81個青島,瀋陽等於0.95個大連,南京等於0.69個蘇州,廣州等於0.84個深圳。製圖:城市財經;資料:各城市統計局第二,杭州、福州、南昌、南寧、貴陽、西安、烏魯木齊,話語權偏弱。這7個省會與首府城市儘管都是各自省內經濟實力最強的城市,但相比於老二的優勢並不夠明顯。比如貴陽只略比遵義高一丟丟。杭州比寧波高不了多少。南昌、南寧、西安、烏魯木齊都沒有達到各自省(自治區)內老二大慶、贛州、柳州、榆林、昌吉的兩倍。第三,成都話語權最強。從老大與老二角度來看,成都話語權太強了,GDP是省內老二的五倍以上。成都等於5.41個綿陽,在四川省內是一柱擎天般的存在。其次是長春,等於4.67個吉林市。武漢等於3.41個宜昌,蘭州等於3.08個慶陽,話語權也是相當強悍。老大GDP是老二兩倍以上的省城,分別是太原等於2.05個呂梁。山西第二城之前是長治,去年呂梁超了長治位居山西第二。哈爾濱等於2.14個大慶,合肥等於2.64個蕪湖,鄭州等於2.5個洛陽,長沙等於2.98個岳陽,南寧等於2.03個柳州,海口等於2.44個儋州,昆明等於2.25個曲靖,拉薩等於2.13個日喀則,西寧等於2.2個海西州。總結來看:綜合城市等級、首位度、老大與老二差距三個角度來看,27個省會與首府城市話語權最強的,非成都、長春、武漢莫屬,尤其是成都、長春。這三個省會都是省內唯一的副省級城市。長春首位度超過了50%,成都、武漢的首位度也超過了三分之一。成都是綿陽的5.41倍,長春是吉林的4.67倍,武漢是宜昌的3.41倍。話語權最弱的則是石家莊、南京、濟南、呼和浩特、廣州。五個城市的首位度均是倒數,GDP均不是省內第一,與老二差距都較大。尤其是石家莊和呼和浩特,城市等級還低,只是地級市。04話語權強好,還是弱好這個問題的另一種提問方式是,強省會好,還是均衡發展好?本號這幾年一直強調著我對這個事情的看法,總結起來就是八個字:強則兼顧,弱則核心。很多人認為,強省會是對省內其他城市的壓榨。但站在更高的視角來看,對於內陸省與自治區來說,唯有強省會才能有盼頭。強省會與均衡發展,無所謂好壞,適應自己的才是最好的。或者可以這樣說,強省會與均衡發展,只是地區發展不同時代、不同實力的需要。一言以蔽之,強省會與均衡發展,都是時代選擇的結果。廣東、江蘇、福建、山東、浙江、遼寧的均衡模式,都是時代選擇的結果。時代選中了深圳、廈門、青島、寧波、大連為計畫單列市,時代成就了東莞、佛山、蘇州、無錫、南通、煙台、溫州等明星地級市。時代更選中了上海成為東方明珠,在它的帶動下,蘇南地區都是個頂個的高手,南京很難擁有絕對話語權。內陸省與自治區,大多都是走強省會路線,也是時代選擇的結果。因為改革之後,沿海作為對接世界的第一線,思想率先解放,產業率先崛起,而中西部則要慢一拍乃至兩拍。產業崛起的沿海,瘋狂吸引內陸人口。內陸地區為了抵禦這種虹吸,只有將有限的政策、資源傾斜給省會或首府,壯大省會與首府,才能避險這種虹吸。此外,強省會的另一個作用在於,省內能夠有城市躋身一流城市,去爭奪頂端資源。在金庸的天龍八部、射鵰、神雕中,丐幫能夠上位,成為第一大幫派,依靠的不是人數,而是幫主的武功,喬峰、洪七公,都是頂尖高手,黃蓉也是女中翹楚。而到了倚天中,同樣規模龐大的丐幫已經不入流,六大門派圍攻光明頂沒有丐幫的身影,是因為幫主無能。所以說,一個省要提升存在感,必須讓省會出圈。只有省會出圈,才能在頭部城市中卡位,為省內爭取到好的資源。如果連一個能打的都沒有,資源也會繞道而行,就像江西、山西一樣。處在地級市角度來看,強省會不利於它們發展,但從全省戰略高度來看,如果均衡發展,那只能是大家一起窮,強省會是最適合的戰略。 (城市財經)
國會有可能從川普手中收回關稅決定權|巴倫政策
貿易政策複雜且影響深遠,理應由講究審慎制衡的立法機構處理。國會不應成為美國貿易政策制定的旁觀者。但過去數十年來,它正是如此。立法機構正以效率和政冶便利之名,將憲法賦予的權力拱手讓予行政分支。這種長期的權力失職,在上周達到了峰值——唐納德·川普(Donald Trump)單方面實施了現代歷史上最徹底的貿易政策變革:建立以10%基礎關稅覆蓋幾乎所有進口商品,並對存在巨額對美貿易逆差國家加征兩位數“對等”關稅的新體系。權力讓渡之路憲法明確賦予國會“規定和徵收稅款、關稅、進口稅和消費稅”的權力。在美國歷史的大部分時間裡,立法者都嚴密守護這一權力。在19世紀國會殿堂裡,關於進口關稅的辯論影響著選舉、地區聯盟和經濟政策,這些辯論長期佔據核心地位。然而,進入20世紀後,國會開始將其貿易權力委託給行政部門,主要是為了在全球談判中追求效率和靈活性。1934年《互惠貿易協定法》(Reciprocal Trade Agreements Act )允許總統在預設範圍內降低關稅;1962年《貿易擴展法》(Trade Expansion Act)第232條授權總統以國家安全為由調整進口;1974年的《貿易法》(Trade Act)第301條款更賦予總統對其政府認為從事"不公平貿易行為"的國家加征關稅的權力。這些授權本意為簡化貿易協定流程,並賦予總統應對真實威脅的工具。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關稅的權力開始失衡。從里根到川普1.0時代,這些法律條款在缺乏充分理由的情況下實施,且未經國會嚴肅磋商。造成的結果是:總統現在近乎獨攬本應屬於國會的經濟政策核心權力。川普將這種越權推向極致——甚至超越了極致。在第一個任期內,川普(Trump)利用第232條款對所有鋼鐵和鋁進口徵收關稅,理由是國家安全。經濟學家、立法者和國防官員質疑加拿大鋁是否真的構成威脅。他用第301條款針對中國商品,理由是智慧財產權問題。最具戲劇性的是,他曾威脅動用《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nternational Emergency Economic Powers Act)——一項為戰時或真正的國家緊急情況設計的法律——對墨西哥徵收關稅,除非他們減少移民。川普2.0時代,他使用同樣的策略,甚至更加激進。他推行全面關稅的理由集中在“貿易逆差等同於失敗”這一長期論調上,這種觀點在政治上具有吸引力,但在經濟上卻存在嚴重缺陷。各派經濟學家均反對將貿易逆差視為損失。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經濟學家瑪麗·洛夫利(Mary Lovely)在最近接受NPR採訪時明確表示:“我去雜貨店花錢購物,他們是在坑我嗎?不,我換回了商品。”關稅的代價川普的“美國優先”主張將關稅包裝成無成本的民族主義。但事實是:當關稅上升時,承擔費用的是美國進口商,最終是美國消費者。耶魯預算實驗室估算,新關稅可能使美國家庭年均支出增加3800美元,低收入群體在服裝和電子產品等商品上的支出佔收入的比例較高,受衝擊尤甚。報復性關稅同樣痛苦。在川普第一個任期內,歐盟、中國和加拿大針對美國農業等政冶敏感行業實施反制,導致農場破產激增,聯邦被迫批准280億美元農業救助。除了金錢上的損失,還有外交政策的代價。關稅加劇了聯盟的緊張關係,引發貿易戰,並使得在安全和外交上建立聯盟變得更加困難。而這一輪新的關稅將影響到美國的盟友,如日本、韓國和德國——當前時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團結一致來應對全球供應鏈韌性等問題。國會必須重張掌權柄建國者將貿易權賦予國會自有深意:貿易政策複雜且影響深遠,理應由講究審慎制衡的立法機構處理。在極化時代,總統易受魯莽行動和政治投機驅使,國會的職責是權衡利弊、聽取民意、尋求平衡。值得慶幸的是,一些立法者正在努力恢復國會的權力。愛荷華州共和黨參議員查克·格拉斯利(Chuck Grassley)與華盛頓州民主黨參議員瑪麗亞·坎特韋爾(Maria Cantwell)上月提出《貿易審查法》(Trade Review Act),該法案要求總統在根據第232條實施關稅之前必須獲得國會批准。且須國防部(而非總統)認證真實國安威脅,60天內未獲國會通過即失效。簡而言之,該法案在不剝奪靈活性的情況下恢復了監督權。至少有六位其他參議院共和黨人表示支援該法案。內布拉斯加州的共和黨眾議員唐·培根(Don Bacon)本周在眾議院提出了類似的立法。然而,川普表示,如果這項立法出現在他的辦公桌上,他將予以否決。要推翻總統的否決需要眾議院和參議院三分之二的投票。然而,如果國會繼續對此問題置之不理,就會樹立一個先例,即貿易政策應由總統隨意決定。但今日的一時興起可能成為明日的危機。貿易關乎就業、物價、國際地位,放任單邊行動不僅危及經濟穩定,更將腐蝕民主根基。關稅本質就是全民稅賦。理當接受公共辯論。現在,是國會重拾話語權的時候了。關於作者:凱西·伯加特(Casey Burgat)是喬治華盛頓大學政治管理研究生院立法事務項目的主任,著有《我們堅持這些“真理”:如何識別阻礙美國發展的迷思》。 (Barrons中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