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呼籲“提振消費”的當下，很多人的錢包依然捂得很緊。根據經合組織（OECD）的資料，中國家庭的儲蓄率不僅遠超歐美發達國家，也顯著高於印度、墨西哥等新興市場國家。IMF 這篇 Reforms to Reduce China’s High Household Savings 工作論文，利用覆蓋全中國250個地級市的宏觀資料，以及包含6000多個家庭的微觀調查資料（CFPS），特別是納入了2022年最新的調查結果，解析了中國家庭高儲蓄率背後的三大推手：社會保障、戶籍制度與樓市變局。安全感的“標價”：社保投入每增加10%，農村儲蓄就下降0.8%我們常說“未雨綢繆”，存錢本質上是為了應對未來的不確定性。論文首先將目光投向了政府的社會支出。資料極其直觀：雖然過去二十年中國在醫療、社保和教育上的投入翻了一番，但橫向對比來看，中國政府在醫療和社保上的支出佔GDP比重分別為3.5%和3.1%，不僅低於OECD國家平均水平（7.2%和8.2%），也低於新興市場國家的平均線。更重要的是，這筆錢花得“不均勻”：廣大的欠發達地區和農村，安全網還不夠厚實。論文通過對2012-2022年資料的量化分析，得出一個極具政策參考價值的結論：政府越捨得在社保上花錢，老百姓越敢花自己的錢—但這在農村地區表現得尤為明顯。如果政府在醫療衛生上的支出增加10%，農村家庭的儲蓄率在中期會下降0.8個百分點；如果是在社會保障上的支出增加10%，農村家庭儲蓄率會下降0.5個百分點。反觀城市家庭，政府支出的增加對他們儲蓄率的影響並不明顯。這說明了什麼？說明城市居民的安全感相對較足，而農村居民（以及低城市化率地區的居民）因為面臨看病難、養老難的風險，不得不勒緊褲腰帶搞“預防性儲蓄”。研究者建議： 既然財政資金有限，那就應該“好鋼用在刀刃上”。與其在大城市錦上添花，不如在農村和欠發達地區雪中送炭。針對農村地區增加社保投入，不僅更能體現公平，從刺激消費的角度看，也是性價比最高的選擇。一紙戶口的“重量”：沒戶口的人，要多存7%的錢中國的城市化處理程序波瀾壯闊，數億人從農村走進城市，但這其中有2億多人處於“人戶分離”狀態—身在城市，戶口還在老家。這不僅僅是一個身份的區別，更是一筆實實在在的經濟帳。論文利用北京大學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FPS）的微觀資料，做了一項精細的對比。在剔除了收入、年齡、家庭規模等干擾因素後，研究發現：沒有本地城市戶口的常住家庭，其儲蓄率比擁有本地城市戶口的家庭平均高出約6.8到7個百分點。為什麼？因為沒有戶口，往往意味著在子女教育、醫療報銷、養老待遇上無法享受同等福利。為了避險這些未來的不確定性，流動人口只能選擇多存錢。更有意思的一個發現是“新市民”的反彈性消費：那些剛剛拿到城市戶口的家庭（即“新城市戶口”持有者），他們的儲蓄率甚至比“老城市人”還要低10個百分點！這很可能是一種“釋放效應”—原本為了防風險存的錢，在獲得市民待遇、安全感提升後，轉化為了消費動力。論文還通過對2014年開始的“新型城鎮化綜合試點”（NUP）進行評估，證實了戶籍改革的作用：凡是入選試點的城市，隨著落戶門檻降低，當地城市家庭的儲蓄率在中期內累計下降了約2.5個百分點。這告訴我們，發錢也許不如發“戶口”。推進戶籍制度改革，讓進城務工人員真正享有市民待遇，是釋放消費潛力的一把關鍵鑰匙。樓市的變局：想買房的人，心態變了過去二十年，房地產是中國家庭財富的核心，也是儲蓄的主要去向。論文深入剖析了房地產對儲蓄的兩個截然相反的作用力：1. 財富效應（Wealth Effect）：房子升值了，有房一族覺得自己變富了，就會少存錢、多消費。2. 首付效應（Downpayment Effect）： 沒房的人為了攢夠首付買房，必須拚命存錢，抑制消費。但是，從2021年開始，房地產市場進入調整期，這兩個效應發生了什麼變化？論文利用截至2022年的最新資料，捕捉到了一個微妙的趨勢：首先，“財富效應”依然存在。隨著房價調整，有房者的房產淨值縮水，他們確實感覺到財富受損，因此傾向於增加儲蓄。這解釋了為什麼近期中高收入群體的消費意願也在下降。其次，最關鍵的變化發生在沒房的人身上—“首付效應”減弱了。在過去，沒房的人（尤其是存款較少的人）會為了買房而省吃儉用。但在2022年之後，資料顯示，這部分人群並沒有因為房價下跌就覺得自己“離買房更近了”從而加緊存錢；相反，這層邏輯鏈條斷了。研究者認為，這可能反映了信心的低迷和購房計畫的推遲。面對房地產市場的不確定性，很多人選擇了“觀望”甚至“躺平”，不再為了那個昂貴的首付目標而刻意壓低當下的消費。雖然這在短期內看似減少了“為了買房而存錢”的壓力，但這種因信心不足導致的消費疲軟，更值得關注。 (Rick筆記)

探秘中日韓經濟密碼：資本管制破局與中國資本市場未來之路一、中、日、韓經濟發展的相似之處（一）高儲蓄率與出口導向驅動日本戰後、韓國朝鮮戰爭後及中國改革開放後，均依託高儲蓄率為經濟投資提供充足資金，且以出口導向為重要增長動力。日本曾憑藉廉價小商品製造開啟經濟重建，韓國早期出口紡織品、假髮等“廉價貨”，後轉向電子產品與汽車；中國則憑藉製造業優勢成為全球最大貨物貿易國，2022年貨物進出口總額達42.3兆元，電子產品、機械裝置等出口占據重要地位。三國通過出口積累外匯，引進技術與裝置，推動產業升級，形成“儲蓄—投資—出口—增長”的良性循環。（二）政府政策對經濟的引導作用三國政府均在經濟發展中扮演關鍵角色。日本通過產業政策推動重化工業、電子等產業發展；韓國政府向出口拉動型企業傾斜資源，培育出三星等科技巨頭；中國通過大規模基礎設施投資、區域發展戰略（如“一帶一路”）及產業政策，引導經濟結構升級，推動製造業與服務業協同發展。政府在資源組態、產業佈局、科技創新等方面的引導，加速了經濟騰飛與結構轉型。二、中、日、韓經濟發展的不同之處（一）經濟規模與產業結構多元性中國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2022年GDP達121兆元，經濟規模龐大，產業結構更為多元。製造業涵蓋41個大類、207個中類、666個小類，且服務業（如金融科技、電子商務）快速崛起，同時在人工智慧、5G、新能源汽車等新興科技領域全面佈局。日本經濟規模次於中國，2022年GDP約4.23兆美元，以高品質製造業（汽車、機器人、精密機械）和研發驅動為特色，但創新活力後期略顯不足；韓國經濟規模相對較小，2022年GDP約1.66兆美元，高度依賴高科技產業（半導體、智慧型手機）與汽車製造，產業結構集中於少數優勢領域。（二）發展基礎與歷史背景日本二戰前已具工業基礎，戰後在美國扶持下重建；韓國戰後從貧困農業國起步，依託政府強力干預與產業政策實現趕超；中國則是在改革開放後，從相對封閉的計畫經濟轉向市場經濟，憑藉人口紅利與龐大國內市場，實現經濟高速增長，發展路徑更具獨特性。中國擁有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內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持續超過70%，為經濟穩定提供堅實支撐，這是日、韓等國難以比擬的。三、中、日、韓資本管制的異同（一）相似點：管制到逐步開放的路徑三國均經歷過一定程度的資本管制，後期為適應經濟發展與國際融合需求，逐步推進資本項目開放。日本1984年宣佈實現資本項目可兌換，此前對對外日元貸款、外匯期貨交易等有限制；韓國1993年宣佈資本項目可兌換時，在證券、債券投資及房地產項目上存在嚴格管制；中國近年來資本項目可兌換程度明顯提高，如境外直接投資基本可兌換，推出QFII、QDII制度等。三國均在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金融體系逐步完善後，審慎推進資本管制放鬆。（二）不同點：管製程度與開放節奏日本、韓國在宣佈資本項目可兌換時，仍保留對部分關鍵領域的管制（如日本對外國投資國內房地產有限制），且開放節奏與自身產業升級、國際經濟環境密切相關。中國資本管制相對更審慎，注重在穩定宏觀經濟、完善金融監管體系、積累充足外匯儲備（遠超日、韓宣佈可兌換時水平）的基礎上，穩步推進開放。例如，中國在利率市場化、匯率彈性增強方面持續改革，為資本管制放鬆創造條件，而非激進放開。截至2023年，中國外匯儲備規模保持在3兆美元以上，為資本項目開放提供強大緩衝。四、未來中國資本市場發展推演（一）市場規模持續擴大與國際化深入隨著中國經濟穩步增長與資本管制有序放鬆，資本市場規模將進一步擴張。A股市場總市值有望突破100兆元大關，吸引更多全球長期資金流入。進一步最佳化滬港通、深港通機制，擴大外資持股比例與投資範圍，提升A股在MSCI、富時羅素等國際指數中的權重。人民幣國際化處理程序加速，推動以人民幣計價的金融產品在國際市場的接受度，如“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更多使用人民幣進行貿易結算與投資，帶動人民幣資產組態需求上升。（二）產品創新與服務實體經濟能力提升大力發展綠色金融產品，推出更多碳中和債券、綠色基金，支援新能源、節能環保等產業發展。加快科技金融創新，針對科創企業輕資產、高成長特點，開發智慧財產權質押融資、科技保險等產品，助力“專精特新”企業發展。豐富衍生品市場，有序推出個股期權、國債期貨新品種，提升市場風險管理能力。資本市場服務實體經濟的廣度與深度不斷拓展，直接融資比例進一步提高，2025年有望達到30%以上，降低企業對間接融資的依賴。（三）投資者結構最佳化與市場生態完善機構投資者佔比持續提升，養老金、企業年金、保險資金等長期資金入市規模擴大，價值投資、長期投資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加強投資者教育，提升中小投資者專業素養與風險意識。進一步完善退市制度，提高上市公司質量，形成“有進有出、優勝劣汰”的良性循環。強化資訊披露監管，嚴厲打擊財務造假、內幕交易等違法違規行為，營造公平、透明、法治的市場環境。預計到2025年，機構投資者持股市值佔比將從目前的20%左右提升至30%以上，市場穩定性與成熟度顯著增強。中國資本市場在經濟轉型升級與資本管制最佳化的雙重驅動下，正邁向更開放、更創新、更成熟的發展階段。通過借鑑國際經驗，結合自身國情，中國將走出一條具有特色的資本市場發展之路，為經濟高品質發展注入強大動力，在全球金融格局中佔據更重要的地位。 (i財經)

由北京市通州區人民政府指導，《財經》雜誌、財經網、《財經智庫》主辦的“《財經》年會2025：預測與戰略暨2024全球財富管理論壇”12月13日至15日在北京舉行。12月15日，博鰲亞洲論壇副理事長、中國人民銀行原行長周小川在論壇上表示，對外投資和擴大內需並不矛盾。在中國儲蓄率較高背景下，需要認真領會貫徹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的擴大內需戰略。但從數量上估計，目前45%左右的總儲蓄率裡還是有3-5個百分點要考慮進行對外投資。對外投資對於解決中國當前總供給總需求的關係，並且在培育能源轉型等新動能、提升投資的最佳化程度即提高投資效率、高品質共建“一帶一路”等方面，建立起了一種綜合考量的體系。 博鰲亞洲論壇副理事長、中國人民銀行原行長 周小川 周小川指出，當前對外投資的重點任務是最佳化，對外投資的最新趨勢是要強調綠色能源發展和能源轉型，這也是關注全球氣候變化的重點。他從七個方面提出對外投資的最佳化方向。第一是國別方面的最佳化。中國的對外投資要更多地選擇“一帶一路”，“一帶一路”有很大的戰略意義。同時從全球氣候變化影響綠色能源發展和能源轉型等方面來講，“一帶一路”方面的空間更大。 第二是產業佈局最佳化。結合中國在新的產業方面的優勢和能夠充分利用新的潛能，並且有利於中國產能利用率的提高，綠色能源發展和能源轉型是最佳化的重點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