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戰
被人們忽視的蘇丹內戰,其慘烈程度超乎想像
就在我們所有人的目光都在關注俄烏和以巴的時候,卻忽略了正在非洲大陸上發生的一場屠殺。蘇丹內戰。根據他們自己公佈的資料,截止目前,衝突累計3萬人喪生。但是,根據英國媒體的預測,死亡人數可能已經破百萬。不光是死於炮火之下,更多的,則是死於因為戰爭所引發的疾病和飢餓。這一次衝突的雙方分別是:蘇丹快速支援部隊的領導人-蘇丹主權委員會副主席達加洛,下圖左邊的那位。以及蘇丹主權委員會主席兼武裝部隊總司令布林漢,也就是右邊的那位。如果是經常關注國際局勢,或是已經關注我兩年以上的朋友可能會有點印象。我曾經在2023年4月份的時候,寫過有關蘇丹爆發戰亂的文章。當時才開戰幾天,就已經造成了1000人的傷亡。不僅聯合國的人道主義場所遭到砲擊,世界糧食計劃署工作人員遇襲身亡,就連央視駐蘇丹報導員的辦公駐地都遭到了襲擊,大樓受損嚴重。位於首都的喀土穆國際機場更是爆發了激烈的戰鬥,多架飛機被流彈擊中,現場濃煙滾滾。是的,沒錯,那場開始於2023年4月份的戰鬥,一直持續到今天,打了2年7個月,還在繼續。開戰的原因有兩個,分別是根本原因和直接原因。根本原因是文官腐敗+軍人專權。2015年,蘇丹舉行大選,巴希爾以94.05%的得票率成功連任,第四次連任總統。但因為文官集團的腐敗,引發了民眾的不滿,2019年2月,巴希爾宣佈國家進入緊急狀態。同年4月,軍方發動政變,解除巴希爾的總統職務,並在幾個月後再次由文官集團成立過渡政府。2021年10月,蘇丹軍方再次發動政變,扣押過渡政府總理哈姆杜克,解散政治過渡權機構。11月1日,軍方宣佈成立新主權委員會,由武裝部隊總司令布林漢擔任主席。11月21日,布林漢同之前被他扣押的哈姆杜克簽署政治協議,恢復哈總理職務,並由哈組建技術官僚政府。2022年1月2日,哈姆杜克組閣未果,宣佈辭職。……大家可以發現一個規律。軍政府上台——老百姓不滿意,要求大選——民選的文管集團上台——無能腐敗,政治黑暗——老百姓再次不滿——於是軍人們發生政變——再次成立軍政府,然後老百姓們再次不滿意。就這樣周而復始,周而復始。實際上,蘇丹最大的問題就是:軍人沒有治國能力,需要依賴文官集團來治理,可是文官集團腐敗無能,而且沒有掌握軍權,隨時可以被軍政府給推翻。所以,每隔幾年,蘇丹都要爆發軍事政變,然後再重新換一個過渡政府上來。而這一次,真正鬧矛盾的原因是:武裝部隊總司令布林漢不滿足於現狀,他想的是,既然文官集團腐敗無能,那我為何還要依靠他們來組閣呢?我自己組建政府,自己軍政一手抓不就行了嗎?可問題是:布林漢名義上是蘇丹武裝部隊總司令,但實際上,他只是盤踞在首都的軍閥武裝罷了。蘇丹國內還有10萬人的快速支援部隊,老大是達加洛。布林漢想要兼併這支部隊。徹底掌握軍隊,結果人家不肯,雙方劍拔弩張,於是爆發了戰爭。截止目前,兩年多的戰爭下來。蘇丹全國80%的醫院關閉,大量醫療機構缺醫少藥,糖尿病、高血壓在這個國家變成了絕症,產婦死亡率飆升至每10萬人295人,是全球平均水平的5倍多。全國經濟縮水60%,90%的工業設施被毀,食品價格上漲142%,超過百萬人傷亡,1,000萬人流離失所。但即便如此慘烈,但是發生在蘇丹的這場戰爭,在國際上的關注度卻非常低。原因有幾個。首先,蘇丹的地理位置並不重要,沒有出海口,不在紅海,蘇伊士運河等黃金航道上。更不在北約邊界和中東這個火藥桶上。所以大家自然關注度不高。其次,這其實是一場沒有好人的戰爭。雙方都是殺人不眨眼的軍閥,你沒辦法說誰是正義,誰是邪惡的。這還不像烏克蘭,俄粉和烏粉可以吵得不可開交。越是觀點分歧,就越是要吵。越吵,大家的關注度自然也越高。而蘇丹的這個軍閥呢?都是沾滿了鮮血,眼中只有利益的舊時代軍閥。我們對這兩個人都是強烈批判的。既然如此,那自然就沒有爭論的必要,所以也就沒有關注度了。第三,也是更重要的一點。蘇丹這單純的只是內戰,背後並沒有大國對抗賽局的影子。就是兩邊在狗咬狗。今天,白狗咬了黑狗,明天黑狗反擊回去了。就這麼簡單。媒體記者們也講究流量,尤其是需要找到持續流量。你每天報導俄烏,報導以巴的最新進展,這有的人是誰看。但你寫蘇丹,寫個幾千字,頭一回大家可能覺得還挺新鮮的。但長此以往下來,每天都是那麼檔子事,誰還願意看?所以,在無法形成持續流量的情況下,媒體記者們自然不願意去追蹤報導了,各國記者早就已經撤離了蘇丹,那地方幾乎都和外界失聯了。而沒有了記者們的報導,大家自然就更不會去關注了。這場衝突,並不是“被忽視”,而是“被選擇遺忘了”。那麼誰還會再去關注蘇丹那些保守戰亂,流離失所的百姓呢?誰又會給那百萬冤魂叫屈呢?看到這,還是要感慨我們生活在一個和平富強的國家。我們可以舒服服的躺在被窩裡,刷著手機,縱覽天下大事。有人總抱怨生活不公,投胎不好,但說實話,投胎在中國,你已經超過世界上絕大多數地方的人了。 (每日怡見)
美國內戰,這次好像不假!
就說是不是內戰吧!據新華社報導,美國白宮發言人表示,面對芝加哥發生的“暴亂”,伊利諾伊州官員“置身事外”,但川普總統“不會視而不見”。光說不練假把式!白宮於當地時間10月4日宣佈,美國總統川普決定向伊利諾伊州芝加哥市部署國民警衛隊,授權派遣300名國民警衛隊員保護芝加哥的聯邦官員和資產。019月26日,在位於美國芝加哥西郊布羅德維尤市的移民與海關執法局辦事機構外,抗議者在衝突中將執法人員發射的催淚彈瓶扔回圖:新華社白宮話音剛落,即有美國媒體稱,聯邦執法人員開始行動。芝加哥,是不是在巷戰?海叔看到相關報導,有此疑問!且看新華社援引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的報導,“幾天前,執法人員深夜突擊搜查一棟公寓樓,逮捕37名沒有身份證明的人和一些美國公民”。相關報導寫到執法過程的細節:他們將大人和小孩一併拖曳出房間,現場哭聲、尖叫聲不斷,“黑鷹”直升機在附近盤旋。目擊者說,當時場面好似軍事“入侵”。這是針對敵軍,還是恐怖分子呢?還要動用“黑鷹”直升機?要知道,目前世界上除了美、俄、中等有限的幾個國家之外,沒有那家能夠生產類似直升機。動用“黑鷹”直升機做這些執法工作,簡直大炮打蚊子的節奏。看看美國聯邦執法人員是怎麼幹的吧!以當地時間9月30日一次針對非洲裔社區的行動為例:“黑鷹”直升機及卡車將一棟五層公寓樓包圍,聯邦執法人員從懸停的直升機滑降至樓頂,挨家挨戶吵醒居民,不分男女老少,先用紮帶捆束手腕,再行甄別,共逮捕37人。注意,是“不分男女老少”,先逮捕,再甄別!當地時間10月4日,芝加哥布萊頓公園社區,美國聯邦執法人員在逮捕抗議者憑什麼做如此有罪推定?美國人是如此注重人權的嗎?還是完全沒有將非法移民以及接近非法移民的人甚至普通公民當人?否則如何解釋?據新華社報導,伊利諾伊州民主黨籍州長普里茨克已指示該州有關機構就兒童遭紮帶束縛、被迫與父母分開拘留等指控展開調查。普里茨克甚至在當地時間10月5日接受媒體採訪時,直言芝加哥已經“淪為戰區”。02何所謂戰區?海叔要說,總起來看,這一輪美國國內衝突,當然有種種緣由。比如美國聯邦政府希望打擊非法移民。無論如何說,高舉法律的旗幟,高喚“打擊非法移民”,起碼從法理層面說,並沒有錯。但是否依法執法,就另當別論了。比如州權與聯邦權之爭。拋卻普里茨克的民主黨人背景,他的一些言辭,意指聯邦武裝人員沒有資格被派到州裡武裝執法,似乎有些道理啊!9月26日,在位於美國芝加哥西郊布羅德維尤市的移民與海關執法局辦事機構外,執法人員發射的催淚彈傷及一名抗議者,同伴在為他進行緊急處置圖:新華社比如再是非法移民,並非暴徒,更非非法武裝。這些擁有別樣“美國夢”的人抵達美利堅合眾國,並沒有準備顛覆州乃至聯邦政府。這些人大抵是為了混口飯吃,或者生活得比在祖國好那麼一些。可受到的卻是被清剿的待遇。輕則被紮帶捆綁,重則絕對有可能在聯邦工作人員執法過程中直接喪命!更有甚者,既然聯邦執法人員是無差別抓捕,大機率就會逮到無辜者。無辜者是否會尋求美國國家賠償?9月26日,美國總統川普在首都華盛頓白宮回答記者提問圖:新華社海叔注意到,早在9月下旬,當美國總統川普宣佈將向俄勒岡州派遣軍隊,以應對國內恐怖分子之際,俄勒岡州嚴詞拒絕。川普在社交媒體上說,應國土安全部長請求,他已“指示戰爭部長派遣軍隊”,“保護被戰爭蹂躪的波特蘭,以及正遭到‘反法西斯運動’和其他國內恐怖分子攻擊的移民與海關執法局設施”。但俄勒岡州州長蒂娜·科特克當天直接回擊,“波特蘭市安全狀況一切正常,川普向該市派軍是濫用職權”。科特克在新聞發佈會上說,自己已經與川普和國土安全部長諾姆進行“直接對話”。“我已經非常明確地表明,波特蘭市和俄勒岡州相信法治,有能力處理好我們自己地方的公共安全需求。這裡沒有叛亂。沒有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她說。此前,川普曾向洛杉磯、華盛頓派遣部隊,遭遇強烈抵制。從川普屢屢想動用聯邦武裝力量到州“執法”,可以看到,他認識到槍桿子的重要性不僅僅在全世界能夠為美國謀得利益,也可以幫助他、幫助共和黨穩固政權。歸根結底,川普希望動用武裝力量參與到共和黨與民主黨的黨爭之中。03從普里茨克認為芝加哥處於內戰狀態,海叔還觀察到一個情況——芝加哥“戰事”起來的時候,正是美國國防部長——現在其自認為是“戰爭部長”赫格塞思在弗吉尼亞州匡蒂科海軍陸戰隊基地組織美軍軍官大會以後。川普在弗吉尼亞州匡蒂科美軍陸戰隊基地會議上發表講話在這場全球美軍海軍、陸軍准將以上軍官近千人大會上,川普在咒罵民主黨,在宣稱“不服”的軍官可以辭職。緊接著,果然連續有美軍上將主動捲鋪蓋走人。川普這是希望將美軍改變為效忠於他個人的部隊嗎?反正,經過這一會議,川普、赫格塞思似乎誓師成功。緊接著,其果然又繼續在諸如芝加哥等國內大城市“執法”。未來,美國聯邦國民警衛隊、美軍將觸角繼續深入到州一級,特別是民主黨控制的州的國民警衛隊、民兵等武裝如果不服,那“戰事”是否會升級?難以想像! (新民周刊)
一次內鬥,兩敗俱傷!
據說每任美國總統都要打至少一場戰爭,川普也未能免俗。6月7日,洛杉磯市騷亂升級,川普下令,兩千多國民警衛隊士兵開著裝甲車、坦克車開進市區,海軍陸戰隊也集結待命,一場現實版「美國內戰」 上演,洛杉磯街頭亂象叢生。這騷亂背後有著複雜緣由。美國本來就是移民國家,可拜登上台後,大敞南部邊境大門,任由非法移民湧入,據說其任內非法移民數量飆至上千萬,致使美國各地社會系統崩潰,治安惡化,就業結構受衝擊,上街都成高風險事。2024 年川普上台,為兌現驅逐所有非法移民的競選承諾,給移民局定下每天抓3000 人的KPI 考核指標。移民局為完成任務不擇手段,降低標準,將一些長期定居無大問題的移民也劃進非法名單,還突襲購物中心、工廠,連黑幫成員都抓,恐慌情緒迅速蔓延。畢竟被驅逐出境意味著斷了很多人一家老小的生路,人們只能拚命反抗,移民問題逐漸演變成執法部門與整個社會的對抗,暴力騷亂壓力大增。而這次暴亂發生在洛杉磯也有其必然性。加州是民主黨的鐵票倉,非法移民對他們來說那是重要的選票來源,加州政府公開給非法移民群體站隊,讓紐森直接跟川普槓上了。不但不配合移民局,還公開庇護非法移民。今年年初,聯邦移民局好不容易抓了25個重罪犯,結果還來不及遣返,就被州長給赦免了。這可把川普氣得不行,威脅要斷加州的聯邦撥款。紐森那邊更硬氣了,直接回嘴說,那就不繳聯邦稅了。神仙隔空罵戰,底下的洛杉磯街頭那可就炸開鍋了。這幾天洛杉磯的騷亂現場已經升級成了武裝衝突,聯邦這邊跟抗議人群打起了巷站,催淚瓦斯、震爆彈滿天飛,抗議者也沒任人宰割,燃燒瓶、煙火齊上陣。同時除非法移民外,安提法、黑名貴等專業鬧事組織也加入,讓場面更加失控。俄勒岡反川普組織也號召民眾圍攻聯邦移民局,白宮定性為叛亂,威脅動用更大武力。這場騷亂實則是美國社會深層矛盾的集中爆發。非法移民雖帶來廉價勞工,支撐著農場、建築工地等,但也搶本地人飯碗、壓低工資,還帶來毒品、黑幫等問題。川普驅逐行動理論上能緩解問題,可執行太糙,副作用大。再加上美國經濟前景黯淡、貧富差距加大,民眾本就壓抑,被暴力執法一點燃,迅速成燎原大火。而且建制派想藉騷亂搞川普,推波助瀾,讓事情越複雜。騷亂後續發展難測,川普若下死手,雖可能短期內壓下騷亂,但可能激起更大反彈,畢竟美國人有槍。且暴動已從洛杉磯蔓延到其他州的苗頭,如紐約、俄勒岡州。總之,這場洛杉磯暴動就是川普驅逐非法移民的粗暴行動,撞上了美國社會這一火藥桶,未來還不知有多少隱憂會被引爆。最後不要忘記還有幾天美國就要閱兵了!國際風雲變幻莫測。國家大事需要耐住性子守住底氣才能以不變應萬變。那麼聯繫到個人當然也是要放平心態,否極泰來。有時候太折騰反而會像川普一樣搬石頭打自己的腳。 (明人明察)
從“暗殺清單”到“灰色內戰”:明尼蘇達槍擊案與美國政治暴力演變
引言2025 年 6 月 15 日凌晨,明尼蘇達州接連發生針對多名民主黨州議員及其家屬的槍擊案:前州眾議院議長梅麗莎·霍特曼及其丈夫當場身亡,州參議員約翰·霍夫曼與妻子重傷。嫌犯羅伊・貝爾特偽裝成警察,駕駛裝有爆閃燈的車輛,在九十分鐘內連續襲擊三處住宅,並在遺棄車輛和住處留下記載 45 名公職人員資訊的“暗殺清單”。州政府立即降半旗,司法部以可判處死刑的六項聯邦罪名起訴該槍手。案件表明,美國政治暴力正呈現三個明顯的新特徵:作案地點從公共空間轉向官員私宅,暴力主體由群體行動轉向單人策劃,極端化過程則依託網路資訊工具而大幅加速。情感極化使得部分民眾將政治對手視為威脅自身生存的“他者”,而數字平台同時為潛在襲擊者提供了目標資訊、戰術教學和心理強化。本文將回溯案件脈絡,分析這一獨狼式行刺的策劃手法與執法盲區,探討情感極化和隨機恐怖主義如何共同降低政治暴力門檻,並評估事件對明尼蘇達乃至全美地方政治生態和選舉安全的長期影響。01事件溯源與多維反應——一場精心策劃的“政治暗殺”1午夜敲門:91分鐘的連環襲擊2025年6月15日凌晨2時04分,貝爾特駕駛一輛裝有警用爆閃燈的黑色SUV,抵達了民主黨州參議員約翰·霍夫曼(John Hoffman)位於尚普林(Champlin)的住所 。他身著戰術服、防彈背心,佩戴偽造的警察徽章,並用一張足以亂真的全頭矽膠面具掩蓋其真實面目。他以一套精心設計的劇本——高聲敲門並反覆呼喊“警察,開門!”——誘使霍夫曼夫婦打開了家門。在短暫的對峙後,貝爾特向霍夫曼及其妻子伊薇特(Yvette)連續射擊,導致兩人身受重傷。僅僅20分鐘後,即凌晨2時24分,貝爾特驅車10英里(約16公里)抵達梅普爾格羅夫(Maple Grove),試圖對另一位民主黨籍公職人員(“Public Official 1”)的住宅發動襲擊。他再次使用了同樣的警察偽裝策略,但由於目標人物恰好外出度假,此次行動未能得手。凌晨2時36分,在新霍普(New Hope),貝爾特將目標鎖定為州參議員安·雷斯特(Ann Rest)。此時,地方執法部門已因霍夫曼槍擊案而警覺,並派遣一名警官前往雷斯特住處進行安全巡查。該警官在現場發現了貝爾特的車輛,並一度誤認為其是前來執行同樣任務的同事。當警官試圖與貝爾特溝通時,後者毫無反應。警官遂先行前往雷斯特住宅確認安全,待其呼叫增援後返回時,貝爾特已經逃離。貝爾特在明尼蘇達州錢普林市襲擊明尼蘇達州參議員約翰·霍夫曼和他的妻子伊薇特之前敲門時戴著乳膠面具 來源:聯邦調查局約3時30分,布魯克林帕克(Brooklyn Park)警方抵達前州眾議院議長、民主黨資深領袖梅麗莎·霍特曼(Melissa Hortman)的住所時,貝爾特正在門前持槍掃射。衝突中,霍特曼及其丈夫馬克均身中數彈,不幸身亡。警方當場逼退持械闖入的貝爾特,他棄車徒步潛逃。在遺留車輛中,調查人員起獲了5件槍支(含半自動步槍)、大量裝填好的彈匣、戰術防彈衣、“Police”(警察)字樣假車牌、醫用急救包及睡眠眼罩等裝備。更引人警覺的是,車內和嫌犯住處發現多本筆記,記載了超過45名州和聯邦公職人員的姓名,大多為民主黨籍,還詳列了這些官員的住址和家庭成員姓名。“暗殺清單”中赫然多次出現霍特曼的名字,附註其家庭情況。明尼蘇達州眾議員梅麗莎·霍特曼和明尼蘇達州參議員約翰·霍夫曼 來源:明州州議會官網執法部門指出,貝爾特利用各類網站蒐集個人隱私資訊(例如住宅地址)並購買擬真面具等工具,顯然為這場精心策劃多月的連環謀殺做了充分準備。正如FBI在宣誓書中所述,貝爾特“展開了一場有計畫的跟蹤與暴力行動,旨在令明州議員及其家人心生恐懼,甚至傷亡”。經過兩日大規模搜捕,這名槍手最終被捕歸案。這一系列行動的複雜性——從精心的前期偵察、目標篩選,到專業的裝備(改裝車輛、高度逼真的面具、戰術裝備),再到嚴謹的戰術執行(警察偽裝話術、多點攻擊路線)——使其遠遠超出了衝動型暴力犯罪的範疇。它所呈現的,更像是一次准軍事或情報式的行動。這表明,在美國國內政治語境下自我激進化的個體,其能力和心態已發生質變。襲擊者不再僅僅是一個憤怒的公民,而是一個將自己定位為執行政治任務的“士兵”。這種行動上的成熟度,使得此類威脅比組織鬆散的群體性抗議活動更加致命,也更難預測與防範。2025 年 6 月 16 日,明尼阿波利斯,檢察官宣佈計畫以多項聯邦罪名起訴貝爾特,指控其殺害霍特曼及其丈夫馬克。照片中展示了在與貝爾特有關的車輛中發現的武器圖像 來源:路透社2半旗下的政治迴響:兩黨譴責與輿論恐慌在州一級,亨內平縣檢察官辦公室迅速以二級謀殺和二級謀殺未遂罪名對貝爾特提起訴訟,並明確表示將尋求大陪審團以一級謀殺罪名正式起訴他。一旦定罪,一級謀殺在明尼蘇達州意味著強制性的終身監禁且不得假釋 。然而,事件迅速升級到聯邦層面。司法部介入,提出了六項聯邦指控,其中包括利用互動式電腦服務進行跟蹤以及在跟蹤過程中使用槍支謀殺等重罪。明尼蘇達州代理聯邦檢察官約瑟夫·湯普森(Joseph Thompson)在新聞發佈會上公開強調,這些聯邦指控為判處死刑提供了可能性。根據司法程序,聯邦案件將優先於州級案件進行審理。貝爾特在明尼蘇達州格林島拍攝的入獄照 來源:亨內平縣警長辦公室明州州長蒂姆·沃爾茲(Tim Walz)在案發當日下令全州政府大樓降半旗,對這一“出於政治動機的暗殺”表示震驚和哀痛,並讚揚霍特曼畢生致力於公共服務的奉獻精神。沃爾茲呼籲全民團結抵制任何形式的政治暴力,誓言凶手必將被繩之以法。兩黨主流政要也罕見地步調一致,在第一時間譴責襲擊“邪惡且無法容忍”。州眾議院共和黨籍少數黨領袖麗莎·德穆斯(Lisa Demuth)發表聲明,稱這一針對同事的行徑“令人心碎、超出言語”,她號召民眾為傷亡者家屬和仍在奮力抓捕嫌犯的警員祈禱。川普亦通過白宮聲明介入,譴責了這起“駭人聽聞的暴力事件”,並表示“絕不容忍”,同時指示司法部長和聯邦調查局(FBI)徹查此案。然而,在官方同聲譴責的表象下,美國輿論場迅速滑向熟悉的黨派攻訐循環。部分共和黨支持者將此事與治安和心理健康問題掛鉤,質疑民主黨治下執法不力,甚至有陰謀論者無端暗示“是州長沃爾茲痛下黑手”;極右翼網紅人物更傳播謠言,稱霍特曼“因密謀倒戈共和黨”而遭滅口,或將嫌犯栽贓為州政府成員。這些毫無根據的詭謬言論在社交媒體發酵,加劇了保守陣營對官方說法的不信任。與此同時,許多自由派人士將矛頭指向川普及右翼媒體,認為其長期煽動性的選舉陰謀論和仇恨標籤助長了貝爾特之流的極端行為。參議院多數黨領袖舒默就直言,必須正視“正在把個人推向極端的有毒力量”,號召兩黨共同遏制政治極化言論,並切實加強要員安保。可以說,悲劇喚起了全國性的恐慌與反思:一方面,民眾對政治暴力的恐懼空前高漲;另一方面,兩黨內部圍繞責任歸因和應對之道再現分歧。主流輿論既有要求嚴懲兇徒、保護民主的共識,也潛藏著對立情緒的升溫。02演化動力——從情感極化到隨機恐怖主義1情感極化與合法性遞減的惡性螺旋理解貝爾特式暴力的根源,必須首先理解一個核心概念:情感極化(Affective Polarization)。根據美國西北大學政策研究所(IPR)等機構的研究,情感極化並非指民眾在政策議題上的立場分歧,而是指普通黨派支持者對敵對政黨成員發自內心的厭惡、不信任和憎恨 。其主要驅動力並非對本黨的“熱愛”,而是對另一方的“憎惡”。在這種現象下,黨派身份超越了政治偏好,演變為一種與種族、宗教、地理等緊密捆綁的“超級身份”(mega-identity),將政治對手視為完全不同的社會群體。這種深度的情感對立,為極端行為創造了一個危險的“許可結構”。當政治對手不再被視為擁有不同意見的同胞,而是威脅自身生存方式的“他者”時,使用非常規手段的心理門檻便大大降低。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在2024年10月大選前的一項調查顯示,高達86%的選民認為,川普和哈里斯的支持者在“基本事實”上都無法達成一致。 更令人警惕的是,這種對立情緒正轉化為對暴力的默許。《民主期刊》(Journal of Democracy)引用的一項2021年研究發現,在國會山騷亂之後,仍有56%的共和黨人同意“如果民選領袖不能保護美國,人民必須自己動手,即使這意味著採取暴力行動”。同一研究還指出,到2021年2月,有五分之一的共和黨人和13%的民主黨人認為,為實現政治目標而立即採取暴力是正當的 。這意味著數以千萬計的美國人,已將暴力視為政治工具箱中的一個選項。情感極化不僅僅是製造敵意,它從根本上重塑了個體感知政治現實的方式,成為政治暴力的“作業系統”。首先,它導致非人化。它將政治對手從“意見不同者”轉變為不合法、具有威脅性乃至“邪惡”的外部集團 。這種心理上的疏遠,是實施暴力的必要前提。其次,它 引發合法性危機。當對“另一方”的信任崩塌時,對他們所參與的整個民主程序的信任也隨之瓦解。選舉、法院、立法機構不再被視為中立的仲裁者,而被看作是敵人用來鞏固權力的工具。最後,它為法外手段正名。當民主程序被視為非法時,“非常規”或暴力手段就不再僅僅是一種選擇,而是一種被感知的、為求自保的“必要之舉”。貝爾特的暗殺行動,正是這一邏輯鏈條的終極體現:如果整個體系被一個邪惡實體所控制,那麼個體就必須在體系之外採取行動來“拯救”它。2模式升級:從國會山到住宅暗殺在與上一波群體性暴力相比,近期美國政治暴力的模式出現“升級”:從群眾騷亂轉向定點清除,從國會山前的明火執仗演變為寓於社區街道的“住宅暗殺”。2021年1月6日發生的國會山騷亂,是典型的群體動員式暴力:一大批總統支持者在號召下聚眾衝擊聯邦立法機關,以阻撓選舉認證。彼時執法部門雖準備不足,但事後加強了重要場所的安保,對大規模集會和極端組織活動嚴加防範。2021年1月6日,川普的支持者與國會山前的安保力量發生衝突 來源:Lawyers’ Committee然而,本案中貝爾特單兵作戰、夜半入戶行兇的模式,卻揭示了另一個執法盲區。他沒有公開號召煽動,也非臨時起意的憤怒暴民,而是經過長時間策劃、精確鎖定個人目標的“獨狼”。這種“家庭化”襲擊令傳統安保體系措手不及:國會警察和州議會的警衛再嚴密,也難以及時保護每一位分散各地的議員住所;地方警方平日主要應對街頭犯罪,對冒充自己人的政治刺客更是防不勝防。此次慘劇後,國會參議院立即要求加強對明州等地議員的人身保護。多州也緊急調整要員防護策略,例如將議員家庭住址從公開網站撤下、為活動安排安全警戒等。對比群體性暴力事件,這類小規模、隱匿式的定點襲擊更難通過情報預警撲滅於萌芽——它不依賴公開串聯的大型陰謀,而可能只是潛伏於網路和內心的孤立決心。貝爾特案發前沒有明顯的公開威脅言論,即使曾同受害者在州就業委員會共事,也未引起特別注意。可以說,美國執法機關過去數年聚焦防範“大規模暴亂”和暴恐團體,但面對這種“本土潛伏者”發動的私人領域政治謀殺,尚缺乏成熟的應對機制。貝爾特作為一個沒有明確證據顯示其參與有組織極端團體的個體 ,其激進化路徑契合了“隨機恐怖主義”(Stochastic Terrorism)的理論模型。該理論由風險分析師和犯罪學家提出,指的是公眾人物或有影響力者利用大眾傳播媒介,持續地對特定群體進行妖魔化、非人化的言語攻擊,雖然沒有直接下達暴力指令,但使得暴力事件的發生在統計學上變得可以預測。這一模式的關鍵在於,煽動者可以保持“貌似合理的否認”(plausible deniability),聲稱自己從未號召暴力。在這個模型中,“隨機恐怖分子”可以是某位具有影響力的公眾人物,而實施暴力的“獨狼”,則是被其言論所“啟動”的執行者。貝爾特的案例正是這一理論的現實寫照。他的作案準備高度依賴數字工具。聯邦起訴書明確指出,他利用了“基於網際網路的人物搜尋引擎”來蒐集目標的家庭住址和家庭成員資訊,為他的“暗殺清單”提供情報支援。他的個人背景——據報導持有強烈的反墮胎立場並支援川普 ——使他恰好處於被煽動性政治言論密集轟炸的人群之中。他缺乏與正式極端組織的聯絡,這非但不是反證,反而恰恰是隨機恐怖主義模型的核心特徵。他不需要直接的命令,他被瀰漫在資訊環境中的仇恨氛圍所動員。如果說歷史上煽動性言論的傳播受限於演講者的音量或傳單的發行量,那麼現代網際網路則將隨機恐怖主義“工業化”了。其機制體現在三個層面:一是規模化:單一信源的煽動性言論,可以在瞬間通過社交媒體觸及數百萬乃至上億受眾。二是自我強化:演算法驅動的“資訊繭房”和線上社群,會不斷過濾、重複並強化妖魔化的資訊,為使用者建構一個與現實脫節的、高度極化的“擬態環境”。 三是操作化:輸送激進意識形態的網際網路,也同時提供了將其付諸行動的全套工具——從線上地圖、公共記錄資料庫、資料掮客,到關於戰術、裝備的各類教學。貝爾特利用網路搜尋工具建構其攻擊目標包 ,就是最典型的例證。網際網路已不再僅僅是宣傳工具,它已經演變成一個集激進化、動員和行動策劃於一體的全功能平台。03對明州政壇與美國政治文化的長尾衝擊這起暗殺式槍擊案為美國地方政治參與敲響警鐘:基層民主的開放性與公職人員的人身安全陷入緊張拉鋸。霍特曼遇害促使鄰州北達科他立即從議會官網撤下議員家庭住址,新墨西哥州議會也緊急遮蔽了所有議員的住宅資訊。多州相繼出台保護官員隱私的措施,例如科羅拉多州州務卿下令臨時關閉競選財務資料庫,以刪除31位官員的家庭聯絡資料;威斯康星州議會罕見要求在近期立法會議上增加安檢和警力,以應對潛在威脅。這些舉措體現了民主制度的兩難平衡:一方面,人民選出的代表理應保持對選民的開放透明,傾聽民意、方便公眾接觸;另一方面,在極端風險升高的當下,公開個人資訊無異於讓民選官員時刻暴露於危險之中。北達科他一位郡治安官坦言,這是“在公開與安全之間走鋼絲”——官員希望親民,但也擔心家人安危。過去,美國各級議會大廈很多都實行對公眾“敞開大門”的傳統(例如威斯康星州州議會多年沒有安檢和門禁),這被視為民主親和力的象徵。但霍特曼案後,一些地方開始醞釀更嚴格的准入限制和安檢措施,其直接影響是草根參政和公共參與的門檻提高。普通民眾現在更難直接見到官員本人與之交流,而有志競選地方公職的人也不得不考慮額外的安保成本、甚至生命風險。短期來看,此事件可能對選民行為產生微妙影響:有人因憤懣與不安更積極投票,以表明對政治暴力的譴責與捍衛民主的決心;也有人因為恐懼退縮,減少線下政治集會和競選活動的參與。2025 年 6 月 16 日,明尼蘇達州聖保羅市,明尼蘇達州議會大廈眾議院議事廳內,民主黨州眾議員梅麗莎·霍特曼的辦公桌上擺放著一份紀念碑 來源:Getty Images學界研究表明,政治暴力的陰影會壓抑部分民主參與,例如曾有三成選務人員在2020年選後表示感到人身不安全而考慮退出工作。在明尼蘇達,下屆選舉的投票率與候選人光譜是否受此事衝擊,還有待觀察。但可以肯定的是,基層政治生態已被注入一劑寒意,如何在保證安全的同時不讓民主變得疏離,將是地方政府不得不面對的新課題。從明州政壇到全國黨派版圖,此案可能催化議題重排與陣營互信的進一步塌陷。2026年,明尼蘇達將迎來州長選舉,兩黨競選綱領中“安全 vs. 自由”的張力預計將顯著升溫。民主黨陣營或許側重強化對本土極端主義的打擊、呼籲更嚴格的槍支管控和言論規範,以確保公共安全;共和黨方面則可能強調保障官員自衛權利(例如鼓勵議員配槍自保)、反對過度限制民眾資訊獲取和集會自由,以捍衛傳統自由價值。事實上,在本案後通過的各州隱私保護法案中,不乏共和黨控制州主動推進的例子(如路易斯安那州立法允許官員要求移除本人資料),表明安全訴求超越黨派受到重視。但另一方面,雙方對於威脅源頭的認知依舊對立:民主黨人傾向於將暴力歸咎於右翼陰謀論和槍支氾濫,共和黨人則強調精神健康問題和個案因素,不願將其與自身政治言論掛鉤。可以預見,在未來選戰中,彼此的不信任會借題發揮:共和黨可能指責民主黨沒能保護好本州高官,要求“law and order”(法律與秩序)回歸;民主黨則反擊共和黨放縱極端言論釀禍,號召選民反對“煽動仇恨的人”掌權。這種零和話語將進一步侵蝕兩黨互信,使得競選議題向生存安全傾斜——從政策之爭演變為對“誰能保我平安”的較量。2025 年 6 月 15 日,執法部門聚集在明尼蘇達州格林島的一個棒球場,搜捕 57 歲的貝爾特 來源:EPA-EFE更深層次的隱憂在於,明尼蘇達槍擊案凸顯美國民主的合法性危機正在滑向《民主雜誌》所謂的“灰色內戰”。這個概念描述的是一種非全面武裝衝突卻持續內耗的危險狀態:政治衝突不像內戰那樣明朗宣戰,卻充斥著暗殺、恐嚇、綁架等零星暴力,民主競爭淪為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近年來,從針對選舉官員的死亡威脅激增,到密歇根州州長險遭綁架,再到本案中議員家中遇襲,種種跡象表明美國正朝這種灰色地帶滑行。民主制度賴以運轉的基本共識——承認對手合法性、遵守和平競爭規則——正在被侵蝕。當一方陣營中相當比例的人認為“如果對手贏得選舉,美國將不復存在”,他們就不再視對手為合法的競爭者,而是存亡敵人。於是,程序性的民主博弈讓位於生存賽邏輯:輸不起、等不得,甚至不惜破壞規則求勝。這種心態正是內戰前夜最危險的訊號之一。研究者雷切爾·克萊因菲爾德指出,美國近年政治暴力呈“去組織化”趨勢,即多數暴力行徑由無正式組織背景的個體完成。這意味著暴力更難被監控預防,卻也反映出一種草根層面的撕裂:數以百萬計的普通人正願意支援或原諒政治暴力,只要他們認定那有助於己方陣營。在這樣的社會心理土壤下,民主選舉不再被視為和平解決爭端的唯一途徑,反而可能被看作另一種“戰場”。“灰色內戰”狀態下,制度性的制衡和妥協機制失靈,取而代之的是每一次選舉都被等同於對國家命運的豪賭,每場政治鬥爭都帶著你死我活的味道。明尼蘇達槍擊案將美國政治暴力的風險從“可預見”推向“日常化”。在情感極化的社會土壤裡,一名裝備精良的獨行者即可撬動整個政治安全架構的脆弱點:官員私人住所以及家屬的人身安全。案件暴露出的資訊洩露、執法協同不足和輿論放大效應,提醒各級政府必須在保護公眾參與度與加強要員安保之間重新校準平衡。未來美國能否遏制政治暴力的擴散,將取決於制度韌性與社會自我修復能力能否同步發揮作用;明尼蘇達的悲劇只是敲響了警鐘,後續應對才真正考驗美國政治的健康度。 (復旦中美友好互信合作計畫)
橋水Ray Dalio最新萬字長文:美國正處於內戰前夕
當地時間周一,橋水基金創始人達利歐發表長文——《內戰?》。而達利歐發表此文的時間,正值洛杉磯動盪升級之際:據新華社報導,加利福尼亞州政府9日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法院裁定美國總統川普7日發佈的總統備忘錄和美國防部據此調遣加州國民警衛隊進入洛杉磯地區的命令違法,並請求法院撤銷相關命令。同時,美國總統川普則公開支援逮捕加州州長紐森的建議,稱派遣國民警衛隊是很好的決定,不想發生內戰。達利歐稱,考慮到目前政府的債務問題,以及洛杉磯的騷亂正在被川普總統出動國民警衛隊鎮壓,我認為現在正是提醒大家這一範本的合適時機。達利歐圍繞國家內部的周期中的“第五階段”與“第六階段”進行分析。根據達利歐的總結,第五階段正是財政惡化導致階級衝突爆發的前夜,在一個國家內部的周期中具有關鍵意義,美國正處於這一階段。主要要點如下:1、相信我們(美國)目前正處於第五階段,也就是“內戰前階段”。不要盲目相信“這(內戰)不會發生在我們這裡”。成功的國家,是那些能在周期中不斷自我修復、不斷適應變化的國家。2、當一個國家處於第五階段(如當前的美國),最關鍵的問題是:這個體系還能承受多大壓力而不至於崩潰?3、第五階段後期的衝突通常積累至高潮,最終觸發暴力衝突,這也標誌著正式進入被歷史學家稱為“內戰期”的階段,我稱之為“大周期”中的第六階段。這引出了我的下一個原則:當你猶豫不決時,就離開——如果你不想捲入內戰或戰爭,就應趁還能走的時候儘早離開。這種情況通常出現在第五階段的晚期。歷史表明,當局勢惡化時,想要離開的人往往會發現“大門已經關閉”。同樣的情況也適用於投資和資金流動,在這種時期,國家往往會實施資本管制和其他限制措施。4、(美國)傳統和社交媒體的“可信度”已跌至我們有生以來的最低水平。我認識的幾乎每一個人都認為,在公眾面前高調、為真理和正義發聲的人很危險。5、歷史表明,當政府破產時,為了提高能惠及多數人的生產力,有一條路徑是有效的:重組和/或貶值足夠多的既有債務及非債務義務。這在第五階段和第六階段是常見做法。雖然這種重組或貶值在當下通常是痛苦的,但它能減少債務負擔,繼而為重建創造條件。6、引發重大內部衝突的“有毒組合”,包括:國家與民眾處於財政困境(如債務與未償義務龐大);社會內部存在巨大收入、財富與價值觀差距;遭遇劇烈的經濟衝擊。“毒性混合”通常伴隨著其他問題。以下因素出現得越多,發生嚴重衝突(如內戰或革命)的可能性就越大。包括:頹廢、官僚主義、民粹主義與極端主義、階級鬥爭、公共領域真相的喪失、規則被拋棄、赤裸的鬥爭開始......7、內戰與革命的開端在發生時往往並不明顯,只有置身其中時,人們才意識到。雖然歷史學家會為其劃定起止時間,但這些日期往往是人為設定的。8、歷史學家標註的“內戰時期”通常只持續幾年,並以掌控首都政府機構的一方為勝者。但如同開端模糊一樣,戰爭的結束也往往不如歷史記載那般清晰——戰後爭權仍可能持續多年。文章強調,解決之道不是暴力革命,而是強有力的和平改革者。國家要避免災難性崩潰,就必須在第五階段發力,推動真正有效、全民受益的改革,實現更公平的財富與機會分配,保持社會凝聚力。這種領導人需要具備團結全社會的能力,而不是激化對立。以下為達利歐最新發表的萬字長文,部分內容有刪減:美國正處於第五階段:內戰前看到如今正在發生的事情,就像是在看一部我已經看過很多次的電影。我的視角來自於我作為一名全球宏觀投資者超過50年的經驗,以及我對過去500年歷史的研究。在我2021年出版的《應對變化中的世界秩序的原則》一書中,我描述了一個範本,可以用來與實際發展進行對照,從而幫助理解世界秩序是如何演變的。我還解釋了那些推動世界秩序變動的大周期中,永恆且普遍的因果關係。這個範本讓我相信,貨幣體系、國內政治秩序和國際地緣政治秩序有很大可能會出現趨同式的崩潰。不幸的是,現實中發生的事件正與這一範本高度吻合。這篇文章的目的,是希望能幫助你從我提出的這個範本的角度來理解近期的發展,尤其是如何理解國內秩序的瓦解(我將其描述為某種形式的“內戰”,不過這不一定意味著人們會互相殘殺)。本書第五章描述的是“內部秩序與混亂的大周期”。這一過程以一個包含六個階段的大周期展開,每個階段都有其獨特的特徵。考慮到目前政府的債務問題,以及洛杉磯的騷亂正在被川普總統出動國民警衛隊鎮壓,我認為現在正是提醒大家這一範本的合適時機。我相信我們目前正處於第五階段,也就是“內戰前階段”,所以我將分享我對這一階段的描述,以及第六階段,也就是“內戰階段”的內容。我相信這些內容是對未來可能發生情況的良好指引。像往常一樣,我歡迎你提出任何問題或評論。大周期中最核心的影響因素是債務、貨幣與經濟活動。我在第3章和第4章已詳細論述此循環,不過,要理解第5階段,需明白其銜接在第3階段(和平繁榮、債務與信貸環境良好)與第4階段(奢靡墮落、條件開始惡化)之後。本過程最終走向最痛苦階段——第6階段,即資金耗盡,通常伴隨革命或內戰爆發。而第5階段正是財政惡化導致階級衝突爆發的前夜。不同領導人及各群體如何處理衝突,將決定國家是否能和平變革或走向暴力。現今許多國家已經顯現這種趨勢。那些財政健康(收入高於支出,資產大於負債)的國家狀況相對良好;反之則處境危險。他們會想從經濟更穩健者那裡“拿錢”。而問題關鍵在於:財政好的比起財政不好的是少數,多數處於惡劣狀態。這種現狀的不均,正是當前各國、各州、各城市、各公司乃至個人在諸多方面(例如教育、醫療、基礎設施以及整體福祉)產生差異的主要推動力。同時,各國在面對這些壓力時的文化反應也存在顯著差異,有些國家傾向於以更和諧的方式應對,而另一些國家則更傾向於對抗。由於第5階段在一個國家內部的周期中具有關鍵意義,而且許多國家(最重要的是美國)正處於這一階段,我將花些時間詳細闡述這一階段中的因果關係機制,以及在觀察其演變時應關注的關鍵指標。隨後我將更具體地討論美國當前所處的狀態。經典的“有毒組合”引發重大內部衝突的“有毒組合”包括:1)國家與民眾處於財政困境(如債務與未償義務龐大);2)社會內部存在巨大收入、財富與價值觀差距;3)遭遇劇烈的經濟衝擊。這種多重因素的匯聚通常會帶來混亂、衝突,甚至是內戰。經濟衝擊可能由多種原因引起,包括金融泡沫破裂、自然災害(如疫情、乾旱和洪水)以及戰爭。這種衝擊就像一次金融壓力測試。壓力測試發生時的財務狀況(用收入與支出、資產與負債的關係衡量)就像是緩衝器。收入、財富和價值之間的差距越大,系統的脆弱性就越高。當金融問題發生時,通常首先衝擊的是私營部門,然後是公共部門。因為政府絕不會讓私營部門的金融問題拖垮整個系統,政府的財務狀況才是關鍵。當政府失去購買力時,就會發生崩潰。但在崩潰發生之前,會出現大量圍繞金錢和政治權力的爭鬥。通過研究50多次內戰和革命,可以清晰地看出,內戰或革命最可靠的領先指標是政府財政破產與巨大的財富差距並存。這是因為當政府失去財政能力時,它就無法資助那些必須被救助以維持系統運轉的私營實體(如2008年底美國等政府所做的那樣),也無法購買所需物資,更無法僱人完成必要工作。政府失去了“權力”。處於“第五階段”的一個典型標誌、也是借貸和支出能力喪失的領先指標、也是進入“第六階段”的觸發因素之一,是政府巨額的赤字,是政府赤字龐大,債務超出除本國央行外其他買家的購買意願。當不能印鈔的政府不得不加稅並削減開支,或者可以印鈔的政府大量印鈔並買入政府債務時,這個領先指標就被啟動了。具體而言,當政府資金枯竭(即赤字龐大、債務高企、融資管道枯竭)時,可選擇的餘地極為有限:要麼大幅加稅和削減開支,要麼大量印錢,從而導致貨幣貶值。有印鈔能力的政府通常都會選擇印錢,因為這是相對“無痛”的路徑,但這會讓投資者逃離貶值的貨幣與債務。不能印鈔的政府則必須加稅與減支,這會導致富人逃離,因為他們難以忍受更高的稅負和服務的喪失。如果這些不能印鈔的地方本身又存在嚴重的財富不平等,最終往往會導致某種形式的內戰或革命。撰寫本文時,這種晚周期債務動態正出現在美國的聯邦和州層面,其主要區別在於:州政府無法印鈔還債,而聯邦政府可以。聯邦和許多州、市政府都面臨赤字龐大、債務沉重和財富差距懸殊的問題,而聯準會擁有印鈔能力。聯準會印錢並購買聯邦政府債務,可以資助支出遠大於收入的聯邦政府。這雖然在幫助聯邦政府及其扶助對象,但也讓持有美元和美元債務的人在實際購買力上遭受了巨大損失。那些財富差距最大、債務最重、收入下降最嚴重的地區(包括城市、州和國家)最可能爆發沖突。有趣的是,美國那些人均收入和財富水平最高的州和城市,往往也是債務最重、財富差距最大的地區,例如舊金山、芝加哥、紐約市,以及康涅狄格州、伊利諾伊州、馬薩諸塞州、紐約州和紐澤西州。面對這些情況,要麼必須削減支出,要麼必須以某種方式籌集更多資金。接下來的問題是:由誰來承擔解決這些問題的費用,是“富人”還是“窮人”?顯然,不可能是窮人。削減支出對最貧困的人來說是最難以忍受的,因此必須對有支付能力的人徵收更多稅款,而這也加劇了爆發某種形式的內戰或革命的風險。但當富人意識到他們將被徵稅以償還債務和彌補赤字時,他們通常會選擇離開,從而引發“空心化”過程。目前,這正在推動美國一些州之間的人口遷移。如果經濟狀況惡化,這一過程會加速。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稅收周期的發展。歷史表明,在財富差距大、經濟狀況糟糕的背景下加稅和削減支出,是導致某種形式的內戰或革命的最強領先指標。需要明確的是,這些變動未必是暴力形式的,儘管它們可以是暴力形式。我在個人生活中看到了這些循環正在發生。例如,我住在康涅狄格州,這是美國人均收入最高的州,擁有全美最嚴重的財富和收入差距,也有全美最高的人均債務和養老金缺口之一。我看到富人與窮人各自專注於自己的生活,幾乎不會互相關心,因為彼此接觸很少。我通過接觸我們社區中的富人,和我妻子為幫助弱勢群體中失學高中生所做的工作,得以窺見兩個群體的生活。我看到了窮人社區中極其惡劣的生存環境,也看到了富人(在窮人眼中顯得富有和奢靡)其實並不覺得自己富裕。我看到他們都在為自己的困難而掙扎——富人困於工作與生活的平衡、子女教育等;窮人則為收入、食品、避免暴力、子女接受優質教育而努力。我看到這兩個群體更容易對彼此持批判性、刻板印象的看法,傾向於相互厭惡,而不是將彼此視為同一個社區中應互助的成員。我看到由於這些刻板印象,以及富人認為自己並不富有,也不認為窮人值得他們的資助,導致互相幫助變得非常困難。我對未來感到擔憂,因為現有狀況可能會進一步惡化。我親眼看到,新冠疫情所帶來的健康與財政衝擊揭示了窮人社區的惡劣狀況,並正在加劇可能引發“有毒組合”動態的財政差距。平均數並不如受苦人數的數量及其所擁有的權力重要。那些支援對整體有利的政策——比如自由貿易、全球化、取代人力的技術進步,卻沒有考慮如果整體的利益分配無法讓大多數人受益會發生什麼,這樣的觀點忽略了一個關鍵事實:整體本身也會因此處於危險之中。若要實現和平與繁榮,社會必須具備能讓大多數人受益的生產力。你認為我們今天有做到這一點嗎?歷史表明,當政府破產時,為了提高能惠及多數人的生產力,有一條路徑是有效的:重組和/或貶值足夠多的既有債務及非債務義務。這在第五階段和第六階段是常見做法。雖然這種重組或貶值在當下通常是痛苦的,但它能減少債務負擔,繼而為重建創造條件。成功的關鍵因素之一是:新創造的債務和貨幣必須被用於提升生產力、帶來良好投資回報,而不是無條件地分發出去卻無法帶來生產或收入增長。若後者發生,這些貨幣將貶值至幾乎失去購買力,政府或任何人都無法從中獲益。歷史顯示,把借來的錢用於能帶來廣泛生產力提升、投資回報率高於借款成本的項目,可以提升生活水平並償還債務,因此這類政策是有效的。如果用於融資債務的資金不足,中央銀行印鈔並作為最後貸款人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只要這些資金被用於有足夠回報、能夠償還債務的投資上。歷史與邏輯都表明,對各個層次的教育(包括職業培訓)、基礎設施和能夠帶來成果的科研進行良好投資非常有效。例如,大規模的教育和基礎設施計畫幾乎總是取得成功,儘管這些投資見效通常需要較長時間。實際上,教育和基礎設施的改善,即便是通過舉債融資,幾乎是所有帝國崛起的關鍵要素,而這類投資質量的下降幾乎也總是帝國衰落的先兆。如果執行得當,這些干預措施完全可以抵消“毒性混合”效應。這些因素出現時,內戰發生的可能越大“毒性混合”通常伴隨著其他問題。以下因素出現得越多,發生嚴重衝突(如內戰或革命)的可能性就越大。1)頹廢在周期的早期,時間和金錢通常更多用於生產性事務;但在周期的後期,時間和金錢則更多地花在享樂上(例如豪華住宅、藝術品、珠寶和服飾等精緻消費品)。這種現象始於第四階段,當時這種支出被視為一種時尚;但到了第五階段,它開始顯得令人反感。通常,這種奢靡消費是通過舉債來實現的,從而加劇了金融狀況的惡化。與這種轉變同時出現的心理變化也是可以理解的:富人覺得自己賺來的錢理應可以自由支配,用來享受生活無可厚非;而窮人在忍受苦難的同時看到這種消費行為,則認為這是不公和自私的。除了激化社會怨恨,奢靡消費(與儲蓄和投資相對)還會削弱生產力。一個社會把錢花在那裡非常重要。如果是用於能夠帶來生產力和收入提升的投資項目,就會帶來更好的未來;如果是用於不能提高生產力和收入的消費項目,未來則會惡化。2)官僚主義在內部秩序周期的早期,官僚主義較低;而在周期後期,官僚主義高度膨脹,這使得做出理性且必要的決策變得更加困難。這是因為隨著社會發展,事情趨於複雜化,最終甚至連一些顯而易見的好事都無法推進——這往往需要通過革命性變革才能解決。在一個以法律和契約為基礎的體系中,這種問題會尤為突出,因為法律本身可能成為推進顯然有益之事的障礙。以下是一個我親身接觸的例子,因為我和我的妻子對此非常關心。由於美國憲法未將教育列為聯邦政府職責,因此教育主要由各州和地方政府負責,學校經費主要來自城市和鄉鎮的地方稅收。雖然不同州之間有所不同,但通常富裕州中的富裕城市的孩子能接受到遠比貧困州中貧困城市孩子更好的教育。儘管大多數人都認為孩子應該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機會,但現實卻顯然不公平且低效。然而,這種制度結構在政治體系中根深蒂固,幾乎不可能在不進行革命性改革的情況下改變。還有很多例子說明官僚主義妨礙了明智和有成效的行動,但我沒有足夠的時間和篇幅一一列舉。這在今天的美國,已成為一個嚴重問題。3)民粹主義與極端主義在混亂和不滿中,常常會出現一些具有強烈個性、反精英並自稱為“普通人而戰”的領導者,他們被稱為民粹主義者。民粹主義是一種政治和社會現象,訴諸於那些認為自身關切未被精英階層重視的普通民眾。它通常出現在財富與機會差距擴大、國內外不同價值觀被視為文化威脅,以及“體制精英”掌握權力卻未能有效為大眾謀福利的情境下。當這些因素激起普通人的憤怒時,民粹主義者便乘勢上台。這些民粹主義者可以來自左翼或右翼,其政治立場往往遠比中間派更為極端,且傾向於訴諸普通人的情緒。他們通常具有對抗性而非合作性,傾向於排他而非包容。這會導致左翼和右翼民粹主義者之間因無法調和的分歧而爆發激烈衝突。他們主導的“革命”所呈現的極端程度不盡相同。近年,美國在2016年選舉中川普的當選反映出右翼民粹主義的崛起,而桑德斯、Elizabeth Warren、AOC等人的受歡迎則體現了左翼民粹主義的影響力。多個國家的政治運動中,民粹主義勢頭正在增強。將民粹主義與政治極化作為關鍵指標來觀察。民粹主義與極化現象越嚴重,一個國家越可能處於第五階段,越接近內戰與革命。在第五階段,中間派成為少數;到第六階段,中間派幾乎不復存在。4)階級鬥爭在第五階段,階級鬥爭會加劇。這是因為,在困境和衝突加劇的時期,人們更傾向於以刻板印象將他人歸類為某一階級成員,並將這些階級視為敵人或盟友。在第五階段,這種現象開始明顯加劇;到了第六階段,則可能演變為極端危險的局面。第五階段的一個典型特徵,並在第六階段進一步惡化的,是對其他階級的“妖魔化”,這通常導致某一或數個階級成為替罪羊,被普遍認定為問題的根源。結果便是排斥、監禁,甚至消滅這些階級成員的衝動,這種情況會在第六階段出現。種族、民族和社會經濟群體經常在社會經濟壓力下被妖魔化。“妖魔化”與“替罪羊化”是典型且危險的現象,需要我們密切關注。5)公共領域真相的喪失隨著人們變得更加分裂、情緒化和政治化,由媒體歪曲和宣傳導致的資訊失真使人們愈發難以辨別真相。在第五階段,交戰各方往往與媒體合作,操縱公眾情緒以獲取支援、打擊對手。換句話說,左翼媒體人與左翼政治力量合作,右翼媒體人與右翼政治力量聯手,在“骯髒的戰鬥”中互相攻訐。媒體變得像義警一樣肆無忌憚:人們經常在沒有法院審判的情況下被媒體“定罪”,生活被徹底摧毀。在一戰和二戰期間,英國這個民主國家也設立了“新聞部”來發佈政府宣傳。順從政府宣傳需求的主串流媒體出版商受到提拔,不配合者則被抨擊和邊緣化。革命者也同樣在各種出版物中歪曲事實。法國大革命時期,革命者經營的報紙鼓吹反君主制和反宗教情緒,但這些革命者掌權後又在“恐怖統治”期間封殺持不同政見的報紙。在財富差距巨大、民粹思想盛行的時期,揭露精英階層的故事在媒體中尤為受歡迎且具有商業價值——尤其是右翼媒體攻擊左派精英、左翼媒體抨擊右翼精英的內容。歷史顯示,這種活動的大規模增加是第五階段的典型問題,而當媒體的輿論能力疊加其他懲罰手段時,媒體就變成了一個強大的武器。這一現像在當前已經廣泛被認知。傳統和社交媒體的“可信度”已跌至我們有生以來的最低水平。例如,一項2019年蓋洛普民調顯示,僅有13%的美國受訪者對媒體“非常信任”,只有41%的人表示“有點”或“很信任”媒體。這一數字在1976年曾高達72%。這不僅是邊緣媒體的問題,也是主串流媒體和整個社會的問題。就連曾被視為新聞誠信典範的《華爾街日報》和《紐約時報》也經歷了信任度的大幅下滑。除了政治動機外,在當前媒體行業財務狀況緊張的背景下,聳人聽聞的故事也變得更加有利可圖。我接觸的大多數媒體人士都與我有相同的擔憂,儘管他們通常不會公開表達這些看法。這種動態正在阻礙言論自由,因為人們擔心自己會在傳統媒體和社交媒體中被故意扭曲和攻擊,從而不敢開口。即便是非常有能力、有影響力的人,如今也因懼怕媒體而不願公開發聲或參選公職。由於幾乎所有高知名度人物都會遭到抨擊,我認識的幾乎每一個人都認為,在公眾面前高調、為真理和正義發聲的人很危險,尤其是那些可能冒犯到擅長操控媒體的極端分子的人。這類問題雖然鮮少在公眾場合被談及,卻在私下頻繁被討論。例如,我不久前與一位曾在政府擔任高級職務的退役將軍共進午餐,我們談到了他下一步的打算。我問他最熱衷的是什麼,他說:“當然是幫助我的國家。”當我問他是否願意競選公職時,他回答說,儘管他願意為國家犧牲生命,但他無法忍受敵人通過媒體和社交平台編造謊言來傷害他和他的家人。像他這樣的將軍,以及我認識的許多應當被社會聆聽的人,現在都害怕公開講話,因為他們擔心被極端分子攻擊,而這種攻擊會通過聳動的媒體被放大。我的許多朋友都勸我不要公開談論本書中這些有爭議的問題,說這樣做很可能會被人“媒體圍剿”。我認為他們也許說得沒錯,但我不會因此而沉默。6)規則被拋棄,赤裸的鬥爭開始當人們為之激情澎湃的“訴求”比維護決策體系本身更重要時,這個體系就處於危險之中。規則和法律只有在兩個前提下才能發揮作用:一是它們必須極其清晰,二是大多數人必須足夠重視在規則體系內協作、願意妥協以使體系良好運作。若這兩個條件都未能達成,法律體系就岌岌可危。如果對立的各方不願以理性方式彼此溝通,不願為了集體福祉而做出讓步(即放棄自己通過鬥爭可能獲得的利益),那麼就會出現某種形式的內戰,考驗相關各方的力量對比。在這個階段,“不惜一切代價獲勝”成為遊戲規則,“不擇手段”成為常態。在第五階段的後期,人們不再講理,而是徹底被情緒主導。當“獲勝”成為唯一重要的目標時,不道德的鬥爭會以自我強化的方式不斷升級。當每個人都在為自己的信念而戰,卻沒人能達成共識時,整個系統便瀕臨內戰或革命的邊緣。這種局面通常會以幾種方式表現出來:在第五階段後期,控制權在手的人往往會將法律與警察系統當作政治武器。此外,私人武力組織也會興起——比如打人奪財的流氓團夥,或者保護富人免受這些威脅的保鏢力量。第五階段後期,抗議活動數量明顯上升,且愈發趨於暴力化。當廣泛的不滿在社會中爆發,且當權者放任其蔓延時,最終可能演變為暴亂;而一旦他們試圖強力壓制,局勢反而可能爆炸。第五階段後期的衝突通常積累至高潮,最終觸發暴力衝突,這也標誌著正式進入被歷史學家稱為“內戰期”的階段,我稱之為“大周期”中的第六階段。這引出了我的下一個原則:當你猶豫不決時,就離開——如果你不想捲入內戰或戰爭,就應趁還能走的時候儘早離開。這種情況通常出現在第五階段的晚期。歷史表明,當局勢惡化時,想要離開的人往往會發現“大門已經關閉”。同樣的情況也適用於投資和資金流動,在這種時期,國家往往會實施資本管制和其他限制措施。從第五階段(即財務狀況極其糟糕,內外衝突激烈)過渡到第六階段(即進入內戰)的關鍵點,是社會中解決分歧的體系從“還能運作”變成“徹底失靈”。換句話說,就是系統崩潰到無法修復,人們開始彼此使用暴力,而領導層已失控。可以想像,徹底破壞一個體系/秩序並建立一個新的,比在原有體系內進行革命性改革要困難得多。雖然破壞體系會帶來更多創傷,但它未必比繼續在原有體系中運作更差。決定是否保留並修復一個運行不良的舊體系,或是徹底廢除它並另起爐灶,從來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當這個“舊體系”指的是一個國家的內部秩序時更是如此。但這種情況終究還是會發生,而且多數時候是出於情緒推動而非理性思考。當一個國家處於第五階段(如當前的美國),最關鍵的問題是:這個體系還能承受多大壓力而不至於崩潰?“一人一票”的民主過程存在缺陷,即選民通常並不會像企業選高管那樣仔細評估候選人的能力,而是被人氣左右。歷史也表明,在劇烈衝突時期,民主容易崩潰。民主制度要求通過協商達成共識並妥協,這意味著觀點對立的人必須在體系內有效合作。這雖保障了各大群體的代表性,但也像所有成員觀點分歧甚大的大委員會一樣,其決策效率極低。民主制度的最大風險是其決策過程可能變得支離破碎、充滿敵意,導致治理失效、結果惡劣,最終引發由民粹主義強人領導的革命——這些強人代表那些渴望秩序、渴望有力領導的大眾。還有一點值得注意:歷史顯示,在嚴重衝突時期,聯邦制國家(如美國)常出現中央與地方(州)之間關於權力劃分的衝突。這種現像在當今美國尚不明顯,但一旦出現,將標誌著社會進一步向第六階段演進。民主崩潰的案例實在太多,難以一一探討。我雖然研究過其中一些案例並觀察其模式,但尚未全面深入,這裡也不會展開詳述。不過我可以說,當第五階段的各種因素被推向極端時——尤其是糟糕的財政狀況、社會奢靡、內亂和外患等,就會形成一個功能紊亂的局面,進而引發由強人領導的權力爭奪。典型案例包括:公元前400年代末至300年代的雅典、27年前的羅馬共和國解體、1920年代的德國魏瑪共和國,以及20世紀20-30年代轉向右翼獨裁(法西斯主義)以恢復秩序的義大利、日本和西班牙的脆弱民主。不同階段需要不同類型的領導人以取得最佳效果。第五階段是一個十字路口,一條路可能通向內戰/革命,另一條則可能通向和平與(理想狀態下的)繁榮共處。顯然,和平繁榮之路是理想之路,但也是最難實現的路徑。這條和平之路需要一位“強有力的和平締造者”,他必須竭力團結國家,包括主動接觸對立方,將他們納入決策過程,並以一種多數人認為公平且運作良好的方式重塑社會秩序(即高度生產性、惠及多數人的新秩序)。歷史上這種領導者極為罕見,我們唯有祈禱其出現。第二種則是“強有力的戰鬥者”,他具備帶領國家穿越內戰/革命烈焰的能力。六階段:當內戰爆發時內戰幾乎是不可避免的。因此,與其像大多數國家的大多數人在長期沒有內戰後所做的那樣,盲目假設“這在我們這兒不會發生”,不如保持警惕,關注那些能表明其臨近的標誌。上一節我們探討了在原有秩序框架內發生的非暴力革命,而本節則聚焦於幾乎總是暴力性的內戰和革命——它們推翻舊有秩序,並建立新的體制。我本可以研究無數實例來理解其運作方式,但最終我選取了我認為最具代表性的29個案例。我將這些案例分為兩類:一類是導致體制或政權發生重大變革的,另一類是雖然爆發了激烈內戰但未能推翻體制的。例如,美國內戰是一場極其血腥的戰爭,但它未能徹底推翻當時的國家制度,因此歸類為第二組。儘管這種分類不夠精確,但我們不應因追求精準而阻礙我們識別原本無法看見的模式。大多數沖突基本符合本節所描述的典型路徑,儘管也有例外。內戰和革命不可避免地會發生,從而徹底改變內部秩序。這類變革通常伴隨著財富和政治權力的全面重組,包括債務結構、金融所有權以及政治決策體系的全面重建。這些改變是對原有制度無法內部解決的根本性問題的自然回應。幾乎所有制度最終都會面臨這種挑戰。這是因為,幾乎所有制度都會讓某些階級受益而讓另一些階級受損,而當這種失衡發展到一定程度,變得無法忍受時,就會爆發鬥爭,以決定未來的方向。當財富和價值觀差距極端擴大,併疊加經濟困境,導致體制對大多數人而言無法運作時,民眾就會奮起反抗,要求更公平的制度。經濟上最受打擊的人群會試圖從現有體制中受益的富裕階層手中爭奪更多財富與權力。革命者自然想要徹底改變體制,因此也自然會違反掌權者制定的法律。這類革命性變革通常通過暴力的內戰實現,儘管正如前面提到的,也有可能通過和平方式實現,且不必徹底推翻體制。內戰時期通常極為殘酷。戰爭初期可能還表現為相對有組織的權力鬥爭,但隨著衝突與情緒升級,各方為勝利不擇手段,暴行程度迅速升級,遠超第五階段人們所能想像的程度。精英和中間派通常會逃亡、被監禁,或遭殺害。內戰與革命如何發生這些內戰是如何發生的?前文中我已經描述了第五階段的一系列動態,正是它們推動社會越過界限,進入第六階段。在這一階段,所有這些動態都會極度強化。接下來我將繼續說明。如前所述,積累財富並伴隨財富差距擴大的周期,最終會導致極少數人掌控極大比例的財富,而多數貧困群體則通過內戰與革命推翻富人統治。這種情況的發生次數遠超人們的想像。雖然大多數典型的內戰與革命將權力從右派轉移到左派,但也有許多情況是將財富與權力從左派轉移到右派。這類情況較少且表現方式不同,通常發生在現有秩序陷入無序與無能狀態、大多數民眾渴望強有力領導、紀律和效率時。這些新體制,無論左派還是右派,之所以成敗,原因相同:成功的關鍵是是否能實現廣泛的經濟繁榮;若不能,則失敗。因為廣泛的經濟繁榮是新政權成敗的決定性因素,所以長期趨勢是總體財富和財富分配的同步提升(即普通民眾的經濟與健康狀況改善)。在親歷“大周期”的某一階段時,人們常會忽視這種宏觀圖景。領導這些內戰或革命的人,過去如此,現在亦然,通常是受過良好教育的中產階層出身者。這些領導人往往極具個人魅力,擅長組織並領導強大高效的革命組織,推動變革。雖然巨大的財富差距和經濟困難通常是衝突的主要根源,但革命也往往是多種不滿疊加的結果。革命過程中,不同訴求的群體通常聯合起來推動變革,但在勝利後,他們之間往往會因權力和政策分歧發生內鬥。如前所述,在內戰/革命階段,執政政府幾乎總是面臨嚴重的財政、信貸和購買力短缺。這種短缺促使政府尋求從富人手中掠奪資源,而富人則將資產轉移至安全的地方或形式(如其他國家、外幣、黃金等難以徵稅或不產生生產力的資產),這又促使政府實施資本管制,阻止這些外逃。更糟的是,內部混亂會引來外部敵對勢力的挑戰。因為內戰削弱了國家的統一與能力,吸引外國趁虛而入。這也是為什麼內戰與外戰往往同時爆發的原因之一。其他原因包括:情緒高漲、民粹主義者傾向於戰鬥、領導者發現對外衝突能團結國內民眾,因而故意製造衝突,以及在極端匱乏中,為獲取所需資源而更願意對外發動戰爭。幾乎所有內戰都伴隨著外部勢力干預,試圖左右戰爭結果以謀取自身利益。內戰與革命的開端在發生時往往並不明顯,只有置身其中時,人們才意識到。雖然歷史學家會為其劃定起止時間,但這些日期往往是人為設定的。內戰極其殘暴,因為這是一場生死之爭。每個人都被迫選邊站隊,中間派在刀光劍影中最容易出局。在這種局勢下,最適合成為領導人的是“鼓舞人心的將領型人物”——他們既能聚攏支援,也能贏得各類戰鬥。由於鬥爭極為慘烈,他們也必須夠強硬,願意採取一切必要手段贏得勝利。歷史學家標註的“內戰時期”通常只持續幾年,並以掌控首都政府機構的一方為勝者。但如同開端模糊一樣,戰爭的結束也往往不如歷史記載那般清晰——戰後爭權仍可能持續多年。儘管內戰與革命代價慘重,但若改革得當,往往能為未來打下更好的制度基礎。內戰或革命之後的未來走向,取決於戰後的應對與重建方式。結 論我對歷史的研究告訴我,除了“演化”,世上沒有什麼是永恆的。在演化過程中存在著像潮汐般的周期循環——潮起潮落,難以抵擋或逆轉。要想應對這些變化,關鍵在於瞭解自己正處於周期的那個階段,並掌握應對這一階段的永恆和普遍原則。隨著環境條件的變化,應對方式也必須隨之調整——換句話說,什麼方式最優取決於所處的環境,而環境始終處於我們剛剛探討過的那些動態變化之中。如果一個社會無法順應變化,它終將走向衰亡。這就是為什麼持續不斷地改革、以適應變化才是最優之道。判斷一個體系優劣的標準非常簡單:它是否能有效滿足大多數人的需求。這一點可以通過客觀指標加以衡量,我們也確實正在並將繼續這樣做。話雖如此,從歷史中傳遞出最響亮、最明確的教訓是:通過高效協作建立共贏關係、共同擴大併合理分配“蛋糕”,讓大多數人都感到滿意,比為財富與權力而內戰、導致一方壓倒另一方的方式,要更有回報、也少得多的痛苦。 (格上財富)
達利歐冒著危險揭示“美國內戰”的底層秘密
【我的許多朋友都勸我不要公開談論這些有爭議的問題,說這樣做很可能會被人“媒體圍剿”。我認為他們也許說得沒錯,但我不會因此而沉默。——達利歐】洛杉磯騷亂,川普猶如鯊魚聞到了血液的味道一樣亢奮,他迅速派出國民警衛隊和海軍陸戰隊去彈壓,不怕事大,就怕事不大。事出反常必有妖。川普2.0以來,他毫不掩飾要成為美國的“國王”。不過,在美國現行政治制度安排下,這似乎是“mission impossible”。歷史昭示我們,“緊急狀態”是擴大總統權力、通往獨裁的捷徑。川普一定研究過這段歷史:1933年,上台不久的希特勒利用“德國國會縱火案”,宣佈全國進入緊急狀態,並通過緊急法案,賦予其極大權力,最終確立了獨裁統治。川普已經對“緊急狀態”產生了迷戀:1)今年3月,川普援引1798年《敵對外國人法》——該法案授權總統驅逐與美國處於戰爭、入侵或“掠奪性侵犯”狀態的國家的公民——聲稱委內瑞拉暴力犯罪集團“阿拉瓜火車”正在入侵美國。這項法律此前僅被用過三次,分別是在1812年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2)川普在4月加征關稅時也使用了類似的理由——“外國的貿易和經濟行為已造成國家緊急情況”。這次由驅逐非法移民引發的洛杉磯騷亂,川普稱之為“暴力的叛亂暴徒入侵和佔領.....將洛杉磯從移民入侵中解放出來。”川普甚至威脅逮捕拒絕配合的加州州長民主黨人紐森。洛杉磯騷亂將成為紐森參選總統之路的關鍵一戰對川普而言,“緊急狀態”簡直是“銷魂丸”:這可以讓他繞開國會煩人的羈絆而行使權力;通過“創造危機”,更能展示其作為拯救者的英勇形象;通過頻繁地使用“緊急狀態”,令民眾逐漸適應,為其在2028年的大選中攫取權力做好預演......去年,我看了《美國內戰》那部電影,大致劇情是:——一場介於第三任期總統領導的聯邦政府與多個分離主義陣營之間的內戰在全美爆發。雖然總統聲稱政府正在取得勝利,但事實上,由加州與德州領導的起義軍“西部力量”(Western Forces, WF)已逼近首都華盛頓......西部力量最終殺入白宮,特勤局特工試圖與小隊談判向其投降並請求保住總統性命,但遭到對方擊斃,雙方陣營隨之爆發激烈交火。士兵拖曳出躲在辦公桌下的總統將其擊斃。不能不佩服好萊塢導演的想像力。“第三任期總統”說的是誰?《美國內戰》劇照美國真的會發生內戰嗎?筆者認為,雖然這並非迫在眉睫的現實,但絕對不能排除可能性。想想看,川普上台後的諸多匪夷所思的政策和言論,你能事先想像得到嗎?國有疑難可問誰?基辛格去世了,芒格去世了,巴菲特退休了。環顧當今美國,有智慧、有理性、有大格局的“智者”寥寥無幾。達利歐還算一個。近日,達利歐冒著危險與世界分享了他對美國內戰的洞見。為什麼說著很危險?達利歐說:——我認識的許多應當被社會聆聽的人,現在都害怕公開講話,因為他們擔心被極端分子攻擊,而這種攻擊會通過聳動的媒體被放大。我的許多朋友都勸我不要公開談論這些有爭議的問題,說這樣做很可能會被人“媒體圍剿”。我認為他們也許說得沒錯,但我不會因此而沉默。達利歐這篇長文的標題就是《內戰?》,很有衝擊力。達利歐曾提出六階段的“內部周期”:(1)新秩序開始,新領導層鞏固權力(2)資源配置體系與政府官僚機建構立和完善(3)出現和平與繁榮(4)支出和債務嚴重過度,貧富差距和政治分歧擴大(5)財政狀況糟糕,衝突激烈(6)出現內戰或者革命。這是他分析當下美國內戰的範本。達利歐寫道,“鑑於政府的債務問題以及洛杉磯騷亂,川普總統派遣國⺠警衛隊鎮壓騷亂,我認為現在是時候提醒大家這個範本了。”達利歐認為,美國當前正處於關鍵性的第5階段——財政惡化導致階級衝突爆發的前夜。在這一階段,不同領導人及各群體如何處理衝突,將決定國家是否能和平變革或走向暴力。債務與貧富差距是內戰之源在第5階段,經典的“有毒組合”引發重大內部衝突:國家與民眾處於財政困境(如債務與未償義務龐大);社會內部存在巨大收入、財富與價值觀差距;遭遇劇烈的經濟衝擊。這種多重因素的匯聚通常會帶來混亂、衝突,甚至是內戰。當金融問題發生時,通常首先衝擊的是私營部門,然後是公共部門。因為政府絕不會讓私營部門的金融問題拖垮整個系統,政府的財務狀況才是關鍵。當政府失去購買力時,就會發生崩潰。【註:美國當下的財政狀況已經搖搖欲墜,馬斯克猛藥治病,卻被川普的《大而美法案》攪局】令人心驚肉跳的美國債務達利歐指出,內戰或革命最可靠的領先指標是政府財政破產與巨大的財富差距並存。這是因為當政府失去財政能力時,它就無法資助那些必須被救助以維持系統運轉的私營實體(如2008年底美國等政府所做的那樣),也無法購買所需物資,更無法僱人完成必要工作。政府失去了“權力”。處於“第五階段”的一個典型標誌、也是借貸和支出能力喪失的領先指標是政府巨額的赤字,債務超出除本國央行外其他買家的購買意願。當政府資金枯竭時,可選擇的餘地極為有限:要麼大幅加稅和削減開支,要麼大量印錢,從而導致貨幣貶值。如今這種晚周期債務動態正出現在美國的聯邦和州層面。面對這些情況,要麼必須削減支出,要麼必須以某種方式籌集更多資金。削減支出對最貧困的人來說是最難以忍受的,因此必須對有支付能力的人徵收更多稅款,而這也加劇了爆發某種形式的內戰或革命的風險。但當富人意識到他們將被徵稅以償還債務和彌補赤字時,他們通常會選擇離開,從而引發“空心化”過程。目前,這正在推動美國一些州之間的人口遷移。民粹主義者粉墨登場達利歐指出,民粹主義與極端主義在混亂和不滿中,常常會出現一些具有強烈個性、反精英並自稱為“普通人而戰”的領導者。民粹主義通常出現在財富與機會差距擴大、國內外不同價值觀被視為文化威脅,以及“體制精英”掌握權力卻未能有效為大眾謀福利的情境下。當這些因素激起普通人的憤怒時,民粹主義者便乘勢上台。民粹主義與極化現象越嚴重,一個國家越接近內戰與革命。在第五階段,中間派成為少數;到第六階段,中間派幾乎不復存在。第五階段的一個典型特徵,是對其他階級的“妖魔化”,這通常導致某一或數個階級成為替罪羊,被普遍認定為問題的根源。結果便是排斥、監禁,甚至消滅這些階級成員的衝動。種族、民族和社會經濟群體經常在社會經濟壓力下被妖魔化(川普的哈佛戰役:美國版階級鬥爭與文化革命)。媒體是強大的武器達利歐認為,媒體在社會亂局是一個關鍵角色。今天,傳統媒體已經失去社會信任,這給了川普、馬斯克這樣的“網路意見領袖”巨大的動員能力。公共領域真相的喪失隨著人們變得更加分裂、情緒化和政治化,由媒體歪曲和宣傳導致的資訊失真使人們愈發難以辨別真相。在第五階段,交戰各方往往與媒體合作,操縱公眾情緒以獲取支援、打擊對手。媒體變得像義警一樣肆無忌憚:人們經常在沒有法院審判的情況下被媒體“定罪”,生活被徹底摧毀。在財富差距巨大、民粹思想盛行的時期,揭露精英階層的故事在媒體中尤為受歡迎且具有商業價值。當媒體的輿論能力疊加其他懲罰手段時,媒體就變成了一個強大的武器。如今,美國傳統和社交媒體的“可信度”已跌至我們有生以來的最低水平。例如,一項2019年蓋洛普民調顯示,僅有13%的美國受訪者對媒體“非常信任”,只有41%的人表示“有點”或“很信任”媒體。這一數字在1976年曾高達72%。就連曾被視為新聞誠信典範的《華爾街日報》和《紐約時報》也經歷了信任度的大幅下滑。在這個階段,“不惜一切代價獲勝”成為遊戲規則,“不擇手段”成為常態。人們不再講理,而是徹底被情緒主導。當“獲勝”成為唯一重要的目標時,不道德的鬥爭會以自我強化的方式不斷升級。當每個人都在為自己的信念而戰,卻沒人能達成共識時,整個系統便瀕臨內戰或革命的邊緣。控制權在手的人往往會將法律與警察系統當作政治武器。此外,私人武力組織也會興起——比如打人奪財的流氓團夥,或者保護富人免受這些威脅的保鏢力量。抗議活動數量明顯上升,且愈發趨於暴力化。當廣泛的不滿在社會中爆發,且當權者放任其蔓延時,最終可能演變為暴亂;而一旦他們試圖強力壓制,局勢反而可能爆炸。洛杉磯騷亂儘早離開達利歐提出一個原則:當你猶豫不決時,就離開——如果你不想捲入內戰或戰爭,就應趁還能走的時候儘早離開。這種情況通常出現在第五階段的晚期。歷史表明,當局勢惡化時,想要離開的人往往會發現“大門已經關閉”。同樣的情況也適用於投資和資金流動,在這種時期,國家往往會實施資本管制和其他限制措施。“一人一票”的民主過程存在缺陷,即選民通常並不會像企業選高管那樣仔細評估候選人的能力,而是被人氣左右。歷史也表明,在劇烈衝突時期,民主容易崩潰。民主制度要求通過協商達成共識並妥協,這意味著觀點對立的人必須在體系內有效合作,決策效率極低。民主制度的最大風險是其決策過程可能變得支離破碎、充滿敵意,導致治理失效、結果惡劣,最終引發由民粹主義強人領導的革命——這些強人代表那些渴望秩序、渴望有力領導的大眾。還有一點值得注意:歷史顯示,在嚴重衝突時期,聯邦制國家(如美國)常出現中央與地方(州)之間關於權力劃分的衝突。當第五階段的各種因素被推向極端時——尤其是糟糕的財政狀況、社會奢靡、內亂和外患等,就會形成一個功能紊亂的局面,進而引發由強人領導的權力爭奪。第五階段是一個十字路口,一條路可能通向內戰/革命,另一條則可能通向和平與(理想狀態下的)繁榮共處。顯然,和平繁榮之路是理想之路,但也是最難實現的路徑。這條和平之路需要一位“強有力的和平締造者”,他必須竭力團結國家,包括主動接觸對立方,將他們納入決策過程,並以一種多數人認為公平且運作良好的方式重塑社會秩序(即高度生產性、惠及多數人的新秩序)。歷史上這種領導者極為罕見,我們唯有祈禱其出現。第二種則是“強有力的戰鬥者”,他具備帶領國家穿越內戰/革命烈焰的能力。川普會帶來和平繁榮還是內戰?相信地球人都知道。當內戰爆發時達利歐指出,內戰和革命不可避免地會發生,從而徹底改變內部秩序。這是因為,幾乎所有制度都會讓某些階級受益而讓另一些階級受損,而當這種失衡發展到一定程度,變得無法忍受時,就會爆發鬥爭,以決定未來的方向。當財富和價值觀差距極端擴大,併疊加經濟困境,導致體制對大多數人而言無法運作時,民眾就會奮起反抗,要求更公平的制度。經濟上最受打擊的人群會試圖從現有體制中受益的富裕階層手中爭奪更多財富與權力。革命者自然想要徹底改變體制,因此也自然會違反掌權者制定的法律。內戰時期通常極為殘酷。 戰爭初期可能還表現為相對有組織的權力鬥爭,但隨著衝突與情緒升級,各方為勝利不擇手段,暴行程度迅速升級,遠超第五階段人們所能想像的程度。精英和中間派通常會逃亡、被監禁,或遭殺害。馬斯克現在跑路還來得及領導這些內戰或革命的人,通常是受過良好教育的中產階層出身者。這些領導人往往極具個人魅力,擅長組織並領導強大高效的革命組織,推動變革。在內戰/革命階段,執政政府幾乎總是面臨嚴重的財政、信貸和購買力短缺。這種短缺促使政府尋求從富人手中掠奪資源,而富人則將資產轉移至安全的地方或形式(如其他國家、外幣、黃金等難以徵稅或不產生生產力的資產),這又促使政府實施資本管制,阻止這些外逃。內戰極其殘暴,因為這是一場生死之爭。 每個人都被迫選邊站隊,中間派在刀光劍影中最容易出局。在這種局勢下,最適合成為領導人的是“鼓舞人心的將領型人物”——他們既能聚攏支援,也能贏得各類戰鬥。由於鬥爭極為慘烈,他們也必須夠強硬,願意採取一切必要手段贏得勝利。幾點讀後感達利歐對美國時局的剖析,入木三分。幾點感受:1、美國正處在一場社會亂局甚至內戰的前夜。給定川普的個性、野心和理念,川普就是美國內戰的最佳催化劑。2、洛杉磯騷亂,是川普擴大權力的天賜良機。強勢反非法移民,是川普2.0獲得支援度最高的政策,他擁有民意支撐。這場危機更有利於川普而非民主黨。3、這是一場社會革命,帶有強烈的民粹主義、民族主義甚至種族主義色彩。在革命敘事的洗禮下,馬斯克等美國精英可能面臨被時代洪流裹挾的危險。4、達利歐的分析角度,讓我們對美國的債務問題、馬斯克變法、馬斯克與川普的決裂等問題,有了更深的理解。5、不能不說,中國的國運來了。面對美國的遏制,中國必須保持戰略定力,沒準美國發生“內戰”了。與此同時,我們必須集中精力辦好自己的事,提振消費、擴大開放、推進改革,從而穩定經濟和就業。看到令人振奮的消息,中國單方面免簽“朋友圈”已增至47國,這是胸懷、格局,更是智慧。 (劉勝軍大局觀)
達利歐文章《內戰?》:美國社會危機與內戰風險的深度剖析
早上收到讀者留言想看達利歐的《內戰》,之後打開信箱,正好就看到了領英的推送。(約稿之風漸盛......, 行吧,安排。)達利歐文章Civil War?《內戰?》: 美國社會危機與內戰風險的深度剖析當前,美國社會正面臨諸多挑戰,洛杉磯等地發生騷亂,總統川普派遣國民警衛隊進行鎮壓。這一幕如同瑞·達利歐(Ray Dalio)筆下所描述的劇本般上演。達利歐憑藉其豐富的全球宏觀投資經驗以及對歷史的深入研究,建構了一套獨特的分析範本,精準預測了全球局勢的動盪。本文將基於達利歐的最新文章,深入剖析他對當前美國社會危機的洞察以及內戰風險的警示,為讀者揭示潛在風險與應對策略,助力在動盪時代把握發展方向,避免陷入社會衝突與經濟困境的漩渦。達利歐其人與研究方法瑞·達利歐(Ray Dalio)是橋水基金的創始人、首席投資官導師以及董事會成員,擁有超過 50 年的全球宏觀投資經驗。他通過深入研究過去 500 年的歷史,建構了一套分析世界秩序變遷的範本。達利歐的研究方法具有跨學科的特點,他不僅關注經濟資料和市場動態,更從歷史周期的角度剖析社會、政治和經濟的演變規律。他將歷史事件歸納為一系列可循環的周期模式,如債務周期、政治周期和國際秩序周期等。文章核心觀點與內容概述Civil War? 《內戰?》(一)內戰的周期性規律達利歐在《應對變化的世界秩序的原則》一書中詳細闡述了內部秩序與無序的大周期,該周期分為六個階段,每個階段具有獨特特徵。他指出,當前美國正處於第五階段,即內戰前階段,這一階段的核心特徵是財務狀況惡化與社會衝突加劇。1. 財務狀況惡化達利歐強調,債務、貨幣和經濟活動是大周期中最重要的影響因素。當一個國家經歷了和平與繁榮的第三階段以及過度消費和墮落的第四階段後,必然會進入財務狀況惡化的第五階段。目前,美國聯邦政府和許多州、城市政府都面臨巨大赤字、債務以及財富差距問題。例如,聯準會大量印鈔購買政府債務,以維持政府支出,但這導致美元購買力下降。2. 社會衝突加劇在財務狀況惡化的背景下,不同階層之間的緊張關係達到頂點。達利歐認為,收入、財富和價值觀差距是引發社會衝突的關鍵因素。當經濟衝擊發生時,如金融危機、自然災害或戰爭,這些差距會引發社會動盪,甚至內戰或革命。當前,美國社會的分裂程度不斷加深,不同政治派別、種族和階層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二)美國當前面臨的內戰風險達利歐詳細分析了美國當前所面臨的內戰風險,從多個方面揭示了社會動盪的潛在因素。1. 財務狀況困境美國政府的財務狀況正面臨嚴峻挑戰。聯邦政府和許多州、城市政府都背負著巨額債務和財政赤字。例如,美國的國債規模不斷攀升,已達到歷史高位。這種財務困境使得政府在應對經濟衰退和社會危機時,可操作的財政空間極為有限。為了彌補財政缺口,政府不得不通過大量印鈔來購買債務,這進一步導致貨幣貶值和通貨膨脹,削弱了民眾的購買力。2. 財富與價值觀差距美國社會的財富分配極不平等,少數富人掌握著大量財富,而廣大中產階級和貧困人群則面臨生活困境。這種財富差距不僅體現在收入和資產上,還反映在教育、醫療、基礎設施和生活質量等方面。例如,美國東海岸和西海岸的富裕地區與中西部和南部的貧困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和社會福利存在巨大差異。同時,不同群體之間的價值觀差異也不斷擴大,導致社會凝聚力下降。一些群體倡導自由主義價值觀,強調個人自由和平等權利;而另一些群體則秉持傳統保守價值觀,強調家庭、宗教和社會秩序。這種價值觀的對立使得社會在許多關鍵問題上難以達成共識。3. 政治極化與民粹主義美國政治的極化現象日益嚴重,民主黨和共和黨之間的分歧加劇,導致政策制定和決策過程陷入僵局。在國會中,兩黨議員常常為了黨派利益而爭執不休,難以通過有效的立法。民粹主義領導人通過煽動民眾情緒,獲得了廣泛支援。這些領導人通常具有強烈的反精英色彩,聲稱代表普通民眾的利益。然而,他們的政策往往加劇社會分裂,引發不同政治派別之間的激烈對抗。例如,川普政府時期推行的移民政策和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引發了國內不同群體的強烈反應,加劇了社會的不穩定性。4. 社會秩序與法律體系的挑戰隨著社會衝突的加劇,美國的法律體系和執法機構面臨著巨大挑戰。抗議活動頻繁發生,部分地區甚至出現暴力衝突。執法機構在維護社會秩序時,既要保障公民的抗議權利,又要防止暴力行為的發生,這一平衡難以把握。例如,弗洛伊德事件引發的全國性抗議活動,暴露了美國社會在種族問題和執法公正性方面的深層次矛盾。當法律和秩序無法有效維護時,社會將陷入混亂,為內戰埋下隱患。(三)避免內戰的策略與建議儘管美國社會面臨著諸多內戰風險,但達利歐也提出了一些避免內戰的策略和建議。1. 促進經濟生產力與公平分配達利歐強調,社會的和平與繁榮取決於生產力的提升以及財富和資源的公平分配。政府應加大對教育、基礎設施和科研的投入,以提高全民的生產力和生活水平。例如,投資建設現代化的交通網路、提升教育質量、支援科技創新等,都可以為經濟發展注入新的動力。同時,稅收政策應更加公平,確保富人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通過合理的稅收制度,調節收入分配,縮小貧富差距。2. 加強社會凝聚力與對話為了緩解社會衝突,美國需要加強不同群體之間的對話與合作。政府、企業和社會組織應共同努力,促進跨階層、跨種族和跨文化的交流與理解。例如,開展社區活動、舉辦文化節日、推動志願者服務等,都可以增進不同群體之間的相互瞭解和信任。通過對話,各方可以尋求共同利益,減少誤解和偏見。3. 改革政治體制與決策機制達利歐認為,美國的政治體制需要進行改革,以提高決策效率和代表性。例如,可以考慮調整選舉制度,減少金錢對政治的影響,確保領導人能夠真正代表民眾的利益。同時,加強政治倫理建設,遏制腐敗和濫用權力現象。此外,改革立法程序,提高立法效率,使政府能夠更快地應對社會和經濟問題。啟示與思考達利歐的文章為我們提供了深刻的啟示。首先,我們必須認識到社會和經濟周期的客觀存在,這些周期如同自然界的潮汐般不可避免。在不同的周期階段,社會面臨著不同的挑戰和機遇。因此,我們需要具備敏銳的洞察力,及時識別所處的周期階段,並採取相應的應對策略。其次,財富和價值觀差距是引發社會衝突的重要根源。政府和社會應共同努力,通過合理的政策和制度安排,縮小貧富差距,促進社會公平。這不僅有助於維護社會穩定,還能激發社會的活力和創造力。最後,政治體制的改革和完善至關重要。一個高效、公正的政治體制能夠協調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的關係,避免社會分裂和衝突的加劇。同時,公民應積極參與政治過程,提高自身的政治素養和社會責任感,為建設更加美好的社會貢獻力量。 (晚筀筆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