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租上漲、看房排隊、學校擴容、基礎設施吃緊……這些日常生活中的壓力，正在把瑞士推向一場具有歷史意義的全民公投。6月中旬，瑞士選民將投票決定：是否為國家人口設定一個“硬性指標”，即到2050年前不得超過1000萬人。目前，瑞士人口約為910萬。按照提案設定，一旦人口在2050年前突破950萬，政府就必須啟動限制措施；若達到1000萬，則需動用“一切政策工具”壓縮人口規模。這包括收緊庇護與家庭團聚移民，甚至重新談判或終止與歐盟之間的人員自由流動協議。這項被稱為“可持續發展倡議”的提案，由瑞士最大黨派，右翼的瑞士人民黨推動。根據瑞士現行的制度，只要收集到10萬個有效簽名，就可觸發全國公投。該提案已達門檻，瑞士政府11日宣佈，將於6月中旬舉行投票。進入21世紀後，瑞士的人口變化確實顯著。自2000年以來，人口增長約25%，明顯高於多數鄰國。外國居民佔總人口27%，在歐洲處於較高水平。高工資、優質公共服務和穩定社會環境，使瑞士長期成為移民流入的目的地。僅去年一年，就新增超過18萬人。瑞士人民黨將其稱為“人口爆炸”，認為基礎設施不堪重負，環境承壓，住房成本持續上升。“一年湧入超過18萬人，必須採取行動，”該黨在競選中表示。近年來，歐洲多國因住房緊張、公共服務壓力與勞動力競爭問題，對移民政策的爭議加劇，主張限制移民的政黨支援度上升。不過，經濟界的擔憂同樣明確。瑞士經濟高度外向型，跨國企業眾多。雀巢、諾華、羅氏等公司長期依賴來自歐盟及歐洲自由貿易聯盟（EFTA）的專業人才。瑞士經濟聯合會將該提案稱為“製造混亂的倡議”，警告一旦實施人口硬上限，企業可能面臨用工短缺，甚至考慮外遷，進而影響稅收、創新能力和服務質量。該組織還指出，歐盟與EFTA勞動力對瑞士養老金體系的淨貢獻高於其領取的福利。若大幅限制移民，社會保障體系的財政壓力可能反而上升。此外，提案還可能影響瑞士與歐盟的制度性安排。去年，瑞士剛與歐盟達成一項新協議，旨在穩定並改善其進入歐盟單一市場的管道。若限制人員自由流動，相關協議可能面臨重新談判。瑞士聯邦委員會與議會均已建議投反對票，並警告該提案或危及經濟增長、關鍵條約，甚至影響瑞士參與申根區和都柏林體系。民意層面，結果仍充滿不確定性。LeeWas對超過1萬人的調查顯示，48%支援提案。民調機構索托莫研究所的兩次調查則顯示，60%的選民希望限制移民。不過，該機構專家邁克爾·海爾曼指出，許多公投在初期支援率較高，但隨著辯論深入，贊成比例往往下降。“我認為最終結果是五五開。”瑞士伯爾尼大學社會學教授克里斯蒂安·約普克指出，提案的支援基礎反映了真實存在的住房、學校與基礎設施壓力。但他同時警告，如果真的通過，影響可能“是災難性的”。 (鳳凰歐洲)

因移民與海關執法局(ICE)在1月連續“槍殺兩名美國公民”的暴力執法，美國兩黨對移民執法的分歧加劇，進而影響到對聯邦政府的撥款，政府因資金缺口陷入部分“停擺”。儘管川普近日已簽署撥款法案，但如何對ICE執法施加限制，仍決定該部門能否在兩周後繼續得到資金支援。作為川普重返白宮以來著力最多的部門，ICE的過度執法不僅揭開了美國移民治理的積弊，更暴露出川普施政的特定傾向。首篇分析文章指出，川普在助推ICE執法擴大化、暴力化的過程中，正突破總統權力的邊界。通過調整執法重點(由邊境擴大為工作場所、農場、大學校園和私人住宅)、增加資源投入(《大而美法案》法案承諾未來四年為移民執法和邊境安全提供約1700億美元資金，其中450億美元用於擴大ICE的拘留能力，300億美元用於招募ICE新特工)，以及整合其他聯邦機構(美國公民及移民服務局、聯邦調查局、緝毒局、聯邦監獄局、美國法警局、美國郵政檢查局以及酒精、菸草、火器和爆炸物管理局人員均被抽調)，川普實質上重組了聯邦政府的職權結構。由此便不難理解，外界批評ICE已成為川普“指那打那的私人軍隊”。次篇文章則分析了ICE這一重權部門扭曲的膨脹過程。為了達成川普設定的年驅逐百萬移民的目標，ICE已新招逾12000名特工。相對應的，招募年齡的下限從21歲降至18歲、並取消37歲上限，培訓周期從22周縮減至8周或47天(據稱該受訓時長是因川普是第47任總統)，5周的西班牙語培訓被取消轉而依靠手機翻譯軟體，培訓重點從對《移民與國籍法》的理解轉向了執法戰術與行動演練，而協助ICE工作的警員所受培訓由4周改為40小時的線上課程。作者指出，非常規的擴張使ICE的行動充斥著合法性危機，並借助“絕對豁免權”等對刑事司法系統的滲透，製造出了結構性的暴力體制。倘若將上述擴權重組的“實績”，與川普以改革“深層政府”為由向美官僚系統動刀作對照，那麼僅上任一年的川普的確擊穿了所謂美式民主的根基。美國移民與海關執法局(ICE)的移民遣返：川普如何重塑移民執法行動✪ Kaleah Haddock, Diana Roy 外交關係委員會自2025年重返白宮以來，川普已採取多項措施重塑移民政策和執法行動，以實現其競選承諾——執行“美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國內驅逐行動”。受這一意志的影響，美國政府開設了遣返航班，有時甚至將移民送往毫無關係的第三方國家。在美國國內，聯邦、州和地方官員被賦予了更多的執法權力。自2025年重返白宮以來，川普已採取多項措施重塑移民政策和執法行動，以實現其競選承諾——執行“美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國內驅逐行動”。受這一意志的影響，美國政府開設了遣返航班，有時甚至將移民送往毫無關係的第三方國家。在美國國內，聯邦、州和地方官員被賦予了更多的執法權力。然而，川普政府的做法引發了廣泛的憂慮。2026年1月，移民執法行動的爭議性進一步擴大，ICE（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特工在明尼阿波利斯分別槍殺了蕾妮·古德（Lynn Good）和亞歷克斯·普雷蒂（Jeffrey Pretti）兩名美國公民。槍擊事件引發了兩黨成員的廣泛抗議和批評，一些共和黨議員也呼籲調查與監督聯邦執法人員的行動。一些法律專家認為，對照歷史上的移民執法政策，以及川普對移民驅逐的加速推進，川普在實施其移民政策時，正試圖推動總統權力的極限擴張。而移民權益保護人士則警告，政府的激進手段侵蝕了對移民的正當保護。隨著2025年7月《大而美法案》的通過，政府預計在未來四年內投入近1700億美元用於移民執法，這引發了各界對川普政府移民政策的批評日益加劇。▍川普政府對移民執法的態度是什麼？自1876年起，移民執法就被認定為聯邦政府的職責。當年最高法院在“Chy Lung訴Freeman案”中裁定，聯邦政府——而非各州——擁有監管移民及管理外交關係的專屬權力。此後1891年的移民法案正式將移民執法權集中化。自今年1月起，川普政府更是將這一職權推向極致，在聯邦政府內部採取多部門協作的模式重新分配執法職責。美國移民委員會（AIC）政策主任Nayna Gupta指出：“我們目睹的是整個聯邦政府為支援大規模移民驅逐計畫而進行的實質性重組。”為了實現執法權力重組，川普政府採取了以下措施：宣佈美國南部邊境進入緊急狀態，授權在該地區採取軍事行動；擴大快速遣返程序，允許移民官員無需法庭聽證即可驅逐無證移民；啟動大規模遣返行動，動用數百架遣返航班；擴大多個機構的執行權限；下令在全美五十個州組建國土安全工作組打擊跨境犯罪；為ICE及其他機構增撥數百億美元資金，用於拘留和遣返行動。川普還擴大了移民執法的範圍，將所有無證移民都列為潛在的驅逐對象——這與以往歷屆政府的做法形成鮮明對比。在歐巴馬任內，驅逐對象主要針對有犯罪記錄者、近期非法入境者以及被認定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的人員。同樣，拜登政府也聚焦於被視為危害公共安全、邊境安全或國家安全的個人，並出台新規加速遣返有嚴重犯罪記錄或涉恐背景的庇護申請者。然而，Gupta等法律專家警告稱，川普近期重塑美國移民政策的舉措正在“突破總統權力的邊界”。她指出，“總統正向憲法及其他政府部門展示其權威，來彰顯白宮的權力手段”。而川普為證明移民驅逐合法性所援引的1798年《敵國僑民法》，是為了適用罕見的戰時情境，且鮮少使用。目前這一行為已遭遇重大的法律阻力，甚至需要最高法院介入裁決。而人權倡導者認為，此類法規可能侵犯移民的正當權利。▍ICE的作用是什麼？作為美國國土安全部最大的調查機構，ICE負責在美國境內執行一系列聯邦法律，主要涉及美國海關、移民和貿易相關法規。自川普上任以來，通過調整執法重點、增加資源投入以及整合其他聯邦機構，ICE的國內執法範圍被大大擴大了。專家指出，這標誌著美國移民執法策略正逐步擺脫以往以邊境為中心的模式。“如今不僅是ICE在進行移民執法，海關與邊境保護局也在美國境內開展行動，”移民政策研究所律師兼政策分析師Kathleen Bush-Joseph表示，“執法範圍正不斷擴大。”Kathleen Bush-Joseph還補充道，川普政府如今正將邊境執法政策和人員引入美國本土，這實質上逆轉了拜登政府時期的部分舉措——當時移民官員稱，他們在邊境不堪重負，不得不釋放非美國公民入境。2025年5月，國土安全顧問Stephen Miller證實，政府已設定每日逮捕三千名無證移民的配額。（國土安全部後來又稱不存在此類配額）據該機構統計，截至2026年1月初，近六萬九千人被關押在ICE拘留所。ICE拘留人數創歷史新高目前，移民執法行動已將工作場所、農場、大學校園和私人住宅列為重點目標。在去年9月發生的一起高調突襲行動中，佐治亞州薩凡納市現代電動汽車工廠近500名工人——其中多數為韓國籍——遭到拘留。此次行動引發了工會抗議，並動搖了美韓同盟關係。在某些情況下，ICE通過與州及地方官員合作，借助《移民與國籍法》第287(g)條，授權州及地方執法人員代行聯邦政府的移民執法職能。截至2026年1月，ICE已簽署覆蓋40個州的1300余份此類協議，較川普上任前的2024年12月的135份協議大幅增加。在執法層面，ICE擁有在公共場所無須法官簽發逮捕令即可拘捕和羈押民事移民違規者的廣泛權限。這一無令逮捕權僅適用於民事移民執法，ICE的刑事逮捕權則需遵循標準的刑事程序。儘管如此，專家指出ICE正不斷突破執法行動的邊界。拜登政府時期任ICE幕僚長的Jason Houser認為，當前的問題未必在於ICE的執法權限，而在於權力的行使方式。“他們的所作所為仍在現行法律的框架之內”，“但他們的執法方式卻暴露了他們對後果的漠視。”這一個月以來，多家媒體集中指控ICE執法人員對抗議者及被拘留者過度使用武力，但ICE對此否認了這一說法。1月7日，聯邦執法人員開槍打死美國女子古德後，引發全美多地對暴力執法的抗議。而1月24日，亞歷克斯·普雷蒂在抗議活動中被聯邦特工開槍擊斃，這是該市三周內第三起涉及ICE人員的槍擊事件。這不僅激起了美國的大規模抗議浪潮，連官員和地方當局也紛紛批評ICE的執法手段。普雷蒂遇害後數日，越來越多的眾議院共和黨議員呼籲對他的死亡進行深入調查，而參議院民主黨人則威脅稱，除非對移民執法實施新限制，否則將阻止對國土安全部撥款。聯邦官員同時向媒體透露，邊境巡邏隊局長Greg Bovino已被免職並調任他職。在1月29日，參議院民主黨人與共和黨及白宮達成協議，通過五項撥款法案為政府大部分部門提供資金，並為國土安全部提供為期兩周的臨時撥款。這項短期措施既為民主黨爭取了談判移民執法限制的時間，又避免了政府立即停擺。▍還有那些主要機構參與移民執法？海關與邊境保護局（CBP）。該機構主要負責在美國三百多個陸地、海港和機場入境口岸對旅客、貨物及運輸工具進行檢查和准入管理。邊境巡邏隊作為CBP的下屬機構，負責在美國陸海邊境口岸之間執行移民、海關及其他法律。然而在川普的第二任期，CBP在美國國內移民執法行動中扮演著日益重要的角色。2025年10月下旬，多家媒體報導稱，在政府設定的每日逮捕配額的壓力下，海關邊境保護局官員將接替ICE的數名外勤辦公室主任。批評者指出，考慮到邊境巡邏隊採用更激進的戰術，以及其在美國城市所部署的機構職能邊界模糊，此舉表明川普政府正採取更軍事化的國內執法策略。美國公民及移民服務局（USCIS）。該機構通常負責監管合法移民進入美國的事務，包括處理庇護申請、歸化申請及人道主義項目申請。去年9月，USCIS獲准招聘具備強化執法能力的特別探員，其職權包括“調查、逮捕並移交起訴”違反《美國移民法》的個人。2025年11月，兩名國民警衛隊成員在華盛頓特區遇害後，USCIS宣佈暫停處理庇護申請；涉案槍手為阿富汗籍，其庇護申請於去年早些時候獲批。國土安全部部長克里斯蒂·諾姆在社交媒體聲明，所有阿富汗的移民申請將“無限期暫停，待安全審查程序進一步完善”；而移民局局長則發文稱，該機構將重新審查向十九個“受關注國家”（包括阿富汗）公民簽發的綠卡。美國公民及移民服務局在後續聲明中稱，新指導方針允許在審查這些國家的移民申請時，考慮“特定國家的負面因素”。聯邦調查局。根據弗吉尼亞州民主黨參議員馬克·華納所獲得並與《衛報》分享的人事資料，在聯邦調查局約一萬三千名特工中，有23%的人員被分配到了移民執法部門。在遍佈全美的25個外勤辦公室中，這一比例攀升至近50%。川普政府還將移民執法權和責任授予了多個其他聯邦執法機構，包括緝毒局、聯邦監獄局、美國法警局、美國郵政檢查局以及酒精、菸草、火器和爆炸物管理局。拜登政府時期任ICE幕僚長的Jason Houser表示，這種聯邦執法部門的職權“融合”將“對公共安全及公眾對聯邦執法機構的信任產生長期影響。”參與移民執法的各政府機構▍川普的《大而美法案》將如何改變移民執法？2025年7月，川普簽署了《大而美法案》法案，其承諾未來四年為移民執法和邊境安全提供約1700億美元資金。這其中包括用450億美元擴大ICE的拘留能力，約300億美元用於招募ICE新特工，目標是在2025年底前再招聘一萬名執法人員，並用超過460億美元用建設邊境牆。儘管移民需求增加且移民訴訟案件積壓持續增加（截至2025年6月已近380萬件），但該法案仍將移民法官數量限制在800人以內。Bush-Joseph表示，這些舉措都可能導致移民執法體系扭曲地膨脹。《大而美法案》為移民執法提供逾1700億美元資金，覆蓋到2029財年專家表示，《大而美法案》中的某些條款將執法成本轉嫁給了移民。例如，該法案對臨時保護身份（Temporary Protected Status）——允許被認為不安全的移民暫時在美國生活和工作——以及庇護申請和人道主義假釋收取新增或更高的費用。這些上漲的費用可能會阻礙人們向美國尋求保護。還有批評者認為，該法案只強調了政府對執法的強化，而忽視了對移民體系的改革。在拜登政府時期任ICE幕僚長的Jason Houser看來，川普政府從未談過如何修復移民系統。ICE的擴張速度已經越界，還有那些補救措施？✪ Rashawn Ray, Gabriel R. Sanchez 布魯金斯學會自川普於2025年1月開啟第二個總統任期以來，ICE已遣返約54萬人。今年1月7日，一名ICE特工槍殺了一名美國公民。由於涉案者是ICE特工，美國聯邦檢察官辦公室宣稱擁有專屬管轄權，並阻止明尼蘇達州官員獲取案件證據。1月24日，另一名美國公民在一次ICE行動中身亡。 聯邦政府將此次槍擊描述為ICE執法人員的自衛行為，但多段媒體視訊似乎與該說法相矛盾，被害者當時手無寸鐵。目前關於案件的情況仍在調查中仍未明朗。有人或許會稱之為諷刺——喬治·弗洛伊德遇害的城市，恰是兩名白人公民在抗議所謂“敵對軍事政變”期間喪生的地方。我們卻不得不說，這些不幸的發生在很大程度上是有跡可循的。這段時間以來，許多城市都遭遇了ICE的突襲行動，包括華盛頓特區、孟菲斯、納什維爾、亞特蘭大、夏洛特、新奧爾良、德克薩斯州布朗斯維爾、拉斯維加斯、洛杉磯、費城、紐瓦克、波士頓、芝加哥、底特律、印第安納波利斯和明尼阿波利斯。多地報告稱，ICE存在過度使用武力的情況，同時也有美國公民因口音或外貌特徵被逮捕或拘留的情況，連美洲原住民也無法倖免。布魯金斯學會的研究已指出，ICE執法過程中的種族傾向會影響特定的移民群體。1月20日，一名正在申請庇護的5歲兒童從幼兒園回家時被移民局逮捕。校方認為，ICE將這位兒童當作“誘餌”，借此逮捕他的其他家人及社區居民。儘管川普政府聲稱其目標是犯罪分子，但三分之一被捕者並無犯罪記錄。在至少50起案件中，ICE被指控為了製造逮捕藉口主動砸碎了汽車車窗。2025年全年，共有32人在ICE羈押期間死亡。針對ICE的行動，明尼阿波利斯等城市湧現出數萬名抗議者走上街頭。▍絕對豁免權、聯邦權力與民權運動時代的迴響川普政府主張為ICE官員提供“絕對豁免權”，這將導致訴訟在調查取證階段前即被駁回。公眾對ICE的所作所為持不同看法：60%的美國人認為ICE存在過度使用武力的現象。相較於有限豁免權，絕對豁免權規避了對執法人員的問責，尤其在他們明知違反了相關法規時。社會學家和政治學家認為，ICE的行動充斥著合法性危機，並借助對刑事司法系統的滲透製造結構性的暴力體制。這意味著美國街頭正呈現出反烏托邦景象，其動盪程度堪比國家內亂。儘管執法部門過度使用武力的事件仍在發生（2025年警察致死人數超過1300人，儘管各地推行了遏制警察暴力和偏見的改革——這一數字僅次於2024年，創下近十年新高），但警方的暴力執法已常態化，甚至不再佔據新聞頭條。我們還看到，川普政府將國民警衛隊“聯邦化”，以後勤支援的形式支援聯邦執法行動。此舉遭到部分人士批評，他們認為川普政府違反了1878年的“治安官動員法”，該法案禁止動用軍隊介入國內執法任務。2025年12月，最高法院裁定聯邦政府不得將國民警衛隊用於常規執法。暴力加碼的後果是，參與國內行動的國民警衛隊成員也遭遇了暴力襲擊。感恩節當天，兩名國民警衛隊成員遭到了阿富汗籍公民的槍擊，一人去世，另一人正在恢復中。如今美國執法部門與普通居民之間的互動，令人聯想到民權運動時期那種動盪不安的氛圍。但當時執行任務的是國民警衛隊和地方警察，而不是ICE。這一關鍵性的不同使得當前的局勢與以往的民怨沸騰截然不同。本文作者桑切斯研究移民與政治數十年，他認為，ICE官員的行動及川普政府的言論已徹底顛覆美國的社會規範，其對美國社會造成的影響將更加深遠持久。▍如今如何招募ICE特工？ICE成立於2003年，是9·11恐怖襲擊後機構重組的成果。它隸屬於國土安全部。與向市長及縣行政長官（州級機構則向州長）負責的地方警察，以及主要向州長匯報的國民警衛隊（作為軍事力量）不同，ICE隸屬於聯邦機構，總統對其擁有更大的影響力。在過去，歷任總統主要部署邊境巡邏隊處理邊境移民違法行為，並借助國土安全部調查涉毒、人口販運等嚴重刑事案件。而川普則更傾向於調動ICE下屬的執法與遣返行動局（ERO），主動搜尋疑似非法居留的人員。此輪ICE行動的獨特之處在於其招募和培訓方式。得益於川普《大而美法案》中撥付的約1700億美元移民執法與邊境安全資金，ICE進行了大幅擴招。為了達成川普設定的年驅逐百萬移民目標，ICE需要在短期內實現人員規模的翻一番。為此，該機構提供5萬美元的簽約獎金及學生貸款豁免優惠，並將招募年齡下限從21歲降至18歲，同時取消了37歲的招聘年齡上限——這些年齡限制本是大多數聯邦執法機構為確保特工體能所設定的標準。自川普重新執政以來，ICE已新增招聘逾12,000名特工，總人數則突破了22,000人。但有報導稱，這一人數膨脹伴隨著選拔標準的放鬆：調查記者勞拉·賈迪德透露，她在參加ICE職業招聘會時僅耗時六分鐘便獲錄用，且不需要提供任何背景審查檔案。在即將出版的《削減政府規模：正確之道與錯誤之道》一書中，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Elaine Kamarck指出，ICE在招聘和人事管理方面面臨複雜性，其過度依賴其他機構參與移民執法任務。她援引卡托研究所的研究指出，ICE實際獲得了近1.7萬名非移民執法人員（含約1.45萬名聯邦刑事執法人員）的支援，將移民執法職能廣泛發包至多個機構。聯邦調查局特工被調派協助ICE，導致其本職的反恐工作進一步壓縮了人力和資源配備。緝毒局和菸酒槍炮及爆炸物管理局的特工也被調派協助遣返工作。川普政府還呼叫了約600名國防部律師，他們僅接受兩周培訓，就開始著手處理國土安全部積壓的大量移民案件。▍降低培訓標準ICE除了招聘做法存在爭議，以及過度調配其他執法機構的人員導致人手緊張外，縮短培訓周期同樣導致ICE面臨人員問題。ICE培訓學院的培訓周期已從22周縮減至8周或47天（據稱該受訓時長因川普是第47任總統而被選定）。此前強制要求的5周西班牙語培訓被取消，特工們被要求依賴手機軟體進行翻譯。培訓重點從對《移民與國籍法》的理解轉向了執法戰術與行動演練。而獲准協助ICE工作的警員，其線下培訓時長從4周改為，僅需完成40小時的線上課程。這種對招聘和培訓標準的降低令人擔憂。本文的共同作者Rashawn Ray曾擔任和平官員標準與培訓委員會（POST）委員，致力於幫助心理學家更準確地評估警員申請者的偏見傾向。他指出，過去幾年出現的一個普遍趨勢是，警力不足的警局越來越多地錄取了往年會被拒之門外的申請者。這些招聘難題由此引發一個緊迫問題：新招募的ICE執法人員究竟是誰？若他們接受的培訓少於以往卻被迅速部署到美國社區，其資質是否足夠？Ray研究執法領域逾十五年，曾培訓警員、協助開發執法虛擬現實訓練項目，並就警務問題在國會作證。在他看來，培訓不僅不應該倉促進行，還應該進一步加強。很顯然，缺乏訓練會導致失誤。而在執法工作中，失誤可能會害死人。▍立即減少暴力的措施需立即實施一系列措施以減少武力使用並改善決策過程。首先，應完善招聘標準。應將ICE特工的檔案與州級不當行為檔案進行交叉核查。此舉符合德克薩斯州的“流浪官員法”，旨在防止因不當行為被解僱或離職者再次進入執法部門工作。其次，應加強培訓力度。衝突降級培訓（如虛擬現實培訓）能提升在高風險情境下的溝通與決策能力。此類培訓可靈活部署於各類場景。第三，應強制推行干預義務。無論執法人員的所屬機構為何，均有責任阻止同僚過度使用武力。該建議與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局的跨機構干預政策相契合。第四，必須提高透明度。執法人員應佩戴隨身攝影機，使用帶有標識的公務車輛，禁止佩戴遮蓋面部的面罩。第五，應取消絕對豁免權，對聯邦執法人員的不當行為展開調查。還在其他提案和決議值得關注：立法者已開始討論包含上述部分建議的改革方案，例如要求執法人員提供急救措施（古德遇害時，ICE人員不允許現場醫生實施救治），或禁止在未完成全面背景調查前僱傭臨時執法人員。明尼蘇達州聯邦法官限制了ICE對和平抗議者實施報復的權限。部分讀者或許會質疑：這些難道不是現行法律早已規定的？這正是問題的關鍵所在。當前的發展態勢表明，根植於美國民主文化中的法律與文化規範已被徹底顛覆，以至於法官不得不重新闡明和強調憲法本就賦予的基本抗議權利。馬里蘭州正討論禁止曾在ICE任職的人員在本州從事執法工作。不過也有批評者指出，聯邦政府僱員在求職時不應遭受歧視。國會計畫於1月底前通過的國土安全部撥款法案要求該部門斥資2000萬美元為移民執法人員配備隨身攝影機，並要求加強執法人員在公共場合衝突降級處理的培訓。在槍擊案持續發酵後，越來越多的民主黨參議員表示將反對該法案，這給政府再次停擺提出了嚴峻考驗。總而言之，ICE面臨的指控正在升級，建立一個基於公平和尊重人權的體系變得至關重要，美國需努力採取更公正的移民執法方式。其最終目標應是同時保障兩項核心價值：國家安全，以及境內每個人的尊嚴與權利。 (文化縱橫)

近日，BBC中文發表長篇報導，聚焦英國收緊移民政策後，一批通過BNO簽證移英的港人陷入焦慮，部分人更直言“感覺被騙”“英國背棄了承諾”。報導中，不少受訪者將矛頭指向英國政府，認為當年推出“5+1”安排，如今卻提高語言與收入門檻，是對港人的不公對待。“英國背棄了承諾”“當初說好的5+1不算數”“感覺被騙了”。但這份“失望”，真的站得住腳嗎？一、先要說清楚：他們當年是為什麼走的不可否認，大多數通過BNO計畫移英的港人，並非單純為了教育、福利或生活體驗。他們之中相當一部分，是在2019年修例風波之後，基於對香港前景的極度悲觀判斷，甚至是對國家、對制度的明確不信任，選擇離開。當年的敘事非常清楚：香港“已死”法治“崩壞”留下就是“沒有未來”不少人是在強烈政治情緒下作出決定，而不是冷靜評估移民風險。二、英國當初給的，是“政策窗口”，不是“終身保險”2021年，英國推出BNO簽證計畫，向香港人打開了一道門——可以工作、生活、讀書，居住滿五年申請永久居留，再一年可入籍。英國推出BNO簽證，本質上是一項政治背景下的移民政策，而不是慈善項目。它從來不是寫進憲法、不可更改的永久承諾，而是在特定國際形勢、特定執政背景下的政策選擇。這一點，對任何有基本政治常識的人來說，都不難理解。但問題在於，一些移英港人選擇性忽略了這一現實，把政策當成“道義保證”，把政治表態當成“終身契約”。當英國國內經濟壓力上升、社會對移民反彈、政黨輪替之後，政策調整，幾乎是必然發生的事情。三、移民成本，本來就不該由“承諾”兜底但最難以認同的，是移英港人的這種心態—— “我已經來了，你就不能改規則。”現實是：沒有任何一個主權國家，會為了外來移民，凍結自己的政策調整空間。內地人移民美國、加拿大、澳洲，留學生、技術移民、投資移民，那一個不是面對隨時變化的門檻？為什麼輪到BNO港人，就變成了“背叛”？四、當年高喊“離開即自由”，如今卻要求“特殊照顧”還有一個無法迴避的矛盾：當年，一些移英港人極力與香港、與中國切割，強調“價值不同”“道路不同”，甚至公開貶低仍選擇留下的人。而現在，在英國政策收緊時，卻要求被當成“特殊群體”“道德責任對象”。這本身就構成一種諷刺。你既然強調自己是“主動選擇離開”，那就也應承擔“選擇之後的全部風險”。從內地或留港人的角度看，BNO港人的現狀，更像是政治判斷失誤後的現實回饋。他們賭的是：英國長期歡迎政策不會改變自己會被“照顧到底”而現實告訴他們：移民世界裡，從來沒有穩賺不賠。結語：世界沒有義務，為你的選擇兜底今天的困境，未必是英國“反悔”，而是一些人高估了政治口號，低估了國家利益。對仍然留在香港、或身處內地的人來說，這件事反而提醒了一點：把人生押在別國政策和政治情緒上，本身就是一種高風險行為。世界在變，政策在變，唯一不該變的，是對自己選擇後果的清醒認知。 (點知香港)

移民執法人員槍殺兩名美國公民事件持續發酵，川普最新表態美國移民與海關執法局人員上月在明尼蘇達州明尼阿波利斯市接連槍殺兩名美國公民蕾恩·古德和亞歷克斯·普雷蒂。據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報導，在上述事件發生後，美國總統川普當地時間2月4日在接受該媒體採訪時表示，他認為其政府在移民執法行動中可以採取“更溫和的方式”。NBC稱，這番言論反映出，在全美對槍擊事件的憤怒情緒不斷髮酵的背景下，川普正持續調整措辭。川普4日接受NBC採訪。圖為採訪視訊截圖“我意識到，也許我們可以採取更溫和的方式，但仍然必須保持強硬。”川普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接受NBC採訪時表示，“我們面對的是非常凶惡的罪犯。不過你看，我已經聯絡過相關人士了，我聯絡了州長，聯絡了市長，和他們談過了，交流得很順利。可接著我又看到他們在外面大肆抨擊，簡直就像根本沒聯絡過似的。”NBC提到，美國政府邊境事務主管湯姆·霍曼4日早些時候宣佈，將立即從明尼蘇達州撤離700名聯邦執法人員。川普確認這一決定出自他本人。據瞭解，在美國聯邦執法人員先後開槍打死古德和普雷蒂後，當地緊張局勢升級，聯邦政府與地方政府衝突加劇。川普1月26日宣佈派霍曼前往明尼蘇達州接管當地聯邦執法行動。霍曼日前表示，計畫減少在明尼蘇達州的聯邦執法人員數量，前提是該州和地方政府官員必須“配合”。 (環球網)

在美國紐約接連傳出移民在報到時遭拘捕的消息後，不少正等待上庭的華裔移民開始重新評估自身處境，過去多年努力等待結果的信心，如今在不確定性的籠罩下開始動搖。紐約市多名華人坦言，他們已開始考慮放棄庇護程序，甚至希望能提前回中國，避免長期陷於未知與風險之中。在美國紐約接連傳出移民在報到時遭拘捕的消息後，不少正等待上庭的華裔移民開始考慮放棄庇護提前回中國。圖為美國紐約唐人街。 資料圖片早前一名在法拉盛理髮店工作的劉姓男子，在按時向移民及海關執法局(ICE)報到時遭拘捕，引起社區震動。同時，居民也陸續聽聞手機店、維修店、按摩業等行業的移民在報到時遇到類似情況，使社區討論日益集中在「是否仍應繼續按時報到」的問題上。在法拉盛中心區域，多間小商家都表示，近來店內員工心情明顯更緊繃，不少人開始提前詢問律師，或請假觀望狀況。一名手機維修店老闆說，「以前大家就是等上庭，心裏覺得有個方向。現在員工都在問我，他們是否該改變計劃。」反思「繼續等待是否還值得」不確定性帶來的壓力，最直接落在庇護申請者身上，多名受訪者表示，他們過去花多年時間排隊、按時報到、準備聽證，但近期情勢讓他們開始懷疑「繼續等待是否還值得」。有店主透露，他的朋友已詢問律師，是否能辦理提前回中國的程序，「要不然可能被送到其他國家。」在社區持續蔓延的焦慮情緒下，聯邦眾議員孟昭文近日就劉姓男子案件發表回應。她表示，許多遭拘留的人並非暴力罪犯或危險人士，而是在社區努力工作、融入當地、依循程序生活的家庭成員，「拘留與遣返這些人，並不能提升公共安全」。她特別強調，劉姓男子是父親與丈夫，無犯罪紀錄，一直為皇后區和城市付出。美國國內不確定性日益加劇之際，愈來愈多美國人積極申請第二本護照，將雙重國籍視為分散地緣政治風險、降低生活成本的備選方案。圖為美國警方在洛杉磯市中心，拘捕一名試圖堵塞聯邦大樓車庫入口的示威者。  資料圖片旅美3年如活死人 華人決定回鄉一名在美華人近期在社媒上發文，表示將啟動回國倒數，坦言這不是衝動決定，而是過去一年生活與工作連番變動後的深思結果。他自述在美國工作3年，面臨社交圈狹窄、公司組織頻繁調整、H-1B身份不穩定等壓力，心理長期低迷，「像活死人一般沒有社交」，近半年更出現生理時鐘紊亂、凌晨三四點入睡、白天對任何事物失去期待、連吃飯都提不起興致的狀態，因此希望透過回中國重新融入熟悉環境、返鄉回到朋友與家人身邊，找回原本的自己。過想要生活 認清追求目標網民「伽利略略略略」回顧當初留美動機，可能源於拿到工作回聘、薪資亮眼的吸引，但實際並未過上想要的生活。他與父母多次討論後，父親提醒他思考5年、10年後想要的樣子。他最終認清自己追求的是與伴侶自由快樂生活、親友可隨時相聚的日常幸福。對於外界所說「回來肯定不適應」等聲音，他回應稱只是選擇適合自己的生活方式，認為人生有無數次試錯，會先回國一趟，再作下一步打算。該篇帖文引發大量共鳴與辯論。有網民認為關鍵在個人能力與心態，提醒「換地方是工作不是人生重開」，回國未必能解決低活躍狀態。另一派分享親身經歷為回國背書，包含朋友更多、美食與生活便利提升等。有長居海外者直言疫情後在美不快樂，回國後雖收入略降，但生活品質倍增，也有人認為若綠卡遙遙無期，回國是現實選項。非法移民紛變賣家產匯款回國於擔心隨時可能被遣返，美國很多非法移民正紛紛向原籍國匯款。數據顯示，美國往國外匯款激增，數十億美元正流入拉丁美洲一些最脆弱的經濟體。一些人甚至變賣家產、取出銀行所有積蓄，匯款給家人。據《新聞周刊》報導，隨着愈發嚴格的移民政策，僅數月時間，美國已驅逐約200萬名非法移民。在一家餐廳工作的非法移民凱文一直增加匯款金額，因永遠不知道明天會發生什麼。去年美向拉美匯款料達1.25兆據金融科技公司PYMNTS的數據顯示，去年美國匯往拉丁美洲的匯款預計達1,610億美元，較2024年增長8%，以洪都拉斯的匯款額增幅最大，僅2025年頭8個月便已增加25%。對南美很多國家來說，海外匯款就是家庭收入的最大來源。聯邦移民及海關執法局(ICE)的執法行動，遍及農場、餐廳、教堂、學校甚至醫院。突襲頻率增加，讓大量非法移民前所未有地恐慌，擔心隨時可能會被驅逐。在這大環境下，很多人加快對外轉移資金，確保家人能在自己失去收入來源前獲得保障。美洲對話組織移民、匯款和發展項目主任奧羅斯科表示，「一旦被驅逐出境，回到家鄉，他們就無法繼續匯款。」他指出，從美國匯出的單筆平均金額，已從300美元升至400美元，但這情況不太可能在2026年持續，因移民匯出的平均金額若再增加，很可能超過他們的收入。還有非法移民選擇一次性大額匯款，以規避日益增加的匯款成本與稅費。 (香港文匯報)

據央視新聞消息，當地時間1月30日，美國多地舉行示威遊行活動，抗議川普政府暴力移民執法。活動組織者說，包括紐約和洛杉磯在內的至少300座城市舉行了抗議活動。△1月30日，美國明尼蘇達州明尼阿波利斯市一處抗議活動現場據瞭解，明尼蘇達州明尼阿波利斯市爆發一連串抗議示威活動。數千人聚集在明尼阿波利斯市中心進行示威，他們高呼“誰的街道？我們的街道”“海關與邊境保護局立刻離開”等口號，要求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等聯邦機構人員撤離。此前，美國反對川普政府暴力移民執法的抗議組織發佈聲明，呼籲民眾參加30日舉行的“全國停擺”活動，用“不上班、不上學、不購物”方式抗議川普政府暴力移民執法以及聯邦執法人員在明尼阿波利斯市射殺兩名美國公民古德和普雷蒂。一些音樂人在明尼阿波利斯市中心舉行義演，支援古德和普雷蒂的家庭。美國歌手布魯斯·斯普林斯廷演唱了他的新歌《明尼阿波利斯的街道》，引爆全場。這首歌曲把明尼阿波利斯描繪為“一座燃燒的城市，在火與冰之間掙扎”，迅速激起美國輿論強烈迴響。在美國第一大城市紐約，約7000人在市政廳附近的露天廣場聚集，隨後在街道上行進示威。△1月30日，美國洛杉磯一處抗議活動現場在美國西部第一大城市洛杉磯，市政廳前聚集的示威者逐漸增加至數千人。示威者蕾切爾·埃爾德帶著兒子參加抗議活動，她說自己被聯邦執法機構的“殺戮”所震驚。另外一名抗議者格雷格·丹納表示：“我來參加示威，是因為感覺自己已經不再認識這個國家。”一些示威者在洛杉磯市中心的聯邦拘留中心大樓外與警察發生衝突。洛杉磯警察局發佈全市性的戰術警報，命令所有警員在崗待命。據悉，美國多地大量商業機構參加罷市活動，或以募捐等形式表達對反暴力移民執法的支援。不少地方的學生參加罷課示威，僅在洛杉磯縣長灘市就有約3000名初高中生參加走出校園的抗議活動。在科羅拉多、亞利桑那等州，一些學校預計會有大量學生缺課，此前已宣佈取消30日的課程。 (長江雲新聞)

MAGA’s War on Empathy明尼亞波里斯危機揭示了川普運動核心深處的道德腐朽。作者：希拉蕊·羅登·柯林頓（Hillary Rodham Clinton），前美國參議員、國務卿，首位獲得主要政黨總統候選人提名的女性。著有《發生了什麼》（What Happened）。Pedro Cano / Stefano Baldini / Bridgeman Images2026年1月29日，美國東部時間下午2:22當我第一次看到明尼亞波里斯退伍軍人事務部醫院重症監護室護士亞歷克斯·普雷蒂（Alex Pretti）被槍殺的視訊時，我立刻想到了“好撒瑪利亞人”的寓言。聯邦特工在普雷蒂試圖幫助一名被他們推倒在地並噴灑胡椒噴霧的女性後，開槍將他射殺。耶穌教導我們：“要愛人如己，幫助有需要的人。”他說：“你這樣行，就必得永生。”但在唐納德·川普的美國，卻不是如此。美國人如今親眼目睹了川普總統濫用權力、漠視憲法所付出的代價。聯邦特工槍殺普雷蒂與蕾妮·古德（Renee Good）的視訊，揭穿了川普政府官員迅速污衊受害者為“國內恐怖分子”的謊言。即便是那些早已習慣川普種種越界行為的美國人，也被這些殺戮事件以及政府反射性地殘忍且不誠實的回應所震撼。這場危機還揭示了川普“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運動核心深處更深層的道德腐朽。無論你對移民政策持何種立場，一個有良知的人怎能為明尼蘇達州受害者所遭受的冷漠與缺乏共情而辯解？又怎能無視那些家庭因恐懼而四散藏匿、孩子被迫與父母分離、甚至不敢去上學的慘狀？在MAGA信眾看來，“共情是軟弱，殘酷才是強大”已成信條。川普及其盟友相信，對待他人越不人道，就越能製造恐懼。這正是他們向明尼蘇達州、緬因州等藍州大規模部署全副武裝聯邦力量的目的——上演最危險的街頭政治戲劇。相比之下，包括喬·拜登、巴拉克·歐巴馬、喬治·W·布什和比爾·柯林頓在內的其他近代總統，都曾在未將美國城市變成戰場、也未公開展示將兒童關進籠子的情況下，成功驅逐了數百萬無證移民。正如《大西洋月刊》的亞當·瑟韋爾（Adam Serwer）在川普第一任期內那句令人難忘的話：“殘酷本身就是目的。”這種野蠻不是失誤，而是刻意為之。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瑟韋爾最近在本刊指出，明尼蘇達人採取了一種可稱之為“鄰里主義”（neighborism）的態度——即無論對方是誰、來自何方，都致力於保護身邊的人。在我聽來，這再基督教不過了。對殘酷的頌揚與對共情的拒斥，不僅塑造了川普政府的政策，更深深植根於川普本人的性格與世界觀之中。這也成為一批極右翼“基督教網紅”發動“反共情戰爭”的集結號。他們扭曲的運動，為川普個人的不道德及其政府的殘酷提供了正當化依據；邊緣化了那些秉持傳統價值觀、卻與川普行為和議程相衝突的主流宗教領袖；更可能為一種極端的“基督教民族主義”鋪平道路——這種意識形態企圖以神權取代民主，將美國變為政教合一的國家。對尊嚴、仁慈與共情等基督教基本價值的拒斥，並非始於明尼蘇達危機。早在川普第二任期伊始，這種基調便已定下。去年1月宣誓就職次日，川普出席了華盛頓國家座堂的祈禱儀式。華盛頓聖公會主教瑪麗安·埃德加·巴德（Mariann Edgar Budde）在講道中直接對新總統說：“奉我們上帝之名，我懇請你憐憫此刻正感到恐懼的國民。”她談及移民家庭的孩子害怕父母被帶走、逃離迫害的難民，以及擔心生命安全的年輕LGBTQ群體。這是一次真誠的呼籲，充滿了耶穌所教導的那種對鄰人乃至陌生人的愛與慷慨。然而，巴德主教立即遭到猛烈攻擊。一位共和黨眾議員稱她“應被列入驅逐名單”。牧師兼網紅本·加勒特（Ben Garrett）警告其追隨者：“這條毒蛇是上帝的敵人，也是你的敵人。她憎恨上帝及其子民。你必須以正確的仇恨回應。”右翼基督教播客主持人艾莉·貝絲·斯塔基（Allie Beth Stuckey）則稱這場講道是“有毒的共情，完全違背上帝之道，支援史上最邪惡、最具破壞性的思想。”“有毒的共情”！多麼自相矛盾的詞組。我不知道這反映的是道德盲目還是道德破產，但無論如何都令人震驚。這絕非我在主日學所學的內容，也絕非我對《聖經》的理解，更不是我相信耶穌在世上短暫一生所傳講的教義。是的，我上過主日學。事實上，我母親曾在伊利諾伊州帕克里奇的衛理公會教堂教授主日學。成年後，我也偶爾在阿肯色州小岩城的教會授課。有些人——比如那位曾稱我為“敵基督者”的共和黨眾議員——或許會覺得這很意外。（當我質問他時，他含糊其辭地說自己並非那個意思。後來川普卻任命他入閣。）我從不習慣高調宣揚自己的信仰，但這並不意味著信仰對我無關緊要。恰恰相反：我的信仰支撐我、指引我、拯救我、責備我、挑戰我。若沒有它，我不知道自己會成為誰，又會走向何方。因此，我絕非置身事外的旁觀者。我相信，像我這樣的基督徒——以及更廣泛的信眾——有責任站出來，反對那些利用宗教分裂社會、破壞民主的極端分子。就連已故教皇方濟各這樣重量級的宗教權威，也曾公開譴責川普政府對共情的戰爭。當副總統范斯（Vance）聲稱基督徒應吝嗇施愛，優先照顧親近之人而非陌生人時，教皇予以駁斥：“基督徒之愛並非一種由近及遠、逐步擴展利益圈的過程。”他敦促所有人重讀“好撒瑪利亞人”的故事。傳統基督教道德與川普式非道德之間的對比，在去年9月遇刺身亡的MAGA活動家查理·柯克（Charlie Kirk）追思會上尤為鮮明。柯克的遺孀埃麗卡（Erika）公開寬恕了殺害丈夫的凶手：“我寬恕他，因為這是基督所做的。仇恨的答案不是仇恨。我們從福音書中知道，答案永遠是愛。”這讓我想起2015年南卡羅來納州查爾斯頓“母親以馬內利”教堂大屠殺遇難者家屬。當時，一名白人青年為挑起種族戰爭，在晚間查經班槍殺了九名黑人信徒。幾天後在法庭上，悲痛的父母與兄弟姐妹逐一站起來對凶手說：“我寬恕你。”然而，川普並未被埃麗卡·柯克的恩典所感動，反而拒絕效仿。“我恨我的對手，我不希望他們好，”他宣稱。他不會寬恕敵人。“抱歉，埃麗卡，”他說。這完全背離了“要愛你們的仇敵，善待恨你們的人，為逼迫你們的禱告”的教導。在如此領導之下，難怪一項調查顯示：如今有四分之一的共和黨人、近40%的基督教民族主義者認同“共情是一種危險的情緒，會削弱我們建立以上帝真理為指導的社會的能力”。MAGA拒絕耶穌“愛人如己”的教導，也拒絕關懷“最後的、最小的、迷失的”群體。它只承認一場所有人對所有人的零和戰爭。從海湖莊園的露台上看，世界或許金光閃閃，但MAGA的視野本質上是恐懼與貧瘠的。它眼中只有復仇、蔑視與羞辱，無法想像慷慨或團結。整場運動還瀰漫著幾乎毫不掩飾的厭女情緒。極端主義牧師喬·裡格尼（Joe Rigney）寫了一本名為《領導力與共情之罪》的書。他是頗具影響力的基督教民族主義者道格拉斯·威爾遜（Douglas Wilson）的盟友——後者認為賦予女性投票權是個錯誤，並主張將美國變為神權國家。（皮特·赫格塞斯（Pete Hegseth）是威爾遜的狂熱粉絲，這會讓你驚訝嗎？）裡格尼宣稱，巴德主教對憐憫的呼籲“提醒我們：女權主義是一種癌症，助長了‘覺醒時代’中以共情操控和受害者敘事荼毒我們的政治。”“狡詐女性的操控”是自亞當夏娃以來的老套厭女論調，但如今有了醜陋的新變體：過去女性以罪惡誘惑男性，如今最大的恐懼卻是女性以美德誘惑男性。基督教民族主義——即相信上帝呼召特定基督徒掌控美國生活的方方面面，政教無需分離——如今在川普的華盛頓日益得勢。眾議院議長、路易斯安那州共和黨人邁克·約翰遜（Mike Johnson）在其國會山辦公室外懸掛一面近年來被基督教民族主義者追捧的歷史旗幟。這面旗幟曾在2021年1月6日被暴亂者攜帶，也曾出現在最高法院大法官塞繆爾·阿利托（Samuel Alito）夫婦度假屋的旗杆上。作為美國主流教會最大跨教派組織的全國教會理事會（National Council of Churches）早已警示基督教民族主義的危險。該理事會在2021年聲明中指出：“在這場對政治權力的追逐中，基督教的謙卑精神與上帝愛全人類的資訊一同失落了。”《聖經》的核心故事講述了一個曾身為異鄉人、受壓迫者的民族，如何承諾歡迎陌生人、捍衛受壓迫者；而基督教民族主義敘事卻排斥陌生人，並將受壓迫者視為罪有應得。這正是艾莉·貝絲·斯塔基所痛恨的主流基督教觀點。這位自稱代表基督教女性聲音、著有《有毒的共情》一書的網紅，在社交媒體擁有超百萬粉絲。在生活瑣碎與妖魔化試管嬰兒治療之間，她警告女性不要聽從自己柔軟的內心。這位MAGA道德委員專門針對其他福音派信徒，警告他們的共情使自己易受操控。也許他們意識到一個無證移民家庭的人性，認為大規模驅逐已走過頭；或是在心中為被迫足月分娩的強姦倖存少女留出空間，開始質疑全面禁止墮胎的智慧與道德。在斯塔基看來，這一切都是“有毒”的。這些“不愛鄰舍”的基督徒在反共情戰爭中擁有強大盟友。矽谷的技術威權主義者與社會達爾文主義者聲稱，共情是軟弱的表現，對文明而言是“自殺式”的，因為它妨礙了無情的野心與效率。這群人一邊忙著開發他們自己都承認可能某天毀滅人類的人工智慧系統，一邊卻大談文明存亡，實在諷刺至極。而這些億萬富翁還將批評者與自由派貶為“NPC”（非玩家角色）——一個電子遊戲中指代非人類的術語。一旦你這樣看待他人，又怎會關心理解或幫助他們？他們或許自認是房間裡最聰明的人，但在此事上大錯特錯。共情不會摧毀文明；恰恰相反，它或許正是拯救文明的關鍵。我們可以辯論政策，可以探討神學，但若放棄共情，我們就放棄了真正攜手解決問題的任何可能。共情不會壓倒批判性思維，也不會模糊道德判斷；它讓我們看清道德的複雜性。它不是軟弱的標誌，而是力量的源泉。那些一心奔向火星、把其餘人拋在身後的富豪們或許難以理解這一點，但基督徒理應更清醒。我們不必回溯太遠就能找到榜樣。儘管我在許多問題上與喬治·W·布什總統意見相左，但我敬佩他真誠倡導的“富有同情心的保守主義”。最有力的證明莫過於“總統艾滋病緊急救援計畫”（PEPFAR）——這項仁愛使命幫助挽救了約2600萬人的生命，堪稱公共衛生奇蹟。該項目最熱情的倡導者中，就有許多受耶穌“醫治病人、喂養飢餓者”教導激勵的福音派基督徒。然而，這並未阻止川普政府大幅削減PEPFAR及其他全球救生援助。專家預測，到2030年，此舉可能導致1400萬人死亡——包括數百萬兒童。早期宗教右翼領袖中也不乏殘酷與煽動者。在我初入政壇時，我們面對的是兜售宗教的電視布道家，而非如今社交媒體上的“蛇油販子”，但本質相同：利用宗教牟利並推行極端政治議程。1980年代，傑瑞·福爾韋爾（Jerry Falwell）、安妮塔·布萊恩特（Anita Bryant）等右翼煽動者宣稱艾滋病是上帝對同性戀者的懲罰。這類非人化、反基督教的言論比比皆是。這些反動宗教勢力發起長達數十年的反女權、反同性戀權利運動，助推共和黨走向反民主之路。如今公然崛起的基督教民族主義者，正是他們的遺產。但今日所見似乎有所不同——也更加危險。在我們的政治中，“誰值得被共情”以及由此衍生的權利與尊重，始終充滿爭議。但此前從未有任何主要美國政治運動認真提出：共情與同情本身值得懷疑。近幾十年來主流基督教聲音的衰落，為極端意識形態者和挑釁者創造了真空。天主教會與老牌主流新教宗派因醜聞與分裂而削弱，信徒人數持續下降。隨著自認基督徒的美國人比例降至歷史新低，全國教會理事會預計未來幾年全美將有多達10萬座教堂關閉，主要是衛理公會、長老會和路德宗等主流教派。看到我所屬的聯合衛理公會因同性戀權利問題而分裂，令我深感痛心。許多美國保守派教會脫離總會，與非洲等地的傳統派教會聯合成立了一個更排他的新教會。其他宗派也面臨類似困境。這一切為道格拉斯·威爾遜的“改革宗福音派教會團契”（Communion of Reformed Evangelical Churches）等新興勢力騰出了空間——這個日益壯大的網路已擁有150多個基督教民族主義教會。另一個因素就是川普本人。沒人會誤以為他是虔誠基督徒或有道德信仰之人。但他的腐敗不僅是個人問題——它污染了他所觸及的一切，包括他的基督教支持者。普遍看法認為，川普只是大聲說出別人私下所想，其直白的偏見讓人們得以擺脫“政治正確”與“覺醒虔誠”的束縛。這或許部分屬實。他確實激發出人們最壞的一面。但不僅如此，他使人變得更糟。殘酷與醜惡具有傳染性。當它們成為常態，所有人都將受害。不妨對位元朗普與里根——兩位深受宗教右翼愛戴的總統。里根描繪了一個樂觀、陽光、包容的美國願景，稱之為“山巔之城”。儘管其政策常與言辭不符，但自我敘述的故事至關重要——它們塑造國家敘事與共享道德框架。相比之下，川普的故事黑暗而憤怒，充斥著街頭“美國浩劫”的意象。他的政治運動及其版本的基督教自然也黑暗而憤怒。里根培育了一種獨特的美國神話：樸實的牛仔在牧場勞作，挺身反抗暴政。而川普——尤其在第二任期——則將自己塑造成鍍金的凱撒，與美國理想背道而馳。我們看到的不是華盛頓的正直，而是卡利古拉的墮落；不是林肯的謙卑，而是尼祿的殘暴。你或許以為虔誠基督徒會看出支援一個妄圖成為羅馬皇帝的人是多麼諷刺，但個人崇拜的本質正是讓你盲目而恐懼。最後，我確信社交媒體特有的惡劣動態加劇了所有這些趨勢。我們對演算法的沉迷使社會更加孤獨、焦慮與刻薄。TikTok、埃隆·馬斯克的X等平台獎勵極端主義，邊緣化溫和立場；助長負面情緒，壓制積極內容。共情無法驅動使用者參與度，因此毫無價值。1980年代，尼爾·波茲曼（Neil Postman）的《娛樂至死》令我印象深刻。他在書中論證電視正在腐蝕美國社會與民主，哀嘆宗教與政治如何淪為膚淺娛樂，公眾因分心而喪失清晰思考與理性辯論的能力。如今，波茲曼的警告顯得驚人地先知。他指出：“每種媒介，如同語言本身，通過提供新的思想、表達與感知取向，創造出獨特的論述模式。”如今，社交媒體——尤其是短格式、演算法驅動的視訊——已主導世界，我們必須認清這一媒介如何塑造我們的文化。社交媒體助推極右政治絕非偶然，該媒介的設計本就鼓勵尖酸刻薄與本能反應，而非深思熟慮的對話。它為虛假資訊提供沃土，卻對嚴肅新聞與辯論極不友好。文化評論家已開始警告：我們正面臨淪為“後識字社會”的風險。自智慧型手機問世以來，西方世界閱讀與數學成績持續下滑。人們擔憂，隨著越來越少人閱讀書籍與報紙，我們將喪失處理複雜思想與論證的能力，更易受宣傳蠱惑——借用波茲曼的話說，我們將“滑動螢幕直至滅亡”。有充分理由相信，“後識字社會”也將是“後道德社會”。我們已有基督教網紅宣稱共情是罪；我們有一位厭惡公民美德的總統；美國人花無數小時在社交媒體上，卻比記憶中任何時候都更孤獨、憤怒、互不信任。我們能做什麼？一個良好起點是效仿那些勇敢站出來反對川普政府濫權的信仰領袖。1月23日，約100名神職人員在明尼亞波里斯機場抗議驅逐航班時被捕。他們在刺骨嚴寒中祈禱、唱詩，直至警方將其帶走。更多人已分散至全城，支援抗議者並幫助有需要的移民家庭。去年11月，美國天主教主教會議罕見發佈特別聲明，譴責“不分青紅皂白的大規模驅逐”與“對移民的污名化”。美國主教們如此統一發聲實屬罕見（上次是在2013年），但他們表示：“在此環境下，我們感到必須為上帝賦予的人類尊嚴發聲。”我希望全國各地對不道德政府與極端政治右翼深感震驚的基層信仰領袖也能發出自己的聲音。一些人因恐懼而沉默是可以理解的——像斯塔基這樣的網紅正狂熱監控任何偏離黨派路線的言行。但“向權勢說真話”自始便是基督教傳統的一部分。若我們能聽到這些聲音，基督教社群乃至整個國家都將更強大、更健康。我們還需在政治層面爭奪這一陣地。如果MAGA共和黨人放棄同情與社群等傳統美德，民主黨就有機會填補這一空白。明尼蘇達的暴力越權事件或許為接觸尋求替代方案的新受眾提供了契機。許多長期支援共和黨的福音派基督徒已對川普的貪婪與殘酷感到反感。甚至一些共和黨領導人也開始質疑政府瘋狂的移民鎮壓行動。民主黨需要搭建一個包容信仰人士的大帳篷，即使我們在某些議題上存在分歧。別忘了，自由派基督教有著悠久而輝煌的歷史。進步信仰人士幾乎引領了每一場重大社會運動。想想馬丁·路德·金博士與亞伯拉罕·約書亞·赫舍爾拉比（Rabbi Abraham Joshua Heschel）在塞爾瑪並肩遊行的身影——這正是我們應努力重拾的精神。事實上，僅“歡迎”還不夠。民主黨應主動接觸信仰群體，努力贏得他們的信任與選票。已有數十位自由派神職人員報名參選2026年中期選舉，這是鼓舞人心的跡象。這並不意味著民主黨應放棄對自由、正義與全民平等的承諾，或減弱為我們信念奮鬥的力度。我們應敞開心扉傾聽，勇於談論我們的價值觀。我知道共情並不容易。但基督教本身也不易。當耶穌呼召我們“有人打你右臉，連左臉也轉過來由他打”、“為逼迫你們的禱告”時，本就意在艱難。我們失敗多於成功——因為我們是人——但操練在於不斷嘗試。尤其困難的是對那些我們強烈反對的人產生共情。我自己也常為此掙扎。你或許記得，我曾將半數川普支持者稱為“一籃子可悲之人”（basket of deplorables）。我當時指的是那些被種族主義、性別歧視、恐同、排外、伊斯蘭恐懼症等吸引的人。“其中一些人無可救藥，”我說。我至今仍認為，不容忍與仇恨是可悲的；污衊和平抗議者並為其被殺叫好是可悲的；因父母無證身份而恐嚇兒童更是可悲的。但作為基督徒，我也渴望看到每個人內在的良善，相信人人都有機會獲得救贖，無論希望多麼渺茫。當我目睹明尼蘇達發生的暴行時，我會自問：我真的能對那些執意非人化他人的人產生共情嗎？老實說，我還不確定。我仍在努力。我相信我們的心足夠寬廣，能同時容納兩種真相：我們既能看見最惡劣之人身上的人性，也能堅決抵抗暴政與壓迫；我們能堅定立場，卻不效仿對手的殘酷。這是美國的黑暗時刻。要重燃光明，我們必須拒絕殘酷與腐敗。要變得強大，我們需要更多共情，而非更少。 (邸報)

在監獄私營，收支混合的背景下，ICE乃至整個美國的監獄體系，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一個“百萬漕工衣食所繫”的利益團體。在之前的文章中，我提到，美國移民和海關執法局（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在川普的設想當中，是既能鞏固自身基本盤支援，又能削弱對手基本盤的招數。而這幾天，ICE由於在明尼蘇達州再度槍殺一名美國公民，而再次成為風口浪尖。隨著周五臨時預算逐步到期，民主黨和共和黨再度圍繞預算案展開交鋒——ICE本身擁有美麗大法案（One Big Beautiful Bill Act）賦予的額外預算撥款支援，因此本身去留反而不是問題；然而，由於周五的臨時預算討論決定美國政府會否關門，因此ICE及其上級部門國土安全部（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DHS）的去留問題，不可避免會被拿上檯面討論。要對ICE問題有深入的認識，就需要討論一系列美國政府的政策。我們先從中國的政策開始說起。中國有一項政策叫做“收支兩條線”——也即執法部門所獲得的執法罰沒性收入必須全額上繳國庫，執法成本另行統籌後從國庫撥付。《刑法》第六十四條規定沒收的財物和罰金，一律上繳國庫，不得挪用和自行處理」，《行政處罰法》第七十四條規定罰款、沒收的違法所得或者沒收非法財物拍賣的款項，必須全部上繳國庫，任何行政機關或者個人不得以任何形式截留、私分或者變相私分。罰款、沒收的違法所得或者沒收非法財物拍賣的款項，不得同作出行政處罰決定的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考核、考評直接或者變相掛鉤。除依法應當退還、退賠的外，財政部門不得以任何形式向作出行政處罰決定的行政機關返還罰款、沒收的違法所得或者沒收非法財物拍賣的款項」，都是這一原則的具體體現。之所以要實施“收支兩條線”，目的是為了防止執法機關出於自身利益進行逐利性執法，通過冤枉好人的形式創收。事實上，近年“遠洋捕撈”現象頻發，很大程度就是由於收支兩條線政策在地方層面失效了——因此也有人大代表建議，將以上兩條法律規定中的國庫明確為中央國庫，避免地方“統籌”罰沒款項。收支兩條線的進一步體現，就是監獄企業的性質問題。由於監獄犯人勞動的強制性，其勞動成果某種程度上也是罰沒收入的一部分。司法部2003年的《關於監獄體制改革試點工作指導意見》確立了中國監獄“全額保障、監企分開、收支分開、規範運行”的定位，明確監獄企業的首要目標是通過生產勞動改造罪犯，而非創造經濟效益。但美國不是這麼幹的。作為羅斯福新政的一部分，美國聯邦監獄局（Federal Bureau of Prisons，BOP）在1934年成立了美國聯邦監獄產業公司（Federal Prison Industries，1977年開始以UNICOR之名營商）。UNICOR的性質，類似於國內自負盈虧的事業單位——它不拿納稅人的撥款，完全靠出售監獄囚犯製造的產品（如家具、軍服、電子元件）來維持營運。如今UNICOR生產的商品包羅萬有，已經和一般日用品生產商別無二致。但是，UNICOR並非一家完全自負盈虧的單位。一方面，其人事任命由聯邦決定，使得人事任命不完全決定於財務表現；另一方面，根據美國法律，美國聯邦政府需要優先採購UNICOR生產的商品，當且僅當UNICOR沒有提供時，方可對外發標。這就使得事情逐漸荒謬起來。如今美國政府財政支出愈發愈高，又不敢採購“中國製造”，只能動起監獄勞工的歪主意。畢竟，UNICOR只需要支付每小時一美元不到的極低薪水給囚犯，其“奴隸級”的勞動力成本和美國本土企業相比“優勢”明顯——甚至比中國企業還要便宜一些。這麼幾輪下來，UNICOR逐漸成為了美國政府供應鏈中不可或缺的一環，楞生生導致了“戰略依賴”。例如，在海灣戰爭和伊拉克戰爭期間，UNICOR生產了大量的裝備；換言之，如果監獄囚犯不夠，UNICOR 就會面臨“勞動力短缺”，進而影響國防訂單的交付。這種做法其實不利於私營中小企業——UNICOR的成本更低，政府還要優先採購UNICOR監獄產品——這會導致與之競爭的私營工廠倒閉，從而使得守法公民失業。但是在火燒眉毛的背景下，川普也顧不上中小企業了。這種依賴性使得聯邦政府在“維持高監禁率”上有了私心動機——政府不再因為“改造罪犯、打擊犯罪”而關押人，而開始因為“需要廉價勞動力維持國防和行政成本”而關押人。在行政需求直接依賴於剝削罪犯的勞動成果的背景下，擴大監禁幾乎成為了必然結果。那麼問題來了，監禁誰呢？肯定不能街上隨便抓人，這是違反第五修正案的。政府最後一想，柿子要撿軟的捏——非法移民本來就有“非法進入美國”的原罪，抓起來再好不過了；同時，其他罪犯的監禁期限受到刑罰限制，但是非法移民的監禁期限可以藉著“無法確認身份”的由頭近乎無限延長。在這樣的模式下，ICE自然就有了需求：美國政府需要抓人，而且只有抓非法移民，才能儘可能不受司法制約。但是這裡還有一個問題。UNICOR作為事業單位，其成本是透明的。水至清則無魚，真要把成本效益算得這麼細，官員就沒法腐敗了。這催生了美國一大獨特的行業——私營監獄。之所以私營監獄會興起，是因為與原先自營的體系相比，私營監獄通過“承包”的形式，將囚犯的“剩餘價值”私有化了——這使得利益團體有了足夠的利益空間，自然愈加壯大。如今，私營監獄領域竟然誕生了兩家上市公司——GEO Group和CoreCivic，實在是世界獨一無二的奇事。這種被稱為“監獄工業綜合體”（Prison-Industrial Complex）的政商複合模式，已經形成了完整的閉環。在監獄私營，收支混合的背景下，ICE乃至整個美國的監獄體系，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一個“百萬漕工衣食所繫”的利益團體，尾大不掉地寄生在美國的政治制度上。而這樣的寄生體系，勢必會在美國社會帶來愈加嚴重的矛盾——畢竟當一個政府將罪犯視為“資產”而非“問題”的時候，很多政策的背景邏輯都會大有變化。 (FT中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