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政府於10月31日正式宣佈，將2026年的難民接收上限設定為7,500人，數字創下歷史新低。據白宮檔案顯示，新政策將優先考慮南非白人阿非利卡族裔以及其他所謂的「在原籍國遭受非法或不公正歧視的受害者」。此舉是川普政府對美國及全球難民政策進行系統性調整的一部分。根據白宮發佈的檔案以及刊登於《聯邦公報》網站的通告，2026年獲得準入境的難民名額僅為7,500人。通告特別指出，這些名額將主要分配給南非的白種人少數民族「阿非利卡族」 ，以及「其他在原籍國遭受非法或不公正歧視的受害者」。美國總統川普曾多次聲稱，該族群在以黑人為主的南非正面臨著基於種族層面的迫害——曾有白人農場主遭到殺害，但南非政府對此均予以明確否認。川普自1月上任後即暫停了所有難民接收程序，並強調只有在「符合美國最大利益」的前提下才能重啟該計畫。數月後，政府開始推動南非白人的特別接收計畫，此舉隨即引發了難民權益團體的批評。據相關消息稱，截止到計畫發佈時，實際入境美國的南非人數量僅為138人。在10月31日發佈的最終決定中，川普表示其政府還將考慮接納更多「在其他原籍國遭受非法或不公正歧視的受害者」。值得關注的是，今年4月，一份從政府內部流出的檔案曾建議，可將因表達反對大規模移民或支援民粹政黨等觀點而受到針對的歐洲人也列為優先接收對象，但最終公佈的難民計畫並未明確列入歐洲人或此類特定群體。此項政策調整亦伴隨國際層面的行動。在今年9月舉行的聯合國大會期間，川普政府的高級官員曾公開呼籲其他國家加入一項旨在削弱現有庇護制度的全球行動。據相關分析認為，若此舉成行，可能對二戰後建立的國際移民體系產生深遠影響。此外，白宮同期宣佈了一項行政調整：難民支援項目的監管職責將從國務院移交至衛生與公眾服務部。這一內部職能的變更，與難民接收限額的大幅收緊以及優先群體的調整相結合，共同構成了本屆美國政府難民政策的重大轉向。 (APD環球觀瀾）

之前中國宣佈了一個重磅消息：中國將對澳大利亞單方面免簽！持有澳洲普通護照的人員赴華經商、旅遊和過境可免簽入境逗留15天。這個消息震動了整個澳洲華人區，回國更加方便了！但是很多人提出質疑，為什麼中國對澳洲免簽了，澳洲卻不對中國免簽？問題很好解答，我們有太多丟人現眼的同胞了！不惜一切代價，不要任何臉，就要逾期留在澳洲。這讓華人的形象嚴重受損。澳大利亞通過聯合國難民安置計畫接收的難民數量位居世界第三，僅次於美國和加拿大“難民簽”就是澳洲難民保護申請，是一個一步到位的永居簽證。澳大利亞簽署的《難民公約》於 1951 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大規模流離失所時期制定。作為簽署國，澳大利亞有義務根據國際法向任何正式提出請求並符合難民資格的人提供保護。如果符合難民定義的要求，以及澳洲移民法的規定， 就可以獲得此簽證。庇護簽證是澳洲諸多簽證類型中比較特殊的一種，也是為了彰顯澳洲的人道主義精神為尋求庇護者提供的一種簽證。5月份，僅一個月時間裡共有1896人申請了在岸庇護簽證，創下了自2020年2月以來的最高數字。同時，澳洲內政部發佈的資料顯示，其中越來越多的中國公民湧向澳洲，申請難民簽證。在短短一年時間裡， 人數增加了兩倍！從中國抵達並申請在岸保護簽證的人數從2016-2017年的2269人，達到了9315人據澳大利亞內政部資料顯示，僅一年時間，向澳大利亞申請難民庇護的中國公民數量就增加了311%。中國公民獲得保護簽證的成功率卻是最低的，內政部僅承認其中 10% 的申請是真實的。更重要的是，竟然有一個群體，成為難民申請的高發人群。那就是留學生。許多申請人都是持臨時移民簽證（例如國際學生簽證）抵達澳大利亞的目前有 652,000 名國際學生在澳大利亞學習，其中近 200,000 名來自中國。2017-18年度，中國公民提交了超過9000份申請。資料來源：內政部。在過去的幾年時間裡，中國學生就是澳洲留學市場最大的群體。在23-24年度，澳洲向77185名中國公民批出學生簽證最近幾年，澳洲的移民政策對中國留學生移民進行了諸多限制和門檻的提高。為了留在澳大利亞，很多中國留學生不是努力學習，而是走了偏門。那就是，申請庇護，成為難民。今年1至5月留學生尋求庇護的申請，平均每月有261宗澳內政部爆出個資料， 一項讓人無比尷尬的資料，截至今年6月的過去5年裡，一共有3555名中國留學生向澳洲申請庇護，在該項申請中排名第一。不少咱中國的留學生紛紛申請庇護想成為難民，留在澳大利亞。為了能夠留在國外，居然申請難民庇護。由於大量留學生和虛假難民申請庇護，大量國際學生用虛假的難民申請淹沒了澳大利亞的庇護系統導致澳大利亞的驅逐出境積壓案件數量激增至 10 萬件。內政部資料顯示，截至7月31日，有98,979人的保護簽證申請已遭拒中國人提交了申請，其中3538份被拒絕。約有290人獲得庇護，佔總數的7%。越來越多的大學生申請難民簽證。由於國際學生“意識到可以持大學簽證入學並轉學”，輟學率上升的現象正在“出現”。有許多大學，其中大部分是地區性大學，第一年後的輟學率高達 50% 以上。”中央昆士蘭大學第一年的流失率為 67%，而維多利亞聯邦大學的流失率為 48%。今年早些時候，昆士蘭科技大學（QUT）透露，近一半的外國學生（46%）在第一年就退學了。這很清楚地表明，國際學生申請這些大學並不是為了在澳大利亞學習，而是為了進入澳大利亞，之後他們可以申請不同的簽證。澳大利亞政府人口中心 2023 年的一份報告顯示，不到一半的國際學生在抵達澳大利亞十年後離開。澳洲最近拒簽率非常高，特別是學生簽和旅遊簽，而且對來自中國的簽證稽核尤為嚴格。即便中澳之間剛剛簽署了5年多次往返簽證，也沒能降低拒簽率據澳洲知名華人中介稱，近期幫華人遞交旅遊簽證申請都莫名被拒，其中不乏條件非常好的申請人。很多時候，不要覺得人家在針對中國人，確實是同胞太多丟人現眼的。一旦辦理了難民簽，就等於沒有回頭路了。並且在未來也很難申請到澳洲的其他簽證。沒有機會再次申請旅遊簽、僱主擔保簽證，也無法轉到學生簽證、陪讀簽證。此外，按照澳洲移民法的規定，如果申請人已經獲得了保護簽證，除非得到澳洲移民局的同意，否則申請人是不能返回自己的國家的。而一旦申請被拒，想要在澳洲境內再申請其他簽證也就受到了限制，只能滿足一定條件的配偶簽證或者是保護簽證。其他簽證一律都需要離境後在境外申請。因為已經有了申請難民簽證的記錄，在境外申請的其他類型的簽證，大機率都會遭到拒簽，很難再次獲得正常的臨時簽證入境。也就是說，一旦拒簽，基本上就等於告別澳洲了。而這種在簽證申請中鑽空子卡BUG的行為，也嚴重損害了澳洲的移民簽證體系的公平性。最後造成的後果還是得自己來承擔。正是由於有太多人利用旅遊簽入境黑在國外，導致其他人申請簽證的難度加大了，更容易被拒簽。在突然激增的申請中，到底有多少人是真正需要得到澳洲政府的人道主義幫助的呢？尤其是那些來自中國的申請人，他們真的需要澳洲庇護嗎？他們的苦難，是自找的，活該的，他們讓中國人的聲譽蒙羞，他們讓萬千同胞陷入窘境。 (澳洲財經見聞)

每張單據，都承載著一個麥難民的尊嚴。如果你沒錢，沒食物，沒地方住，你會選擇去那裡？對於很多人來說，麥當勞或許只是一個快餐店，但對於有些人來說，它卻是夜晚唯一的避風港。封面：@小李觀天下藝術家馬玉江用一年時間，收集了1300張麥當勞的單據，記錄了一個被忽視的群體——“麥難民”。▲馬玉江手持單據這些單據不僅是消費的憑證，更是他們生存的痕跡。01 偶然的一次相遇知乎上曾有這樣一個熱門問題：“如果初到香港，吃不起飯或者你感到無家可歸，你可以去那裡？”麥當勞對大多數人來說，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愛德華·霍普，《夜遊者》（Nighthawks），19422014年，馬玉江初到香港，人生地不熟。這個從北方農村走出的小夥，既不會說英語，也不會說粵語。巨大的陌生感，讓他在這所繁華的大城市，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獨，和一種被拋棄的錯覺。有一段時間，他甚至常常失眠到深夜，“去附近的一家麥當勞吃宵夜”成了他逃避孤獨的方式。於是，他走進香港灣仔的一家麥當勞，點上一份薯條和可樂，端著餐盤打算尋找一個舒適的桌位。一轉頭，卻發現深夜的麥當勞和白天很不一樣。角落裡有很多人，他們或靠在座椅上閉目養神，或蜷縮在沙發背光的一角，或側坐著用頭抵住牆面。桌子上，沒有白天麥當勞豐盛的食物，有的是一杯可樂，或一份簡單的薯條，以及旁邊放著零散的行李。每個人臉上的神態，異常相似。都有很多疲憊和無奈，和麥當勞門店裡暖橘色的燈光形成強烈的對比。顯然，這是一群無家可歸的人。馬玉江在後來的採訪中，這樣說道：“一個偶然的夜晚，我去麥當勞，發現與無家可歸的人在一起，有種熟悉感、安全感。同是城市邊緣人。”馬玉江回想起自己當時的無所適從，和坐在麥當勞的這群人何其相似，大家都在這座繁華的大都市裡，艱難求存。這是馬玉江第一次和“麥難民”的會面，這次偶然的相遇，讓他心中的觸動久久不能平靜。02 零點後，麥當勞裡的“隱形人”一段時間後，馬玉江發現自己內心的衝動一直沒有消散，他打算花一年的時間去觀察麥難民。▲馬玉江坐於裝修後的麥當勞，2018年8月（圖源：南華早報）“這次經歷讓我感觸很深，所以想通過作品去呈現一個人在城市裡‘不適應’的狀態。”後來，他試過一些辦法，比如拍照或者錄影，會發現他們（過夜人）很敏感，甚至也會在意別人與他聊天交流。在開始做作品前，他用了一年的時間觀察，發現‘單據’這個材料很有代表性，因為上面很客觀地記錄了他們去麥當勞的時間和點的食物。他們通常只會點一種食物，一個小可樂或者冰淇淋（香港又叫新地筒），單據比正常人的要短很多，這個細微的差別反映了很多問題。從2016年的6月底開始，他正式做這個項目，一直持續到2017年的7月1日。既然無法採訪，馬玉江選擇最傳統和原始的辦法，加入並融入他們，或許才能看到最真實的“麥難民”。所以，他去麥當勞的次數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頻繁。他還為此寫了一份觀察筆記，裡面記錄了麥難民如何選擇合適座位，如何選擇食物。大部分麥難民是深夜前來，會選擇麥當勞一些燈光昏暗或者相對隱蔽的地方，休息或者看手機，或者翻閱某類雜誌，不過這是經常光顧的“熟人”的手段。一些路過的或者新來的麥難民，大多選擇靠近門邊或者外圍的位置。他們的言行舉止沒有“熟人”們的淡定，而是更加小心謹慎地觀察周圍，似乎有人一開口，他們就要隨時準備撤離。男士和女士也有區別，女士大多會聚集在一起。她們會靠近燈光，和同伴小聲交談，這樣或許更能給她們帶來安全感。而她們桌上的食物就如馬玉江第一次觀察的那樣，清一色簡單的可樂、薯條。雞腿、漢堡這些食物通常是不會出現在麥難民的餐桌上的。如果是冬天，則會出現巧克力派和熱飲，這是身體必須補充的熱量。此外，冬天和雨天，人比平時多上一些，畢竟麥當勞是絕大多數“麥難民”唯一可以遮風避雨的地方。在2016年到2017年這一年時間裡，馬玉江都會在深夜來到麥當勞，和這裡過夜人近距離接觸。不過一切都是靜悄悄的，安靜的，互不打擾的。馬玉江像一個隱形人，而麥當勞裡的“麥難民”們，也是一群隱形人。03 “小紙條”下麥難民的尊嚴僅僅是觀察，其實發現不了事情本質，馬玉江想出一個方法：偽裝成麥當勞的服務員，通過清理“麥難民”休息區的垃圾，默默收集食物的單據。一年時間，他收集了1300多張，或大或小的單據。至於為什麼偽裝？因為當時的馬玉江沒有香港身份證，沒有辦法工作，不得不偽造一件麥當勞的員工T恤。於是，他只能開始自己的“潛伏行動”。這場“潛伏行動”裡，他確實發現了一些蛛絲馬跡：在一張地點為香港灣仔，時間是2016年7月21日0：17：21的麥當勞單據裡，上面是一份五塊錢的薯條。這些“夜宿人”的單據，比其他人的單據要輕、要短，甚至只是正常人的一半甚至三分之一，而且“正常人的單據約0.7-1克，麥難民的約0.3-0.5克。”▲一杯可樂的單據大多數的“麥難民”是老年的華人，還有一些是中年的華人、中東人、南洋人。基本都是外來務工人和本地底層人群。他們沒有穩定的收入，很難承擔香港昂貴的房租和生活成本；一些中年人，更多是外來務工人員，在香港從事服務員，快遞員等低收入工作，也沒有辦法承擔租房費用。在麥當勞過夜，是他們為數不多可以避免風吹雨打和危險的地方。▲CNN對麥難民的報導，2018年8月當然，他還在這裡遇到了一些有趣的人：其中一個伊斯蘭人看到馬玉江收集單據後，以為單據有什麼妙用，雖然馬玉江再次強調自己是藝術家。但對方仍然帶著一大袋子單據問他：“去那裡換錢？有什麼用？”馬玉江頗為無奈，解釋說真的沒用，不過對方顯然他不相信，因為後來又遇到後，佯裝沒看到馬玉江。這個過程也總會發生一些難以忘懷或者溫暖的事。馬玉江回憶，有一次除夕夜裡，走進了一位非常駝背，身體已經嚴重變形的老婦人。她端了一盤免費咖啡糖，然後開始一包一包地往嘴裡倒，看起來很吃力。這位老婦人駝背實在嚴重，仰頭的時候似乎整個頭都要被掰斷了，不過她依舊沒停止。大概吃了幾十分鐘，桌子上就堆滿了糖紙，看起來有十幾包的樣子。像她一樣蹭著免費餐食的人，並不在少數。還有一次新年剛過，馬玉江去收單據時，上面寫著“恭喜發財、攞多D吉”。這是一位麥當勞的“熟人”了，經常在店裡看到他，他知道馬玉江會去收集。於是，互不相識的兩人，都沖彼此笑了笑。這樣的小事很多，幾乎每天都在發生，每天晚上在麥當勞的過夜人很多，有些只是匆匆一見，有些也能混個臉熟。時間彷彿沒辦法證明他們存在過，或者來過。但每一張單據可以。這既是他們點餐的單據，也是他們取的店內停留的“資格”的“入場券”，也是他們的一點點尊嚴。只要你購買了東西，那怕是最便宜的，店員也不會把你趕出去。不過，麥當勞也幾乎不會趕走你，會悄悄給大家保留最後的體面。馬玉江的觀察筆記裡，有這樣一個場景：他看見一個中年男人，來到自助點餐機前，左右徘徊。馬玉江說，按照這段時間接觸的案例，這個男子可能沒有錢點餐，自己又不好意思干坐。於是，馬玉江當了一次“導航”——走到自助點餐機前，撥弄了幾下，什麼都沒有買，然後走到旁邊的座位坐下。果然，中年男子似乎得到了啟發，按照馬玉江的方式，找了一個位置坐下。前段時間，在網上看到過一位網友的評論：“麥當勞是香港最便宜的食物之一，有活動的時候，12個雞塊、大薯、大可才36.5港幣，可以很好的吃上一頓了。”其實，或許不只是馬玉江看到了深夜的麥難民們，只是大家都默契地裝作沒看見。正如作家梁曉聲的一段話：“根植於內心的修養；無需提醒的自覺；以約束為前提的自由；為別人著想的善良。”每個人都有低谷和窘迫的時候，這時候不需要大張旗鼓地去發現他們。不打擾，就是最大的尊重。麥難民的尊嚴，被一群人守護著。04 是藝術，也是生活曾經有一位展覽策劃人問過馬玉江：“你為什麼不買一個面包給他們？”馬玉江說：“不，那樣會把作品變成慈善。”“道德是屬於‘人’的，藝術則屬於‘神’。這裡的神不是宗教中的‘神’而是力。這種力與殺死我們的自然力具有同樣的功效，是不帶任何感情色彩的。”也有人問馬玉江：“既然如此，那藝術有什麼用？”馬玉江回答：“所謂有用，就是回報，藝術是拒絕回報的，所以藝術也拒絕有用。”與其給他們一個面包，不如為“麥難民”發聲，讓他們被更多人看到和理解。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坎要過。尤其是現在經濟下行時期，艱難的人會變多，社會的邊緣人會變多，可能不只是麥難民，還有一些類似的情況。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身不由己，我們要做的不是介入，而是不打擾的同時，保留對他們的一份善意。讓他們在窘迫時，也能有尊嚴地活下去。 (戶外視界)

2015年9月初，一幕畫面載入史冊：年輕男子背著行囊，面容疲憊，從匈牙利徒步走向奧地利和德國；父親懷抱嬰兒，母親牽著孩子，艱難行進在巴爾幹路線上。這些難民多來自敘利亞、阿富汗或伊拉克的戰亂地區，數千人聚集在布達佩斯火車站，拒絕繼續滯留。他們懷抱著希望，跨越千山萬水，最終改變了德國的面貌。默克爾（Angela Merkel，基民盟）在回憶錄中寫道：「那是一個分水嶺。」2015年9月4日至5日夜間，時任總理的她作出歷史性決定：不封鎖邊境，接納所有抵達的難民。隨後數月，超過100萬庇護申請者湧入，創下聯邦德國成立以來最大的難民潮。8月底，默克爾在柏林記者會上首次說出「我們能做到」（Wir schaffen das），試圖激勵國民共同應對這一人道主義挑戰。她在回憶錄中坦言，這句話成為她政治生涯中最受爭議的宣言，引發無數批評。許多德國人以近乎狂熱的熱情歡迎難民。慕尼黑火車站，志願者手持泰迪熊迎接疲憊的旅人。敘利亞男童阿蘭庫爾迪（Alan Kurdi）溺亡土耳其海岸的照片震撼全球，觸動無數德國人的心弦。在漢堡展覽大廳，志工們排隊整理衣物捐獻，渴望以行動支援默克爾的承諾。《每日新聞》（taz）早在2015年初以「專業人才洪流」為題，樂觀展望敘利亞難民中的醫生、工程師和技術人才潛力。然而，並非所有人都如此樂觀。部分民眾對默克爾及其難民政策深感不滿，認為新來者帶來問題而非機會。選擇黨（AfD，2025年4月被憲保局認定為極右翼）藉此迅速崛起，吸引了反對者的支援。「我們能做到」的含義引發廣泛困惑。 「我們」是指全體國民，還是僅指政府和行政機構？ 「做到」又意味著什麼？是迅速搭建帳篷營地，確保無人露宿街頭？是幫助難民融入並長期居留？還是讓德國轉型為和諧的多元社會？默克爾補充說：「任何障礙都必須克服。」但她始終未明確具體目標，留下諸多解讀空間。十年來的變化十年間，德國的難民人數從2014年的75萬激增至2024年底的330萬，其中120萬人在2015年至2016年申請庇護，主要來自敘利亞、阿富汗和伊拉克。 2016年初，默克爾促成歐盟與土耳其達成難民協議，大幅減少了新來者人數。然而，疫情後難民人數再度攀升。 2022年初，普丁入侵烏克蘭，超過100萬烏克蘭人逃至德國，帶來新的融入挑戰。與其他歐盟國家相比，德國接收的難民數量遙遙領先，即便以人口比例也遠超平均水準。這需要巨大財政投入。自2016年起，聯邦政府每年為難民的安置、審查和生活保障支出130億至170億歐元，州和地方政府另有開支。烏克蘭難民和獲批難民的社會福利支出持續增加。目前，44%的庇護來源國國民依賴公民收入（Bürgergeld），烏克蘭難民比例高達60%。德國社會逐漸顯露疲態。民調顯示，大多數德國人希望減少難民接收。新任總理佛裡德里希‧梅爾茨（Friedrich Merz，基民盟）在競選中承諾徹底改革移民政策。 2024年夏季，在索林根「多樣性節」上，一名2022年經巴爾幹路線入境的敘利亞難民持刀襲擊，造成3死8傷。這一事件加劇了移民議題的緊張氣氛，為選擇黨在選舉中贏得更多支援。德國應該接收更多難民嗎？ 紅色（2025年）:68%表示不應該社會氛圍愈發尖銳，政策也更趨嚴格。梅爾茨上台後，聯邦警察開始在邊境拒絕部分難民入境，這項做法在法律上引發激烈討論。梅爾茨解釋，此舉旨在維護公共安全與秩序，並減輕城市和社區的壓力。然而，難民融入真的無望嗎？梅爾茨去年夏季提出的「國家緊急狀態」是否必要？文章從住房、就業、教育和安全四個方面探討這些問題。新來者需要住所、工作和教育，尤其是學習德語，以融入社會。他們也需遵守法律，確保安全共存。這正是「我們能做到」的核心內涵。十年過去了，德國實現了這個目標嗎？Ⅰ 住房：住宿困境重重29歲的薩萬·易卜拉欣在希爾德斯海姆學生宿舍房間的木架上擺放了一幅耶穌基督的相框，上面整齊排列著香水瓶，牆上掛著聖人畫像。這位敘利亞基督徒對如今的私人空間深感滿足，她稱之為「一種奢侈」。因為在德國最初兩年，她輾轉五個緊急和集體住所，生活空間極為侷促。2015年秋，她為逃避戰亂獨自離開敘利亞西海岸塔爾圖斯，19歲時獨自行走巴爾幹路線，途經塞爾維亞和奧地利，最終抵達黑森州的赫爾博恩。初到德國，她被安置在一間大廳，睡在野戰床上，與其他難民共處；隨後，相關部門為她安排了新住所，她回憶道：「那裡連門都沒有，只有簾子。」她在那兒住了六個月，之後又經歷了三個集體住所。直到搬進自己的公寓，易卜拉欣才真正感受到融入德國的歸屬感。她結識了朋友，加入了教會社區，如今已訂婚，正等待入籍，同時即將完成教育學學業，立志幫助受創兒童。對她來說，體育館裡的野戰床已成另一個人生的遙遠記憶。然而，易卜拉欣的成功並非通例。柏林泰格爾舊機場的帳篷內，至今仍住著數千難民，其中許多人逃離烏克蘭，臨時設施已演變為常態。德國區縣協會，代表294個行政區，近期呼籲全面停止接收戰亂難民。其主席阿希姆·布羅特爾（Achim Brötel）在採訪中表示，德國必須正視現實，「我們已無法無限制地接納更多難民，更別提成功融入他們」。即便如此，那些曾經積極支援難民的地方政治人物是否也持相同看法？ 2019年，「城市安全港聯盟」由12個市縣組成，表達對難民的團結，三年後增至近120個，包括柏林、哈雷及北威州的希爾亨巴赫、 下薩克森州的蘇林根等地。他們曾向當時的聯邦政府爭取超額接收難民的權利，但俄烏局勢變化後，這一聯盟面臨新挑戰。該聯盟至今依然存在。4月至5月，《明鏡周刊》以書面形式調查了78個成員單位，56個市縣已無臨時住所，22個仍依賴帳篷、體育館或改建辦公樓等臨時解決方案，例如北威州的Königswinter和Dormagen，薩克森州的德累斯頓使用集裝箱住所，巴伐利亞的紐倫堡則改建為老養院。 44個市縣——佔多數——認為局勢未見緩和，5個未作回應。 29個市縣表示新來難民減少，情況有所好轉，但許多地方指出，整體住房短缺仍是重大問題。例如，巴伐利亞的施瓦巴赫，2015-2016年到達的難民仍住集體住所；奧斯納布呂克則稱：“尤其在幼兒教育和學校資源方面，我們已達極限，系統再受壓只會加劇現有瓶頸。”當這些市縣的行政負責人表示「負擔沉重」並「改善無望」時，這無疑是德國已達臨界點的有力證據。對許多機構來說，妥善接納並融入新到的難民幾乎已成為不可能的任務。以弗萊堡為例，約2900名移民居住在公共設施中，過半為烏克蘭人。當地市政廳表示，住宿資源「幾近耗盡”，私人租房市場極為緊張。儘管無人陪伴的未成年難民數量有所下降，但因需持續照顧這些人在18歲後的生活，情況依然嚴峻。有些城市仍有大規模住所，數百甚至如柏林般的數千移民擠居其中。空間擁擠易生矛盾，情緒隨時可能失控，警方介入成為這類住所的日常事務。由此看來，難民的住宿問題遠未解決。聯邦移民與難民局（Bamf）將尋求庇護者分配至各州採用的「 Königsteiner Schlüssel」機制長期備受批評。該機制依據人口數量和稅收收入分配，卻未考慮各州是否有足夠住房、工作或學校名額。在州向市縣的進一步分配中，是否能為難民提供良好的融入起點，往往“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運氣”，埃爾朗根-紐倫堡大學政治學教授佩特拉·本德爾（Petra Bendel）指出。本德爾與大學研究團隊合作，聯合希爾德斯海姆大學及多州多地專家，開發了基於演算法的新分配機制，名為“Match'In”。該項目綜合考慮約50項不同標準，以優化難民分配：他們的需求與能力如何？有人想深造嗎？具備何種職業資格？是否需要特殊醫療？這些資訊與各市縣的資源相符：是否有空餘住所？幼兒園情況如何？醫療體系狀況如何？本德爾表示：「測試階段效果良好，更優的分配或能顯著改善市縣負擔，重塑對難民政策的信任。」多家州計畫繼續使用「Match'In」。自2015年過去十年，任務並未結束。難民已在此定居，大多數將留下。未完成之事，仍需、也必須繼續努力。Ⅱ 工作：期待專業人才，迎來的是人25歲的穆哈邁德·阿爾布迪維合上巴登符騰堡州麥琴根汽車車間裡一輛黑色奧迪的車蓋。車間內，升降機旁堆滿了汽車輪胎，高窗灑進柔和的光線。他用毛巾擦去手上的油污，走進隔壁辦公室，從那裡隨時留意顧客的到來。「我不確定，如果我早知道創業的艱辛，我們是否還會選擇這條路，」這位敘利亞人坦言。繁瑣的官僚程序、金融風險以及漫長的工時讓起步階段「異常艱難」。此外，他的入籍申請至今未獲批准，處理過程漫長無比。 “沒有德國護照，一切都變得複雜，”他說，“無論是簽新手機合約還是申請貸款都困難重重。”十年前，阿爾布迪維從敘利亞逃至德國。他與家人來自大馬士革郊區東古塔，2011年戰亂爆發後，轟炸、斷電和飢餓成為他童年的主旋律。在德國，他完成了電子技師的學徒訓練。 「我很快意識到，想做自己的老闆，」他說。他的表弟伊馬德·斯里維爾，28歲，同樣來自東古塔，自2014年起定居德國，現為汽車機電師。不同於表兄，斯里維爾已獲得德國國籍。他在辦公室沙發上坐下，笑著說：“生意越來越好，我們把每一分多餘的歐元都投回店裡。”阿爾布迪維兄弟倆憑藉家族企業的成功實屬不易。戰亂中逃離家園的人在新的就業市場上往往面臨重重障礙，尤其是創業，語言關、職業要求和復雜行政程序都是難題。更不用說，戰地及逃亡途中的心理創傷需要時間與精力來癒合。「總體而言，情況比十年前預想的要好得多，」紐倫堡勞動市場與職業研究所（IAB）的赫伯特·布呂克爾（Herbert Brücker）表示。根據2022年的一項調查，2015年到來的男性難民中，約四分之三已找到工作，大多是全職就業，部分從事兼職或如阿爾布迪維、斯里維爾般自營。這些資料來自IAB聯合社會經濟面板與聯邦移民與難民局（Bamf）定期進行的代表性調查。一切順利嗎？難民的就業整合雖需時日，但最終總會水到渠成嗎？事實遠非如此簡單。深入統計資料，便能發現問題：八年後，抵達德國的女性難民中僅三分之一有工作，且「有工作」標準低至每周至少一小時。這意味著，近三分之二的女性難民未從事任何有償勞動。德國經濟研究所的研究人員在報告中指出，這一低比例部分源自於許多原籍國盛行的傳統性別角色觀念，打破這些觀念殊為不易。因為在逃離前，三分之二的女性難民本來就沒有從事有償工作。加劇難題的還有德國部分地區幼兒園名額稀缺。負責照顧孩子的母親因無暇學習德語或工作，融入就業市場更加困難。整體來看，難民在德國的薪資水準偏低。七年後就業的難民平均收入僅略高於最低工資，每五人中約有一人需依靠公民福利金（Bürgergeld）補貼生活或撫養家庭。尤其在敘利亞、阿富汗、厄立特或伊拉克，教育年資少甚至無學經驗者，往往只能找到低薪輔助性工作。這一群體規模不小：根據《明鏡周刊》委託社會經濟面板的獨家資料分析，2014-2016年間抵達德國的成年難民中，45%自述未上過學或無學歷。其中，84%的成年難民無法出示國外職業資格證書，涵蓋企業、職業學校或大學學歷；即便計入無證書的培訓，77%難民仍無職業技能，僅12%擁有大學文憑。然而，這裡也有值得欣慰的進展：抵達德國六至八年後，無職業資格的比例從84%降至69%，下降15個百分點；擁有大學文憑的比例升至20%，這些人或將在德國職場大受歡迎。德國難民的就業率*（以在德居住年限劃分，單位：%）紅色: 男性但這是否意味著「我們做到了」？顯然不然。一方面，難民潮十周年後，多數男性找到工作是個進步，儘管並非人人都能自給自足；另一方面，許多人語言能力不足、教育程度較低，尤其是女性，問題尤為突出。如何幫助難民更好地融入就業市場？許多企業主管認為，應為人事部門減輕不必要的行政負擔。德國工商大會（DIHK）「企業接納難民」網絡的瑪琳·蒂勒（Marlene Thiele）表示，企業在招募難民時常抱怨官僚障礙和語言壁壘，面臨冗長的資格認證、模糊決策及無盡文書工作。為簡化程序並促成企業與難民的對接，巴登-符騰堡州推出了「關愛項目」。該項目特訓員工協助難民尋找學徒崗位，並提供後續支援，同時為企業提供諮詢。全省有50名“關愛者”，分佈於曼海姆手工業商會及烏爾姆工商會等機構，去年為約1400名移民提供指導，近半數成功獲得學徒崗位。有些企業甚至會為德語不佳的難民和移民量身訂製學徒崗位。 「培訓加一」計畫為年輕人多提供一年時間完成學業，目前巴登-符騰堡州12家工業企業參與其中。Ⅲ 德語，難學的語言在巴登符騰堡州科爾恩韋斯特海姆的埃裡希-布拉赫學校（Erich-Bracher-Schule），德語教師阿德里安娜·基利安為學生分發卡片，準備口語考試。卡片上寫著「母語」或「愛好」等詞，學生需圍繞主題說幾句話。一位穿著黑色連帽衫、坐在後排的男孩說：“我叫阿里，我的母語是阿拉伯語，愛好是玩電腦遊戲。”這間初級德語班有16名學生，多有難民背景，來自敘利亞、阿富汗、索馬裡或烏克蘭。另一位學生接著分享：「我來自北馬其頓，在足球俱樂部踢球，很有趣。」他的德語相較其他同學更為流利。基利安老師觀察到：「學生之間的水平差異顯著，那些常與德國人交流的學生進步明顯。」然而，許多學生居住在集體宿舍，與德國社會接觸有限。例如，一名阿富汗學生因家鄉未接受學校教育，僅做過牧羊人，書寫德語極為困難。基利安感嘆：“這樣的起點讓他們面臨巨大挑戰。”自2015年大規模難民潮以來，超過30萬難民兒童和青少年進入德國。如今，他們大多已超過學齡，但全國性學業成果統計仍未成立。研究顯示，移民學生普遍缺乏足夠支援，學業表現明顯落後於本地同齡人。例如，九年級移民學生的閱讀能力平均落後本地學生近四年，尤其是那些青少年時期才移民的學生，困難尤為突出。最新PISA研究指出：“第一代移民青少年融入德國教育體系的努力尚未成功。”2022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難民人數激增，來自中東和近東的難民也顯著增加，學校承受巨大壓力。奧利弗·施米德（Oliver Schmider）不僅是埃裡希-布拉赫學校的校長，還負責協調盧德維希堡（Ludwigsburg）縣其他五所職業學校。目前，縣內共有20個職業預備班（VABO，Vorqualifizierungsjahr Arbeit/Beruf mit dem Schwerpunkt Erwerb von Deutschkenntnissen），數量為歷年之最。這些課程自2013/2014學年在巴登-符騰堡州推出，旨在幫助難民學生掌握德語並為職業培訓做準備。埃裡希-布拉赫學校開設三個此類班級，其中一個由基利安教授，另一個為掃盲班。施米德說：“對一些學生，我們的老師幾乎在進行基礎教育。”許多經歷創傷的青少年需要數年時間才能達到接受職業培訓的水平。施米德分享了一些學生的成功故事：「有些學生非常努力，最終取得了零售或倉儲物流的職業資格。」然而，也有許多學生未能完成學業。他坦言：「多年來，我們盡全力接納這些年輕人，但資源已接近極限。」2023年，來自阿富汗、厄立特里亞等庇護申請國的學徒中有44%提前終止培訓合約。在堅持完成培訓的學生中，超過四分之一未能通過最終考試。巴伐利亞州一項針對手工業企業的調查顯示，語言能力和學校教育不足是難民學徒在職業學校中感到力不從心的主要原因。過去十年，「我們能做到」的口號揭示了德國教育系統的脆弱性。據文化部長會議估計，全國缺乏數千名教師，尤其在職業學校，而這些學校正是許多來自戰亂地區的未成年難民的落腳點。教育專家對此表達不滿。法蘭克福萊布尼茨教育研究與資訊研究所（Leibniz-Institut für Bildungsforschung und Bildungsinformation）主任凱·馬茨（Kai Maaz）指出：“自2015年以來，我們有足夠時間讓教育系統更具韌性，但改革進展緩慢。”馬茨認為，難民學生的分配方式加劇了問題。許多難民被分配到本已面臨挑戰的學校，導致問題進一步放大。職業學校不堪重負，文理中學幾乎未接納難民學生。 2015年以來的經歷如同一場壓力測試，暴露了教育系統長期存在的缺陷，難民的到來使這些問題更加凸顯。與此同時，挑戰也催生了創新。漢堡的「23plus」項目是一個典範，最初針對23所位於弱勢地區、學生成績較差且移民學生比例高的學校，通過教育研究專家的支援改善教學品質。該項目引入每日20分鐘的強制閱讀時間，小學生由老師朗讀，較高年級學生自主或結對閱讀。這項舉措不僅提升了閱讀能力，還因學生更好地理解題目而改善了數學成績。該項目現已擴展至約40所學校。 2021年，全國啟動「學校更強」（Schule macht stark）計畫，涵蓋200所中小學，由聯邦和州政府資助，為難民及其他弱勢學生提供支援。Ⅳ 安全：年輕男性過多，違法行為頻發過去十年，難民引發的暴力事件和伊斯蘭主義攻擊多次震撼德國。 2015至2016年新年前夕，科隆大教堂廣場發生大規模性侵事件，多數嫌犯來自北非。 2016年12月，突尼斯人阿尼斯·阿姆裡（Anis Amri）在柏林布賴特沙伊德廣場聖誕市場發動襲擊，造成13人死亡，多人受傷或留下嚴重心理創傷。近年來，布羅克施泰特、索林根、阿沙芬堡的致命刀襲事件也引發關注。僅少數難民涉及違法行為，但「外籍犯罪」話題始終在公共討論中佔據突出位置，情緒往往激烈。這不僅因重大案件引發媒體廣泛報導，還因警方犯罪統計顯示，非德國嫌疑人在暴力犯罪（如傷害、謀殺、搶劫）中佔比超過43%，而外籍人口僅佔德國總人口的15%。以人口比例來看，阿富汗、伊拉克、摩洛哥和敘利亞籍人士在暴力犯罪中佔比最高。2024 年德國的庇護申請者，依性別和年齡劃分專家指出，暴力行為的成因複雜，與國籍無關，涉及低教育程度、貧窮、暴力經歷、暴力容忍環境、男子氣概文化和心理創傷。難民往往同時面臨多重風險。此外，年輕男性更容易違法。 2024年，16至29歲年齡層的庇護申請者中，近80%為男性，先前年份比例也類似。犯罪學家指出，移民比無移民背景的德國人更容易被舉報，比例上也更常成為犯罪受害者。然而，許多民眾並不關心這些原因，他們只希望感到安全。部分人對難民在德國本土激進化感到擔憂。例如，2023年曼海姆襲擊中，一名2013年以未成年難民入境的阿富汗人殺死一名警察。他在斯圖加特高等法院受審時稱，加薩局勢令他憤怒，決定攻擊「異教徒」。他透過網路與一名伊斯蘭主義者聯絡，逐步激進化。中東衝突加劇了某些群體的激進化風險。 2024年，警方記錄了7,328起政治動機違法行為，較去年同期成長約68%。右翼激進行為也顯著增加，記錄近4.3萬起右翼動機案件，增加48%，為各領域最高。左翼動機案件約1萬起，成長28%。總體而言，警方記錄了超8.4萬起政治動機違法行為，為2001年統計開始以來的最高值。社會極端勢力增強，意識形態衝突加劇，分歧難以彌合。這對德國社會構成巨大壓力。總結今年，選擇黨（AfD）的「遣返日曆」可能再次出現在一些辦公室、客廳或廚房。這款2025年版日曆有多種版本，例如巴登-符騰堡州議會黨團推出的「12架最美遣返飛機」版本。每個月附帶一句標語，例如“有權享受故鄉假期？僅限單程票！”或“旅途愉快，親愛的！”——“親愛的”是阿拉伯語“Habibi”的翻譯，意為“我的愛人”。這些被選擇黨視為幽默的口號，實則充滿歧視。該黨政客頻頻呼籲「大規模重新移民」。過去十年，歧視性言論在德國逐漸變得更具接受度。這在某種程度上可歸因於2015年以來大規模移民潮的推動，極右勢力將其作為分裂社會的工具，並且取得一定成效。儘管多數德國人對選擇黨的歧視行為感到反感，但在2025年2月的聯邦選舉中，五分之一的選民仍支援該黨。相較之下，2013年選擇黨成立時，未能突破5%的議會門檻。若問自默克爾「我們能做到」以來，德國是否已成為一個始終包容、多元和諧的社會，答案顯然是否定的。但期待完全和諧或許過於理想，友善的共存與良好的相處已足夠。《明鏡》（封面報導）未來該如何前進？新政府上台後首先加強了邊境管控，並開始拒絕部分庇護申請者。這更像是展現決心，而難以視為徹底的移民體系改革。康斯坦茨大學移民法專家丹尼爾·蒂姆（Daniel Thym）將其稱為“控制信號”，旨在傳遞穩定與行動力。近期庇護申請數量顯著下降，可能對此有所助益。然而，真正的改革需在歐洲層面推進，單靠國家層面的邊境管控或暫停戰亂地區難民的家庭團聚，只是權宜之計。2015年開啟的龐大融合實驗成果喜憂參半。眾多移民既為德國帶來活力，也讓系統不堪負荷。政府機構在多個領域已達極限，因為自2015年起，每年新增移民超過10萬人，他們需要融入新生活的支援。這種規模長期難以持續，部分原因是大多數德國人不願繼續承受如此壓力。曾經的「歡迎文化」已所剩無幾，面對巨大挑戰，許多人的樂觀情緒逐漸消退。安格拉·默克爾卻未喪失信心。她仍堅持「我們能做到」的信念。 2024年11月，她在接受《明鏡周刊》（SPIEGEL）採訪時表示：「移民確實帶來了問題，但我們也展現了國家的潛力。」 ❖ （德國派）

提起瑞典，很多人腦海裡浮現的，還是那個童話般的北歐國家——藍天白雲下，孩子們在草地上奔跑，風景如畫，福利多，治安好，空氣好，日子過得像蜜一樣甜。可誰能想到，短短9年，這個“全球最幸福國家”，竟然成了世界上的“強姦第一大國”。女性不敢走夜路，家長晚上接送女兒都要提心吊膽。瑞典到底發生了什麼？這事兒，還得從2013年說起。2013年以前的瑞典，簡直是全世界中產階級的夢想範本。政府從娃一出生就開始發錢，兒童津貼按月發，直到孩子16歲。上學也不用花錢，直到大學都全免費。在瑞典看病也不貴，生病了也不用怕一夜破產。職場上，女性懷孕能休一年帶薪產假，丈夫也能休半年陪產假。老闆不會因為你生孩子就炒你魷魚。失業了也不用擔心，頭300天還能拿到原工資90%的補貼，找不到工作，政府繼續發錢，直到你找到新工作。那時候的瑞典，晚上十點多街頭還有姑娘們成群結隊逛街，穿著短裙，笑聲爽朗。女人開汽修店、做建築工，沒人覺得奇怪。社會氛圍輕鬆，人人臉上都帶著幸福的微笑。生活在這樣的高福利的國家，彷彿進了天堂。但好日子過久了，問題就來了。2012年，瑞典官方統計：全國生育率只有1.6，遠低於維持人口穩定的2.1。更麻煩的是，65歲以上的老人佔了總人口的五分之一。年輕人越來越少，老年人越來越多。醫院、公車、養老院這些公共服務行業，年輕勞動力嚴重短缺。再這樣下去，瑞典的高福利遲早撐不住。怎麼辦？瑞典政府腦子一拍，決定引進外來人口——難民。可沒想到，就是這一紙法案，打開了潘多拉的盒子。2013年，瑞典政府通過新法案，對外敞開大門。只要你是難民，來吧！政府給你居留證，免費住房，每月8000瑞典克朗（折合人民幣5000多）生活補助。短短三年，39萬難民湧入瑞典。注意，這些人裡80%是18到35歲的年輕男性。政府本來算盤打得很響：這些年輕人能填補勞動力缺口，讓瑞典的福利體系繼續轉下去。可現實卻啪啪打臉。大部分難民不會說瑞典語，也沒有當地需要的技能。找不到工作，只能靠政府補助過日子。慢慢地，這些年輕男性成了街頭無業游民，三五成群得晃來晃去，成了社會的不安定因素。2013年到2020年，瑞典強姦報案數暴漲3倍，一躍成為歐洲強姦案最多的國家。連續6年蟬聯“歐洲強姦之都”。2018年跨年夜，首都斯德哥爾摩中央車站，幾十個女孩被圍著騷擾，報警電話被打爆。警察趕到時，動手的多是那些沒工作的男性難民。現在的瑞典，女性出門都得提心吊膽。以前敢半夜獨自跑步的姑娘，現在出門必須帶報警器。商場早早關門，公園裡經常有巡邏警察。小超市都裝上了防彈玻璃，女性求助熱線天天被打爆。瑞典的安全排名直接掉出全球前20，幸福感一夜之間崩塌。曾經的童話世界，變成了“強姦之都”有人說，瑞典這是“自作自受”嗎？其實，瑞典政府的初衷是好的。誰都希望自己的國家福利多，生活輕鬆。可問題是，政策不能只看眼前利益，更要考慮長遠影響。引進外來人口，不是發發錢、給個房子就完事了。文化融合、語言培訓、就業指導……每一步都得考慮到，執行好。可惜，瑞典當年只想著“缺人就補人”，沒想到請神容易送神難。大量年輕男性閒著沒事幹，社會矛盾迅速激化。那些本來享受無憂生活的瑞典人，一夜之間，成了“高危人群”。今天的瑞典，已經不是9年前那個“北歐天堂”。高福利、低犯罪、幸福感爆棚，這些標籤都在慢慢褪色。取而代之的，是社會撕裂、治安惡化、民眾普遍焦慮。這不僅是瑞典的教訓，也是很多國家都該思考的問題。 (宇說人物記)

據法新社7月7日報導，印度東北部米佐拉姆邦的官員7日表示，在過去的四天裡，因緬甸的激烈戰鬥迫使近4000當地民眾逃往印度。米佐拉姆邦內政部門負責人萬拉拉米亞告訴法新社，這些難民為逃離敵對的欽族武裝組織之間的衝突，穿過茂密的森林前往鄰國印度逃難。他說：“許多人在印度有親戚，所以可以和親戚住在一起。其他人則被安置在社區會堂裡。”據悉，這個偏遠的山區已經收容了3萬多名來自緬甸的難民。自2021年軍方奪取政權以來，緬甸爆發了一場致命內戰。報導稱，一名不願透露姓名的高級警官表示：“過去四天約有4000人來到這裡。”警方說，兩個反對緬甸軍方政權的組織之間為爭奪欽邦地區控制權的戰鬥仍在繼續。警方說：“邊境另一邊的局勢仍然緊張，所以我們沒有要求他們返回。” (參考消息)

接收南非白人難民，這是只有川普才敢幹的事。為什麼這麼說？因為，在西方的主串流媒體輿論中，甚至在簡中網，川普的行為簡直就是不折不扣的“白人至上”主義者，這是要被批判的。5月11日，川普政府接收了首批59名從南非來美國避難的白人，結果遭到大量媒體的攻擊，一些國內外所謂的博主大V也是對川普口誅筆伐。連美國聖公會也拒絕跟美國政府合作，拒絕按照聯邦政府指示安置那些南非白人“難民”。南非政府也堅稱說他們沒有歧視和迫害白人，也就不存在白人難民的問題。然而，南非自1994年曼德拉擔任總統後，短短幾十年，就從一個非洲唯一的發達國家，演變成了今天非洲大陸犯罪率居高不下﹑艾滋病高發，全球強姦率最高的國家之一，這是不爭的事實。南非白人面臨的問題就業和人口的危機：在曼德拉執政後，南非政府開始推行“黑人經濟賦權”（BEE），旨在提升黑人在經濟中的參與度，政府還推動的土地改革計畫旨在將白人農場主擁有的土地重新分配給黑人。同時，南非政府還推行《就業公平法案》，要求政府機構和企業的招聘中，制定和實施就業公平計畫，實現員工隊伍的“人口代表性”，即員工種族比例應大致反映全國人口結構（黑人約佔80%）。比如，南非警察服務局（SAPS）明確實施基於種族的招聘和晉陞配額政策，如果沒有符合種族目標的候選人，職位可能寧願空缺也不僱用其他種族的合格候選人。大學入學也存在基於種族的配額，2016年誇祖盧-納塔爾大學醫學院的配額為69%黑人、19%印度裔、9%有色人、2%白人、1%其他。可以說，南非的《就業公平法案》就是臭名昭著的“種族配額”制度的由來，歐巴馬熱衷的DEI其實就是師從南非。歐巴馬的8年執政，很多政策無不在效仿當年的曼德拉，幾乎把美國演變成“大號南非”。這也是為什麼在2016年，已經受夠了歐巴馬政府“政治正確”的美國普通選民，尤其是備受忽視的白人選民，在川普“美國優先”的競選口號的感召下，把政治素人川普送進了白宮。話歸正題。曼德拉在西方左翼媒體的渲染下，成為了人權鬥士﹑革命導師﹑世界政治領袖。其實，曼德拉只有在南非白人政府的監獄裡才能活得如此滋潤，不僅獲釋參加總統大選，還獲得了當年的諾貝爾和平獎，成為享譽世界的政治領袖，受人膜拜。要知道，但凡他在世界的任何一個其他的專制政府下，不知道已經“被消失”多少次了。在南非黑人執政後，一些列的傾向性政策，導致白人在就業和晉陞中面臨“反向歧視”，南非白人人口占比也從1994年的13.7%下降到2022年的7.7%，白人人口快速下滑。人身安全危機：近年來，南非白人，尤其是邊遠的白人農場主成為暴力犯罪的目標，部分襲擊被認為具有種族動機。自1994年以來，近3000名白人農場主被殺害。據2024年第一季度報告約100起農場襲擊，導致22人死亡，受害者多為白人農場主。而住在富人社區的白人，則大機率成為搶劫的對象，因其被視為“高價值目標”。在社會言論上，部分黑人激進派，如利葉斯·馬萊馬領導的經濟自由鬥士黨EFF的言論被指具有反白人傾向，馬萊馬還公開在集會上高唱“殺死布林人”（Kill the Boer）的歌曲，現場一片歡呼。2024年，南非政府通過的《土地徵收法》（Expropriation Act），允許在“公共利益”下無償徵收土地，這更引發了白人農場主對財產安全的擔憂。這一系列的事件，加劇了白人社區的不安全感，有經濟能力的白人紛紛拖家帶口出走南非。在南非政府通過的《土地徵收法》後，面對南非白人面臨的遭遇，川普自上任伊始，就簽署行政命令凍結對南非政府的資金援助，同時對南非白人開通庇護的綠色通道，這些行為在崇尚“政治正確”的西方領導人中是不可想像的。其實，主串流媒體所謂“只接收白人難民”的說法是偷換概念，如果一個國家可以接收來自穆斯林國家、非洲、中南美洲的大量難民，怎麼到了接收南非白人，就變成了“白人至上”？難民政策就應該一視同仁，而不是搞種族配額。 這些主串流媒體鼓吹“反歧視”，卻用膚色標準決定誰該被接納，這本身就是反自由主義邏輯。試想一下，如果川普政府這次接收的是中東難民或者非洲的黑人難民，估計主串流媒體屁都不敢放一個。在拜登4年的任期內，有超過1100萬的非法移民以各種途徑和手段進入美國，好吃好喝的招待，美國媒體和輿論卻幾乎沒有反對的聲音，一片祥和。而川普才剛接收59名南非白人難民，就開始遭到媒體“白人至上”的炮轟，輿論一片罵聲。左媒的雙重標準，就是這麼無下限。結語在左媒“政治正確”的世界觀中，穆斯林和黑人是他們惹不起，也不敢惹的存在，搞不好就被扣上“種族歧視”的大帽子，得不償失。所以，在2020年“黑命貴”運動中，主串流媒體無不讚揚黑人群體對抗警察暴力執法的示威活動，甚至不惜推波助瀾，但是對黑人運動中的暴力行為和“打砸搶”行動卻選擇性無視。近10幾年來，在西方的政治和社會文化中，種族主義，白人至上主義已經成為政治家和民眾不敢輕易觸碰的敏感話題，稍有不慎就會惹火燒身，前途不保。白人的歷史負罪感和自我矮化，已經成為部分白人被道德綁架的“緊箍咒”，這就是“白左”產生的主要原因，尤其以西方白人年輕女性為甚。在西方的政治家中，也許只有川普統敢於公開面對這些問題，並頂著被扣“帽子”的非議，接收那些被歧視和迫害的南非白人，這是需要勇氣和魄力的。接收南非白人難民，這也是川普對“白左”的一次說不，而且是以實際行動說“不”。川普堅持的這一點正義，既是這個世界的幸運，也是這個世界的悲哀。 (南文觀世界)

儘管TikTok拿到了75天的“復活卡”，但仍有許多美國“洋抖難民”被中國網友的善意和溫暖所打動，選擇留在了意外成為中美民間交流橋樑的中國社媒平台“小紅書”裡。1月28日，美媒《華爾街日報》注意到一個饒有趣味的現象：這道平平無奇的中國家常菜——雞蛋羹，正成為中美網友間親密交流的又一個像征物。 據美媒報導，這道在美國中餐廳裡鮮少供應、但在中國家家都會做的菜餚，尤其受到美國網友的追捧。截至上周日，小紅書上以“蒸蛋”為標籤的貼文超過4.1萬個，瀏覽量超過320萬次。中國網友還會不吝讚美，給足情緒價值。 “雞蛋羹現在真的火爆了。”來自紐約的斯塔爾（Eshita Starr）告訴美媒。她在小紅書上發佈的蒸蛋視訊獲得了超過4.6萬個點贊。 截圖自小紅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