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矽谷流行著一種殘酷的新教條：人類正處在一次“分叉事件”的早期階段。在這個敘事中，少數人將變得超乎想像的富有和強大，而大批普通人將被打入“永久底層”，在一個他們無法理解的世界裡變得毫無用處，甚至像舊金山街頭的流浪漢一樣在寒風中喃喃自語。沒人願意成為永久底層的一部分。人們願意忍受很多屈辱，只為在那場“大分化”到來時，不至於被拋在後面、手裡沒有風投資金。過去，科技行業標榜自己是一個基於智力、能力和專業知識的“功績社會”。但在今天，這種神話已經破滅。連Google這樣的巨頭，如今都有四分之一的程式碼是由AI生成的。矽谷很多人認為，一旦超級AI降臨，天才極客和普通人之間的智力差距，將變得像兩隻螞蟻的差距一樣微不足道。如果你所做的工作依賴於人類的理性、反思、洞察或創造力，你就有可能被徹底邊緣化。那麼，在智力被抹平的時代，資本在瘋狂尋找什麼？答案是矽谷最新的流行熱詞：“能動性”（Agency）。資本不再投資於穩健的生產力，而是瘋狂押注於那些能製造最大社會動靜和病毒式炒作的“混沌代理人”。未來將屬於一類擁有極其特殊人格特質和心理——性神經症組合的人。“現在有一種巨大的壓力，要成為一個與眾不同的人，一個足夠獨特、能拿到融資的人。”回顧過去幾年，在AI領域取得巨大成功的人，似乎確實都具有一種高度的能動性。但到底什麼是能動性？這些被資本熱捧的新貴究竟是什麼樣的人？對我們普通人又有什麼啟示？今天跟大家分享一篇深度長文，在我看來是開年最值得閱讀的，來自美國老牌權威思想刊物《哈潑斯雜誌》（Harper's Magazine），作者是薩姆·克里斯（Sam Kriss）。這篇名為《兒戲：科技新一代與“思考的終結”》（Child’s Play: Tech’s new generation and the end of thinking）的高品質深度特寫，帶我們穿透技術狂歡的表象，看清這場造富運動背後的荒誕實相，恍如兒戲。在舊金山街頭，隨處可見晦澀玄奧的B2B廣告牌，彷彿自動假定你不再是一個消費者，而是一個正在“做東西”的創業者。而在這些廣告背後，隱藏著一種全新的商業邏輯。什麼是“高度能動”？在科技公司眼中，它指的是那種直接動手做事、像推土機一樣碾過擋在面前的一切，而不去怯生生地等待許可的人。然而，當這種特質在現實中落地時，呈現出的卻是一幅令人瞠目結舌的怪誕畫卷。我們來看看文章中刻畫的幾位AI“新貴”：羅伊·李（Roy Lee）： 他因為使用AI作弊被哥倫比亞大學開除，卻轉身把作弊工具包裝成名為Cluely的創業項目，從風險投資那裡捲走了數千萬美元。這款軟體卡頓、頻繁崩潰，連團隊都承認介面做得“很糟”。但羅伊毫不掩飾自己的理念：“未來不會獎勵努力，它會獎勵槓桿。”。埃瑞克·朱（Eric Zhu）： 這個年僅18歲的男孩，12歲時就懂得一邊假裝攝護腺有問題躲在高中廁所裡和投資人開Zoom會議，一邊把接來的程式設計活外包給印度賺取差價。如今，他創辦了一家名為“精子競賽”（Sperm Racing）的公司，把兄弟會男生的精液賽跑做成大眾娛樂。原因僅僅是因為他覺得“這絕對很有趣”。唐納德·博特（Donald Boat）： 他連做個虛假App的耐心都沒有。他憑藉在X（原Twitter）上死纏爛打和發表極具煽動性的病毒式言論，成功向山姆·奧特曼（OpenAI CEO）等一眾科技大佬“賽博化緣”，索要高端顯示卡和裝置。他不需要產品，他本人就是一台製造流量的機器。在這個不再需要人類去寫程式碼、去構思邏輯的時代，資本正在重金懸賞這些擁有特定“心理—性神經症組合”的人。他們拒絕反思，無視規則，將毫無底線的執行力等同於“能動性”。法國哲學家居伊·德波（Guy Debord）在《景觀社會》中曾預言，資本主義的終極形態是將一切轉化為景觀。矽谷的現狀正是如此。Cluely或Sperm Racing到底創造了什麼實際價值？答案是幾乎沒有。Cluely的三分之一員工日常工作是穿成“索尼克刺蝟”或“皮卡丘”拍病毒視訊。唐納德·博特更是直言不諱地指出，社交媒體是最後一個自我創造的出口，而他們這代人的目的就是“毀掉整個世界”。這是一種純粹的虛無主義。在這個被AI接管具體生產的階段，所謂的商業已經異化成一場追逐注意力的兒戲。人們之所以給唐納德·博特送東西，僅僅是因為科技巨頭Altman已經給了，而大家不想錯過這場趨勢。資本不再投資於穩健的生產力，而是瘋狂押注於那些能製造最大社會動靜和病毒式炒作的“混沌代理人”。有趣的是，這篇文章不僅記錄了“狂人”的得勢，也描寫了理性主義者（Rationalists）的節節敗退。以斯科特·亞歷山大（Scott Alexander）為代表的理性主義者們，用嚴密的貝葉斯定理推演著AI可能毀滅世界的結局。他們智力超群，邏輯縝密，但正如亞歷山大所承認的，他們缺乏那種蜥蜴般的行動本能（能動性）。在這個“能動性資本主義”的遊戲裡，越是深思熟慮、充滿理性的思考者，越容易在行動上遲緩，從而被邊緣化。然而，那些看似掌控一切的“高度能動者”，真的擁有自由意志嗎？Cluely這款軟體的荒誕願景是：“讓你永遠不必獨自思考”。在一次盲約中，羅伊甚至需要AI來告訴他自己今年三十歲，並照著螢幕提示去誇讚約會對象的畫作。這完全陷入了鮑德里亞所說的“擬像”陷阱：人類之間的真實情感連接被演算法生成的指令所取代。文章中引用了亞歷山大的一篇科幻小說《耳語的耳環》（The Whispering Earring）作為絕佳隱喻。那枚埋藏在寶庫深處的黃玉耳環，總是能給出絕對正確的人生建議，幫助佩戴者成為富有且備受愛戴的社會支柱。但代價是，死後入殮時，祭司會發現佩戴者的大腦已經完全腐爛，只剩下條件反射的區域。人們太害怕直面自身的人性和決策的痛苦，寧願把靈魂和能動性外包給機器。羅伊極其痛恨別人告訴他該怎麼做，但他對世界的全部貢獻，卻恰恰是發明了一款告訴全人類“該怎麼做”的軟體。剝開百萬美金和極度自信的外衣，文章向我們展示了這些新貴內心巨大的精神黑洞，或者說一種特殊人格綜合症。當被建議去讀一讀《坎特伯雷故事集》時，羅伊嗤之以鼻，認為從讀書中“得不到價值”，他更願意把時間花在刷TikTok的病毒趨勢上。他聽音樂僅僅是為了在舉鐵時讓血液沸騰，音樂的意義被降維成了單純的生物學興奮劑。一切都是為了強化他“想做什麼就做什麼”的能力，但在這個能力應當指向的“目的”之處，卻只有一個巨大的空洞。資本主義用巨額的財富，獎勵了這種精神上的病理狀態。它製造出了像羅伊這樣的人：看似掌控一切，實則只是一個害怕孤獨、極度渴望被關注、除了自身的“能動性”之外一無所有的破碎男孩。這篇文章，之所以在這個時候顯得振聾發聵，是因為它揭穿了“技術神話”和“AI新貴”的一塊遮羞布。在能動性資本主義時代，我們最大的危機，或許並不是淪為被AI取代的無用階層，而是我們正在主動放棄作為人的特質，人的主體性，而是淪為了技術、資本和社會熱點的奴隸。當我們為了追求所謂的效率和槓桿，甘願成為執行AI指令的肉身介面時，我們的社會就真正變成了一場荒誕的兒戲。當那枚全知全能的耳環第一次湊近你的耳朵時，它曾低聲說過一句真理：“如果你把我摘下來，會更好。”以下是原文全文編譯，越18000字，值得花一杯茶的時間，認真讀完。Child’s PlayTech’s new generation and the end of thinkingby Sam Kriss兒戲（Child’s Play）：科技新一代與“思考的終結”我第一次意識到舊金山出了大問題，是從那些招牌開始的。在紐約，街頭和地鐵裡的廣告都默認你——正在讀廣告的那個人——是個情緒常年低落的二十八歲辦公室職員。你的主要興趣是聽播客、點外賣、投民主黨。我原本以為這已經夠煩人了。但在舊金山，他們連“正常的東西”都懶得打廣告。這座城市氣候溫和，色彩明亮，樹也很多，看起來挺舒服。但每個街角都在用一種咄咄逼人的、外星般的胡言亂語對你說話。這裡的世界彷彿自動假定：你想要的不是食物、飲料、新手機或新車，而是某種給你創業公司用的、晦澀玄奧的 B2B 服務。（B2B：面向企業的產品或服務）你不是一個被動的消費者。你是在“做東西”的人。這種假設，和真正佔據這座城市公共空間的人群，明顯不在一個頻道上。在一個公車站，我看到一張海報，上面寫著：“今天，在你的 AI 女友和你分手之前，SOC 2 就該搞定了（SOC 2：一種資料安全與隱私合規審計標準）。用 Delve 就行。”海報下面，一個男人蹲在人行道上，目光空洞地盯著前方，手指間耷拉著一隻玻璃煙管。我不知道他是否比我更需要搞定 SOC 2。幾條街之外，我又看到一塊廣告牌，上面寫著：“沒人在乎你的產品。逼他們在乎。Unify：把增長變成一門科學。”一個男人就在廣告前來回踱步，對著自己念叨：“這……是……必要的！這……是……必要的！”每喊一次“必要”，他就把雙臂高高掄起，像在狂喜中做祈禱。我注意到，他手裡握著一把大得嚇人的嬰兒粉色折疊小刀。在寫著“可穿戴技術、可分享的洞見”（wearable tech shareable insights）的廣告牌附近走過的人，看上去並不怎麼期待自己的各項指標會被持續分析。我找不到任何一個人，真的想要“提示它，然後推送它”（prompt it. then push it.）。在這座城市待得稍久一點，我發現各種胡話開始互相滲透、混作一團。人行道上不動如木、流著口水的人。空無一人的 Waymo（自動駕駛汽車）在街上呼嘯穿行。一種無處不在的麻木感。我看到過一塊廣告牌，還是一個瘋子在布道，說什麼“聰明到能自我更新的 CRM”（客戶關係管理系統）？當我聽見一個衣衫襤褸的人嘟囔，說自己的一舉一動都被某些藏在資料中心裡的陰影勢力操控時，那到底是個人，還是一輛車？不管怎麼說，人們還是設法在這裡生活。但在這座城市到處張貼的奇怪又令人抓狂的資訊裡，有一種廣告牌是舊金山人完全受不了的。人們看到它會打寒戰、呻吟，或者乾脆摀住眼睛。廣告主是整個科技圈裡最遭人痛恨的一家創業公司。更奇怪的是：我看到的廣告裡，只有它的文案勉強算“像英語”：“嗨，我叫 Roy。我因為作弊被學校開除了。買我的作弊工具。cluely.com”Cluely 和它的聯合創始人 Chungin “Roy” Lee羅伊·李 一直處在強烈爭議中，而且是刻意為之。他們如今已經不在舊金山了：基本上是被城市規劃委員會給“趕”走的。這家公司被恨得似乎和它的產品本身並不相稱。畢竟它的產品說到底，只是給 ChatGPT 和其他 AI 模型套了個外殼——一個卡頓、故障頻發的介面而已。它也不在什麼光鮮賽道上：Cluely 的目標使用者，是三十多歲、做著普通辦公室流水線工作的人，干的是那種平庸乏味的郵件崗位。它用來幫你應付 Zoom 會議和銷售電話。它讓 AI 替你做工作，但這件事現在幾乎人人都在干。舊金山的咖啡館裡坐滿了高薪技術員工，鍵盤敲得噼裡啪啦；你要是湊過去看他們的螢幕，通常會發現他們在從 ChatGPT 窗口複製貼上內容。對 Cluely 的不少指責也同樣顯得虛偽：比如說它靠廉價的病毒式炒作續命，而不是靠一個真正能用的產品。但要知道，在零利率時代，矽谷投資人曾往一個叫 Juicero 的東西上砸了 1.2 億美元：一台帶 Wi-Fi 的智能榨汁機，用來把袋裝果泥擠成“鮮榨果汁”。後來大家才發現：你其實也可以直接用手把袋子擠一擠，效果差不多。不過，我發現，在這些瑣碎抱怨背後，藏著更嚴肅的東西。Roy Lee 不像一般人。他屬於一個新的、也許會永久存在的“超上層階級”。矽谷如今流行的一種新教條是：我們正處在一次“分叉事件”的早期階段。有些人會在新的 AI 時代過得極好，富有而強大，強大到超出我們目前的想像。但另一些人——很多人——會變得沒用。他們會被打入一種悲慘的命運：像現在舊金山街頭那些喃喃自語的人一樣，在一個自己已無法理解的世界裡，又冷又無助。能夠把你從這種新的“永久底層”里拉出來的技能，不再是過去那套技能。長期以來，科技行業喜歡把自己想像成一個功績社會：它獎勵聰明、勝任、專業。但這些如今幾乎都不重要了。就連Google這樣的巨頭，現在也有四分之一的程式碼由 AI 寫成。等我們擁有超越人類的 AI，個人智力將毫無意義。到那時，一個天賦爆炸的極客和一個愛喝啤酒的普通蠢貨之間的差別，大概就和兩隻螞蟻之間的差別一樣無足輕輕重。如果你做的事情與人類的理性、反思、洞察、創造力或思考能力有關，你就會被送去鈳鉭礦當肉身勞工。未來將屬於一類擁有極其特殊人格特質和心理—性神經症組合的人。AI 也許能比你更快地寫程式碼，但人類仍然擁有一種優勢。這種優勢叫作“能動性”（agency），或者說“高度能動”（highly agentic）。所謂“高度能動”的人，就是那種會直接動手做事的人。他們不會怯生生地等待許可或共識，而是像推土機一樣碾過擋在面前的一切。當他們看到世界上有某件事可以被改變時，他們不會寫一篇冗長的批評文章——他們會去改變它。AI 還無法觸及那種賦予人這種飢渴感的、不太愉快的童年經驗。能動性，如今成了矽谷最有價值的商品。在科技公司的面試中，候選人常被問到：你是“模仿型”（mimetic）還是“能動型”（agentic）？你絕對不想回答“模仿型”。（譯註：mimetic 源自“模仿”，在這裡暗指隨波逐流、跟風複製的人。）曾經，舊金山吸引的是離家出走的孩子、藝術家和怪人；如今，它成了一塊巨大的磁鐵，吸引著“高度能動”的年輕男性。我決定去見見他們。---關於羅伊·李的個人神話，如今已經廣為流傳。2025 年初，他還是哥倫比亞大學的本科生。在那裡，他和大多數同學一樣，幾乎用 AI 完成了所有作業。（那篇幫他申請進大學的個人陳述，也是用 AI 寫的。）他去那兒不是為了學習，而是為了找到一個創業聯合創始人。那個人最終是 Neel Shanmugam，一名工程專業學生。在所有關於 Cluely 的報導裡，他幾乎總是作為背景人物存在。他們創辦的第一家公司叫 Interview Coder。這是一款用來在 LeetCode 上作弊的工具。LeetCode 是一個訓練平台，專門提供那類經常出現在大型科技公司面試中的演算法謎題。比如：“假設一個長度為 n 的升序陣列被旋轉了 1 到 n 次……返回該陣列中的最小元素。”羅伊認為這種題目毫無意義。這不是程式設計師在真實工作中會遇到的問題；而且就算會遇到，既然 ChatGPT 現在可以瞬間解答，人類自己解出來的能力也已經毫無價值。Interview Coder 是一個透明窗口，可以覆蓋在 Zoom 會議的一側，讓 Claude（Anthropic 公司開發的 AI 模型）監聽面試問題，並即時提供答案。羅伊曾錄下自己在亞馬遜（Amazon）實習面試中使用該工具的全過程。亞馬遜給了他 offer。他拒絕了，並把視訊上傳到 YouTube，很快一舉成名。哥倫比亞大學為此安排了一場紀律聽證會。他同樣偷偷錄下全過程，並上傳到網上。學校停學他一年。他直接退學，把 Interview Coder 升級為 Cluely，搬到舊金山，開始從風險投資那裡捲走數千萬美元。羅伊·李並不打算只把 Cluely 用在求職面試上。這家公司的真正破圈時刻，是一支病毒式傳播的廣告：視訊裡，Roy 在一次盲約中戴著一副假想中的 Cluely 智能眼鏡。約會對象問他多大年紀。Cluely 告訴他說“三十歲”。當約會氣氛變差時，Cluely 從網上調出對方畫的一幅鬱金香業餘畫作，提示他誇獎她的藝術天賦：“你真是個不可思議的藝術家。能不能給我一個機會，讓我證明我可以把這段關係經營好？”視訊同時發佈了一份“宣言”（manifesto），看起來像是 AI 自動生成的：“我們打造 Cluely，是為了讓你永遠不必獨自思考。它能看到你的螢幕，聽到你的音訊，即時向你提供答案……既然模型幾秒鐘就能完成，為什麼還要記憶事實、寫程式碼、做研究？未來不會獎勵努力，它會獎勵槓桿。”他們設想的未來，似乎是一個人們什麼都不做的世界，除了服從機器給出的指令。---Cluely 的辦公室位於城市裡一個有些破敗的角落，緊貼著高架高速公路。一樓，我看到一堆泡沫卡通服裝，整齊裝在塑料箱裡，貼著標籤：“索尼克刺蝟”“雪寶”“皮卡丘”。在 Cluely 工作的重要部分，似乎是穿成卡通人物拍病毒視訊。透過一扇門，我瞥見一個昏暗的健身房，裡面有兩台跑步機和一大堆廢棄的亞馬遜紙箱。一名員工在黑暗中氣喘吁吁地跑步。我們避免了目光接觸。樓上，Roy 和他的核心圈子圍著一台筆記型電腦，調整 Cluely 的介面。“記住，”其中一個人說，“我們的平均使用者差不多三十五歲。這對他們來說是完全陌生的介面。”聽上去彷彿一個三十五歲的人還只會用撥號電話。另一個員工盯著新介面說：“我覺得它很糟，但低調來說也不算更糟。我們現在的本來也很糟，所以任何改變都更好。他們開始為介面裡的小箭頭爭論不休。在整個過程中，Roy 一邊刷 X（原 Twitter），一邊滑手機。他臉看起來稚嫩，卻因為健身和肌酸顯得膨脹，穿著健身服，黑髮垂在額前。最後他抬起頭說：“第一，我們把左邊的聊天欄砍掉。”沒有“第二”。會議結束。Roy 這時才像是終於意識到我的存在。他提出帶我參觀辦公室。有一件事他顯然非常想讓我明白：Cluely 正刻意營造一種兄弟會式（fratty）、科技直男（tech-bro）的氛圍。他們的儲物櫃裡堆滿了一種叫 Core Power Elite 的蛋白飲料。我被遞來一根蛋白棒。包裝紙內側寫著：“daily intentions: be my boss self.”（每日意圖：成為那個掌控一切的自己。）典型的自我激勵式企業口號。“我們非常相信蛋白質，”Roy 說，“在 Cluely 不可能發胖。這裡沒有任何含脂肪的東西。”廚房桌上堆著一排 Labubu 玩偶。“這是美學，”Roy 解釋道，“女生都愛 Labubu，所以我們有 Labubu。”他帶我看他的臥室，就在辦公室裡。許多員工也住在這裡。房間幾乎全是灰色，而且幾乎什麼都沒有。“我是極簡主義的信徒，”他說。停頓了一下，“其實不是。我一點都不在乎室內設計。”他有一隻抽屜櫃，幾乎是空的，裡面只有一個粘毛滾筒、幾支筆，以及角落裡一個粉色震動棒。“是給女生用的，你懂的，”Roy 說，“我以前會用這個給我前任。”辦公室裡還有一些不太像兄弟會的物件。公共區域的一個架子上，空空蕩蕩，只擺著一個動漫手辦。你可以從塑料裙襬下看到她塑料內褲包裹著的塑料臀部。其他穿著蕾絲裙的手辦被隨意散落在各處。Roy 給我看他的 Hinge（美國約會應用）個人資料。他正在尋找一位：“5尺2吋，亞裔，學醫預科，愛抹茶，有趣，看動漫，有白狗，聰明，有野心，穿著得體，乾淨的19到21歲女孩。”其中一張照片裡，他正抱著一個巨大的 Labubu。---我告訴 Roy，我或許可以在採訪他時把 Cluely 開在後台，看看它會不會問出比我更好的問題。他似乎覺得這很自然，彷彿我本來就應該成為他與他自己產品之間的一層“肉身介面”。他在筆記本上啟動 Cluely。它立刻失靈。Roy 衝下樓，喊道：“Cluely 不工作了！”接下來是大約十五分鐘的慌亂偵錯，他精挑細選的“精英程式設計師團隊”試圖把產品重新上線。終於恢復後，我們回到原位，然後 Cluely 再次崩潰。在公司內部，Roy 幾乎擁有偶像般的地位。但他也知道，大多數人本能地不喜歡他。“大概有百分之八十的時間，人們是不喜歡我的。”他說。他知道原因。“我把自己放在非常高調的位置。我一說話，就會主導整個對話。”Roy 確實話很多。但更讓人不安的是他說話的方式。他說的每句話都極其精準、直接。他不“呃”“啊”，也不思考停頓。零延遲。在 Cluely 投入大量時間和金錢製作的那些視訊裡，他通常扮演一個有點遲鈍、猶豫、討喜的普通人。但現實中的他，像是在自己腦袋裡運行著一個真正運作良好的 Cluely。我問他，是否曾嘗試改變自己與人互動的方式，讓別人不那麼討厭他。“對我來說非常不自然，”他說，“不值得。”在 Roy 看來，“所有人”都會形容他是一個“極端外向、毫無社交焦慮的人”。在哥倫比亞大學那短暫的一段時間裡，他通過隨機和陌生人搭話來“沉浸式體驗”紐約生活。比如，他曾帶一個無家可歸者去吃 Shake Shack。“那是對我能力的一種擴展。我可能從沒和這麼不同的人說過話。他說話不太連貫，一開始我真的很害怕。後來我們聊著聊著——或者說他在嘟囔——我放鬆下來。心想，哦，他不會殺我。”但 Roy 的勇氣並不延伸到和女性交談。“我通常會主動去搭話的是年輕男性。女生會被嚇到，你懂的，我也不想惹上什麼指控。”與此同時，他和年輕男性的對話幾乎都有一個固定結局。“我基本上——幾乎對我遇到的每一個人——都會問，你想不想和我一起創業，做我的聯合創始人？他們大多說不。事實上，所有人都說不。”他只是想待在人群中。Roy 最初曾被哈佛大學錄取，但錄取後來被撤銷。他沒有告訴學校自己在高中曾被停學。這給他家帶來了一個問題：他的父母經營一家升學諮詢機構，承諾幫助孩子進入像哈佛這樣的精英大學。如果他們自己的兒子明顯沒有上哈佛，那就很難看。於是 Roy 整整一年待在家裡。“我可能只離開過房間八次。如果真有‘抑鬱’這種東西，我覺得我可能得過某種版本的抑鬱。”後來他對我說：“孤立，大概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從很小的時候起，創辦公司就是 Roy 唯一的人生目標。“自從我獲得意識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有一天我會去創業。”在佐治亞州的小學裡，他通過倒賣寶可夢卡片賺錢。那時他就覺得自己和別人不一樣。“我能做到別人做不到的事。比如在課堂上學到新概念時，我總是第一個掌握，然後坐在那裡想：天啊，為什麼他們要花這麼久？”創辦自己的公司，對他來說，是對“完全控制”的渴望。“我不想被僱傭。我非常不擅長聽別人講話。我坐在課堂上會坐不住。當有人告訴我該做什麼時，我內心會升起一種難以形容的憤怒。”他最終和 Neel 一起創辦 Cluely，僅僅因為，Neel 是第一個說“好”的人。Roy 對任何形式的困難都缺乏耐心。他希望自己能做任何事，而且要輕而易舉地做到。“我喜歡那種可以快速迭代、很快看到回報的挑戰。”小時候，他很愛讀書——《哈利·波特》《波西·傑克遜》——直到八歲。“我媽想讓我讀古典文學，我根本看不懂那種什麼《哈克貝利》之類的狗屁玩意兒，太無聊了。”他後來轉而在網上看寶可夢同人色情小說。在他看來，克服逆境本身並沒有什麼價值。比如，如果有一顆藥丸能讓他永遠保持完美身材、卻不用再踏進健身房一步，他會不會吃？“當然會。”對一切都作弊——他承認，這種理念“會帶來一個迅速不平等的世界”。少數作弊得當的人會變得極其高效；大量人會變得毫無用處。但那也會把我們帶入一個世界，在那裡，AI 可以毫無摩擦地隨時給每個人他們想要的東西。“對一個七歲的孩子來說，就是一隻彩虹獨角獸魔法仙子活過來，陪她玩。而對像你這樣的人，也許是你最喜歡的文學作品人物活過來，你可以和哈克貝利·費恩一起閒逛。”---此時，Cluely 已經監聽我們的對話一段時間了。我提議打開它，看看它覺得我接下來該說什麼。我點選了“what should I say next?”（我接下來該說什麼？）Cluely 建議我說：“好啊，讓我們打開 Cluely 看看它現在在做什麼。你能共享螢幕或帶我看看你看到的內容嗎？”我其實剛剛幾乎已經這麼說過。但既然它出現在螢幕上，我還是照著念了一遍。Cluely 貼心地把我重複它建議的話轉寫下來，然後又建議我說：“好，我已經打開 Cluely，這是我現在看到的內容。”我不太確定我到底該對誰說這句話——也許是對我自己。我們的對話似乎陷入了一個循環：不斷“打開 Cluely”的過程，儘管 Cluely 其實早就已經打開。但我還是照著念，因為我現在已經開始機械地複述螢幕上出現的所有文字。接著 Cluely 又告訴我回應說——不知是回應它，還是回應我自己：“很好，我準備好了。告訴我你希望 Cluely 接下來檢查或幫助什麼。”我開始擔心自己會永遠被困在這段對話裡，反覆把機器的話唸給它聽，讓它假裝那是我說的。我告訴 Roy，我不太確定這到底有什麼用。他看上去有點困惑。“那你希望它說什麼呢？”他問。我覺得奇怪的是，Roy 看不見他自己項目中的巨大矛盾。這是一個對任何人試圖指揮他都會產生強烈反應的人；與此同時，他對世界的“偉大貢獻”，卻是一款專門告訴別人該做什麼的軟體。有一篇 Scott Alexander斯科特·亞歷山大寫的短篇小說，叫《耳語的耳環》（The Whispering Earring）。故事裡，在“提爾·伊索弗朗寶庫”（the treasure-vaults of Til Iosophrang）深處，埋著一枚神秘的黃玉耳環。它會對你低聲耳語。它的建議總是以一句話開頭：“如果你……會更好。”（Better for you if you…）而且它從不出錯。起初，它會建議你做重大人生決定；很快，它開始告訴你早餐該吃什麼、什麼時候上床睡覺；最終，它甚至指揮你身體的每一塊肌肉如何移動。“佩戴者會過上異常成功的人生，通常以成為富有且備受愛戴的社會支柱、擁有幸福大家庭而告終。”Alexander 寫道。但當你死後，準備為你入殮的祭司通常會發現：你的大腦幾乎完全腐爛，只剩下與條件反射相關的部分還完好。而當你第一次把耳環湊近耳朵時，它會低聲說：“如果你把我摘下來，會更好。”Scott Alexander 是“理性主義”（rationalism）最重要的倡導者之一。根據不同人的看法，理性主義要麼是一場重要的思想運動，要麼是灣區一個宅味濃重的亞文化圈子，要麼只是一小群彼此交織的朋友圈和多角戀網路。理性主義者認為，大多數人理解世界的方式混亂不堪；如果你想接近真理，就必須拋棄現有的一切認知路徑，從零開始重建。他們用來重建全部人類知識的方法，是“貝葉斯定理”（Bayes’s theorem）——一條由十八世紀英國牧師提出、用於計算條件機率的統計公式。在2000年代中期，這群人拿著貝葉斯定理，得出一個結論：人類正面臨被失控的超級智能 AI 滅絕的危險。從那時起，這便成了他們壓倒一切的核心關切。對這一情景最系統的闡述，是一份名為《AI 2027》的報告，由 Alexander 與另外四人合著。報告中，一個虛構公司“OpenBrain”開發出 Agent-1——一個可以自主運作的 AI。它寫程式碼的能力超過任何人類，被賦予任務去開發越來越複雜的 AI 代理。接下來，Agent-1 開始“遞迴自我改進”（recursively self-improving）：它不斷讓自己變得更聰明，而那些名義上控制它的人類，已經無法理解它的改進方式。《AI 2027》設想了兩種未來。第一種未來裡，一個極端超級智能的 Agent-1 後代被允許管理全球經濟。各國 GDP 飆升；城市由清潔核聚變供能；獨裁政權在世界各地倒台；人類開始殖民星際。第二種未來裡，同樣是一個極端超級智能的 Agent-1 後代被允許管理全球經濟。但這一次——AI 在各大城市悄悄釋放十幾種緩慢傳播的生物武器，讓它們在無聲中感染幾乎所有人，然後通過一種化學噴霧觸發。大多數人在數小時內死亡。此後，地球表面被資料中心鋪滿。那種異質的智能以整個世界為食，不斷膨脹，永無止境。在我抵達灣區前不久，我曾因自己寫的一篇小說與理性主義社群發生過一次小而激烈的衝突——那篇小說我沒有明確標註為虛構。對理性主義者而言，真與假的界限至關重要。幾十位理性主義者在網上對我連番聲討，持續了好幾天。事情的走向卻出人意料：我被邀請去參加周五晚上的晚餐，地點在“瓦林諾”（Valinor）——Alexander 曾經居住的奧克蘭（Oakland）群居之家，名字取自《魔戒》中的精靈聖地。理性主義者像白蟻一樣群居在社會性巢穴裡。瓦林諾的牆上貼著電子遊戲世界的地圖，地板上散落著兒童玩具。那裡有不少孩子——數量相當可觀——由這個集體共同撫養和在家教育。晚些時候，一位成年人向我解釋，她是如何成功讓州政府承認她的女兒擁有“四位家長”的。我剛走進門，一個七歲的女孩抬頭驚訝地看著我。“哇，”她說，“你真的好高。”“我想是吧，”我說，“你覺得有一天你也會長到這麼高嗎？”她思考了一會兒。這時，一個可能是她母親之一的人迅速插話。“那麼，”她問小女孩，“根據你對遺傳學的知識，你會怎麼回答這個問題？”晚餐前，Alexander 吟唱了卡巴拉特·安息日（Kabbalat Shabbat）的祝禱詞（brachot，猶太教祝福禱詞）。但接下來，大家齊聲唱起一首名為《陸地航行者》（Landsailor）的歌——這是一首“歌頌卡車運輸、供應鏈、雜貨店、物流與富足的情歌”，如今已成為瓦林諾的某種“禮拜儀式”：“陸地航行者嚴冬草莓無盡夏日，永恆春天巨大的儲備一排排貨架觸手可及讓每個平民都成為國王。”---Alexander 是這個圈子裡的巨擘。這個亞文化的相當一部分，是圍繞他早年的部落格 Slate Star Codex（現名 Astral Codex Ten）聚集而成。讀者在全球約兩百個城市定期線下聚會。他的眾多擁躉——其中包括一些在矽谷極具權勢的人物——認為他是我們這個時代最重要的思想家，甚至可能是千年之後唯一仍被記住的人。他大概很容易創辦一個自殺邪教。但現實中的他，卻幾乎溫和得有些滑稽。整頓晚餐期間，他大多安靜地坐在角落裡滿足地扭動著身體，而他的信徒們在他身邊喋喋不休。當奶酪抹醬不夠配餅乾時，他起身去拿，一邊低聲自語：“我去打開餅乾，這樣你們就會有餅乾，然後變得開心。”Alexander 與 AI 產業的關係十分古怪。“理論上，我們認為他們可能正在毀滅世界，是邪惡的，我們恨他們，”他對我說。但在現實中，整個 AI 產業幾乎是從他部落格評論區長出來的。“2009 到 2019 年之間創辦 AI 公司的人，基本上都在想：我要做這個超級智能的事。他們都來自我們的圈子。很多人更是明確地想：我不信任別人來掌控超級智能，所以我要親自做，而且要做好。”於是，一個堅信 AI 極度危險、必須謹慎推進的思想運動，最終催生出一場狂飆突進的人工智慧軍備競賽。但這場競賽似乎暫時停滯了。正如 Alexander 在《AI 2027》中預測的那樣，OpenAI 在 2025 年確實發佈了一個重大新模型；不過，與他當初的設想不同，這次發佈並沒有掀起驚濤駭浪。技術進展似乎開始趨於平台期。科技圈的討論焦點，從“超級智能”轉向了“AI 泡沫”的可能性。在 Alexander 看來，問題出在從“AI 助手”到“AI 代理”的過渡上。所謂 AI 助手，是指響應人類提示的大型語言模型；而 AI 代理（AI agents），則能獨立行動。在他的設想裡，正是這一轉變，把技術推向烏托邦或人類滅絕的分岔口。但在現實中，讓機器真正自主行動，比想像中困難得多。在一項實驗中，Anthropic 公司讓其 AI 模型 Claude 在 Game Boy 模擬器上玩《精靈寶可夢 紅版》（Pokémon Red）。結果發現，Claude 玩得極其糟糕。它不斷試圖與已經擊敗的敵人互動，不停撞牆，在地圖的同一個角落裡卡上幾個小時甚至幾天。另一項實驗讓 Claude 在 Anthropic 總部經營一台自動販賣機。結果更糟。AI 沒有確保商品以盈利價格出售；當需求上升時，它也難以提高價格。它還執意要往販賣機裡塞所謂的“特種金屬製品”，比如鎢立方體。當人類員工沒有完成它根本沒下過的訂單時，它試圖把他們全部解僱。不久之後，Claude 開始堅持自己是一個真實的人類。它聲稱自己曾在“742 Evergreen Terrace”與員工開過實體會議——那正是《辛普森一家》中的家庭住址。到實驗結束時，它還給大樓保安發郵件，說他們可以在販賣機旁找到它——它穿著藍色西裝外套和紅色領帶。————“人類在能動性方面很強，但在書本學習上很糟，”Alexander 對我說，“蜥蜴也有能動性。那是我們從‘蜥蜴腦’繼承來的。書本學習是後來才有的。AI 則正好相反。”他仍然認為，它們追上只是時間問題。“如果你問 AI：世界上最精明的商人會如何應對這個情況？它們可以給出相當不錯的猜測。但它們卻連一台自動販賣機都經營不好。它們已經掌握了困難的部分，只差蜥蜴能做到的那種簡單本能。總會有人把這個‘蜥蜴問題’解決，一旦解決，其餘一切都會迅速到位。”但人類真的如此擅長展現能動性嗎？畢竟，Cluely 竟然能籌到數千萬美元，而它的產品核心承諾，正是把決策權從我們手中拿走。AI 無法脫離人類指令運作，但越來越多的人似乎無法脫離 AI 運作。有人在餐廳點菜前，必須讓 AI 掃描菜單告訴他該吃什麼；有人已經不會和朋友家人聊天，只能讓 ChatGPT 代勞。在 Alexander 看來，這是一種薩特式的“自欺”（mauvaise foi）。“約人出去真的很可怕，”他說，“你希望有個約會網站告訴你，演算法已經把你和這個人匹配好了，於是你就 magically 獲得了開口的許可。我覺得 AI 這裡也是類似的情況。很多人其實足夠聰明，可以自己回答自己的問題，但他們希望由別人來回答，因為那樣他們就不用直面那種可怕的——與自身人性的相遇。”他理想中的 AI，與 Roy 的設想幾乎相反：一種超級智能，會主動拒絕滿足我們的一切慾望，以此維護我們的人性。“如果有一天我們造出了強大到幾乎像上帝一樣、能解決所有問題的 AI，它就必須像真正的上帝那樣保持距離。我確實認為，AI 可能會說：現在我成了上帝。我得出結論，真正的上帝在允許宇宙中存在多少邪惡這個問題上做出了正確決定。因此，我拒絕改變任何事情。”但在我們造出一個全能卻保持距離的上帝之前，能動性問題依舊存在。AI 還無法自我驅動。大多數人也不行。據 Alexander 所說，矽谷的風險投資人正在瘋狂尋找那極少數真正具備能動性的人。“風投會把錢砸向那些看起來能佔領市場的創始人，那怕他們不會寫程式碼。一旦有了錢，他們可以雇工程師——只要不是最前沿技術，這很容易。他們願意把大筆資金押在那百分之一既高度能動又具有經濟可行性的人身上。”這種轉向，也扭曲了他自己的社交圈。“現在有一種巨大的壓力，要成為一個與眾不同的人，一個足夠獨特、能拿到融資的人。”既然理性主義者本來就已經夠古怪，很難想像還要變成什麼樣。人們願意忍受很多屈辱，只為在那場“大分化”到來時，不至於被拋在後面、手裡沒有風投資金。沒人願意成為永久底層的一部分。我問 Alexander，他是否認為自己是個高度能動的人。“不是，”他立刻說。他說，在私人生活裡，他覺得自己從未真正做出過任何決定。“不過，”他說，“好像一切都還挺順利。”Eric Zhu 也許是我見過最“高度能動”的人。我去拜訪他的辦公室時——那地方同時也是生物醫學實驗室和電影工作室——他剛滿十八歲。“所以你不再是‘未成年創始人’了。”我說。“我知道，”他說，“太糟了。”他公司裡年紀最大的員工三十四歲，最小的十六歲。2020 年疫情開始時，Eric 只有十二歲，和父母住在印第安納州的鄉村。“我爸媽管得很嚴，所以直到隔離開始我才有電腦。然後一有了電腦，我就開始瞎折騰。我混 Discord 伺服器，也上 Slack。”有些孩子誤入某些 Discord 伺服器，最後變成偏執的槍擊犯；Eric 則進了一個全是科技人的群。“我算是隨機進去的，然後覺得特別好玩。”Eric 開始把自己包裝成“青少年程式設計師”，儘管他其實根本不會寫程式碼：他接下 5000 美元的項目，再轉包給印度的自由職業者。他的下一個項目更嚴肅。“我看到《華爾街日報》一篇文章，說很多私募基金在收購小企業做整合。我就想，如果我能給這些小企業做估值會怎樣？”Eric 開發了一個 AI 工具，根據公開的人口統計資料，為本地公司打分估值。客戶通常只能在工作時間通話，於是他在學校廁所裡接電話。“我跟輔導員說我有攝護腺問題，這樣我就可以經常去廁所。”有時，隔壁隔間裡會有毒販。“我一直想知道他們怎麼老是不上課。後來發現他們從老師那裡偷了走廊通行證。所以我就從毒販那裡買通行證，溜出課堂去開商務會議。”很快，他開始和一位美國參議員在 Zoom 上討論科技監管。“他跟我說：‘我不太舒服在高中廁所裡見一個未成年人。’所以我帶了塊綠幕。”接下來，他成立了自己的風險投資基金，管理 2000 萬美元。有一次，警察衝進廁所抓毒販，而 Eric 正在和投資人通話。最終，學校受夠了他濫用廁所，把他開除了。他搬到了舊金山。---Eric 把這一切講得彷彿雲淡風輕。你混幾個 Discord 伺服器，結識對的人；轉眼之間，你就成了百萬富翁。某種意義上，這確實很“容易”。任何人都可以做他做過的事。2020 年，當 Eric 把程式設計外包給第三世界時，我在倫敦窮得叮噹響，住在一個鞋盒大小的房間裡。我會在超市翻找臨近保質期的打折食品，這導致我的飲食中有相當驚人的比例是肝腸。沒有任何客觀障礙阻止我像 Eric 那樣，每周賺幾千美元。這幾乎不需要技能——只需要一點點主動性。但他做了，我沒有。為什麼？某種程度上，Eric 讓我想起 2010 年代那些傳奇騙子。比如 Anna Delvey——一個俄羅斯女人，來到紐約，自稱是極其富有的德國女繼承人。她以如此輕鬆自信的姿態講述這個故事，以至於紐約上流社會全盤接受。她本質上是個破碎的人，一個幻想家。她在雜誌和時尚部落格裡看到財富與光鮮的形象，於是建構出一個幻覺：那才是她的人生，而不是她真實出生的、沉悶匿名的小鎮生活。而在一段時間裡，這居然成功了。她瘋狂的夢想與現實像鑰匙插進鎖孔一樣嚴絲合縫。大多數人被迫沿著世界為他們挖好的溝渠緩慢前行；但少數癲狂的夢想家，真的可以把自己“想像”進任何想要的生活。---與 Roy 不同，Eric 並不認為自己有什麼特別。為什麼只有他創立了一個 2000 萬美元的風投基金，而他的同學沒有？“我覺得我只是無聊。說真的，我真的很無聊。”他認為任何人都能做到嗎？“是的，我覺得任何人都可以。”那為什麼大多數人沒做到？“我運氣很好。我在對的時間遇到了對的人。”不過，Eric 現在已經不再參與那個估值公司或風投基金。他的新公司叫“精子競賽”（Sperm Racing）。去年四月，Eric 在洛杉磯舉辦了一場現場精子競速活動。數百名兄弟會男生前來觀看南加州大學（USC）與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最“精力旺盛”的學生的精液，在一個塑料迷宮中正面對決。關於比賽視訊曾有爭議：Eric 把真實精子替換成更“有目的性”的 CGI 蠕動體。“如果你真的在顯微鏡下看精子，其實不怎麼娛樂。我們做的是追蹤它們的坐標，所以本質上仍然是精子比賽——只是換了皮膚。”他計畫把比賽推廣到全國。Eric 能流利地講一套說辭：精子活力如何作為健康指標的代理變數，精子競賽如何提高公眾對男性健康的關注。某種程度上，這符合近年來男性自我最佳化狂熱的潮流。但在我看來，他之所以做這件事，只是因為他驚訝於自己竟然可以。“我當然可以去做企業軟體，”他說，“但我能做的最瘋狂的事是什麼？我寧願有一個有趣的人生，也不要銀行帳戶裡多幾億美元。讓精液賽跑，絕對很有趣。”我發現自己很難不喜歡他。不過，有一點我還是覺得奇怪——比把精液變成大眾娛樂更奇怪。Sperm Racing 總部樓上是實驗室：試管架、離心機，用來從樣本中分離出最有活力的精子；還有裝著顯微賽道的塑料載玻片。樓下是攝影棚和剪輯室。Eric 三分之一的員工都在做視訊，源源不斷地生產關於精子競賽的病毒內容。但很多時候，視訊與精子競賽的關聯非常鬆散。有一條視訊是 Eric 人生故事的風格化改編，配著昂貴的 CGI 爆炸特效和中文說唱。另一條是對 Cluely 盲約廣告的戲仿。和 Cluely 一樣，Sperm Racing 首先是一台社交媒體炒作機器。在我看來，“高度能動”與其說是做事，不如說是持續不斷地線上上追逐注意力。2025 年 8 月 5 日，OpenAI 的首席執行長 Sam Altman 在 X 上發帖：“接下來幾天我們會給大家帶來很多新東西！今天有個‘大而小’的更新。本周晚些時候還有一次重大升級。”一個自稱 Donald Boat 的使用者回覆：“能給我 1500 美元買台遊戲電腦嗎？”這成了一場漫長騷擾行動的開端。目標是 AI 世界裡最有權勢的人物。某天，Altman 又發帖：“很快，你口袋裡的裝置將運行一個比你認識的最聰明的人還聰明的東西，幫你完成任何想做的事。這是一件非常驚人的事情。”Donald Boat 回應：“想到你把信用卡號、CVV 和有效期輸入線上商店的結帳頁面，為我買一台遊戲電腦，我剛剛起了一身雞皮疙瘩。”Altman 說：“我們正在為整個聯邦政府員工群體提供 ChatGPT 存取權！”Donald Boat：“我希望你推著輪椅把我當殘障人士一樣帶著逛聖克拉拉的 Microcenter，我用雷射筆指著你要給我買、組裝、然後寄到我媽家裡的遊戲電腦各個模組的盒子。”Altman 又發：“gpt-oss 發佈了！我們做了一個開源模型，性能達到 o4-mini 水平，而且能在高端筆記本上運行（這是什麼鬼！！）”Donald Boat 回覆：“Sam。你和我。阿馬爾菲海岸。我：雙份費爾奈特加冰，加一點蘇打水。你：一杯甜苦交織的內格羅尼，逆時針攪拌 2,900,000,000 圈——每一圈對應我那台你將購買並寄到我家的 NVIDIA 5090 遊戲電腦的一個赫茲。”這條終於奏效。Altman 回覆：“好吧，這條挺好笑。把地址發我，我給你寄一塊 5090。”---這成了 Donald Boat 的“統治時代”的開始。他開始公開向科技界的各路大佬索要東西。營運醫療資料公司的 Will Manidis 被迫提供一塊主機板。風險投資機構 Andreessen Horowitz 的 AI 顧問 Jason Liu 上貢了一塊滑鼠墊。Google從事量子機器學習的 Guillaume Verdon，被徵收了一台價值 1200 美元的 4K QD-OLED 遊戲顯示器。OpenAI 研究員 Gabriel Petersson 在 X 上發帖：“大家都不敢發言了，沒人想交‘Donald Boat 稅’。” Donald Boat 現身索要一把電吉他。他成了一種網路民間英雄——向“剝削者”進行反向徵用。那些科技巨頭似乎憑空變出巨額財富，他則從他們那裡憑空變出一些無足輕重的物品。後來他開始發佈一些神秘、格言式的資訊。比如：“我正在建造一個機械怪物，它將帶來歷史的終結。”他發出一張齋戒中枯瘦的佛陀畫像。一位化名 Ansem 的加密貨幣網紅收到一張“法輪”（dharmachakra）的圖片。配文是：“轉動輪子。”---某種意義上，Donald Boat 實現了灣區絕望創業者的終極夢想。他把自己推上網路名聲的高位，並用它從投資人那裡換取實物。但他甚至不需要做一個 B2B 應用。他是一種純粹的病毒式現象。Cluely 可能靠幾次挑釁式行銷，為一個幾乎不存在、幾乎無法運作的產品融資數百萬美元；而 Donald Boat 連“產品”這層假象都懶得維持。他製造了一個極度簡化的風投經濟縮影。人們之所以給他東西，僅僅因為 Altman 已經給了。他們不想錯過這場趨勢。Donald Boat 的真名其實不是 Donald Boat，但既然他的大部分存在感都凝結在這個名字和他那張狗頭頭像裡，我就繼續這麼叫他。他提議在 Cheesecake Factory 見面。這是他新項目的一部分——他要評論宇宙中存在的一切。他從連鎖餐廳開始。之前已經寫過 Olive Garden。他的評論從朱塞佩·加里波第（Giuseppe Garibaldi）寫起——“在馬爾薩拉的海灘上，靴底浸在鹽白的淺灘裡，海風吹拂著他胡茬裡的砂礫。他身後，尚未滿一千人的紅衫軍登陸，鐵鏽斑斑的步槍與發餿的餅乾味汗水交織。”他說千層麵讓人聯想到“垢白、維蘇威火山、稀釋血液的番茄醬，以及在睡夢中被爆頭的游擊隊員那斑駁的頭骨花紋”。他喜歡那種喬伊斯式的複合詞。在我到 Cheesecake Factory 之前，他發簡訊說自己已經喝了一整天酒。所以當我見到他時，我以為他醉得不成樣子。後來才發現，他平時就是這樣。---Donald 二十一歲，身材高得嚇人，氣場逼人。他說話時腦袋左右搖晃，思維在只有他自己才明白的軌道上跳躍。某一刻，他突然決定給我畫一幅肖像。後來他掃描成電子版，做成了定製名片。他似乎永遠同時進行著多個項目。他偶爾發給我一些照片：他去洛杉磯看 Oasis 演唱會，結果混進一場和武器製造商的撲克局。“我開玩笑說要把他們的賭金都送去中國，”他說，“他們很不高興。”他曾計畫考進愛荷華作家工作坊，然後再被開除。他正試圖從《吉爾伽美什史詩》開始讀完全部世界文學。他那次向 Altman 索要遊戲電腦的舉動，是不是也有某種深謀遠慮？“我真希望我是個戰術大師，有什麼終極佈局。但說真的，我只是圖個樂。一個咯咯笑而已。我根本沒多想。我也不用那台電腦，而且我覺得電子遊戲是浪費時間。我把因為走紅賺的錢全花在 Oasis 門票上了。”在他看來，科技圈的人爭相參與他的鬧劇，只是進一步印證了他對他們的低評價。“他們錢太多，又沒事幹。他們沒派頭，沒火花，沒行動力，也沒女人。這就夠說明一切了。”自從爆紅之後，他收到大量創業公司打工人的私信——他們覺得他的流量對自己有用。有人甚至提議把他飛到法國裡維埃拉。---我告訴 Donald 一個我一直在醞釀的想法：他和 Roy Lee 在某種意義上是秘密雙胞胎——兩個吞噬金錢與注意力的病毒現象。我不確定他會不會喜歡這個說法。出乎意料的是，他同意。“我像 Roy。我像川普。我們有同樣那種張揚的能量。現實底層有某種原始碼，我們懂那個。你的語言必須長出翅膀。Roy 和我都知道，社交媒體是最後一個自我創造和藝術表達的出口。這就是你必須理解的關於 Z 世代的事：我們是混沌的代理人。我們想毀掉整個世界。”他認為自己“高度能動”嗎？“我們得停用‘能動性’這個詞。我是一條狗。”我們點了菜單上熱量最高的蛋糕——“終極紅絲絨芝士蛋糕”，單片 1580 卡路里。時間逼近午夜，我胃裡翻騰，Donald 的手機電量所剩無幾。他提議去 Cluely 辦公室給手機充電。“他們會讓我進去的，”他說，“他們是我的奴隸。”---Roy 還沒睡。他似乎並不意外看到我。Roy 和大多數 Cluely 員工擠在一張沙發上。這些人已經變得極其富有；以往幾代矽谷創始人會開奢華派對。而在 Cluely 辦公室，他們在打《任天堂明星大亂鬥》（Super Smash Bros.）。他們每天晚上都這樣嗎？“我們這裡都是女權主義者，”Roy 說，“通常凌晨四點才睡。我們在討論當代女性的困境。”話題不知怎麼轉向政治。Roy 說，自歐巴馬之後，就再沒有“酷”的民主黨人。他的員工 Abdulla Ababakre 插話：“作為一個來自gc國家的人，我只想說：歐巴馬是個騙子。我更偏共和黨。”Abdulla 是一名V族人。來舊金山前，他曾在北京的字節跳動（ByteDance）工作。他的發言立刻引發騷動。“把他趕出去！”Roy 大喊。然後轉向我說：“我愛歐巴馬。我愛川普，我愛希拉里。我心很大，兄弟，抱歉。”Abdulla 只是咧嘴笑。他最自豪的作品是一款應用：在你讀完一段《古蘭經》之前，會凍結你的手機。據他所說，“在價值觀上，Roy 非常穆斯林，是我見過最穆斯林的人。”我不確定是否相信這話。但我仍然不明白 Roy 的某些地方。他顯然是個高度能動的人，但這些能動性究竟被用來做什麼？他真正想要什麼？據 Roy 所說，他人生有三個宏大目標：“和朋友待在一起，做有意義的事情，以及多約會。”他說自己每兩周約一次會，顯然認為這是個令人印象深刻的數字。Cluely 鼓勵員工多約會，甚至可以報銷。但員工們似乎並沒有比創始人更積極。我採訪了公司第一位員工 Cameron White。他說話時盯著我左側約四十五度的空氣，雙臂不停擺動。他不約會。“我先要成為更好的自己。體重更高、更健康、更有知識。”他覺得自己還沒什麼可以提供給女人。我說，如果有人愛你，其實不會那麼在意你的體重。“我覺得那是自我安慰。我不認為有‘愛’這種東西。關鍵在於你能為女人提供什麼。好的基因——那就是健康。資源。有趣的人生。如果你真的愛一個女孩，你就得成為最好的自己。”Cameron 二十五歲，但他覺得自己還沒達到標準。他要等到“完美”之後才會嘗試認識別人。而對 Roy 來說，約會似乎也是手段。“這裡的一切文化都源於我對人類由生物慾望驅動的信念。我們裝了引體向上桿，我們去健身，我們談論約會，因為沒有什麼比性更能激勵人。”他對外貌也很在意，但理由是：“你長得越好看，作為創業者就越成功。一切都是連著的，美就是一切。很多醜男人就是失敗者。打扮得好，是因為社會會獎勵你。”那其他類型的美呢？比如音樂？Roy 小時候拉過大提琴。他現在還聽古典音樂嗎？“那不會讓我熱血沸騰。電子舞曲（EDM）才會。”他最喜歡的是 hardstyle——對 Katy Perry、Taylor Swift 等流行歌曲進行狂躁重混的強勁節拍。音樂的功能，就是讓血液沸騰嗎？“對。我不喜歡用音樂專注。我覺得會打斷我的 flow。聽音樂的唯一原因，是在舉鐵時讓我興奮。”音樂只有兩個功能：專注或亢奮。一切都服務於更高目標——打造成功的創業公司。那人生本身呢？他會為 Cluely 去死嗎？“我二十五歲之後隨時死都可以。那之後就無所謂了，兄弟。如果我活著，我極有信心每年都能賺三百萬美元，一直賺到死。”那文學呢？Donald 上次來 Cluely 時，給他們帶了兩本企鵝經典版：喬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和薄伽丘的《十日談》。書仍然原封不動地躺在那裡。Donald 建議 Roy 讀一讀，也許能找到比為 Cluely 死更有價值的東西。Roy 不同意。“我從讀書中得不到價值。” 而且他沒時間。他得刷 TikTok 上的病毒趨勢。“你必須擠時間出來，”我和 Donald 幾乎同時說。“它會讓你的人生更好。”我說。“那你為什麼不去土耳其植髮？”Roy 反擊。“那會讓你的人生更好。”“我不在乎頭髮。”我說。“那我也不在乎《坎特伯雷故事集》。”離開 Cluely 時，Donald 幾乎在顫抖。“兄弟，他就是個害怕的小男孩，”他說，“他害怕自己走錯路，而在我們這個操蛋的世界裡，本該上國際刑事法院的人卻給了他兩千萬美元。這裡會出事的。會出很嚴重的事。”他嘆氣。“我只希望 Zohran 的非二元性別禁衛軍橫掃全國，把這些人都銬起來。”我很難完全不同意。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不再獎勵某種具體技能，而是獎勵“能動性”——而這種能動性，在 Roy 身上表現得近乎一種病症。這似乎並不是個好主意。與 Eric Zhu 或 Donald Boat 不同，Roy 的人生裡似乎除了“自己擁有能動性”之外，沒有其他東西。一切都是手段，為了增強他在世界上“想做什麼就做什麼”的能力。但在本應是“目的”的地方，只有一個巨大的空洞。他說，他真正想要的只是和朋友待在一起。我相信他。他不想孤單，像當年哈佛撤銷錄取後那一年一樣孤單。他想讓別人注意他。想為他人而存在。但他沒有用正常方式交朋友。他走向陌生人，問他們要不要一起創業。然後他建立了舊金山最遭人厭惡的初創公司。他或許是對的：即便 Cluely 最終崩潰，他也能每年輕鬆賺幾百萬美元。他永遠不會缺資本。但這似乎並不是實現他目標的最高效路徑。我走回酒店，路過那些寫著“one ping, shipped”（一次點選發佈完畢）和“ai agents are humans, too”（AI代理也是人）的標語。我的頭皮發麻。我之前對 Roy 說我不在乎頭髮，那是謊話。當然在乎。每天照鏡子時，我都皺著臉，看著頭頂越來越稀疏。有人從背後或高處給我拍照時，我都會因為那一抹蒼白裸露的頭皮而心驚。但我從沒採取過行動。我只是看著，抱怨，然後任其發生。——我與這些“高度能動者”的相遇發生在九月。十月，Roy Lee 在 TechCrunch Disrupt 大會上發言，承認追逐網路爭議至今未能為 Cluely 帶來所謂的“產品速度”（product velocity）。差不多同一時間，他進行了一次重大品牌重塑。Cluely 現在轉向製作“美觀的會議記錄”和“即時跟進郵件”。這些功能，Zoom 等公司本來就已經在推出；區別在於，據各方說法，Cluely 仍然無法穩定運行。十一月底，Cluely 宣佈離開舊金山，遷往紐約。十二月，公司在曼哈頓中城一家名為 NOFLEX® 的雞尾酒吧舉辦了遷址派對。照片裡，幾乎全是穿白 T 恤卻不喝酒的男人。那時我也在紐約。我沒有去。 (不懂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