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媒體報導，4月1日，川普在全國講話中自行宣佈對伊朗軍事行動“勝利”，並稱美國幾乎不需要通過荷姆茲海峽進口石油，認為依賴該通道的國家應“自行維護通道”，甚至可以“自己去搶石油”或向美國購買。分析人士認為，川普“無需資源”的說法屬於強行“挽尊”，美國方面的研究早已戳破真相。2026年2月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CFR）發佈的《超越中國的關鍵礦產主導地位》報告明確指出，美國並非“無需資源”，而是“難以獲取與控制資源”。首先，美國不僅在關鍵礦產儲量上存在不足，更嚴重的是在中游加工與下游製造環節缺乏完整產業鏈，這種“結構性缺位”使其難以複製既有模式。其次，美國新建礦山和加工能力面臨漫長審批周期與高成本壓力，傳統路徑難以在地緣政治緊張背景下迅速奏效。再次，報告提出美國必須轉向“跨越式發展”路徑，包括通過材料替代減少對稀缺資源的依賴、利用廢棄物與回收體系重構供應來源，以及通過國家資本與盟友合作推動技術商業化，從而繞開既有供應鏈瓶頸。這些建議的共同特點在於，它們並非強化資源控制，而是試圖通過技術和制度創新彌補現實短板。報告揭示了一個更具普遍意義的趨勢：在高度不確定的全球環境中，國家安全與經濟競爭越來越依賴於對供應鏈結構的再設計能力，而非單純的資源佔有。對於理解當前國際政治經濟格局，這種從“爭奪資源”到“重構體系”的轉向，具有一定分析價值。為便於國內各界知己知彼、把握形勢之變，歐亞系統科學研究會特摘譯編寫此文，供讀者批判性閱讀。文章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超越中國關鍵礦產的主導地位——創新如何保障美國供應鏈文｜Heidi E. Crebo-Rediker4555、Mahnaz Khan來源｜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圖源：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1. 全球關鍵礦產格局與美國的戰略困境（一）關鍵礦產的戰略價值與全球佈局首先，中國當前對全球多種關鍵礦產擁有近乎完全的控制，形成了關鍵礦產領域的卡點。其次，美國主要生產和加工輕稀土元素，而中國掌控著製造高性能永磁體必需的重稀土資源，包括精確制導武器、渦輪發動機、無人機、高端醫療裝置，以及汽車、硬碟、耳機等常見消費品。中國在礦產領域的主導地位源於2015年《中國製造2025》明確提出的目標，並通過過去十餘年持續、戰略性地覆蓋整個關鍵礦產生態體系的投資逐步實現。報告認為，稀土磁體供應鏈在結構上，仍暴露於中國的上游掌控於定價權形成的壓力之下，已成為中國至關重要的戰略制衡手段。（二）中國的關鍵礦產產業佈局2023年起，中國對鎵、鍺等關鍵半導體原材料實施出口管制，並於次年升級為出口禁令。隨著美國對高端晶片及相關材料的管制不斷收緊，這一態勢蔓延至其他關鍵礦產。2025年4月，中國對7種重稀土元素（鏑、釓、鑥、釤、鈧、鋱、釔）實施出口管制。2025年10月，為反制美國，中國進一步擴大出口管制清單，新增5種對磁鐵和國防應用至關重要的稀土：鉺、銪、鈥、銩、鐿。（三）美國的供應鏈依賴與發展短板在關鍵礦產領域，美國陷入了受制於中國的戰略困境。在製造永磁體所需的重稀土元素上，美國幾乎完全依賴中國。即便在樂觀情景下，永磁體的需求增速也預計將超過重稀土的供應增速。儘管中美兩國最終達成協議，宣佈為期一年的貿易戰休戰，並承諾有限放寬管制措施，但貿易資料顯示，自6月協議後，中國成品永磁體出口量反彈，並與此前水平基本持平。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出口管制實施後，中國稀土金屬及化合物的出口在多數月份均低於此前水平，這表明中國始終牢牢掌控著最關鍵的上游稀土原料供應。與此同時，美國企業長期對採礦、加工、回收、循環利用及相關技術投資不足。這一局面部分源於美企的自滿情緒，以及對成本、環境影響、審批周期過長和商業可行性的擔憂。圖1：國防戰略關鍵礦產：這十二種關鍵礦產是美國高度依賴中國以及其他受關注境外實體（FEOC）供應的礦產，其在半導體、國防以及高科技產業等領域將直接影響國家安全。資料來源：西爾弗拉多政策創新中心（Silverado Policy Accelerator）團隊基於以下資料來源開展的分析成果：美國地質調查局、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資料網、全球貿易追蹤平台、標普全球、藍色項目、基準礦產情報、進口溯源網、英國地質調查局、歐盟委員會原材料資訊系統、礦業網及其他公開管道。（四）美國的技術突破基礎美國在關鍵礦產領域超越中國是非常困難的，尤其是在採礦、加工或資金投入等方面。即使獲得政府支援，美國及其盟友也需要數年時間彌補過去的疏忽。因此，美國更應另闢蹊徑，通過規模化創新、資源回收與循環利用技術，實現對中國主導地位的跨越式超越。然而，報告指出，儘管中國佔據優勢地位，美國仍有樂觀的方面。通過美國政府具有遠見的資助項目，尤其是能源部先進能源研究計畫署（ARPA-E）和國防部高級研究計畫局（DARPA），華盛頓自2010年已資助突破性材料科學、生物工程及其他精準採礦技術、新型加工技術的研究。此外，人工智慧驅動的材料研究正加速關鍵礦產供應鏈的發現、勘探、建模與工程化應用。2.  美國該怎麼辦？（一）建構國家關鍵礦產創新戰略體系1. 建立集中協調機制報告建議美國應落實一項國家關鍵礦產新戰略，建立集中協調機制。該戰略包括在國家能源主導委員會（NEDC）內部任命一名礦產創新高級主管，由總統任命，其核心職責是確保關鍵礦產創新戰略在聯邦各機構落地執行。2. 強化立法與資金保障當前，美國聯邦政府機構繁雜、各自為政，相關項目體系混亂，相較於規模更大、根基更穩的採礦和加工企業，新興技術企業往往難以對接聯邦機構、獲取融資管道，發展受阻。而國會應與川普政府協作，支援美國關鍵礦產創新戰略，提供充足資金、明確指導及有效監管。因此，可通過出台兩黨共識的礦產創新法案，明確並滿足川普政府在關鍵礦產創新領域的多元目標，確保該戰略在本屆政府之後仍能持續推進、取得成效，為美國關鍵礦產創新發展提供長期保障。（二）工程化規模化開發突破性替代材料美國將以工程化、規模化模式開發突破性關鍵材料，如無稀土氮化鐵永磁體。該技術源於明尼蘇達大學，2011年，美國能源部先進能源研究計畫署資助明尼蘇達大學425萬美元資助，開展氮化鐵作為高性能磁體材料研究項目。因成果前景可觀，項目獲得更多資金支援，最終分拆成立商業化公司尼龍磁性材料（Niron Magnetics）。2022年，能源部先進能源研究計畫署通過增產（SCALEUP）計畫向尼龍磁性材料公司提供1750萬美元資助，助力其實現從實驗室樣品到規模化產品的轉型。民間資本（如斯特蘭蒂斯集團、通用汽車、三星等）及明尼蘇達州政府也提供了資金支援。2025 年9月，尼龍磁性材料公司在明尼蘇達州動工建設全球首座大規模無稀土氮化鐵磁體工廠，其原料鐵和氮儲量豐富、成本低廉，規模化優勢顯著。而美國政府則需全程引領技術發展，選定氮化鐵磁體路線，並支援其走向商業化。（三）開發礦產廢物的戰略價值美國政府進一步強調開發礦產廢物的戰略價值，第一步是回收礦山廢棄物。利用新型採礦與加工技術，從礦渣、煤灰、油氣壓裂廢水等工業副產物中提取關鍵礦產與稀土元素，以更快地降低美國對中國的依賴。在許多情況下，廢棄物回收更清潔、審批更簡便，回收成本具備競爭力。此外，從廢料中提取關鍵礦產與稀土的新技術通常具備模組化、可規模化的特點，並相容現有的基礎設施，其商業化速度遠快於傳統開採項目。因此，礦山廢料回收是美國快速提升供應鏈安全的最直接途徑之一。第二步涉及廢舊電子回收（電子垃圾）。儘管電子垃圾在礦產回收、尤其是獲取先進國防與民用產業磁體所需稀土方面潛力巨大，但該領域的政策關注度遠低於礦山廢料回收。但美國出口電子垃圾，可能讓關鍵礦產與稀土重新流入中國供應鏈。為彌補這一缺口，美國應加強電子垃圾的回收與循環利用，建構閉環供應鏈。（四）建構多元化融資體系，填補技術規模化“死亡谷”美國礦產技術長期經受持續融資缺口與多重“死亡谷”的困擾，有關提取、精煉、回收及材料替代技術雖已通過試點驗證，卻難以從實驗室概念走向商業化規模，只能依靠零散的公共撥款、私人資本和稅收抵免勉強支撐。報告指出，要充分收穫關鍵礦產領域顛覆性創新的紅利，美國需新增政府投資工具，撬動私人資本，提供更加有力的融資管道。目前，美國能源部、商務部、國防部已撥款支援關鍵礦產技術的研發及商業化應用，並制定了一系列措施推動初創企業或大型項目吸引私人投資，這些措施主要包括：1. 《國防生產法》第三章中規定的資金：為國防部提供貸款、資金擔保與優先採購權等；2. 國防部戰略資本辦公室（OSC）：通過貸款、資金擔保及對關鍵技術與關鍵供應鏈的投資，動員私人資本並實現風險共擔，用於支援美國國家安全與經濟安全目標。此外，OSC 還通過基金合作模式運作（即“關鍵技術有限合夥人計畫”）向合格的投資基金管理機構提供融資支援；3. 能源部能源主導融資辦公室（原貸款項目辦公室）：為潛力股企業提供融資支援；4. 商務部投資加速器：推動10億美元以上投資，覆蓋半導體及其他關鍵領域；5. 美國小企業管理局與OSC：聯合撬動私人資本支援關鍵技術；6. 美國進出口銀行（EXIM）：為初創企業提供貸款、擔保與保險，為美企進出口業務提供資金；7. 美國國際開發金融公司（DFC）：提供債務融資、政治風險保險等，投資關鍵礦產行業。（五）深化盟友協同創新合作最後，報告建議，美國政府應加強與盟友的深度合作。以“推動創新”為核心支柱的G7關鍵礦產行動計畫，強調技術創新是縮小與中國成本和規模差距的關鍵。美國及其盟友應聚焦加工、回收及廢棄物資源化等技術的研發，為盟國間協同投資提供務實路示範路徑，其早期項目已覆蓋研發、示範及下游商業化。加拿大、澳大利亞、日本分別提供了落地範本：2025年G7輪值主席國加拿大啟動二十余個聯合項目，強調創新需兼顧速度、經濟性與韌性，通過跨政府協同撬動私人投資；澳大利亞依託關鍵礦產研發中心，將創新嵌入礦產戰略，並通過《美澳關鍵礦產框架》拓展雙邊合作；日本在2010年後，通過日本金屬與能源安全機構（JOGMEC）動用多元工具，深耕加工回收創新，奠定全球領先地位，其對海外項目的支援也契合G7理念。《美日框架協議》進一步推動兩國創新協同，涵蓋回收技術聯合投資、先進加工示範等領域。綜上，根據美國盟友經驗表明，只有當融資工具、產業政策與國際協同精準對齊，才能形成創新領導力，而技術與公私融資支援同樣決定著礦產供應鏈安全。3.   典型案例：創新戰略的實踐探索（一）稀土回收閉環供應鏈：火神元素公司（Vulcan Elements）與再生元素科技公司（ReElement Technologies）合作案例目前，美國政府在廢棄原材料回收方面採取行動。例如，2025年11月，美國政府通過14億美元“債權+股權”組合投資，加速本土稀土磁體回收、再利用與製造產能的規模化。在國防部與商務部的支援下，火神元素公司與再生元素公司的合作模式證明，基於電子垃圾與報廢磁體的稀土回收能夠走向商業化規模化。經過聯合開發，兩家企業已實現材料回收與高性能磁體量產，驗證了端到端本土供應鏈的可運行性與可擴展性。在試點階段，多家採購客戶已對多類磁體開展性能測試與驗證，確認其已具備商業化條件。報告認為，兩家公司共同建構了全鏈條、閉環式供應鏈，確保了供應鏈無需依賴原生採礦。火神元素已與美軍所有軍種簽訂合同，並與半導體、AI基礎設施、無人機製造等關鍵領域企業建立合作，而美政府資金將用於支援火神元素公司在北卡羅來納州建設年產1萬噸稀土磁體工廠，其預計2027年投產。（二）融資創新：IQT電信公司（In-Q-Tel）的戰略風投模式報告指出，處於早期至成長期的關鍵礦產技術企業通常在融資方面受阻。前沿礦產技術更接近深度科技創業項目，而非傳統礦業項目。當下最具顛覆性的技術均植根於材料科學、化學、工藝工程、生物技術與AI平台，因此，關鍵礦產企業在資本結構與擴產需求上面臨極有限的選擇，並不適合傳統項目融資或貸款類支援。因此，以In-Q-Tel（美國情報體系旗下獨立非營利戰略風投基金）為代表的使命導向型投資者正在為關鍵礦產技術企業填補從中試到商業化這一環節的資金缺口。（三）企業主導的技術創新：力拓與MP材料公司（MP Materials）案例企業間的創新性戰略佈局正在日益完善市場驅動、垂直整合的回收、循環、磁體生產模式。例如，力拓（Rio Tinto）經內部孵化、種子投資內部創新與外部團隊，並通過加速器（種子輪前、種子輪）與風投基金（A輪、B輪），佈局一系列相關技術組合。2025年12月，力拓在美國亞利桑那州使用其專利低位硫化銅礦浸出回收（Nuton）技術成功生產銅，該技術利用微生物從廢棄礦山、低效益老礦山的廢石與尾礦中回收銅及其他礦物，可為美、澳、加等國已獲批的礦區重新啟用、延長“枯竭”礦山壽命創造新機會，既可由力拓自營，也可向其他礦業公司授權。美國頭部稀土生產商MP Materials於2025年7月宣佈，通過約5億美元民間投資，建設本土稀土磁體回收與製造生態體系，並與蘋果簽訂長期承購協議，為消費電子供應回收稀土。該項目完全由民間設計與融資，無政府直接支援。4.   川普政府相關舉措（一）核心政策框架當前，川普政府為應對關鍵礦產挑戰，成立了國家能源主導委員會（NEDC），旨在統籌聯邦政策以實現全球能源主導地位。該戰略將吸納聯邦各部門與國家實驗室的專業力量，內容涵蓋突破性材料的工程化與規模化應用、依託先進回收與加工技術充分利用礦產廢料、填補礦產技術研發的“死亡谷”資金缺口，以及推動盟友間的創新合作。（二）六項關鍵行政令川普政府簽署了六項新的行政令，旨在授權、加速美國關鍵礦產的本土化處理程序，其關鍵內容如下：《釋放美國能源》指示內政部長優先推進地質測繪，摸清本土礦產資源家底。指示美國地質調查局（USGS）更新關鍵礦產清單，動態調整戰略資源範圍。《宣佈國家能源緊急狀態》授權各部門動用合法緊急權限，全面提速本土能源資源的勘探、租賃、選址、生產、運輸、精煉、發電全流程。以“緊急狀態”打破審批與流程瓶頸，快速擴大本土能源供給。《設立國家能源主導委員會（NEDC）》成立總統顧問機構NEDC，統籌關鍵礦產與能源的審批、生產、分配、監管、運輸、出口全鏈條最佳化。建立跨部門協調機制，解決政策碎片化、審批冗長問題。《立即增加美國礦產生產的措施》聚焦關鍵礦產、鈾、銅、鉀鹽等戰略資源，全面簡化審批、加速項目落地。以NEDC主席認定為依據，動態擴容重點開發礦產範圍。《重振美國清潔煤炭產業》能源部與內政部評估煤炭是否符合《2020年能源法案》關鍵礦產定義。若符合，推動將煤炭納入關鍵礦產清單，獲得政策與資金傾斜。《釋放美國離岸關鍵礦產資源》出台新政策，推進海底礦產開發，拓展關鍵礦產資源的海洋版圖。佈局深海資源，彌補陸地礦產供給缺口。5   如何才能超越中國？基於上述觀點，美國無法僅依靠傳統採礦和加工來保障未來關鍵礦產的供應安全。擴大開採與精煉產能雖有必要，但不足以抵消中國在技術、成本和規模上的結構性優勢。因此，要實現對中國既有優勢地位的跨越式趕超，最可行的路徑是美國政府全力主導推動突破性材料工程、先進提取與加工技術、廢棄物回收與循環利用等相關技術的創新發展。政府支援並非替代市場，而是必要的催化劑，用以撬動私人投資、降低風險、縮短規模化周期，並與盟友優勢互補，美國在研發、創業和資本形成方面具備比較優勢，而諸多盟友在採礦、加工和產業規模化方面經驗更為豐富。美國需要一套協同一致的政策與融資體系，將創新置於核心位置。 (歐亞系統科學研究會)

委內瑞拉，這個世界排名第一的石油大國，已探明的石油儲量超過3000億桶。自從她在一百多年前發現石油後，整個國家的興衰都跟石油密不可分。翻開委內瑞拉的歷史，可以發現自1498年她被哥倫布發現，1567年淪為西班牙殖民地後，便長期陷在反抗、爭取獨立的鬥爭中，經過兩百多年的抗爭，1811年才宣佈獨立。可獨立，並不意味著擺脫了西班牙。直到“南美解放者”玻利瓦爾領導軍隊打敗西班牙，委內瑞拉、哥倫比亞等國家才徹底擺脫西班牙殖民統治。之後，他建立了大哥倫比亞共和國，委內瑞拉成為共和國的一部分。1829年，委內瑞拉退出了大哥倫比亞共和國，於第二年建立了委內瑞拉聯邦共和國。建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委內瑞拉主要靠咖啡豆出口拉動國內經濟，在地區和世界的存在感都不強，直到1920年在馬拉開波湖發現了大油田後，這個國家的命運才開始改寫。委內瑞拉是發現了大油田，可擺在眼前的問題是沒有足夠的開發資金和先進的開發技術。一戰加速了全球能源從煤炭向石油轉型，面對國內的經濟壓力和就業需求，委內瑞拉只能把希望寄託在石油開發上，就不得不引進技術領先且資金雄厚的合作夥伴。比起歐洲國家，美國更具有地理優勢。且美國擔憂本土石油枯竭，早就在佈局，通過控制海外資源確保本國的政治和軍事優勢，而加勒比地區（包括委內瑞拉在內）是其爭奪的核心區域。就這樣，各有所求的兩個國家緊密地綁在一起。1920年代，帶著旋轉鑽井技術及雄厚資本的美企，如標準石油（紐澤西）等通過購買礦區特許權、建設基礎設施（如煉油廠和輸油管道）掌控了委內瑞拉核心產油區，漸漸主導了委內瑞拉的石油產業鏈。在海外爭奪石油資源會面臨一些“政治風險”，於是美國便通過條約和軍事威懾確保企業利益，一方面扶持親美政權，另一方面給當地政府施壓從而維持特許權條款，如美企在部分項目中持有超過50%的股權，他們支付的特許權使用費非常低，比例僅為16.7%。同時，美企還在委內瑞拉建立公司城鎮，控制當地經濟命脈，形成“國中之國”模式，從而來削弱委內瑞拉政府對資源的直接管理。到1929年，委內瑞拉的經濟模式就從單一咖啡豆出口轉向為石油出口。美資公司在委內瑞拉大魚大肉吃得膘肥體壯，而大多數委內瑞拉人只能撿跨國公司丟下的骨頭渣啃，可對於他們來說，有的吃總比餓肚子強，日子得過且過。不過上世紀80年代，經濟危機席捲了歐美，全球石油需求量急速下滑，國際原油價格下跌厲害，這嚴重影響了靠石油拉動經濟增長的委內瑞拉。經濟一蕭條，社會便動盪，錢袋子越來越空的民眾對執政黨和傳統政黨越來越不滿。在這種背景下，委內瑞拉的政治新生了其他政黨，1998年以查韋斯為核心領導的第五共和國運動黨進入了國家權力中心。上世紀90年代，拉美國家興起了“新民粹主義”思潮，而“查韋斯主義”便是其中的代表思潮。“查韋斯主義”中有兩條醒目的內容：經濟上去市場化和反對美帝國主義。經濟上去市場化，具體的表現便是石油的國有化。可美企已掌控委內瑞拉石油七八十年，要讓他們交出手中的權利可不容易。為此，查韋斯政府不得不靠立法強化國家控制權。在2001年，查韋斯政府頒布了《碳氫化合物法》，將外國石油公司的特許權使用費從16.7%大幅提升至30%，並要求所有新石油項目必須由委內瑞拉國家石油公司（PDVSA）控股不低於51%。有法律做支撐，國家對石油資源才有絕對的主導地位，同時削減外資企業的利潤空間。查韋斯通過一系列大刀闊斧的改革，逐漸從美國人手中奪回了石油控制權。他將石油收入用於擴大醫療、教育等社會福利支出，短期內改善了委內瑞拉底層民眾的生活。不過由於過度依賴石油收入，導致國家經濟結構單一化，PDVSA因承擔過多社會職能而效率下降，為後續財政危機埋下隱患。他面臨的危機還有巨大的貧富差距和階級矛盾，以及美國支援的反對派的威脅。2002年4月11日，支援和反對查韋斯總統的兩派群眾，各有幾萬人的兩支隊伍在委內瑞拉首都加拉加斯舉行遊行示威。就在前幾日，有一些現役高級軍官公開跳出來發表“反查”演講，人們紛紛覺得這次遊行示威跟以往的不一樣。這天下午引領反對派遊行隊伍的工會領袖卡馬喬號令隊伍改道總統府“望花宮”，去“推翻查韋斯那個暴君”。於是，兩支隊伍迎頭相撞，發生了暴力衝突，全城大亂，雙方都有傷亡。僅僅一天一夜，政府機構便癱瘓。查韋斯的軍方主要領導人一看形勢不對，便紛紛倒戈，國家陷入無政府狀態。4月12日，以陸軍司令貝拉斯科斯為首的軍官對查韋斯“逼宮”勸退，要求他在總統辭職聲明上籤字。不過查韋斯不接受。多人激烈討論後，最後決定將查韋斯放逐關押到遠離首都的加勒比海小島奧爾奇拉島。次日，查韋斯便被送到小島上。政變將領們擁立了美國支援的企業家聯會主席卡爾莫納為“臨時總統 ”，牽頭組建臨時政府。美國認為大勢已定，便帶頭承認“臨時政府”，部分歐盟國家緊跟其後，“臨時政府外長”已準備約見主要國家使節尋求承認，不過形勢轉變極快。軍事政變的參與者雖然都是上層人物，但他們手中並無實際兵權，手中握有精銳之師的將校軍官依舊效忠於查韋斯，他們警告政變將領迷途知返。另一方面，支援查韋斯的廣大民眾聚集反抗，把總統府圍得水洩不通，高呼反政變、反外來干涉、放了查韋斯。查韋斯衛隊官兵迅速扣押了“臨時政府”成員，被扣押47個小時的查韋斯被空軍迎接回來，這場軍事政變宣告失敗。經過這次政變後，查韋斯改革的決心依舊。2002-2003年，石油行業罷工事件不斷，查韋斯便解僱了約18000名反對國有化改革的員工，並重組公司管理層，使其成為執行政府社會政策的工具。反對派的阻撓不滅，外部阻力也大，奈何查韋斯的個人人格魅力實在太大，支援他的民眾很多，他也在一次次的總統選舉中獲勝。毫無疑問，反美的查韋斯動了美國人的蛋糕，美國不能容忍，對委內瑞拉的制裁一波接一波，如限制委內瑞拉石油貿易結算、禁止美國金融機構為委內瑞拉石油交易提供融資，實施金融系統封鎖等形式。面對美國的制裁，查韋斯不認輸，為減少對美國市場的依賴，查韋斯政府便積極拓展與俄羅斯、中國及亞洲其他國家的能源合作，開闢多元化市場與合作網路等。雖然胳膊擰不過大腿，但行動總比坐以待斃強，這些反制裁的措施短期內也發揮了部分作用。沒辦法，誰讓自己弱，查韋斯只能硬扛。可查韋斯是人，不是神，他最後身患癌症醫治無效，於2013年3月去世。關於查韋斯之死，其政治遺產的繼承者馬杜羅認為查韋斯的癌症可能是被“接種”的，即被人下毒後導致了癌症。他認為，是美國“毒殺”了查韋斯。不過，到現在為止，馬杜羅並沒有找到實質性的證據。查韋斯死後，馬杜羅上台，延續查韋斯的左翼民粹主義路線，強調反美立場和區域領導權。美國對馬杜羅政府非常不滿，繼續對委內瑞拉實施制裁。在2013年-2018年期間，因美國製裁和技術封鎖，委內瑞拉的石油產量下降50%以上，導致本國外匯收入銳減，社會矛盾激化。美國除開各種制裁外，還扶植了瓜伊多去對抗馬杜羅。2019年1月23日，委內瑞拉反對派以“維憲”為由宣佈，反對派控制的議會主席瓜伊多單方面宣佈就任“臨時總統”，美國承認了瓜伊多的身份，美國的盟友及十幾個拉美緊隨其後。與2002年的政變不同的是，這次政變沒有軍人參與，全是美國支援的反對派在運作，國家機器仍在馬杜羅政府手中。而且這次美國裝都不裝了，直接跳到台前支援“臨時總統”瓜伊多，並在承認其身份後宣佈提供資金支援。但是瓜伊多未能整合國內反對派力量，也沒取得軍方實質性支援，一直未能推翻馬杜羅政權。在利益的驅動下，一些拉美國家，甚至歐洲國家都恢復了與馬杜羅政府的外交接觸。美國見瓜伊多是扶不起的阿斗，不得不放棄他。2022年年底，瓜伊多“臨時總統”的身份被取消。這些年，美國也並不是一味地強勢打壓委內瑞拉，雙方也有關係緩和的時候。烏克蘭危機後，全球能源市場動盪，2022年後，美國為緩解能源通膨壓力，短暫放寬對委內瑞拉的石油制裁，允許雪佛龍等公司恢復有限合作。而馬杜羅方則通過釋放政治犯、承諾選舉改革換取國際支援。但美國和委內瑞拉的矛盾一直都在。2025年川普上台後，兩國的矛盾激化。今年8月以來，川普政府便以“打擊拉美販毒集團”為由，不斷向加勒比海增兵，矛頭直指委內瑞拉。11月29日，川普更是在社交媒體平台上發文稱：“致所有航空公司、飛行員、毒販及人口販子，請將委內瑞拉上空及周邊全部空域視為關閉區域。”消息一出，世界一片嘩然，川普不過是想藉著打擊毒販的旗子，來發動對委內瑞拉的軍事行動，這跟“非法侵略”有什麼差別？如果委內瑞拉沒有豐富的石油資源，這麼多年，美國也不用如此費心對付她。川普要一個聽話的委內瑞拉政府，而明確表明“要和平但不跪”的馬杜羅不會成為他的傀儡。美軍壓境，馬杜羅在集會上帶頭大跳熱舞，呼籲和平，這樣的舉動，滑稽又無奈。這場戰能不能打起來，從來都不是由委內瑞拉說了算。從委內瑞拉發現石油開始，也不過一百來年時間，因為石油，也有了福和禍。禍根早就埋下，只希望她的福報多一點。 (雲石)

從80年代開始，中國人經歷了生活水平的快速改善：溫飽問題的解決，家電、固定電話的普及，居住條件的改善，汽車進入普通家庭……但這並不是全球的普遍現象，過去幾十年在世界很多地方人們的物質生活水平基本沒有發生太大的變化。在中國人看來很常見的事情例如良好的交通基礎設施、穩定的供電、乾淨的飲用水等對這些地方的人們來說仍然是奢望。汽車對全世界很多國家的人來說仍然是奢侈品。非洲就是這樣的地方。非洲過去幾十年的發展極度緩慢，甚至可以說是停滯的。大多數非洲人的生活基本沒有什麼改善，依舊處於極度貧窮落後之中。為什麼非洲這麼貧窮落後？為什麼非洲的經濟發展這麼緩慢？一、非洲的資源稟賦條件非洲給人的第一印象是什麼？是大草原上的大象和斑馬，是撒哈拉大沙漠，是擁有各種資源的富饒之地。事實上，非洲整體的資源稟賦條件並不優越，遠遠無法與中美俄等大國相比。至於單個非洲國家的資源條件更差，都存在重大的缺陷和不足。圖1：非洲煤炭儲量非洲極度缺煤。非洲的煤炭儲量只有148億噸，在全球煤炭儲量中的佔比只有1.4%。南非是非洲煤炭儲量最大的國家，南非98.9億噸的煤炭儲量佔非洲總儲量的66.8%。2020年非洲的煤炭總產量只有2.61億噸，其中2.46億噸（94.3%）是南非生產的。除了南非，其他非洲國家基本不生產煤炭。煤炭是第一次工業革命的核心能源，現在也是所有能源品種中單位熱值價格最低的能源，中國和印度能源供應的核心就是煤炭。缺少煤炭是非洲經濟發展的重大不利條件，意味著非洲缺少廉價的能源來源。圖2：非洲石油儲量非洲國家擁有一定的石油資源，但並不豐富。非洲的石油儲量是166億噸，在全球石油總儲量的佔比是6.8%。利比亞、奈及利亞和阿爾及利亞是非洲石油儲量最多的三個國家，石油儲量分別是63億噸、50億噸和15億噸，分別佔非洲石油總儲量的38.0%、30.1%和9.0%。2020年非洲的石油產量是3.31億噸，利比亞、奈及利亞和阿爾及利亞的石油產量分別是0.20億噸、0.88億噸和0.58億噸，分別佔非洲石油總產量的6.0%、26.6%和17.5%。非洲的石油資源總量少，而且分佈十分不均衡，大多數非洲國家沒有石油生產。非洲的石油產量增長緩慢，從上世紀90年代到2020年基本沒有什麼增長，非洲國家動盪的局勢嚴重阻礙了石油工業的發展。圖3：非洲天然氣儲量非洲國家的天然氣資源也並不豐富。非洲的天然氣儲量是12.9兆立方米，佔全球天然氣總儲量的6.9%。奈及利亞、阿爾及利亞和埃及是非洲天然氣儲量最多的三個國家，天然氣儲量分別是5.5、2.3和2.1兆立方米，佔非洲天然氣總儲量的42.6%、17.8%和16.3%。2020年非洲的天然氣產量是2312億立方米，佔全球天然氣總產量的6.0%。阿爾及利亞、奈及利亞和埃及的天然氣產量分別是815、494和585億立方米，佔非洲天然氣總產量的35.3%、21.4%和25.3%。從三種主要能源品種的儲量和產量可以看出，非洲能源的總體特點是：1、非洲石油、天然氣和煤炭的儲量總體較少，在全球中的佔比較低；2、非洲石油、天然氣和煤炭的分佈十分不平衡，各能源品種基本上集中在兩三個國家，其他國家的儲量很少。3、非洲國家的能源產量水平很低。圖4：非洲金屬儲量分佈非洲有色金屬資源豐富，但是鐵礦十分匱乏。非洲擁有豐富的鋁土礦、銅礦和鈷礦等有色金屬礦藏：幾內亞是全球鋁土礦儲量最大的國家，剛果和贊比亞的銅鈷礦儲量位居全球前列。但是非洲極度缺少鐵礦，除了南非以外大部分非洲國家的鐵礦儲量很少。南非的鐵礦儲量是5.9億噸，2023年的鐵礦石產量是6320萬噸。鋼鐵至今仍是全球使用量最大的材料，缺少鐵礦石也是非洲發展的重大不利條件。總的來說，非洲的資源稟賦條件並不好。1、非洲國家的資源總量不多。非洲國家的石油和天然氣儲量在全球中的佔比只有6%左右，而煤炭儲量的佔比更是只有1.4%，這充分說明了非洲的資源總量低。不僅僅是能源資源，非洲的鐵礦石儲量更加稀少，在全球的佔比更低。即使是最豐富的有色金屬資源，非洲的資源總量在全球的佔比也遠未達到壟斷的地步。2、非洲國家的資源分佈不均衡非洲不多的資源儲量分佈在幾十個國家內，而且這些國家之間的地理聯絡十分薄弱。北非國家富含油氣資源，但是與其他非洲國家被撒哈拉大沙漠隔開。西非的奈及利亞、剛果擁有豐富的石油和有色金屬資源，但是缺少煤炭和鐵礦。東非的衣索比亞既沒有資源，地理位置也極度封閉，是最貧窮落後的國家。3、非洲國家的資源稟賦存在重大缺陷：缺少煤炭和鐵礦石。非洲國家極度缺少煤炭和鐵礦石資源，在所有非洲國家中只有南非同時擁有煤炭、鐵礦石和有色金屬等資源，因此南非也是非洲工業化最早的國家。非洲的資源稟賦條件很差，遠遠不如美國、中國和俄羅斯等大國。非洲只是在少部分資源上有優勢，但是工業發展必須的煤炭、鐵礦石等基礎資源極度缺乏，非洲發展的先天條件就差於其它地區。二、非洲的工業化程度圖5：非洲國家能源消費總量非洲的工業發展程度極低，從非洲的能源消費水平上可以明顯表現出來。非洲的能源消費總量從1980年的2.08億噸標煤增長至2023年的7.13億噸標煤，在43年裡只增加了不到5億噸標煤。非洲能源消費總量的絕對值極低，在全球基本處於墊底的水平。不僅如此，非洲能源消費的增長速度在全球基本上也是屬於最低的水平。圖6：非洲和中國印度能源消費總量對比非洲當前的人口規模與中國、印度基本相當，將非洲的能源消費總量與中國和印度對比就可以看出非洲的發展速度。從1980年到2023年，中國的能源消費總量從5.94億噸標煤增長至58.33億噸標煤，在43年裡擴大了近十倍。在此期間，印度的能源消費總量從1.50億噸標煤增長至13.33億噸標煤，同樣增長了將近十倍。非洲的能源消費總量在此期間只增加了5.05億噸標煤，而印度和中國分別增加了11.83億噸和52.39億噸，增長幅度遠遠超過非洲。1980年非洲的能源消費總量還高於印度，但到2023年非洲的能源消費總量已經只有印度的一半左右了。圖7：非洲能源消費總量在全球的佔比雖然非洲發展的起點低且人口增長迅速，但是非洲能源消費總量在全球的佔比基本沒有什麼增長。1980年非洲能源消費總量在全球的佔比是1.65%，到2023年這個比例只上升至3.37%，增長的幅度並不大。同期中國能源消費總量在全球的佔比從3.54%上升至27.56%，印度能源消費總量在全球的佔比從1.43%上升至6.30%.非洲能源消費總量的絕對值確實增長了，但是與世界其他地方相比非洲的增長速度太慢了，特別是考慮到非洲人口的增長速度。圖8：非洲人均能源消費量1980年非洲的人均能源消費量是0.43噸標煤，到2023年仍然只有0.49噸標煤。非洲人均能源消費量在過去四十多年基本沒有什麼增長，這在全球都是十分罕見的。在90年代以前，非洲的人均能源消費量還高於印度和印尼，但是在此後的三十多年基本沒有什麼發展。與此相反，印度和印尼的人均能源消費量保持了穩定增長，都已經顯著超過非洲。中國的人均能源消費量增長速度最快，2023年中國人均能源消費量超過4噸標煤，是非洲人均水平的近10倍。圖9：非洲發電量從1985年到2023年，非洲的發電量從2590億千瓦時增長至9029億千瓦時，發電量擴大了3.5倍。非洲不是沒有發展，問題是世界其他地方也在發展，非洲的發展速度遠遠落後於其他國家。從1985年到2023年，中國的發電量從0.41兆千瓦時增長至9.5兆千瓦時，印度的發電量從0.19兆千瓦時增長至2.0兆千瓦時。1985年非洲的發電量還高於印度，但到了2023年非洲的發電量已經不到印度的二分之一。圖10：非洲發電量在全球的佔比從1985年到2023年，非洲發電量在全球的佔比從2.6%增長至3.0%，可以說基本沒什麼變化。同期中國發電量在全球的佔比從4.2%增長至31.6%，印度發電量在全球的佔比從1.9%增長至6.5%.非洲的發電量只有總量的變化，但僅此而已。非洲能源消費總量和發電量的增長只是受益於全球的技術擴散，如果只依靠非洲自己則基本沒有什麼發展。圖11：非洲鋼鐵產量即使是鋼鐵工業這種技術成熟的基礎產業，非洲在過去幾十年也基本沒有什麼發展。1983年非洲的粗鋼產量就已經超過1000萬噸，2020年非洲的粗鋼產量仍然只有1260萬噸。南非是非洲唯一同時擁有煤鐵資源的國家，但2020年南非的鋼產量僅有390萬噸，不僅沒有增長反而嚴重下降。南非鋼產量的下降反映了非洲工業能力的退化。從80年代至今，非洲的工業似乎與世隔絕，非洲沒有形成任何工業能力。非洲與世界的聯絡僅僅是農產品、石油和原材料等初級產品的提供者，商品的銷售市場，除此之外再無用處。非洲國家沒有誕生任何汽車企業，非洲國家不會製造大型船舶、飛機。非洲國家更不會製造晶片、電腦和智慧型手機，這些現代產品都是歐美發達國家和中國等國家給非洲帶去的。三、從商品出口結構看非洲國家的發展程度非洲是全世界最落後、最貧窮的地區，各種經濟指標都反映了這一點。但是非洲這麼多國家，每個國家貧窮落後的程度都還不盡相同，這從非洲國家的出口結構中可以看出來。我們選取了非洲主要的人口大國，看看這些國家的商品出口結構，找一找非洲國家貧窮落後的根源。非洲的國家大致可以分為幾類：第一類：純粹的農業國，以衣索比亞、肯尼亞為代表；第二類：資源出口國，以奈及利亞、安哥拉、剛果、贊比亞為代表；第三類：初級工業國，以南非和埃及為代表；我們分別看看這些國家的商品出口結構是什麼樣的。圖12：衣索比亞商品出口結構衣索比亞是典型的農業國，幾乎沒有工業，農產品出口長期佔出口總額的80%以上。農業國發展面臨的主要問題有兩個：第一是農業發展高度依賴先天條件；第二是農產品出口規模無法擴大。衣索比亞是人口規模超過1億的大國，但是2023年衣索比亞的商品出口總額只有35億美元，其中農產品30億美元。肯尼亞人口規模超過5000萬，2023年肯尼亞的商品出口金額是72億美元，其中農產品41億美元，農產品佔商品出口金額的比例在60%左右。衣索比亞和肯尼亞都不算小國，但是這兩個國家的商品出口規模都不到100億美元。即使不跟中國3.6兆美元的出口規模相比，跟東南亞地區馬來西亞（人口3000萬）3000多億美元的出口規模相比也微不足道。農業國的發展上限極低，衣索比亞和肯尼亞充分證明了這一點。圖13：奈及利亞和安哥拉商品出口結構奈及利亞和安哥拉是非洲資源出口國的代表，資源產品在商品出口總額中的佔比基本在90%以上。石油、天然氣、有色金屬等資源產品是這些國家的核心出口產品。資源出口國的商品出口規模要比農業國大了一個數量級：奈及利亞的商品出口金額最高超過1000億美元，2024年商品出口總額是529億美元；安哥拉的商品出口金額最高超過700億美元，2024年商品出口總額是392億美元。資源出口國的問題是：第一，石油、天然氣、有色金屬等商品的價格波動幅度極大，導致資源出口國的出口金額同樣波動劇烈。奈及利亞和安哥拉的石油出口量基本穩定，但是油價的波動導致出口金額變化極大，影響了這些國家的財政收入和生活水平。第二，資源出口國的上限同樣很低。雖然資源出口國的上限超過農業國，但是同樣很低。奈及利亞的商品出口金額通常只有幾百億美元，超過1000億美元的時期很少。即使是全球最大的石油出口國沙烏地阿拉伯，其商品出口金額也只有3000~4000億美元。第三，資源出口的收益分配不均衡。資源出口只需要少數人參與，甚至可以將工作大部分外包，因此容易滋生腐敗。腐敗是資源出口國長期存在的問題，大多數人無法享受到資源出口的收益。圖14：南非和埃及商品出口結構南非和埃及是非洲工業國的代表。南非工業製成品的出口金額在商品出口總額中的佔比在40%左右，與資源品出口的佔比大致相當。埃及工業製成品的出口金額在商品出口總額中的佔比在50%左右，佔比甚至超過了南非。南非和埃及這兩個非洲工業國的主要問題是工業化程度太低，商品出口規模完全無法跟其它地區相比。埃及和南非都不是小國，人口規模分別達到1億和6000萬，但2023年兩國的商品出口金額只有421億和1109億美元。對比東南亞的越南、泰國、馬來西亞等國家，這些國家的人口規模遠遠不如埃及和南非，但是東南亞國家的商品出口都是幾千億美元。非洲國家除了南非的商品出口金額超過1000億美元，其他國家的商品出口規模都只有幾百億美元，大部分國家的出口規模在100億美元以下。歸根結底還是非洲的工業化程度實在太低了，非洲雖然擁有與中國和印度同等的人口體量，但是工業規模與兩國的差距太大了。工業化程度低——這就是非洲落後的根源。四、非洲國家為什麼落後？非洲的落後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是歷史因素：二戰前非洲是殖民地，飽受歐洲列強的殖民和掠奪，損失的不僅是財富還有大量的人口。其次是客觀條件：非洲的先天條件很差，非洲的資源稟賦並不豐富而且分佈極不均衡，特別是缺少煤炭和鐵礦等最重要的資源。此外大部分非洲國家的政局動盪，不僅缺少發展的意識，連發展的前提都不具備。非洲國家的落後不僅僅是物質上的落後，在國家組織、民族意識等領域也遠遠不如世界其它地方。非洲國家要發展，不僅僅是要解決物質上的問題，組織能力、思想意識等方面同樣面臨巨大的挑戰。如果這些問題不解決，那麼非洲仍然會是最貧窮落後的國家。發展工業是國家走向富強的唯一道路。農業國的發展上限太低，能夠維持溫飽就不錯了。資源出口國的發展上限同樣很低，無法讓大多數人過上富裕的生活。只有發展工業才能讓國家走向富強，讓大多數人過上富裕的生活。 (格上財富)

一邊是世界級金融中心，另一邊是靠石油資源積累巨額財富的中東土豪；一邊對資本具有巨大的虹吸效應，一邊手握大把鈔票，擁有對外投資的宏大需求，雙方歷史性握手，近在咫尺。 10月16日，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發表其任內第三份施政報告。其中提出，將最佳化證券市場，爭取和中東地區的大型基金合作，共同出資成立基金，投資內地及其它地區的資產。在此之前，雙方亦曾進行了相當頻繁的接觸，多次共同召開論壇、活動。 香港雖然至今大量職能已經被上海、深圳等內地城市所取代，但仍是中國極為關鍵的開放橋頭堡，是連結世界資本和中國大陸的“超級中間人”，具備內陸城市所不具備的高度開放的金融環境。這些金融領域特殊的便利性能幫助大陸居民投資全球，亦能作為橋樑，當作國際資本進入中國市場最重要的通道。 一度被很多國際資本和中國內地投資者視為“金融廢墟”之後，沙烏地阿拉伯的橋樑作用開始被中東地區資本所重視起來，將其視作投資中國資產最核心的戰場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