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種族主義
理念的裂痕:一次採訪如何引爆MAGA世界的內部戰爭
一、風暴的源頭:一次“友好”的訪談與精心策劃的會面2025年10月28日,前福克斯新聞主播塔克·卡爾森(Tucker Carlson)在其廣受歡迎的播客節目中,與公開的白人至上主義者、大屠殺否認者尼克·富恩特斯(Nick Fuentes)進行了一場長達兩小時、氣氛友好的對話。訪談的細節令人側目。卡爾森並未挑戰富恩特斯長期以來的反猶太主義、種族主義言論。當富恩特斯自稱是約瑟夫·斯大林的“粉絲”時,卡爾森僅表示稍後再談,卻再未回到這個話題。富恩特斯談及要對抗“美國有組織的猶太勢力”時,卡爾森亦未加質疑。更具爭議的是,當富恩特斯主動詢問“您認為我的那些觀點不合理”時,卡爾森迴避了直接批評,僅表示反對“血統罪責”觀念。2025年10月28日,尼克·富恩特斯(左)接受塔克·卡爾森(右)採訪。來源:視訊截圖訪談前的細節更顯意味深長。據富恩特斯本人透露,他在錄製前夜曾受邀至卡爾森在緬因州的家中共進晚餐。富恩特斯最初十分緊張,擔心這是一場“伏擊”,但經過溝通後感到“自在多了”。這種私人接觸與隨後溫和的採訪方式,與卡爾森此前採訪參議員泰德·克魯茲(Ted Cruz)等支援以色列的共和黨人時的尖銳逼問形成鮮明對比。爭議迅速超出網路爭論範疇,席捲了整個共和黨權力結構。在共和黨猶太聯盟(Republican Jewish Coalition)年度峰會上,眾議員蘭迪·法恩(Randy Fine)在演講中將卡爾森稱為“美國最危險的反猶主義者”,指責他領導“現代希特勒青年團”。台下學生舉著“塔克不是MAGA”的標語,人群報以歡呼。參議員克魯茲在演講中警告,共和黨因右翼反猶主義面臨“生存危機”,但太多共和黨人因害怕“得罪有大喇叭的人”而不敢直言。參議員戴夫·麥考密克(Dave McCormick)批評道:“我們不能通過某種方式參與,給這些(反猶)觀點可信度,彷彿這是合理討論。”二、傳統基金會的“崩潰”與領導危機:一場內部叛亂的爆發然而,風暴眼卻迅速聚焦於保守派的核心智囊——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及其主席凱文·羅伯茨(Kvein Roberts)的應對。10月30日,羅伯茨發佈視訊為卡爾森辯護。他將批評者稱為“惡毒的聯盟”,指責他們“煽動分裂”,並援引反對“取消文化”的邏輯,認為不應因訪談而“取消”卡爾森。這一表態立即引發基金會內外的強烈反對。羅伯茨在10月30日發佈的辯護視訊中談到了反猶主義。來源:視訊截圖危機在一次全員會議上達到高潮。據會議錄音顯示,資深學者們表達了強烈憤慨。效力基金會40餘年的羅伯特·雷克托(Robert Rector)向年輕員工講述了小威廉·F·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 Jr.)清除保守派運動中極端分子的歷史,痛心指出:“而現在他們又回來了,就像1959年一樣。”他直言:“塔克的節目就像走進瘋人院。”高級研究員蕾切爾·格雷斯勒(Rachel Greszler)稱這是“壓垮她的最後一根稻草”。高級法律研究員艾米·斯威瑞(Amy Swearer)儘管承認羅伯茨是“基督裡的兄弟”,但仍表示對其領導力“已失去信心”。長期負責選舉法律事務的漢斯·馮·斯帕科夫斯基(Hans von Spakovsky)認為,這對傳統基金會聲譽的損害是“前所未見的”。與此同時,會上一位匿名Z世代研究助理表達了不同觀點,稱她和年輕同事對羅伯茨最初的視訊“沒有異議”,並解釋許多年輕保守派基於宗教信仰反對基督教猶太復國主義。這揭示了基金會內部深刻的代溝和意識形態斷層。面對壓力,羅伯茨進行了數次道歉。他在後續視訊中承認使用“惡毒”一詞是錯誤,稱最初視訊是個“失誤”。他辯解稱自己對富恩特斯“瞭解不多,現在仍然不瞭解”,並將部分責任歸咎於已辭職的幕僚長,稱指令碼已由其他同事稽核過。但他始終拒絕與卡爾森切割,仍稱其為“朋友”,僅承諾未來會在“朋友需要挑戰時”提出挑戰。這種試圖平衡各方卻未能滿足任何一方的回應,被批評者視為道德怯懦和機會主義。自羅納德·里根(Ronald Reagan)時代以來,傳統基金會一直是保守主義運動的思想領軍者,其影響力在很大程度上源於其核心運作原則——著名的“統一聲音”(one-voice policy),該原則要求其學者在關鍵問題上採取一致立場,從而向外界傳遞清晰統一的訊號。然而,此次危機已超越了一般的公共關係事件,演變為一場深刻的領導力與身份認同危機。它標誌著傳統基金會賴以維繫內部穩定和外部聲譽的“統一聲音”原則,在其根本邏輯被扭曲後,已然徹底失效。傳統基金會的外觀照片  來源:Getty Images三、羅伯茨對傳統基金會的改造:從制度性權威到“一人”政策傳統基金會的內部叛亂實際上是長期壓抑的集中爆發,核心是羅伯茨以犧牲內部共識和思想嚴謹為代價來對傳統基金會進行全面“改造”,最終使傳統基金會陷入嚴重的身份危機和信譽受損的境地。2021年,羅伯茨接替凱·科爾斯·詹姆斯(Kay Coles James)出任傳統基金會主席,其使命是使這個在川普崛起後一度被邊緣化的標誌性保守派智庫重新煥發活力,並與MAGA運動保持一致。羅伯茨的改造核心是意識形態上的徹底重新定位。他自稱“康復中的新保守主義者”,並積極推動傳統基金會脫離其數十年來秉持的里根主義原則。主要包括三方面:首先是在外交政策上的轉變,這在烏克蘭問題上體現地最為明顯。羅伯茨上任初期,俄烏衝突爆發,傳統基金會大樓曾升起烏克蘭國旗。但幾天內,旗幟被降下,傳統基金會的政策立場發生180度逆轉。據前外交政策中心主任盧克·科菲(Luke Coffey)稱,研究人員被要求觀看卡爾森關於俄烏衝突的陰謀論節目,刪除支援對烏援助的過往推文,並撰寫符合羅伯茨所擁護的孤立主義新路線的論文。到2022年5月,傳統基金會開始遊說共和黨議員反對援助烏克蘭,認為該計畫“剝奪了美國人民的優先事項,並將納稅人的錢魯莽地送往一個外國而沒有問責”。其次是經濟政策。傳統基金會也放棄了其長期奉行的自由貿易理念,轉而支援川普的關稅政策。曾擔任川普經濟顧問的傳統基金會訪問學者斯蒂芬·摩爾(Stephen Moore)承認,傳統基金會的立場已經演變,並表示“我們顯然不想挑釁川普”。再者是“2025計畫”。羅伯茨領導了“2025計畫”的制定,旨在為可能上台的共和黨政府準備政策藍圖。儘管該計畫旨在凝聚右翼力量,但民主黨在競選期間將其作為川普極端右翼議程的證據進行攻擊,反而導致川普競選團隊對傳統基金會感到不滿,並要求其降低該項目的曝光度。凱文·羅伯茨  來源:紐約時報羅伯茨在管理方式上也改變了傳統基金會獨特的“統一聲音”政策的執行方式。與鼓勵內部辯論的其他智庫不同,傳統基金會要求學者就關鍵議題達成共識立場。羅伯茨被指利用這一政策來強行推行與MAGA運動的一致。據前任和現任員工透露,如果學者的觀點偏離了傳統基金會的官方路線,他們可能會被叫到羅伯茨辦公室所在的八樓,與其副手進行“談話”。而在羅伯茨為卡爾森辯護的視訊引發內部員工在社交媒體上批評後,與傳統基金會有關聯的“美國問責基金會”(American Acountability Foundation)主席湯姆·瓊斯(Tom Jones)還主動向國會辦公室傳送郵件,列出了公開批評羅伯茨的員工姓名及其社交媒體帖子截圖,建議不要僱用他們。瓊斯聲稱此舉未經傳統基金會授意,但捍衛其立場,認為羅伯茨所說的內容很重要,員工不應公開提出異議。更重要的是,羅伯茨領導下的傳統基金會與卡爾森建立了密切的關係。卡爾森不僅是傳統基金會2018年“薩爾瓦托里美國公民獎”得主,還是其50周年慶典的主題演講人。傳統基金會還曾在卡爾森的節目上投入大量資金進行廣告宣傳,並設有專門的捐款頁面。這種緊密關係既是其轉型的象徵,也成了當下危機的直接導火索。四、MAGA內戰的深層根源及影響事實上,卡爾森與富恩特斯的訪談,如同一個楔子,撬開了MAGA世界表面的一致性,暴露出其下深藏的理念裂痕。理念裂痕的核心,在於對“美國優先”這一理念的解釋權之爭。當川普將外交政策重心傾向以色列時,卡爾森等人指責此舉背離了專注國內事務的初衷。這種分歧在眾議員瑪喬麗·泰勒·格林(Majorie Taylor Greene)近期就愛潑斯坦檔案與川普的公開決裂中達到頂點——她力主公開愛潑斯坦檔案,並稱“我既不崇拜也不為川普效力……我始終堅持‘美國優先’,‘美國至上’!”。川普則稱她為“瘋子”“叛徒”,並撤回對她的支援。這標誌著MAGA與更為激進、孤立主義的“美國優先”派系分道揚鑣。2025年9月3日,眾議員瑪喬麗·泰勒·格林在美國國會大廈外舉行的新聞發佈會和集會上發表講話,聲援傑佛瑞·愛潑斯坦及其同夥吉斯萊恩·麥克斯韋的受害者。來源:法新社羅伯茨對傳統基金會的改造,順應了MAGA運動從傳統制度權威向個人魅力權威轉移的大趨勢。他強行將基金會立場與卡爾森等網紅的觀點對齊,正說明了這些媒體人物影響力的巨大。然而,這種轉向也帶來了混亂。當運動的“精神領袖”川普與其實際的“媒體骨幹”(如卡爾森、班農)在關鍵議題上出現分歧時,運動便失去了方向。班農抱怨川普過多關注“巴勒斯坦”而非俄亥俄州的“東巴勒斯坦”,以及內部關於言論自由“虛偽”的指責,都揭示了掌握權力後的MAGA正面臨著從抗議運動向執政力量轉變的身份危機。更深層的矛盾在於民粹口號與執政現實的衝突。川普作為“工薪階層冠軍”的形象,與他同“科技兄弟”、“公司主義者”等精英階層的密切交往形成了鮮明對比。對H-1B簽證、AI放寬監管等政策的支援,直接衝擊了其藍領基本盤的利益。這種精英與草根之間的斷層,動搖了MAGA的民意根基。正如傳統基金會在羅伯茨領導下放棄長期奉行的自由貿易理念以迎合川普的關稅政策,MAGA運動本身也在實用主義與意識形態純度之間艱難搖擺。目前,川普憑藉個人威望尚能維持MAGA表面的統一,但他已無法完全掌控內部的敘事。副總統范斯作為潛在接班人,將更直接地面對這些尖銳的路線之爭。儘管MAGA依然仍是一股強大的力量,但它已不再是六個月前那個目標一致、步調統一的整體。內部分歧與路線之爭,從內部侵蝕著其凝聚力與影響力。這場內戰不僅關乎個別人物或單一事件,更決定了這場定義了當代美國右翼的政治運動,在掌權之後將走向何方。 (上海美國研究)
川普下狠手了,這是要徹底廢了哈佛啊
川普下狠手了,感覺這是釜底抽薪,要徹底廢了哈佛大學啊。5月22日,美國政府下令:禁止哈佛大學招收外國留學生,現在的數千名留學生,你們要麼轉學,要麼就失去合法身份。你沒看錯。這是美國國土安全部的堂而皇之的命令,就登在網站上。我看到,法新社的感嘆:這是一個令人震驚的決定。為什麼會這樣?按照川普政府的說法,哈佛校園現在不安全,對猶太學生充滿敵意,對哈馬斯表示同情,而且“採用了種族主義的多樣性、公平性和包容性做法”。對哈佛下手,也是在殺雞儆猴。國土安全部的聲明就說:“讓這成為對全國所有大學和學術機構的警告。”警告你們,不要跟川普政府對著幹,不然有你們好看。此前,川普政府命令哈佛,必須遵從政府的各項指令,包括但不限於監視國際學生,開除部分師生,否則,嘿嘿嘿嘿。哥倫比亞大學屈服了,但哈佛拍案而起,政府這是非法管控,我們拒絕接受。為此,川普政府凍結了哈佛的多筆撥款,但哈佛依然不為所動,將川普政府告上法庭。所以,現在川普再加碼,直接對哈佛留學生下狠手。我看到,美國國土安全部長諾姆還下了一個最後通牒,稱哈佛如果想繼續招留學生,那必須在72小時內,提供過去五年中留學生參與所謂“非法”活動的各種資訊。不得不說,此舉影響非常大,更直接影響到在哈佛的眾多中國留學生。看統計,在2024-2025學年,哈佛大學共有留學生6800人,佔到入學總數的27%。在哈佛留學生中,中國學生最多。2022年的資料,中國留學生達到了1016人,隨後是來自加拿大、印度、韓國、英國、德國、澳大利亞、新加坡和日本的學生。如果按照川普政府的決定,所有哈佛留學生將不得不打道回府,如果留下來不轉學,那就會被吊銷簽證。夠狠吧!我看到,哈佛立刻強烈反對。在一份聲明中,哈佛大學說,“政府的行為是非法的”,“這種報復行動可能對哈佛社區和我們的國家造成嚴重傷害,並破壞哈佛的學術和研究使命。”什麼意思?川普政府,完全就是報復心態,報復哈佛不聽從指令。但這樣做的結果,傷害的是哈佛,也是整個美國。其中,就包括美國經濟。看統計,在2023-2024學年,哈佛留學生就交了3.84億美元的學費,此外,他們在美國生活,還需要租房、吃飯,購買各種日常用品,支撐了大概3900個美國工作崗位。更重要的,還是美國軟實力。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前歐巴馬政府官員傑森·福爾曼就感嘆,川普政府正在推行“可怕的政策”,“無法想像一個沒有出色留學生的哈佛……高等教育是美國最大的出口產品之一,也是我們軟實力的關鍵來源。”但川普看重這些嗎?他憤怒的,作為美國最古老最富有也是最有知名度影響力的大學,居然帶頭挑戰他的政策。哥倫比亞大學屈服了,哈佛當了刺頭。哈佛當了帶頭大哥,斯坦佛等大學,也在躍躍欲試,反對川普的大學政策。這還了得。所以,光扣款不行,吊銷哈佛免稅地位也不行,因為哈佛有的是錢;那美國政府就沖留學生下手,看以後誰還敢去哈佛?沒有了留學生,你哈佛還能算哈佛嗎?我看到,CNN引用一位哈佛教授的話說,如果川普政府真這麼幹,他擔心,哈佛“許多實驗室會空無一人”。這也將是哈佛400年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場面。不得不世界拍案稱奇。最後,怎麼看?還是粗淺三點吧。第一,考驗哈佛的時候到了。現在,哈佛被逼到了牆角。要麼屈服,要麼抗爭。我之前就說過,中國和哈佛,現在站在了同一條戰壕。或者說,現在的中國,就是另一個哈佛;現在的哈佛,則是又一個中國。乍一看,確實有點關公與秦瓊;但仔細思量,兩者何嘗不面臨同樣的處境?面對霸凌,都別無選擇,只能硬剛。接下來,哈佛大學百分百會提起上訴。這將是一場法律拉鋸戰,且戰呢。因此,在哈佛的留學生,包括眾多中國留學生,也真不必太焦慮,樂觀一點,這樣荒唐的極端事情,應該不會發生吧。第二,也要防止萬一的情況。但話也要說回來。別忘了,川普的個性,可是什麼事都敢做,什麼話都敢說,什麼禮都敢收的。他對非法移民下手,不是就有完全無辜的人,竟被美國政府驅逐到厄瓜多監獄嗎?即便最高法院下死命令要求弄回來,川普政府也是無動於衷。所以,萬一的情況,可能性還是有的。假如,我就說假如,川普不能驅逐所有哈佛留學生,找幾個哈佛留學生的茬,拿他們出出氣,還是不在話下的吧。我看到,法新社就引用哈佛學生的話說,“沒有人知道”這對已經在哈佛就讀的外國人意味著什麼,但“每個人都有點恐慌”!第三,我們就接著看大戲吧。美國,已不再是原來的美國。哈佛,也被搞得不像原來的哈佛。所以,也就難怪大批美國高校教授、專家,正紛紛離開美國,尋找更適合他們科研發展的地方。所以,以後去美國的留學生,也真要多考慮考慮,不是說美國大學不行,哈佛的實力還是不容質疑的,關鍵是美國政府對留學生的態度。這種拿留學生撒氣的做法,能不產生寒蟬效應嗎?現在,美國最好的大學槓上了美國最有個性的總統。一場精彩的大戲正在上演。我們就騎驢看唱本——走著瞧吧。 (牛彈琴)
哈佛危矣,依然夠硬
哈佛不投降。剛剛過去的周一,哈佛大學校長艾倫·加伯寫信回應了川普對這所學校的威脅,稱不會因為害怕報復,就“放棄受法律保護的核心原則”。更早前的5月5日,美國教育部長琳達·麥克馬洪在社交媒體上發難,指責哈佛大學“系統性違反聯邦法律”、“嘲弄”美國高等教育體系。長達三頁的公開信中,她稱哈佛背棄了美國的理想,“將不再是一所享有公共資金支援的大學,而應轉為一所私營機構”。美國教育部長琳達·麥克馬洪在社交媒體上發佈的長達三頁的公開信隨後,麥克馬洪的公開信在網上傳出一個紅筆批改的版本,語法、拼寫和標點錯誤,被一一標註出來,這位“教育部長文化水平之低”,遭到了網友嘲諷。網傳的紅筆批改的版本這場民粹主義政府與精英教育的戰爭,已經瀰漫了近一個月。此前,川普政府成立了新工作組,先後暫停或凍結哥倫比亞大學、康奈爾大學、西北大學、普林斯頓大學等高校的聯邦撥款,要求整改其校園管理、招生程序和人事任免等策略。而哈佛大學,作為其中歷史最悠久、最富有且成就最高者,第一個公開反抗,對峙聯邦政府。就在4月21日,哈佛大學向美國地方法院提交了一份長達51頁的訴訟狀,稱川普政府利用凍結撥款作為威脅,“試圖控制哈佛大學的學術決策”。校長艾倫·加伯在電視採訪中說,他不確定哈佛是否能贏,是否能承擔後續的經濟損失,但是哈佛不能妥協,“我們別無選擇”。如果說,高等教育是美國皇冠上的明珠,那麼哈佛絕對是最亮眼的一顆。它培養了超160名諾貝爾獲獎者和8名美國總統,是全球教育和科研領域的旗幟,如今卻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機中。而這危機,不僅僅來自川普。01 別無選擇“反種族主義”,是川普政府向各大高校施壓的由頭。首當其衝的是反猶主義。2024年以巴衝突背景下,美國各地超40所高校爆發了親巴勒斯坦抗議活動,反對美國高校和政府忽視人道危機,“默許或支援以色列軍事行動”。川普當選美國總統後,斷定這些高校對抗議活動處理不善,縱容“反猶主義”在學生之間蔓延。“哈佛在做什麼?這些‘學生’來自那裡,他們是誰,他們是如何進入哈佛的,甚至是如何進入美國的——為何充滿如此多的仇恨?”教育部長麥克馬洪寫道:“哈佛大學將美國高等教育體系變成了笑話。它邀請外國學生來到校園,這些人行徑暴力,蔑視美國。”他們要求:哈佛大學應該向聯邦政府共享所招聘教職工和所錄取學生的所有資料,接受政府審計,並立即關閉任何DEI(多樣性、公平性和包容性)相關項目等等。麥克馬洪在信中指責,DEI項目是一項種族優待政策,大學本應該獎勵優異、弘揚卓越,如今卻“滋生歧視、助長仇恨與怨恨、將種族主義灌輸給美國青年”。當地時間2024年9月6日,美國馬薩諸塞州劍橋,民眾穿過哈佛庭院前往哈佛廣場/圖源:視覺中國她還將指控的矛頭,對準了《哈佛法律評論》。這份期刊創辦於1887年,獨立於哈佛法學院,完全由哈佛學生編輯和管理,出版水平頗高,在法律學術界、司法體系乃至政治界都極具權威,可以視作美國“法律精英”的某種象徵。前任總統歐巴馬曾於1990年擔任總編輯,此外還有至少6名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在哈佛就讀期間曾是《哈佛法律評論》的成員。5月5日,川普政府宣佈即將對《哈佛法律評論》展開調查,負責民權事務的聯邦政府官員克雷格·特雷納稱:“似乎在《哈佛法律評論》對文章的刊選標準中,作者的種族與文章質量同等重要。”哈佛大學校報將聯邦政府的一系列表態,解讀成對《哈佛法律評論》“歧視白人作者”的指控。校長艾倫·加伯於5月6日在採訪中回應,打擊校園反猶主義,的確是哈佛大學的挑戰,他承認這是個“真正的問題”,但聯邦政府“解決問題的方法卻令人反感”。哈佛大學校長艾倫·加伯讓政府有權審查學生錄取記錄、干涉教職工的聘請,甚至決定課程該講什麼、課題組該研究什麼——“這些要求表面上與反猶主義相關,實則是對哈佛‘思想環境’的直接干預”,嚴重威脅了哈佛作為一所私立學術機構的核心價值,他寫道。況且,“打擊反猶主義”與“凍結聯邦撥款”之間的邏輯關係,加伯認為並不成立。數十億的聯邦撥款大都以合同和協議的形式來支援相關研究,主要用於兩個方面:一是最前沿的醫學研究,如阿爾茨海默症、帕金森病、糖尿病的療法;二是美國國家的核心戰略領域的研究,如人工智慧、工程學和量子科學。“如果政府選擇退出這些合作,不僅將危及數百萬人的健康與福祉,也會衝擊國家的經濟安全與活力。”他又強調:“特別是和中國的競爭。”02 左右分歧“這並非有關反猶主義,而是威權主義。”哈佛大學法學院教授安德魯·克雷斯波說,他認為川普的施壓早有預謀。這位美國總統早在競選階段就說過,他不喜歡美國大學教授所教授的內容,上台以後會讓他們改變,“否則就讓大學流產”。這一屆美國政府對高等院校深刻的敵意的確蓄謀已久。早在2023年,現任美國副總統范斯在美國保守派智庫的一次論壇發言上就說過:“如果我們想為我們的國家和人民做點什麼,我們就必須誠實而強力地攻擊這個國家的大學。”川普政府對哈佛、哥倫比亞等大學的施壓,與其說是真誠希望解決校園中的種族主義困境,不如說是美國政壇左右翼勢力之爭的又一個主要戰場。2025年4月12日,馬薩諸塞州劍橋市,示威者在劍橋公園舉行抗議活動,呼籲哈佛領導層抵制聯邦政府對大學的干預近年來,美國政壇呈現出一種趨勢:民主黨越來越成為受過大學教育的專業人士和少數族裔選民的政黨,而共和黨則更傾向於吸引未完成大學的美國白人。這其中,高校、媒體和好萊塢影視行業,是左翼人士高度集中的職業領域。而在保守派人士看來,高校在左翼意識形態的運作中特別扮演了“孵化器”的作用。2023年的一則統計資料稱,77%的哈佛大學教授承認自己是自由派,保守派只有不到3%。加伯也承認,他們的教職工和學生明顯缺乏意識形態多樣性,“外界的看法是,我們幾乎是個全左翼機構”。保守派在高校陣營中的聲勢減弱,是過去50年中愈發顯著的發展趨勢。據卡內基高等教育委員會統計,1969年,美國高校中還有27%的教師屬於保守派,而到了1999年,這個比例已下降至12%。2023年,哈佛《深紅報》統計的教師政治傾向資料/圖源:哈佛《深紅報》同時,保守派教師更傾向於在特定類型的研究機構任職,如宗教和軍事領域,這使得美國最好的私立大學,特別是常青藤院校,“幾乎成了一黨派的天下”,一些媒體如此形容。哈佛大學前任校長德里克·C·博克在一篇題目為《美國人為什麼痛恨哈佛》的文章中寫道,在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自由派教授往往是保守派的10倍甚至是15倍。許多著名大學的院系中,幾乎或完全沒有一個重要的保守思想體系,他承認,“這對於思想討論來說並不理想”。博克認為,這一分化並非教授招聘中的刻意歧視,而主要是“自由派比保守派更傾向於選擇學術生涯的結果”。這種趨勢並非被大學所塑造,早在學生上大學之前就已開始。大部分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人都支援墮胎、支援管制槍支、願意為了應對氣候變化而付諸努力,自然而然更傾向於支援左翼政黨主張。久而久之,左翼人士選擇學術深造,學術領域被左翼思想塑造,塑成了一個結構性門檻。保守派人士如果想在此結構下取得成就,就愈發困難了。保守派在高校陣營中的聲勢減弱,是過去50年中愈發顯著的發展趨勢但無論原因為何,左翼思想對高等院校的佔領,長期以來為保守派所不滿。他們對“重塑高等教育”的呼聲此起彼伏、從未停歇。“我們在高等教育的支出比任何國家都多——他們把我們的孩子變成激進分子……這不是教育,是洗腦。”川普曾在多個場合如此表態。2023年11月,川普曾宣稱,要建立一個名叫“美國學院”的線上教育機構,提供“免費的世界級教育”,授予人們“相當於”學士學位的證書。他向選民保證,“美國學院”的授課內容將是“嚴格非政治性的,不允許覺醒或聖戰”。而建立這一線上教育機構的資金來源,就來自於“徵稅、罰款和起訴”私立大學的捐贈基金——這與他目前正在做的事情,不謀而合。03 信任危機一個客觀趨勢是,美國人正在對高等教育失去信心。皮尤研究中心一項調查發現,只有一半的美國成年人認為高等教育對美國的發展有利,還有38%的成年人甚至認為,高等教育對美國“產生了負面影響”——批評者大都是共和黨支持者。儘管如此,高等教育,特別是精英大學的一紙文憑,依然對美國人的就業、收入和在職業領域取得的成就高低有著顯著關聯。一項研究曾統計了26198名分屬於30個不同領域的“高成就者”,如總統、四星上將、聯邦法官、諾貝爾獲得者、上市公司CEO等等。他們之中的54%曾就讀於被列為精英高校的34所高校,而其中就讀於哈佛大學的,佔比高達16%。這意味著,哈佛大學畢業生在傑出成就者中出現的頻率高達常態的80倍,這被美國人稱之為“哈佛效應”。美國傑出成就者的教育背景(左)與美國普通人口(右)的比較,紅色圖示為哈佛大學,綠色為常青藤聯盟/圖源:Nature在此現狀下,即使是對現行高等教育再直言不諱的批評者,都會支援自己的子女向常青藤院校提交入學申請。而精英高校在美國社會所擁有的無與倫比的資源壟斷地位,也滋生了無數招生醜聞。2019年3月,美國聯邦司法部宣佈破獲一起大規模大學招生欺詐案,涉及50名富豪家庭,總金額超2500萬美元,牽連了耶魯大學、斯坦福大學、南加州大學等6所精英高校。這些富豪家庭向一家“諮詢公司”付費,幫助自己的子女偽造運動員身份、偽造標準化考試成績,最終獲取了入學資格。案情一經報導,就在美國社會激起了震怒,這揭開美國精英教育體系結構性不公的一角。富人可以通過金錢賄賂獲取錄取通知書,而對於家境貧寒的學生來說,光是四年的學費貸款就高昂得令人卻步。據紐約聯準會資料,截至2022年底,數百萬美國人的學生貸款債務總額已超1.6兆美元,構成了一個不可小覷的債務泡沫。當地時間2019年3月12日,威廉·裡克·辛格在波士頓因全國大學招生作弊計畫面臨指控後離開聯邦法院一種精英階層的自我複製和代際傳遞,在精英高校的現行招錄體系中逐漸成型:據哈佛校報統計,哈佛大學的2025屆畢業生中,約26%的學生表示,他們的家庭收入在25萬美元以上——這個數字高於94%的美國家庭。對於一些美國人來說,這種階層傳遞,似乎又若即若離地與某種特定政治主張繫結在一起,階層與政見的分歧彼此疊加,由此激發了對高等教育的廣泛敵視。儘管自由派人士同樣在為高等教育的學費削減而奔走呼籲:美國前總統拜登在任期間,就將“減輕美國人沉重的學生貸款債務”作為他重要的執政目標之一;坐擁530億美元捐贈資金的哈佛大學也推出了學費減免政策,如果家庭收入在10萬美元以下,哈佛大學會免除一切學費並提供助學支援。當地時間2024年,美國前總統拜登前往加州出席競選活動,再度宣佈學生貸款減免/圖源:視覺中國然而,並不是所有精英高校都擁有和哈佛一樣龐大的捐贈基金,更諷刺的是,由於聯邦政府的施壓,聯邦撥款的凍結又會將它們繼續推往債務的深淵。勤工儉學的學子和家庭,會成為這場對峙的最終受害者和代價承擔者。在採訪中,加伯承認,增加校園中意識形態的多樣性是必要的。他回想起自己1976年進入哈佛讀書的時候,當時校園思想交流的氛圍更融洽、友善,“不像今天這般,難以與不熟悉的人展開對重要議題的討論。這是個巨大的損失。”但他依然選擇捍衛哈佛大學的學術獨立性,捍衛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所確立的基本原則——美國人說話的權利、信仰的權利和請願政府的權利。哈佛大學幾個世紀以來的卓越不是靠“從不犯錯”來的,“我們通過改正錯誤、轉變方向、批評自我取得了成功。”他說,“這就是我們如今需要做的。” (南風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