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五，卓蘭·曼達尼走進白宮，成功化解了總統唐納德·川普的戒心，所受到的禮遇，甚至比他今年早些時候在民主黨內部一些有權勢角落中得到的還要熱情。兩人這次會面，構成了一場地道的、美式風格濃厚的政治超現實體驗。提出會面請求的是曼達尼。競選期間，川普曾稱他為“共產主義者”，並威脅要出動國民警衛隊進駐紐約市。結果不但沒有劍拔弩張，川普反而對這位紐約市新當選市長大加讚賞。眼前這一幕，生動展現了曼達尼敏銳的政治直覺以及在必要時也能俘獲政敵好感的本領。這一點，他與總統倒頗相似。「我會替你說話。」川普說著，為曼達尼選擇搭飛機而不是火車前往華盛頓辯護。總統稱曼達尼是個「理性的人」。在橢圓形辦公室裡，這位民主社會主義派的當選市長與這位立場反動的總統，開始談論他們在多少事情上「看法一致」：多建住房、降低犯罪率，還有他們對紐約市的共同熱愛。 「這次會面甚至讓我自己都很意外。」川普說，「我預計自己將來會是幫他，而不是為難他。我會給他很大的幫助，因為我希望紐約市變得偉大。」曼達尼站在總統身旁，面帶微笑。在勝選後的幾天裡，34歲的曼達尼又一次給目瞪口呆的建制派送上驚訝。他用一系列鮮明的動作，展現出極強的政治精明和實用主義氣質。他在政治上的提前佈局表明，曼達尼習慣於承擔巨大風險，願意與政治對手結盟，也願意在他認為有利於推動宏大施政目標時讓最忠誠的支持者失望。光是看看他所做的這項選擇，就足以說明問題。這項選擇在周五還受到了川普的公開稱讚。曼達尼決定延聘現任紐約市警察局長傑西卡·蒂施留任。蒂施是一名中間派，反對紐約州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保釋改革法，她整體的治安治理思路，比曼達尼基本盤中的許多選民更靠右翼。 「她是我家裡一些人的好朋友。」川普這樣評價蒂施。在蒂施任內，紐約市整體犯罪率大致呈下降趨勢。她尤其受到商界領袖以及市內其他建制派人物的歡迎，這些人中有不少都在為她「續任」奔走呼籲。現在看來，歷任紐約市長給予警察局在很大程度上獨立於市長辦公室運作的傳統，很可能將在他任期內得以延續。在紐約本地，曼達尼已經開始在國會選舉中扮演複雜角色。一方面，他在暗中勸說紐約市主計長布萊德·蘭德挑戰紐約州第十國會選區民主黨現任眾議員丹·戈德曼。另一方面，他則公開勸阻市議員奇·奧塞參選後者所在城市另一端的席位。奧塞同樣是美國民主社會主義者組織成員，原本有可能挑戰現任眾議院少數黨領袖哈基姆·傑佛瑞斯，爭奪其在布魯克林的議席。無論曼達尼打算為紐約帶來怎樣的變革，至少目前，看起來激怒眾議院民主黨領導層並不在他的優先事項清單之上。選舉後的第二天，曼達尼告訴全民眾，他的過渡團隊將主要由歷屆市府中走出來的老將組成。五名任命人選當中，有四人曾在其他市長手下供職。真正引人注意的，反而是「他們不是什麼人」。他們不是外人，不是二十出頭的年輕人，也不是擁有美國民主社會主義者組織資歷的「運動派」。這些人正是對紐約政治運作極為熟悉，或是善於精心打理城市官僚體系的人。唯一的例外是莉娜汗。她曾在喬·拜登總統任內擔任聯邦貿易委員會主席。在聯邦貿易委員會期間，汗以積極對亞馬遜、臉書母公司「Meta」等巨頭發起反壟斷訴訟而聞名，她的名字在許多商界領袖當中引起的更多是憤怒而非讚許。11月10日，曼達尼任命迪恩·弗萊亨出任第一副市長。弗萊亨絕算不上市府裡的「新面孔」。早在卡特政府時期，他就已投入公共服務。這位一心撲在公共事業上的老臣，對政府運作有著極為深厚的理解。他曾在比爾·白思豪任內擔任第一副市長，負責領導市預算辦公室，並參與推動紐約市普及學前教育。他是個極具份量的任命對象。在一個高層幕僚和工作人員中有相當多人剛過三十歲的團隊裡，多幾位這樣的老將或許正合適用。這些年輕人對城市政府的記憶並不長。 「重要的是要確保在『變革型領導』與『交易型領導』之間找到合適的平衡。」曾在2013年擔任白思豪過渡團隊負責人之一的珍妮佛瓊斯奧斯汀對我說。曼達尼先生團隊的年齡構成持續衝擊著體制，甚至令許多早已習慣與通常年過五旬的候選人及高級助手共事的千禧世代民主黨策略師感到震驚。 「我需要一本Z世代字典才能度過這一天，」他的過渡團隊發言人莫妮卡·克萊因告訴我。她自己也不過36歲。克萊恩介紹，自11月4日選舉以來，已經有超過62,000人申請加入曼達尼市政府工作，申請者的平均年齡是28歲。這或許不僅反映大眾對曼達尼其人的興趣，也某種程度上摺射出他那部分選民所承受的現實壓力20十至24歲美國人的失業率超過9%。擺在曼達尼面前的許多挑戰之一，是如何讓從左翼到溫和中間派的各路人馬都盡量滿意。儘管他主動向川普“伸出橄欖枝”，並作出了一系列類似動作，但目前還沒有跡象表明，曼達尼打算從他那套立場鮮明的左翼施政綱領中後退。而且，他的所有任命也並非都屬於傳統路徑。他的辦公室主任兼最親密助手艾爾·比斯高德－丘奇在意識形態上與曼達尼高度一致，同樣是美國民主社會主義者組織成員，年齡也與他一樣，是34歲。曼達尼當選市長的第二天，從上東區那些驚慌失措的角落，到布魯克林的進步派聚居社區，整個紐約市其實都拿不準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在接下來的幾天裡，曼達尼不斷努力向自身基本盤之外的人群建立關係，同時也明確釋放訊號，表明他打算充分享受「圈內人」資源的好處。只要是為了兌現他對紐約市和勞工階級所許下的那些宏大且令人振奮的承諾，挑戰正統的做法對這位市長來說或許會十分奏效。 （一半杯）

在2024年民主黨大選慘敗、2026年中期選舉臨近以及美國建國250周年籌備同步展開的背景下，美國政壇進入新的高壓避險期。曾以“代表工人階級”自居的民主黨，卻在持續左傾、議題錯配與黨內撕裂中步入低谷，“沉默”的民主黨一度被視為美國政治版圖中的邊緣角色與未知變數。本文從選民基礎流失、精英-草根裂痕、權威人物退場，到不同派系人物的再登場與試探性突圍，勾勒出一個掙扎重組的民主黨：一邊被川普式民粹與共和黨“傑利蠑螈”步步壓縮，一邊又試圖通過聚焦重劃選區和重建敘事來找回與工薪階層的連結、重塑黨內權力格局。民主黨能否在進步派與建制派的博弈中形成新的路線共識，不僅關係到2026年中期選舉，更關係到美國民主能否走出民粹與對抗的惡性循環。一個正在重整的民主黨，會成為遏制極化的“緩衝閥”，還是新的衝突“放大器”？這場“沉默之後的甦醒”，值得持續觀察與討論。在經歷了2024年的重大失利後，民主黨陷入了一段靜默期。黨內分裂和青黃不接，導致民主黨面對川普-范斯-魯比奧陣營時非常疲軟。但近期的新動向顯示，民主黨正在為中期選舉造勢，重新燃起紅藍鬥爭的戰火。曼達尼、AOC、紐森，甚至2024年慘淡退場的賀錦麗，近期在美國政壇高度活躍，且在不同程度上喚醒了沉默許久的民主黨。“甦醒”的民主黨一方面面臨挑戰，但同時確有對川普陣營形成衝擊的可能性，未來美國政壇變數激增。民主黨面臨的問題民主黨面臨脫離選民、內部分裂和青黃不接等多個問題。民主黨曾經自詡為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政黨，如今一味追逐邊緣群體的選票，忽視了白人勞工階層的訴求。同時，民主黨內部四分五裂，精英與草根成員分歧不斷擴大，似乎已經形成一條鴻溝橫亙在其間。再有，老一輩民主黨人逐漸淡出美國政壇，在黨內留下了巨大的權力真空。然而目前民主黨內部沒有推舉出足夠強有力的領袖型人物來填補空洞。民主黨脫離選民第一，2012年至今民主黨持續左傾，對不同議題的重要性排序違背部分選民的利益。據部分民主黨戰略家今年發佈的Deciding to Win報告，自2012年開始，民主黨在幾乎所有議題上的態度在持續左傾。與此同時，民主黨調整了對議題優先順序別的排序。例如，氣候變化、墮胎等是民主黨的核心議題。相應地，民主黨對邊境安全、犯罪等議題的重視程度不斷下降，而這些議題恰恰是中間溫和派和右派選民比較關切的領域。這部分選民感知到民主黨的持續左傾，表示該黨的姿態已經過於“自由”。報告認為，美國民眾認為民主黨過於“自由”更甚於認為共和黨過於“保守”。黨內分歧擴大第二，民主黨主流脫離社會底層，黨內精英與黨內草根分歧擴大，難以形成凝聚力。據Deciding to Win報告，民主黨大大小小的捐贈方、宣傳人員、高知及高收入群體、精英、進步團體均將民主黨拽向了政治光譜的左側，愈發地“自由”。然而，民主黨內部的低收入、低學歷的工人階級並未在所謂“自由”的氛圍中受益。民主黨長期宣稱代表工人階級的利益，為工人階級發聲，如今卻被內部精英引向了極左翼，逐漸脫離工人階級所關心的“餐桌議題”，例如生活開銷、住房租金、公共交通等。這進一步加劇了民主黨的分裂。黨內青黃不接第三，民主黨黨內青黃不接，無法有效衝擊川普-范斯-魯比奧組成的陣線。11月7日，85歲高齡的美國眾議院前議長，民主黨的元老等級人物南希·裴洛西宣佈不參加2026年的眾議院選舉，將於2027年任期結束後從國會退休，結束漫長的政治生涯，川普則揶揄裴洛西退出政壇是對國家最大的貢獻。無論美國各界對裴洛西結束政治生涯作何評價，是褒獎還是貶低，他們對此事給予的關注度已經足夠說明裴洛西在美國政壇的份量。隨著重量級的人物退場，民主黨內部留下權力的真空。至少在國會參眾兩院，沒有人能夠與裴洛西的影響力相媲美。11月10日，8名民主黨人在參議院有關結束政府停擺的決議中投了贊成票，“倒戈”向共和黨，促成決議通過。11月11日，此事引發大量民主黨人的憤怒，要求民主黨的參議院領袖查克·舒默下台。裴洛西退出政壇與失去支援的舒默，為國會的民主黨人撒下一片陰霾。如果在2026年中期選舉前夕，民主黨無法推舉出至少一位令黨內信服的人，那麼與共和黨的競爭恐怕仍落於下風。裴洛西發佈的一段視訊資訊中表示，她不會在2027年1月任期結束時尋求連任國會議員（圖源：BBC）民主黨是否還有主導美國未來政治的“接棒人”民主黨目前仍缺失強有力的領袖人物統領全黨，挑戰川普-范斯-魯比奧的陣線。賀錦麗近期復出政壇，但毫無建設性綱領。而年輕一輩的AOC、曼達尼資歷尚淺，不太可能接棒。紐森雖然在50號提案上贏下一城，但在“兵權”問題上敗於川普。並且，多個州均在進行的傑利蠑螈（編者註：Gerrymander起源於美國的政治術語，指通過操縱選區劃分謀取選舉優勢的欺騙性手段）削弱了50號提案的勝果，席位爭奪戰依舊撲朔迷離。從派系的角度總結，進步派和進步運動逐漸壯大，衝擊建制派的地位。雖然建制派民主黨人仍在黨內佔據重要職位，但是在政治競爭中面臨多方壓力。除了遭受進步派的衝擊，建制派一方面無力對抗川普，另一方面開始失去主要捐助者的堅定支援。賀錦麗欲復出但舉棋不定賀錦麗近日重啟政治活動，但在是否競選下屆總統問題上模棱兩可，缺乏明確的路線，很難對川普陣營形成有效衝擊。2024年大選，民主黨在與共和黨爭奪美國七個“搖擺州”時徹底敗下了陣，堪稱全軍覆沒。甚至，賀錦麗連拜登時期勉強維持住的民主黨鐵票倉也未能守住，密歇根州、內華達州、賓夕法尼亞州、威斯康星州等六州倒向了共和黨。儘管大選開始前的各種民調結果都顯示賀錦麗的支援率高於川普，但是事後看，民調結果與實際投票出入非常大。2024年大選結束後，來自佛蒙特州的獨立參議員伯尼·桑德斯批評民主黨放棄了工人階級，因此也遭到工人階級的叛離，選票大量流失。2024年選舉慘淡收場後，賀錦麗於今年9月份發行了自傳《107天》，集中總結了自己在大選過程中的經驗並作出反思。該書以回憶錄的形式揭露了競選前後鮮為人知的細節。在書的結尾，賀錦麗寫道：“我們（民主黨）必須確立自己的藍圖，賦予這個國家一個新的願景。”2024年美國大選結果分佈圖（圖源：網路）新的願景是什麼，基於何種藍圖，賀錦麗並沒有給出明確回答。11月1日，賀錦麗出席加州支援重新劃分選區的集會，並行表講話。這是賀錦麗沉寂大半年後首次亮相政治活動。在講話中，賀錦麗呼籲加州民眾不要向“暴君”下跪，隨時準備好“以毒攻毒（fight fire with fire）”。她的演講僅僅將川普打上破壞民主的標籤，以此襯托出民主黨的正當性，卻無法提出任何腳踏實地的黨派路線。如果賀錦麗仍舊不能整合民主黨內共識，提出更為清晰明確的競選綱領，那麼即使她要參加2028大選，也不過是博人眼球罷了。AOC關注度高但無實質成績以亞歷山德里婭·奧卡西奧-科爾特斯（AOC）為代表的極左翼人士，則開始借助社交媒體吸引一大批追隨者，不過，AOC目前沒有拿出實質性的政績。AOC（圖源：網路）1989年，AOC出生在紐約的一個波多黎各移民家庭，是民主黨新生代力量之一。2018年，29歲的AOC以78%的選票贏得眾議員選舉，成為美國歷史上最年輕的女議員。近期，AOC同著名政客伯尼·桑德斯一起，作客電視台節目，宣傳左翼價值觀。另外，AOC還通過社交媒體的運作，為自己積累了上千萬的粉絲。AOC自我打造的政治“人設”是為社會、種族和經濟的公平正義而戰的戰士。然而，AOC在諸如政府停擺、移民遣返等問題上能做的只是要求川普政府付諸行動，或是提高透明度。除此之外，AOC沒有能力或是條件做出更具實質性的成績，她的宣言僅僅停留在口號層面。自從當選議員，她不僅遭到共和黨人的口誅筆伐，甚至連民主黨內部對她也褒貶不一。裴洛西、舒默等資深民主黨人，有的與AOC保持距離，有的早已公開破裂關係。政壇新星卓蘭·曼達尼的極左翼奇襲卓蘭·曼達尼（Zohran Mamdani）當選市長，為民主黨提供了一份極左翼藍圖。他雖然是極左翼人士，但是並不急於推行好高騖遠的政治議程，而是精準聚焦於市民生活可負擔性（affordability）的問題。親民的綱領，幫助曼達尼贏下勝利，為民主黨帶來一定啟示。曼達尼同樣是一位民主黨新星。他於1991年生於烏干達，父母都是印度人，七歲那年舉家搬遷至紐約市。今年6月，曼達尼在紐約市市長民主黨初選中擊敗了同樣來自民主黨的前任州長安德魯·科莫。11月5日，最終計票結果顯示曼達尼以50.4%的支援率勝出，當選紐約市第111任市長。曼達尼競選紐約市長的“人設”主要聚焦於為工薪階層降低生活成本並提供更多福利。例如，曼達尼承諾升級紐約市的公車系統、停止房租上漲、免費的兒童養護等等政綱。簡而言之，曼達尼聚焦的核心是“可負擔性（affordability）”，即確保普通民眾能夠負擔起日常生活的開銷。美國民主黨人曼達尼當選紐約市長，其在競選中多次強調民眾生活可負擔問題（圖源：BBC）曼達尼雖然面臨諸多壓力，但的確已經在美國政壇嶄露頭角。通過回歸到工人階級的重大關切，曼達尼不僅贏得了選舉，也引發了美國各界對於生活可負擔性問題的議論。值得一提的是，11月的弗吉尼亞州和紐澤西州選舉中，兩位新任中間派民主黨州長同樣使用了聚焦於民眾生活開支負擔的策略，贏下選戰。既然方法奏效，民主黨極左翼及中間派在中期選舉可能會更多地採取這種姿態。在一場競選辯論中，曼達尼對科莫說，自己缺乏經驗但是為人正直，正直可以彌補經驗上的不足；而科莫的經驗不能彌補他缺失的正直。極左翼的小範圍勝利能否持續擴大視乎曼達尼重建紐約市的實際成效。葛文·紐森為代表的建制派無力應對川普與進步派的AOC和曼達尼不同，民主黨內部還有相當一部分出身名門望族的黨員。現任加利福尼亞州州長葛文·紐森（Gavin Christopher Newsom）就是較為典型的代表。紐森的家族在美國的政商界頗具人脈，且與裴洛西家族有較深關係，是標準的民主黨建制派。而紐森則是民主黨建制派參與2028大選的主要希望。目前，紐森想撼動川普的地位仍較為吃力。紐森（圖源：紐約時報）今年6月，美國多地爆發針對川普移民政策的抗議示威。川普為了平息事態，宣佈聯邦化國民警衛隊，並部署在爆發抗議的城市。4000名加州國民警衛隊成員被川普“聯邦化”，隨後派遣至洛杉磯。紐森對此表示強烈不滿，在譴責川普的同時將其起訴至法院。然而，美國聯邦第九巡迴上訴法院最終卻允許川普保留對部署於洛杉磯的國民警衛隊的控制權。截至10月25日，“聯邦化”的國民警衛隊已經進駐洛杉磯和華盛頓特區，後續川普表示還要將部隊部署到波特蘭和芝加哥。從結果上看，紐森在這一輪交鋒中已經失敗了。紐森參與的另一項計畫是重新劃分加州選區，即50號提案。11月5日，50號提案在加州得到通過，或將在中期選舉為加州民主黨增加5個國會席位。看似“勝利”的背後卻是捐助者的撤出。根據政治新聞報導，過去支援過紐森的超過30位億萬富翁中，只有包括索羅斯在內的7位在50號提案上提供資金支援。紐森不僅在“兵權”問題上遭到川普的施壓，對於捐助者的吸引力和粘性也在下降。民主黨與美國政治的未來民主黨近期多項選舉和投票勝利似乎昭示其仍然具有重塑美國政治版圖的決心和潛力。一是曼達尼當選紐約市市長，二是弗吉尼亞州和紐澤西州的州長由民主黨人贏下，三是紐森的50號提案也順利通過，如願重新劃分選區。這4場勝利極大提振了民主黨的士氣。然而，8名參議院民主黨人在政府停擺決議上的贊成票似乎又造成了民主黨新一輪的割裂和內耗，向剛提振起來的士氣潑了一盆冷水。從兩黨鬥爭看，也是此起彼伏的狀態，誰也沒有佔據絕對優勢。如果民主黨能夠維持住11月初贏下幾場大勝時的勢頭，或許能在2026年的中期選舉中向共和黨發起衝擊，畢竟後者在國會的席位優勢非常微弱。紐森的傑利蠑螈也讓加州民主黨在國會的席位增加5席。但不可忽視的一點是，在紐森之前川普已經通過傑利蠑螈增加了德州共和黨在國會的席位，數量同樣是5席。目前，美國有多個州都在進行或考慮進行傑利蠑螈，期望增加相應黨派的國會席位。這一場“傑利蠑螈潮”既包含民主黨佔優勢的州，也包含共和黨佔優勢的州，導致中期選舉的情況變得複雜且難以預測。最高法院的判決更進一步攪亂整場“傑利蠑螈潮”的圖景，它將於明年6月決定路易斯安那等多個州是否應該以種族公平的原則重劃選區，為中期選舉帶來更多變數。在國會議席爭奪戰中，兩黨仍處於膠著狀態。美國政壇的動盪對眾多中國看官而言，也許只是“笑話”，但不可否認美國內部正在急速重整中。川普上任近一年來採取的各種“鐵腕”措施，諸如打擊非法移民、動用軍隊跨境輯毒等，相較於民主黨的價值至上敘事更能引起普通民眾的共鳴。但是民主黨並沒有放棄與共和黨進行政治競爭。進步派的曼達尼、中間派的紐森等，都在尋找讓民主黨在2026年甚至2028年重整旗鼓的路徑。各派系似乎逐漸意識到再次關注工薪階層的重要性。不僅極左翼的曼達尼多次強調民眾生活可負擔問題，新任紐澤西州州長，中間派民主黨人米姬·謝里爾（Mikie Sherrill）接受採訪時也表示，先確保工人階級能夠負擔生活開支，再談其他。她的立場贏得了紐澤西州選民的心。America250是一項無黨派倡議，致力於讓每個美國人參與紀念美利堅合眾國成立250周年（圖源：america250.org）在美國250周年來臨之際，在中期選舉迫近之際，民主黨展現的立場、態度，採用的策略，將深刻地塑造美國政治未來的格局。2026年，美國即將迎來建國250周年。各個政府部門的官方網站已經開始為相關慶祝活動預熱。然而，這場250歲生日派對早已蒙上兩黨競爭的陰影。據《大西洋月刊》報導，美國國內有兩個方面在籌備250周年慶典。一是川普和他的團隊於今年夏季斥資3300萬美元籌劃一系列以川普為焦點的活動，包括在華盛頓特區進行閱兵式；二是國會兩黨共同推出的“America250”活動，標語是讓所有美國人參與250周年的慶典。但是川普顯然不想讓民主黨人參與這場生日派對。7月4日，在愛荷華州的一場集會上，川普向揮舞著“America250”標誌的群眾說：“我恨他們（民主黨人），無法忍受他們。我真的認為他們恨我們國家。”此番言論是對民主黨赤裸裸的攻擊，也預示著美國的250周年慶祝將不會是一片祥和景象，壓力再次來到了民主黨這一側。美國究竟是繼續籠罩在川普式的民粹之下，還是見證一個嶄新的民主黨在2024年的廢墟中崛起，兩黨鬥爭來到了新的十字路口，所有人都在等待。本文作者—羅行健：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研究助理。 (大灣區評論)

據環球網消息，當地時間9月8日，美國眾議院監督委員會的民主黨人公開了一批由愛普斯坦遺產管理人提交的檔案，其中包括據稱是川普寄給愛普斯坦的慶生信。眾議院監督委員會在社交媒體上發佈了慶生信的掃描版本，信件以裸體女性輪廓為邊框，信件內容是一段想像的川普與愛普斯坦對話。對話中有暗示內容，“川普”角色還稱自己與愛普斯坦有很多共同之處。在對話最後，“川普”角色說：“有一個朋友是很好的事情。生日快樂，希望每天都是另一個美妙的秘密。”信件結尾附上了貌似川普的簽名。2025年7月17日，英國倫敦，一個公車站內展示著一張美國川普和愛普斯坦的照片。圖片來源：視覺中國此前，美國眾議院監督委員會對愛普斯坦遺產管理人發出傳票，要求其向委員會提交一系列檔案，包括愛普斯坦50歲生日的慶生信和紀念冊。除了貌似有川普簽名的慶生信，眾議院監督委員會還放出了愛普斯坦50歲生日的紀念冊掃描件。紀念冊首頁的“朋友”一欄中有美國民主黨前總統柯林頓的名字，以及川普的前律師德肖維茨、英國駐美國大使曼德爾森、維多利亞的秘密母公司的首席執行官衛克斯奈。紀念冊。圖片來源：X《華爾街日報》7月曾報導過這本紀念冊和貌似署有川普名字的慶生信。川普抨擊相關報導為假新聞並對《華爾街日報》提起訴訟，指控該媒體誹謗。美國眾議院監督委員會首席民主黨委員加西亞發表聲明稱，委員會已經獲得了“臭名昭著”的生日紀念冊，其中有川普說並不存在的簽名信，“現在總統應該告訴我們真相，並公佈所有愛普斯坦檔案。”對此，白宮新聞秘書萊維特發文否認川普繪製了信中的圖案，也否認川普在信上籤名，宣佈總統律師團隊將繼續推進訴訟。白宮副幕僚長布多維奇則在社交媒體上貼出多張包含川普簽名的圖片，強調公開信件中的簽名並非川普的筆跡。布多維奇還對《華爾街日報》所屬的新聞集團喊話，敦促新聞集團為誹謗案準備好賠款。2019年8月，被控合謀拐賣和性侵未成年女性的美國富商愛普斯坦在監獄死亡。此後，圍繞愛普斯坦是否死於他殺、愛普斯坦到底有那些大客戶成為美國國內爭議熱點。川普在去年的總統選舉中承諾要公佈涉及“蘿莉島”的大人物名單。但美國司法部和聯邦調查局（FBI）今年7月對愛普斯坦案的重新核查認定，沒有證據顯示愛普斯坦曾敲詐權勢人物、持有所謂的“客戶名單”，也沒有證據顯示愛普斯坦死於他殺。2月，美國司法部在官網公佈了愛普斯坦案的首批檔案檔案，涉及超過250名未成年女孩。檔案沒有披露與案件有關的重大新資訊，主要涉及愛普斯坦私人飛機的飛行日誌、被塗黑名字的通訊錄等。民主黨人一直敦促美國政府公開愛普斯坦案的所有檔案。 (介面新聞)

沒有衝突，沒有動機，沒人指使，兩人也素不相識，什麼都沒有就突然動手殺人，把殺人當成了一種宣洩或者樂趣。2025年8月22日，美國北卡羅來納州夏洛特市發生了一起令人震驚的悲劇：23歲的烏克蘭難民伊琳娜·扎魯茨卡（Iryna Zarutska）在乘坐輕軌時被一名陌生黑人男子布朗持摺疊刀連刺三刀，喉嚨被刺中至少一刀，當場身亡。詭異的是，在謀殺事件發生後，美國主串流媒體卻集體啞火，《紐約時報》，MSABC﹑《華盛頓郵報》和CNN等，卻對這起案件視而不見，完全沒有報導。只是後來謀殺的視訊在社交平台流出後，才引起美國社會的廣泛關注。更加詭異的是，在謀殺事件前，這位34歲的嫌疑犯布朗已經14次犯罪被釋放，其律師曾於7月提交動議，聲稱他精神不健全，無法接受審判。於是再次被釋放……可是根據視訊和警察調查顯示，布朗在殺人後冷靜地擦拭手上的血，並脫下上衣，在車門旁等待。在列車停站後，他將刀具扔在了站台附近。這是精神不健全的表現？伊琳娜·扎魯茨卡的死亡，很多美國網友在社交平台發文：戰火紛飛的烏克蘭都比這裡安全。目前，川普政府正在強力打擊華盛頓犯罪，並計畫未來向芝加哥﹑洛杉磯等民主黨人主政的犯罪率高的城市推進。而民主黨人卻極力阻止川普的強力整治行為，認為川普政府過度執法﹑濫用總統權力，威脅地方自治。在這個背景下，在公共場合發生如此惡劣的謀殺事件，這才是為什麼民主黨控制的主串流媒體不予報導此事的真正原因。美國極左司法政策的失靈嫌疑犯布朗，屢次被抓，卻屢次被民主黨法官釋放，在一次揭開了民主黨極左法官對罪犯寬容的無能表現。近十幾年來，美國一些城市的司法系統，特別是民主黨執政的城市受到極左派理念的影響，推行了一系列寬鬆的犯罪政策。這些政策包括減少對輕罪的懲罰、降低保釋金要求，甚至在某些情況下允許嫌疑人無需保釋即可獲釋。這種“以寬容為本”的司法改革，表面上是為了減少監獄過度擁擠和促進社會公平，但實際上卻導致了犯罪率的上升和公眾安全的惡化。風靡加州的“0元購”就是在這種司法背景下的產物。所以，你可以看到洛杉磯﹑芝加哥﹑甚至首都華盛頓這些民主黨市長長期執政的城市，社會治安是一言難盡。民主黨法官在許多美國城市提倡“寬容”哲學，極左派的法官和檢察官在處理犯罪案件時傾向於採取寬鬆態度。例如，北卡羅來納州的部分司法官員支援“無現金保釋”政策，認為高額保釋金對低收入群體不公。所以，對犯罪分子的“寬容”就是對普通民眾的犯罪，民主黨法官打者人道主義旗幟的“寬容政策”，其結果往往是讓潛在的危險分子迅速回到街頭，讓社會治安急速惡化。在美國，部分民主黨法官的神操作是，將對罪犯的精神狀態評估用作減刑或免責的工具。部分極左派法官傾向於將犯罪行為歸因於心理問題或社會環境，而非個人責任。例如，2021年紐約地鐵推人事件中，嫌疑人因被診斷為精神疾病而未受到應有懲罰，引發了公眾的強烈不滿。所以，這些罪犯在犯罪以後，在民主黨法官的庇護下，以心理問題或精神疾病等因素不予懲罰，獲得釋放。而民主黨法官美名其曰，“寬容政策”可以減少監獄的人口，還可以減少犯罪率。不判決有罪，那就沒有犯罪率。由此可以計算，犯罪嫌疑人布朗，14次被判無罪釋放，那麼就少了14次犯罪的記錄，那犯罪率就減少了。民主黨法官的邏輯性是真的強，不服不行。所以在美國，許多暴力犯罪分子都有多次犯罪記錄，卻因寬鬆的保釋或假釋政策反覆獲釋。但長此以往，法律將成為擺設，失去了對罪犯應有的威懾力。民主黨法官和檢察官似乎更關注罪犯的“人權”，而忽視了受害者的正義訴求。這種失衡的司法理念，正是伊琳娜悲劇背後的深層原因之一。這將是美國司法系統，在極左派摧殘下的又一次失靈的例證。在伊琳娜·扎魯茨卡被謀殺後，眾議員蘭迪·法恩 (Randy Fine) 聲明將提出立法，要求法官在釋放的暴力慣犯犯下新罪行時承擔責任。 他在聲明中表示：“那些釋放小德卡洛斯·布朗的 14次的法官也應該得到法庭審判。”蘭迪·法恩的提案很好，誰釋放誰負責，那麼民主黨法官還能像這樣司法布朗14次嗎？美國主串流媒體的冷漠態度伊琳娜被殺事件發生後，美國主串流媒體集體禁聲。尤其是民主黨控制的左翼媒體，如《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和CNN等，幾乎未對這起案件進行報導。其實，美國主串流媒體在報導犯罪案件時，往往受到意識形態的驅動會有選擇性報導。如果案件涉及非洲裔種族、非法移民或社會正義等敏感議題，主串流媒體通常會根據“政治正確”的原則選擇報導角度或乾脆迴避。例如，2020年席捲美國的“黑命貴”原地中，多起涉及黑人受害者的案件被左翼媒體大肆報導，而類似的白人或亞裔受害者案件卻鮮有提及。這種雙重標準將會極大扭曲公眾對犯罪問題的認知，但卻符合民主黨的意識形態。結語伊琳娜·扎魯茨卡的悲劇是一面“照妖鏡”，映照出民主黨極左法官對美國司法系統的摧殘，主串流媒體選擇性報導讓新聞失去了“第四權力”的存在意義。民主黨司法政策的“寬容哲學”導致罪犯有恃無恐，讓法律失去的威懾力。其最終的結果就是，民主黨極左派捍衛罪犯“人權”所造成的代價需要所有的美國民眾買單。而這不僅是在美國，在當前的歐洲大陸也是如此，甚至歐洲的“極左”政客比美國有過之而無不及。前段時間英國14歲少女持刀自衛，以反抗穆斯林非法移民的騷擾，英國警察卻以持有管制刀具將小女孩逮捕。而伊琳娜被殺的這個案件，嫌疑人布朗被捕後立即送往醫院接受治療，並被要求進行精神狀態評估，難道民主黨法官還要再釋放他地15次？ (南文觀世界)

民主黨與共和黨都丟失了公共精神、遠景與和解之道。在這個關乎國家走向的關鍵時刻，我們面前有兩種選擇。其一，美國走向復興，作為世界強國與盟友攜手共進，擁有創新經濟，以及一個兩黨能夠協作的政府。其二，美國走向衰退，讓恐懼、撕裂與政治偏執削弱民主，把我們推向敗亡帝國的軌道。我們將走上的道路，取決於我們選出的領導人，以及他們是否願意協作。不幸的是，兩黨在很大程度上已放棄了本應承擔的治理職責。共和黨素以預算紀律與法治秩序見長，如今卻讓相當一部分傳統讓位於唐納德·川普總統的個人意志。民主黨過去從社會保障到聯邦醫療保險曾推動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跨黨派立法，如今卻被共和黨人孤立於議事之外。儘管民主黨人在反對川普政策上立場一致，但在財政與稅制、貿易與移民、以及法治與秩序等議題上，至今仍未提出一套連貫成體系的替代性藍圖。民主黨仍在努力汲取2024年大選的教訓。他們誤以為把法案通過就足夠了，而政治的要義在於理解選民的恐懼與關切。那場選舉不只是圍繞一位年事已高的總統。它更關乎無數家庭對通膨、就業、邊境、對法律的尊重，以及日益危險的世界局勢的憂慮。民主黨領導層把注意力放在黨內基本盤的激進主張上，而不是普通美國人的家庭帳本與生計問題。如今，共和黨正在犯下同樣的錯誤。黨派分歧讓兩黨陷入癱瘓，合作治理無從談起。由此造成的真空，導致一黨操盤的議事無法直面美國的危機，反而為繞過委員會程序的欠推敲立法匆匆蓋章，並任由政治煙幕轉移公眾對華盛頓失靈的注意力。過去並非如此。回望我在公共領域逾五十年的經歷，我見過共和黨人與民主黨人合作，推動跨黨派立法、改善美國人的生活。1966年我從軍隊退役後，為加利福尼亞州的共和黨參議員托馬斯·庫切爾（Thomas Kuchel）工作。他是溫和派，時任參院少數黨黨鞭，其少數黨領袖是來自伊利諾伊州的艾弗雷特·德克森（Everett Dirksen）。兩人都在民權、教育、聯邦醫保與國防等議題上與民主黨人合作。1976年我當選國會議員時，眾議院議長是來自波士頓的“地道民主黨人”蒂普·奧尼爾（Tip O’Neill）。他與來自伊利諾伊州的共和黨少數黨領袖鮑勃·米歇爾（Bob Michel）私交甚篤。兩人政治立場各異，但在攸關國計民生的重大議題上，他們堅信兩黨有責任攜手而行。在共和黨籍總統羅納德·里根（Ronald Reagan）任內，兩黨通過了跨黨派立法，包括社會保障改革、綜合移民改革以及重大稅制改革。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我擔任眾議院預算委員會（House Budget Committee）主席期間，我與共和黨的首席少數黨議員一道推進減赤法案，最終實現了聯邦預算的收支平衡。若無鮑勃·多爾（Bob Dole）、喬治·米切爾（George Mitchell）、霍華德·貝克（Howard Baker）、皮特·多梅尼奇（Pete Domenici）、湯姆·福利（Tom Foley）、奧尼爾（Tip O’Neill）與米歇爾（Bob Michel）等兩黨強有力領袖的通力合作，這一切不可能發生。把那段歲月與當下的黨爭對照，便能看清在美國經濟危機面前我們何其苦澀的對立。共和黨主導的國會在沒有任何民主黨票的情況下通過了總統的“大而美法案”（One Big Beautiful Bill Act），令本已創紀錄的聯邦債務再增4.1兆美元。該立法為富人減稅，卻削減給窮人的醫療補助（Medicaid）與營養項目。未來十年，國債利息支出將飆至每年近2兆美元。社會保障（Social Security）與聯邦醫保（Medicare）信託基金到2032年將陷入無力償付，但兩黨都無意推動為減債所必需的福利或稅制改革。動盪的債券市場折射出對債務擴張與通膨上行的憂慮，而不可預測的關稅政策正推高物價。這些危機呼喚領導力，華盛頓卻只端出轉移視線的戲法。眾議長為迴避兩黨推動公開“愛潑斯坦檔案”（Epstein files）的努力而讓眾議院休會。兩黨陷入重劃選區之戰，企圖操控民意。迄今沒有任何撥款法案獲通過，新一輪預算危機可能令政府再度關門。總統正魯莽侵蝕聯邦儲備系統（Federal Reserve）的獨立性，還解僱了負責維護國家經濟統計完整性的人。近250年來，美國的民主與穩定有賴兩黨相互傾聽、彼此信任、尋求妥協。這才是治理之道。失敗帝國的歷史，正是領導層失職的歷史。他們無視經濟與軍事威脅，並對帝國自我維繫的能力撒謊。我們的治理要麼依靠領導力，要麼依靠危機倒逼。若領導者能作出艱難抉擇，承擔正確決策所固有的政治風險，我們就能避免危機；否則，國家將繼續在一場接一場的危機中被動治理。美國人民理應得到更好的答案。他們把票投給領導者，是要他們赴華盛頓施政，把國家置於政黨之上。現在，是總統與國會放下權力之爭、為國家利益而行的時候了。 (一半杯)

我有許多民主黨的朋友，對他們的黨派領導人極為失望。他們告訴我，民主黨目前無所適從、軟弱被動、缺乏有力的資訊主張。我儘量保持禮貌，但我想對他們說：“問題不在於黨派領導人，問題在於你們。你們不明白我們正處在多麼巨大的轉折之中。你們以為民主黨可以靠新的口號和新的領袖來解決他們的問題。但是民主黨面臨的挑戰，是要適應一個新的歷史時代。這並非那些只專注於籌款和下一次選舉的現任政客所能完成，只有具有遠見卓識、願意徹底轉變世界觀的人才能做到。這取決於你們，我的朋友們，而不是查克·舒默。”在過去一個半世紀裡，只有少數幾次改變世界格局的政治運動：極權主義運動，導致了俄羅斯等地的◽️◽️主義革命，以及德國 (Germany) 等地的法西斯政變；福利國家運動，在美國 (U.S.)  催生了新政 (New Deal)；解放運動，自20世紀60年代起，催生了反殖民主義、民權運動 (civil rights movement)、女權主義 (feminism) 和L.G.B.T.Q.運動；市場自由主義運動，催生了羅納德·里根、瑪格麗特·撒切爾 ，以及在各自語境下的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最後是全球民粹主義運動，引領了唐納德·川普、維克多·歐爾班、英國脫歐 (Brexit)，以及在各自語境下的納倫德拉·莫迪、弗拉基米爾·普丁。全球民粹主義運動大約在2010年代初開始興起。它的推動力是一種廣泛的社會不信任感——人們堅信社會體制已經被操控、腐化並充滿惡意。2024年，我引用了一項由益普索 (Ipsos) 進行的民調，概括了這種民粹主義時代精神。大約59％的美國人認為國家正在衰退；60％同意“體制已破裂”；69％認為“政治和經濟精英不關心勤勞的人”；63％認為“本國專家不瞭解像我這樣人的生活”。美國的調查結果與全球另外27個國家的結果基本一致。共和黨比民主黨更有效地適應了時代精神的轉變。川普講述了一個清晰的故事：精英正在糟蹋美國。他將一個主張自由貿易的政黨變成了保護主義政黨，將一個國際主義政黨變成了孤立主義政黨。最近，喬治·F·威爾 (George F. Will) 彙編了一份關於川普如何背離保守正統主義、其行為和思想與保守市場自由主義時代的共和黨人大相逕庭的轉向清單，全文如下：1. 通過讓政府——也就是政治權力——滲透社會各個層面，包括文化機構，從而對抗民眾的虛假意識。2. 對政府預測和控制廣泛干預後果的能力充滿信心。3. 利用產業政策來選擇經濟贏家和輸家，因為未來是透明的，政府可以知道那些企業應當繁榮。4.對全國各地區和經濟各部門（特別是製造業）的發展方向，由政府進行集中的規劃與主導。5. 通過組建依賴政府的各派系聯盟，將執政與黨務建設相結合——正如富蘭克林·D·羅斯福在新政（New Deal）時期所做的那樣：通過1935年社會保障法（Social Security）團結老年人，通過1935年全國勞工關係法（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Act）支援工會、團結勞工，通過1933年農業調整法（Agricultural Adjustment Act）聯合農民。6.  拒絕以增長為導向的保守派簡化稅制（即通過取消各種稅收優惠來降低稅率），轉而將稅收（包括關稅）作為社會工程的工具。在繞過撥款程序的情況下，可以通過稅法將財富轉移給特定受青睞的群體。7. 無限度地向未來的美國人舉債，以滿足當今美國人對政府商品和服務的消費。8. 通過行政命令邊緣化國會，確保總統至高無上的權威。9. 毫無限制的多數決定製，因此反對參議院的阻撓議事程序（filibuster）。川普利用疏離感並誇大其末日論，衝擊社會各機構，打造了一種革命性政府。本屆任期比上屆更甚，他正在改變我們生活的條件。許多民主黨朋友尚未充分認識到這一歷史轉折的深遠影響。他們仍在克林頓-歐巴馬-拜登-佩洛西 (Clinton-Obama-Biden-Pelosi) 思維框架內思考。但我有一種預感，未來數年內，事態的動盪將推動民主黨走向新的軌跡。這一定義性的觀點由保加利亞裔政治學家伊凡·克拉斯捷夫（Ivan Krastev）在與亞沙·蒙克（Yascha Mounk）主持的“Good Fight”播客中提出。他說：“每一次革命中，總會有不止一場革命。”他進一步解釋道：“如果這真是一場革命，那麼革命會改變所有參與者的身份。沒有任何政黨或政治人物能夠以他們進入革命時的樣子走出革命。你可以在克倫斯基（Kerensky）之後出現列寧，但你無法在列寧之後再回到克倫斯基的時代。那將是一個完全不同的局面。無論好壞，民主黨都將被川普式革命（Trumpian revolution）同樣深刻地改變，就像共和黨一樣。”如果你認為民主黨現在的任務是提出一些能吸引工人階級的新政策，那你想得太狹隘。這不關乎政策。民主黨必須像川普那樣：塑造新的政黨身份，明確回答“我們時代的核心問題是什麼”，並提出一個新的宏大敘事。近一個世紀以來，民主黨一直依靠著前幾個時代的宏大敘事。首先，是福利國家（welfare state）的敘事：美國存在嚴重的不平等，我們可以通過大政府為人民提供經濟保障。其次，是解放（liberation）的敘事：歷史隨著進步運動抗爭邊緣群體所受壓迫而前進，比如黑人、女性、巴勒斯坦人以及L.G.B.T.Q.群體的成員。歷史向前邁進。這些都是崇高的敘事，卻不足以應對全球民粹主義時代。民主黨面臨的首要核心挑戰是，我們生活在一個對體制持敵意的時代，而主導這些體制的正是民主黨——包括大學、媒體、好萊塢、各類基金會、教師工會（teachers unions）、公務員體系（Civil Service）等。第二個挑戰在於，我們生活在一個教育精英與其他群體之間階層分化日益加劇的時代，而民主黨已成為高學歷人群的政黨。民主黨人最近還在爭論是否應該用“寡頭政治”（oligarchy）這個詞來攻擊共和黨人（Republicans）。他們如此深陷於舊有敘事中，以至於顯然沒有意識到，在許多人看來，他們自己才是寡頭政治的代表。如果我能為民主黨人在自我革新的過程中提出幾點建議，首先就是：文化精英主義比經濟精英主義更具壓迫性。福利國家（welfare state）時代讓民主黨人誤以為，一切問題都能通過聯邦項目投入資金來解決。但在民粹主義（populist）時代，推動社會的主要動力更多是社會怨恨，而非經濟匱乏。每個社會都存在一種“認可秩序”，所謂“認可秩序”，並非某種顯性的法律或制度，這是一套分配關注與尊重的分散性體系，決定誰能獲得社會的關注與尊重。當地數以百萬計的人發現，自己和他們所珍視的價值觀在這種秩序中被徹底忽視時，他們自然而然會感到憤怒和被疏離。正因如此，他們會支援那個能對他們說“我看見你，我尊重你”的人——比如川普。如果民主黨以及更廣泛的高學歷階層無法轉變自身的價值觀和文化姿態，依然停留在以往的精英視角中，那麼無論出台多少經濟政策，都很難真正贏得這些人的支援。事實上，左翼政黨只有在重大道德議題上作出清晰表態——如信仰、家庭、國旗，以及對所有社會階層的尊重——才能真正獲得社會的廣泛認可與傾聽。在這些根本性問題上得不到共鳴，再完善的政策也難以奏效。我的第二個建議是：請關注德懷特·艾森豪威爾（Dwight Eisenhower）。艾克（Ike）是在福利國家（welfare state）時代中期擔任總統的共和黨人。他的核心立場其實很明確：我認可新政的基本框架，但我要用更理性、更可持續、更務實的方式實現這些目標。你們可以信任我。對於今天的民主黨來說，這意味著：如果公眾有理由不信任既有體制，而你正是這些體制的主導政黨，那麼你就必須成為“全面改革”的政黨。你要直截了當地告訴社會：川普是在用激進手段焚燬體制，而我們主張的是切實、有效地重塑體制。真正做到這一點，就要敢於直面本黨的活躍利益集團：我們要以教師工會（teachers unions）不願接受的方式推進學校改革；我們要以“NIMBY”（不要在我家後院）群體不喜歡的方式改革城市規劃；我們要以現任國會議員（incumbents）不歡迎的方式推進國會改革；我們要在愛國主義和移民等議題上，採取部分團體不喜歡的表達；我們要以這些團體不樂見的方式改革“藍州”城市的治理。你真的認為職業政客能夠帶領我們完成這種結構性的大轉型嗎？這種變革需要知識分子、組織者、新一代力量以及我們每一個人的共同參與。這是一項需要數十年持續努力的長期事業，而不是幾個選舉周期內就能完成的短期目標。清空固有成見，重新思考未來吧。 (一半杯)

幾個月來，面對川普政府一系列引發巨大爭議的舉措，理應作為關鍵“平衡手”的民主黨似乎睡著了，集體“啞火”，縱使發聲也濺不起多少浪花，包括被指罕見的、三名民主黨籍前總統——拜登、歐巴馬和克林頓對川普政策的有關批評。這是2018年11月14日在美國首都華盛頓拍攝的亞歷山德里婭· 奧卡西奧－科爾特斯接受媒體採訪的資料照片究其背後，民主黨正面臨川普強勢回歸後的窘境。未來何去何從，是民主黨當下最需要直面的問題。有人提出一個大膽“政治策略”——“民主黨應‘躺平裝死’以避共和黨人的鋒芒”，但遭到民主黨人的廣泛批評和反對。許多民主黨人認為，放棄鬥爭不應該成為民主黨贏回選民支援的上策。觀察人士認為，化解當下民主黨遭遇的困局，關鍵不在於川普和他的政府，而在於民主黨本身，包括黨內持續的分裂爭鬥、不瞭解政治遊戲的新規則，以及缺乏能夠面向未來的政黨宏大設想。更深層次看，這反映出美國憲政層面的缺陷，乃至危機。黨內面臨團結危機民主黨內部分裂已成為一個嚴峻現實。在川普第二任期上任伊始，因選舉期間的爭議和對未來展望不同，民主黨內高層便陷入內訌和相互攻擊之中。因拜登在黨內壓力下放棄了總統連任的競選，其夫人吉爾·拜登與眾議員南希·佩洛西的女兒相互指責。拜登本人在接受媒體專訪時也稱，如果沒被勸說退出大選，他仍然相信自己能擊敗川普。據稱代替他參選的卡瑪拉·賀錦麗聞此感到遭輕視，認為民主黨現時的困境很大程度是由拜登造成。在如何應對川普這一問題上，民主黨內高層也出現分歧。一些人願意與川普妥協、尋找共同點；另一些人認為，民主黨人應該與川普完全劃清界限。此外，拜登離任的最後一刻，動用總統行政工具赦免自己的家人，不僅遭到共和黨人抨擊，也引發民主黨人批評，其做法被認為有損民主黨的道德信譽。可以說，民主黨眼下最大的難題就在於黨內缺乏團結。這種黨內分裂廣泛存在於眾參兩院之間、基礎選民和黨內領袖之間、建制派和意識形態擁護者之間，以及不同世代之間。美國國會參議院少數黨領袖、民主黨人舒默在年度撥款議案中的投票立場，引發許多民主黨人不滿並失去對他的信任。前民主黨眾議長佩洛西敦促參議院民主黨人挑戰舒默的少數黨領袖地位；民主黨基層進步團體、左翼活動人士也在舒默的住處外舉行抗議活動。不僅如此，一些民主黨年輕人還抨擊黨內資深建制派領袖，認為他們思維過於老派、陳舊。所有這些情況表明，民主黨內部的分裂仍在持續之中。不同於歐洲，在美國某個政黨的候選人競選失敗後並不自然成為在野黨領袖。賀錦麗競選失敗後轉而考慮競選加州州長，對就職後的川普並不發表看法。川普第一任期裡，佩洛西被廣泛認為是事實上的民主黨領袖。如今民主黨人在國會兩院處於弱勢地位，兩院少數黨領袖的影響力頗有限，他們手裡沒有小木槌，不能控制任何委員會。不少分析人士認為，川普正在利用當下執政黨在國會的多數黨地位優勢，竭力擴張自己的行政權力。權力規則被改變美國建國初期，立憲者們曾擔心美國政治會出現一個強勢的行政部門。為避免美國成為類似歐洲君主制的國家，他們把聯邦政府設計成不同部門之間權力分立、彼此制衡的架構。國會被視為“第一部門”，美國憲法詳細羅列了國會享有的權力；對總統權力的表述則相對簡約。通常，美國總統為推動自己政策議程改採取的常見、也是傳統的做法是，向國會遞交白宮提出的政策主張和建議，並尋求獲得國會理解並以立法形式給予支援。然而現實中，美國立憲者們擔憂的情況不斷出現。儘管總統權力擴張在20世紀就已開始，但川普尤為不同，他將總統行政權幾乎運用到了極致。其權力膨脹的一個主要表現就是，使用、誤用甚至濫用總統單邊行動工具，以達到其政策目標。為繞開來自國會的權力制衡，川普入主白宮當天，便簽署了一連串旨在推翻上屆政府諸多重要國內政策、重新推動自己議程的行政令。不久，他再度利用行政令宣佈實施對全球貿易加征關稅措施，繞過了在對外貿易及徵稅方面享有重要權力的國會的討論和表決。此外，川普試圖越過政府其他部門的權力，謀求獲得對立法、司法以及社會和文化的控制權。比如，蔑視和攻擊司法系統、瓦解監督及問責架構，並對那些試圖追究他本人及其盟友責任的人實施打擊報復等等。面對上述這種突如其來的“新遊戲”及規則，民主黨人總體似乎處在“發懵”狀態，束手無策。廣大基層選民日益不滿和憤怒，不斷施壓民主黨對川普政府採取強硬立場。部分民主黨及左翼派議員開始變得活躍並開始有所行動。川普就職後首次在國會發表演講，民主黨眾議員格林站起來打斷他，高喊“你無權削減醫療補助”；民主黨參議員布克在參議院發表長達25小時創紀錄的冗長演說；民主黨參議員伯尼·桑德斯和民主黨眾議員亞歷山德里婭·奧卡西奧-科爾特斯開啟“反寡頭政治”巡迴集會活動；民主黨眾議員德魯齊奧建立“新經濟愛國者”黨團小組……儘管其中一些做法對川普只是構成了“象徵性”反擊，但仍給人留下深刻印象。概括而言，民主黨能否“東山再起”，取決於民主黨人能否提出更為大膽的新主張，利用新的政治宣傳口號，不僅將民主黨人團結起來，也將廣大社會基層民眾動員起來。歷史上，美國民主黨是一個能夠提出國家治理宏大想法的政黨。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時期，羅斯福“新政”下誕生了現代美國中產階級；60年代甘迺迪和約翰遜的“偉大社會”計畫（從醫療照顧、醫療補助到民權法案、選舉權法案），使阿巴拉契亞、南部農村和美國城市“貧民窟”的數百萬人擺脫可怕、貪婪寡頭所造成的貧困。許多美國人懷念那個年代，當時美國經濟幾乎給所有美國人帶來好處，財富兩極分化不嚴重，大多數美國人處於廣闊的中間階層。民主黨的下一步自2008年以來，民主黨和“自由主義”一直主導著美國政治。從社會福利、基礎設施到可再生能源、晶片製造，民主黨幾乎控制並主導了所有政策議題。“自由主義”在美國文化中也佔據主導地位，“覺醒文化”（反種族、性別、性取向等歧視行為及其他不公正現象的左翼政治運動，具有廣泛的政治和社會意涵，也是民主、共和兩黨“文化戰”的焦點）滲透至美國社會幾乎各個角落。時移世易，所有這些在過去幾年裡經歷挫折，極端保守主義和民粹主義思潮逐漸成為主流。當下民主黨內部的分裂和焦慮情緒，有可能促使黨內出現一股更為極端的勢力，其將採取更強硬路線反對川普及其政府，不再聽從黨內領導層的意見，就像當年極端右翼的“茶黨”勢力從共和黨內部崛起，竭力抵制歐巴馬政府。近期開啟的“反寡頭政治”巡迴之旅，表明民主黨左翼進步派人士正在走向抗爭的前台。在“打擊寡頭”的政治宣傳口號下，他們呼籲把民主黨改造成一個更強大、更接近“羅斯福時代根基”的政黨。在他們看來，“民主”雖然受挫，動力卻在基層，要從富人精英手裡奪回“民主”。他們謀求把左翼進步主義的覆蓋範圍擴大至全美廣大基層選民中，利用他們對社會不公正、物價高企、精英貪婪的不滿和憤怒情緒，爭取、吸引和動員他們參加“反對川普-馬斯克行動”的大軍。綜合因素之下，對新政府抗議的聲浪逐漸高漲。一方面，在逐漸展開的地方選舉中，民主黨人正在贏回一些席位，比如在搖擺州威斯康星，民主黨籍法官最終贏德州最高法院的席位；在愛達荷、賓夕法尼亞等州地方議會選舉中，民主黨人開始奪回由共和黨人佔據的席位。另一方面，一系列社會抗議活動在全美陸續展開，包括由基層政治團體發起並組織的“50501”抗議活動（意指50場抗議活動，50個州，一天）、“總統日無國王”行動，成千上萬乃至數百萬普通民眾走上街頭，抗議川普第二屆政府的政策和行為。抗議活動甚至蔓延至海外。這也在催生民主黨內部產生新的領軍人物。作為這場巡迴集會活動的關鍵人物之一、來自紐約州的眾議員奧卡西奧-科爾特斯表現出不凡的政治才能。越來越多人呼籲她在2028年大選中，挑戰同樣來自紐約州的參議院少數黨領袖舒默。儘管政治前景尚不明朗，從大選失落和洩氣中走出來並不容易，反省過程也極為痛苦，但對許多民主黨人來說，2026年中期選舉可能就是促使黨內產生新的核心人物、民主黨“東山再起”的一次良機。 (環球雜誌)

民主黨、共和黨大會都開完了，我也是全程看了這兩個大會，順便閱讀了兩黨的競選綱領，我的觀察是，兩黨的根本分歧，就在於要不要全球化。民主黨認為，全球化整體是好的，只是部分規則有問題，美國應該繼續擔當世界警察，維持全球化的進行。川普和MAGA則認為，當下的全球化根本上不利於美國，美國應該推翻這一秩序，重新回到重商主義和孤立主義。兩黨的選民也在這個核心議題下重新劃分，民主黨代表全球化的受益者，MAGA代表全球化的失意者，曾經的正統共和黨人，雷根、黑莉代表的新保守主義者，反而沒有了容身之所。美國的問題就在於，40多年的全球化處理程序，將美國分為了力量均等的兩塊，支援全球化和反對全球化的一方，力量大體相等，這是美國當今政治極化、社會撕裂的根本原因。1 全球化的受益者與失意者80年代開啟全球化，美國整體是受益了，美國的GDP不斷成長，美元的購買力不斷增強，美國的金融、軍事霸權也更加牢固。但這項益處並沒有均等地分享給美國人民。先說GDP，1980年，美國GDP佔世界比重為26%，80年代末期一度達到35%，但之後逐步回落，2023年，美國GDP佔世界比重仍為26%，美國在世界的相對地位幾乎沒變。就GDP比重看，這40年，最大的受益者其實是中國。美國社會內部，貧富差距也急劇擴大。如果拋去通膨因素，美國底層20%的家庭收入相對1973年幾乎沒有實質增長，而前5%的家庭收入則相當於1973年的180%（刨除通膨），就財富看，美國前1%的家庭在1980年後財富迅速增長，2014年已經佔據了社會39%的淨資產。可見，全球化並沒有讓每一個美國人受益，它製造了一群受益者和失意者，受益者流向民主黨，失意者則成為了MAGA。皮尤研究中心近期對兩黨選民進行了一個調查，民主黨人的特點是少數族裔多，以及普遍受過大學教育，選民相對年輕，共和黨則是白人為主，大都未接受大學教育，選民年齡偏大。從這資料中，我們可以勾勒出兩黨選民的畫像。民主黨基本盤是受過大學教育的白人+新移民。共和黨是未受大學教育的中老年白人。而是否受過大學教育是決定你在全球化時代處境相遇的根本因素。40年全球化，美國成長的主要是高科技和金融產業，他們都需要從業者有很高的學歷，美國失去的主要是中低端製造業，這些行業的從業者大都是只有高中學歷的白人，正好是今天MAGA選民的基本盤。民主黨的另一個受益對像是新移民，除了少數高學歷的精英外，大部分也是低學歷人口，他們到美國後主要從事中低端服務業。雖然他們收入不高，但相對他們的母國生活水準（多是拉丁美洲移民）已經提升不少，在比較之下，他們反而對美國的現狀比較滿意。人不滿的根源在於預期和比較，民主黨的支持者無論窮富，這40年收入大體是增長的，而MAGA選民則大都是失意者，他們的生活越過越差，這種生活境遇變化趨勢的不同是兩黨選民政治分歧的根本原因。彼之蜜糖，我之毒藥，對許多中老年白人來說，全球化代表了苦痛，他們不僅喪失了尊嚴和社會地位，而且發現異質的族群正在「侵佔」他們的生活環境，這種陌生感疊加經濟失敗的失落感讓他們支援川普，激進的反對全球化。他們希望回到那個沒有新移民和全球化菁英的舊美國。賀錦麗說民主黨是focus on the future，而共和黨是focus on the past，這句話一點沒錯，只是民主社會，代表未來的一方沒可能將落後的一方消滅，這種被迫的共存必然會體現為政治的撕裂，作為選民的代表，政客的行為不過是社會矛盾的體現，川普的素質必然低，越證明MAGA對現狀到了無法忍受的地步。兩黨的所有政策分歧，不過是這一根本矛盾的具體體現。2 內政決定外交，兩黨的政策邏輯今年的共和黨大會和競選綱領，其實就關注兩個問題，邊境安全和經濟，經濟又可以拆分為就業、稅收政策和貿易政策。邊境安全是為了阻止新移民，保證中低階白人的就業機會和安全感。減少稅收是為了照顧本土企業，高關稅則是希望讓製造業回流美國，最終的目的還是為白人基本盤提供高薪就業機會。川普是個徹頭徹尾的反全球化主義者，他的高關稅來自重商主義，而重商主義是18世紀初的主流經濟思想，他的孤立主義則源自100多年前美國的傳統。他比任何一位共和黨人都要復古。川普主張對盟友和對手平等的實行高關稅，目的就是讓一切產業和就業機會都回到美國，即使這會提高物價並會損害美國的競爭力。既然川普不需要全球化，那麼美國自然無需擔當世界警察，美國之所以在全球部署軍隊，是為了維持有利於美國的國際秩序，如果現在的秩序根本不利於美國，美國為什麼要出錢維持？當然是撤回本土比較划算，川普的孤立主義是和反全球化思想相輔相成的。這也是為什麼川普親俄反華，俄羅斯在經濟上對美國沒有威脅，俄羅斯的兵峰也打不到美國，如果美國執意退出全球化，採取孤立主義，俄羅斯和美國不會發生任何衝突。川普顯然認為，俄羅斯只是威脅歐洲，美國是耗費自己的錢財為歐洲當嫁衣。與俄羅斯不同，中國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也是世界加工廠，美國要奪回製造業和就業機會，就必須以中國為敵。依照川普的邏輯，中國的威脅大於歐洲大於日本，俄羅斯反而是威脅最小的一方，因為它的經濟實力最弱，在產業上完全和美國構不成競爭關係。川普的政策看似荒唐，其實背後有著深層的邏輯，川普敏銳察覺到了選民的真實訴求，他的政策從未違背反全球化的初衷。其他共和黨人之所以輸給川普，就是因為他們沒有和全球化割席。與共和黨相比，民主黨的觀點截然不同，民主黨認為雖然當下的全球化和國際秩序有問題，但基本面是好的，只要略加修補就可以繼續前進。因為支援全球化，民主黨必然傾向寬鬆的移民政策，這次賀錦麗為了討好中間選民，雖然承諾要嚴厲管控邊境，但仍然留了「增加成為合法移民管道」的口子。因為支援全球化，民主黨也必然奉行多元主義的價值觀，因為矽谷的高新技術企業需要全球的人才，而他們來自不同的文化背景，要吸引他們就必須包容各種信仰和觀點。民主黨對全球化的觀點也直接反映在民主黨的外交政策上，因為全球化依賴友好國家的配合，它就必須維護盟友的利益，維繫國際秩序的穩定，因此必然要和俄羅斯發生衝突，在民主黨的戰略中，烏克蘭就是那個捍衛自由主義秩序的橋頭堡。因為堅持全球化，民主黨就不能和歐洲和日本發生衝突，因為它們是美國的盟國，在美國的供應鏈中佔有關鍵地位。但是全球化又實實在在的威脅到了部分美國人的利益，民主黨為了贏得這些選民（很多在藍牆三州），只能將矛盾引向中國，中國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在產業競爭、地緣政治上對美構成威脅，意識形態又和美國截然不同。沒有比中國更合適的「替罪羔羊」。不過，雖然兩黨都要求打擊中國，但側重點卻有不同，共和黨這邊更看重中國在經貿上的挑戰，共和黨大會沒有提及台灣問題和人權問題，只提到中國搶走了美國的工作崗位，而美國需要用高關稅將就業機會奪回來。共和黨競選綱領中規定“禁止中國人購買美國房產”，也更多是出於孤立主義和自我防禦的考慮。在整個共和黨競選綱領中，外交部分佔據的篇幅相當少，即使是佔比最高的中國，其詞頻也只出現了5次，而民主黨綱領中，中國出現了25次。與共和黨不同，民主黨認為中國的挑戰是全方位的，在政治、軍事、意識形態、科技、經貿都對中國構成了威脅。美國需要聯合盟友共同反制中國，民主黨最後的目標是降低中國在供應鏈中的影響，遏制中國發展，建構一個中國角色被削弱的全球化秩序。簡單來說，共和黨專注於中美經貿矛盾，關注的領域少，但力道狠（關稅提高60%-100%），民主黨關注的領域多，但力道小。無論那個黨上台，大機率都不會改善對華關係，大選結果直接影響的，不是中國，而是俄羅斯和烏克蘭。 （修明札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