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股東信日期：2026 年 2 月 2 日I.我們正處於一個跨時代工程的起點，一切才剛剛開始。我們的財務業績再次超出了最雄心勃勃的預期。這些粗放且不完美的指標，是充滿興奮與恐懼的市場試圖評估其青睞公司價值的手段。去年第四季度，我們實現了 14 億美元 的營收，創下了公司 23 年歷史上的新紀錄——較前一年同期增長了 70%。對於這樣規模的公司來說，如此巨大的增長加速是一項非凡的成就。這對於那些致力於推進我們這個“特立獨行”的項目、並擁抱（或至少不完全排斥）我們工作模式的人來說，是一種“宇宙級的回報”。科技公司更常見的路徑是尋求公開市場的青睞和資金，在預期的巔峰時期套現，然後進入漫長且必然的衰落。我們拒絕了這種做法。五年多前的上市標誌著我們上升的開始，而非巔峰。儘管如此，我們在保持增長的同時也展現了極強的紀律性——這在當今行業中似乎很罕見。我們在單季度創造了 6.09 億美元 的利潤紀錄，環比增長 28%。我們仍然記得，並且不會忘記多年來所面對的那些禮貌但堅定的質疑：關於我們潛在的盈利能力，甚至更根本的，關於我們經營方式的智慧。人工智慧系統市場中存在一些被描述為“過熱”的領域，他們可能會感到壓力，被迫圍繞財務資料來管理業務。然而，我們的紀錄級利潤是純粹且真實的。更重要的是，它是建立在軟體平台之上的業務結果，而非依靠成群結隊的、帶著 PPT 提供“英明建議”的高級顧問。II.我們在美國的業務是公司的核心。上季度僅美國市場就創造了 11 億美元 的營收，同比增長 93%。我們的崛起一直並將繼續由美國日益敏銳的企業和機構驅動。他們理解人工智慧的價值，但現在拒絕為“科學實驗項目”買單。在那些洞察到駕馭 AI 力量之先決條件的機構與那些脆弱且隨波逐流的機構之間，一條鴻溝正在顯現。事實上，AI 應用的世界正日益分為“擁有者”和“一無所有者”。一些機構和國家正在崛起，而另一些則被赤裸裸地拋棄在沙灘上。單靠大語言模型（LLM）無法實現救贖。它們需要一種手段，以便可靠且高效地與現代企業那如迷宮般複雜的資料庫、業務流程和人員進行互動。如果沒有一種軟體架構為這些機率預測引擎的輸出提供語法和結構，那麼語言模型生成的文字字串就毫無意義。模型必須與現實世界的對象掛鉤，而我們所建構的正是這種掛鉤、這種接地和定位的手段。因此，我們的美國商業業務（曾被認為是公司中一個有前景但基本處於理論階段的邊緣部門）現在正以驚人的速度增長。上季度營收 5.07 億美元，同比增長 137%。明確一點：我們的美國商業業務在 12 個月內翻了一番。對於一家初創公司來說，如此迅速的擴張同時保持紀錄級的盈利已屬非凡；而對於一家進入營運第三個十年的公司來說，我們認為這是前所未有的。我們之所以能走到這一刻，是因為一種“激進的務實主義”——近乎冷酷地關注結果和產出，而非表演和戲劇性。1962 年，鄧小平曾有名言提醒他的國家：“不管黑貓白貓，捉到老鼠就是好貓。” 如今，科技行業的術語和姿態、對通用人工智慧（AGI）到來的屏息期待，已達到新高度。任何缺乏對技術系統所創造價值（即貓實際抓到的老鼠）的熱忱關注的事物，最終都會褪色並被遺忘。III.令許多人感到困惑的是，同一個既能防止恐怖襲擊的軟體系統，竟能同樣有效地防止國家對公民私人生活的違憲侵犯。但這正是我們有意識建構的系統。此類軟體與重塑世界的語言模型並列，不僅將進一步重塑美國國家安全，還將改變我們防止政府過度擴張的集體能力。在 Katz v. United States 案中，波特·斯圖爾特大法官寫道，第四修正案關乎的是國家“不請自來的耳朵”。他在 1967 年那個重新定義隱私邊界的里程碑式案例中提醒我們：“無論一個人在那裡，他都有權知道自己將不受無理搜查和扣押。”然而，免受政府無理監控——無論是國家伸出的眼睛還是不請自來的耳朵——都需要建構一個能夠審計自身使用情況、並限制而非擴大資訊存取權的技術系統。通過粒度權限控制（確保國家及其代理人只能看到該看的）和功能性審計日誌（抓捕外部和內部威脅）來限制政府行為，這應該是毫無爭議的、保護隱私最有效的手段。我們相信，我們建構了這樣一個獨一無二、無與倫比的系統。建構這樣一個反映我們倫理承諾的平台，理應成為跨越政治光譜的進步人士和批判性思想家的集結號。然而，許多人選擇了更簡單的路，盲目地將技術視為敵人，結果使自己失去了在建構“對抗政府過度擴張的最強護盾”中扮演任何角色的機會。IV.作為一個國家，或許作為一個文明，我們已經對自己所堅信的事物感到迷茫，並且過於害怕在共同生活中擁護任何具體的文化特性，在“包容”這種往往空洞的旗幟下，將情感和信仰從公共和公司領域放逐。但包容進什麼？是什麼共同的價值觀和情感——那些構成真實社區的、混亂但肥沃的利益和承諾的混合體——讓我們渴望將任何人包容進來？這個國家難道僅僅是一個經濟區，一個空洞的行政容器，讓新全球化的精英在其中穿梭並致富嗎？有時，我們似乎放棄了巡視社區邊界的希望，放棄了抵制空洞多元主義的淺薄吸引力（在這種主義下，所有文化和價值觀都被宣佈為平等，而不加反思）。我們在退縮，如此害怕共同的努力和身份，以至於剩下的只有“自我”。克里斯托弗·拉斯在其 1979 年出版的《自戀主義文化》中敏銳地觀察到：“20 世紀的‘心理人’追求的既不是個人自我擴張，也不是精神超越，而是內心的平靜。”然而，這種平靜往往是膚淺且令人不滿的。正是這種將“心理管理”置於一切之上的本能，導致了虛假的不滿和想像出來的冒犯。V.我擔心世界上正在出現一種分歧。這種分歧甚至是一種鴻溝，存在於那些有膽量去建設、去暴露自己、去冒險失敗的人，與那些通過純粹的對立身份（一種認為自己在道德和憲法上優於他人的鬆散信念）來支撐自我意識的人之間。公眾明白，結果才是最重要的。現代政治的討論研討會已被證明只是空談，公眾對當代政治舞台的戲劇性已完全失去興趣。如果認為創造、建設、無中生有的行為僅限於技術或商業領域，那就錯了。遠非如此。舞者、詩人、畫家、作家、老師、革命者和激進分子——他們都是最深刻意義上的創造者。我們必須讚美他們承擔的風險和他們正在建立的帝國。然而，那些誇誇其談的人和純粹的批評者讓我們陷入了一種幻覺，認為僅靠言論和修辭就足夠了。我們應該、也必須反抗。一個不舒服的事實是：那些對自己能力最悲觀的人，往往轉向政治組織工作。在 Palantir，我們做出了一個至關重要的決定：拒絕改變我們的工作方式去迎合一個“成功就是任何被看作成功的東西”的世界（正如道德哲學家阿拉斯代爾·麥金泰爾在 1981 年的《德性之後》中所寫）。在當前關頭，為“批評家階層”日益邊緣化、其文化權力大幅退卻的世界做好準備是明智的。VI.對於外界的一些人來說，我們管理這家像“喧鬧的藝術家聚落”一樣的公司——更像是一個工程公社而非公司——是非常令人驚訝的。我們允許甚至鼓勵大量的內部分歧和衝突。權力的威脅被極少使用。這種對異見、野心和激進思想的包容，讓我們在面對對手甚至敵人時，培養出了一種近乎慷慨的氣度。在商業和生活中，對那些傷害過我們的人（甚至是祈禱我們滅亡的人）保持一定程度的優雅至關重要。我們集體性的誘惑是將對手（地緣政治或其他方面）描繪成單薄的漫畫人物，拒絕承認他們的力量和優勢，這只會削弱我們長期戰勝他們的能力。對自身美德的瘋狂痴迷和對敵人陰險的偏見，確實會令人盲目。去年的一次採訪中，洛恩·邁克爾斯建議莫琳·多德，對那些令人厭惡的人格最有效、最尖銳的諷刺是那些能從中發現“一滴人性”的諷刺。商業和世界舞台上的對峙也是如此。保持謙遜，並在對手身上發現那一滴人性，可以成為一種致命的優勢。謹啟，Alexander C. Karp聯合創始人兼首席執行長Palantir Technologies Inc. (壹號講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