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資市場
聯準會(或)將如何縮表?
Miran的演講稿,基於他與聯儲工作人員的論文A User's Guide to Reducing the Federal Reserve's Balance Sheet。感謝弗朗西斯科熱情的介紹。很榮幸能來到邁阿密經濟俱樂部。今晚,我將談論一個大到不容忽視的話題:聯準會的資產負債表。與其他任何銀行一樣,聯準會的資產負債表記錄了我們持有的資產和負債。資產主要包括美國國債和機構抵押貸款支援證券(MBS)。負債則包括流通中的所有美元現鈔、銀行在聯準會的準備金餘額以及財政部一般帳戶存款。這些持倉的規模和構成至關重要,因為它們會影響銀行系統中的貨幣供應量,並對更廣泛的金融狀況產生影響。瞭解資產負債表的運作方式,對於理解聯準會如何維持經濟穩定和實施貨幣政策至關重要。今晚,我將探討聯準會在其資產負債表運作中經歷的各種機制,並解釋為什麼在我看來,縮減資產負債表規模是可取的。接下來,我將闡述為什麼縮減資產負債表是一個可以解決的挑戰,隨後我將討論實現這一目標的潛在路徑。最後,我將總結此舉對貨幣政策的影響。縮表的理由現代資產負債表政策圍繞著三個有些模糊的概念展開:“稀缺”(scarce)、“充足”(ample)和“充裕”(abundant)準備金。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前,聯準會在稀缺準備金機制下運作。在該機制下,聯準會保持相對緊縮的準備金,並頻繁地直接干預市場,利用公開市場操作引導聯邦基金利率達到目標水平。危機過後,聯準會轉向了充足準備金機制,即銀行系統持有足夠多的準備金,使得聯準會無需每天進行積極的日常操作來控制政策利率。這一系統允許聯準會主要通過設定其參與市場的利率(即管理利率)來控制短期利率。在危機後的較長一段時間裡,準備金也被描述為“充裕”狀態,即遠遠超出了市場平穩運行所需的水平。這是因為量化寬鬆(QE)政策極大地擴張了準備金餘額。縮減資產負債表是一個值得追求的目標,原因有很多。我們應該致力於在市場上留下儘可能小的足跡,以將政府引發的扭曲(包括融資市場的脫媒現象)降至最低。規模較小的資產負債表還有助於降低央行按市值計價遭受損失的可能性,並減少向財政部匯款的波動性。此外,較小的資產負債表能更好地保護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之間的界限:它將公共債務的久期特徵保留為財政政策項目,使聯準會免於捲入跨部門的信貸分配博弈,並減少對準備金餘額的利息支付(國會中有些人將其視為對銀行系統的補貼)。最後,較小的資產負債表可以為政策制定者再次面臨利率零下限的情景保留“干火藥”。然而,儘管較小的資產負債表有這些好處,許多人依然認為這根本做不到。這只是個白日夢——它永遠不會發生。如果你告訴我某件事是不可能的,我會忍不住問:“真的嗎?”這個性格特點給我惹了不少麻煩,但我就是控制不住自己。所以,讓我們來仔細思考一下其中的可能性。一個可以解決的挑戰我的總體評估是,縮減資產負債表是一個可以解決的挑戰。那些直接拒絕這個想法的人只是缺乏想像力。在應對這一挑戰時,我看到了三個主要問題。第一個問題是,我們能將資產負債表縮減多少?我認為能縮減很多,但這並不一定意味著要讓它恢復到金融危機前佔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例。我認為降至該水平是不可行的。由於貨幣需求的增長、《多德-弗蘭克法案》確立的危機後監管機制以及對巴塞爾標準的改革,加上由此帶來的市場結構和預期的變化,都導致了系統中對準備金的需求增加。第二個問題是,從目前的水平縮減資產負債表,是否必然要求回到稀缺準備金狀態?我認為不一定。相反,聯準會可以採取措施降低劃分稀缺、充足和充裕狀態的界線。降低這些界限可以通過我馬上要提到的多種政策來實現。向下移動這些界線將使聯準會在縮減資產負債表規模的同時,仍能保持充足準備金政策。第三個問題是,回到稀缺準備金機制是否可取,或者是否可能?我相信,在目前的監管和制度框架內,我們可以回到稀缺準備金狀態,但這將涉及權衡。這些代價包括:接受短期利率更大的波動性;對聯準會積極管理準備金有更高的容忍度;以及更頻繁、更常態化地使用聯準會提供的流動性工具,如日間透支、貼現窗口或常設回購操作。您對這些副作用影響的看法,將決定您是否認為回歸稀缺準備金是可取的。前進之路降低稀缺與充足之間的界線是不是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也許吧,但我看到了實現該目標的前進路徑。我和幾位聯準會同事共同撰寫的工作論文《縮減聯準會資產負債表的使用者指南》中,闡明了可以有效向下移動這些界線的措施。這些操作包括以下步驟:放寬流動性覆蓋率LCR(及相關)要求;限制內部流動性壓力測試的預期,以及相關的處置計畫流動性標準;消除對常設回購操作、貼現窗口使用和日間透支使用的污名化;進行更積極的公開市場操作,尤其是在季度末和具有重大財政意義的日期前後;讓交易商更容易消化證券;使國債等準備金替代品更具流動性和吸引力;在特定的目標區間內,在有效聯邦基金利率相對於準備金餘額利率略高的情況下實施政策。這僅僅是我們為縮減聯準會資產負債表規模可以採取的步驟的一個示例。論文中還有更多內容,我鼓勵大家去閱讀。需要澄清的是,無論是在《使用者指南》中,還是在今天的講話中,我都沒有提倡任何具體的步驟。我只是列出了我們能夠識別的選項,以便在時機成熟時,聯準會可以採取一些切實的行動朝著這個方向邁進。每個選項都需要進行單獨的成本效益分析。即使聯準會決策者選擇回歸稀缺準備金狀態,採取措施降低準備金需求也會使這一過程變得更容易,並允許資產負債表進一步縮減,同時將負面影響降至最低。一些選項(例如消除對回購操作、貼現窗口和日間透支信貸的污名化,或進行臨時的公開市場操作)也將改善稀缺準備金機制下的市場狀態。我個人傾向於減少需求但保留充足的準備金,但這並非不可動搖的信念。讓我們回到我的第一個問題——資產負債表能縮減多少?正如我所說,危機前的水平不是一個現實的基準,因此我提供兩個替代方案:第一輪QE後:資產負債表約佔GDP的15%。這個水平的資產負債表可能是為了滿足金融部門的流動性需求所必需的。隨後第二輪量化寬鬆及後續資產購買開始擴大資產負債表,其目的是實現我們的雙重使命目標,而非為了金融穩定。2012年與2019年: 在開啟開放式QE之前,以及在疫情爆發前的2019年,資產負債表約佔GDP的18%。理論上,這一水平反映了在《多德-弗蘭克法案》和巴塞爾協議要求變得清晰時銀行部門的流動性需求。它包含了資產負債表上一些所謂的“棘輪效應”,但不包括疫情以來產生的效應。寬泛地說,這個範圍可能反映了1兆至2兆美元的資產負債表縮減,這些數字在《使用者指南》中有合理的論述,且無需回歸稀缺準備金狀態。當然,資產負債表的最佳規模是一個值得更深入研究的課題,也許通過諸如銀行存款等金融變數而非GDP來衡量資產負債表的規模會更好。我不打算在今天解決這個問題。今天的《使用者指南》中列出的工具將釋放巨大的空間來進一步縮減資產負債表,這也是我所樂見的。然而,在聯準會從其資產負債表中剝離證券的情況下,政策制定者還需要確保金融市場能夠在受到最小干擾的情況下消化這些證券。我們能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慢慢來。怎麼強調這一點的重要性都不為過。這也意味著要讓證券自然到期,而不是直接出售,因為直接出售會在資產負債表上兌現損失。如果看到我們的證券能以盈利的價格交易,我可以想像我們會將其出售,但在其他情況下不會。我們在《使用者指南》中提到的一些其他步驟,可能會使市場更容易消化我們資產負債表上的證券。對貨幣政策的影響既然我已經概述了我們在《使用者指南》中擴展的一些想法,我想在講話結束時分享幾點看法,即資產負債表操作如何影響經濟和貨幣政策。我主要認為這是通過兩個管道實現的:第一,是通過貨幣和流動性的供應(聯準會資產負債表的負債端),這是經典貨幣主義意義上的管道。準備金是高能貨幣,增加其供應就是貨幣供應的擴張。第二,是通過經濟學家所謂的“投資組合再平衡”效應(聯準會資產負債表的資產端)。進一步解釋這個概念:在給定的一組價格下,私營部門吸收額外金融風險(包括利率風險)的能力是固定的。因此,聯準會向公眾移除或提供利率風險,將影響私營部門承擔整體金融風險的意願。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縮減資產負債表通過這兩種管道對經濟產生緊縮性影響。只要我們沒有處於有效的利率下限,縮減資產負債錶帶來的經濟緊縮效應就可以通過降低聯邦基金利率來抵消。因此,恢復縮減資產負債表很可能需要採取相對於基準預測更大幅度的聯邦基金利率下調。然而,量化這些影響是一項挑戰,我目前還不打算嘗試。結論最後,縮減聯準會資產負債表規模的益處是顯而易見的,並且是可以實現的。聯準會的資產負債表可以縮減,但政策制定者應首先採取措施確保其成功。我今天已經列出了其中一些可能的步驟,並在《使用者指南》中提供了更多細節。這些步驟中的每一步都可能有利有弊,必須進行充分的研究和校準。在開始縮減資產負債表之前實施這些步驟,意味著在我們真正能夠開始之前還需要一段時間。根據我對政府如何駕馭《行政程序法》的經驗,一旦做出繼續推進的決定,這個過程可能需要一年以上的時間,甚至可能需要數年。這一時間表將決定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何時決定開始縮減資產負債表,以及何時研究如何實施這些變化,包括就新機制將如何運作向市場提供前瞻指引。而且,一旦這一過程開始,我建議放慢縮減步伐,以確保私營部門能夠吸收我們資產負債表上剝離的所有證券。我對這一切的發生感到興奮,但如果或當它發生時,我預計其進展將會很緩慢。再次感謝邁阿密經濟俱樂部今晚給我在這裡演講的機會。我期待著回答你們的問題。 (智堡Mikko)
外資正大幅回流港股
主流國際長線基金已經回歸中資股票融資發行項目。高盛近期介紹,國際長線資金對港股IPO的參與率已從低谷時期的10%—15%大幅攀升至近期85%—90%。高盛亞洲(除日本外)股票資本市場主管王亞軍日前在媒體會上透露,此前撤出的海外資金已有約五六成回流,主流長線國際投資者已經回歸。在此背景下,2026年港股IPO與再融資市場有望延續高度活躍。Wind資料顯示,2025年港股再融資規模同比飆升逾278%。王亞軍預計,2026年再融資規模將維持高位,同時首發IPO項目也將顯著抬升。在王亞軍看來,市場結構亦將悄然生變:2025年以規模計,佔據半壁江山的“A+H”佔比預計回落,將有更多獨立在港首次公開發行項目,這將再次測試港股市場的深度與韌性。伴隨活躍度提升,限售股解禁潮的影響亦受關注。廣發證券預計,2026年3月與9月,市場或迎來新一輪中大型公司解禁高峰。然而分析普遍認為,解禁不等於減持,優質公司完全有能力吸引新的長期資金接盤。對此王亞軍也強調,有序的換手過程可能推動市場實現上市公司與投資者的雙贏。整體而言,在國際長線資金持續回流、企業融資需求旺盛的雙重驅動下,港股資本市場正展現出強大的韌性與吸引力。國際長線資金回流港股近期,港股上市企業獲多家主流外資機構密集佈局。1月9日上市的MiniMax,引入阿布扎比投資局(ADIA)、瀚亞投資(Eastspring)、未來資產證券(Mirae Asset Securities)等知名機構作為投資方;1月8日,智譜AI與精鋒醫療同日登陸港股,其中智譜AI獲3W Fund Management等國際長線資金青睞,精鋒醫療則吸引阿布扎比投資局(ADIA)、瑞銀環球資產管理(新加坡)有限公司等機構入局。事實上,2025年國際資金已呈現大幅回流港股IPO市場的態勢。根據高盛觀察,2024年初市場處於低谷時,主要國際長線基金對中資發行人IPO項目的參與率僅10%—15%;而近期參與率已攀升至85%—90%。“2022至2024年間撤出的海外長線資金,目前大約已有五六成回流,預計未來將進一步回歸,更多國際長線資金將重返中資發行項目。”王亞軍表示,僅有少部分非主流基金因自身資本收縮等因素尚未回流,市場的中流砥柱已經回歸。談及投資偏好,王亞軍指出,國際長線基金主要關注兩方面:一是企業的長期發展潛力,不以短期盈利規模為評判標準,而重視長期增長曲線與持續盈利能力;二是估值與長期回報的匹配度。只要同時滿足這兩項條件,無論行業屬性如何,都具備長線投資價值。市場韌性能否承接?“2026年港股IPO與再融資市場有望延續活躍態勢,整體融資規模或將高於歷史均值。”王亞軍表示。根據Wind資料,2025年港股再融資總規模達3264億港元,同比增長278.15%。王亞軍認為,2026年港股再融資規模將繼續維持高位並保持增長態勢,但增長幅度不會出現大幅躍升。他指出,伴隨企業出海步伐加快、外匯資金需求上升,以及近年上市新能源、AI等高資本開支行業資金需求大的特點,市場主體的再融資意願仍將保持在較高水平。港股的再融資路徑十分清晰,上市滿6個月即可啟動再融資。“科技企業普遍資本開支大,資金需求高,這對此類企業具有顯著吸引力。”王亞軍表示。截至1月16日,港股IPO排隊企業仍逾300家,主要集中在科技與醫藥領域。王亞軍預計,隨著儲備項目逐步落地,2026年港股首發IPO募資規模將明顯抬升。在此背景下,港股IPO融資結構或迎來調整:2025年以規模計貢獻市場半壁江山的“A+H”上市融資佔比將出現回落,獨立在港股首發上市的企業數量與融資規模佔比則會同步增長。“這一變化將考驗市場的強度、韌度和深度。”王亞軍表示,A股公司赴港上市本身已經有了一個錨定價格,即便存在折讓,市場分歧相對有限;而未上市企業赴港IPO缺乏明確估值錨點,定價博弈將更為複雜。隨著IPO供給增加,一級市場抽水是否對港股走勢構成壓力亦受到關注。對此,王亞軍認為,IPO並不會對港股市場流動性形成擠壓。相反,優質企業上市能夠吸引增量資金入場,提升市場資金量和交易活躍度。限售股解禁潮同樣被市場密切關注。廣發證券預計,2026年3月和9月或將迎來新一輪中大型公司(市值300億港元以上)的限售股解禁潮。廣發證券研究指出,歷史上多次基石投資者解禁潮與港股下跌時段重合,如2011年年中、2015年下半年、2019年3月、2021年二季度及2022年年中。但二者並非必然關聯,2025年二季度港股解禁潮便未引發市場回落。廣發證券解釋,解禁只是意味著基石投資者“可以賣”,而不是“必須賣”或“立刻賣”,經營超預期會吸引新的指數基金、南下資金、外資買入,這股新的買盤力量,完全可以覆蓋甚至遠超那些因資金安排而退出的基石投資者的賣盤。就這一問題,王亞軍進一步分析,解禁是上市公司必經的檢驗。在市場氣氛強烈,資金量充足的情況下,若換手過程管理得當,二級市場投資者和早期投資者的平穩交替,可實現上市公司與投資者的雙贏。 (21世紀經濟報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