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2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高品質完成'十四五'規劃」系列主題新聞發佈會，介紹「十四五」時期財政改革發展成效。財政部部長藍佛安在發佈會上表示，「十四五」時期，財政部門堅決貫徹落實黨中央決策部署，堅持穩中求進、改革創新，頂住風險挑戰，拓展發展空間，國家財政實力持續增強，效能不斷提升，財政作為國家治理基礎和重要支柱的作用進一步凸顯，為推動黨和國家事業穩守致力不斷提升，財政作為國家治理基礎和重要支柱的作用進一步凸顯，為推動黨和國家事業穩穩致力提供了堅實的安全期為美好的力量。藍佛安從六個面向進行了介紹，第一，國家財政實力大大增強，集中財力辦成許多大事要事；第二，財政宏觀調控更加積極有為，推動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第三，國家財政的民生導向更加鮮明，中國式現代化建設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第四，重點領域風險防範化解有力有效，推動高品質發展和高水準安全良性互動；第五，財稅改革管理縱深推進，更好服務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第六，國際財經合作深化拓展，更好服務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其中，從國家財政實力來看，一方面，收入「蛋糕」越來越大。 「十四五」時期，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預計達到106兆元，比「十三五」時期增加17兆元，成長約19%。地方財政實力穩步壯大，從2024年資料看，16個省份財政收入比2020年增長20%以上；7個省份超5000億元，其中2個省份超1兆元。另一方面，支出強度前所未有。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支出五年預計超過136兆元，比「十三五」時期增加26兆元，成長24%。同時，結構不斷最佳化，更多「真金白銀」投向了發展大事和民生實事。從民生導向看，國家財政帳本裡，份量最重、成色最足的始終是民生。 「十四五」時期，全國一般公共預算安排教育支出20.5兆元，社會保障及就業支出19.6兆元，衛生健康支出10.6兆元，住房保障支出4兆元，加上其他領域支出，財政民生投入近100兆元。今年，國家財政安排1,000億元發放育兒補貼、200億元逐步推行免費學前教育，積極回應人民群眾關切。不論是繁華都市還是偏遠鄉村，從咿呀學語的孩童到耄耋之年的老人，都能享受到越來越多、越來越好的民生保障。「財政政策作為宏觀調控主要手段，具有擴大總需求和定向調結構的雙重優勢。」藍佛安表示，「十四五」以來，財政政策始終保持積極取向，既主動應對經濟短期波動，加強逆周期調節，又始終錨定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這一中心任務，著力增強中長期發展動能；既注重保持政策連續性，根據宏觀經濟形勢變化和經濟節奏變化。大體可以概括為以下四個特點：一是力度上更加給力，二是工具上更加豐富，三是發力上更加精準，四是時機上更加靈活。下一步財政宏觀調控有那些考量？藍佛安表示，財政政策統籌考慮防風險和促進發展，始終留有後手，未來財政政策發力空間仍充足。他介紹，一是中國經濟長期向好的趨勢沒有改變，這決定了財政運行的基本盤始終是堅實穩固的。二是這些年積累了越來越多的宏觀調控經驗，政策工具不斷豐富，逆周期、跨周期調節能力大大增強。第三是隨著重點領域風險防範的制度機制進一步健全，以及存量風險逐步消化，財政應對未來挑戰更有底氣、更從容。這些都是做好財政工作的信心所在、優勢所在。「下一步，財政部門將繼續保持政策連續性穩定性，增強靈活性預見性，加強對形勢的前瞻研判，做好政策儲備，主動靠前發力，為經濟社會高品質發展貢獻財政力量。」藍佛安說。 （證券日報之聲）

摘要過去25年，全球政府債務快速攀升，預計2025年底突破100兆美元，佔全球GDP的93%。發達國家債務佔GDP比例超100%，接近1945年水平。全球金融危機、新冠疫情及俄烏衝突推動債務激增，高利率環境使償債成本上升，預算赤字持續擴大。本文分析債務增長原因、區域動態及去槓桿挑戰。全球債務危機需通過財政改革、經濟增長及國際合作應對。未來十年，綠色轉型與老齡化將加劇壓力，債券市場波動反映投資者擔憂，政策制定需兼顧短期刺激與長期穩定。“比希臘更糟糕”：債務危機威脅著摧毀全球經濟日本債券市場的震盪可能是預算超支的金融危機的先兆https://www.telegraph.co.uk/business/2025/05/21/trump-sparked-debt-crisis-could-blow-up-global-economy/過去25年，全球政府債務水平持續快速攀升，預計2025年底將突破100兆美元大關，達到歷史新高。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2024年10月《財政監測報告》資料，全球公共債務佔GDP的比例已從疫情前的水平上升10個百分點，達到93%，其中發達國家公共債務佔GDP比例已接近1945年二戰結束時的水平，超過100%。這一債務激增主要受到全球金融危機（2008-2009年）、新冠疫情（2020-2022年）及俄烏衝突（2022年至今）等一系列外部衝擊的推動。在低利率環境下，政府得以大量舉債應對危機，但自2020年以來，全球通膨飆升導致各國央行加息，新債發行成本顯著上升。儘管如此，全球政府借貸與支出的勢頭未見減弱，預算赤字持續擴大。全球債務增長的背景與驅動因素全球債務的快速積累源於多重因素。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迫使各國政府推出大規模救助計畫，公共支出激增。例如，美國通過《問題資產救助計畫》（TARP）投入約7000億美元，歐盟國家也實施類似措施。2020年新冠疫情進一步推高債務水平，全球各國政府為支援經濟復甦和公共衛生支出累計新增債務約20兆美元，佔全球GDP的25%。俄烏衝突導致能源價格飆升，歐洲國家為保護消費者免受高能源成本影響，投入巨額補貼，例如德國2022年撥款約2000億歐元用於能源價格上限政策。低利率環境曾為政府借貸提供了便利。2000年至2020年間，全球主要經濟體的平均利率持續下降，例如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從2000年的6.5%降至2020年的0.9%。然而，疫情後通膨壓力推高利率，2025年美國30年期國債收益率已突破5%，日本30年期國債收益率達到2.3%，為1999年以來最高，40年期國債收益率更攀升至3.7%。高利率環境使新債發行成本增加，全球政府債務利息支出2024年預計達到3.5兆美元，佔全球公共支出的10%以上。2024年作為全球最大選舉年，72個國家舉行選舉，覆蓋世界人口的50%。各國政府為贏得選票或兌現競選承諾大幅增加支出。例如，美國2024財年預算赤字預計達到1.9兆美元，佔GDP的6.4%；中國將2024年財政赤字目標設定為GDP的4%，打破了此前3%的慣例。氣候變化相關支出持續攀升，全球2023年綠色能源投資達1.7兆美元，預計2025年將進一步增至2兆美元。地緣政治緊張局勢也推高了軍費開支，2024年全球軍費總額達2.4兆美元，同比增長6.8%。美國債務現狀與市場反應美國作為全球最大經濟體，其公共債務動態備受關注。截至2025年5月，美國聯邦債務總額已達33兆美元，佔GDP的98%，接近1945年戰後峰值（106%）。過去30年，美國債務佔GDP比例從40%逐步攀升，全球金融危機後加速增長，2020年疫情期間更躍升至100%。2024年，美國財政部160億美元20年期國債拍賣需求疲軟，導致債券收益率上升，30年期國債收益率突破5.1%，反映市場對美國債務可持續性的擔憂。穆迪在2023年下調美國主權信用評級，從Aaa降至Aa1，理由是債務持續增長且財政改革進展緩慢。美國預算結構顯示，2024財年聯邦預算中，強制性支出（社會保障、醫療保險、醫療補助等）佔60%以上，約3.8兆美元；可自由支配支出（國防、教育等）佔28%，約1.8兆美元；債務利息支出佔12%，達8800億美元，超過醫保和軍費開支。利息支出的快速增長源於高利率和債務規模擴大，預計2025年將突破1兆美元。無黨派機構國會預算辦公室（CBO）預測，若現有政策不變，到2035年美國債務佔GDP比例將達125%，若川普政府提議的減稅和支出計畫實施，可能進一步升至129%。日本債務危機與債券市場動盪日本公共債務佔GDP比例高達240%，為全球最高，遠超1990年的50%。2025年，日本債券市場出現顯著動盪，20年期和30年期國債收益率分別升至1.8%和2.3%，40年期達3.7%，創歷史新高。35年期國債收益率甚至超過40年期，達到4.8%，因其流動性較低，投資者規避所謂“非流通債券”，導致市場對長期債務需求驟降。英國《金融時報》指出，日本債券市場波動導致投資者在數周內損失近20%的投資。日本債務激增源於長期經濟停滯、巨額刺激計畫及人口老齡化。1990年代以來，日本政府通過基礎設施和社會福利支出試圖擺脫通縮，累計投入超過10兆日元（約7000億美元）。老齡化加劇財政壓力，2024年日本65歲以上人口占31%，醫療和養老金支出佔政府預算的35%。日本首相近期表示反對通過發債為減稅融資，反映出對借貸成本上升的謹慎態度。全球其他地區的債務動態英國2025年預算赤字預計為1855億美元，30年期國債收益率達5.54%，較年初上漲40個基點。中國的債務佔GDP比例從2008年的27%升至2024年的83%，政府為刺激經濟突破3%赤字目標，2025年預計繼續擴大。歐洲國家如義大利（債務佔GDP比145%）、法國（115%）和巴西（90%）的債務水平持續上升，財政調整壓力加大。IMF警告，全球債務佔GDP比預計繼續攀升，超過半數國家的債務無法穩定，涉及全球GDP的三分之二。政府債務成因與去槓桿挑戰各國政府債務激增的根本原因包括經濟刺激需求、人口結構變化及地緣政治壓力。低利率時期，政府借貸成本低，得以大規模支出。例如，日本長期依賴近零利率，歐洲央行2015-2020年間維持負利率政策。然而，當前高利率環境使債務償還成本飆升，美國2024年債務利息支出已超過國防預算，預計2030年將佔預算的15%。去槓桿麵臨多重挑戰。首先，政治因素限制支出削減。政客傾向於在選舉年增加支出，而償債責任往往推遲至下屆政府。其次，強制性支出（如養老金、醫療）剛性較強，削減可能引發社會不滿。第三，經濟增長放緩限制稅收收入。川普政府寄望通過減稅和貿易政策刺激增長，但關稅可能引發通膨並抑制經濟活動。摩根大通預測，貿易戰可能導致全球GDP下降1%，美國經濟尤為受創。債券市場與投資者反應債券市場對政府債務的反應日益強烈。2025年5月，美國30年期國債收益率因疲軟拍賣升至5.12%，日本35年期債券收益率異常高企，顯示投資者對高債務國家的信心下降。養老基金、央行和投資基金是政府債券的主要買家，但高收益率和通膨風險使其對長期債券持謹慎態度。美國80%的國債由國內投資者持有，其中聯準會佔近四分之一。債券投資者擔憂通膨侵蝕回報，拋售債券推高收益率，類似1990年代“債券大屠殺”事件。理論與政策展望2019年，經濟學家奧利維爾·布蘭查德提出，只要債務利率低於經濟增長率，政府可承受較高債務水平。然而，當前利率上升、經濟增長放緩使得這一理論面臨考驗。美國經濟增長率2024年為2.5%，低於5%的國債收益率；日本GDP增長率僅1%，遠低於債券收益率。川普政策依賴經濟增長超債務增長，但關稅和貿易不確定性可能削弱企業投資，推高通膨。IMF建議各國通過增稅或削減支出實現財政調整，幅度需達GDP的3%-4.5%。然而，綠色能源轉型（預計2030年前需5兆美元）、老齡化及安全問題將進一步加劇財政壓力。高通膨可能降低債務實際價值，但易引發政治動盪，如2022年歐洲抗議高物價運動。結論全球政府債務激增至100兆美元，發達國家債務佔GDP比達歷史高位。高利率環境使償債成本上升，債券市場波動加劇，投資者對債務可持續性信心下降。政治壓力、剛性支出及經濟增長放緩限制去槓桿空間。美國、日本等國的財政政策需平衡增長與債務控制，貿易戰和通膨風險可能進一步惡化局勢。未來十年，全球財政調整迫在眉睫，但需兼顧社會穩定與經濟增長。 (周子衡)

資料顯示，截至2025年4月，美國聯邦債務總額約為36兆美元，佔全球GDP的約35%，美國人均負債超10萬美元。2025年4—6月季度到期美債總和約6.5兆美元。當前的全球貨幣系統，即債務國大量借款、債權國大量出口並購買債務的模式，將被迫變革。化解美債問題，短期依賴借新還舊，長期需財政改革。如果美債違約，會出現什麼局面？倘若美債違約，或者全球大規模拋售美債，將會引發連鎖反應：一是美元信用將崩塌。如此一來，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的地位會受到衝擊，多國或加速“去美元化”，轉向黃金、人民幣等資產。美元匯率將暴跌，進口成本激增，美國面臨的通膨壓力將加劇。二是全球金融市場將動盪不安。美債收益率將飆升（如10年期國債收益率突破5%），推高全球借貸成本，企業融資困難，股市或遭受重挫。避險基金基差交易者將出現爆倉、養老金等機構資產縮水，將引發流動性危機。三是美國經濟將陷入衰退。在這種極端情況下，政府將停擺、社保支付將出現中斷，社會矛盾將被激化。美國企業裁員潮或將蔓延，消費萎縮，美國經濟將陷入“滯脹”。四是地緣政治格局重塑。中國、日本等美國主要債權國會持續減持美債（如中國持倉已降至約7600億美元），加速人民幣國際化處理程序。美國軍事開支被迫削減，全球影響力下降。當前全球貨幣秩序正在崩潰，源於美國債務水平的不可持續‍美國橋水投資公司創始人、首席投資官瑞·達里歐近日就曾指出，當前貨幣秩序正在崩潰，源於債務水平的不可持續性。全球債務體系已達臨界點，那就是債務國（如美國）負債纍纍卻仍在快速增加債務，而債權國（如日本）持有過多債務資產，同時經濟依賴向債務國的出口。達里歐表示，在一個去全球化的世界中，主要國家之間無法相互信任——一方擔心供應鏈斷裂，另一方擔心債務償付問題。這種大規模貿易和資本不平衡顯然是不協調的。他認為，當前的貨幣系統，即債務國大量借款、債權國大量出口並購買債務的模式，將被迫變革。美國政府債務規模及其增長速度已明顯不可持續。這將對資本市場產生巨大影響，進而波及整體經濟。川普掀起本輪關稅戰的原因探究‍川普為何掀起本輪關稅戰？這至少存在以下幾個原因：一是美元霸權的結構性矛盾。自1971年佈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後，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需通過貿易逆差向全球輸出流動性，導致美國製造業外流和長期貿易赤字。這種“特裡芬難題”使美國陷入“輸出美元必逆差”的困境，成為貿易摩擦的深層誘因。與此同時，美元霸權賦予美國超強購買力，即使債務高企仍能維持進口。川普借此發動關稅戰，試圖通過“對等關稅”縮減逆差，但此舉可能削弱美元國際地位，形成“既要美元霸權，又要貿易順差”的悖論。二是美國國內經濟與政治的訴求。製造業回流。美國工業空心化嚴重，金融業擠壓製造業生存空間。川普試圖通過高關稅迫使企業將產業鏈遷回美國，但企業因成本問題普遍抵制，反而轉向其他低關稅國家。財政壓力。關稅成為美國政府快速增收手段，若對全球進口商品平均加稅20%關稅，年收入可達數千億美元，可緩解財政壓力。三是國際戰略與權力博弈。重構貿易秩序。川普意圖建立以美國為中心的“納貢體系”，通過關稅迫使各國在貿易和地緣政治上讓步，重塑全球規則，例如施壓墨西哥控制移民、重談北美自貿協定。打壓中國崛起。針對“中國製造2025”等戰略，美國擔憂技術優勢被超越，借關稅戰遏制中國高科技產業發展，並希望聯合盟友圍堵中國供應鏈。四是矛盾本質在於金融資本與產業資本的衝突。有分析指出，美國金融業才是製造業外流的推手。華爾街資本逐利導致產業外遷，而川普政策未觸及金融霸權，反而通過關稅轉嫁矛盾。若無法平衡金融與實體經濟，關稅戰僅能治標，難解結構性困局。川普之前不斷給關稅加碼，給各貿易夥伴國“極限施壓”，目的之一在於，在貿易談判中獲取對美國有利的條件，同時以關稅為手段，來壓迫各國繼續支援美債。而美國關稅政策的“口風”又時有變化，比如免除部門商品“對等關稅”等，這種不確定性導致美股、美債大幅震盪、下跌。應對美債問題的措施聯準會可能會降息，以降低新債利率，但受制於美國通膨壓力，降息操作空間有限。美國內部將會就債務上限展開博弈，兩黨若僵持不下，美國2025年8—9月或面臨技術性違約風險。在這種情況下，各國央行增持黃金、分散貨幣儲備，警惕美債市場波動。總體而言，美國的債務問題已進入“惡性循環”，短期依賴借新還舊，長期需財政改革。 (清華金融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