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利歐宣告世界進入“大周期”第六階段：1945年後的世界秩序已瓦解，強權即公理，大國衝突將回歸原始權力博弈，貿易戰、技術戰、資本戰將常態化並可能升級為軍事衝突。慕尼黑安全會議共識印證這一判斷：舊秩序已不復存在，歐洲安全架構失效。達利歐警告經濟工具將被武器化，傳統避險邏輯可能失效，黃金成為最可靠的財富貯藏手段。全球最大避險基金橋水創始人達利歐2月14日發佈重磅長文，正式宣告世界已進入“大周期”的第六階段，即一個沒有規則、充滿混亂、強權即公理的時期。達利歐的核心觀點在於，二戰後建立的1945年世界秩序已徹底瓦解，大國之間的衝突將不再受國際法約束，而是回歸原始的權力博弈。他警告稱，這一階段通常伴隨著內部動盪與外部戰爭的交織，直至新的秩序在衝突中確立。據達利歐引用的最新動態，在2026年2月14日舉行的慕尼黑安全會議上，全球主要領導人已就“舊秩序的終結”達成罕見共識。德國總理梅爾茨直言“維持數十年的世界秩序已不復存在”，並指出自由在這一新時代不再是理所當然的。法國總統馬克宏呼應了這一評估，警告歐洲舊有的安全架構已失效，必須備戰。美國國務卿Marco Rubio則明確表示，世界已進入“新地緣政治時代”。達利歐指出，在這一階段，國際關係將遵循“叢林法則”。與國家內部擁有警察和法官不同，國際體系缺乏具有強制力的超國家機構來裁決糾紛。當大國發生衝突時，它們不會尋求法律途徑，而是通過威脅或戰爭來解決。這意味著貿易戰、技術戰、地緣政治戰和資本戰將成為常態，並可能最終升級為軍事衝突。對於資本市場而言，這標誌著一個極度不確定時期的開始。達利歐強調，歷史表明，當兩個對立的大國在軍事力量上勢均力敵且存在不可調和的生存分歧時，戰爭風險最高。投資者必須意識到，在這一階段，經濟工具將被全面武器化，傳統的避險邏輯可能失效，財富與權力的轉移將以劇烈的方式進行。五種戰爭形式與權力博弈達利歐在文中詳細拆解了國家間衝突的五種主要形式：貿易/經濟戰、技術戰、地緣政治戰、資本戰以及軍事戰。他指出，前四種戰爭通常作為激烈的競爭手段，在熱戰爆發前就會長期存在並不斷升級。目前，全球正處於大國博弈的典型困境中——即“囚徒困境”。對立雙方都無法確信對方不會發動攻擊，從而陷入針鋒相對的升級循環。達利歐分析稱，雖然大多數競爭旨在爭奪財富和權力，但一旦這種競爭升級為軍事戰爭，所有維度的衝突都將被極大化。他在文中警告，“贏得”戰爭的關鍵在於在不失去核心利益的前提下達成目標，但歷史往往充斥著由於誤判和情緒化決策導致的“愚蠢戰爭”。歷史鏡像：1930年代的經濟戰與市場文章通過詳盡回顧二戰前的歷史，為當前局勢提供了參照。達利歐指出，1930年代的大蕭條加劇了各國國內的財富衝突，導致民粹主義、獨裁主義和民族主義的興起。無論是德國、日本的法西斯化，還是美國和英國加強貿易保護主義，都是對經濟危機的極端反應。達利歐特別提到，在熱戰爆發前的十年裡，經濟戰和資本戰早已打響。例如，美國在1930年通過《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挑起貿易戰，隨後在二戰爆發前夕對日本實施了毀滅性的石油禁運和資產凍結。這種經濟上的“絞殺”迫使日本在妥協與開戰之間做出了選擇。從市場角度看，當時的德國股市在戰爭初期因軍事勝利而上漲，但最終隨著戰敗而歸零；而美國股市則在政府巨額支出和戰爭需求的刺激下走強。這表明，戰爭期間的市場表現高度依賴於國家在戰場上的勝算。資本戰：資產凍結與市場封鎖在當前的“第六階段”，資本戰的工具正被頻繁提及和使用。達利歐列舉了三種經典的資本戰手段：資產凍結/扣押： 阻止對手使用或出售其依賴的外國資產，極端情況下包括單方面債務違約或直接沒收資產。切斷資本市場准入： 禁止對手進入本國或第三國的資本市場融資。禁運與封鎖： 切斷關鍵物資（如能源、技術）的貿易流。達利歐提醒，由於權力即公理，強者往往會利用對手的弱點進行掠奪。在衝突激化時，在此類制裁下，傳統的金融資產安全將面臨巨大挑戰。戰爭時期的財富邏輯達利歐最後分析了戰爭環境下的經濟政策與財富保護邏輯。他指出，戰爭時期政府通常會實施嚴格的管制，包括配給制、價格控制、資本管制以及沒收資產。為了資助戰爭，政府會大量發行債務並將其貨幣化，導致貨幣貶值。因此，達利歐建議投資者在這一階段應極度警惕債務資產。歷史經驗表明，戰爭期間最好的財富貯藏手段通常是黃金，因為信貸在戰爭中往往不被接受或大幅貶值。他總結道，儘管大國興衰是歷史的必然，但若能明智地使用權力並維持生產力，周期演變的創傷程度是可以被管理的。但在當下，世界必須為即將到來的動盪與新秩序的痛苦磨合做好準備。以下是原文：官宣：世界秩序已瓦解 瑞·達里歐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1945年後的世界秩序被大多數領導人宣告死亡，其背後的圖景在題為《正在解構》的《2026年安全報告》中得以呈現。更具體地說，德國總理弗裡德里希·梅爾茨表示："持續數十年的世界秩序已不復存在"，我們正處於一個"強權政治"時期。他明確表示，在這個新時代，自由"不再是理所當然"。法國總統埃馬紐埃爾·馬克宏呼應了梅爾茨的判斷，並表示歐洲與先前世界秩序掛鉤的舊安全架構已不存在，歐洲必須為戰爭做準備。美國國務卿馬可·盧比歐表示，我們正處於一個"新的地緣政治時代"，因為"舊世界"已經消失。用我的話來說，我們正處於大周期中的第六階段，這個階段的特點是出現巨大失序，源於我們身處一個沒有規則、強權即公理、大國衝突的時期。第六階段如何運作，在我的《原則：應對變化中的世界秩序》一書第六章"外部秩序與失序的大周期"中有詳細解釋。鑑於現在幾乎普遍認同1945年後的世界秩序已經瓦解，我們正在進入一個新的世界秩序，我認為值得你花時間一讀。第六章：外部秩序與失序的大周期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以及支配它們的秩序，無論是內部還是外部，其運作方式基本相同，並且相互交融。事實上，不久之前，內部秩序和外部秩序之間還沒有區別，因為國家之間沒有明確界定和相互承認的邊界。因此，我在上一章中描述的關於國家內部從有序到無序循環的六個階段，在國家之間也同樣適用，但有一個重要的例外：國際關係更多地受制於赤裸裸的權力動態。這是因為所有治理體系都需要有效且商定的1）法律和立法能力，2）執法能力（例如，警察），3）裁決方式（例如，法官），以及4）明確且具體的、與罪行相適並得到執行的後果（例如，罰款和監禁）。而這些要素要麼不存在，要麼在指導國家間關係方面不如在指導國內關係時有效。儘管人們曾試圖讓外部秩序更遵守規則（例如，通過國際聯盟和聯合國），但總體上它們都失敗了，因為這些組織沒有比最強大的國家擁有更多的財富和權力。當單個國家比國家集體擁有更多權力時，更強大的單個國家就會統治。這是因為權力至上，而平等的財富和權力很少能在不經鬥爭的情況下被放棄。當強國發生爭端時，它們不會讓律師向法官陳述案情。相反，它們相互威脅，要麼達成協議，要麼開戰。國際秩序遵循的是叢林法則，而非國際法。國家之間主要有五種類型的鬥爭，它們分別是貿易/經濟戰、科技戰、資本戰、地緣政治戰和軍事戰。貿易/經濟戰主要指關於關稅、進出口限制以及其他在經濟上損害競爭對手的方式的衝突。科技戰則是關於那些技術可以共享、那些技術作為國家安全保護層面的衝突。地緣政治戰指關於領土和聯盟的衝突，這類衝突通常通過談判和明確或隱含的承諾解決，而非戰鬥。資本戰是通過金融工具施加的衝突，例如實施制裁，通過懲罰提供資金和信貸的機構及政府來切斷其資金和信貸，或是限制外國進入本國資本市場。軍事戰則是涉及實際射擊和部署軍隊的衝突。國家間的大多數鬥爭都屬於上述一個或多個類別（例如，網路戰在所有類別中都有一席之地）。這些鬥爭關乎財富和權力，以及與之相關的意識形態。雖然大多數此類戰爭不涉及射擊和殺戮，但它們都是權力鬥爭。在大多數情況下，前四種戰爭會隨著時間推移，演變為 競爭對手的國家之間的激烈競爭，直到軍事戰爭開始。這些鬥爭和戰爭，無論是否涉及射擊和殺戮，都是一方對另一方施加權力的行為。它們可能是全面的，也可能是克制的，取決於問題的重要性以及對手的相對實力。但一旦軍事戰爭開始，其他四個維度都將被最大限度地武器化。正如前幾章所討論的，推動內部和外部周期的所有因素往往同時改善或惡化。當情況變糟時，可爭論的事情增多，導致更強的鬥爭傾向。這是人性，也是我們擁有大周期的原因，這個周期在好時期和壞時期之間搖擺。全面戰爭通常發生在當存在（對國家存續至關重要、以至於人民願意為之戰鬥和犧牲的）生存問題，且這些問題無法通過和平手段解決時。由此引發的戰爭將明確那一方勝出並在後續事務中擁有霸權。這種關於誰制定規則的明確性，隨後成為新國際秩序的基礎。以下圖表顯示了自1500年以來歐洲內部與外部和平及衝突的周期，反映在它們造成的死亡人數上。如你所見，有三個衝突起伏的大周期，平均每個約150年。雖然大型內戰和對外戰爭只持續很短時間，但它們通常是導致其發生的長期衝突的頂點。雖然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各自由經典周期驅動，但它們也是相互關聯的。如你所見，每個周期都由一段相對較長的和平與繁榮時期（例如，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和工業革命）構成，這些時期為可怕而暴力的對外戰爭（例如，三十年戰爭、拿破崙戰爭和兩次世界大戰）埋下了種子。上行期（和平與繁榮時期）和下行期（蕭條和戰爭時期）都影響著整個世界。並非所有國家都會在主導大國繁榮時繁榮，因為一些國家的獲得是以他國為代價的。在你繼續閱讀時，請記住：關於戰爭，最可以確信的兩件事是：1）它不會按計畫進行，2）它會遠比想像的糟糕。正是出於這些原因，後續的許多原則都涉及避免熱戰的方法。儘管如此，無論出於好的還是壞的原因，熱戰還是會發生。需要明確的是，雖然我認為大多數戰爭是悲劇性的、為荒謬的理由而戰，但有些戰爭值得一打，因為不打的後果（例如，失去自由）是不可接受的。導致外部秩序變化的永恆普適力量正如我在第二章中解釋的，在自身利益和自身生存之後，對財富和權力的追求是最能激勵個人、家庭、公司、國家和民族的因素。因為財富等同於權力——即建立軍事力量、控制貿易和影響他國的能力——國內實力和軍事實力相輔相成。購買槍支（軍事力量）需要錢，購買黃油（國內社會開支需求）也需要錢。當一個國家未能提供足夠的任何一種時，它就容易受到國內外的反對。通過研究歷代王朝和歐洲帝國，我瞭解到，在開支上勝過競爭對手的財政實力是一個國家能擁有的最重要的實力之一。這就是美國在冷戰中擊敗蘇聯的方式。以正確的方式花足夠的錢，你就不必進行熱戰。長期成功取決於在不產生導致自身衰落的過度行為的情況下，維持"槍支"和"黃油"。換句話說，一個國家必須在財政上足夠強大，才能為其人民提供良好的生活水平和抵禦外敵的保護。真正成功的國家能夠做到這一點長達200至300年。沒有一個國家能永遠做到這一點。當主導大國開始衰弱，或者一個新興大國在實力上開始接近它——或者兩者兼而有之時，衝突就會產生。軍事戰爭的最大風險在於雙方同時擁有：1）大致相當的軍事實力，以及2）不可調和且關乎存亡的分歧。對立國家面臨的選擇——要麼戰鬥，要麼退讓——非常難以做出。兩者代價都很高——戰鬥以生命和金錢為代價，退讓則以地位喪失為代價，因為這顯示出軟弱，會導致支援減少。當兩個競爭實體各自擁有摧毀對方的能力時，雙方都必須有極高的信任，確信自己不會遭受對方不可接受的傷害或殺戮。然而，能夠妥善處理囚徒困境的情況極為罕見。雖然國際關係中除了最強大者強加給自己的規則外，沒有其他規則，但某些方法確實能比其他方法產生更好的結果。具體來說，那些更有可能帶來雙贏結果的方法，優於那些導致雙輸結果的方法。因此，這個至關重要的原則是：要獲得更多雙贏的結果，就需要在談判中考慮到對方和自身最重要的事項，並知道如何交換它們。熟練的合作以產生雙贏的關係，既能增加財富和權力，又能很好地分配它們，這遠比導致一方征服另一方的戰爭更有回報，痛苦也少得多。通過對手的眼睛看問題，並清晰地向他們識別並傳達你的紅線（即，不能妥協的事項），是做好這一點的關鍵。勝利意味著在不失去最重要事物的前提下得到最重要的事物，因此那些在生命和金錢上耗費遠超其收益的戰爭是愚蠢的。但"愚蠢"的戰爭仍然時有發生，原因我稍後會解釋。由於以下原因，人們太容易滑入愚蠢的戰爭：a）囚徒困境，b）針鋒相對的升級過程，c）衰落方認為退讓的代價過高，以及d）在需要快速決策時存在的誤解。 競爭對手的大國通常發現自己處於囚徒困境；他們需要方法讓對方確信自己不會試圖殺死對方，以免對方先下手為強。針鋒相對的升級是危險的，因為這要求每一方要麼升級，要麼失去對手在上一步行動中奪取的東西；這就像一場"膽小鬼遊戲"——逼得太緊就會迎頭相撞。不真實和情緒化的煽動性言論會增加愚蠢戰爭的危險，因此領導人最好在解釋局勢及其應對方式時做到真實和深思熟慮（這在民主國家尤其重要，因為民眾的意見至關重要）。最糟糕的情況是領導人在與其民眾打交道時不真實且情緒化，更糟的是他們接管媒體。總的來說，在雙贏關係和雙輸關係之間轉換的傾向以周期性方式發生。人們和帝國更可能在好時期合作，在壞時期鬥爭。當現有大國相對於崛起大國衰敗時，它自然傾向於維持現狀或現有規則，而崛起大國則希望改變它們，以符合實地不斷變化的事實。雖然我不知道"愛情和戰爭中一切都是公平的"這句話中關於愛情的部分，但我知道關於戰爭的部分是正確的。例如，在美國獨立戰爭中，當英國人排成排準備戰鬥，而美國革命者從樹後向他們射擊時，英國人認為這不公平並抱怨。革命者贏了，他們認為英國人愚蠢，並且獨立和自由的事業證明了改變戰爭規則是正當的。事情就是這樣。這引出了我的最後一條原則：擁有權力，尊重權力，並明智地使用權力。擁有權力是好的，因為權力總能戰勝協議、規則和法律。當事情發展到緊要關頭，那些有能力強制執行自己對規則和法律的解釋，或者有能力推翻它們的人，會得到他們想要的。尊重權力很重要，因為打一場會輸的戰爭是不明智的；更可取的是通過談判達成儘可能最好的解決方案（除非你想成為烈士，這通常是出於愚蠢的自我原因，而非明智的戰略原因）。明智地使用權力也很重要。明智地使用權力不一定意味著強迫他人給你想要的東西——即欺凌他們。它包括認識到慷慨和信任是產生雙贏關係的有力因素，雙贏關係比雙輸關係有利得多。換句話說，很多時候，使用"硬實力"並非最佳途徑，而使用"軟實力"更為可取。在考慮如何明智地使用權力時，決定何時達成協議、何時開戰也很重要。為此，一方必須設想其權力將如何隨時間變化。在自己的權力最大時，利用權力談判達成協議、執行協議或發動戰爭是可取的。這意味著，如果自己的相對權力在下降，那麼早打有利；如果自己的權力在上升，那麼晚打有利。如果處於雙輸關係中，必須以某種方式擺脫它，最好是通過分離，儘管也可能通過戰爭。要明智地處理自己的權力，通常最好不要顯露它，因為這會讓他人感到威脅，並建立他們自己的威脅性力量，導致相互升級，危及雙方。權力通常最好被當作一把隱藏的刀，在發生戰鬥時可以拿出來。但有時，展示權力並威脅使用它，對於改善談判地位和防止戰鬥最為有效。瞭解對方最重要和最不重要的事項，特別是他們願意為什麼而戰、不願意為什麼而戰，能讓你找到雙方都認為是解決爭端的公平平衡點。雖然擁有權力通常是可取的，但不擁有自己不需要的權力也是可取的。因為維持權力會消耗資源，最重要的是你的時間和金錢。而且，權力伴隨著責任的重擔。我常常驚訝於權力較小的人可能比權力較大的人幸福得多。案例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戰既然我們已經涵蓋了驅動外部秩序和失序周期的動態和原則（這些是通過研究許多案例得出的），我想簡要回顧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案例，因為它提供了從和平走向戰爭的典型動態的最新例證。雖然這只是一個案例，但它清晰地展示了三大周期——即貨幣和信貸周期、內部秩序/失序周期以及外部秩序/失序周期——的交匯如何為災難性戰爭創造了條件，並為新的世界秩序奠定了基礎。這個時期的故事本身就非常有趣，但它們之所以特別重要，是因為它們提供了幫助我們思考當前局勢和未來可能性的經驗教訓。通往戰爭之路為了幫助描繪20世紀30年代的圖景，我將簡要回顧導致1939年歐洲戰爭正式爆發和1941年珍珠港事件的地緣政治要點。然後，我將快速掠過戰爭本身以及1945年美國處於權力巔峰時新世界秩序的開端。1929年大崩盤之後的全球蕭條導致幾乎所有國家都出現了關於財富的巨大內部衝突。這導致它們轉向更民粹主義、威權主義、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的領導人和政策。這些轉向要麼偏右，要麼偏左，程度因各國國情及其民主或威權傳統的力量而異。在德國、日本、義大利和西班牙，極其糟糕的經濟狀況和不那麼完善的民主傳統導致了極端的內部衝突，轉向了右翼的民粹主義/威權領導人，就像在蘇聯，它同樣經歷了極端狀況且沒有民主經驗，在不同時期轉向了左翼的民粹主義/威權領導人。美國和英國擁有更強大的民主傳統，經濟狀況也不那麼嚴峻，因此它們變得比過去更民粹主義和威權主義，但遠不及其他國家。德國和日本雖然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背負了巨額賠款債務，但到1929年，通過楊格計畫該計畫提供了可觀的債務減免，並要求外國軍隊在1930年前撤出德國），它開始擺脫枷鎖。但全球蕭條嚴重打擊了德國，導致近25%的失業率、大規模破產和普遍貧困。典型的情況是，左翼民粹主義者和右翼民粹主義者（法西斯主義者）之間發生了鬥爭。主要的民粹主義者/法西斯主義者阿道夫·希特勒，利用了民族屈辱的情緒，煽動起民族主義狂熱，將《凡爾賽條約》及其施加國視為敵人。他制定了一個25點民族主義綱領，並圍繞它爭取支援。為了應對內部鬥爭和恢復秩序的願望，希特勒於1933年1月被任命為總理。兩個月後，納粹黨在德國國會贏得了最多的支援和席位。希特勒拒絕支付任何進一步的賠款債務，退出國際聯盟，並於1934年對德國實行威權控制。身兼總理和總統雙重職務，他成為國家的最高領導人。在民主國家中，總有一些法律允許領導人攫取特殊權力；希特勒攫取了所有這些權力。他援引魏瑪憲法第48條，終止了許多公民權利，並強行通過了《授權法》，允許他在不經國會和總統批准的情況下通過法律。他對任何反對派都毫不留情——他審查或控制報紙和廣播公司，建立秘密警察（蓋世太保）來剷除和鎮壓反對派，剝奪猶太人的公民權，沒收新教教會的資金，並逮捕反對他的教會官員。他宣稱雅利安人種優越，禁止非雅利安人在政府任職。希特勒採取同樣的威權/法西斯主義手段重建德國經濟，同時實施大規模的財政和貨幣刺激計畫。他將國有企業私有化，鼓勵企業投資，積極行動以提高雅利安德國人的生活水平。例如，他創立大眾汽車公司，讓汽車變得負擔得起、觸手可及，並指導建設高速公路。他通過強迫銀行購買政府債券來為這些大幅增加的政府開支融資。所產生的債務由公司收益和中央銀行（帝國銀行）將債務貨幣化來償還。這些財政政策大體上有效地實現了希特勒的目標。這是另一個例子，說明如果借來的資金投入到能提高生產力並產生足夠現金流來償還債務的投資中，用本國貨幣借款、增加本國債務和赤字可以非常有成效。即使不能覆蓋100%的償債成本，它也能在實現國家經濟目標方面極具成本效益。至於這些政策的經濟效果，當希特勒在1933年上台時，失業率為25%。到1938年，失業率為零。希特勒掌權後的五年裡，人均收入增長了22%，1934年至1938年間，實際增長率平均超過8%。如下圖所示，1933年至1938年間，德國股市穩步上漲了近70%，直到熱戰開始。1935年，希特勒開始建立軍隊，規定雅利安人必須服兵役。德國的軍費開支增長速度遠超任何其他國家，因為德國經濟需要更多資源來為其提供動力，並且它打算利用其軍事力量奪取這些資源。與德國一樣，日本也受到蕭條的異常嚴重打擊，並因此變得更加威權。日本尤其容易受到蕭條的影響，因為作為一個沒有足夠自然資源的島國，它依賴出口獲取收入來進口必需品。當1929年至1931年間日本出口下降約50%時，其經濟遭受重創。1931年，日本破產了——即被迫耗盡黃金儲備，放棄金本位制，讓其貨幣貶值，導致其購買力枯竭。這些可怕的條件和巨大的貧富差距導致了左翼和右翼之間的鬥爭。到1932年，右翼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大規模抬頭，希望能強行恢復秩序和經濟穩定。日本開始通過從其他國家奪取所需自然資源（例如，石油、鐵、煤和橡膠）和人力資源（即奴隸勞工），於1931年入侵滿洲，並向亞洲各地擴張。與德國一樣，可以說日本通過軍事侵略獲取所需資源的途徑，比依賴傳統貿易和經濟做法更具成本效益。1934年，日本部分地區發生嚴重饑荒，導致更多政治動盪，並加強了右翼、軍國主義、民族主義和擴張主義運動。在隨後的幾年裡，日本自上而下的法西斯統制經濟日益強大，建立了軍事工業複合體，以保護其在東亞和北部的現有基地，並支援其對其他國家的侵犯。與德國的情況一樣，雖然大多數日本公司仍為私有，但其生產受政府控制。要理解什麼是法西斯主義，我們可以考察一個國家在選擇其治理方式時通常需要做出的三個重大選擇。首先是決策方式，是採取自下而上的民主模式，還是自上而下的威權模式。其次是生產所有權的歸屬。最後是價值觀導向，是將個人福祉視為首要的個人主義，還是將整體福祉視為首要的集體主義。法西斯主義在這三個維度上的選擇是明確的：它奉行威權的決策方式，堅持資本主義的生產資料所有制，並強調以集體利益為最高導向。法西斯主義者相信，自上而下的威權領導——即政府指導私營公司的生產，使個人滿足感服從於國家成功——是使國家及其人民更富裕、更強大的最佳途徑。美國與盟國在美國，1929年後債務問題對美國銀行來說是毀滅性的，這限制了它們在全世界範圍內的貸款，損害了國際借款者。與此同時，蕭條造成了需求疲軟，導致美國進口和其他國家對美銷售崩潰。隨著收入減弱，需求下降，更多的信貸問題發生，形成自我強化的經濟下行螺旋。美國的回應是轉向貿易保護主義以保障就業，通過1930年的《斯穆特-霍利關稅法》提高關稅，這進一步加劇了其他國家的經濟狀況。在經濟不景氣時提高關稅以保護本國企業和就業是常見的做法，但這會導致效率降低，因為生產不在最具效率的地方進行。最終，關稅會導致全球經濟更加疲軟，因為關稅戰會使施加關稅的國家失去出口。不過，關稅確實使受其保護的實體受益，並且可以為施加關稅的領導人創造政治支援。蘇聯尚未從其1917-22年毀滅性的革命和內戰中恢復過來，還有一場輸給德國的戰爭、一場代價高昂的對波蘭戰爭以及1921年的饑荒，並且在整個20世紀30年代飽受政治清洗和經濟困境的折磨。因此，當1930年情況惡化且關稅開始實施時，這些國家糟糕的狀況變成了絕望的境地。更糟糕的是，20世紀30年代美國和蘇聯都發生了乾旱。自然災害（例如，乾旱、洪水和瘟疫）常常導致嚴重的經濟困難時期，當與其他不利條件相結合時，就會導致劇烈的衝突時期。加上極端的政府政策，蘇聯有數百萬人死亡。與此同時，內部政治鬥爭和對納粹德國的恐懼導致數十萬人被清洗，他們被指控從事間諜活動並在未經審判的情況下被槍決。通縮性蕭條是由債務人手中沒有足夠的資金償還債務而引發的債務危機。它們不可避免地導致印鈔、債務重組以及政府支出計畫，這些計畫會增加貨幣和信貸的供應，並降低其價值。唯一的問題是政府官員需要多長時間才能採取這一舉措。以美國為例，從1929年10月的崩盤到富蘭克林·D·羅斯福總統1933年3月的行動，花了三年半時間。在羅斯福上任的頭一百天裡，他建立了幾個大規模的政府支出計畫，這些計畫通過大幅增稅和由聯準會貨幣化的債務融資的巨大預算赤字來支付。他實施了就業計畫、失業保險、社會保障支援以及有利於勞工和工會的計畫。在他1935年的稅收法案（當時俗稱"向富人徵稅"）之後，個人所得稅最高稅率升至75%（而1930年最低為25%）。到1941年，個人所得稅最高稅率為81%，公司稅最高稅率為31%，而1930年為12%。羅斯福還徵收了其他一些稅種。儘管有所有這些稅收以及經濟回升帶來的稅收增加，但由於支出增長如此之大，預算赤字仍從GDP的1%左右增加到約4%。從1933年到1936年底，股市回報率超過200%，經濟以驚人的平均實際增長率約9%增長。1936年，聯準會收緊貨幣和信貸以抗擊通膨並減緩過熱的經濟，這導致脆弱的美國經濟重新陷入衰退，其他主要經濟體也隨之走弱，進一步加劇了國家內部和國家間的緊張局勢。與此同時，在歐洲，西班牙左翼民粹主義者和右翼民粹主義者之間的衝突爆發為殘酷的西班牙內戰。右翼的佛朗哥在希特勒的支援下，成功清除了西班牙的左翼反對派。在嚴重經濟困境和巨大貧富差距的時期，通常會發生革命性的大規模財富再分配。當以和平方式進行時，這些是通過對富人大幅增稅以及增加貨幣供應使債務人債權貶值來實現的；當以暴力方式進行時，則是通過強制沒收資產來實現的。在美國和英國，雖然發生了財富和政治權力的再分配，但資本主義和民主得以維持。在德國、日本、義大利和西班牙，情況則並非如此。在熱戰開始之前，通常先有經濟戰。同樣典型的是，在宣佈全面戰爭之前，大約有十年的經濟、技術、地緣政治和資本戰爭，在此期間，衝突中的大國相互威懾，試探對方力量的極限。雖然1939年和1941年被認為是歐洲和太平洋戰爭的正式開始，但衝突實際上大約在十年前就開始了。除了國家內部出於經濟動機的衝突及其引發的政治轉變外，所有這些國家都面臨著日益加劇的外部經濟衝突，因為它們爭奪著不斷縮小的經濟蛋糕中更大的份額。由於支配國際關係的是權力而非法律，德國和日本變得更加擴張主義，並開始在爭奪資源和領土影響力的競爭中越來越多地試探英國、美國和法國。在繼續描述熱戰之前，我想詳細說明經濟資本工具被武器化時使用的常見策略。這些策略在過去是常見的做法，如今也依然被沿用。其中包括資產凍結或沒收，即阻止對手使用或出售其賴以生存的外國資產。這類措施的範圍很廣，既可以是針對一國境內特定群體的資產凍結，例如美國目前對伊朗革命衛隊的制裁，或是二戰初期美國對日本資產的凍結；也可能升級為更嚴厲的手段，比如單方面拒絕償還債務，甚至直接沒收一個國家的資產。另一種策略是阻斷資本市場准入，即阻止一個國家進入其本國或另一個國家的資本市場，例如1887年德國就曾通過禁止購買俄羅斯證券和債務，來阻礙俄國的軍事建設。此外，禁運與封鎖也是常用手段，其目的在於通過阻止本國境內的商品或服務貿易，甚至在某些情況下阻斷與中立第三方的貿易，來削弱目標國家或阻止其獲得必需物資。這方面的典型案例包括二戰期間美國對日本的石油禁運，以及切斷日本船隻通過巴拿馬運河的通道。同樣，也可以阻止目標國家的出口流向其他國家，從而切斷其收入來源，正如拿破崙戰爭期間法國對英國實施的封鎖。熱戰開始1937年11月，希特勒秘密會見他的高級官員，宣佈他為獲取資源、統一雅利安人種而進行德國擴張的計畫。隨後他將這些計畫付諸行動，首先吞併奧地利，然後奪取了當時屬於捷克斯洛伐克的一部分含石油資源的地區。歐洲和美國警惕地注視著，不想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破壞之後這麼快就被捲入另一場戰爭。與所有戰爭一樣，未知遠大於已知，因為a） 競爭對手 大國只有在實力大致相當的情況下才會開戰（否則對於明顯較弱的一方來說，這將是愚蠢的自殺行為），並且b）有太多可能的行動和反應無法預料。熱戰開始時唯一知道的是，它可能會極其痛苦，甚至可能具有毀滅性。因此，明智的領導人通常只在對方將他們逼到要麼戰鬥、要麼因退讓而失敗的境地時才會開戰。對盟國來說，那個時刻在1939年9月1日到來，當時德國入侵波蘭。德國看起來勢不可擋；它很快佔領了丹麥、挪威、荷蘭、比利時、盧森堡和法國，並加強了與日本和義大利的聯盟，後兩者有共同的敵人且在意識形態上一致。通過迅速奪取領土（例如，石油資源豐富的羅馬尼亞），希特勒的軍隊得以保存其現有石油資源並迅速獲得新資源。對自然資源的渴望和獲取，仍然是納粹戰爭機器將戰役推向俄羅斯和中東的主要驅動力。與蘇聯的戰爭是不可避免的；唯一的問題是何時。儘管德國和蘇聯簽署了互不侵犯條約，德國還是在1941年6月入侵了蘇聯，這使德國陷入了一場代價高昂的兩線戰爭。1940年11月，羅斯福在承諾讓美國遠離戰爭的競選綱領後贏得連任，儘管美國已經在採取經濟行動保護其利益，尤其是在太平洋地區，通過經濟支援幫助其同情的國家，並對不同情的國家實施經濟制裁。早在1940年，戰爭部長亨利·史汀生就發起了對日本的經濟制裁，最終在1940年出台了《出口管製法》。1940年中，美國將美國太平洋艦隊調往夏威夷。10月，美國加強禁運，限制"向除英國和西半球國家以外的所有目的地出口所有鋼鐵"。該計畫旨在切斷日本的資源，以迫使其從佔領的大部分地區撤退。1941年3月，國會通過了《租借法案》，允許美國向其認為行為"對美國國防至關重要"的國家出借或租賃戰爭物資，這些國家包括英國、蘇聯。幫助盟國對美國在地緣政治和經濟上都有利，因為它通過向這些在戰時掙扎維持生產的准盟國出售武器、食品和其他物品賺了很多錢。但其動機並非純粹是僱傭兵式的。英國資金（即黃金）耗盡，因此美國允許他們推遲到戰後付款（在某些情況下完全免除付款）。雖然不是明確的宣戰，但《租借法案》實際上結束了美國的中立地位。當國家衰弱時，對立國家會利用其弱點獲取利益。法國、荷蘭和英國在亞洲都有殖民地。由於在歐洲戰事中戰線過長，它們無力保衛這些殖民地抵禦日本。從1940年9月開始，日本入侵了東南亞的幾個殖民地，從法屬印度支那開始，將其所謂的"南方資源區"納入其"大東亞共榮圈"。1941年，日本奪取了荷屬東印度群島的石油儲備。日本的領土擴張對美國自身的太平洋野心構成威脅。1941年7月和8月，羅斯福的回應是凍結日本在美國的所有資產，對日本船隻關閉巴拿馬運河，並對日本禁運石油和天然氣。這切斷了日本四分之三的貿易和80%的石油供應。日本估計其石油將在兩年內耗盡。這使日本面臨要麼退讓，要麼攻擊美國的選擇。1941年12月7日和8日，日本對美國在珍珠港和菲律賓的軍事力量發動了協同攻擊。這標誌著太平洋戰爭正式爆發，並使美國也捲入了歐洲的戰爭。雖然日本沒有一個得到廣泛認可的贏得戰爭的計畫，但最樂觀的日本領導人相信，美國會因為兩線作戰而失敗，並且因為其個人主義/資本主義政治制度不如日本和德國的威權主義/法西斯主義制度及其指揮軍事工業複合體。他們還相信，他們更有意願為國家忍受痛苦和犧牲，這是決定那方獲勝的一個重要因素。在戰爭中，忍受痛苦的能力甚至比施加痛苦的能力更重要。戰時經濟政策正如值得注意典型的國際經濟戰策略一樣，也值得注意國家內部典型的戰時經濟政策。這些包括政府幾乎對所有事情的控制，因為國家將其資源從盈利轉向戰爭——例如，政府決定：a）允許生產那些物品，b）那些物品可以以何種數量買賣（配給制），c）那些物品可以進出口，d）價格、工資和利潤，e）對自己金融資產的訪問權，以及f）將個人資金轉移出境的能力。由於戰爭代價高昂，通常情況下，政府會：g）發行大量被貨幣化的債務，h）依賴黃金等非信貸貨幣進行國際交易，因為其信用不被接受，i）更威權地治理，j）對敵人實施各種類型的經濟制裁，包括切斷其進入資本市場的途徑，以及k）遭遇敵人對它們實施這些制裁。當美國在珍珠港事件後加入歐洲和太平洋戰爭時，大多數國家都實施了典型的戰時經濟政策，領導人們更威權的手段得到了民眾的廣泛支援。熱戰期間的市場波動深受政府控制以及隨著勝負機率變化，各國在戰役中表現的影響。許多國家普遍關閉了股市，使股票投資者被困，無法動用他們的資本。我還應該指出，在戰爭期間，貨幣和信貸在非盟國之間通常不被普遍接受，因為人們有理由擔心貨幣是否還有價值。如前所述，黃金——或者在某些情況下，白銀或實物交易——是戰爭時期的硬通貨。在這種時候，價格和資本流動通常受到控制，所以很難說許多東西的真實價格是多少。因為輸掉戰爭通常會導致財富和權力完全喪失，那些在戰爭年代仍保持開放的股市的走勢，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各國在關鍵戰役中的表現，因為這些結果改變了雙方勝利或失敗的機率。例如，德國股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表現優於他國，當時德國佔領了領土並確立了軍事優勢，而在美國、英國等盟國力量扭轉戰局後，其表現落後。1942年中途島海戰後，盟國股市幾乎持續上漲直到戰爭結束，而軸心國股市則持平或下跌。如圖所示，德國和日本股市在戰爭結束時都關閉了，大約五年後才重新開放，重新開放時幾乎價值全無，而美國股市則極為強勁。在戰爭時期保護財富是困難的，因為正常經濟活動受限，傳統上的安全投資並不安全，資本流動性受限，當人民和國家為生存而戰時，還會徵收高額稅收。相對於將財富再分配送到最需要的地方的需求，保護既有者的財富並非優先事項。至於投資，應該賣出所有債務，買入黃金，因為戰爭是通過借貸和印鈔來融資的，這會貶低債務和貨幣的價值，而且人們有理由不願接受信貸。結論每個世界強國都有其輝煌時期，這得益於其獨特的環境和其性格與文化的本質（例如，他們擁有強烈的職業道德、智慧、紀律、教育等基本要素），但它們最終都會衰落。有些國家衰落得比其他國家更平穩，創傷更小，但終究會衰落。創傷性的衰落可能導致歷史上最糟糕的時期，屆時圍繞財富和權力的大戰在經濟和人類生命方面都證明是代價極其高昂的。儘管如此，如果處於富強階段的國家保持生產力，收入超過支出，使制度為其大多數民眾良好運作，並設法與其最重要的競爭對手建立並維持雙贏關係，那麼這種周期就不必如此發展。許多帝國和王朝維持了數百年，而美國，已經245歲了，已經證明自己是壽命最長的國家之一。 (invest wallstreet)

核心要點“二戰後世界秩序已死”成為主流共識：在慕安會，多國領導人用不同措辭表達同一判斷，舊秩序不再成立，進入強權政治時代，自由與安全不再是默認配置，歐洲甚至要按備戰思路重建安全結構。外部秩序和內部秩序一樣有周期，但國際關係更“叢林”：國家間缺乏像國內那樣有效的立法、執法、司法與懲罰機制，所以規則最終靠實力背書，誰更強誰說了算，國際組織難以約束頂級強國。大國衝突主要表現為“五種戰爭”：貿易/經濟戰（關稅、進出口限制等）技術戰（技術封鎖、國家安全紅線）資本戰（制裁、切斷金融與資本市場）地緣政治戰（領土與聯盟，談判+威懾）軍事熱戰（真槍實彈） 前四類往往會逐步升級，最終可能走向熱戰；一旦熱戰爆發，其他維度會被全面武器化。最危險的情形：當既有霸主相對走弱、新興強權走強，且雙方在生存性議題上不可調和、軍力又接近時，熱戰風險最高。Dalio直接點名：美中在台灣問題上具備潛在最爆炸的結構性風險。“愚蠢戰爭”為什麼容易發生：囚徒困境、以牙還牙式升級、衰落方不敢退讓的面子與地位成本、以及快速決策下的誤判與情緒動員。Dalio給出的對策原則：爭取雙贏：理解對方最在乎什麼，用交換去談判。設清晰紅線、學會從對手視角看問題。有力量、尊重力量、明智用力：軟硬兼用，避免無謂炫耀導致軍備螺旋。選擇開打或和解時要看力量變化：相對走弱者傾向“早打”，相對走強者傾向“晚打”。  二戰案例的“範本”：經濟崩盤→國內撕裂與極端政治上台→外部資源與勢力範圍競爭→先經濟/資本工具武器化（凍結資產、切斷資本市場、禁運封鎖）→最終被逼到“退讓或開打”的拐點→全面熱戰。戰爭年代的經濟金融特徵：國內強管制，配給與價格控制，資本流動受限，債務貨幣化，黃金/實物替代信用；傳統資產並不安全，股市可能關閉，財富保護變難。正文：慕尼黑安全會議上，大多數領導人宣佈1945年後世界秩序的死亡，而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大多數領導人宣佈1945年後世界秩序的死亡，而在《2026年安全報告》中詳細闡述了這一背景，報告標題為“在毀滅之下”。德國總理弗裡德里希·梅茨表示：“幾十年來的世界秩序不再存在”，並指出我們正處於“強權政治”的時期。他明確表示，自由在新時代“不再是理所當然”。法國總統埃馬紐埃爾·馬克宏呼應梅茨的評估，表示與以往世界秩序相關的歐洲舊安全結構已經不存在，歐洲必須為戰爭做好準備。美國國務卿馬爾科·魯比奧稱，我們正處於一個“新的地緣政治時代”，因為“舊世界”已經消失。用我的話說，我們正處於大周期的第六階段，出現了巨大的混亂，因為我們處於一個沒有規則、強權至上的時期，大國之間發生了衝突。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以及支配他們的秩序基本上是相似的，無論是內部還是外部，它們相互交融。事實上，不久前內部和外部秩序之間沒有明顯的區別，因為國家之間沒有明確界定和相互承認的邊界。因此，我在上一章中描述的國家內部秩序與混亂之間的六階段循環在國家之間同樣適用，唯一的重大例外是：國際關係更多地受原始權力動態的驅動。這是因為所有治理系統都需要有效和公認的：1）法律及立法能力，2）執法能力（例如，警察，3）裁決方式（例如，法官）4）明確和具體的後果這些後果既適合犯罪又得以執行（例如，罰款和監禁），而這些在國家的關係中要麼不存在，要麼沒有在內部關係中那麼有效。儘管曾嘗試使外部秩序更加遵循規則（例如，通過國際聯盟和聯合國），但總體來說，這些組織未能擁有比最強大的國家更多的財富和權力。當單個國家的權力超過國家集體時，更強大的單個國家將主導。例如，如果美國、中國或其他國家的權力超過聯合國，那麼美國、中國或其他國家將決定事態的發展，而不是聯合國。這是因為權力佔據主導地位，而在平等者之間，財富和權力通常不會輕易放棄。當強國發生爭端時，它們不會請律師向法官陳述案件。相反，它們相互威脅，要麼達成協議，要麼開戰。國際秩序更遵循叢林法則，而不是國際法。國家之間主要有五種類型的衝突：貿易/經濟戰爭、技術戰爭、資本戰爭、地緣政治戰爭和軍事戰爭。讓我們先簡要定義一下它們。貿易/經濟戰爭：圍繞關稅、進出口限制以及其他損害對手經濟的方式的衝突。技術戰爭：圍繞那些技術可以共享、那些技術作為國家安全的保護方面而保留的衝突。地緣政治戰爭：圍繞領土和聯盟的衝突，通過談判和明確或隱含的承諾解決，而不是通過戰鬥。資本戰爭：通過金融工具（如制裁）施加的衝突（例如，通過懲罰提供資金的機構和政府來切斷資金和信貸）以及限制外國進入資本市場。軍事戰爭：涉及實際交火和軍事力量部署的衝突。大多數國家之間的衝突都屬於一種或多種這些類別（例如，網路戰爭在所有類別中都扮演著角色）。這些衝突圍繞財富和權力及其相關的意識形態展開。然大多數這些戰爭不涉及射擊和殺戮，但它們都是權力鬥爭。在大多數情況下，前四種戰爭將隨著時間的推移演變為對抗國家之間的激烈競爭，直到軍事戰爭開始。這些鬥爭和戰爭，無論是否涉及射擊和殺戮，都是一方對另一方的權力施加。它們可以是全面的或有限的，具體取決於問題的重要性和對手的相對實力。但一旦軍事戰爭開始，其他四個維度將儘可能武器化。如前幾章所述，推動內部和外部循環的所有因素往往是一起改善和惡化的。當情況變壞時，爭論的事情會增多，這導致更強烈的衝突傾向。這是人性，也是我們為什麼會有大周期的原因，它在好時光和壞時光之間波動。全面戰爭通常發生在生死攸關的問題（對國家生存至關重要的問題，以至於人們願意為之戰鬥和犧牲）無法通過和平手段解決時。這些戰爭明確表明那一方獲得了勝利，並在隨後的事務中擁有主導權。對規則的清晰認識隨後成為新國際秩序的基礎。以下圖表展示了自1500年以來歐洲內部和外部和平與衝突的循環，以及由此造成的死亡人數。如您所見，衝突的上升和下降經歷了三大周期，平均約為150年。儘管重大的內戰和外戰持續時間較短，但它們通常是導致這些戰爭的長期衝突的頂點。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雖然各自由經典周期驅動，但它們也是相互關聯的。如您所見，每個周期都包括一個相對較長的和平與繁榮時期（例如，文藝復興、啟蒙時代和工業革命），為可怕而暴力的外部戰爭播下了種子（例如，三十年戰爭、拿破崙戰爭和兩次世界大戰）。上升期（和平與繁榮時期）和下降期（蕭條與戰爭時期）影響了整個世界。當主要大國繁榮時，並不是所有國家都能共享繁榮，因為一些國家是在其他國家的犧牲上獲利的。例如，中國從1840年至1949年的衰退，被稱為“百年屈辱”，就是因為西方列強和日本對中國的剝削。在閱讀時，請記住關於戰爭最值得信賴的兩件事是：1）它不會按計畫進行，2）它將比想像中更糟。正因為如此，後面許多原則都是關於如何避免戰爭的方式。儘管如此，無論是出於正當理由還是不當理由，戰爭依然發生。明確一點，雖然我認為大多數戰爭都是悲劇性的，且出於無意義的理由而進行，但有些戰爭是值得打的，因為不打的後果（例如，失去自由）將是不可容忍的。產生外部秩序變化的永恆和普遍力量正如我在第二章中解釋的那樣，在自我利益和自我生存之後，追求財富和權力是最能激勵個人、家庭、公司、國家和國家的動力。因為財富等於權力，能夠建立軍事力量、控制貿易和影響其他國家，因此國內和軍事力量是密切相關的。購買武器（軍事力量）需要錢，提供社會支出需求（如黃油）也需要錢。當一個國家未能提供足夠的兩者時，它就會變得容易受到國內和外國反對的影響。通過對中國王朝和歐洲帝國的研究，我瞭解到，超越競爭對手的財務實力是一個國家可以擁有的最重要的實力之一。這就是美國在冷戰中戰勝蘇聯的原因。以正確的方式花費足夠的錢，就不必進行武裝戰爭。長期成功依賴於維持“槍”和“黃油”，而不產生導致其衰退的過度。換句話說，一個國家必須在財務上足夠強大，以便為其人民提供良好的生活標準和保護免受外敵的侵害。真正成功的國家能夠做到這一點長達200到300年，但沒有國家能夠永遠做到。當主導力量開始削弱或新興力量開始接近其實力時，衝突就會產生。* 軍事戰爭的最大風險是當雙方都擁有1）大致相當的軍事力量和2）不可調和的、生死攸關的分歧時。截止到本文撰寫時，美國和中國之間圍繞台灣的衝突是最具潛在爆炸性的。對立國家面臨的選擇——要麼交戰，要麼退讓——是非常艱難的決定。兩者都代價高昂——交戰在生命和金錢上付出代價，退讓則在地位上付出代價，因為這表明弱點，導致支援減少。當兩個競爭實體都有能力摧毀對方時，雙方必須對彼此不會受到不可接受的傷害或死亡有極高的信任。然而，妥善管理囚徒困境是極其罕見的。雖然國際關係中除了最強者自己施加的規則外沒有其他規則，但某些方法產生的結果往往優於其他方法。具體而言，那些更可能導致雙贏結果的方法優於那些導致雙輸結果的方法。因此，這一重要原則是：* 為了獲得更多雙贏結果，需要在談判中考慮對方和自己的重要事項，並知道如何進行交易。熟練的合作能夠產生雙贏關係，既能增加財富又能合理分配財富，遠比導致一方征服另一方的戰爭更具回報且痛苦更小。從對手的角度看待問題，並清楚地向他們傳達和識別你的底線（即不可妥協的事項）是做好這一切的關鍵。* 勝利意味著獲得最重要的東西，而不失去最重要的東西，因此那些在生命和金錢上付出遠超收益的戰爭是愚蠢的。但“愚蠢”的戰爭仍然因我將要解釋的原因而頻繁發生。由於以下原因，很容易滑入愚蠢的戰爭：a）囚徒困境，b）以牙還牙的升級過程，c）對衰退力量退讓所帶來的成本的感知，以及d）在決策必須迅速時的誤解。競爭的大國通常發現自己處於囚徒困境中；它們需要有辦法向對方保證自己不會試圖殺死對方，否則對方會率先出手。以牙還牙的升級是危險的，因為它要求每一方都要升級，否則就會失去敵方在上一輪中獲得的東西；這就像一場勇氣的遊戲——推得太遠就會發生正面碰撞。不真實和情緒化的呼籲激起人們的憤怒，增加了愚蠢戰爭的危險，因此領導者在解釋情況及其處理方式時最好保持真實和深思熟慮（這在民主國家尤其重要，因為民眾的意見至關重要）。最糟糕的情況是，當領導者在處理其民眾時不真實且情緒化，尤其是當他們控制媒體時。總體而言，雙贏關係和雙輸關係之間的轉變往往是循環發生的。在好時光中，人們和帝國更可能建立合作關係，而在壞時光中則更可能發生衝突。當現有大國相對於崛起的力量衰退時，它自然傾向於維持現狀或現有規則，而崛起的力量則希望根據不斷變化的現實來改變這些規則。雖然我不知道“愛情和戰爭中一切皆公正”這句話中的愛情部分，但我知道戰爭的部分是正確的。例如，在美國獨立戰爭中，當英國軍隊整齊劃一地站成一排作戰，而美國革命者則在樹後向他們開火時，英國人認為這是不公平的並表示不滿。革命者獲勝，認為英國人愚蠢，獨立和自由的事業證明了改變戰爭規則的合理性。這就是現實。這使我得出最後一個原則：擁有權力，尊重權力，並明智地使用權力。擁有權力是有益的，因為權力總是會勝過協議、規則和法律。當局勢緊急時，擁有權力的人可以強制執行他們對規則和法律的解釋或推翻它們，從而獲得他們想要的東西。尊重權力也很重要，因為與其打輸的戰爭，不如儘量談判達成最佳解決方案（除非一個人想成為烈士，這通常是出於愚蠢的自尊心，而非明智的戰略原因）。明智地使用權力也很重要。明智地使用權力並不一定意味著強迫他人給予你想要的東西——即欺負他們。它還包括認識到慷慨和信任是產生雙贏關係的強大力量，而雙贏關係的回報遠遠超過雙輸關係。換句話說，使用“硬權力”往往不是最佳途徑，而使用“軟權力”更為可取。在考慮如何明智地使用權力時，決定何時達成協議和何時交戰也很重要。為此，一方必須想像其權力將隨時間變化。希望在自身權力最強大時使用權力進行談判、執行協議或打仗。這意味著如果相對實力在下降，儘早交戰是有利的；如果實力在上升，則應推遲交戰。如果處於雙輸關係，則必須以某種方式擺脫，最好是通過分離，雖然可能通過戰爭。為了明智地處理自己的權力，通常最好不要展示權力，因為這通常會導致他人感到威脅並建立自己的威脅力量，從而導致雙方的相互升級，威脅到雙方。權力通常最好像一把隱藏的刀，在發生戰鬥時可以拿出來。但有時展示自己的力量並威脅使用它對改善談判地位和防止衝突是最有效的。瞭解對方最重要和最不重要的事情，尤其是他們願意為之戰鬥和不願意為之戰鬥的事情，可以使你朝著雙方都認為是公正解決爭端的平衡點努力。雖然通常希望擁有權力，但也希望不要擁有不必要的權力。這是因為維持權力會消耗資源，尤其是你的時間和金錢。此外，擁有權力還伴隨著責任的負擔。我常常被相對不那麼有權勢的人相對更幸福的狀態所震驚。案例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戰現在我們已經討論了驅動外部秩序與混亂循環的動態和原則，這些原則是通過研究許多案例得出的，我想簡要回顧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案例，因為它提供了從和平走向戰爭的標誌性動態的最新例子。儘管這只是一個案例，但它清楚地展示了三大周期的匯合——即貨幣與信貸周期、內部秩序/混亂周期以及外部秩序/混亂周期的重疊和相互關聯的力量——如何創造了災難性戰爭的條件，並為新的世界秩序奠定了基礎。儘管這一時期的故事本身非常有趣，但它們尤其重要，因為它們提供了幫助我們思考當前局勢及未來可能發生的事件的教訓。最重要的是，美國和中國正處於一場經濟戰爭中，這場戰爭可能演變為軍事戰爭，而對1930年代與今天的比較提供了有價值的見解，幫助我們避免一場可怕的戰爭。通往戰爭的道路為了更好地傳達1930年代的圖景，我將回顧導致1939年歐洲戰爭正式開始和1941年珍珠港轟炸的地緣政治亮點。然後，我將快速回顧戰爭及1945年新世界秩序的開始，當時美國處於其權力的巔峰。1929年大崩盤後，全球大蕭條導致幾乎所有國家在財富上發生了嚴重的內部衝突。這使得它們轉向更具民粹主義、專制、民族主義和軍事主義的領導人和政策。這些變化有的向右，有的向左，程度各異，取決於各國的具體情況以及其民主或專制傳統的強弱。在德國、日本、義大利和西班牙，極端糟糕的經濟環境和不夠成熟的民主傳統導致了極端的內部衝突，轉向了右派的民粹主義/專制領導人（即法西斯），而在不同的歷史時刻，蘇聯和中國也經歷了極端的環境並沒有民主經驗，轉向了左派的民粹主義/專制領導人（即共產黨）。美國和英國則擁有更強的民主傳統和較輕的經濟壓力，因此它們的民粹主義和專制傾向比其他國家有所上升，但遠不及其他國家嚴重。德國與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德國曾背負巨額賠款債務，但到1929年，它通過《青年計畫》開始逐步擺脫這一枷鎖，該計畫提供了可觀的債務減免，並要求外國軍隊在1930年前撤出德國。然而，全球大蕭條對德國的打擊極為嚴重，導致失業率接近25%，大規模破產和廣泛貧困。正如典型情況那樣，左派民粹主義者（共產黨）與右派民粹主義者（法西斯）之間發生了鬥爭。阿道夫·希特勒作為領先的民粹主義/法西斯人物，利用民族屈辱的情緒激發民族主義熱潮，將《凡爾賽條約》及其強加的國家視為敵人。他制定了一個25條的民族主義綱領，並圍繞此獲得支援。為了應對內部鬥爭和恢復秩序的願望，希特勒於1933年1月被任命為總理，獲得了來自害怕共產主義者的工業界的大力支援。兩個月後，納粹黨在德國議會（國會）中贏得了最多的支援和席位。希特勒拒絕支付任何進一步的賠款債務，於1934年退出國際聯盟，並對德國實施專制控制。作為總理和總統，他成為國家的最高領導人。在民主國家中，總會有一些法律允許領導人獲得特殊權力；希特勒全部奪取了這些權力。他援引魏瑪憲法第48條，結束了許多公民權利，並壓制來自共產黨人的政治反對派，強迫通過《授權法》，使他能夠在沒有國會和總統批准的情況下通過法律。他對任何反對派都毫不留情——他審查或控制報紙和廣播公司，建立了秘密警察（蓋世太保）來剷除和鎮壓反對派，剝奪猶太人的公民權，沒收新教教會的財務，並逮捕反對他的教會官員。他宣稱雅利安人種優越，禁止非雅利安人擔任政府職務。希特勒採取了同樣的專制/法西斯方式重建德國經濟，並實施了大規模的財政和貨幣刺激計畫。他私有化國有企業，鼓勵企業投資，積極提升雅利安德國人的生活水平。例如，他設立了大眾汽車公司，使汽車變得負擔得起並可獲得，並指示建設高速公路。他通過強迫銀行購買政府債券來資助大幅增加的政府支出。這些產生的債務通過企業的盈利和中央銀行（德國銀行）貨幣化債務來償還。這些財政政策在實現希特勒目標方面總體上取得了良好效果。這是另一個例子，說明如果借入的資金用於提高生產力的投資，並產生足夠的現金流來償還債務，那麼以本幣借款和增加自有債務和赤字是非常有效的。即使沒有覆蓋100%的債務服務，也能在實現國家經濟目標方面非常具有成本效益。關於這些政策的經濟效果，希特勒在1933年上台時的失業率為25%。到1938年，這一數字降至零。希特勒上台後五年，人均收入增長了22%，而1934年至1938年間的實際增長率平均超過8%。如以下圖表所示，德國股票在1933年至1938年之間的穩定趨勢中幾乎上漲了70%，直到熱戰的開始。1935年，希特勒開始建設軍隊，要求雅利安人服兵役。德國的軍事開支增長速度遠超其他國家，因為德國經濟需要更多資源來維持自身，並打算利用其軍事力量來奪取這些資源。與德國一樣，日本也受到大蕭條的嚴重衝擊，因而變得更加專制。日本作為一個缺乏自然資源的島國，特別容易受到經濟蕭條的影響，依賴出口收入來進口必需品。當其出口在1929年至1931年間下降約50%時，日本的經濟遭到重創。到1931年，日本破產——即被迫耗盡黃金儲備，放棄金本位，浮動其貨幣，導致貨幣貶值至極限，購買力幾乎消失。這些可怕的條件和巨大的財富差距導致了左右兩派之間的鬥爭。到1932年，右翼民族主義和軍事主義大幅抬頭，希望通過武力恢復秩序和經濟穩定。日本開始通過侵略其他國家獲取所需的自然資源（如石油、鐵礦、煤和橡膠）和人力資源（即奴隸勞動力），於1931年入侵滿洲，並擴展到中國和亞洲。與德國一樣，可以說日本為獲取所需資源而採取軍事侵略的道路比依賴傳統貿易和經濟做法更具成本效益。1934年，日本部分地區發生嚴重饑荒，導致更大的政治動盪，加劇了右翼、軍事主義、民族主義和擴張主義運動。在接下來的幾年裡，日本的自上而下的法西斯指揮經濟變得更加強大，建立了軍事工業複合體，以保護其在東亞和華北的現有基地，並支援其對其他國家的遠征。與德國一樣，儘管大多數日本公司仍然是私有的，但它們的生產受到政府的控制。什麼是法西斯主義？考慮一個國家在選擇治理方式時必須做出的以下三個重大選擇：自下而上（民主）或自上而下（專制）的決策，2) 資本主義或共產主義（中間是社會主義）對生產的所有權，3) 個人主義（將個人的福祉置於首位）或集體主義（將整體的福祉置於首位）。從每個類別中選擇你認為更優的方式。法西斯主義是專制、資本主義和集體主義的結合。法西斯主義者相信，自上而下的專制領導，政府指導私有公司的生產，使個人的滿足服從於國家的成功，是使國家和人民更富裕、更強大的最佳方式。美國與盟國在美國，1929年後，債務問題使美國銀行陷入困境，限制了它們在全球的放貸，傷害了國際借款者。同時，經濟蕭條導致需求疲軟，導致美國進口崩潰，其他國家對美國的銷售也大幅下降。隨著收入減弱，需求下降，更多的信貸問題發生，形成了自我強化的經濟下行螺旋。美國的回應是轉向保護主義，以保護就業，通過1930年通過的斯穆特-霍利關稅法提高關稅，進一步加劇了其他國家的經濟困境。在經濟困難時期提高關稅以保護國內企業和就業是常見做法，但這會導致效率降低，因為生產不再發生在最有效的地方。最終，關稅會導致更大的全球經濟疲軟，因為關稅戰爭使施加關稅的國家失去出口。然而，關稅確實使受到保護的實體受益，並可能為施加關稅的領導者創造政治支援。蘇聯尚未從其1917年至1922年的革命和內戰、對德國的失利、與波蘭的代價高昂的戰爭和1921年的饑荒中恢復過來，並在整個1930年代經歷了政治清洗和經濟困難。中國也遭受了內戰、貧困和1928年至1930年的饑荒。因此，當1930年的情況惡化，關稅開始生效時，這些國家的糟糕條件變得絕望。更糟糕的是，1930年代美國和蘇聯都發生了乾旱。* 有害的自然現象（例如乾旱、洪水和瘟疫）通常會導致嚴重的經濟困難，當與其他不利條件結合時，會引發嚴重衝突。由於極端的政府政策，蘇聯數百萬人死於饑荒。同時，內部政治鬥爭和對納粹德國的恐懼導致數十萬人被指控為間諜而遭到清洗和槍決。通貨緊縮性蕭條是由於債務人手中沒有足夠的錢來償還債務而引發的債務危機。它們必然導致貨幣印刷、債務重組和政府支出項目的推出，從而增加貨幣供應，降低貨幣和信貸的價值。唯一的問題是政府官員需要多長時間才能採取這一措施。在美國的案例中，從1929年10月崩潰到羅斯福總統在1933年3月採取行動，花了三年半的時間。在羅斯福擔任總統的頭100天內，他建立了幾個大規模的政府支出項目，這些項目通過大幅增稅和通過聯準會貨幣化的債務融資的預算赤字來支付。他實施了就業項目、失業保險、社會保障支援以及友好對待工人和工會的項目。在他1935年的稅收法案通過後，最高邊際個人所得稅率上升到75%（而在1930年最低時為25%）。到1941年，個人所得稅的最高稅率達到81%，公司稅的最高稅率為31%，而在1930年起初為12%。羅斯福還實施了許多其他稅收。儘管所有這些稅收和經濟復甦幫助提高了稅收收入，但由於支出增加幅度過大，預算赤字從GDP的約1%上升到約4%。從1933年到1936年底，股市回報超過200%，經濟以約9%的驚人實際增速增長。1936年，聯準會收緊貨幣和信貸以對抗通貨膨脹並減緩過熱的經濟，導致脆弱的美國經濟再次陷入衰退，其他主要經濟體也隨之減弱，進一步加劇了國內和國際之間的緊張局勢。與此同時，在歐洲，西班牙左派民粹主義者（共產黨）與右派民粹主義者（法西斯）之間的衝突升級為殘酷的西班牙內戰。右翼的弗朗哥在希特勒的支援下成功清除了西班牙的左翼反對派。在嚴重的經濟困境和巨大的財富差距期間，通常會發生革命性的大規模財富再分配。當和平進行時，這些再分配通過對富人徵收大量稅收和大幅增加貨幣供應來實現，從而貶值債務人的債權；而當暴力進行時，則通過強制沒收資產來實現。在美國和英國，儘管財富和政治權力發生了再分配，但資本主義和民主得以維持。在德國、日本、義大利和西班牙則並非如此。在一場射擊戰爭之前，通常會發生經濟戰爭。典型情況下，在全面戰爭宣告之前，大約有十年的經濟、技術、地緣政治和資本戰爭，在此期間，衝突的力量互相威脅，測試彼此的力量極限。雖然1939年和1941年被稱為歐洲和太平洋戰爭的正式開始，但衝突實際上早在十年前就開始了。除了國內經濟動機引發的衝突和由此產生的政治變化，這些國家還面臨著增加的外部經濟衝突，因為它們爭奪日益縮小的經濟蛋糕份額。由於權力，而非法律，主導國際關係，德國和日本變得更加擴張，並開始在資源和對領土的影響競爭中不斷測試英國、美國和法國。在描述熱戰之前，我想詳細說明經濟和資本工具被武器化時常用的戰術。這些戰術包括：資產凍結/沒收：阻止敵人/對手使用或出售他們依賴的外國資產。這些措施可以從針對國家中目標群體的資產凍結（例如，美國目前對伊朗革命衛隊的制裁或二戰初期美國對日本的資產凍結）到更嚴厲的措施，如單方面債務否認或完全沒收國家資產（例如，一些美國政策制定者談論不償還對中國的債務）。阻止資本市場准入：阻止一個國家進入其自身或另一個國家的資本市場（例如，1887年德國禁止購買俄羅斯證券和債務，以阻礙俄羅斯的軍事擴張；美國現在威脅對中國採取類似措施）。禁運/封鎖：阻止本國及在某些情況下與中立第三方的商品和/或服務貿易，以削弱目標國家或阻止其獲得必需品（例如，美國對日本的石油禁運和切斷其船隻對巴拿馬運河的通行）或阻止目標國家向其他國家出口，從而切斷其收入（例如，法國在拿破崙戰爭中對英國的封鎖）。熱戰開始1937年11月，希特勒秘密與他的高級官員會面，宣佈他的德國擴張計畫，以獲取資源並團結雅利安人。隨後，他付諸實踐，首先吞併奧地利，然後奪取當時捷克斯洛伐克的一部分，該地區擁有石油資源。歐洲和美國對此保持警惕，不想在經歷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毀滅後再次捲入戰爭。與所有戰爭一樣，未知因素遠遠大於已知因素，因為a）對立的力量只有在實力大致相當時才會進入戰爭（否則明顯弱者的自殺行為不合理），b）可能的行動和反應太多，難以預測。熱戰開始時唯一確定的是，它可能會極其痛苦，甚至可能是毀滅性的。因此，聰明的領導者通常只有在對方將他們推入“非打則輸”的境地時才會選擇開戰。對盟國來說，這一時刻出現在1939年9月1日，當時德國入侵波蘭。德國看似不可阻擋；不久，它迅速佔領了丹麥、挪威、荷蘭、比利時、盧森堡和法國，並加強了與日本和義大利的聯盟，雙方有共同的敵人並意識形態一致。通過迅速佔領領土（例如，石油豐富的羅馬尼亞），希特勒的軍隊能夠節省現有的石油資源並迅速獲得新資源。對自然資源的渴求和獲取成為納粹戰爭機器的主要驅動因素，因為它將其戰役推向俄羅斯和中東。與蘇聯的戰爭是不可避免的，唯一的問題是何時。儘管德國和蘇聯簽署了不侵略條約，但德國於1941年6月入侵俄羅斯，這使德國陷入了兩線作戰的極其昂貴的戰爭。在太平洋，1937年日本擴大了對中國的佔領，殘酷地控制了上海和南京，僅在南京的佔領中就殺害了約20萬中國平民和解除武裝的戰鬥人員。儘管美國保持孤立主義，但仍向蔣介石政府提供戰鬥機和飛行員，以對抗日本，開始插足戰爭。美國與日本之間的衝突開始升級。一名日本士兵在南京襲擊了美國領事約翰·摩爾·艾利森，而日本戰鬥機則擊沉了一艘美國炮艇。1940年11月，羅斯福在競選承諾中贏得連任，承諾讓美國遠離戰爭，儘管美國已經採取經濟行動來保護其利益，尤其是在太平洋，利用經濟支援幫助其同情的國家，並對不支援的國家實施經濟制裁。1940年早些時候，戰爭部長亨利·斯廷森對日本實施了激進的經濟制裁， 1940年中，美國將太平洋艦隊移至夏威夷。10月，美國加大了禁運力度，限制“所有鐵和鋼的出口到英國和西半球國家以外的目的地”。計畫是切斷日本的資源，以迫使其撤出大部分佔領區。1941年3月，國會通過了《租借法》，允許美國向被視為“對美國防禦至關重要”的國家提供戰爭物資，包括英國、蘇聯和中國。幫助盟國對美國來說在地緣政治和經濟上都是有利的，因為向這些即將成為盟國的國家出售武器、食品和其他物品可以賺取豐厚利潤，但其動機並不僅僅是出於利潤。英國的資金（即黃金）即將耗盡，因此美國允許他們在戰爭結束後推遲付款（在某些情況下完全免除付款）。儘管這不是明確的戰爭宣言，但租借法實際上結束了美國的中立。當國家處於弱勢時，對立國家會利用其弱點來獲取利益。法國、荷蘭和英國在亞洲都有殖民地。由於在歐洲的戰鬥過於疲憊，它們無法保護這些殖民地免受日本的侵略。從1940年9月開始，日本入侵了東南亞的幾個殖民地，首先是法國印度支那，將其稱為“大東亞共榮圈”的南方資源區。1941年，日本奪取了荷蘭東印度的石油儲備。日本的領土擴張威脅到了美國在太平洋的雄心。1941年7月和8月，羅斯福通過凍結所有日本在美國的資產、關閉巴拿馬運河對日本船隻的通行和對日本實施石油和天然氣禁運作出回應。這切斷了日本四分之三的貿易和80%的石油。日本計算出，它將在兩年內耗盡石油。這使日本不得不在退讓和攻擊美國之間做出選擇。1941年12月7日和8日，日本對美國在珍珠港和菲律賓的軍事力量發起協調攻擊。這標誌著太平洋戰爭的開始，也將美國捲入了歐洲的戰爭。儘管日本並沒有廣泛認可的贏得戰爭的計畫，但最樂觀的日本領導人相信，美國會失敗，因為它在兩線作戰，且其個人主義/資本主義政治制度不如日本和德國的專制/法西斯制度及其指揮型軍事工業複合體。他們還認為，他們更願意為國家忍受和犧牲，這是決定勝負的重要因素。* 在戰爭中，承受痛苦的能力比施加痛苦的能力更為重要。戰時經濟政策同樣值得注意的是，經典的經濟戰爭戰術是什麼，戰時各國的經典經濟政策也值得關注。這些政策包括政府對幾乎所有事物的控制，因為國家將資源從盈利轉向戰爭生產——例如，政府決定a）允許生產那些物品，b）可以購買和銷售那些物品及其數量（配給），c）可以進口和出口那些物品，d）價格、工資和利潤，e）對自己的金融資產的訪問，以及f）將自己的資金移出國境的能力。由於戰爭是昂貴的，通常政府g）發行大量債務並貨幣化，h）依賴黃金等非信用貨幣進行國際交易，因為其信用不被接受，i）更專制地治理，j）對敵人施加各種經濟制裁，包括切斷其資本流動的能力，以及k）經歷敵人對他們施加這些制裁。當美國在珍珠港遭受攻擊後進入歐洲和太平洋戰爭時，絕大多數國家的領導人實施了經典的戰時經濟政策，其更專制的做法得到了民眾的廣泛支援。以下表格顯示了各主要國家的經濟控制情況。在熱戰期間，市場的波動受到政府控制和各國在戰鬥中的表現的重大影響，因為勝負的機率在不斷變化。下表顯示了各主要國家在戰爭期間實施的市場和資本流動控制。在一些國家，股市關閉是常見的，導致投資者無法訪問其資本。我還應該提到，在戰爭期間，非盟國之間的貨幣和信貸通常不被接受，因為人們對貨幣的價值充滿合理的警惕。如前所述，黃金——在某些情況下，白銀或以物易物——是戰爭時期的主要貨幣。在這種情況下，價格和資本流動通常受到控制，因此很難判斷許多物品的真實價格。由於輸掉戰爭通常會導致財富和權力的完全消失，因此在戰爭期間仍然開放的股市的波動主要受到各國在關鍵戰鬥中的表現影響，因為這些結果改變了每一方的勝負機率。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隨著德國佔領領土並建立軍事優勢，德國股票表現優異，而在美國和英國等盟國扭轉戰爭局勢後，其表現則下降。在1942年的中途島戰役後，盟國股票幾乎持續上漲，直到戰爭結束，而軸心國股票則持平或下跌。如所示，德國和日本的股市在戰爭結束時關閉，約五年後才重新開放，並在重新開放時幾乎被抹去，而美國股票則表現極為強勁。在戰爭時期保護自身財富是困難的，因為正常經濟活動受到限制，傳統的安全投資並不安全，資本流動受到限制，並且在人民和國家為生存而戰時徵收高額稅收。保護那些擁有財富的人的財富相對而言並不是優先事項，因為需要重新分配財富以將其送到最需要的地方。至於投資，賣出所有債務並購買黃金，因為戰爭通過借款和印鈔來融資，這會貶值債務和貨幣，同時人們對接受信用有合理的顧慮。結論每個世界強國都有其輝煌的時刻，這得益於它們獨特的環境以及其性格和文化的特質（例如，它們具備強烈的工作倫理、智慧、紀律、教育等基本要素），但它們最終都會衰退。有些衰退得更加優雅，創傷更小，但無論如何都會衰退。創傷性衰退可能導致歷史上最糟糕的時期，圍繞財富和權力的大規模鬥爭在經濟和人命上都極其代價高昂。然而，如果國家在其富裕和強大的階段保持生產力，賺得比支出更多，使系統能夠為大多數民眾良好運作，並找到與其最重要的競爭對手建立和維持雙贏關係的方法，則這一周期不必以這種方式發展。一些帝國和王朝能夠維持數百年，而245年的美國則證明自己是最長壽的國家之一。 (機構調研記)

2026年到了。如果只看美股券商APP上的紅色數字，很多投資者大機率還沉浸在“美股又漲了18%”的虛假繁榮裡，正準備開香檳慶祝。但在康涅狄格州的橋水基金總部，瑞·達利歐（Ray Dalio）冷冷地看著螢幕，在他最新發佈的《2025》中，這位另類大佬照例潑了一碰冷水：如果你還在用美元計價你的財富，那你正在經歷一場昂貴的“貨幣幻覺”（Money Illusion）。同時，在達利歐眼裡，2025年並不是美股的勝利年，而是法幣信用崩塌、全球資本大輪動、以及美國資產“性價比”跌至冰點的一年。01 你以為你賺了 其實你虧了28%達利歐全篇復盤最核心的一句話是：“由於大規模的財政和貨幣再通膨政策，幾乎所有東西以美元計價都大幅上漲，現在的價格相對昂貴。”（just about everything went up a lot in dollar terms because of the big fiscal and monetary reflationary policies and are now relatively expansive.）達利歐在復盤中列出了一組詳細的資料，美元兌日元：跌 0.3%美元兌人民幣：跌 4%美元兌歐元：跌 12%美元兌瑞郎：跌 13%美元兌黃金：暴跌 39%是，2025年，標普500指數名義上確實漲了18%。但是，如果你用黃金——這個人類歷史上唯一的、不被政客操縱的“硬通貨”——作為計價單位，標普500指數在2025年實際上暴跌了28%。這是一個什麼概念？這意味著，你在2025年辛辛苦苦研究K線、聽信大V買入輝達、特斯拉，每天在焦慮中盯盤，最終的結果是：你的資產不僅沒跑贏通膨，甚至沒跑贏一塊靜靜躺在保險櫃裡的金條（黃金回報率+65%）。這是Dalio想說的第一個教訓：在法幣競相貶值的時代，如果不進行貨幣避險或持有硬資產，所謂的“投資收益”不過是通膨的代名詞。之前雷·達利奧提出的全天候投資組合概念模擬02 資本用腳投票美國不再是“唯一的遊戲”過去十年，“買入美國（Buy America）”是全球資金的信仰。但在2025年，這個信仰好像動搖了，而達利歐敏銳地捕捉到了資金流向的劇烈反轉。這一年，儘管川普政府拚命鼓吹“美國優先”，拚命用關稅保護本土企業，但聰明的錢（Smart Money）卻在逃離美國——資料不會撒謊，看看2025年誰在領跑：歐洲股市：跑贏美股 23%中國股市：跑贏美股 21%新興市場（EM）：整體回報率 34%為什麼？因為地緣政治的恐懼壓倒了對利潤的貪婪。川普政府在2025年推行的“單邊主義”（Unilateralism）外交，雖然讓紅脖子們很爽，但卻嚇壞了全球資本，畢竟誰也不想自己的資產因為某天早上的一條推特而被制裁、被凍結。於是，為了避險，全球資本進行了大規模的“去美化”，轉向了歐洲、中國和新興市場。那些在2025年依然死守“美股科技七巨頭”的人，雖然賺了面子（EPS增長了22%），但卻輸給了那些配置了“全球一籃子爛資產”的土包子。這是Dalio帶給我們的第二個課：全球資產配置的鐘擺，已經從“美國獨大”擺向了“全球多元”。03 估值的死亡交叉 4.7%與4.9%達利歐在文章中首先拆解了美股看似強勁的“面子”：2025年標普500的每股收益（EPS）確實增長了12%（其中“七巨頭”狂飆22%，其餘493隻股票也溫和增長9%）。這種增長由兩大引擎驅動：57%來自把蛋糕做大（銷售額增長），43%來自切蛋糕的手法（利潤率提升）。但危險就藏在這個“切蛋糕”的邏輯裡，以及市場對它的定價中。達利歐敏銳地指出，這43%的利潤率提升，本質上可能是技術紅利被資本獨吞的結果——企業利用效率提升壓低了勞動力成本，資本家拿走了絕大部分改進成果，而工人所得寥寥。市場現在的極端高估值，是在賭這種“資本吃肉、工人喝湯”的暴利模式能永久持續，完全無視了左翼政治力量正在磨刀霍霍，準備奪回蛋糕的風險。在基本面極其脆弱的同時，金融帳目更是出現了教科書等級的“死亡交叉”。達利歐算了一筆帳：買美股： 基於當前被拉伸到極致的估值（P/E），你冒著崩盤風險，未來的長期預期回報率僅為 4.7%。買債券： 當時的無風險債券收益率約為 4.9%這在數學上是絕對的愚蠢。作為投資者，你承擔了股市崩盤的風險、承擔了公司倒閉的風險、承擔了宏觀波動的風險，結果你的預期收益竟然比躺著買債券還低0.2%？這就好比你去賭場，荷官告訴你：“這一把贏了賠你4塊7，輸了全光；但如果你不玩，出門左轉銀行穩給你4塊9。”只有瘋子才會繼續坐在桌上。但2025年的市場，依然在瘋狂下注。股權風險溢價（Risk Premium）已經徹底枯竭。Dalio的擔心是：現在的市場就如同在火藥桶上跳舞——無論是利率因10兆美債滾動而被迫上升，還是利潤率因政治博弈被強行壓縮，任何一點火星，都會讓這個估值泡沫瞬間破滅。04 紐約市長的就職典禮與階級戰爭咱們繼續講政治。達利歐的獨特之處，在於他永遠把政治（Politics）視為宏觀經濟的第一驅動力。他在復盤中說到一個極具象徵意義的場景，這可能是2025年被主串流媒體忽視、但卻決定未來的最重要瞬間：2026年1月1日，在佐蘭·曼達尼（Zohran Mamdani）的就職典禮上，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AOC（Alexandria Ocasio-Cortez）緊緊站在一起，結成了新的“反億萬富翁”統一戰線。這一幕，標誌著美國內部矛盾的徹底爆發。2025年是川普掌權的第一年，他的減稅和去監管政策，被達利歐定義為：“一場對資本主義重振美國製造業和AI技術的加槓桿賭注（a levered bet）。”於是，前10%的資本家（持有股票的人）變得更富了，而且確實在短期內做大了蛋糕（銷售額增長7%），他們根本不在乎通膨。但對於剩下60%的普通美國人來說，關稅帶來的物價飛漲壓得他們喘不過氣來。達利歐預言：“可負擔性危機”（Affordability Issue）將成為2026年的頭號政治炸彈。左翼勢力的集結，意味著未來兩年，“向富人開刀”、“提高企業稅”、“瓜分AI利潤” 將成為國會山的主旋律。這對於美股的利潤率（Margins）來說，是致命的打擊。2025年企業利潤率的提升（貢獻了43%的盈利增長），在未來很可能被政治這只大手強行按下去。達利歐預言，“錢的價值”（即物價/通膨）將成為接下來的頭號政治議題。共和黨很可能會因此在2026年中期選舉中失去眾議院，而2027年和2028年的美國政治將變得“非常混亂”。04 達利歐眼裡的未來展望未來，達利歐眼中的那台“機器”正在發出危險的摩擦聲。一方面，債務海嘯正在逼近。美國未來需要滾動近10兆美元的債務。另一方面，為了維持經濟運轉和美股泡沫，聯準會（Fed）不僅不敢加息，反而傾向於降息（Ease）。達利歐指出，聯準會的新主席和FOMC顯然帶有明顯的偏見：他們試圖壓低名義利率和實際利率。這雖然會暫時支撐資產價格（吹大泡沫），但會進一步削弱美元的價值。這是一個死循環：為了救債 -> 必須印鈔/降息 -> 導致美元貶值 -> 導致通膨/資產泡沫 -> 導致債券收益率曲線陡峭化（長端利率上升）-> 導致持有現金和長債成為最差的選擇。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在2025年，10年期美債以黃金計價暴跌了34%。基於這套邏輯，達利歐也給出了隱含的生存建議——1. 極度、極度地分散（Radical Diversification），學學狡兔三窟：一窟在生產力（少量優質科技股，避險通膨）；一窟在硬資產（必須持有黃金！這是達利歐強調了一整年的重點，65%的漲幅不是頂，是貨幣崩潰的開始）；一窟在離岸（去買那些便宜的、美國製裁不到的資產，比如新興市場債券或資源國股票）。2. 警惕AI泡沫： 雖然AI能提高利潤率，但目前的估值已經透支了未來，且處於“泡沫早期階段”。3. 關注政治風向： 美國的左右之爭（資本主義 vs 社會主義）將在未來兩年決定稅收和利潤的分配，這比財報更重要。 (TOP創新區研究院)

業界退休的橋水基金創辦人瑞·達利歐近日作客史蒂文·巴特利特主持的播客《The Diary of a CEO》，暢談時代變局。播客主題為「我們正走向非常、非常黑暗的時期！美國與英國的衰落即將到來！」這顯然是標題黨。今年以來，達利歐已多次闡述美國債務危機，而此次對話的真正價值，在於他罕見地真誠分享了個人成長歷程，以及個體如何在動盪時代安身立命、追尋真正的幸福。他更指出：AI時代最大的危機，並非科技本身，而是人性的危機──我們如何彼此共處。全文約2萬字，閱讀需1小時，建議先收藏後再閱讀。一、我們身處在一個怎樣的時代？史蒂文‧巴特利特：瑞，我想向你描述此刻正在收聽的聽眾。我有個問題想問你：這類人現在最該從最高層次思考什麼？正在收聽的人，是那些致力於改善生活、對商業充滿興趣、可能正打算創業的人。他們關心自己將時間、精力投資於何處，也關心基於地理選擇的安家地點。他們渴望實現某個目標，年齡主要集中在18到50歲之間，非常渴望理解這個令人感到極度恐懼、快速且不確定的世界。這個問題非常難，但如果要問任何人，那非你莫屬。此刻，他們最應該考慮的一件事是什麼，以保護他們的未來、家庭和財務？瑞達利歐：我認為這並不難。我認為這非常清晰。他們必須理解生命周期是如何運作的。我們剛才還在談書中的內容，那個生命周期的弧線。你必須明白，你正踏上一段冒險之旅，你有自己獨特的天性，那些構成你偏好的特質等等。然後你去追求你喜歡的東西，不斷學習，過程中會有起起落落等等，而你該如何應對。所以你問的是更高層次的問題，如果我俯瞰這一切，就像那個生命周期、那個弧線一樣，這段旅程是什麼樣的？你如何找到一條適合你天性的路？然後你沿著這條路走下去，不斷髮現並進化。那會是什麼樣子？他們需要瞭解的就是這些。史蒂文‧巴特利特：你所說的「天性」指的是什麼？瑞·達利歐：人的天性一部分是與生俱來的，另一部分則由環境塑造。我們有我們的偏好、傾向，我們以特定的方式思考。例如，你選擇了創業，你正在實踐你的天性，對吧？這並不適合其他人。有些人天性不同，他們可能更喜歡穩定的工作，喜歡清晰的結構等等。所以當你瞭解了自己的天性，你就要去尋找一條適合你天性的道路。然後才是具體的戰術問題。所以如果你問我，我應該在英國還是美國？這取決於很多因素，但這是一個戰術性問題。史蒂文‧巴特利特：所以，如果我想成為創業者，想建立一家科技公司，你覺得我應該在英國還是美國？瑞達利歐：我認為你應該在美國。美國有一種創業和創新的文化。這與歐洲，特別是英國的「菁英階層」文化截然不同。在這裡，你25歲，頭髮染成藍色，但只要有才能，能做成事，就能獲得資源，成為創業家。這裡就有這樣的文化。這意味著創業活動更頻繁。這就是為什麼你能看到經濟上的差異。創新真正發生在那裡？就在這裡。所以，如果你想成為創業者，這是一個特別有利於創業的環境。史蒂文‧巴特利特：那麼，你對當前英國的誠實看法是什麼？瑞·達利歐：英國存在財政問題，政府有債務問題。它沒有足夠的錢去做它想做的事和能做的事。所以你會看到非本地居民（non-dom）的問題，人們在遷移等等。縱觀歷史，當這種情況出現時，人與人之間就會產生巨大沖突。自戰爭以來，英國一直在衰落。即使是資本市場的發展，你能在那裡籌集資金嗎？所有這些方面都比美國差得多。註：近幾年倫敦IPO市場持續低迷，交易量自2022年以來大幅下降。 2024年，倫敦IPO融資額跌破10億美元，為金融危機以來第二次跌至如此低點。史蒂文·巴特利特：這會導致衝突。瑞達利歐：當然，我認為有五大驅動力塑造了一個大約80年左右（上下浮動50年）的大周期。這五大驅動力是：第一，貨幣、債務和經濟力量。即人們的購買力。當你給人信貸時，他們就能消費，但這也會產生債務，而債務必須償還。如果收入不足以償還債務，債務相對於收入就會增加，擠壓消費，人們也不願持有債務資產等等。英國已經歷過這種情況，這與第二股力量有關。我們所有人都在不同程度上經歷這些。第二股力量是內部政治和社會力量。即左右翼之間的衝突，財富差距與機會差距。我們有巨大的財富和機會差距。當差距巨大時，就會產生衝突。當人們覺得體制無法為自己服務、不再信任體制時，就會爆發內戰、內部衝突等等。第三股力量是地緣政治力量。即通常從一場大戰到另一場大戰的周期。上一次戰爭在1945年結束，我們在1945年建立了新的秩序。其運作方式是，戰爭的勝利者決定世界秩序如何運行，他們劃定邊界，規定“事情將這樣運行”，這就是新秩序。這個秩序會持續，直到一個崛起的大國挑戰現有的大國和正在衰落的現有世界秩序。然後就會產生國際衝突。這些秩序──貨幣秩序、內部政治秩序、地緣政治秩序──都會崩潰，它們相互交織，共同作用。第四股力量，在歷史上一直是自然力量。例如乾旱、洪水和瘟疫，它們造成的死亡人數超過戰爭。自然有著巨大的影響。第五股力量是人類的創造力，特別是新科技。因為這種創造力提升了人均收入、人均GDP以及任何衡量生活水準的指標。但它也與我前面提到的前四股力量有關。這四股力量相互作用。現在，回到你提到的英國案例，它有財政問題。而且幾乎每個國家現在都因為同樣的原因面臨更嚴重的內部政治問題：財富差距、機會差距、我們該怎麼辦？誰掌握權力？我不信任這個制度等等。第三，我們肯定正處於大國間的國際衝突。這無疑影響著歐洲和英國，我們不僅要處理烏克蘭局勢，還有俄羅斯局勢。這意味著什麼？這也與金錢有關，因為國防或軍事開支的錢從那裡來？所以這很重要，地緣政治很重要，氣候當然也很重要。然後是技術和創造力。所以，所有事情都可以透過這個框架來檢視。史蒂文·巴特利特：既然所有國家都在經歷這些，這對英國意味著什麼？這是否意味著所有國家都將遭受同等的痛苦？瑞達利歐：不，不是的。因為它們並不平等，有些國家比其他國家負債更多。有些人更願意持有某些國家的債務，而有些則不然。有些國家資源較豐富。有些國家更大、更強，有些則較弱。它們處於不同的狀況。有些國家有盈餘。有些國家沒有處於戰爭中心。史蒂文‧巴特利特：那麼，你目前對英國的未來持樂觀態度嗎？瑞·達利歐：不。不持樂觀態度。史蒂文·巴特利特：因為它負債高，存在社會內部衝突。它受到地緣政治因素的影響。在創造力方面，它沒有像其他國家那樣的文化。例如美國就有這種文化。瑞·達利歐：是的，還有支撐這種文化的資本市場，其規模足以讓該國真正參與這場遊戲。我的意思是，它能給你錢。換句話說，你是一個有才能的人。關鍵在於我們要賦能他人，對吧？資本市場很有效。這是最重要的力量。因為你能看到誰擁有金錢和權力。輝達從那裡來？他們就像你這樣的創業者，因為他們有才能，人們願意賭他們一把，這就是資本市場。所以他們會給你錢來幫助你，因為他們想賭你，然後好事就會發生。史蒂文‧巴特利特：但你目前對美國持樂觀態度嗎？瑞達利歐：美國也深陷這些問題之中。如果我按我的清單來看，它確實存在貨幣、債務和經濟問題。我們可以深入探討這一點。它確實存在內部權力衝突，左右翼之間因財富差距、價值觀差距以及人們不相信制度會為自己服務而爆發鬥爭。因此，民主面臨風險，因為他們不再相信規則。第三，它當然是世界大國衝突中的一方主導者。換句話說，是美國及其盟友與另一方的中國及其盟友之間的對抗。當然，還有技術。美國和中國正處於重大的技術競爭。其他國家根本不在遊戲中。他們沒有足夠的資金、創新能力和人才來參與這種規模的競爭。所以我們有一場偉大的科技戰爭，它可以用來創造巨大的進步，但同時也可能引發巨大的衝突。現在的問題是，誰會贏得這場技術戰爭？因為技術戰爭的贏家將贏得所有戰爭。換句話說，他們將贏得經濟戰，贏得地緣政治戰，因為技術決定一切，我所說的並非歷史未曾重複過的。史蒂文‧巴特利特：你能給我講講技術的歷史背景嗎？瑞·達利歐：例如，核武贏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史蒂文‧巴特利特：這個周期是否比這更早？瑞達利歐：哦，不，它追溯得更遠，為了理解這些事情，因為我必須對未來的走向下注。我是全球宏觀投資者，我研究了過去500年的歷史，這種情況一次又一次地發生。我可以以大英帝國為例，也可以帶你回顧所有帝國，之前的荷蘭帝國等等，這種情況一直在發生。史蒂文·巴特利特：我看過你關於這個的視頻，瞭解這些事情是多麼可預測，以及你為揭示這一歷史趨勢所做的工作，真是令人著迷。對我來說，幾乎是不可辯駁的。看著證據，在YouTube上一個大約40分鐘的影片裡，你展示了這一切如何在各個帝國中上演。這引出了一個問題，當你住在美國，生活在當下時，你幾乎從未想過你所在的帝國可能會衰落。你就是不會這麼想，你看不到它如何發生。我們太強大了，太偉大了。我們在做AI，我們有錢，一切都好，陽光明媚。瑞達利歐：這當然難以想像，人們總是認為未來只是對現在的輕微修改。但事實並非如此。觀察幾十年的變化。但這就像觀察一個人的成長。你知道，你看著你的孩子，或看著任何年齡的人，這就是你所看到的。你看不到生命的軌跡。但生命的軌跡是不可否認的。史蒂文‧巴特利特：但你認為在接下來的50到100年裡，美國可能不再是全球主導力量，這種可能性存在嗎？瑞·達利歐：是的。不止是可能性。史蒂文‧巴特利特：「不止是可能性」是什麼意思？瑞達利歐：這些演變總是會發生，並且以特定的方式發生。如果你觀察機率、路徑和徵兆，就會發現挑戰的存在。我們正處於一個關鍵時刻，問題是這個體系和人民能否控制局面，以強大的方式妥善處理，而不是鬥爭到互相傷害、損害未來前景的地步。史蒂文·巴特利特：但我的意思是，美國非常具有創新性。這裡有很多很棒的創新公司，所以肯定…瑞·達利歐：不能一概而論地談論美國，順便說一句，也不能一概而論地談論市場。你看到的是1%的人口，一小部分人。在一個3.3億人口的國家裡，大約有300萬人做得極為出色。然後是前10%的人群，也就是他們周圍的人，在那個世界裡他們也做得非常好。同時，美國底層有60%的人口閱讀程度低於六年級。對於這個群體來說，掌握基本技能、成為有生產力的人至關重要。一個成功的社會需要廣泛的基礎生產力和繁榮。這是一個問題。那麼，你看到的是那個美國呢？你是否看到了這些群體之間正在發生的衝突？史蒂文·巴特利特：作為一個局外人，這對我來說有點複雜，因為我看到川普說他代表了這些人。但顯然，川普本人就來自億萬富翁階級。那麼，他是不平等的救星嗎？他是在糾正…瑞達利歐：我認為他看到了很多問題，我認為他看到了債務問題，看到了內部衝突和失序的問題。你看地圖，有紅色和藍色，你能看到它們的位置。他代表了紅州，他們團結在他周圍，共同做某些事情。然而，另一部分人會說，那些依賴食品券項目或其他項目、而這些項目卻被削減的人會說：「等等，這並不代表我。」我們身處紐約市。即將到來的市長選舉就是雙方對立的一個例子。他們會試圖利用這個制度。但問題是，這個制度還能得到足夠的支援來運作嗎？但這就是我們現在的狀況。史蒂文·巴特利特：關於英國這一點，我想最後再問一下，如果你要試圖修復它，你的目標會是什麼？我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我們確實正在經歷廣泛報導的百萬富翁外流。我認為今年我們預計將流失約1.6萬名百萬富翁。在像中國、美國、阿聯酋、英國這樣的大國中，我們流失的百萬富翁數量最多。我想知道你是否認為這是可以修復的，如果你掌管英國，你可能會瞄準什麼？首先，情況是不同的。瑞達利歐：首先，如果你回到基本問題，即債務過多、存在赤字、教育和機會水平存在差異等等，你能擁有的最重要的東西就是一個強大的中間派。同時也要有足夠的力量讓人們去做需要做的事情，以提高生產力。重要的是，人們是否愛國並參與其中？畢竟，人們會前往比他們更好的地方，還是留在比他們差的地方。這是根本性的。史蒂文·巴特利特：激勵機制。瑞·達利歐：所以你必須讓這個地方變得更好。我會說，你也可以先打造一些“飛地”，讓它們發展起來，然後逐漸擴散。但你也必須實現教育平等，或者說，你必須努力爭取機會平等。但無論如何，這是一個困難的問題，恐怕我無法解決。人們會去那裡？他們會去擁有我們所談論的這些特質的地方。它們是文明的，有創造力的。人們不會彼此交戰。史蒂文‧巴特利特：當我問這個問題時，聽到你語氣的低落讓我感到不安。你似乎有點……你對英國有點放棄了。你的臉部反應？瑞達利歐：不，我只是個務實的人。我是個現實主義者。我賺到錢了。我在這個行業。我的天性就是努力保持現實，並對未來的發展下注。而這並不健康。英國的情況並不健康。美國的情況在很多方面也非常危險。這就是我們正在描述的狀況。史蒂文‧巴特利特：接下來歷史會發生什麼事？瑞·達利歐：通常，會有一場大的爭奪。因為人們不再信任這個系統，所以系統會崩潰。那麼，法律系統能解決這個問題嗎？議會系統能令人滿意地解決這些爭端，讓持有不同觀點的各方都滿意嗎？而各方都不會相信它。這可以追溯到羅馬。可以追溯到凱撒和元老院。這在歷史上一直反覆發生，在1930年代，四個主要的民主國家選擇成為專制國家。這發生在義大利、德國、西班牙和日本。史蒂文‧巴特利特：對於不瞭解這個詞的人來說，什麼是專制？瑞·達利歐：嗯，它本質上意味著一種獨裁，由少數頂層人物實行專制，這意味著他們直接指揮一切，而不是像民主那樣，由代表各種不同觀點的人聚集在一起，遵循規則做出決策。史蒂文·巴特利特：所以英國可能成為專制國家，美國也可能成為專制國家，我猜是這樣。瑞達利歐：你會看到很多人希望出現一個強而有力的領導者，能夠掌控局面並使其良好運作。你很可能會看到兩種不同的觀點——紅色陣營和藍色陣營——彼此對立。你很可能會看到這種類型的衝突。史蒂文·巴特利特：你說美國自己也在玩一場危險的遊戲。這是從債務的角度，還是其他方面？瑞達利歐：是的，從這些面向來看：債務、內部衝突、世界秩序的變化、地緣政治衝突。我不知道。我們在不同地方的戰爭中使用核武。然後還有氣候變化，以及科技戰爭，我們如何應對這場技術戰。史蒂文·巴特利特：如果中國成為世界上的主導力量，這種過渡會是平穩的嗎？瑞達利歐：首先，我認為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任何一方都不會明顯佔據主導地位。最快實現主導的方式就是某種形式的戰爭。而這是一件危險的事。但也許它會演變，希望像蘇聯那樣演變，相互確保摧毀的擔憂會讓各方避免那種戰爭。然後，一種制度或另一種制度獲勝。但這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我也無法斷言。史蒂文‧巴特利特：你是否經常思考時間框架？因為當我觀看《變化的世界秩序》時，似乎這些過渡發生的時間框架有一定的規律性或可預測性。你認為我們現在處於什麼位置？瑞達利歐：就像生命周期一樣，約80年。但它不是預先決定的，就像你的生命周期也不是預先決定的一樣。例如，如果你照顧好自己，不吸菸、飲食健康、運動等等，那麼你的壽命可能比你不照顧自己時還要長。情況類似，你看歷史中的這些周期，它們在演變，但可以看到行動和徵兆，就像做一次體檢，能讓你瞭解它們處於生命周期的那個階段。史蒂文‧巴特利特：我們距離二戰已經80年了。瑞達利歐：是的，徵兆很明顯。它們都在那本書裡。你可以看到所有系統的圖表。二、身處這個時代，個人該如何自處？史蒂文·巴特利特：如果你在美國，這值得擔心或關注嗎？瑞·達利歐：當然。問題是，作為個人，你該如何應對。史蒂文‧巴特利特：作為個人，我該如何應對？瑞·達利歐：首先，我認為你必須意識到當前的情況和風險，對我和我的家庭來說，關於風險以及我應該如何抵消這些風險。有一句中國諺語：「狡兔三窟」。意思是，我可以搬到更好的地方，離開糟糕的地方。我能成功移民或做其他改變嗎？縱觀歷史，這一點很重要。其次，建立你的財務實力很重要，這關係到你如何賺錢、花錢和儲蓄。這將決定金額。然後你如何使用這筆錢進行投資也很重要。所以，如果你有財務能力，可以做出遷移，同時擁有知識，瞭解正在發生的事情，從而能夠改變狀況，這些都是你需要的東西。史蒂文‧巴特利特：那麼，關於「狡兔三窟」的第一點，現在更好的決定就是別買房？因為很多人最終買了房子，這將他們固定在一個地方，這意味著他們必須支付房貸。所以我們大多數人從小接受的財務建議是，當你有足夠的錢時就買房，搬進去，還25年的房貸。但如果我處在一個新的經濟環境、新的世界中，靈活性和隨時起身離開的能力是有價值的。瑞·達利歐：資本的流動性很重要。如果你看歷史，這是一個重要的考慮因素。如果那是你的主要資本，並且被固定在那裡，那麼就會限制你的靈活性。史蒂文‧巴特利特：你是個父親，對吧？瑞·達利歐：是的。史蒂文‧巴特利特：你給你的孩子什麼建議，關於在這個世界賺錢，他們應該在那裡創業，那些技能最有價值，那些技術。我們談到美國是建立職業生涯的最佳地點之一，基於你所描述的所有原因。瑞達利歐：嗯，這有點像你問我的具體問題。這低於更高層次的層面。更高層次的原則是：讓工作和熱情合而為一。但也不要忘記金錢部分。如果你讓工作和熱情合而為一，真正享受你的工作，你就會有一個愉快、滿意的生活，你很可能在事業上也做得更好。但確實，如果你說「我想當個詩人」之類的話，你最好考慮一下這樣做的財務後果。這並不意味著你必須賺很多錢，因為我認為很多人陷入這個陷阱，認為大量的金錢等於巨大的成功。事實並非如此。換句話說，你的工作和熱情是一回事嗎？我認為，讓人們幸福的是有意義的工作和有意義的關係。如果你有你投入的有意義的工作，你的熱情和工作是一回事，你有有意義的關係，無論是透過工作還是超越工作，你可能會有一個美好的生活。你必須牢記這一點。在達到某個水準後，金錢與幸福感的相關性不大。在關於幸福和福祉的社會研究中，相關性最高的因素是社區。你有社區感嗎？你周圍有屬於你的社區的人嗎？你會活得更久。你會有更快樂的生活，結果會更好。但無論如何，我認為思考這些問題很重要。（註：薩特說，他人是地獄。但其實，他人也是天堂。友誼、愛情，都是天堂，都需要一個「別人」。）史蒂文·巴特利特：根據你在這本書、《原則》以及你的引導之旅中的人生周期，你認為在創造財富方面，你是否必須在人生周期的不同季節玩不同的遊戲？我在這裡談論的是風險偏好或我應該優化什麼。我應該試著和瑞·達利歐混在一起，還是應該專注於給我最高薪水的工作？瑞達利歐：首先，你提出的第二個問題，答案是肯定的。你應該和那些最能教你、指導你行動的人在一起，和最優秀的人在一起，而不是薪水最高的工作。當我說最優秀的人時，我的意思是有良好品格和能力的人。（註：一個人到底適宜做什麼？要靠他自己去選擇。選擇對了，大有作為，選擇錯了，完了。訪師問友，是選擇的開始。）所以在人生的早期階段，最重要的是學習和體驗。就像你要做選擇：我要朝那個方向發展，等等。然後在你人生周期的末期，你基本上擺脫了這一切。你不再為了賺錢而工作。你將考慮如何過渡？如何過渡到福祉？如何過渡你的財富？等等。那就是你所處的位置。學習仍然是一種樂趣，但同時，就試圖實現目標而言，在人生後期與早期是不同的。史蒂文‧巴特利特：所以我想問你人生早期階段的經歷，以及你做出的最重要、對累積財富有戰略意義的決策。如果有人的個性跟你相似，你會建議他們考慮那些決策？瑞達利歐：我的天性是討厭上學。我不喜歡那種「記住這個，記住那個，然後再背給我聽」的教育方式。例如歷史課上講威廉征服者在1066年做了什麼——所有這些就是我當時所理解的「教育」。當我12歲還是個孩子的時候，我透過打零工賺錢。我送過報紙，割過草坪，也當高爾夫球僮。我把當球僮賺的錢存下來。那時12歲，所有人都在談論股市。於是我也把一些錢投了進去。當然，我其實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但我選了一檔股票——那是我當時唯一聽過的、股價低於5美元的公司。我的邏輯是：我可以買更多股，所以如果股價上漲，我就能賺更多。這顯然是個愚蠢的標準。但那家公司剛好即將破產，後來被另一家公司收購，股價翻了三倍。我說：「我喜歡這個遊戲。」 從此我就迷上了投資。直到今天，我還是沉迷其中。我喜歡它。這件事影響了我。我勉強進了CW Post學院，後來又去了哈佛商學院。在那裡，我大開眼界，因為那裡聚集了各種各樣的人，環境和氛圍完全不同，可以說是匯集了最優秀、最聰明的一群人。但我一直沒有停止交易市場，因為我一直都在玩這個遊戲。我可以跟你講幾個故事，你想聽嗎？史蒂文·巴特利特：當然想！瑞·達利歐：大學畢業後、進入哈佛商學院之前，我在紐約證券交易所的大廳裡擔任暑期實習職員。那是1971年的夏天。然後1971年8月15日，尼克森總統在電視上宣佈：你們不能再拿著紙幣去兌換黃金了，這個承諾將被終止。他沒有用這麼直白的話，但當時的貨幣本質上就是黃金，而我們現在所說的紙幣（法定貨幣）只是對黃金的索取權。那天我走在紐約證券交易所的大廳裡，我以為股市會大跌。結果股市卻大幅上漲。我不明白為什麼，因為我從未經歷過貨幣貶值。於是我開始研究歷史，發現1933年3月，羅斯福總統透過廣播發表了幾乎完全相同的聲明：你們不能再拿到黃金了，我們將開始印鈔票。當你大量印鈔時，就會出現那樣的情況。我由此認識到：那些在我一生中從未發生過的歷史事件，其實非常重要，值得深入理解。之後我回到哈佛商學院讀了兩年書。兩年後，由於先前大量的印鈔和石油危機的影響，我們迎來了1973年的石油危機。憑藉我的背景，我被一家華爾街經紀公司聘為商品部主管。隨後發生了各種動盪。那家公司最後倒閉了，我又去了另一家公司。但我是個不安分的人，不喜歡事事都服從。所以我被解僱了。那是1975年的事。但客戶都蠻喜歡我，願意付錢請我提供建議。我繼續交易市場，也就是在那時，我創辦了橋水（Bridgewater）。現在，橋水已經走過整整50年了。這段旅程充滿了失敗、成功和學習。我有一個原則：痛苦+ 反思= 進步。你最重要的學習往往來自痛苦。這是一種訊息，提醒你注意：現實是如何運作的？你該如何以不同的方式應對？這樣你就能建立起更好地應對現實的原則。（註：健康是一種麻木，因為健康在製衡痛苦。人落入絕症，就是這種制衡的消失。先痛苦，病再好起來的人最幸福。大病初癒的人，目光、心情，特別明亮。）我學會了這個過程，而正是透過這個過程，我的公司橋水成為了全球最大的避險基金，極其成功，管理著1500億美元資產，擁有1500名員工。史蒂文·巴特利特：這也讓你成為了一個非常富有的人。瑞達利歐：確實讓我變得非常富有。但順便說一句，這從來不是我的初衷。我只想玩好這個遊戲，有有意義的工作和有意義的關係，這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你在這個遊戲中表現出色，你自然會賺到很多錢。現在我到了人生的新階段，我希望把這些經驗傳遞下去，所以才有了這些書，才有了我們的對話。我學到了很多，這就是我的旅程。史蒂文·巴特利特：人們通常不太願意談論金錢，我理解這一點。但你是著名的慈善家。此外，根據Google的資訊，你的淨資產高達數百億美元。我相信有些觀眾點進這個對話時，並不清楚你累積的財富規模，也不瞭解橋水資本在投資界的巨大影響力和知名度。在這50年的人生軌跡中，你提到的一件事是「痛苦」。我們每個人都會經歷痛苦。你說過「痛苦+ 反思= 進步」。你是如何學會面對痛苦的？應對痛苦的最佳原則是什麼？瑞達利歐：首先，你要讓自己冷靜下來，然後在適當的時機反思所發生的事情，從而理解現實是如何運作的。你希望成為一個「超現實主義者」（hyper realist），真正理解現實的運作規律。因此，在這種情況下，我需要建立原則。每當我思考「我該怎麼辦？」——無論是否痛苦——我都會停下來，反思：「如果這種情況再次發生，我該怎麼做？」 正是透過這種方式，我寫下自己的原則。我會寫下許多原則：如果發生A，那麼就採取B行動，等等。後來我發現，在投資中，如果我能把這些決策規則程序化，就可以回測它​​們在過去的表現。所以我建立了系統——由電腦做出決策的決策系統。這其實是LLM（大語言模型）出現之前的AI，是一種基於決策標準的自動化系統。這就像是我開發了一個電腦西洋棋遊戲，它一邊下棋，我一邊在腦海中進行心理博弈，雙方各自決定走法。整個流程完全自動化。但我想表達的是：反思“現實究竟是如何運作的”以及“當這種情況發生時我該如何應對”，這個過程就是在建立原則。這對我而言是無價的。這也讓我看待事物的方式與眾不同。很多人如果沒有這麼做，他們的腦中就像有一場暴風雪，各種訊息紛至沓來。而我看到的卻是「又一個同類事物」。舉個例子，就像是物種分類。例如，「哦，這是鴨子。」 那我該怎麼應對鴨子？或“這是獅子”，我該怎麼應對獅子？而不是被動地面對一大堆混亂的資訊。史蒂文·巴特利特：模式識別。瑞·達利歐：是的。這種以原則為基礎的思考方式，讓我決策的品質大幅提升，幫助極大。史蒂文‧巴特利特：我有兩個問題：要成為一個有原則的思考者，我需要進行更多的反思，對吧？另一個是思考“機器是如何運作的？生活是如何運作的？這些事情背後的機制是什麼？”瑞達利歐：是的，還要把想法寫下來。我發現有時我會對著iPhone口述：「好的，當你要做決定時，你為什麼會做出這個決定？」 不只是做決定，而是思考你做決定所依據的標準。史蒂文‧巴特利特：還包括我的情緒、創傷、不安全感、焦慮。瑞達利歐：沒錯。在反思時，你可以問自己：這些情緒是有幫助的，還是有害的？我該如何應對？例如你提到的情緒、心理創傷等。你必須理解，大腦基本上有兩個部分：一部分是邏輯思維，試圖理性分析，這是意識層面的；另一部分是潛意識，它是潛藏的、驅動你行為的深層力量。當你能夠反思：「我的情緒是如何介入的？我該如何應對？」然後進行思考並協調兩者，這會非常強大。順便說一下，冥想天然就能實現這一點。當你冥想時——也許我該解釋一下冥想的原理和方法——你安靜地坐著，在腦海中重複一個被稱為「咒語」（mantra）的聲音，這個詞本身沒有具體含義。最經典的例子就是「Om」（嗡）。你安靜地坐著，配合呼吸，默念「Om」。但你需要經過指導才能正確練習。當你這麼做時，因為你的注意力集中在咒語上，你就無法產生其他雜念。你會注意到自己在「專注於咒語」和「分心」之間來回波動，然後你再把注意力拉回咒語上。當你長時間專注於咒語時，聲音會逐漸消失，你便進入了潛意識狀態。這被稱為「超越」（transcending）。我練習的就是「超覺冥想」（Transcendental Meditation）。在這種狀態下，你既不是清醒的意識狀態，也不是無意識的睡眠狀態，而是處於一種潛意識狀態。它不是無意識（像睡覺那樣），也不是清醒意識（像我們現在這樣交談）。這是一種不同的狀態。例如，如果你聽到噪音，你會感知到它，但它不會打擾你。而在睡眠中你則不會感知。這種狀態是放鬆的，有益的。這個過程有助於讓你的意識和潛意識達到協調一致。換句話說，你同時意識到兩者，內心也會平靜下來。就像忍者電影中的忍者，他們在戰鬥，但動作看起來像慢動作。這種冥想讓你進入類似的心理狀態，從而更從容地應對挑戰。所以你剛才提到的那些經驗以及你如何應對它們，對決策品質至關重要。史蒂文‧巴特利特：超覺靜坐對你的成功有多大影響？瑞達利歐：影響力巨大，極為重要，非常非常關鍵。換句話說，這種看待世界的方式。順便提一下，還有「寧靜禱文」（Serenity Prayer）：「上帝，請賜予我寧靜，去接受我無法改變的；賜予我勇氣，去改變我能改變的；並賜予我智慧，去分辨這兩者的區別。」我們剛才談到了反思。你問我關於反思的問題。如果你能以這種高品質的方式進行反思，你就能應付任何挑戰。我經歷過最糟糕的事──我失去了兒子，那一刻我寧願自己死。我寧願失去一切也不願失去我的兒子。這是最可怕的悲劇。那種傷害、恐懼對家庭造成的破壞，令人痛心。但透過冥想、反思等方式走過那段黑暗，對我而言是無價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挑戰。但我真心建議你的觀眾，也建議你，去學習這種方法。它真的非常有幫助。史蒂文‧巴特利特：那場悲劇如何改變了你對生命、幸福、成功，以及你寫過的所有這些事情的看法和原則？瑞達利歐：我再次跳脫出來，從更高的層次反思整個人生的軌跡。我意識到，在我所有的書中都描繪了這種“弧線”，這就是生命和進化的本質：你會取得進步，也會遭遇挫折。如果你能好好反思，理解現實是如何運作的，並學會如何應對，你就能克服困難，繼續前進。就是這樣，生活本來就是如此。如果你做得好，那就是你所能擁有的最好的人生。史蒂文‧巴特利特：你是宗教信徒嗎？你是個有宗教信仰的人嗎？瑞·達利歐：我不是宗教信徒，但我有靈性（spiritual）。宗教通常是迷信和靈性的混合體。一半是人們無法知曉的神祕元素，另一半則是關於人與人之間該如何相處的智慧。例如「業力」（karma）的概念。幾乎所有宗教都有這樣的核心教義：你希望別人怎樣對待你，你就應該怎樣對待別人；或者“種什麼因，得什麼果”。而且事實確實如此：如果我們能夠良好合作，即使是我為你做的一件小事，也可能大大改變你的人生；而你為我做的小事，也能大大改善我們的生活。這不僅是實用的，也是令人喜悅的。它能建立深厚的關係。我們之前也談過，有意義的關係正是巨大幸福的泉源。當你在一個社群中實踐這一點時，社會也會變得更好。幾乎所有宗教都會告訴你，它們都包含這些要素。（註：全部基督教教義，就是「你要愛你的鄰人如愛你自己」。這句話最簡單、最易解，但人類已做不到了。太多人都不瞭解自己，也沒有正確的愛自己，更何況能正確的愛別人。愛也是一種能力。另外，從實用主義講“因果”，容易陷入偽善，見效，是真理，不見效，非真理。更好的方式還是禪宗講的「不昧因果」。善，因是無報償的，才可愛；惡，因是無惡報的，才可惡。 ）當我說我相信「靈性」時，我的意思是：我們都是更大整體的一部分。如果你能意識到自己是這個整體的一部分，並且去愛這個整體——無論那是什麼，那就是真正的靈性。所以，我會走完我的人生軌跡，然後死去。對此我很坦然。這只是更大整體的一部分，是自然的一部分，就是這樣。至於其他的事情我無法斷言，但我相信我剛才所說的這些。（註：這段話展現了達利歐的世界觀與人生觀：一種非二元性的整體意識，消解了人與自然、個體與整體、生與死之間的根本對立。在這種視野中，萬物並非割裂存在，而是彼此依存、動態統一的有機整體。正因如此，它提供了一種超越精神與功利的精神感在這種人生觀下，死亡不再是生命的斷裂或虛無的降臨，而被視為生命回歸自然循環的一種自然方式——如同溪流匯入大海，個體重新融入其所從來的宏大整體。正因如此，面對生死，他才能如此坦然。 ）史蒂文‧巴特利特：談到如何過著成功的人生，我們已經討論了擁有夢想、瞭解自己的天性、追求目標，以及理解現實——而超覺冥想正是實現這一目標的絕佳機制。在你關於成功人生的書中，你也提到了「決心+ 決心+ 勤奮」。如果我想成為一個成功的人，你覺得勤奮有多重要？瑞·達利歐：它能賦予你力量。非常重要。有些人可能不想選擇勤奮，但事情的諷刺之處在於：任何事情都有「一階後果」和「二階後果」。這是生活的規律。大多數時候，一階後果（無論是你喜歡或不喜歡）往往會導致相反的二階後果。我的意思是，例如飲食或鍛煉：吃你喜歡的食物，二階後果可能並不好；我不想鍛煉，二階後果也不會太好。而勤奮工作能讓你變得更強壯。力量從那裡來？力量來自努力工作。因此，勤奮會賦予你力量，而力量會讓你的生活變得更輕鬆、更美好。就是這樣。史蒂文·巴特利特：並且在這樣做的同時保持開放的心態。瑞·達利歐：我強調的是，要同時做到「開放心態」和「堅定主張」。我看到很多人死死抱住自己的觀點不放。這其實是人類最大的悲劇之一。因為這種悲劇本來可以輕易避免──如果你願意學習更多，你本來可以糾正一個原本錯誤的強烈觀點。如果你說：「我希望我的想法被壓力測試，我希望我的思維受到挑戰，以確保我做出更好的決策，所以我歡迎質疑。」但很多人把這種質疑看作一場戰鬥。其實，當別人持有不同意見時，並不是在打架：「我不知道，我是錯的，還是他們是錯的？有50%的可能性是我錯了。」所以它應該引發好奇和交流，幫助你看到完整的圖景。但潛意識的本能是：我要堅持到底，我要打一場仗。史蒂文·巴特利特：這是個問題，因為對很多人來說，賭注太高了。瑞·達利歐：這是潛意識的反應。它源於大腦將智力上的挑戰誤認為是戰鬥，是自我ego 在作祟——“我必須是對的。”史蒂文·巴特利特：身為投資者和企業家，這一點尤其重要，因為你不斷面對新資訊和回饋，必須保持靈活。瑞達利歐：這正是改變我人生方向並讓我成功的兩個關鍵因素之一。在1979年和1980年，我計算出美國銀行向外國國家借的錢超過了它們的償還能力，我們即將面臨一場債務危機。這是一個極具爭議的觀點。 1982年8月，墨西哥宣佈債務違約，隨後十年中許多其他國家也相繼違約，引發了銀行危機。然而，當時我認為情況會變得更糟，但恰恰就在1982年8月，股市觸底反彈。所以我完全判斷錯了。我虧了自己的錢，也虧了客戶的錢。我破產到不得不向父親借4000美元來支付家庭帳單。那時我面臨一個選擇：我該怎麼辦？是回到華爾街，重新穿上西裝，坐上通勤列車，回到那種不符合我天性的工作嗎？有兩件事徹底改變了我。首先是反思。我學到了我們剛剛談論的：謙遜、對犯錯的恐懼，以及開放心態。因此，我開始尋找最聰明的人來壓力測試我的觀點，因為我始終意識到自己可能是錯的。其次，我學會如何分散投資，在不降低報酬的前提下大幅降低風險。那是我的谷底。但從那一刻起，遵循這些原則，我一路走來，最終讓橋水成為全球最大的、最成功的避險基金。我把這些原則應用在市場，應用於我們所做的一切。所以，「反思」以及「如何應對現實」的概念，加上「激進的開放心態」——也就是說，決策是一個兩步驟過程：先吸收訊息，再做出決定。開放心態絕對不會削弱你做決定的能力。你仍然有自由去決策。但如果不開放心態，那就太瘋狂了。史蒂文‧巴特利特：你意識到，影響良好決策的最大威脅是負面情緒。這個兩步驟過程是：先學習，再做決定。這聽起來很簡單，但當你這麼說的時候，我想起了我在商業中做過的所有最糟糕的決定，我恰恰跳過了第一步。我忘了花一分鐘去收集證據或資訊。瑞·達利歐：是的，聰明人會在意你的決定，他們會說：“來壓力測試我吧。”史蒂文‧巴特利特：你有沒有什麼建議，可以幫助我成為更好的決策者？我管理一檔基金，擁有許多企業。除了我們已經談過的之外，有沒有一些簡單、實用的基礎方法可以提升決策能力？例如找聰明人來檢驗我的思維，保持開放心態。瑞達利歐：我覺得我們幾乎已經談到了所有要點。接下來你需要瞭解的是如何「槓桿化」自己。換句話說，隨著你做的事情越來越多，你如何做更多？因為你的大腦有容量限制，每天或每周的時間也是有限的。你必須知道如何做到這一點。史蒂文‧巴特利特：這是專注的問題，還是別的？瑞達利歐：不是專注。而是要學會透過他人來實現。就像指揮交響樂。找到最優秀的演奏者。我說的是具備良好品格和能力的人，並把他們組織好，從而實現槓桿效應。例如，當我工作量最大時，我有30個直接下屬。關鍵是，如何在一分鐘或一天內產出更多，而不是更努力工作。你要透過選擇值得信賴的人來實現自我槓桿化——他們不會背叛你，會以你的利益為出發點，並且有能力。例如我管理這30個下屬時，可能每兩周和他們開一次一小時的會議，然後他們各自去執行任務。透過這種方式，你甚至能找到在某些方面比你親自去做還要出色的人。因為如果你事必躬親，反而沒有足夠的能力涵蓋所有領域。三、如何更好管理一家企業？（註：看過《原則》的可跳過這段）史蒂文‧巴特利特：身為創業家，你面臨兩個關鍵挑戰：一是找到這些既有能力又有品格的優秀人才，二是用正確的文化將他們凝聚在一起，確保他們發揮出最佳水準。瑞達利歐：沒錯。換句話說，透過“激進的誠實”和“激進的透明”，你才能獲得有意義的工作和有意義的關係。首先，如果你能擁有有意義的工作和有意義的關係，人們就會與你並肩同行於使命之中。哇，這太棒了。但你必須做到誠實和透明。這能顯示你是真誠的，你也必須如此，因為你們需要面對真相——包括每個人在那些方面做得不好，以及如何應對所有這些問題。而大多數人會隱藏這些。他們不會把問題公開說出來。每個人都擔心傷害對方的感情，諸如此類。於是他們彼此之間就不夠坦誠。而這正是我們之前談到的障礙——分歧的障礙。例如：「我不知道啊，你這方面真的做得好嗎？你是不是一直在失敗？到底是什麼原因？我們該怎麼處理？」你最好把這些事情清楚地談出來，因為你需要一支A級團隊。你自己也得努力，所以你的團隊必須是由緊密協作的頂尖人才組成的A級隊伍。史蒂文‧巴特利特：你在橋水基金是怎麼做到這一點的？你怎麼讓人變得誠實？瑞·達利歐：首先，在背後對另一個人進行批評性討論，如果發生三次，那個人就必須離開公司。其次，我會實行徹底的透明製度，讓每個人都能看到一切。你可以看到我做決策的原因，我也會反思。但最重要的是，你要明白這種做法是否真正發生了。我努力讓這種文化變得舒適，因為通常情況下，這樣做是令人不適的。我們之前提到過，人的大腦中有「理智的你」和「情緒化、潛意識的你」。我會讓他們理解：如果我有一支橄欖球隊之類的團隊，這種坦誠對團隊更好，對你自己也更好，而且你會因此獲得成長。你想要什麼？想要虛偽嗎？你希望別人表面上說一套，心裡卻想另一套嗎？這樣能行得通嗎？從理性上講，我們相信這是對的。此外，透過建立有意義的關係——我是指，我不會強迫任何人。我創造一個有意義關係的文化，讓大家長期互相瞭解。他們會參加彼此的聚會，參加彼此孩子的滿月酒，甚至參加葬禮。這些活動自然而然地發生。我還創建了俱樂部製度。我說：「只要你願意組織一個超過20人的俱樂部，不管是什麼類型的活動，每次花費不超過500美元，我出一半的錢。」 我不在乎具體內容——無論是打壘球還是下棋，只要你們在一起享受彼此的陪伴，或者去看球賽，我都支援。我會承擔一半費用，上限500美元。沒有人有義務參與，但如果有了這種深厚的關係基礎，你們就能坦誠溝通。我發現這對建立信任非常有幫助。史蒂文·巴特利特：而且你以建立「創意擇優」（idea meritocracy）而聞名。就我理解，這意味著在公司裡，最終勝出的是最好的想法，而不是只因為你是老闆、最有權力的人，所以你的想法就贏。瑞達利歐：沒錯。我想要的是什麼？就是最好的想法勝出。史蒂文‧巴特利特：這聽起來很簡單，但其實大多數企業並不是這樣運作的。我一直很著迷的一點是：當企業發展壯大，匯聚了更多智力資源時——如果你簡單加總一下員工的大腦數量——有時反而變得更缺乏創新，感覺就像是CEO說了算一切。瑞達利歐：是的，因為它們變得越來越官僚化，也越來越碎片化。我發現這是一個真實存在的現象。有一個被廣泛證實的事實：當一個群體超過某個規模，大約75到100人時，成員之間就不再熟悉彼此。他們開始分化，失去聯繫，關係也隨之瓦解。我自己就有切身體會。每年過節時，我都會給每位員工寫一張手寫的卡片，附上長長的個人化祝福，並為每個人挑選一份個性化的節日禮物。我記得當我公司人數達到67人時，那一年我幾乎累垮了──我真的做不動了。那一刻我意識到，我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所以，從組織現實來看，你能維持親密關係的團隊規模是有極限的。之後，你必須將組織劃分為不同的單元，同時在這些單元之間建立凝聚力，並保持共同的使命。那麼，你該如何在不同單元之間實現這種凝聚力呢？舉個例子，我們過去舉辦年終派對時，所有人都聚在一起。後來我發現，我們會租用一個大型場館，按部門劃分區域，然後大家再走出來自由交流。這就是組織管理中必須意識到的文化問題。史蒂文‧巴特利特：這就像是城市中的村莊。你基本上是先建好一個個村莊，然後再…瑞達利歐：很好的比喻。史蒂文‧巴特利特：是啊，很有意思。我們現在的媒體公司正好處於這個節點──大約90多人。當你說到75到100人時，我心裡就想：“有意思。”瑞·達利歐：是的。史蒂文‧巴特利特：我正在思考現在應該做些什麼，來抵銷企業文化分裂或人際關係破裂帶來的負面影響。但我想你剛才已經描述得很清楚了。有趣的是，我還想說一點：我發現最讓我感慨的是——我今年33歲，上周剛過完33歲生日——很多人都說招聘是最重要的事，但當你觀察創業者實際把時間花在那裡時，通常是產品、營銷等等，而真正用於尋找外包人才的時間，可能只有幾個小時，有些幸運的情況下才招聘一小時，甚至常常給團隊招聘。回顧你的職業生涯，找到真正傑出的人才有多重要？瑞·達利歐：當然極為重要。而我把整個過程系統化了。我認為，任何我能做的事或別人做的事，都可以被系統化。我會思考：我要招募的人該具備什麼樣的性格？什麼樣的背景？有那些選擇？我該如何定義這些標準？同時，我也累積了大量關於員工的數據。我在一次TED演講中解釋過，每個人的行為方式都有規律可循。如果你瞭解一個人的本質，你就知道可以對他有什麼樣的期待。然後，我會用數據的方式分析：那些在某個職位上取得成功的人，具備那些共同特質？據此為該崗位制定明確的職位說明。我知道，這類崗位需要的就是這種類型的人。什麼有效？數據會告訴我們。這些就成了我的職位規範。我們建立了這樣的系統，也有專人負責執行。你說得對，這需要時間。我怎麼可能親自面試所有人？但關鍵在於，你信任誰？你必須以這種方式運作。而評估過程並不在你錄用他們的那一刻結束。從那一刻起，評估仍在繼續，你會更深入地瞭解他們的真實情況。你要持續問自己：如果今天重新做一次決定，我還會錄用他們嗎？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他們就不該留在這裡。所以我有一套流程。人是在流程中被評判的。史蒂文‧巴特利特：那如果某人入職六個月或十二個月後沒有改變，是否值得再給他一年？是否需要進行績效評估？瑞達利歐：我發現，對我來說，最大的問題有兩個，但最關鍵的是：你能否適應我的文化？例如，你能坦誠說出自己的看法嗎？我們能否進行深思熟慮的分歧討論？你喜歡這種不斷被挑戰、不斷進化的成長過程嗎？這種文化的融入，大概需要18個月。而大致瞭解一個人的優點和缺點，可能需要18個月到兩年左右。到那時，你基本上就能做出判斷了。但每一天都要保持開放溝通，持續反饋，這樣就不會有人突然被解僱而感到驚訝——因為你們一直在談論：“最近怎麼樣？”四、AI時代最大的危機，是人性的危機史蒂文·巴特利特：人工智慧就像一個突然闖入房間的外星人，它將幾乎改變每個行業。瑞達利歐：很好。是的。史蒂文·巴特利特：我分不清你是不是在諷刺。瑞達利歐：不，我是真心的。如果你能駕馭它、控制它，讓它成為你的有力夥伴，它就能帶來巨大的槓桿效應，真的非常棒。正如我之前所說，幾乎所有我做的事情都有明確的標準和系統化的流程：你會這麼做嗎？不會這麼做嗎？你怎麼知道？現實是如何運作的？原則是什麼？所以，它就像我之前描述的那種強大槓桿。我會把決策模型做成像電腦國際象棋那樣的程式。而現在，這些工具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強大。它極大地放大了你的能力。史蒂文‧巴特利特：那「強大的中產階級」呢？我們之前談到建立一個強大的經濟和政治中間階層。人工智慧會加劇不平等嗎？瑞·達利歐：是的，它會。就像所有好東西一樣，它既有好處也有壞處。我們剛才談到了管理和認知的問題。我認為，在瞭解人的本質和行為模式方面，AI將極具價值，尤其是在變革過程中。但結果會是：少數人成為贏家，多數人成為輸家。我認為它將導致更大的兩極化——正如我們在當前體系中看到的那樣，前1%到10%的人獲得了巨大收益。所以，它將成為一種分裂力量。史蒂文·巴特利特：我想提出一個問題。隨著機器人技術以光速發展——特斯拉的Optimus項目，以及其他公司的人形機器人——再加上人工智慧領域投入了數兆美元並加速發展，我們現在正處於這兩股力量結合的瘋狂繁榮期。未來你將擁有一個人形機器人，它不僅能自如地在人類空間中活動，還比我聰明。律師、會計師、許多醫療從業人員……如果有一個比我們都聰明、擁有博士學位的人形機器人，為什麼還需要我們呢？瑞·達利歐：基於你所說的理由，我們將不再需要那麼多這類工作。問題是，我們的社會將如何應對。不幸的是，我認為我們會為此而爭鬥。但我認為，我們還沒有脫離這樣一個現實：大多數人需要在一個健康的社會中保持生產力和繁榮。我認為人需要工作，現在確實如此。而且必須要有再分配政策。但我不認為這只是金錢的再分配，因為「無用感」和「有錢」可能不是一種好的組合。所以我認為我們必須找到解決方案。問題是，我們是否會因為太過分裂而無法達成共識。對此，我感到擔憂。史蒂文‧巴特利特：這是個有趣的時代。在你這位深諳歷史的人看來，歷史上是否有類似的先例？人工智慧與機器人如此融合發展的現象，以前有發生過嗎？瑞·達利歐：從演化的角度來看？我們曾經歷過一個被稱為「黑暗時代」或「農業時代」的時期，那時社會基本上以土地為基礎，從事農業，大多數人就像牛一樣被對待。地主是貴族，而王室家族則掌控大多數資源和權力。後來，隨著印刷機的發明，知識和智力開始擴散。我們看到歷史的演化中，新的時代和新的思想不斷湧現，權力結構也隨之改變。我不打算完整地回顧整個歷史，但你可以看到，個人開始變得足夠聰明，能夠透過才智賺錢。於是，大航海時代和工業革命相繼到來，機器開始取代人力。最初，機器主要取代的是人類的體力——換句話說，它們不再需要像牛一樣工作。例如，出現了拖拉機，這相當於在身體能力上的延伸。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看到了智力在各種形式下的不斷進化和提升。如今，智力變得比任何東西都更重要。它比金錢更重要，因為它會吸引擁有資金的人來投資其發展。因此，我們看到歷史正是沿著這樣的軌跡演進的。我們也看到人類不斷被取代。現在的問題是：隨著我們思考能力的不斷提升，我們是會完全被取代，還是仍有調整的空間？我們的肌肉已經被完全取代了。但接下來，我們最優秀的思考能力也可能被完全取代，我們必須面對這個問題。史蒂文·巴特利特：你對此感到樂觀嗎？瑞·達利歐：我感到興奮。我認為，一切歸根究底在於人性。我興奮於加速前進，充分利用它，投身其中。我很興奮。我也觀察過物種的演化過程──幾乎所有的物種都曾出現，又最終滅絕，原因各不相同。其中一個原因是，它們的優勢並不總是絕對的優勢。你可能利用這些智力，卻反而將其用於自我毀滅。我認為，這些技術雖然非常重要──它們延長了壽命，帶來了各種好處──但它們的重要性仍不如人性本身。如果你回到過去，比較不同的社會，那個社會比較幸福？人們的福祉更高嗎？例如，你可能會回顧50年前，會說那時的福祉感更強——當然不是在所有方面都如此，但在很多方面確實如此。雖然科技及其帶來的後果要好得多，但人們的生活品質可能更高，這取決於人性，取決於人們如何彼此相處。所以我認為，真正的問題是：人類能否超越自我？這又回到了精神層面的問題──人們能否超越自我，為集體利益著想？我們如何共同創造最好的未來？還有「業力」（karma）的概念——也就是說，如果我以簡單的方式幫助你，就能大大改變你的生活；你同樣幫助我，我們建立雙贏的關係，那一切都會變得更好。但如果做不到這一點，我會擔心人性，擔心這個過程，尤其是在地緣政治緊張的背景下，這一切都源自於人性。史蒂文‧巴特利特：我在播客中談過很多關於人工智慧的話題，但我始終無法得出一個明確的結論。因為當我觀察人性時，正如你所說，我看到的是貪婪、權力慾、對地位的渴望。瑞·達利歐：是的，這些問題確實存在。你要接受一個事實：你可能永遠無法對未來做出確切的預測，這將始終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你能做的，就是盡力，以最適合你的方式去利用這些技巧。（註：人性是怎麼壞下來的？現代社會，講究實用主義理論，為我所用，見效（大富大強），是真理，不見效，非真理。推論下去，是沒有真理。美國因此大富大強，可是世界卻在壞下去。社會主義極權是硬性的，資本主義極權是軟性的，但都是極權。現代人的精神世界也是一片廢墟。先是浪漫主義反古典，寫實反浪漫，等到十九世紀，上帝一死，人的道德依據、心理依據，統統死了。這就是二十世紀的景觀，人類開始胡作非為。整個現代藝術、現代哲學，都是在一味否定傳統，毀掉相對的真實（更好的真實）。人類精神在毀掉相對真實後，無以為生。信主義不成，信錢；信錢不成，信下一代。買這個，買那個，是佔有慾。以為那是絕對真實。假如有個魔法師可以讓你每天做美夢，可是你的生活照舊很平凡——你一定選擇做夢。思想上也沒有靠山，只能給牽著鼻子走。所謂時髦，就是上當的意思。有些人想靠傳播思想來解決社會問題，一開始就打錯算盤。思想家只能自救（思想家只屬於少數）。所以與其期待時代轉變，不如想想清楚自己該如何這個時代自處更重要。 ）史蒂文‧巴特利特：這正是我正在做的事。我們播客有一個傳統：上一位嘉賓會為下一位留下一個問題，但他們並不知道這個問題會傳給誰。我知道你是誰，因為我見過你。他們留給你的問題是：你推薦或贈送最多的是那一本書（或那些書）？為什麼？不能是你自己的書。瑞達利歐：好問題。有三本書。第一本是理查道金斯寫的關於演化的書，書名好像是伊甸園之河》 （River Out of Eden）。第二本是威爾·杜蘭特和阿里爾·杜蘭特夫婦寫的，他們是歷史上最偉大的歷史學家之一，書名叫《歷史的教訓》 （Lessons from History）。這本書非常短，大​​概只有104頁。他們寫過大量關於5000年歷史的著作，而這本書濃縮了他們的核心洞見。第三本是約瑟夫‧坎貝爾的千面英雄》 （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 。史蒂文‧巴特利特：為什麼推薦《千面英雄》這本書？瑞·達利歐：因為他深刻理解「演化」。一切都在演化，所有物種都是如此。人類只是10,000個物種之一。而且所有物種都有某種基本結構──例如兩隻眼睛、一個大腦，大腦又有特定的結構，如大腦皮質、小腦、前額葉皮質等。這些結構決定了我們如何思考。演化是普遍存在的，不只是人類的演化。所以，這本書講的不只是人類演化或人性，而是「演化」這根本力量。人類在歷史中只存在了大約20萬年，這在時間長河中非常短暫。所有物種都在演化，這非常有趣。這就是道金斯書的核心。我認為它們非常出色。史蒂文·巴特利特：瑞，我特別感興趣的是，你如何從其他領域——例如自然或生物學——汲取原則，並將其應用到商業、投資以及生活和幸福中。這讓我意識到，要取得成功，必須更加博采眾長，並保持廣泛的求知慾。瑞·達利歐：更傾向於敘事性思考。我認為，過於專業化的心態可能有問題。世界是相互關聯的。如果你想理解現實如何運作，就不能說「我只做一個專家」。因為所有事物都是相互影響的。史蒂文‧巴特利特：非常感謝你寫出這些書。它們已成為經典，解釋這些書的YouTube影片也已成為經典。我不知道你團隊裡是誰負責製作那些動畫並整合內容，但不僅內容本身非常重要——因為這些是“原則”，具有永恆的價值——而且它們對所有年齡層的人都極其易於理解。瑞·達利歐：謝謝。我現在正處於人生的一個階段，這是一種共生關係，否則我們不會坐在這裡。我的願望是把這些東西傳承下去，而我們正在共同完成這件事。我發現，知道這些思想對人們的生活產生了巨大影響，這讓我感到無比喜悅。很多人走過來對我說：「謝謝你帶來的改變。」在我這個人生階段，這正是我想做的事。史蒂文‧巴特利特：我是真心實意的。非常非常感謝你。 （衛斯理的投研筆記）

當地時間7月31日，一封"致投資者信"登上了所有財經媒體的頭條，作者是橋水基金創始人、"避險基金教父"瑞·達利歐。他在信中對橋水基金的投資者們表示，自己將出售了他所持有的橋水基金剩餘股份，買方為文萊主權基金。同時，他也將辭去董事會成員的職務。以這封信為終點，達利歐長達50年的橋水基金職業生涯，正式畫上了句號。而圍繞橋水長達數年的領導權與所有權交接終於落下帷幕。不過，達利歐並沒有任何傷感。就像50年前他之所以建立橋水基金，是因為在前司跟老闆發生爭執，揮拳打了對方的臉，還在年會上請來脫衣舞演員當眾表演，結果因為恣意妄為而被辭退——這種天生反骨的人不願受規則束縛，但卻是創業的天選之子。在告別信成為新聞後，他在個人社交媒體樂觀且自信地告訴所有人："我感受到的興奮，因為我能看到橋水基金在沒有我的情況下，依然大步向前，甚至比有我在的時候更好，我喜歡這一切。"從布朗克斯走出的叛逆青年瑞·達利歐1949年8月8日出生在紐約布朗克斯區的一個中產階級家庭。他的父親雷蒙德是一名爵士樂手，後來成為了住宅區的高爾夫球場經理；母親安·達利歐則是一名家庭主婦。這樣的成長環境培養了達利歐獨立思考和不拘一格的性格。年輕時的達利歐就展現出了對投資的天賦和興趣。12歲時，他用做球僮賺來的錢購買了人生第一隻股票——東北航空公司的股票，這次投資讓他賺了三倍的收益，從此點燃了他對市場的熱情。1971年，達利歐從長島大學(Long Island University)畢業，獲得金融學士學位。隨後，他進入哈佛商學院深造，1973年獲得MBA學位。在哈佛期間，達利歐不僅學習了傳統的商業理論，更重要的是開始形成自己獨特的投資哲學和世界觀。華爾街初試啼聲與橋水創立畢業後，達利歐進入了華爾街，先後在多家公司工作，包括投資銀行和大宗商品交易公司。正是在這個階段，他積累了豐富的市場經驗，也逐漸形成了對宏觀經濟周期的深刻理解。1975年，26歲的達利歐在紐約的一間小公寓裡創立了橋水基金(Bridgewater Associates)。公司名字的由來很簡單——他想要在不同的投資機會之間架起一座"橋樑"。最初，橋水只是一家為企業客戶提供風險管理諮詢的小公司，達利歐甚至需要親自撰寫《橋水每日觀察》來招攬客戶。早期的橋水發展並不順利。1982年，達利歐因為錯誤預測墨西哥債務危機，幾乎破產，不得不向父親借錢維持公司營運，並解僱了所有員工。這次失敗成為了他人生的轉折點，促使他開始系統性地思考投資原則和風險管理，最終形成了後來著名的"原則"體系。橋水帝國的崛起從1980年代開始，橋水基金開始真正騰飛。達利歐創新性地開發了"全天候"(All Weather)投資策略，這種策略基於風險平價的概念，旨在在任何經濟環境下都能獲得穩定收益。這一策略後來成為了橋水的核心競爭力。1991年，橋水推出了旗艦產品Pure Alpha基金，這只基金基於達利歐對全球宏觀經濟的深度分析和預測。在隨後的幾十年裡，Pure Alpha基金為投資者創造了驚人的回報，也確立了達利歐在避險基金界的地位。到2000年代，橋水已經成為全球最大的避險基金之一。達利歐不僅在投資上取得了巨大成功，還建立了獨特的企業文化——"原則文化"。這種文化強調"徹底透明"和"有意義的工作和人際關係"，要求員工在任何情況下都要說出自己的真實想法。預言家的精準預測達利歐最為人稱道的是他對重大經濟事件的精準預測。2007年，當大多數人還沉浸在經濟繁榮中時，達利歐就警告即將到來的金融危機。他在一份備忘錄中寫道："我們正處於自1929年以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邊緣。"2008年金融危機的爆發證明了他的預見性。類似的預測還有很多。他早在1990年代就預測了日本經濟的長期停滯，在2010年代初預警了歐債危機，這些精準的預測為橋水贏得了巨大的投資回報，也奠定了達利歐作為"宏觀經濟專家"的聲譽。全球政界的座上賓與許多專注於純粹投資的基金經理不同，達利歐積極參與全球政治和經濟對話。他與世界各國的政策制定者建立了深厚的關係，成為多國政府的非官方經濟顧問。在美國，達利歐經常與聯準會主席、財政部長等高級官員交流，分享他對經濟政策的看法。他曾多次受邀參加聯準會的會議，為貨幣政策提供建議。在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他的建議被美國政府高度重視。在歐洲，達利歐與歐洲央行官員保持密切聯絡。在歐債危機期間，他的分析和建議幫助政策制定者更好地理解危機的本質和可能的解決方案。他還經常受邀參加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等重要國際會議。達利歐在亞洲同樣具有影響力。除了與中國領導人的深度交往，他還與日本、新加坡、印度等國的高級官員建立了良好關係。他對亞洲經濟發展模式的深刻理解，使他成為這些國家制定經濟政策時的重要參考。哲學家與作家除了投資和政治影響力，達利歐還是一位多產的作家和思想家。他的代表作《原則》(Principles)不僅是一本投資書籍，更是一本關於人生哲學和管理理念的著作。這本書在全球銷售超過400萬冊，被翻譯成30多種語言。《原則》闡述了達利歐在40多年投資生涯中總結出的生活和工作原則。他強調"徹底透明"、"有意義的人際關係"和"系統性思考"的重要性。這些原則不僅指導了橋水的企業文化，也影響了全球無數的企業管理者和投資者。隨後，達利歐又出版了《債務危機》(A Template for Understanding Big Debt Crises)、《變化中的世界秩序》(The Changing World Order)等著作，從歷史的角度分析經濟周期和國際關係的演變。這些著作展現了他超越投資的宏大視野和哲學思考。複雜的家庭生活在個人生活方面，達利歐的人生同樣精彩而複雜。他與第一任妻子芭芭拉結婚多年，育有四個孩子。然而，這段婚姻最終以離婚告終。隨後，他與現任妻子芭芭拉·達利歐(Barbara Dalio)結婚，後者是一位慈善家和社會活動家。達利歐的家庭經歷了巨大的悲劇。2020年12月，他的兒子德文·達利歐(Devon Dalio)在一次車禍中不幸去世，年僅42歲。德文是一位企業家和慈善家，這個損失對達利歐打擊巨大，也讓他更加深思人生的意義和傳承的重要性。儘管經歷了個人悲劇，達利歐仍然保持著對生活的積極態度。他經常在社交媒體上分享自己的思考和感悟，展現出一位哲學家般的深度和智慧。慈善事業與社會責任作為億萬富翁，達利歐也積極參與慈善事業。2011年，他和妻子芭芭拉簽署了"慈善誓言"(Giving Pledge)，承諾將大部分財富用於慈善事業。達利歐家族基金會專注於教育、海洋保護和醫療研究等領域。他們在康涅狄格州資助了多個教育項目，幫助改善當地學校的教育質量。在海洋保護方面，達利歐支援了多個海洋研究和保護項目，致力於應對氣候變化對海洋生態系統的影響。在醫療研究領域，特別是在兒子去世後，達利歐加大了對醫療研究的投入，支援癌症研究和心理健康項目。他相信，通過科學研究可以幫助解決人類面臨的重大健康挑戰。與中國的不解之緣達利歐與中國的關係源遠流長。1984年，35歲的達利歐第一次以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客人的身份踏進北京，那時中國尚無資本市場，他就在酒店房間裡給籌建交易所的年輕人介紹世界金融，講怎麼做清算、怎麼定價。此後幾十年，達利歐幾乎見證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全過程。他不僅學習了中國歷史和哲學，甚至研讀過馬克思主義理論，成為少數真正理解中國發展模式的西方投資者。1995年，為了讓兒子更好地瞭解中國，他甚至將11歲的兒子麥修送到北京學習一年。近十餘年，達利歐從理論支持者變成了實際投資者。2011年，橋水在北京設立代表處；2016年在上海成立外商獨資子公司；2018年備案首隻私募基金。疫情期間，橋水海外中國基金規模逆勢增至200億元人民幣。達利歐看好中國的原因很簡單——中國與國際市場的關聯性相對較低，是重要的分散化投資來源。他看好中國的長期基本面與資產價值，並反覆強調美中系統性不平衡問題。2020年10月，他甚至預測人民幣未來將取代美元的部分國際地位。漫長的交接過程毋庸置疑，達利歐就是當代金融史的一部分。自1975年成立橋水以來，達利歐一路帶領它從一家小工作室，成為全球資產管理規模最大的避險基金之一。截至2024年底，橋水的基金管理規模達到921億美元，巔峰時期的規模差不多是這個數字的兩倍。早在十多年前，達利歐便開始籌謀橋水的傳承問題，提出一個"十年接班"計畫。他在2017年已經辭去首席執行官職務，並於2022年將橋水基金的控制權移交給新一代繼任者。但從卸任CEO到徹底交棒的這段時間，橋水歷經多位CEO執掌，最終才定下了今天的局面。這個漫長的交接過程並非一帆風順。2017年，在卸任CEO之後，達利歐一度宣佈兩位聯席CEO接下橋水的指揮棒，但未能如願。其中一位於2019年離職，另一位也在2022年1月辭職。繼任者對達利歐恐怕都頗有微詞，因為即使在正式卸任後，他仍然"定期提出要求和表達不滿"。最終，與達利歐共事35年和25年的聯合首席投資官鮑勃·普林斯（Bob Prince）和格雷格·詹森(Greg Jensen)負責投資部分；聯合首席執行官尼爾·巴爾·迪恩（Nir Bar Dea）和馬克·本托里尼(Mark Bertolini)，負責業務部分。37歲的凱倫·卡尼奧爾-坦布林（Karen Karniol-Tambour）也被任命為聯席首席投資官之一。爭議與質疑外界對達利歐和神秘的橋水並非沒有質疑之聲。2023年，《紐約時報》公開質疑橋水的投資策略，稱其並非像宣揚的那樣基於自動化系統、人工智慧或所謂的一套規則，而是全憑創始人達利歐一人的直覺，以及他與世界多國高層建立起的關係網。達利歐和橋水隨即予以反擊，稱這種指控是"聳人聽聞、失實的小報書籍"。雙方各執一詞，但這種爭議也反映了人們對這家神秘公司長久以來的疑慮。橋水的"徹底透明"文化也飽受爭議。一些前員工指出，這種文化實際上創造了一種高壓和互相監督的工作環境，導致員工流失率較高。達利歐本人也承認，橋水的文化"不適合所有人"，大約三分之一的新員工會在兩年內離職。後達利歐時代的橋水如今徹底卸任後，橋水正經歷"換心換腦"的深度重構。現任CEO尼爾·巴爾·迪恩強調要用AI等工具驅動未來運作，擺脫創始人過度干預的傳統。作為改革措施的一部分，橋水限制了旗艦產品Pure Alpha的規模以提高業績，資產管理規模從2019年底的1680億美元降至2024年底的921億美元。不過，主要基金的表現依然強勁，Pure Alpha在2025年上半年的回報率達到17%。新征程：家族辦公室與中東佈局放權後的達利歐並沒有閒著。2022年將橋水控制權交接後，他開始專注打理自己的家族辦公室，並計畫進入中東市場。這位76歲的投資大師似乎準備開啟人生的新篇章。達利歐繼續保持著對全球經濟和政治的敏銳關注。他仍然是一位勤奮的媒體評論員，寫書、寫文章、上訪談節目、在社交媒體發帖，關稅問題、債務危機、黃金、AI應用等重大話題，他都沒有缺席。傳奇還在繼續從布朗克斯區的叛逆青年到全球金融巨頭，從華爾街的小公司到世界最大避險基金的創始人，達利歐的人生本身就是一個傳奇。他不僅創造了驚人的投資回報，更重要的是，他改變了人們對投資、管理和人生的思考方式。他的"原則"思想影響了無數企業家和管理者，他對全球經濟周期的深刻洞察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重要參考，他的著作啟發了一代又一代的讀者。如今雖然告別了橋水，但相信達利歐的影響力和智慧將繼續在全球金融界和思想界發揮作用。正如他在告別信中所說："我現在可以自由地專注於我喜歡做的令人興奮和充實的事情。"這位傳奇投資家的下半場，或許會比橋水時期更加精彩。 (歌伶的大局觀)

當全球債務突破300萬億美元、多國大選極右翼勢力崛起、地緣衝突頻發、人工智慧以“周”為單位迭代顛覆產業……世界在多重震盪中迎來新秩序重構，我們已然站在“巨變拐點”。以上這些看似孤立的事件，在橋水創始人瑞·達利歐的宏觀框架中，正是 “大債務週期”與“五大力量”共振的必然爆發點。在新書《國家為什麼會破產：大週期》中，這位傳奇投資人用50年實證研究揭示歷史規律：債務泡沫從膨脹到破裂約需80年，而當下全球正處於“死亡螺旋”臨界點——美中日歐債務/GDP比值均突破歷史高位，央行被迫在“惡性通脹”與“債務違約”間抉擇。更嚴峻的是，債務危機正與五大力量深度交織。達利歐預警：未來5年，爆發全球性債務重組危機的機率高達65%，美元霸權或因此遭受重創。企業、國家與個人若無法識別自身在週期中的位置，將被這股強大的“潮汐之力”吞沒。本書並非悲觀預言，而是生存指南：從“狡兔三窟”的風險分散策略，到建構“抗末日投資組合”，達利歐提煉出穿越亂局的永恆原則——“擔憂者生存，盲目者淘汰”。讀懂這本書，便是握緊動盪時代少有的確定性。01一生僅見一次的大債務週期在過去50年的全球宏觀投資生涯中，我的思維方式總是關注經濟機制，理解它們是如何運作的：“多少債務才算過多？”“債務的臨界點在哪裡？”“國家如何處理債務？”我的研究發現，存在著一種長期債務週期，這些週期無一例外地催生了重大債務泡沫及泡沫的破裂。據我觀察，自1700年以來存在的約750個債務/貨幣市場中，僅有約20%得以存續，而所有倖存下來的市場都在經過本研究所闡述的機制，並出現嚴重的貨幣貶值。長期債務週期通常橫跨約80 年（上下浮動25 年）——接近一個人的一生，這致使我們難以通過親身經歷認知其規律。信貸是拉動消費的主要工具，而且易被創造。由於一個人的支出就是另一個人的收入，當信貸大量產生時，人們的消費和收入隨之增長，多數資產價格上漲，幾乎人人樂見其成。因此，各國政府和央行往往更傾向於擴大信貸規模。然而，信貸也會形成債務，而債務最終需要償還——這就會產生相反的效應：當償債壓力上升時，消費減少、收入下降、資產價格回落，而這樣的局面顯然無人樂見。信貸如同興奮劑，能帶來經濟快感，這使得市場對信貸創造始終存在偏好。其結果是債務水平隨時間不斷攀升，以致大多數債務的短期週期性高點和低點通常都超越前一個週期。這種累積效應最終建構起長期債務週期，直至債務因變得不可持續而終結。由於借貸消費能帶來即時快感，因此缺乏約束會讓債務及償債支出像惡性腫瘤一般持續蠶食實際購買力，逐步擠壓正常消費空間——這正是長期債務週期的形成本質。當一個經濟體的債務規模過大時，政府不得不繼續借新債來償還舊債；投資者開始意識到風險，債務評級下降；融資成本上升，市場要求更高的利率；高利率進一步增加債務負擔，形成惡性循環。這種自我強化的“死亡螺旋”便會被觸發，最終釀成債務危機。債務本質上是一種支付貨幣的承諾。當承諾總額超過可兌付資金時，債務危機就會爆發。此時，中央銀行將被迫在以下選項間做抉擇：（a）大量印鈔導致貨幣貶值，或者（b）停止印鈔引發大規模債務違約危機。歷史證明央行最終必然選擇前者—印鈔並承擔貶值後果，但無論是違約還是貶值，過度債務積累終將導致債務資產（如債券）價值減損。我們需要牢記的大債務週期順序：首先，私人部門過度借貸，遭受損失，並難以償還債務（債務危機）；隨後，為了救助，政府過度借貸，遭受損失，並難以償還債務；接著，為了進一步救助，中央銀行購買政府債務並承擔損失。作為“最後貸款人”，央行為籌措上述購債資金並救助其他面臨困境的債務人，不得不大量印鈔並大舉購入債務。而在最嚴峻的情形下，央行將因這些持倉債務而遭受巨額資本損失。整個大債務週期一般會經歷五個階段：· 穩健貨幣階段：淨債務水平較低，貨幣穩健，國家具備競爭力，債務增長推動生產力提升，並創造足夠收入償還債務。· 債務泡沫階段：資金充裕且成本低廉，債務驅動經濟擴張，商品、服務及投資資產需求與價格上升，市場情緒極度樂觀。· 頂峰階段：泡沫破裂，債務/信貸/市場/經濟將同步收縮。· 去槓桿化階段：債務及償債水平經歷痛苦調整，最終與收入水平相匹配，債務規模回歸可持續狀態。· 大債務危機消退：新的平衡達成，新的週期隨之開啟。大債務週期僅是“整體大週期”（簡稱“大週期”）中多個相互關聯的驅動力之一。世界秩序正在改變，我們必須理解這些變化，尤其是變化中的五大關鍵力量。02影響世界未來的五大力量1. 債務/ 信貸/ 貨幣/ 經濟週期短期債務週期的平均持續時間通常約為 6年，上下浮動3年。長期債務週期平均持續時間約為 80年，上下浮動 25年。這些債務週期受到其他因素的影響，同時也反過來影響其他事物，其中最為重要的是我提出的另外四大力量。2. 內部秩序和混亂週期國家內部存在著短期的政治波動，平均持續時間約為6 年，上下浮動3 年。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波動會累積成內部秩序的重大轉變， 這種轉變通常持續約80 年，上下浮動25 年。需要重申的是，我並不是說這些時間框架是固定不變的，因為它們的持續時間存在很大的變數。但我強調的是，它們一直都存在。當體制無法再滿足大多數人的需求時，它就會失去合法性。這正是秩序瓦解的原因。3.外部秩序和混亂週期（變化中的世界秩序）正如國家內部存在內部秩序（和諧、生產力和繁榮）和混亂（重大沖突、破壞和蕭條）週期一樣，國家之間也存在外部秩序（和諧、生產力和繁榮）和混亂（重大沖突、破壞和蕭條）週期。儘管我們所有人都曾經歷過一個多邊主義追求和諧、和平共處和平等主義的時代，但如今多邊主義正逐漸失去影響力，單邊主義正在崛起。隨著鐘擺朝著以自我利益為中心的單邊主義和“適者生存”的方向擺動，全球合作的願望和現實都在受到侵蝕。越來越普遍的現像是強者欺凌弱者。這些發展都是我們目前所處的大週期階段的典型特徵。在這樣的時期， 聯盟關係往往會隨著局勢的快速變化而迅速改變，勝利比忠誠更為重要。4.自然力量（乾旱、洪水和疫情）縱觀歷史，自然災害造成的死亡人數比戰爭更多，摧毀的秩序也比前面提到的力量更多，而資料顯示，乾旱、洪水和疫情正在增加，且代價日益高昂。而由於幾乎所有國家都面臨債務問題，因此能夠用於緩解這些問題的資金也遠遠不足。5.人類的創造力，最重要的是新技術的發明創造科技的巨大進步，尤其是人工智慧，將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深刻影響所有領域，無論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科技進步與其他4種力量緊密交織。當科技進步得到良好的金融、經濟和社會環境的支援時，其發展速度會比在不良環境下更快。但如果科技進步依賴於不可持續的信貸擴張，就往往會導致金融泡沫和泡沫破裂。人工智慧只是開端，未來5年我們將在大多數領域見證巨大變化。03未來5年，世界將發生巨變回到我最初的觀點，我不知道的事情遠比我知道的多。無論我們看到了什麼變化，這些變化都會以與過去多次發生時相似的方式、出於相似的原因而出現，儘管會有當代的獨特之處。所以，在我看來，這些秩序的變化很可能會繼續遵循我所建構的框架，這個框架是基於過去的規律以及五大力量之間的邏輯關係建立起來的。展望未來，我相信，即使技術進步的強大力量，也可能不足以壓倒來自其他力量的逆風。更具體地說，我估計當今新技術的積極影響將是過去30年的約150%。根據我的衡量標準，這將使今天的技術革命成為對市場和經濟狀況影響最大的一次。但我的粗略計算也表明，這種積極力量不足以壓倒債務、內部衝突、外部衝突、氣候變化和人口結構等逆風。我相信，未來5～10 年是所有主要秩序發生巨大變化的時期，從現在到那時將感覺像是穿越時空進入一個非常不同的現實。許多現在處於上升期的國家、公司和個人將會衰落，而那些現在處於低谷的將會崛起。我們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將非常不同，其程度是我們無法預見的。兩三年後同時發生債務緊縮和經濟衰退的風險相當大。根據我的衡量，美國和大多數主要國家（七國集團其他成員國和中國）都負債過重，處於大債務週期的後期階段，不得不經常依賴MP3（通過央行購買債務來為大規模財政赤字融資）。因此，如果不以某種方式控制其長期債務週期問題，那麼以主要儲備貨幣計價的債務資產和債務負債發生非自願性重大重組/ 貨幣化的可能性非常高——未來5 年內約65% 的可能性，未來10 年內約80% 的可能性。當民主制度失敗時，專制制度便會取而代之。在各個國家內部，極右翼、溫和中間派以及極左翼之間的民粹主義衝突正日益加劇，隨之而來的是重大的政治轉變（大多是向極右翼方向轉變）以及由這些轉變引發的革命性變革。我們現在正在目睹這部充滿戲劇性的電影的高潮：唐納德·川普和他的政府團隊掌控美國，試圖通過“讓美國再次偉大”來扭轉其衰落。他試圖通過重建美國的競爭力來實現這一目標。與此同時，我們也看到許多國家、行業和公司的領導人，以及廣大民眾都在努力超越他人。這種競爭現在已經激烈到了一個程度：競爭者甚至願意消滅對手。科技力量從未如此強大，未來幾年內還將如此。我們如今正處在一個新時代的邊緣，在這個新時代裡，機器思維將在許多方面對人類思維進行補充，甚至超越人類思維，就如同在工業革命時期，機器勞動對人類勞動的補充和超越一樣。在未來5 年，我們將在大多數領域看到巨大的進步。創造出人工智慧能力只是人工智慧應用的開始。由於這些技術幾乎會影響到方方面面，因此，那些運用這些技術的國家、投資者和企業之間的業績水平將存在極大的差異。那些懂得如何有效利用這些工具的主體將獲得回報，而那些未能做到這一點的主體則會受到懲罰。人工智慧並不是唯一的影響國家相對力量的重要技術。除了晶片和人工智慧，美國和中國還在許多其他技術領域展開了主要競爭，包括量子計算、基因編輯及其他生物技術、機器人技術、太空技術等。中國擁有全球40個最佳電腦科學項目中的20個，在技術競爭方面是美國的一個強大對手。04以不變的原則，應對永恆的變化我對歷史的研究告訴我，除了“演化”，世上沒有什麼是永恆的。在演化過程中存在著像潮汐般的週期循環——潮起潮落，難以抵擋或逆轉。要想應對這些變化，關鍵在於瞭解自己正處於週期的哪個階段，並掌握應對這一階段的永恆和普遍原則。我所獲得的一切成就，主要不是由於我知道什麼，而是由於我知道如何應對我所不知道的東西。賭未來就是賭機率，沒有什麼是確定的，連機率都不是確定的。瑞·達利歐在《國家為什麼會破產》和《原則：應對變化中的世界秩序》中，分享了幾項原則，希望可以為你提供些參考。1.瞭解所有的可能性，考慮最壞的情況，然後想辦法消除無法忍受的情況首先要確定和消除無法忍受的最壞情況，這是因為，在生活或市場的博弈中，最重要的是不要被淘汰出局。我是從1982年犯的一個大錯中學到這一點的，那個錯誤差點兒將我擊垮。在那次痛苦的損失之後，我計算了自身基本需求所需的花費，並努力攢夠錢，這樣最壞的情況就可以忍受了。我記得，在我從零開始重新努力的過程中，我經常計算，假如沒有任何進項，我和我的家庭可以撐幾週、幾個月或者幾年。現在我有一個“世界末日”投資組合，我知道憑著它，我們就可以度過最糟糕的情況，這是我的基礎。通過閱讀本書，你也許可以發現，我設想了很多最壞的情況，包括蕭條、貨幣貶值、革命、戰爭、流行病、我犯的大錯誤、健康問題以及不同原因導致的死亡。努力保護自身不受這些及其他因素的衝擊，是我的起點。你可能覺得，我這麼關注消除最壞的情況，令人感到消沉，也會使我丟失機會，但事實恰恰相反。這麼操作具有解放的作用，因為已經考慮到了最壞的情況，（在清楚這一點後）這就讓我擁有了安全感、自由度和能力去追求偉大的成果。2.分散風險除了確保我考慮到了所有能想到的最壞情況，我還試圖通過有效分散風險，為我想不到的地方做準備。基本上，如果我有一些頗具吸引力又互不關聯的下注機會，我就可以在完全不影響收益的情況下把風險降低80%。雖然這聽起來像是一種投資策略，但它實際上是一種古老而完善的良好生活策略，我也將它應用於投資。中國有一個成語“狡兔三窟”意思是萬一一個地方變得危險，還有其他地方可以去。這一原則在艱難時日救了很多人的命，也是我最重要的原則之一。3.最強大且最重要的力量是人們如何相處。人們如果能夠共同應對問題和把握機遇，而不是彼此爭鬥，就能獲得最理想的結果。如果人們將面臨的問題和機遇視為共同的，並且致力於在不互相傷害的前提下為整體爭取最好的結果，那麼他們很可能會取得最好的結果。但願這種情形能讓人們產生憂患意識，並激勵他們做力所能及的事情來改善現狀，這讓我想到最後一個原則： 如果你毫無擔憂之心， 那就應該感到擔憂；而如果你憂心忡忡，那麼反倒無須過於焦慮。這是因為，對可能出現的問題保持擔憂會讓你有所防備，而對這些問題毫不在意則會讓你暴露在風險之中。

當全球債務突破300兆美元、多國大選極右翼勢力崛起、地緣衝突頻發、人工智慧以“周”為單位迭代顛覆產業……世界在多重震盪中迎來新秩序重構，我們已然站在“巨變拐點”上。以上這些看似孤立的事件，在橋水創始人瑞·達利歐的宏觀框架中，正是“大債務周期”與“五大力量”共振的必然爆發點。在新書《國家為什麼會破產：大周期》中，這位傳奇投資人用50年實證研究揭示歷史規律：債務泡沫從膨脹到破裂約需80年，而當下全球正處於“死亡螺旋”臨界點——美中日歐債務/GDP比值均突破歷史高位，央行被迫在“惡性通膨”與“債務違約”間抉擇。更嚴峻的是，債務危機正與五大力量深度交織。達利歐預警：未來5年，爆發全球性債務重組危機的機率高達65%，美元霸權或因此遭受重創。企業、國家與個人若無法識別自身在周期中的位置，將被這股強大的“潮汐之力”吞沒。這本新書並非悲觀預言，而是生存指南：從“狡兔三窟”的風險分散策略，到建構“抗末日投資組合”，達利歐提煉出穿越亂局的永恆原則——“擔憂者生存，盲目者淘汰”。可以說，讀懂這本書，便是握緊動盪時代少有的確定性。1 一生僅見一次的大債務周期在過去50年的全球宏觀投資生涯中，達利歐的思維方式總是關注經濟機制，理解它們是如何運作的：“多少債務才算過多？”“債務的臨界點在那裡？”“國家如何處理債務？”他的研究發現，存在著一種長期債務周期，這些周期無一例外地催生了重大債務泡沫及泡沫的破裂。長期債務周期通常橫跨約80年（上下浮動25 年）——接近一個人的一生，這致使我們難以通過親身經歷認知其規律。信貸是拉動消費的主要工具，而且易被創造。由於一個人的支出就是另一個人的收入，當信貸大量產生時，人們的消費和收入隨之增長，多數資產價格上漲，幾乎人人樂見其成。因此，各國政府和央行往往更傾向於擴大信貸規模。然而，信貸也會形成債務，而債務最終需要償還——這就會產生相反的效應：當償債壓力上升時，消費減少、收入下降、資產價格回落，而這樣的局面顯然無人樂見。債務本質上是一種支付貨幣的承諾。當承諾總額超過可兌付資金時，債務危機就會爆發。此時，中央銀行將被迫在以下選項間做抉擇：（a）大量印鈔導致貨幣貶值，或者（b）停止印鈔引發大規模債務違約危機。歷史證明央行最終必然選擇前者—印鈔並承擔貶值後果，但無論是違約還是貶值，過度債務積累終將導致債務資產（如債券）價值減損。大債務周期順序：首先，私人部門過度借貸，遭受損失，並難以償還債務（債務危機）；隨後，為了救助，政府過度借貸，遭受損失，並難以償還債務；接著，為了進一步救助，中央銀行購買政府債務並承擔損失。作為“最後貸款人”，央行為籌措上述購債資金並救助其他面臨困境的債務人，不得不大量印鈔並大舉購入債務。而在最嚴峻的情形下，央行將因這些持倉債務而遭受巨額資本損失。整個大債務周期一般會經歷五個階段：1. 穩健貨幣階段：淨債務水平較低，貨幣穩健，國家具備競爭力，債務增長推動生產力提升，並創造足夠收入償還債務。2. 債務泡沫階段：資金充裕且成本低廉，債務驅動經濟擴張，商品、服務及投資資產需求與價格上升，市場情緒極度樂觀。3. 頂峰階段：泡沫破裂，債務/信貸/市場/經濟將同步收縮。4. 去槓桿化階段：債務及償債水平經歷痛苦調整，最終與收入水平相匹配，債務規模回歸可持續狀態。5. 大債務危機消退：新的平衡達成，新的周期隨之開啟。大債務周期僅是“整體大周期”（簡稱“大周期”）中多個相互關聯的驅動力之一。世界秩序正在改變，我們必須理解這些變化，尤其是變化中的五大關鍵力量。2 影響世界未來的五大力量1. 債務/ 信貸/ 貨幣/ 經濟周期信貸創造了購買力，推動資產價格上升，但同時也會帶來債務，形成經濟周期。我們經歷的正是這些周期。一直以來，短期周期始終存在，並且預計它們將持續存在。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短期周期將累積成“大債務周期”。短期債務周期的平均持續時間通常約為6年，上下浮動3年。長期債務周期平均持續時間約為80年，上下浮動 25年。這些債務周期受到其他因素的影響，同時也反過來影響其他事物，其中最為重要的是我提出的另外四大力量。2. 內部秩序和混亂周期國家內部存在著短期的政治波動，平均持續時間約為6年，上下浮動3 年。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波動會累積成內部秩序的重大轉變，這種轉變通常持續約80年，上下浮動25 年。需要重申的是，並不是說這些時間框架是固定不變的，因為它們的持續時間存在很大的變數。但需強調的是，它們一直都存在。當體制無法再滿足大多數人的需求時，它就會失去合法性。這正是秩序瓦解的原因。3. 外部秩序和混亂周期（變化中的世界秩序）正如國家內部存在內部秩序（和諧、生產力和繁榮）和混亂（重大沖突、破壞和蕭條）周期一樣，國家之間也存在外部秩序（和諧、生產力和繁榮）和混亂（重大沖突、破壞和蕭條）周期。儘管我們所有人都曾經歷過一個多邊主義追求和諧、和平共處和平等主義的時代，但如今多邊主義正逐漸失去影響力，單邊主義正在崛起。隨著鐘擺朝著以自我利益為中心的單邊主義和“適者生存”的方向擺動，全球合作的願望和現實都在受到侵蝕。越來越普遍的現像是強者欺凌弱者。這些發展都是我們目前所處的大周期階段的典型特徵。在這樣的時期， 聯盟關係往往會隨著局勢的快速變化而迅速改變，勝利比忠誠更為重要。4. 自然力量（乾旱、洪水和疫情）縱觀歷史，自然災害造成的死亡人數比戰爭更多，摧毀的秩序也比前面提到的力量更多，資料顯示，乾旱、洪水和疫情正在增加，且代價日益高昂。而由於幾乎所有國家都面臨債務問題，因此能夠用於緩解這些問題的資金也遠遠不足。5. 人類的創造力，最重要的是新技術的發明創造科技的巨大進步，尤其是人工智慧，將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深刻影響所有領域，無論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科技進步與其他4種力量緊密交織。當科技進步得到良好的金融、經濟和社會環境的支援時，其發展速度會比在不良環境下更快。但如果科技進步依賴於不可持續的信貸擴張，就往往會導致金融泡沫和泡沫破裂。人工智慧只是開端，未來5年我們將在大多數領域見證巨大變化。3 未來5年，世界將發生巨變回到瑞·達利歐最初的觀點，無論我們看到了什麼變化，這些變化都會以與過去多次發生時相似的方式、出於相似的原因而出現，儘管會有當代的獨特之處。所以，在他看來，這些秩序的變化很可能會繼續遵循他所建構的框架，這個框架是基於過去的規律以及五大力量之間的邏輯關係建立起來的。達利歐相信，未來5-10年是所有主要秩序發生巨大變化的時期。許多現在處於上升期的國家、公司和個人將會衰落，而那些現在處於低谷的將會崛起。我們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將非常不同，其程度是無法預見的。1. 兩三年後同時發生債務緊縮和經濟衰退的風險相當大根據達利歐的衡量，美國和大多數主要國家（七國集團其他成員國和中國）都負債過重，處於大債務周期的後期階段，不得不經常依賴MP3（通過央行購買債務來為大規模財政赤字融資）。因此，如果不控制其長期債務周期問題，那麼發生重大重組/貨幣化的可能性非常高——未來5年內約65%的可能性，未來10年內約80%的可能性。2. 當民主制度失敗時，專制制度便會取而代之在各個國家內部，極右翼、溫和中間派以及極左翼之間的民粹主義衝突正日益加劇，隨之而來的是重大的政治轉變（大多是向極右翼方向轉變）以及由這些轉變引發的革命性變革。我們現在正在目睹這部充滿戲劇性的高潮：川普和他的政府團隊掌控美國，試圖通過“讓美國再次偉大”來扭轉美國的衰落。與此同時，我們也看到許多國家、行業和公司的領導人，以及廣大民眾都在努力超越他人。這種競爭現在已經激烈到了一個程度：競爭者願意不潰餘力地消滅對手。3. 科技力量從未如此強大，未來幾年內還將如此我們如今正處在一個新時代的邊緣，在這個新時代裡，機器思維將在許多方面對人類思維進行補充，甚至超越人類思維，就如同在工業革命時期，機器勞動對人類勞動的補充和超越一樣。在未來5年，我們將在大多數領域看到巨大的進步。創造出人工智慧能力只是人工智慧應用的開始。人工智慧並不是唯一的影響國家相對力量的重要技術。除了晶片和人工智慧，美國和中國還在許多其他技術領域展開了主要競爭，包括量子計算、基因編輯及其他生物技術、機器人技術、太空技術等。中國擁有全球40個最佳電腦科學項目中的20個，在技術競爭方面是美國的一個強大對手。4 以不變的原則，應對永恆的變化達利歐對歷史的研究告訴我們，除了“演化”，世上沒有什麼是永恆的。在演化過程中存在著像潮汐般的周期循環——潮起潮落，難以抵擋或逆轉。要想應對這些變化，關鍵在於瞭解自己正處於周期的那個階段，並掌握應對這一階段的永恆和普遍原則。賭未來就是賭機率，沒有什麼是確定的，連機率都不是確定的。瑞·達利歐在《國家為什麼會破產》和《原則：應對變化中的世界秩序》中，分享了幾項原則，希望可以為大家提供些參考。1. 瞭解所有的可能性，考慮最壞的情況，然後想辦法消除無法忍受的情況首先要確定和消除無法忍受的最壞情況，這是因為，在生活或市場的博弈中，最重要的是不要被淘汰出局。你可能覺得，關注消除最壞的情況，令人感到消沉，也會丟失機會，但事實恰恰相反。這麼操作具有解放的作用，因為已經考慮到了最壞的情況，（在清楚這一點後）這就讓我們擁有了安全感、自由度和能力去追求偉大的成果。2.分散風險除了確保考慮到了所有能想到的最壞情況，還應該試圖通過有效分散風險，為想不到的地方做準備。中國有一個成語“狡兔三窟”意思是萬一一個地方變得危險，還有其他地方可以去。這一原則在艱難時日救了很多人的命，也是達利歐最重要的原則之一。3.最強大且最重要的力量是人們如何相處人們如果能夠共同應對問題和把握機遇，而不是彼此爭鬥，就能獲得最理想的結果。但願這種情形能讓人們產生憂患意識，並激勵他們做力所能及的事情來改善現狀，因此最後一個原則是：如果你毫無擔憂之心，那就應該感到擔憂；而如果你憂心忡忡，那麼反倒無須過於焦慮。這是因為，對可能出現的問題保持擔憂會讓你有所防備，而對這些問題毫不在意則會讓你暴露在風險之中。願你我都能找到有效原則，應對未來變局。 (中信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