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像極了1936：達利歐的終極警告與世界秩序崩塌前夜一、引言：當歷史的幽靈再次徘徊2026年2月14日，全球最大避險基金橋水（Bridgewater Associates）創始人瑞·達利歐（Ray Dalio）在社交媒體上發佈了一篇標題僅為一句話的長文：《It’s Official: The World Order Has Broken Down》（正式宣告：世界秩序已崩塌）。這篇文章迅速在全球範圍內引發軒然大波，而在國內，一句“2026年，像極了1936年”的論斷更是如同一顆重磅炸彈，在社交媒體上激起千層浪。在慕尼黑安全會議的喧囂背後，達利歐看到了更本質的東西：世界已經換軌。他警告稱，我們正處於“大周期”的第六階段，即一個沒有規則、充滿混亂、強權即公理的時期。這一階段通常伴隨著內部動盪與外部戰爭的交織，直至新的秩序在衝突中確立。這並非危言聳聽。1936年，大蕭條的餘波未平，全球貿易萎縮、債務高企，一戰後建立的凡爾賽體系名存實亡，地緣衝突頻發，各國在恐慌中相互提防，最終一步步滑向全面戰爭。而在90年後的今天，我們似乎正站在一個驚人相似的歷史節點上。本文將基於達利歐的最新論斷，結合詳實的經濟、政治資料，深入剖析2026年與1936年的歷史鏡像，探討世界秩序崩塌的深層邏輯，並為投資者和普通人提供應對這一“大混亂時代”的生存策略。二、歷史的鏡像：2026與1936的驚人相似（一）經濟底層：債務-蕭條-復甦-再緊縮的完全重合1936年，世界仍未走出1929年大蕭條的陰霾。全球經濟陷入通縮性蕭條，債務危機蔓延，各國貿易往來大幅萎縮，需求疲軟形成自我強化的下行螺旋。為了保護本國經濟，各國紛紛採取貿易保護主義政策，關稅戰愈演愈烈，進一步割裂了全球經濟體系，讓本就低迷的世界經濟雪上加霜。2026年的全球經濟，同樣面臨著增長乏力、債務高企、貿易壁壘林立的困境。根據國際金融協會（IIF）的資料，2025年底全球債務總額攀升至348兆美元的歷史峰值，較上年增加29兆美元，創下疫情後最快年度增速。其中政府債務增長佔據主導地位，新增規模超過10兆美元，美國、中國和歐元區貢獻了約四分之三的增幅。儘管債務佔GDP比重微降至308%，但新興市場債務比率持續攀升至235%的歷史高位。更嚴峻的是，2026年全球將面臨高達29兆美元的債務到期再融資壓力，其中新興市場將面臨逾9兆美元的債務償還壓力，而成熟市場則需應對超過20兆美元的到期債券和貸款。這意味著，全球經濟將在2026年迎來一場巨大的“還債潮”，任何輕微的流動性緊縮都可能引發系統性風險。在貨幣政策方面，1936年聯準會收緊貨幣，次年直接引爆了“羅斯福衰退”，而如今的邏輯也完全一致。當利率見頂、赤字遮羞布失效，一場劇烈的去槓桿風暴已箭在弦上。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CBO）的預測顯示，在現行政策基本不變的假設下，公眾持有的聯邦債務佔GDP比重將在2026年達到101%，到2036年將進一步飆升至120%，超過1946年創下的歷史高位。（二）社會撕裂：貧富差距與民粹主義的致命共振1936年，大蕭條加劇了各國國內的財富衝突，導致民粹主義、獨裁主義和民族主義的興起。無論是德國、日本的法西斯化，還是美國和英國加強貿易保護主義，都是對經濟危機的極端反應。而在2026年，全球貧富差距已攀至“歷史高點”。《2026年世界不平等報告》顯示，全球最富10%的人群掌握著75%的財富，而底層50%群體僅掌握2%。更極端的是，全球0.001%的超級精英（約6萬人），掌控著超過6%的全球財富，這一數字是底層50%人口總財富的3倍，他們人均資產高達10億歐元。這種極端的不平等正在撕裂社會結構。在美國，兩黨對立、制度信任度低於30%，甚至有25%的人口表示願意為自己的陣營進行暴力對抗。達利歐警告，美國正發展出某種形式的“內戰”，存在無法調和的分歧，有效治理能力喪失。這種內部撕裂不僅限於美國，在歐洲、拉美等地區同樣明顯，社會共識的缺失正在侵蝕民主制度的根基。（三）舊秩序失效：從規則主導到叢林法則1936年，凡爾賽體系崩潰，國際聯盟失去作用，法西斯國家肆意擴張，無人能約束。希特勒悍然進軍萊茵蘭非軍事區，英法因經濟泥潭選擇沉默退讓，這無疑讓希特勒更加膽大妄為。如今，1945年布列敦森林體系、聯合國等二戰後建立的多邊主義體系正在崩潰，美國作為單極主導力量的時代已經結束。在2026年慕尼黑安全會議上，德國總理梅爾茨直言：“持續數十年的世界秩序已不復存在。”法國總統馬克宏警告歐洲必須為戰爭做準備。美國國務卿盧比歐承認“舊世界已經消失”。這場會議被達利歐視為一個歷史節點：1945年二戰後建立的國際秩序，正式宣告死亡。國際關係正從“規則主導”轉向“叢林法則”，貿易戰、科技戰、地緣衝突成為新常態。達利歐將當前的大國衝突歸納為五種形式：貿易戰、技術戰、資本戰、地緣政治戰和軍事戰。他警告說，這些衝突不再是局部摩擦，而是全面升級的系統性對抗。“當大國之間不再遵守共同的規則，衝突就會從經濟領域蔓延到軍事領域，就像20世紀30年代那樣。”（四）軍備競賽：從經濟絞殺到軍事對抗1936年，德國、日本等國開始大規模擴軍備戰，軍備競賽愈演愈烈。而在2026年，全球軍費開支預計將首次突破2.6兆美元，創下歷史新高。美國2026財年國防預算約9010億至1兆美元，佔其GDP約3.3%；波蘭敲定2026年軍費預算，直接把軍費佔GDP比例提升至4.81%，遠超北約要求的2%最低標準；日本2026財年的國防預算初案也達到了歷史新高。這種開支的增長不僅僅是總量的增加，更代表了一種深層次的範式轉移。各國政府的預算邏輯正從過去三十年的“和平紅利”導向轉向“安全優先”模式。這一轉變的底層動力在於，各國普遍認識到傳統戰爭形態與高科技消耗戰共存的現實，迫使國防預算必須同時覆蓋昂貴的現代化項目（如人工智慧、高超音速武器）和海量的傳統彈藥儲備。三、達利歐的“大周期”理論：世界為何會走到今天？（一）三大周期的同步觸頂達利歐在其著作《原則：應對變化中的世界秩序》中，通過復盤500年全球歷史，總結出驅動全球秩序更替的三大核心周期：債務貨幣經濟周期、內部秩序周期、外部秩序周期。當這三大周期同步進入衰退末期，必然引發舊秩序的徹底崩塌。債務貨幣經濟周期：全球債務累積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無論是國家、企業還是個人，都背著沉重的包袱。當債務無法持續時，危機便會來臨。各國只能印鈔稀釋債務，貨幣持續貶值、普通人財富縮水。內部秩序周期：社會內部的矛盾加劇，不同群體間的對立和不滿情緒上升，這會影響政策的穩定性和社會的凝聚力。最富0.1%的財富等於底層90%的總和，社會撕裂、民粹與極端主義抬頭。外部秩序周期：國家間的競爭從合作轉向對抗，貿易、科技甚至地緣政治領域的摩擦不斷。當主導大國開始衰弱，或者一個新興大國在實力上開始接近它時，衝突就會產生。達利歐指出，當崛起國達到守成國實力約60%時，衝突機率陡增，而中美競爭正是當前的核心風險點。（二）第六階段：舊秩序崩潰，強權即公理達利歐將國家興衰的大周期劃分為六個階段，而我們現在正處於極其關鍵的第六階段。這個階段的特徵非常鮮明且令人不安：舊秩序徹底瓦解：1945年後的全球治理體系、美元主導的多邊規則不再有效，國際社會從“規則至上”退回叢林法則、強權即公理。多維衝突全面升級：貿易戰、科技戰、地緣戰、金融戰常態化，制裁、資產凍結、技術封鎖成為常規手段，風險不斷向軍事衝突邊緣試探。內部動盪與外部戰爭交織：國內的貧富衝突、政治極化與國際的大國博弈相互作用，形成一個危險的反饋循環，直至新的秩序在衝突中確立。四、資本戰：新時代的“熱戰”前奏達利歐特別強調，在熱戰爆發前的十年裡，經濟戰和資本戰早已打響。例如，美國在1930年通過《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挑起貿易戰，隨後在二戰爆發前夕對日本實施了毀滅性的石油禁運和資產凍結。這種經濟上的“絞殺”迫使日本在妥協與開戰之間做出了選擇。如今，我們正處於一場“資本戰”的邊緣。達利歐警告，世界正處於“資本戰”的邊緣，各國將通過制裁、資產凍結、資本管制等手段，將貨幣本身武器化。SWIFT系統武器化：俄羅斯3000億美元外匯儲備遭凍結，這一先例讓全球各國對美元主導的金融體系產生了深刻的不信任。美元霸權遭遇信任危機：中國和部分歐洲國家開始減少購買美國國債，擔心未來可能面臨的制裁。這種趨勢如果持續，將導致美國債券收益率飆升、借貸成本大幅上升，或迫使聯準會大量印鈔，進一步削弱美元價值。去美元化加速：中國推動的CIPS（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已經覆蓋了110個國家的部分貿易，雖然總量還不大，但已經使既往世界的金融體系出現裂痕。五、生存之道：在大混亂時代如何自處？面對如此嚴峻的形勢，達利歐為投資者和普通人提供了一系列應對策略。他強調，過去幾十年我們習以為常的“和平與發展”環境正在遠去，投資邏輯和生存法則都需要根本性重構。（一）投資策略：從效率優先到安全優先黃金是終極壓艙石：達利歐建議將黃金配置比例提升至15%-20%，認為黃金已經從“避險資產”升級為“全球第二大儲備貨幣”。黃金的核心價值在於其不依賴任何政府信用，是唯一“不依賴他人”的普世貨幣。遠離長期國債：在通膨高企、債務過剩的環境下，長期國債是“價值陷阱”，久期債將大幅跑輸。擁抱硬資產與現金流：投資邏輯應從“效率優先”轉向“安全優先、現金流優先”。重點關注與國家安全、供應鏈本土化、關鍵技術相關的公司，如國防軍工、半導體、新能源等行業。地域與資產多元化：通過地理分散和資產多元化降低風險，避免將所有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裡。（二）普通人生存建議（2026-2030窗口期）最佳化資產結構：除自住外，出清低效房產，優先持有流動性強的資產。控制槓桿，持有現金：減少債務槓桿，預留足夠的現金或現金等價物，以應對突發的資金需求或市場波動。提升核心技能：在動盪時期，個人的核心競爭力是抵禦風險的最佳屏障。不斷學習，提升自己在關鍵領域的技能，增強不可替代性。保持理性，避免極端：在資訊爆炸和情緒極化的時代，保持獨立思考和理性判斷至關重要。避免被民粹主義和極端思潮裹挾，堅守常識和底線。六、結語：歷史不會重演，但會押韻2026年與1936年的相似之處令人不寒而慄，但我們也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歷史不會簡單重演。與90年前相比，當今世界擁有核威懾這一終極制衡力量，這使得全面熱戰的成本極高，衝突更多表現為代理人戰爭、貿易戰、科技封鎖。同時，全球產業鏈深度互聯，完全脫鉤的代價巨大，這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大國衝突的極端化。然而，達利歐的警告依然振聾發聵。他提醒我們，速度不會改變結局，只會讓結局來得更突然。我們正站在一個歷史的十字路口，舊的秩序已經崩塌，新的秩序尚未成型。在這個“大混亂時代”，唯一確定的就是不確定性本身。對於投資者而言，這意味著需要徹底重構自己的投資框架，從追求高收益轉向保障本金安全。對於普通人而言，這意味著需要更加審慎地規劃自己的財務和人生，提升自己的抗風險能力。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我們無法阻止它，但我們可以選擇如何應對。正如達利歐所說：“應對變化中的世界秩序，最重要的原則就是理解並適應大周期的變化。”資料來源Ray Dalio, "It’s Official: The World Order Has Broken Down", LinkedIn, February 14, 2026.Fortune, "Ray Dalio warns of ‘great disorder’ period for world economy, marked by ‘clash of great powers’—just like the 1930s", February 17, 2026.Nasdaq, "Will the Stock Market Crash in 2026? Billionaire Ray Dalio Just Gave a Clear Warning to Investors", February 15, 2026.國際金融協會（IIF）, "Global Debt Monitor", February 2026.《2026年世界不平等報告》, World Inequality Lab, December 2025.SIPRI, "Trends in World Military Expenditure, 2025", April 2026.瑞·達利歐, 《原則：應對變化中的世界秩序》, 中信出版集團, 2021.慕尼黑安全會議, 《2026年安全報告：正在解構》, February 2026. (i財經)

2月15日，橋水基金的達利歐在推特上發佈了《官方共識：世界秩序已崩塌》的萬字長文，在全球各種社交媒體上被瘋狂刷屏。這篇萬字長文提出來了一個鮮明的觀點，那就是在全球各主權國家的官方敘事中，世界秩序已崩塌，我們正進入500年來最危險的無序期。在此之時，普通人將被動面臨命運轉折點。因為當桌子上的規則不再管用，決定勝負的，就不再是你的牌面，而是你的出牌策略。我們將達利歐的萬字長文總結了幾條生存博弈論，這些總結對於我們普通人，也會很有啟發：第一、二戰後建立起來的世界秩序正在瓦解，轉向“實力決定一切”的模式。用川普最喜歡的語境，就是全球進入叢林法則時代，一切以交易為主。所謂盟友、規則、秩序的合法性，將不再由共識主導，而是徹底的交易利益。換句話說，全球秩序將由地緣衝突、經濟不平等和大國競爭驅動。第二、這意味著全球話語權從規則到實力的轉變；那種有事在聯合國的主導下，大家一起商量、討論、仲裁的模式，已經失效了。對話與談判正是美國在“二戰”後國際秩序中所確立的解決衝突的基石，如今卻正被美國自身以單邊要求和脅迫手段所取代。川普希望回到19世紀的國際秩序。大國將直接靠實力對抗，弱國再難中立，必須選邊站隊，類似冷戰格局。第三、全球化之下的債務和貨幣體系崩潰風險。全球的資產錨是美元，美元的基礎是美債，但全球最大的安全資產美債已經到了危險拐點。最後的結果終將是貨幣貶值、通膨，削弱美元霸權。第四、財富差距加劇引發社會動盪和政治極端化，與歷史帝國衰落周期相似，可能導致國內秩序混亂。最直接的表現就是全球財富的K型分化日趨加深，越是危機加深，這個趨勢就越陡峭。全球貧困人口比例及人數（資料：世界銀行）第五、以上種種，能導致貨幣、經濟和政治秩序聯動衰落。在經濟上行期，會形成全球穩定秩序和秩序繁榮；但是在這種繁榮中，會不自然的堆積債務；發達國家越來越實業空心化、產業完成大轉移，發達國家徹底金融化。這終將導致泡沫難以持續。結果就會是貨幣貶值和秩序重塑。這是盛衰周期的必經之路，當前階段類似於荷蘭、英國帝國轉折點。第六、最近的黃金敘事主要來源於此。在不確定期，黃金優於現金或短期信貸，不受政府操控，在貨幣動盪中保值。第七、政策和底層之間的錯配感越來越嚴重，全球經濟衰退時，會帶來政策密集期，但低利率，以及政策刺激推高了資產價格，但掩蓋底層問題。2025市場上漲主要是政策驅動，非基本面。2025年，美國GDP增幅在4.5%。但是在穿透之後，發現這些增長主要來自於AI投資,已經投資帶動的股市瘋狂增長.並由此帶來的富人財富升值,最終又帶動了富人消費.而這一切和普通人沒有任何關係.財新的資料是,1%的頂級富豪佔了美股整體市值的10%;10%的富豪佔了美股市值的50%;而最基層的50%的窮人,佔得市值只有1.5%.第八、關稅並非核心，表面是貿易戰，本質則是經濟/貨幣秩序崩潰。投資者關注債務增長和還債能力，而非單一政策。這時，投資者需要關注的是資產修正而非對未來的預測。因為市場轉嚮往往在“意識到錯誤”時已走完大半。所以，建立可修正的投資體系無比重要。槓鈴策略可能是對於普通人來講，在危機時代的最好投資策略。第九、我們要逼自己養成長期視角，當前全球格局是歷史大周期的重複，包括信用/債務、政治秩序和國際關係。所以，要從過往的歷史轉型模式中，找到應對未來不確定性的基礎法則。 (成竹海外)

橋水基金創始人瑞·達利歐2026年2月15日發帖，宣佈世界秩序已經崩潰，一天之內吸引了5300萬點選量。以下是他的長文原文。It’s Official: The World Order Has Broken Down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大多數領導人宣佈1945年後的世界秩序已經終結，而其背後的圖景則在題為《走向毀滅》的《2026年安全報告》中有所闡述，您可以閱讀該報告。如果您感興趣的話。更具體地說，德國總理弗裡德里希·梅爾茨表示，“幾十年來維持的世界秩序已不復存在”，我們正處於“大國政治”時代。他明確指出，在這個新時代，自由“不再是理所當然的”。法國總統埃馬紐埃爾·馬克宏也呼應了梅爾茨的觀點，並表示與舊世界秩序相關的歐洲舊安全體系已不復存在，歐洲必須做好戰爭準備。美國國務卿馬可·盧比歐表示，我們正處於“新的地緣政治時代”，因為“舊世界”已經不復存在。依我之見，我們正處於大周期的第六階段，這一階段的特點是缺乏規則、強權即公理，以及大國之間的衝突，由此引發了巨大的混亂。第六階段的運作機制在我的著作《應對不斷變化的世界秩序的原則》第六章“外部秩序與混亂的大周期”中有詳細闡述。此前，我曾分享過第五章（“內部秩序與混亂的大周期”）的大量節選，以便大家瞭解美國目前的狀況如何契合該章所闡述的經典周期。在此，我將第六章全文附上，供您參考。鑑於目前幾乎所有人都認同1945年後的世界秩序已經瓦解，我們正在進入一個新的世界秩序，我認為閱讀第六章絕對值得。第六章：外部秩序與混亂的大循環人與秩序之間的關係，無論內部還是外部，其運作方式基本相同，並且相互交融。事實上，不久之前，內部秩序和外部秩序之間並無區別，因為國家之間沒有明確界定且相互認可的邊界。因此，我在上一章中描述的國家內部秩序與混亂的六階段循環，在國家之間也同樣適用，只有一個重大例外：國際關係更多地受到原始權力動態的驅動。這是因為所有治理體系都需要有效且各方認可的：1）法律和立法能力；2）執法能力（例如，警察）；3）裁決方式（例如，法官）；以及4）明確且具體的、既能與犯罪行為相匹配又能得到執行的後果（例如，罰款和監禁）。而這些要素在指導國家間關係時要麼不存在，要麼遠不如指導國家內部關係時那樣有效。儘管人們曾嘗試使外部秩序更加合乎規則（例如，通過國際聯盟和聯合國），但總體而言，這些嘗試都以失敗告終，因為這些組織所擁有的財富和權力並不比最強大的國家更多。當單個國家的權力超過國家集團時，更強大的單個國家就會佔據主導地位。例如，如果美國、中國或其他國家比聯合國擁有更大的權力，那麼決定局勢走向的將是美國、中國或其他國家，而不是聯合國。這是因為權力至上，而平等國家之間的財富和權力很少會輕易放棄。當強國之間發生爭端時，它們不會讓律師向法官陳述案情，而是互相威脅，要麼達成協議，要麼開戰。國際秩序遵循的與其說是國際法，不如說是叢林法則。國家間的衝突主要有五種類型：貿易/經濟戰、技術戰、資本戰、地緣政治戰和軍事戰。我們先來簡要定義一下它們。1. 貿易/經濟戰：圍繞關稅、進出口限制以及其他損害競爭對手經濟利益的方式而發生的衝突2. 技術戰爭：圍繞那些技術可以共享以及那些技術被視為國家安全保護要素而產生的衝突3. 地緣政治戰爭：因領土和聯盟關係而產生的衝突，通過談判和明確或隱含的承諾解決，而非通過武力解決。4. 資本戰爭：通過制裁等金融手段（例如，通過懲罰提供資金和信貸的機構和政府來切斷資金和信貸）以及限制外國進入資本市場等方式引發的衝突。5. 軍事戰爭：涉及實際槍戰和軍事力量部署的衝突大多數國家間的衝突都屬於上述一個或多個類別（例如，網路戰在所有這些類別中都扮演著重要角色）。這些衝突的根源在於財富、權力以及與之相關的意識形態。雖然大多數這類戰爭並不涉及槍林彈雨，但它們本質上都是權力鬥爭。在大多數情況下，前四種類型的戰爭會隨著時間的推移，在敵對國家之間演變為激烈的競爭，直至最終爆發軍事衝突。這些鬥爭和戰爭，無論是否涉及槍林彈雨，都是一方對另一方展現權力的表現。它們可能是全面戰爭，也可能是有限度的，這取決於問題的嚴重程度以及交戰雙方的相對實力。但一旦軍事衝突爆發，其他四個維度的所有因素都將被最大限度地武器化。正如前幾章所述，所有驅動內外周期的因素往往同步好轉或惡化。當情況惡化時，爭論的焦點增多，從而導致更強烈的爭鬥傾向。這是人之常情，也是我們經歷“大周期”（即好壞交替的周期）的原因。全面戰爭通常發生在關乎國家存亡的重大問題（即那些對國家生存至關重要，以至於人們願意為之戰鬥甚至犧牲的問題）受到威脅，且無法通過和平手段解決之時。戰爭的結果會明確那一方能夠佔據主導地位，並在後續事務中擁有絕對優勢。這種對規則制定者的清晰認知，便成為建構新的國際秩序的基礎。下圖展示了自1500年以來歐洲內部和外部和平與衝突的周期，並以衝突造成的死亡人數作為衡量標準。如圖所示，歐洲經歷了三個主要的衝突興衰周期，每個周期平均持續約150年。儘管大規模的內戰和對外戰爭持續時間較短，但它們通常是長期衝突最終爆發的結果。雖然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分別是由古典周期驅動的，但它們之間也存在關聯。正如你所見，每個周期都包含一段相對較長的和平繁榮時期（例如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和工業革命），而這段時期也埋下了可怕的外部戰爭的種子（例如三十年戰爭、拿破崙戰爭和兩次世界大戰）。無論是上升期（和平繁榮時期）還是衰退期（蕭條和戰爭時期），都影響著整個世界。並非所有國家都能隨著強國的繁榮而繁榮，因為有些國家的繁榮是以犧牲其他國家的利益為代價的。例如，中國從1840年左右到1949年的衰落，被稱為“百年屈辱”，正是由於西方列強和日本對中國的剝削造成的。在您繼續閱讀的過程中，請記住，關於戰爭，最可以確定的兩件事是：1）戰爭不會按計畫進行；2）戰爭的後果將遠超想像。正因如此，接下來的許多原則都旨在避免戰爭。然而，無論戰爭的理由是正當還是邪惡，它都會發生。需要明確的是，雖然我認為大多數戰爭都是悲劇，而且起因荒謬，但有些戰爭是值得打的，因為不打的後果（例如失去自由）將不堪設想。導致外部秩序發生變化的永恆而普遍的力量正如我在第二章中所解釋的，除了自身利益和生存之外，對財富和權力的追求是驅動個人、家庭、公司、州和國家的最主要動力。因為財富等同於權力，它決定了人們建立軍事力量、控制貿易和影響其他國家的能力，所以國內實力和軍事實力密不可分。購買槍支（軍事力量）需要資金，購買黃油（國內社會支出需求）也需要資金。當一個國家無法提供足夠的槍支或黃油時，它就容易受到國內外的反對。通過對中國王朝和歐洲帝國的考察，我瞭解到，擁有比對手更雄厚的財力是國家最重要的優勢之一。這正是美國在冷戰中戰勝蘇聯的關鍵所在。只要把錢花在刀刃上，就無需發動戰爭。長期的成功取決於維持“槍支”和“黃油”的穩定，同時避免過度消費導致其衰落。換句話說，一個國家必須擁有足夠的經濟實力，才能保障人民享有良好的生活水平並免受外敵入侵。真正成功的國家已經能夠做到這一點兩三百年。但沒有那個國家能夠永遠做到這一點。當主導力量開始衰落或新興力量開始在實力上逼近它時——或者兩者兼而有之——衝突就會產生。*軍事戰爭的最大風險在於雙方都具備以下條件：1）軍事實力大致相當；2）存在不可調和的、關乎存亡的分歧。截至本文撰寫之時，最具潛在爆發性的衝突是中美之間圍繞台灣問題的爭端。對立國家面臨的選擇——要麼開戰，要麼退讓——極其艱難。兩者都代價高昂：開戰會造成生命和金錢的損失，而退讓則會失去地位，因為它會暴露軟弱，導致支援率下降。當兩個競爭實體都擁有摧毀對方的能力時，雙方都必須對彼此抱有極高的信任，相信自己不會遭受無法接受的傷害或死亡。然而，能夠妥善處理囚徒困境的情況卻極其罕見。國際關係中除了強權者強加的規則外，並無其他規則可循。然而，某些方法確實比其他方法更能帶來理想的結果。具體而言，那些更有可能實現雙贏的方法優於那些導致雙輸的方法。因此，至關重要的原則是：*為了獲得更多雙贏的結果，談判者需要充分考慮對方和自身最重視的利益，並懂得如何權衡取捨。巧妙的合作能夠建立雙贏關係，既能增加財富和權力，又能合理分配，這遠比導致一方征服另一方的戰爭更有價值，也更省力。關鍵在於能夠站在對手的角度思考問題，並清晰地向他們明確劃定和傳達你的底線（即不可妥協的原則）。*勝利意味著在不失去最重要的東西的前提下獲得最重要的東西，因此，那些生命和金錢損失遠大於收益的戰爭是愚蠢的。然而，出於我將要解釋的原因，這種“愚蠢的”戰爭仍然屢見不鮮。人們很容易陷入愚蠢的戰爭，原因有以下幾點：a) 囚徒困境；b) 以牙還牙式的升級過程；c) 衰落一方退讓的代價；d) 決策必須迅速做出時產生的誤解。敵對的大國通常會陷入囚徒困境；他們需要找到方法來確保自己不會先發制人，以免被對方先下手為強。以牙還牙式的升級之所以危險，是因為它要求雙方要麼升級衝突，要麼失去對方在上一回合中奪取的資源；這就像一場膽量遊戲——一旦過度，就會正面相撞。煽動民眾、捏造事實的言論會加劇愚蠢戰爭的風險，因此領導人最好坦誠而周全地解釋局勢及其應對措施（這在民主國家尤為重要，因為民眾的意見至關重要）。最糟糕的情況莫過於領導人在與民眾溝通時弄虛作假、情緒化，而當他們掌控媒體時，情況則更加糟糕。總體而言，雙贏關係和雙輸關係之間的轉換往往呈周期性變化。人們和帝國在順境中更傾向於合作，在逆境中則更傾向於爭鬥。當現有大國相對於新興大國衰落時，它自然傾向於維持現狀或現有規則，而新興大國則希望改變這些規則以適應不斷變化的現實情況。雖然我對“愛情和戰爭中無所不用其極”這句諺語中關於愛情的部分不太瞭解，但我知道關於戰爭的部分是對的。舉個例子，在美國獨立戰爭中，當英軍列隊迎戰，而美國革命者躲在樹後射擊時，英軍認為這不公平，並提出了抗議。革命者最終獲勝，他們認為英軍愚蠢至極，為了獨立和自由，改變戰爭規則是正當的。事實就是如此。這引出了我的最後一個原則：* 擁有權力，尊重權力，並明智地運用權力。擁有權力是好事，因為權力總能凌駕於協議、規則和法律之上。當事情發展到關鍵時刻，那些有權強制執行他們對規則和法律的解讀或推翻規則和法律的人，最終會如願以償。尊重權力至關重要，因為打一場註定失敗的戰爭並非明智之舉；最好是協商達成儘可能好的解決方案（除非你想成為烈士，而這通常是出於愚蠢的虛榮心，而非明智的戰略考量）。明智地運用權力同樣重要。明智地運用權力並不一定意味著強迫他人滿足你的要求——也就是欺凌他人。它包含著這樣的認知：慷慨和信任是建立雙贏關係的強大力量，而雙贏關係遠比雙輸關係更有價值。換句話說，很多時候，運用“硬實力”並不是最佳途徑，而運用“軟實力”則更為可取。在思考如何明智地運用權力時，決定何時達成協議、何時開戰也至關重要。為此，各方必須預估自身權力隨時間推移的變化。理想情況下，應在自身權力最強時運用權力進行談判、執行協議或發動戰爭。這意味著，如果自身相對權力正在下降，則應儘早開戰；如果自身權力正在上升，則應在後期開戰。如果身處一段雙輸的關係中，就必須想辦法擺脫，最好是通過分離，但也可能需要通過戰爭。為了明智地運用權力，通常最好不要輕易示人，因為這往往會讓對方感到威脅，並促使他們也建立起自己的威脅力量，從而導致雙方衝突升級，最終危及彼此。權力最好像一把隱藏的匕首，在衝突爆發時才拿出來使用。但有時，展現權力並威脅使用權力反而能最有效地提升談判地位，避免衝突。瞭解對方最看重和最不看重的是什麼，尤其是他們會為之抗爭和不會抗爭的是什麼，才能幫助你找到雙方都認為公平的解決爭端的平衡點。雖然擁有權力通常是件好事，但擁有不必要的權力也是件好事。這是因為維持權力會消耗資源，尤其是時間和金錢。此外，權力也伴隨著責任的重擔。我常常驚訝地發現，權力較小的人往往比權力較大的人更快樂。案例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戰既然我們已經探討了驅動外部秩序與混亂周期的動力機制和原則（這些機制和原則是通過分析眾多案例得出的），我想簡要地談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案例，因為它提供了從和平走向戰爭這一標誌性動態的最新例證。儘管這只是一個案例，但它清晰地展現了三大周期——即貨幣信貸周期、內部秩序/混亂周期以及外部秩序/混亂周期——的交匯如何為一場災難性戰爭的爆發創造了條件，並為新的世界秩序奠定了基礎。這一時期的故事本身就非常引人入勝，但它們之所以尤為重要，是因為它們為我們思考當下正在發生的事情以及未來可能發生的情況提供了寶貴的經驗教訓。戰爭之路為了更好地展現 20 世紀 30 年代的景象，我將回顧導致 1939 年歐洲戰爭正式爆發和 1941 年珍珠港事件發生的重大地緣政治事件。然後，我將快速介紹戰爭以及 1945 年新世界秩序的開始，當時美國正處於其權力的巔峰時期。1929年大蕭條之後的全球經濟衰退導致幾乎所有國家都陷入了嚴重的內部財富衝突。這促使它們轉向更加民粹主義、專制、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的領導人和政策。這些轉變或向右傾斜，或向左傾斜，程度也因各國的具體情況及其民主或專制傳統的強弱而異。在德國、日本、義大利和西班牙，極其糟糕的經濟狀況和相對薄弱的民主傳統導致了嚴重的內部衝突，並轉向了右翼民粹主義/專制領導人（即法西斯主義者）。美國和英國擁有更強大的民主傳統和相對寬鬆的經濟環境，因此它們也變得比以往更加民粹主義和專制，但程度遠不及其他國家。德國和日本儘管德國在一戰後背負了巨額賠款，但到1929年，通過楊格計畫，德國開始擺脫賠款的束縛。該計畫大幅減免了德國的債務，並要求外國軍隊在1930年前撤離德國。然而，全球經濟大蕭條重創德國，導致近25%的失業率、大規模破產和普遍貧困。正如以往一樣，左翼民粹主義者（共產黨）和右翼民粹主義者（法西斯主義者）之間爆發了鬥爭。作為民粹主義/法西斯主義的領軍人物，阿道夫·希特勒利用民族屈辱的情緒，煽動民族主義情緒，將《凡爾賽條約》及其締造國視為敵人。他制定了25點民族主義綱領，並以此為核心爭取支援。為了應對內部紛爭和恢復秩序的願望，希特勒於1933年1月被任命為總理，他的納粹黨獲得了眾多工業家的支援，這些工業家懼怕共產黨。兩個月後，納粹黨贏得了德國議會（帝國議會）中最多的支援和最多的席位。希特勒拒絕支付任何進一步的賠款，退出國際聯盟，並於1934年獨裁統治德國。他身兼總理和總統兩職，成為國家的最高領袖。在民主國家，總會有一些法律允許領導人攫取特殊權力；希特勒則攫取了所有這些權力。他援引魏瑪憲法第48條，終止了許多公民權利，鎮壓來自共產黨的政治反對派，並強行通過了《授權法》，使他無需國會和總統批准即可頒布法律。他對任何反對派都毫不留情——他審查或控制報紙和廣播公司，建立秘密警察部隊（蓋世太保）來剷除和鎮壓反對派，剝奪猶太人的公民權，沒收新教教會的財政，並逮捕反對他的教會官員。他宣稱雅利安人種優越，禁止非雅利安人擔任政府職務。希特勒採取了同樣的專制/法西斯手段來重建德國經濟，並輔以大規模的財政和貨幣刺激計畫。他將國有企業私有化，鼓勵企業投資，積極提升雅利安德國人的生活水平。例如，他創立了大眾汽車公司，使汽車價格親民，普及大眾；他還主導修建了高速公路。為了大幅增加政府支出，他強制銀行購買政府債券。這些債務由企業盈利和中央銀行（帝國銀行）通過貨幣化債務來償還。這些財政政策總體上有效地實現了希特勒的目標。這再次表明，如果借入的資金用於提高生產力並產生足夠現金流來償還債務的投資，那麼以本國貨幣借款並增加自身債務和赤字也能產生巨大的效益。即使無法完全償還債務，也能以極高的成本效益實現國家的經濟目標。至於這些政策的經濟影響，希特勒1933年上台時，失業率為25%。到1938年，失業率降至零。希特勒掌權後的五年內，人均收入增長了22%，1934年至1938年間，實際年均增長率超過8%。如下圖所示，1933年至1938年間，德國股市穩步上漲近70%，直至熱戰爆發。1935年，希特勒開始擴充軍備，並強制雅利安人服兵役。德國的軍費開支增長速度遠超其他任何國家，因為德國經濟需要更多資源來維持運轉，而且德國也打算利用其軍事力量來攫取這些資源。與德國一樣，日本也遭受了經濟大蕭條的重創，並因此變得更加專制。日本尤其容易受到經濟蕭條的影響，因為作為一個自然資源匱乏的島國，它依賴出口來獲取收入，進而進口必需品。1929年至1931年間，日本的出口下降了約50% ，經濟遭受重創。1931年，日本破產——也就是說，它被迫動用黃金儲備，放棄金本位制，實行貨幣浮動，導致貨幣大幅貶值，日本的購買力幾乎耗盡。這種糟糕的狀況和巨大的貧富差距引發了左右兩派之間的鬥爭。到1932年，右翼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勢力大規模抬頭，希望能夠以武力恢復秩序和經濟穩定。日本為了獲取所需的自然資源（例如石油、鐵礦、煤炭和橡膠）和人力資源（即奴隸勞動力），採取了掠奪手段。1931年，日本入侵滿洲，並向中國和亞洲擴張。與德國類似，可以說，日本通過軍事侵略獲取所需資源的方式比依賴傳統的貿易和經濟手段更具成本效益。1934年，日本部分地區發生嚴重饑荒，導致政治局勢更加動盪，並進一步強化了右翼、軍國主義、民族主義和擴張主義運動。在隨後的幾年裡，日本自上而下的法西斯計畫經濟體制日益強大，建立起一套軍工複合體，以保護其在東亞和中國北方的現有基地，並支援其對外擴張。與德國的情況類似，雖然大多數日本公司仍為私營企業，但它們的生產卻受到政府的控制。什麼是法西斯主義？一個國家在選擇其治理方式時，必須做出以下三個重大選擇：1）自下而上（民主）或自上而下（專制）的決策方式；2）生產資料所有制是資本主義還是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居於中間）；3）個人主義（將個人福祉置於首位）還是集體主義（將整體福祉置於首位）。請從每個類別中選擇你認為更可取的做法。法西斯主義是專制、資本主義和集體主義的。法西斯主義者認為，自上而下的專制領導，即政府指導私營企業的生產，使個人滿足服從於國家成功，是使國家及其人民更加富裕和強大的最佳途徑。美國及其盟國1929年後，美國的債務問題對美國銀行造成了毀滅性的打擊，導致其在全球範圍內縮減貸款規模，損害了國際借款人的利益。與此同時，經濟大蕭條造成需求疲軟，進而導致美國進口和其他國家對美出口大幅下降。隨著收入減少，需求進一步下降，信貸問題也隨之加劇，形成惡性循環的經濟下行螺旋。為了保護就業，美國採取了保護主義政策，於1930年通過了《斯穆特-霍利關稅法》，提高了關稅，這進一步加劇了其他國家的經濟困境。在經濟不景氣時期，提高關稅以保護國內企業和就業崗位的做法很常見，但這會導致效率降低，因為生產無法在效率最高的地方進行。最終，關稅會加劇全球經濟疲軟，因為關稅戰會導致徵收關稅的國家出口受損。然而，關稅確實會使受其保護的企業受益，並且能夠為徵收關稅的領導人贏得政治支援。蘇聯尚未從1917年至1922年革命和內戰的毀滅性打擊中恢復過來，也未從對德戰爭的失敗、與波蘭的代價慘重的戰爭以及1921年的饑荒中恢復過來，並在整個20世紀30年代飽受政治清洗和經濟困境的折磨。中國在1928年至1930年也經歷了內戰、貧困和饑荒。因此，當1930年局勢進一步惡化，關稅開始徵收時，這些國家的困境就從糟糕的境地演變成了絕望的境地。更糟糕的是，20世紀30年代美國和蘇聯都遭遇了乾旱。*有害的自然災害（例如乾旱、洪水和瘟疫）常常導致嚴重的經濟困難，而這些困難與其他不利因素疊加，又會引發大規模衝突。在蘇聯，由於政府的極端政策，數百萬人喪生。與此同時，內部政治鬥爭和對納粹德國的恐懼導致了數十萬人遭到清洗，他們被指控從事間諜活動，未經審判就被槍決。通縮性蕭條是指由於債務人手中沒有足夠的資金來償還債務而引發的債務危機。它們必然導致政府增發貨幣、進行債務重組，以及推出增加貨幣和信貸供應量、降低其價值的支出計畫。唯一的問題是，政府官員需要多長時間才能採取這些措施。以美國為例，從1929年10月的經濟大蕭條到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1933年3月採取行動，歷時三年半。羅斯福上任後的頭100天裡，推出了一系列大規模政府支出計畫，這些計畫的資金來源包括大幅增稅和巨額財政赤字，而這些赤字則由聯準會貨幣化的債務融資。他推行了就業計畫、失業保險、社會保障體系以及有利於勞工和工會的各項政策。在他1935年提出的稅收法案（當時俗稱“劫富濟貧稅”）之後，個人所得稅最高邊際稅率飆升至75%（而1930年時僅為25%）。到1941年，個人所得稅最高稅率達到81%，企業所得稅最高稅率也達到31%（1930年時為12%）。羅斯福還徵收了其他一系列稅項。儘管徵收了各種稅款，經濟復甦也促進了稅收增長，但由於支出增長幅度巨大，預算赤字仍從佔GDP的1%左右上升到4%左右。從1933年到1936年底，股市回報率超過200%，經濟以驚人的平均實際增長率增長，約為9%。1936 年，聯準會收緊貨幣和信貸以對抗通貨膨脹，減緩經濟過熱，導致脆弱的美國經濟再次陷入衰退，其他主要經濟體也隨之疲軟，進一步加劇了國家內部和國家之間的緊張局勢。與此同時，在歐洲，西班牙左翼民粹主義者（共產黨）和右翼民粹主義者（法西斯主義者）之間的衝突演變為殘酷的西班牙內戰。右翼的佛朗哥在希特勒的支援下，成功地清洗了西班牙的左翼反對派。在經濟嚴重衰退和貧富差距巨大的時期，通常會發生革命性的大規模財富再分配。和平的再分配是通過大幅提高富人的稅收和增加貨幣供應量來實現的，這樣可以降低債務人的債權價值；而暴力的再分配則通過強制沒收資產來實現。在美國和英國，儘管發生了財富和政治權力的再分配，但資本主義和民主制度仍然得以維持。而在德國、日本、義大利和西班牙，情況則並非如此。在爆發戰爭之前，通常會先發生一場經濟戰。同樣典型的是，在全面戰爭爆發之前，往往會有長達十年的經濟、技術、地緣政治和資本戰爭，在此期間，衝突各方相互威懾，試探彼此的實力極限。雖然1939年和1941年分別被認為是歐洲和太平洋戰爭的正式開端，但衝突實際上早在十年前就已經開始了。除了各國國內的經濟衝突及其引發的政治變革之外，所有這些國家都面臨著日益加劇的外部經濟衝突，因為它們都在爭奪日益縮小的經濟蛋糕。由於強權而非法律主導著國際關係，德國和日本變得更加擴張主義，並開始在資源和領土影響力的競爭中不斷試探英國、美國和法國的底線。在繼續描述熱戰之前，我想詳細闡述一下當經濟和資本工具被武器化時常用的策略。他們過去是，現在仍然是：1. 資產凍結/扣押：阻止敵對勢力/競爭對手使用或出售其賴以生存的海外資產。這些措施的範圍很廣，從針對特定群體在一國境內的資產凍結（例如，美國目前對伊朗革命衛隊的制裁，或二戰期間美國最初對日本的資產凍結）到更嚴厲的措施，例如單方面拒付債務或直接扣押一國的資產（例如，一些美國高層決策者一直在討論不償還對中國的債務）。2. 阻止資本市場准入：阻止一個國家進入本國或他國的資本市場（例如，1887 年德國禁止購買俄羅斯證券和債務，以阻止俄羅斯的軍事擴張；美國現在威脅要對中國這樣做）。3. 禁運/封鎖：為了削弱目標國家或阻止其獲得必需品（例如，二戰期間美國對日本的石油禁運和切斷其船隻進入巴拿馬運河的通道），或者為了阻止目標國家向其他國家出口商品和/或服務，從而切斷其收入（例如，拿破崙戰爭期間法國對英國的封鎖），而阻止本國以及在某些情況下與中立第三方之間的商品和/或服務貿易。熱戰開始了1937年11月，希特勒秘密召集高級官員，宣佈其德國擴張計畫，旨在獲取資源並統一雅利安人種。隨後，他開始實施這些計畫，先是吞併奧地利，然後又奪取了當時捷克斯洛伐克境內蘊藏石油資源的部分地區。歐洲和美國密切關注著事態發展，不願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蹂躪之後如此迅速地捲入另一場戰爭。如同所有戰爭一樣，未知因素遠大於已知因素，原因有二：一是敵對勢力只有在實力大致相當時才會發動戰爭（否則對於明顯較弱的一方而言，無異於自殺）；二是可能出現的行動和反應實在太多，難以預料。一場熱戰爆發之初，唯一可以確定的是，它很可能極其痛苦，甚至可能造成毀滅性後果。因此，明智的領導人通常只有在對方將自己逼入絕境——要麼戰鬥要麼退讓——時才會發動戰爭。對於盟軍而言，這個時刻出現在1939年9月1日，德國入侵波蘭之時。德國勢不可擋；它迅速佔領了丹麥、挪威、荷蘭、比利時、盧森堡和法國，並加強了與日本和義大利的聯盟，這兩個國家擁有共同的敵人，且在意識形態上也立場一致。通過迅速佔領領土（例如石油資源豐富的羅馬尼亞），希特勒的軍隊得以保存現有的石油資源並迅速獲取新的資源。對自然資源的渴求和攫取仍然是納粹戰爭機器的主要驅動力，它不斷將戰事推進到俄羅斯和中東地區。與蘇聯開戰已不可避免，唯一的問題是何時開戰。儘管德國和蘇聯簽署了互不侵犯條約，但德國還是在1941年6月入侵了蘇聯，使德國陷入了代價極其慘重的兩線作戰。1937年，日本在太平洋地區擴大了對中國的佔領，殘酷地佔領了上海和南京，僅在南京一地就造成約20萬中國平民和解除武裝的戰鬥人員喪生。儘管美國仍然奉行孤立主義，但它還是向蔣介石政府提供了戰鬥機和飛行員以對抗日本，從而間接捲入了戰爭。美日之間的衝突開始升級。一名日本士兵在南京襲擊了美國領事約翰·摩爾·艾利森，日本戰鬥機還擊沉了一架美國炮艇。1940年11月，羅斯福在競選期間承諾讓美國置身戰爭之外，並成功連任。然而，儘管美國當時已採取經濟措施保護自身利益，尤其是在太平洋地區，它通過經濟援助幫助其同情的國家，並對不認同的國家實施經濟制裁。早在1940年，陸軍部長亨利·史汀生就對日本發起了嚴厲的經濟制裁，最終促成了1940年《出口管製法》的頒布。1940年年中，美國將太平洋艦隊調往夏威夷。10月，美國進一步加強了禁運，限制“除英國和西半球國家以外的所有鋼鐵出口”。此舉旨在切斷日本的資源來源，迫使其從已佔領的大部分地區撤退。1941年3月，美國國會通過了《租借法案》，允許美國向其認為“對美國國防至關重要”的國家提供戰爭物資的租借或租賃，這些國家包括英國、蘇聯和中國。援助盟國對美國在地緣政治和經濟上都有利，因為美國通過向這些即將成為盟國的國家出售武器、食品和其他物資賺取了大量利潤，而這些國家在戰爭期間正努力維持生產。但美國的動機並非完全出於經濟利益。英國當時資金（即黃金）短缺，因此美國允許英國將付款推遲到戰後（在某些情況下甚至完全免除付款）。儘管《租借法案》並非直接宣戰，但它實際上結束了美國的“中立”政策。當一個國家虛弱時，敵對國家就會利用其弱點來獲取利益。法國、荷蘭和英國都曾在亞洲擁有殖民地。由於歐洲戰事纏身，它們無力抵禦日本的入侵。從1940年9月開始，日本入侵了東南亞的多個殖民地，首先是法屬印度支那，並將所謂的“南方資源區”納入其“大東亞共榮圈”。1941年，日本又奪取了荷屬東印度群島的石油儲備。日本的領土擴張威脅到了美國在太平洋的野心。1941年7月和8月，羅斯福總統採取了應對措施，凍結了所有日本在美國的資產，關閉了巴拿馬運河，禁止日本船隻通行，並禁止對日石油和天然氣出口。這切斷了日本四分之三的貿易和80%的石油供應。日本估計兩年內石油就會耗盡。這使得日本不得不在退讓和進攻美國之間做出選擇。1941年12月7日和8日，日本對珍珠港和菲律賓的美軍發動了協同攻擊。這標誌著太平洋戰爭的開始，也使美國捲入了歐洲戰場。儘管日本並沒有一個廣為人知的取勝計畫，但最樂觀的日本領導人認為美國將會戰敗，因為美國同時在兩線作戰，而且其個人主義/資本主義政治體制不如日本和德國的威權主義/法西斯體制，後者擁有強大的軍工複合體。他們還相信，日本人更願意為國捐軀，而這正是決定戰爭勝負的關鍵因素。*在戰爭中，承受痛苦的能力甚至比施加痛苦的能力更為重要。戰時經濟政策正如我們有必要瞭解經典的經濟戰爭策略一樣，我們也有必要瞭解各國在戰時採取的經典經濟政策。這些政策包括政府對幾乎所有方面進行管控，因為國家會將資源從盈利轉向戰爭——例如，政府決定：a) 允許生產那些商品；b) 那些商品可以買賣以及買賣的數量（配給制）；c) 那些商品可以進出口；d) 價格、工資和利潤；e) 個人獲取自身金融資產的權限；以及 f) 將個人資金轉移出境的能力。由於戰爭耗資巨大，因此，政府通常會：g) 發行大量貨幣化債務；h) 由於信用不被接受，在國際交易中依賴黃金等非信用貨幣；i) 採取更加專制的統治方式；j) 對敵方實施各種經濟制裁，包括切斷其資金來源；以及 k) 承受敵方對其施加的制裁。珍珠港事件後，美國捲入歐洲和太平洋戰爭，大多數國家的領導人採取了經典的戰時經濟政策，這些領導人的專制手段得到了民眾的廣泛支援。下表列出了各主要國家的經濟管制措施。戰爭年代的市場走勢深受政府管制和戰局走向的影響，因為勝負的機率會隨之改變。下表列出了主要國家在戰爭年代實施的市場管制和資本流動管制措施。許多國家股市關閉是常態，導致股票投資者無法動用資金。我還應該指出，由於擔心貨幣價值，戰爭期間非盟國之間普遍不接受貨幣和信貸。如前所述，黃金——或者在某些情況下是白銀或以物易物——是戰爭時期的流通貨幣。在這樣的時期，物價和資本流動通常受到控制，因此很難說很多東西的真實價格是多少。由於戰敗通常會導致財富和權力的徹底喪失，戰爭年代那些仍然開放的股市的走勢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各國在關鍵戰役中的表現，因為這些戰役的結果會影響交戰雙方的勝負機率。例如，二戰初期，隨著德國佔領領土並確立軍事優勢，德國股市表現優異；而隨著美國和英國等盟軍扭轉戰局，德國股市則表現不佳。1942年中途島海戰後，盟軍股市幾乎持續上漲直至戰爭結束，而軸心國股市則持平或下跌。如圖所示，德國和日本股市在戰爭結束時關閉，大約五年後才重新開放，重新開放後幾乎被完全摧毀，而美國股市則表現異常強勁。戰時保護財富十分困難，因為正常的經濟活動受到限制，傳統上安全的投資不再安全，資本流動受限，而且當人們和國家為了生存而戰時，還會徵收高額稅款。相比之下，將財富重新分配到最需要的地方才是當務之急，保護現有財富並非首要任務。至於投資，應該拋售所有債務，購買黃金，因為戰爭的資金來源是借貸和印鈔，這會導致債務和貨幣貶值，而且人們也理所當然地不願接受信貸。結論每個世界強國都曾有過輝煌的時期，這得益於它們獨特的環境、性格和文化（例如，它們擁有強大的職業道德、智慧、紀律、教育等基本要素），但它們最終都會走向衰落。有些強國衰落得更為優雅，創傷也較小，但它們終究都會衰落。而那些創傷性的衰落則可能導致歷史上最黑暗的時期，那時圍繞財富和權力的激烈爭奪會造成極其慘重的經濟和人員傷亡。然而，如果那些處於富裕強盛階段的國家能夠保持生產力，收入大於支出，使體制惠及大多數民眾，並找到與最主要競爭對手建立和維持雙贏關係的方法，那麼這種循環就未必會如此發展。許多帝國和王朝都延續了數百年，而擁有245年歷史的美國也證明了自己是其中延續時間最長的國家之一。 (invest wallstreet)

達利歐宣告世界進入“大周期”第六階段：1945年後的世界秩序已瓦解，強權即公理，大國衝突將回歸原始權力博弈，貿易戰、技術戰、資本戰將常態化並可能升級為軍事衝突。慕尼黑安全會議共識印證這一判斷：舊秩序已不復存在，歐洲安全架構失效。達利歐警告經濟工具將被武器化，傳統避險邏輯可能失效，黃金成為最可靠的財富貯藏手段。全球最大避險基金橋水創始人達利歐2月14日發佈重磅長文，正式宣告世界已進入“大周期”的第六階段，即一個沒有規則、充滿混亂、強權即公理的時期。達利歐的核心觀點在於，二戰後建立的1945年世界秩序已徹底瓦解，大國之間的衝突將不再受國際法約束，而是回歸原始的權力博弈。他警告稱，這一階段通常伴隨著內部動盪與外部戰爭的交織，直至新的秩序在衝突中確立。據達利歐引用的最新動態，在2026年2月14日舉行的慕尼黑安全會議上，全球主要領導人已就“舊秩序的終結”達成罕見共識。德國總理梅爾茨直言“維持數十年的世界秩序已不復存在”，並指出自由在這一新時代不再是理所當然的。法國總統馬克宏呼應了這一評估，警告歐洲舊有的安全架構已失效，必須備戰。美國國務卿Marco Rubio則明確表示，世界已進入“新地緣政治時代”。達利歐指出，在這一階段，國際關係將遵循“叢林法則”。與國家內部擁有警察和法官不同，國際體系缺乏具有強制力的超國家機構來裁決糾紛。當大國發生衝突時，它們不會尋求法律途徑，而是通過威脅或戰爭來解決。這意味著貿易戰、技術戰、地緣政治戰和資本戰將成為常態，並可能最終升級為軍事衝突。對於資本市場而言，這標誌著一個極度不確定時期的開始。達利歐強調，歷史表明，當兩個對立的大國在軍事力量上勢均力敵且存在不可調和的生存分歧時，戰爭風險最高。投資者必須意識到，在這一階段，經濟工具將被全面武器化，傳統的避險邏輯可能失效，財富與權力的轉移將以劇烈的方式進行。五種戰爭形式與權力博弈達利歐在文中詳細拆解了國家間衝突的五種主要形式：貿易/經濟戰、技術戰、地緣政治戰、資本戰以及軍事戰。他指出，前四種戰爭通常作為激烈的競爭手段，在熱戰爆發前就會長期存在並不斷升級。目前，全球正處於大國博弈的典型困境中——即“囚徒困境”。對立雙方都無法確信對方不會發動攻擊，從而陷入針鋒相對的升級循環。達利歐分析稱，雖然大多數競爭旨在爭奪財富和權力，但一旦這種競爭升級為軍事戰爭，所有維度的衝突都將被極大化。他在文中警告，“贏得”戰爭的關鍵在於在不失去核心利益的前提下達成目標，但歷史往往充斥著由於誤判和情緒化決策導致的“愚蠢戰爭”。歷史鏡像：1930年代的經濟戰與市場文章通過詳盡回顧二戰前的歷史，為當前局勢提供了參照。達利歐指出，1930年代的大蕭條加劇了各國國內的財富衝突，導致民粹主義、獨裁主義和民族主義的興起。無論是德國、日本的法西斯化，還是美國和英國加強貿易保護主義，都是對經濟危機的極端反應。達利歐特別提到，在熱戰爆發前的十年裡，經濟戰和資本戰早已打響。例如，美國在1930年通過《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挑起貿易戰，隨後在二戰爆發前夕對日本實施了毀滅性的石油禁運和資產凍結。這種經濟上的“絞殺”迫使日本在妥協與開戰之間做出了選擇。從市場角度看，當時的德國股市在戰爭初期因軍事勝利而上漲，但最終隨著戰敗而歸零；而美國股市則在政府巨額支出和戰爭需求的刺激下走強。這表明，戰爭期間的市場表現高度依賴於國家在戰場上的勝算。資本戰：資產凍結與市場封鎖在當前的“第六階段”，資本戰的工具正被頻繁提及和使用。達利歐列舉了三種經典的資本戰手段：資產凍結/扣押： 阻止對手使用或出售其依賴的外國資產，極端情況下包括單方面債務違約或直接沒收資產。切斷資本市場准入： 禁止對手進入本國或第三國的資本市場融資。禁運與封鎖： 切斷關鍵物資（如能源、技術）的貿易流。達利歐提醒，由於權力即公理，強者往往會利用對手的弱點進行掠奪。在衝突激化時，在此類制裁下，傳統的金融資產安全將面臨巨大挑戰。戰爭時期的財富邏輯達利歐最後分析了戰爭環境下的經濟政策與財富保護邏輯。他指出，戰爭時期政府通常會實施嚴格的管制，包括配給制、價格控制、資本管制以及沒收資產。為了資助戰爭，政府會大量發行債務並將其貨幣化，導致貨幣貶值。因此，達利歐建議投資者在這一階段應極度警惕債務資產。歷史經驗表明，戰爭期間最好的財富貯藏手段通常是黃金，因為信貸在戰爭中往往不被接受或大幅貶值。他總結道，儘管大國興衰是歷史的必然，但若能明智地使用權力並維持生產力，周期演變的創傷程度是可以被管理的。但在當下，世界必須為即將到來的動盪與新秩序的痛苦磨合做好準備。以下是原文：官宣：世界秩序已瓦解 瑞·達里歐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1945年後的世界秩序被大多數領導人宣告死亡，其背後的圖景在題為《正在解構》的《2026年安全報告》中得以呈現。更具體地說，德國總理弗裡德里希·梅爾茨表示："持續數十年的世界秩序已不復存在"，我們正處於一個"強權政治"時期。他明確表示，在這個新時代，自由"不再是理所當然"。法國總統埃馬紐埃爾·馬克宏呼應了梅爾茨的判斷，並表示歐洲與先前世界秩序掛鉤的舊安全架構已不存在，歐洲必須為戰爭做準備。美國國務卿馬可·盧比歐表示，我們正處於一個"新的地緣政治時代"，因為"舊世界"已經消失。用我的話來說，我們正處於大周期中的第六階段，這個階段的特點是出現巨大失序，源於我們身處一個沒有規則、強權即公理、大國衝突的時期。第六階段如何運作，在我的《原則：應對變化中的世界秩序》一書第六章"外部秩序與失序的大周期"中有詳細解釋。鑑於現在幾乎普遍認同1945年後的世界秩序已經瓦解，我們正在進入一個新的世界秩序，我認為值得你花時間一讀。第六章：外部秩序與失序的大周期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以及支配它們的秩序，無論是內部還是外部，其運作方式基本相同，並且相互交融。事實上，不久之前，內部秩序和外部秩序之間還沒有區別，因為國家之間沒有明確界定和相互承認的邊界。因此，我在上一章中描述的關於國家內部從有序到無序循環的六個階段，在國家之間也同樣適用，但有一個重要的例外：國際關係更多地受制於赤裸裸的權力動態。這是因為所有治理體系都需要有效且商定的1）法律和立法能力，2）執法能力（例如，警察），3）裁決方式（例如，法官），以及4）明確且具體的、與罪行相適並得到執行的後果（例如，罰款和監禁）。而這些要素要麼不存在，要麼在指導國家間關係方面不如在指導國內關係時有效。儘管人們曾試圖讓外部秩序更遵守規則（例如，通過國際聯盟和聯合國），但總體上它們都失敗了，因為這些組織沒有比最強大的國家擁有更多的財富和權力。當單個國家比國家集體擁有更多權力時，更強大的單個國家就會統治。這是因為權力至上，而平等的財富和權力很少能在不經鬥爭的情況下被放棄。當強國發生爭端時，它們不會讓律師向法官陳述案情。相反，它們相互威脅，要麼達成協議，要麼開戰。國際秩序遵循的是叢林法則，而非國際法。國家之間主要有五種類型的鬥爭，它們分別是貿易/經濟戰、科技戰、資本戰、地緣政治戰和軍事戰。貿易/經濟戰主要指關於關稅、進出口限制以及其他在經濟上損害競爭對手的方式的衝突。科技戰則是關於那些技術可以共享、那些技術作為國家安全保護層面的衝突。地緣政治戰指關於領土和聯盟的衝突，這類衝突通常通過談判和明確或隱含的承諾解決，而非戰鬥。資本戰是通過金融工具施加的衝突，例如實施制裁，通過懲罰提供資金和信貸的機構及政府來切斷其資金和信貸，或是限制外國進入本國資本市場。軍事戰則是涉及實際射擊和部署軍隊的衝突。國家間的大多數鬥爭都屬於上述一個或多個類別（例如，網路戰在所有類別中都有一席之地）。這些鬥爭關乎財富和權力，以及與之相關的意識形態。雖然大多數此類戰爭不涉及射擊和殺戮，但它們都是權力鬥爭。在大多數情況下，前四種戰爭會隨著時間推移，演變為 競爭對手的國家之間的激烈競爭，直到軍事戰爭開始。這些鬥爭和戰爭，無論是否涉及射擊和殺戮，都是一方對另一方施加權力的行為。它們可能是全面的，也可能是克制的，取決於問題的重要性以及對手的相對實力。但一旦軍事戰爭開始，其他四個維度都將被最大限度地武器化。正如前幾章所討論的，推動內部和外部周期的所有因素往往同時改善或惡化。當情況變糟時，可爭論的事情增多，導致更強的鬥爭傾向。這是人性，也是我們擁有大周期的原因，這個周期在好時期和壞時期之間搖擺。全面戰爭通常發生在當存在（對國家存續至關重要、以至於人民願意為之戰鬥和犧牲的）生存問題，且這些問題無法通過和平手段解決時。由此引發的戰爭將明確那一方勝出並在後續事務中擁有霸權。這種關於誰制定規則的明確性，隨後成為新國際秩序的基礎。以下圖表顯示了自1500年以來歐洲內部與外部和平及衝突的周期，反映在它們造成的死亡人數上。如你所見，有三個衝突起伏的大周期，平均每個約150年。雖然大型內戰和對外戰爭只持續很短時間，但它們通常是導致其發生的長期衝突的頂點。雖然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各自由經典周期驅動，但它們也是相互關聯的。如你所見，每個周期都由一段相對較長的和平與繁榮時期（例如，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和工業革命）構成，這些時期為可怕而暴力的對外戰爭（例如，三十年戰爭、拿破崙戰爭和兩次世界大戰）埋下了種子。上行期（和平與繁榮時期）和下行期（蕭條和戰爭時期）都影響著整個世界。並非所有國家都會在主導大國繁榮時繁榮，因為一些國家的獲得是以他國為代價的。在你繼續閱讀時，請記住：關於戰爭，最可以確信的兩件事是：1）它不會按計畫進行，2）它會遠比想像的糟糕。正是出於這些原因，後續的許多原則都涉及避免熱戰的方法。儘管如此，無論出於好的還是壞的原因，熱戰還是會發生。需要明確的是，雖然我認為大多數戰爭是悲劇性的、為荒謬的理由而戰，但有些戰爭值得一打，因為不打的後果（例如，失去自由）是不可接受的。導致外部秩序變化的永恆普適力量正如我在第二章中解釋的，在自身利益和自身生存之後，對財富和權力的追求是最能激勵個人、家庭、公司、國家和民族的因素。因為財富等同於權力——即建立軍事力量、控制貿易和影響他國的能力——國內實力和軍事實力相輔相成。購買槍支（軍事力量）需要錢，購買黃油（國內社會開支需求）也需要錢。當一個國家未能提供足夠的任何一種時，它就容易受到國內外的反對。通過研究歷代王朝和歐洲帝國，我瞭解到，在開支上勝過競爭對手的財政實力是一個國家能擁有的最重要的實力之一。這就是美國在冷戰中擊敗蘇聯的方式。以正確的方式花足夠的錢，你就不必進行熱戰。長期成功取決於在不產生導致自身衰落的過度行為的情況下，維持"槍支"和"黃油"。換句話說，一個國家必須在財政上足夠強大，才能為其人民提供良好的生活水平和抵禦外敵的保護。真正成功的國家能夠做到這一點長達200至300年。沒有一個國家能永遠做到這一點。當主導大國開始衰弱，或者一個新興大國在實力上開始接近它——或者兩者兼而有之時，衝突就會產生。軍事戰爭的最大風險在於雙方同時擁有：1）大致相當的軍事實力，以及2）不可調和且關乎存亡的分歧。對立國家面臨的選擇——要麼戰鬥，要麼退讓——非常難以做出。兩者代價都很高——戰鬥以生命和金錢為代價，退讓則以地位喪失為代價，因為這顯示出軟弱，會導致支援減少。當兩個競爭實體各自擁有摧毀對方的能力時，雙方都必須有極高的信任，確信自己不會遭受對方不可接受的傷害或殺戮。然而，能夠妥善處理囚徒困境的情況極為罕見。雖然國際關係中除了最強大者強加給自己的規則外，沒有其他規則，但某些方法確實能比其他方法產生更好的結果。具體來說，那些更有可能帶來雙贏結果的方法，優於那些導致雙輸結果的方法。因此，這個至關重要的原則是：要獲得更多雙贏的結果，就需要在談判中考慮到對方和自身最重要的事項，並知道如何交換它們。熟練的合作以產生雙贏的關係，既能增加財富和權力，又能很好地分配它們，這遠比導致一方征服另一方的戰爭更有回報，痛苦也少得多。通過對手的眼睛看問題，並清晰地向他們識別並傳達你的紅線（即，不能妥協的事項），是做好這一點的關鍵。勝利意味著在不失去最重要事物的前提下得到最重要的事物，因此那些在生命和金錢上耗費遠超其收益的戰爭是愚蠢的。但"愚蠢"的戰爭仍然時有發生，原因我稍後會解釋。由於以下原因，人們太容易滑入愚蠢的戰爭：a）囚徒困境，b）針鋒相對的升級過程，c）衰落方認為退讓的代價過高，以及d）在需要快速決策時存在的誤解。 競爭對手的大國通常發現自己處於囚徒困境；他們需要方法讓對方確信自己不會試圖殺死對方，以免對方先下手為強。針鋒相對的升級是危險的，因為這要求每一方要麼升級，要麼失去對手在上一步行動中奪取的東西；這就像一場"膽小鬼遊戲"——逼得太緊就會迎頭相撞。不真實和情緒化的煽動性言論會增加愚蠢戰爭的危險，因此領導人最好在解釋局勢及其應對方式時做到真實和深思熟慮（這在民主國家尤其重要，因為民眾的意見至關重要）。最糟糕的情況是領導人在與其民眾打交道時不真實且情緒化，更糟的是他們接管媒體。總的來說，在雙贏關係和雙輸關係之間轉換的傾向以周期性方式發生。人們和帝國更可能在好時期合作，在壞時期鬥爭。當現有大國相對於崛起大國衰敗時，它自然傾向於維持現狀或現有規則，而崛起大國則希望改變它們，以符合實地不斷變化的事實。雖然我不知道"愛情和戰爭中一切都是公平的"這句話中關於愛情的部分，但我知道關於戰爭的部分是正確的。例如，在美國獨立戰爭中，當英國人排成排準備戰鬥，而美國革命者從樹後向他們射擊時，英國人認為這不公平並抱怨。革命者贏了，他們認為英國人愚蠢，並且獨立和自由的事業證明了改變戰爭規則是正當的。事情就是這樣。這引出了我的最後一條原則：擁有權力，尊重權力，並明智地使用權力。擁有權力是好的，因為權力總能戰勝協議、規則和法律。當事情發展到緊要關頭，那些有能力強制執行自己對規則和法律的解釋，或者有能力推翻它們的人，會得到他們想要的。尊重權力很重要，因為打一場會輸的戰爭是不明智的；更可取的是通過談判達成儘可能最好的解決方案（除非你想成為烈士，這通常是出於愚蠢的自我原因，而非明智的戰略原因）。明智地使用權力也很重要。明智地使用權力不一定意味著強迫他人給你想要的東西——即欺凌他們。它包括認識到慷慨和信任是產生雙贏關係的有力因素，雙贏關係比雙輸關係有利得多。換句話說，很多時候，使用"硬實力"並非最佳途徑，而使用"軟實力"更為可取。在考慮如何明智地使用權力時，決定何時達成協議、何時開戰也很重要。為此，一方必須設想其權力將如何隨時間變化。在自己的權力最大時，利用權力談判達成協議、執行協議或發動戰爭是可取的。這意味著，如果自己的相對權力在下降，那麼早打有利；如果自己的權力在上升，那麼晚打有利。如果處於雙輸關係中，必須以某種方式擺脫它，最好是通過分離，儘管也可能通過戰爭。要明智地處理自己的權力，通常最好不要顯露它，因為這會讓他人感到威脅，並建立他們自己的威脅性力量，導致相互升級，危及雙方。權力通常最好被當作一把隱藏的刀，在發生戰鬥時可以拿出來。但有時，展示權力並威脅使用它，對於改善談判地位和防止戰鬥最為有效。瞭解對方最重要和最不重要的事項，特別是他們願意為什麼而戰、不願意為什麼而戰，能讓你找到雙方都認為是解決爭端的公平平衡點。雖然擁有權力通常是可取的，但不擁有自己不需要的權力也是可取的。因為維持權力會消耗資源，最重要的是你的時間和金錢。而且，權力伴隨著責任的重擔。我常常驚訝於權力較小的人可能比權力較大的人幸福得多。案例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戰既然我們已經涵蓋了驅動外部秩序和失序周期的動態和原則（這些是通過研究許多案例得出的），我想簡要回顧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案例，因為它提供了從和平走向戰爭的典型動態的最新例證。雖然這只是一個案例，但它清晰地展示了三大周期——即貨幣和信貸周期、內部秩序/失序周期以及外部秩序/失序周期——的交匯如何為災難性戰爭創造了條件，並為新的世界秩序奠定了基礎。這個時期的故事本身就非常有趣，但它們之所以特別重要，是因為它們提供了幫助我們思考當前局勢和未來可能性的經驗教訓。通往戰爭之路為了幫助描繪20世紀30年代的圖景，我將簡要回顧導致1939年歐洲戰爭正式爆發和1941年珍珠港事件的地緣政治要點。然後，我將快速掠過戰爭本身以及1945年美國處於權力巔峰時新世界秩序的開端。1929年大崩盤之後的全球蕭條導致幾乎所有國家都出現了關於財富的巨大內部衝突。這導致它們轉向更民粹主義、威權主義、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的領導人和政策。這些轉向要麼偏右，要麼偏左，程度因各國國情及其民主或威權傳統的力量而異。在德國、日本、義大利和西班牙，極其糟糕的經濟狀況和不那麼完善的民主傳統導致了極端的內部衝突，轉向了右翼的民粹主義/威權領導人，就像在蘇聯，它同樣經歷了極端狀況且沒有民主經驗，在不同時期轉向了左翼的民粹主義/威權領導人。美國和英國擁有更強大的民主傳統，經濟狀況也不那麼嚴峻，因此它們變得比過去更民粹主義和威權主義，但遠不及其他國家。德國和日本雖然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背負了巨額賠款債務，但到1929年，通過楊格計畫該計畫提供了可觀的債務減免，並要求外國軍隊在1930年前撤出德國），它開始擺脫枷鎖。但全球蕭條嚴重打擊了德國，導致近25%的失業率、大規模破產和普遍貧困。典型的情況是，左翼民粹主義者和右翼民粹主義者（法西斯主義者）之間發生了鬥爭。主要的民粹主義者/法西斯主義者阿道夫·希特勒，利用了民族屈辱的情緒，煽動起民族主義狂熱，將《凡爾賽條約》及其施加國視為敵人。他制定了一個25點民族主義綱領，並圍繞它爭取支援。為了應對內部鬥爭和恢復秩序的願望，希特勒於1933年1月被任命為總理。兩個月後，納粹黨在德國國會贏得了最多的支援和席位。希特勒拒絕支付任何進一步的賠款債務，退出國際聯盟，並於1934年對德國實行威權控制。身兼總理和總統雙重職務，他成為國家的最高領導人。在民主國家中，總有一些法律允許領導人攫取特殊權力；希特勒攫取了所有這些權力。他援引魏瑪憲法第48條，終止了許多公民權利，並強行通過了《授權法》，允許他在不經國會和總統批准的情況下通過法律。他對任何反對派都毫不留情——他審查或控制報紙和廣播公司，建立秘密警察（蓋世太保）來剷除和鎮壓反對派，剝奪猶太人的公民權，沒收新教教會的資金，並逮捕反對他的教會官員。他宣稱雅利安人種優越，禁止非雅利安人在政府任職。希特勒採取同樣的威權/法西斯主義手段重建德國經濟，同時實施大規模的財政和貨幣刺激計畫。他將國有企業私有化，鼓勵企業投資，積極行動以提高雅利安德國人的生活水平。例如，他創立大眾汽車公司，讓汽車變得負擔得起、觸手可及，並指導建設高速公路。他通過強迫銀行購買政府債券來為這些大幅增加的政府開支融資。所產生的債務由公司收益和中央銀行（帝國銀行）將債務貨幣化來償還。這些財政政策大體上有效地實現了希特勒的目標。這是另一個例子，說明如果借來的資金投入到能提高生產力並產生足夠現金流來償還債務的投資中，用本國貨幣借款、增加本國債務和赤字可以非常有成效。即使不能覆蓋100%的償債成本，它也能在實現國家經濟目標方面極具成本效益。至於這些政策的經濟效果，當希特勒在1933年上台時，失業率為25%。到1938年，失業率為零。希特勒掌權後的五年裡，人均收入增長了22%，1934年至1938年間，實際增長率平均超過8%。如下圖所示，1933年至1938年間，德國股市穩步上漲了近70%，直到熱戰開始。1935年，希特勒開始建立軍隊，規定雅利安人必須服兵役。德國的軍費開支增長速度遠超任何其他國家，因為德國經濟需要更多資源來為其提供動力，並且它打算利用其軍事力量奪取這些資源。與德國一樣，日本也受到蕭條的異常嚴重打擊，並因此變得更加威權。日本尤其容易受到蕭條的影響，因為作為一個沒有足夠自然資源的島國，它依賴出口獲取收入來進口必需品。當1929年至1931年間日本出口下降約50%時，其經濟遭受重創。1931年，日本破產了——即被迫耗盡黃金儲備，放棄金本位制，讓其貨幣貶值，導致其購買力枯竭。這些可怕的條件和巨大的貧富差距導致了左翼和右翼之間的鬥爭。到1932年，右翼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大規模抬頭，希望能強行恢復秩序和經濟穩定。日本開始通過從其他國家奪取所需自然資源（例如，石油、鐵、煤和橡膠）和人力資源（即奴隸勞工），於1931年入侵滿洲，並向亞洲各地擴張。與德國一樣，可以說日本通過軍事侵略獲取所需資源的途徑，比依賴傳統貿易和經濟做法更具成本效益。1934年，日本部分地區發生嚴重饑荒，導致更多政治動盪，並加強了右翼、軍國主義、民族主義和擴張主義運動。在隨後的幾年裡，日本自上而下的法西斯統制經濟日益強大，建立了軍事工業複合體，以保護其在東亞和北部的現有基地，並支援其對其他國家的侵犯。與德國的情況一樣，雖然大多數日本公司仍為私有，但其生產受政府控制。要理解什麼是法西斯主義，我們可以考察一個國家在選擇其治理方式時通常需要做出的三個重大選擇。首先是決策方式，是採取自下而上的民主模式，還是自上而下的威權模式。其次是生產所有權的歸屬。最後是價值觀導向，是將個人福祉視為首要的個人主義，還是將整體福祉視為首要的集體主義。法西斯主義在這三個維度上的選擇是明確的：它奉行威權的決策方式，堅持資本主義的生產資料所有制，並強調以集體利益為最高導向。法西斯主義者相信，自上而下的威權領導——即政府指導私營公司的生產，使個人滿足感服從於國家成功——是使國家及其人民更富裕、更強大的最佳途徑。美國與盟國在美國，1929年後債務問題對美國銀行來說是毀滅性的，這限制了它們在全世界範圍內的貸款，損害了國際借款者。與此同時，蕭條造成了需求疲軟，導致美國進口和其他國家對美銷售崩潰。隨著收入減弱，需求下降，更多的信貸問題發生，形成自我強化的經濟下行螺旋。美國的回應是轉向貿易保護主義以保障就業，通過1930年的《斯穆特-霍利關稅法》提高關稅，這進一步加劇了其他國家的經濟狀況。在經濟不景氣時提高關稅以保護本國企業和就業是常見的做法，但這會導致效率降低，因為生產不在最具效率的地方進行。最終，關稅會導致全球經濟更加疲軟，因為關稅戰會使施加關稅的國家失去出口。不過，關稅確實使受其保護的實體受益，並且可以為施加關稅的領導人創造政治支援。蘇聯尚未從其1917-22年毀滅性的革命和內戰中恢復過來，還有一場輸給德國的戰爭、一場代價高昂的對波蘭戰爭以及1921年的饑荒，並且在整個20世紀30年代飽受政治清洗和經濟困境的折磨。因此，當1930年情況惡化且關稅開始實施時，這些國家糟糕的狀況變成了絕望的境地。更糟糕的是，20世紀30年代美國和蘇聯都發生了乾旱。自然災害（例如，乾旱、洪水和瘟疫）常常導致嚴重的經濟困難時期，當與其他不利條件相結合時，就會導致劇烈的衝突時期。加上極端的政府政策，蘇聯有數百萬人死亡。與此同時，內部政治鬥爭和對納粹德國的恐懼導致數十萬人被清洗，他們被指控從事間諜活動並在未經審判的情況下被槍決。通縮性蕭條是由債務人手中沒有足夠的資金償還債務而引發的債務危機。它們不可避免地導致印鈔、債務重組以及政府支出計畫，這些計畫會增加貨幣和信貸的供應，並降低其價值。唯一的問題是政府官員需要多長時間才能採取這一舉措。以美國為例，從1929年10月的崩盤到富蘭克林·D·羅斯福總統1933年3月的行動，花了三年半時間。在羅斯福上任的頭一百天裡，他建立了幾個大規模的政府支出計畫，這些計畫通過大幅增稅和由聯準會貨幣化的債務融資的巨大預算赤字來支付。他實施了就業計畫、失業保險、社會保障支援以及有利於勞工和工會的計畫。在他1935年的稅收法案（當時俗稱"向富人徵稅"）之後，個人所得稅最高稅率升至75%（而1930年最低為25%）。到1941年，個人所得稅最高稅率為81%，公司稅最高稅率為31%，而1930年為12%。羅斯福還徵收了其他一些稅種。儘管有所有這些稅收以及經濟回升帶來的稅收增加，但由於支出增長如此之大，預算赤字仍從GDP的1%左右增加到約4%。從1933年到1936年底，股市回報率超過200%，經濟以驚人的平均實際增長率約9%增長。1936年，聯準會收緊貨幣和信貸以抗擊通膨並減緩過熱的經濟，這導致脆弱的美國經濟重新陷入衰退，其他主要經濟體也隨之走弱，進一步加劇了國家內部和國家間的緊張局勢。與此同時，在歐洲，西班牙左翼民粹主義者和右翼民粹主義者之間的衝突爆發為殘酷的西班牙內戰。右翼的佛朗哥在希特勒的支援下，成功清除了西班牙的左翼反對派。在嚴重經濟困境和巨大貧富差距的時期，通常會發生革命性的大規模財富再分配。當以和平方式進行時，這些是通過對富人大幅增稅以及增加貨幣供應使債務人債權貶值來實現的；當以暴力方式進行時，則是通過強制沒收資產來實現的。在美國和英國，雖然發生了財富和政治權力的再分配，但資本主義和民主得以維持。在德國、日本、義大利和西班牙，情況則並非如此。在熱戰開始之前，通常先有經濟戰。同樣典型的是，在宣佈全面戰爭之前，大約有十年的經濟、技術、地緣政治和資本戰爭，在此期間，衝突中的大國相互威懾，試探對方力量的極限。雖然1939年和1941年被認為是歐洲和太平洋戰爭的正式開始，但衝突實際上大約在十年前就開始了。除了國家內部出於經濟動機的衝突及其引發的政治轉變外，所有這些國家都面臨著日益加劇的外部經濟衝突，因為它們爭奪著不斷縮小的經濟蛋糕中更大的份額。由於支配國際關係的是權力而非法律，德國和日本變得更加擴張主義，並開始在爭奪資源和領土影響力的競爭中越來越多地試探英國、美國和法國。在繼續描述熱戰之前，我想詳細說明經濟資本工具被武器化時使用的常見策略。這些策略在過去是常見的做法，如今也依然被沿用。其中包括資產凍結或沒收，即阻止對手使用或出售其賴以生存的外國資產。這類措施的範圍很廣，既可以是針對一國境內特定群體的資產凍結，例如美國目前對伊朗革命衛隊的制裁，或是二戰初期美國對日本資產的凍結；也可能升級為更嚴厲的手段，比如單方面拒絕償還債務，甚至直接沒收一個國家的資產。另一種策略是阻斷資本市場准入，即阻止一個國家進入其本國或另一個國家的資本市場，例如1887年德國就曾通過禁止購買俄羅斯證券和債務，來阻礙俄國的軍事建設。此外，禁運與封鎖也是常用手段，其目的在於通過阻止本國境內的商品或服務貿易，甚至在某些情況下阻斷與中立第三方的貿易，來削弱目標國家或阻止其獲得必需物資。這方面的典型案例包括二戰期間美國對日本的石油禁運，以及切斷日本船隻通過巴拿馬運河的通道。同樣，也可以阻止目標國家的出口流向其他國家，從而切斷其收入來源，正如拿破崙戰爭期間法國對英國實施的封鎖。熱戰開始1937年11月，希特勒秘密會見他的高級官員，宣佈他為獲取資源、統一雅利安人種而進行德國擴張的計畫。隨後他將這些計畫付諸行動，首先吞併奧地利，然後奪取了當時屬於捷克斯洛伐克的一部分含石油資源的地區。歐洲和美國警惕地注視著，不想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破壞之後這麼快就被捲入另一場戰爭。與所有戰爭一樣，未知遠大於已知，因為a） 競爭對手 大國只有在實力大致相當的情況下才會開戰（否則對於明顯較弱的一方來說，這將是愚蠢的自殺行為），並且b）有太多可能的行動和反應無法預料。熱戰開始時唯一知道的是，它可能會極其痛苦，甚至可能具有毀滅性。因此，明智的領導人通常只在對方將他們逼到要麼戰鬥、要麼因退讓而失敗的境地時才會開戰。對盟國來說，那個時刻在1939年9月1日到來，當時德國入侵波蘭。德國看起來勢不可擋；它很快佔領了丹麥、挪威、荷蘭、比利時、盧森堡和法國，並加強了與日本和義大利的聯盟，後兩者有共同的敵人且在意識形態上一致。通過迅速奪取領土（例如，石油資源豐富的羅馬尼亞），希特勒的軍隊得以保存其現有石油資源並迅速獲得新資源。對自然資源的渴望和獲取，仍然是納粹戰爭機器將戰役推向俄羅斯和中東的主要驅動力。與蘇聯的戰爭是不可避免的；唯一的問題是何時。儘管德國和蘇聯簽署了互不侵犯條約，德國還是在1941年6月入侵了蘇聯，這使德國陷入了一場代價高昂的兩線戰爭。1940年11月，羅斯福在承諾讓美國遠離戰爭的競選綱領後贏得連任，儘管美國已經在採取經濟行動保護其利益，尤其是在太平洋地區，通過經濟支援幫助其同情的國家，並對不同情的國家實施經濟制裁。早在1940年，戰爭部長亨利·史汀生就發起了對日本的經濟制裁，最終在1940年出台了《出口管製法》。1940年中，美國將美國太平洋艦隊調往夏威夷。10月，美國加強禁運，限制"向除英國和西半球國家以外的所有目的地出口所有鋼鐵"。該計畫旨在切斷日本的資源，以迫使其從佔領的大部分地區撤退。1941年3月，國會通過了《租借法案》，允許美國向其認為行為"對美國國防至關重要"的國家出借或租賃戰爭物資，這些國家包括英國、蘇聯。幫助盟國對美國在地緣政治和經濟上都有利，因為它通過向這些在戰時掙扎維持生產的准盟國出售武器、食品和其他物品賺了很多錢。但其動機並非純粹是僱傭兵式的。英國資金（即黃金）耗盡，因此美國允許他們推遲到戰後付款（在某些情況下完全免除付款）。雖然不是明確的宣戰，但《租借法案》實際上結束了美國的中立地位。當國家衰弱時，對立國家會利用其弱點獲取利益。法國、荷蘭和英國在亞洲都有殖民地。由於在歐洲戰事中戰線過長，它們無力保衛這些殖民地抵禦日本。從1940年9月開始，日本入侵了東南亞的幾個殖民地，從法屬印度支那開始，將其所謂的"南方資源區"納入其"大東亞共榮圈"。1941年，日本奪取了荷屬東印度群島的石油儲備。日本的領土擴張對美國自身的太平洋野心構成威脅。1941年7月和8月，羅斯福的回應是凍結日本在美國的所有資產，對日本船隻關閉巴拿馬運河，並對日本禁運石油和天然氣。這切斷了日本四分之三的貿易和80%的石油供應。日本估計其石油將在兩年內耗盡。這使日本面臨要麼退讓，要麼攻擊美國的選擇。1941年12月7日和8日，日本對美國在珍珠港和菲律賓的軍事力量發動了協同攻擊。這標誌著太平洋戰爭正式爆發，並使美國也捲入了歐洲的戰爭。雖然日本沒有一個得到廣泛認可的贏得戰爭的計畫，但最樂觀的日本領導人相信，美國會因為兩線作戰而失敗，並且因為其個人主義/資本主義政治制度不如日本和德國的威權主義/法西斯主義制度及其指揮軍事工業複合體。他們還相信，他們更有意願為國家忍受痛苦和犧牲，這是決定那方獲勝的一個重要因素。在戰爭中，忍受痛苦的能力甚至比施加痛苦的能力更重要。戰時經濟政策正如值得注意典型的國際經濟戰策略一樣，也值得注意國家內部典型的戰時經濟政策。這些包括政府幾乎對所有事情的控制，因為國家將其資源從盈利轉向戰爭——例如，政府決定：a）允許生產那些物品，b）那些物品可以以何種數量買賣（配給制），c）那些物品可以進出口，d）價格、工資和利潤，e）對自己金融資產的訪問權，以及f）將個人資金轉移出境的能力。由於戰爭代價高昂，通常情況下，政府會：g）發行大量被貨幣化的債務，h）依賴黃金等非信貸貨幣進行國際交易，因為其信用不被接受，i）更威權地治理，j）對敵人實施各種類型的經濟制裁，包括切斷其進入資本市場的途徑，以及k）遭遇敵人對它們實施這些制裁。當美國在珍珠港事件後加入歐洲和太平洋戰爭時，大多數國家都實施了典型的戰時經濟政策，領導人們更威權的手段得到了民眾的廣泛支援。熱戰期間的市場波動深受政府控制以及隨著勝負機率變化，各國在戰役中表現的影響。許多國家普遍關閉了股市，使股票投資者被困，無法動用他們的資本。我還應該指出，在戰爭期間，貨幣和信貸在非盟國之間通常不被普遍接受，因為人們有理由擔心貨幣是否還有價值。如前所述，黃金——或者在某些情況下，白銀或實物交易——是戰爭時期的硬通貨。在這種時候，價格和資本流動通常受到控制，所以很難說許多東西的真實價格是多少。因為輸掉戰爭通常會導致財富和權力完全喪失，那些在戰爭年代仍保持開放的股市的走勢，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各國在關鍵戰役中的表現，因為這些結果改變了雙方勝利或失敗的機率。例如，德國股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表現優於他國，當時德國佔領了領土並確立了軍事優勢，而在美國、英國等盟國力量扭轉戰局後，其表現落後。1942年中途島海戰後，盟國股市幾乎持續上漲直到戰爭結束，而軸心國股市則持平或下跌。如圖所示，德國和日本股市在戰爭結束時都關閉了，大約五年後才重新開放，重新開放時幾乎價值全無，而美國股市則極為強勁。在戰爭時期保護財富是困難的，因為正常經濟活動受限，傳統上的安全投資並不安全，資本流動性受限，當人民和國家為生存而戰時，還會徵收高額稅收。相對於將財富再分配送到最需要的地方的需求，保護既有者的財富並非優先事項。至於投資，應該賣出所有債務，買入黃金，因為戰爭是通過借貸和印鈔來融資的，這會貶低債務和貨幣的價值，而且人們有理由不願接受信貸。結論每個世界強國都有其輝煌時期，這得益於其獨特的環境和其性格與文化的本質（例如，他們擁有強烈的職業道德、智慧、紀律、教育等基本要素），但它們最終都會衰落。有些國家衰落得比其他國家更平穩，創傷更小，但終究會衰落。創傷性的衰落可能導致歷史上最糟糕的時期，屆時圍繞財富和權力的大戰在經濟和人類生命方面都證明是代價極其高昂的。儘管如此，如果處於富強階段的國家保持生產力，收入超過支出，使制度為其大多數民眾良好運作，並設法與其最重要的競爭對手建立並維持雙贏關係，那麼這種周期就不必如此發展。許多帝國和王朝維持了數百年，而美國，已經245歲了，已經證明自己是壽命最長的國家之一。 (invest wallstreet)

核心要點“二戰後世界秩序已死”成為主流共識：在慕安會，多國領導人用不同措辭表達同一判斷，舊秩序不再成立，進入強權政治時代，自由與安全不再是默認配置，歐洲甚至要按備戰思路重建安全結構。外部秩序和內部秩序一樣有周期，但國際關係更“叢林”：國家間缺乏像國內那樣有效的立法、執法、司法與懲罰機制，所以規則最終靠實力背書，誰更強誰說了算，國際組織難以約束頂級強國。大國衝突主要表現為“五種戰爭”：貿易/經濟戰（關稅、進出口限制等）技術戰（技術封鎖、國家安全紅線）資本戰（制裁、切斷金融與資本市場）地緣政治戰（領土與聯盟，談判+威懾）軍事熱戰（真槍實彈） 前四類往往會逐步升級，最終可能走向熱戰；一旦熱戰爆發，其他維度會被全面武器化。最危險的情形：當既有霸主相對走弱、新興強權走強，且雙方在生存性議題上不可調和、軍力又接近時，熱戰風險最高。Dalio直接點名：美中在台灣問題上具備潛在最爆炸的結構性風險。“愚蠢戰爭”為什麼容易發生：囚徒困境、以牙還牙式升級、衰落方不敢退讓的面子與地位成本、以及快速決策下的誤判與情緒動員。Dalio給出的對策原則：爭取雙贏：理解對方最在乎什麼，用交換去談判。設清晰紅線、學會從對手視角看問題。有力量、尊重力量、明智用力：軟硬兼用，避免無謂炫耀導致軍備螺旋。選擇開打或和解時要看力量變化：相對走弱者傾向“早打”，相對走強者傾向“晚打”。  二戰案例的“範本”：經濟崩盤→國內撕裂與極端政治上台→外部資源與勢力範圍競爭→先經濟/資本工具武器化（凍結資產、切斷資本市場、禁運封鎖）→最終被逼到“退讓或開打”的拐點→全面熱戰。戰爭年代的經濟金融特徵：國內強管制，配給與價格控制，資本流動受限，債務貨幣化，黃金/實物替代信用；傳統資產並不安全，股市可能關閉，財富保護變難。正文：慕尼黑安全會議上，大多數領導人宣佈1945年後世界秩序的死亡，而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大多數領導人宣佈1945年後世界秩序的死亡，而在《2026年安全報告》中詳細闡述了這一背景，報告標題為“在毀滅之下”。德國總理弗裡德里希·梅茨表示：“幾十年來的世界秩序不再存在”，並指出我們正處於“強權政治”的時期。他明確表示，自由在新時代“不再是理所當然”。法國總統埃馬紐埃爾·馬克宏呼應梅茨的評估，表示與以往世界秩序相關的歐洲舊安全結構已經不存在，歐洲必須為戰爭做好準備。美國國務卿馬爾科·魯比奧稱，我們正處於一個“新的地緣政治時代”，因為“舊世界”已經消失。用我的話說，我們正處於大周期的第六階段，出現了巨大的混亂，因為我們處於一個沒有規則、強權至上的時期，大國之間發生了衝突。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以及支配他們的秩序基本上是相似的，無論是內部還是外部，它們相互交融。事實上，不久前內部和外部秩序之間沒有明顯的區別，因為國家之間沒有明確界定和相互承認的邊界。因此，我在上一章中描述的國家內部秩序與混亂之間的六階段循環在國家之間同樣適用，唯一的重大例外是：國際關係更多地受原始權力動態的驅動。這是因為所有治理系統都需要有效和公認的：1）法律及立法能力，2）執法能力（例如，警察，3）裁決方式（例如，法官）4）明確和具體的後果這些後果既適合犯罪又得以執行（例如，罰款和監禁），而這些在國家的關係中要麼不存在，要麼沒有在內部關係中那麼有效。儘管曾嘗試使外部秩序更加遵循規則（例如，通過國際聯盟和聯合國），但總體來說，這些組織未能擁有比最強大的國家更多的財富和權力。當單個國家的權力超過國家集體時，更強大的單個國家將主導。例如，如果美國、中國或其他國家的權力超過聯合國，那麼美國、中國或其他國家將決定事態的發展，而不是聯合國。這是因為權力佔據主導地位，而在平等者之間，財富和權力通常不會輕易放棄。當強國發生爭端時，它們不會請律師向法官陳述案件。相反，它們相互威脅，要麼達成協議，要麼開戰。國際秩序更遵循叢林法則，而不是國際法。國家之間主要有五種類型的衝突：貿易/經濟戰爭、技術戰爭、資本戰爭、地緣政治戰爭和軍事戰爭。讓我們先簡要定義一下它們。貿易/經濟戰爭：圍繞關稅、進出口限制以及其他損害對手經濟的方式的衝突。技術戰爭：圍繞那些技術可以共享、那些技術作為國家安全的保護方面而保留的衝突。地緣政治戰爭：圍繞領土和聯盟的衝突，通過談判和明確或隱含的承諾解決，而不是通過戰鬥。資本戰爭：通過金融工具（如制裁）施加的衝突（例如，通過懲罰提供資金的機構和政府來切斷資金和信貸）以及限制外國進入資本市場。軍事戰爭：涉及實際交火和軍事力量部署的衝突。大多數國家之間的衝突都屬於一種或多種這些類別（例如，網路戰爭在所有類別中都扮演著角色）。這些衝突圍繞財富和權力及其相關的意識形態展開。然大多數這些戰爭不涉及射擊和殺戮，但它們都是權力鬥爭。在大多數情況下，前四種戰爭將隨著時間的推移演變為對抗國家之間的激烈競爭，直到軍事戰爭開始。這些鬥爭和戰爭，無論是否涉及射擊和殺戮，都是一方對另一方的權力施加。它們可以是全面的或有限的，具體取決於問題的重要性和對手的相對實力。但一旦軍事戰爭開始，其他四個維度將儘可能武器化。如前幾章所述，推動內部和外部循環的所有因素往往是一起改善和惡化的。當情況變壞時，爭論的事情會增多，這導致更強烈的衝突傾向。這是人性，也是我們為什麼會有大周期的原因，它在好時光和壞時光之間波動。全面戰爭通常發生在生死攸關的問題（對國家生存至關重要的問題，以至於人們願意為之戰鬥和犧牲）無法通過和平手段解決時。這些戰爭明確表明那一方獲得了勝利，並在隨後的事務中擁有主導權。對規則的清晰認識隨後成為新國際秩序的基礎。以下圖表展示了自1500年以來歐洲內部和外部和平與衝突的循環，以及由此造成的死亡人數。如您所見，衝突的上升和下降經歷了三大周期，平均約為150年。儘管重大的內戰和外戰持續時間較短，但它們通常是導致這些戰爭的長期衝突的頂點。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雖然各自由經典周期驅動，但它們也是相互關聯的。如您所見，每個周期都包括一個相對較長的和平與繁榮時期（例如，文藝復興、啟蒙時代和工業革命），為可怕而暴力的外部戰爭播下了種子（例如，三十年戰爭、拿破崙戰爭和兩次世界大戰）。上升期（和平與繁榮時期）和下降期（蕭條與戰爭時期）影響了整個世界。當主要大國繁榮時，並不是所有國家都能共享繁榮，因為一些國家是在其他國家的犧牲上獲利的。例如，中國從1840年至1949年的衰退，被稱為“百年屈辱”，就是因為西方列強和日本對中國的剝削。在閱讀時，請記住關於戰爭最值得信賴的兩件事是：1）它不會按計畫進行，2）它將比想像中更糟。正因為如此，後面許多原則都是關於如何避免戰爭的方式。儘管如此，無論是出於正當理由還是不當理由，戰爭依然發生。明確一點，雖然我認為大多數戰爭都是悲劇性的，且出於無意義的理由而進行，但有些戰爭是值得打的，因為不打的後果（例如，失去自由）將是不可容忍的。產生外部秩序變化的永恆和普遍力量正如我在第二章中解釋的那樣，在自我利益和自我生存之後，追求財富和權力是最能激勵個人、家庭、公司、國家和國家的動力。因為財富等於權力，能夠建立軍事力量、控制貿易和影響其他國家，因此國內和軍事力量是密切相關的。購買武器（軍事力量）需要錢，提供社會支出需求（如黃油）也需要錢。當一個國家未能提供足夠的兩者時，它就會變得容易受到國內和外國反對的影響。通過對中國王朝和歐洲帝國的研究，我瞭解到，超越競爭對手的財務實力是一個國家可以擁有的最重要的實力之一。這就是美國在冷戰中戰勝蘇聯的原因。以正確的方式花費足夠的錢，就不必進行武裝戰爭。長期成功依賴於維持“槍”和“黃油”，而不產生導致其衰退的過度。換句話說，一個國家必須在財務上足夠強大，以便為其人民提供良好的生活標準和保護免受外敵的侵害。真正成功的國家能夠做到這一點長達200到300年，但沒有國家能夠永遠做到。當主導力量開始削弱或新興力量開始接近其實力時，衝突就會產生。* 軍事戰爭的最大風險是當雙方都擁有1）大致相當的軍事力量和2）不可調和的、生死攸關的分歧時。截止到本文撰寫時，美國和中國之間圍繞台灣的衝突是最具潛在爆炸性的。對立國家面臨的選擇——要麼交戰，要麼退讓——是非常艱難的決定。兩者都代價高昂——交戰在生命和金錢上付出代價，退讓則在地位上付出代價，因為這表明弱點，導致支援減少。當兩個競爭實體都有能力摧毀對方時，雙方必須對彼此不會受到不可接受的傷害或死亡有極高的信任。然而，妥善管理囚徒困境是極其罕見的。雖然國際關係中除了最強者自己施加的規則外沒有其他規則，但某些方法產生的結果往往優於其他方法。具體而言，那些更可能導致雙贏結果的方法優於那些導致雙輸結果的方法。因此，這一重要原則是：* 為了獲得更多雙贏結果，需要在談判中考慮對方和自己的重要事項，並知道如何進行交易。熟練的合作能夠產生雙贏關係，既能增加財富又能合理分配財富，遠比導致一方征服另一方的戰爭更具回報且痛苦更小。從對手的角度看待問題，並清楚地向他們傳達和識別你的底線（即不可妥協的事項）是做好這一切的關鍵。* 勝利意味著獲得最重要的東西，而不失去最重要的東西，因此那些在生命和金錢上付出遠超收益的戰爭是愚蠢的。但“愚蠢”的戰爭仍然因我將要解釋的原因而頻繁發生。由於以下原因，很容易滑入愚蠢的戰爭：a）囚徒困境，b）以牙還牙的升級過程，c）對衰退力量退讓所帶來的成本的感知，以及d）在決策必須迅速時的誤解。競爭的大國通常發現自己處於囚徒困境中；它們需要有辦法向對方保證自己不會試圖殺死對方，否則對方會率先出手。以牙還牙的升級是危險的，因為它要求每一方都要升級，否則就會失去敵方在上一輪中獲得的東西；這就像一場勇氣的遊戲——推得太遠就會發生正面碰撞。不真實和情緒化的呼籲激起人們的憤怒，增加了愚蠢戰爭的危險，因此領導者在解釋情況及其處理方式時最好保持真實和深思熟慮（這在民主國家尤其重要，因為民眾的意見至關重要）。最糟糕的情況是，當領導者在處理其民眾時不真實且情緒化，尤其是當他們控制媒體時。總體而言，雙贏關係和雙輸關係之間的轉變往往是循環發生的。在好時光中，人們和帝國更可能建立合作關係，而在壞時光中則更可能發生衝突。當現有大國相對於崛起的力量衰退時，它自然傾向於維持現狀或現有規則，而崛起的力量則希望根據不斷變化的現實來改變這些規則。雖然我不知道“愛情和戰爭中一切皆公正”這句話中的愛情部分，但我知道戰爭的部分是正確的。例如，在美國獨立戰爭中，當英國軍隊整齊劃一地站成一排作戰，而美國革命者則在樹後向他們開火時，英國人認為這是不公平的並表示不滿。革命者獲勝，認為英國人愚蠢，獨立和自由的事業證明了改變戰爭規則的合理性。這就是現實。這使我得出最後一個原則：擁有權力，尊重權力，並明智地使用權力。擁有權力是有益的，因為權力總是會勝過協議、規則和法律。當局勢緊急時，擁有權力的人可以強制執行他們對規則和法律的解釋或推翻它們，從而獲得他們想要的東西。尊重權力也很重要，因為與其打輸的戰爭，不如儘量談判達成最佳解決方案（除非一個人想成為烈士，這通常是出於愚蠢的自尊心，而非明智的戰略原因）。明智地使用權力也很重要。明智地使用權力並不一定意味著強迫他人給予你想要的東西——即欺負他們。它還包括認識到慷慨和信任是產生雙贏關係的強大力量，而雙贏關係的回報遠遠超過雙輸關係。換句話說，使用“硬權力”往往不是最佳途徑，而使用“軟權力”更為可取。在考慮如何明智地使用權力時，決定何時達成協議和何時交戰也很重要。為此，一方必須想像其權力將隨時間變化。希望在自身權力最強大時使用權力進行談判、執行協議或打仗。這意味著如果相對實力在下降，儘早交戰是有利的；如果實力在上升，則應推遲交戰。如果處於雙輸關係，則必須以某種方式擺脫，最好是通過分離，雖然可能通過戰爭。為了明智地處理自己的權力，通常最好不要展示權力，因為這通常會導致他人感到威脅並建立自己的威脅力量，從而導致雙方的相互升級，威脅到雙方。權力通常最好像一把隱藏的刀，在發生戰鬥時可以拿出來。但有時展示自己的力量並威脅使用它對改善談判地位和防止衝突是最有效的。瞭解對方最重要和最不重要的事情，尤其是他們願意為之戰鬥和不願意為之戰鬥的事情，可以使你朝著雙方都認為是公正解決爭端的平衡點努力。雖然通常希望擁有權力，但也希望不要擁有不必要的權力。這是因為維持權力會消耗資源，尤其是你的時間和金錢。此外，擁有權力還伴隨著責任的負擔。我常常被相對不那麼有權勢的人相對更幸福的狀態所震驚。案例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戰現在我們已經討論了驅動外部秩序與混亂循環的動態和原則，這些原則是通過研究許多案例得出的，我想簡要回顧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案例，因為它提供了從和平走向戰爭的標誌性動態的最新例子。儘管這只是一個案例，但它清楚地展示了三大周期的匯合——即貨幣與信貸周期、內部秩序/混亂周期以及外部秩序/混亂周期的重疊和相互關聯的力量——如何創造了災難性戰爭的條件，並為新的世界秩序奠定了基礎。儘管這一時期的故事本身非常有趣，但它們尤其重要，因為它們提供了幫助我們思考當前局勢及未來可能發生的事件的教訓。最重要的是，美國和中國正處於一場經濟戰爭中，這場戰爭可能演變為軍事戰爭，而對1930年代與今天的比較提供了有價值的見解，幫助我們避免一場可怕的戰爭。通往戰爭的道路為了更好地傳達1930年代的圖景，我將回顧導致1939年歐洲戰爭正式開始和1941年珍珠港轟炸的地緣政治亮點。然後，我將快速回顧戰爭及1945年新世界秩序的開始，當時美國處於其權力的巔峰。1929年大崩盤後，全球大蕭條導致幾乎所有國家在財富上發生了嚴重的內部衝突。這使得它們轉向更具民粹主義、專制、民族主義和軍事主義的領導人和政策。這些變化有的向右，有的向左，程度各異，取決於各國的具體情況以及其民主或專制傳統的強弱。在德國、日本、義大利和西班牙，極端糟糕的經濟環境和不夠成熟的民主傳統導致了極端的內部衝突，轉向了右派的民粹主義/專制領導人（即法西斯），而在不同的歷史時刻，蘇聯和中國也經歷了極端的環境並沒有民主經驗，轉向了左派的民粹主義/專制領導人（即共產黨）。美國和英國則擁有更強的民主傳統和較輕的經濟壓力，因此它們的民粹主義和專制傾向比其他國家有所上升，但遠不及其他國家嚴重。德國與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德國曾背負巨額賠款債務，但到1929年，它通過《青年計畫》開始逐步擺脫這一枷鎖，該計畫提供了可觀的債務減免，並要求外國軍隊在1930年前撤出德國。然而，全球大蕭條對德國的打擊極為嚴重，導致失業率接近25%，大規模破產和廣泛貧困。正如典型情況那樣，左派民粹主義者（共產黨）與右派民粹主義者（法西斯）之間發生了鬥爭。阿道夫·希特勒作為領先的民粹主義/法西斯人物，利用民族屈辱的情緒激發民族主義熱潮，將《凡爾賽條約》及其強加的國家視為敵人。他制定了一個25條的民族主義綱領，並圍繞此獲得支援。為了應對內部鬥爭和恢復秩序的願望，希特勒於1933年1月被任命為總理，獲得了來自害怕共產主義者的工業界的大力支援。兩個月後，納粹黨在德國議會（國會）中贏得了最多的支援和席位。希特勒拒絕支付任何進一步的賠款債務，於1934年退出國際聯盟，並對德國實施專制控制。作為總理和總統，他成為國家的最高領導人。在民主國家中，總會有一些法律允許領導人獲得特殊權力；希特勒全部奪取了這些權力。他援引魏瑪憲法第48條，結束了許多公民權利，並壓制來自共產黨人的政治反對派，強迫通過《授權法》，使他能夠在沒有國會和總統批准的情況下通過法律。他對任何反對派都毫不留情——他審查或控制報紙和廣播公司，建立了秘密警察（蓋世太保）來剷除和鎮壓反對派，剝奪猶太人的公民權，沒收新教教會的財務，並逮捕反對他的教會官員。他宣稱雅利安人種優越，禁止非雅利安人擔任政府職務。希特勒採取了同樣的專制/法西斯方式重建德國經濟，並實施了大規模的財政和貨幣刺激計畫。他私有化國有企業，鼓勵企業投資，積極提升雅利安德國人的生活水平。例如，他設立了大眾汽車公司，使汽車變得負擔得起並可獲得，並指示建設高速公路。他通過強迫銀行購買政府債券來資助大幅增加的政府支出。這些產生的債務通過企業的盈利和中央銀行（德國銀行）貨幣化債務來償還。這些財政政策在實現希特勒目標方面總體上取得了良好效果。這是另一個例子，說明如果借入的資金用於提高生產力的投資，並產生足夠的現金流來償還債務，那麼以本幣借款和增加自有債務和赤字是非常有效的。即使沒有覆蓋100%的債務服務，也能在實現國家經濟目標方面非常具有成本效益。關於這些政策的經濟效果，希特勒在1933年上台時的失業率為25%。到1938年，這一數字降至零。希特勒上台後五年，人均收入增長了22%，而1934年至1938年間的實際增長率平均超過8%。如以下圖表所示，德國股票在1933年至1938年之間的穩定趨勢中幾乎上漲了70%，直到熱戰的開始。1935年，希特勒開始建設軍隊，要求雅利安人服兵役。德國的軍事開支增長速度遠超其他國家，因為德國經濟需要更多資源來維持自身，並打算利用其軍事力量來奪取這些資源。與德國一樣，日本也受到大蕭條的嚴重衝擊，因而變得更加專制。日本作為一個缺乏自然資源的島國，特別容易受到經濟蕭條的影響，依賴出口收入來進口必需品。當其出口在1929年至1931年間下降約50%時，日本的經濟遭到重創。到1931年，日本破產——即被迫耗盡黃金儲備，放棄金本位，浮動其貨幣，導致貨幣貶值至極限，購買力幾乎消失。這些可怕的條件和巨大的財富差距導致了左右兩派之間的鬥爭。到1932年，右翼民族主義和軍事主義大幅抬頭，希望通過武力恢復秩序和經濟穩定。日本開始通過侵略其他國家獲取所需的自然資源（如石油、鐵礦、煤和橡膠）和人力資源（即奴隸勞動力），於1931年入侵滿洲，並擴展到中國和亞洲。與德國一樣，可以說日本為獲取所需資源而採取軍事侵略的道路比依賴傳統貿易和經濟做法更具成本效益。1934年，日本部分地區發生嚴重饑荒，導致更大的政治動盪，加劇了右翼、軍事主義、民族主義和擴張主義運動。在接下來的幾年裡，日本的自上而下的法西斯指揮經濟變得更加強大，建立了軍事工業複合體，以保護其在東亞和華北的現有基地，並支援其對其他國家的遠征。與德國一樣，儘管大多數日本公司仍然是私有的，但它們的生產受到政府的控制。什麼是法西斯主義？考慮一個國家在選擇治理方式時必須做出的以下三個重大選擇：自下而上（民主）或自上而下（專制）的決策，2) 資本主義或共產主義（中間是社會主義）對生產的所有權，3) 個人主義（將個人的福祉置於首位）或集體主義（將整體的福祉置於首位）。從每個類別中選擇你認為更優的方式。法西斯主義是專制、資本主義和集體主義的結合。法西斯主義者相信，自上而下的專制領導，政府指導私有公司的生產，使個人的滿足服從於國家的成功，是使國家和人民更富裕、更強大的最佳方式。美國與盟國在美國，1929年後，債務問題使美國銀行陷入困境，限制了它們在全球的放貸，傷害了國際借款者。同時，經濟蕭條導致需求疲軟，導致美國進口崩潰，其他國家對美國的銷售也大幅下降。隨著收入減弱，需求下降，更多的信貸問題發生，形成了自我強化的經濟下行螺旋。美國的回應是轉向保護主義，以保護就業，通過1930年通過的斯穆特-霍利關稅法提高關稅，進一步加劇了其他國家的經濟困境。在經濟困難時期提高關稅以保護國內企業和就業是常見做法，但這會導致效率降低，因為生產不再發生在最有效的地方。最終，關稅會導致更大的全球經濟疲軟，因為關稅戰爭使施加關稅的國家失去出口。然而，關稅確實使受到保護的實體受益，並可能為施加關稅的領導者創造政治支援。蘇聯尚未從其1917年至1922年的革命和內戰、對德國的失利、與波蘭的代價高昂的戰爭和1921年的饑荒中恢復過來，並在整個1930年代經歷了政治清洗和經濟困難。中國也遭受了內戰、貧困和1928年至1930年的饑荒。因此，當1930年的情況惡化，關稅開始生效時，這些國家的糟糕條件變得絕望。更糟糕的是，1930年代美國和蘇聯都發生了乾旱。* 有害的自然現象（例如乾旱、洪水和瘟疫）通常會導致嚴重的經濟困難，當與其他不利條件結合時，會引發嚴重衝突。由於極端的政府政策，蘇聯數百萬人死於饑荒。同時，內部政治鬥爭和對納粹德國的恐懼導致數十萬人被指控為間諜而遭到清洗和槍決。通貨緊縮性蕭條是由於債務人手中沒有足夠的錢來償還債務而引發的債務危機。它們必然導致貨幣印刷、債務重組和政府支出項目的推出，從而增加貨幣供應，降低貨幣和信貸的價值。唯一的問題是政府官員需要多長時間才能採取這一措施。在美國的案例中，從1929年10月崩潰到羅斯福總統在1933年3月採取行動，花了三年半的時間。在羅斯福擔任總統的頭100天內，他建立了幾個大規模的政府支出項目，這些項目通過大幅增稅和通過聯準會貨幣化的債務融資的預算赤字來支付。他實施了就業項目、失業保險、社會保障支援以及友好對待工人和工會的項目。在他1935年的稅收法案通過後，最高邊際個人所得稅率上升到75%（而在1930年最低時為25%）。到1941年，個人所得稅的最高稅率達到81%，公司稅的最高稅率為31%，而在1930年起初為12%。羅斯福還實施了許多其他稅收。儘管所有這些稅收和經濟復甦幫助提高了稅收收入，但由於支出增加幅度過大，預算赤字從GDP的約1%上升到約4%。從1933年到1936年底，股市回報超過200%，經濟以約9%的驚人實際增速增長。1936年，聯準會收緊貨幣和信貸以對抗通貨膨脹並減緩過熱的經濟，導致脆弱的美國經濟再次陷入衰退，其他主要經濟體也隨之減弱，進一步加劇了國內和國際之間的緊張局勢。與此同時，在歐洲，西班牙左派民粹主義者（共產黨）與右派民粹主義者（法西斯）之間的衝突升級為殘酷的西班牙內戰。右翼的弗朗哥在希特勒的支援下成功清除了西班牙的左翼反對派。在嚴重的經濟困境和巨大的財富差距期間，通常會發生革命性的大規模財富再分配。當和平進行時，這些再分配通過對富人徵收大量稅收和大幅增加貨幣供應來實現，從而貶值債務人的債權；而當暴力進行時，則通過強制沒收資產來實現。在美國和英國，儘管財富和政治權力發生了再分配，但資本主義和民主得以維持。在德國、日本、義大利和西班牙則並非如此。在一場射擊戰爭之前，通常會發生經濟戰爭。典型情況下，在全面戰爭宣告之前，大約有十年的經濟、技術、地緣政治和資本戰爭，在此期間，衝突的力量互相威脅，測試彼此的力量極限。雖然1939年和1941年被稱為歐洲和太平洋戰爭的正式開始，但衝突實際上早在十年前就開始了。除了國內經濟動機引發的衝突和由此產生的政治變化，這些國家還面臨著增加的外部經濟衝突，因為它們爭奪日益縮小的經濟蛋糕份額。由於權力，而非法律，主導國際關係，德國和日本變得更加擴張，並開始在資源和對領土的影響競爭中不斷測試英國、美國和法國。在描述熱戰之前，我想詳細說明經濟和資本工具被武器化時常用的戰術。這些戰術包括：資產凍結/沒收：阻止敵人/對手使用或出售他們依賴的外國資產。這些措施可以從針對國家中目標群體的資產凍結（例如，美國目前對伊朗革命衛隊的制裁或二戰初期美國對日本的資產凍結）到更嚴厲的措施，如單方面債務否認或完全沒收國家資產（例如，一些美國政策制定者談論不償還對中國的債務）。阻止資本市場准入：阻止一個國家進入其自身或另一個國家的資本市場（例如，1887年德國禁止購買俄羅斯證券和債務，以阻礙俄羅斯的軍事擴張；美國現在威脅對中國採取類似措施）。禁運/封鎖：阻止本國及在某些情況下與中立第三方的商品和/或服務貿易，以削弱目標國家或阻止其獲得必需品（例如，美國對日本的石油禁運和切斷其船隻對巴拿馬運河的通行）或阻止目標國家向其他國家出口，從而切斷其收入（例如，法國在拿破崙戰爭中對英國的封鎖）。熱戰開始1937年11月，希特勒秘密與他的高級官員會面，宣佈他的德國擴張計畫，以獲取資源並團結雅利安人。隨後，他付諸實踐，首先吞併奧地利，然後奪取當時捷克斯洛伐克的一部分，該地區擁有石油資源。歐洲和美國對此保持警惕，不想在經歷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毀滅後再次捲入戰爭。與所有戰爭一樣，未知因素遠遠大於已知因素，因為a）對立的力量只有在實力大致相當時才會進入戰爭（否則明顯弱者的自殺行為不合理），b）可能的行動和反應太多，難以預測。熱戰開始時唯一確定的是，它可能會極其痛苦，甚至可能是毀滅性的。因此，聰明的領導者通常只有在對方將他們推入“非打則輸”的境地時才會選擇開戰。對盟國來說，這一時刻出現在1939年9月1日，當時德國入侵波蘭。德國看似不可阻擋；不久，它迅速佔領了丹麥、挪威、荷蘭、比利時、盧森堡和法國，並加強了與日本和義大利的聯盟，雙方有共同的敵人並意識形態一致。通過迅速佔領領土（例如，石油豐富的羅馬尼亞），希特勒的軍隊能夠節省現有的石油資源並迅速獲得新資源。對自然資源的渴求和獲取成為納粹戰爭機器的主要驅動因素，因為它將其戰役推向俄羅斯和中東。與蘇聯的戰爭是不可避免的，唯一的問題是何時。儘管德國和蘇聯簽署了不侵略條約，但德國於1941年6月入侵俄羅斯，這使德國陷入了兩線作戰的極其昂貴的戰爭。在太平洋，1937年日本擴大了對中國的佔領，殘酷地控制了上海和南京，僅在南京的佔領中就殺害了約20萬中國平民和解除武裝的戰鬥人員。儘管美國保持孤立主義，但仍向蔣介石政府提供戰鬥機和飛行員，以對抗日本，開始插足戰爭。美國與日本之間的衝突開始升級。一名日本士兵在南京襲擊了美國領事約翰·摩爾·艾利森，而日本戰鬥機則擊沉了一艘美國炮艇。1940年11月，羅斯福在競選承諾中贏得連任，承諾讓美國遠離戰爭，儘管美國已經採取經濟行動來保護其利益，尤其是在太平洋，利用經濟支援幫助其同情的國家，並對不支援的國家實施經濟制裁。1940年早些時候，戰爭部長亨利·斯廷森對日本實施了激進的經濟制裁， 1940年中，美國將太平洋艦隊移至夏威夷。10月，美國加大了禁運力度，限制“所有鐵和鋼的出口到英國和西半球國家以外的目的地”。計畫是切斷日本的資源，以迫使其撤出大部分佔領區。1941年3月，國會通過了《租借法》，允許美國向被視為“對美國防禦至關重要”的國家提供戰爭物資，包括英國、蘇聯和中國。幫助盟國對美國來說在地緣政治和經濟上都是有利的，因為向這些即將成為盟國的國家出售武器、食品和其他物品可以賺取豐厚利潤，但其動機並不僅僅是出於利潤。英國的資金（即黃金）即將耗盡，因此美國允許他們在戰爭結束後推遲付款（在某些情況下完全免除付款）。儘管這不是明確的戰爭宣言，但租借法實際上結束了美國的中立。當國家處於弱勢時，對立國家會利用其弱點來獲取利益。法國、荷蘭和英國在亞洲都有殖民地。由於在歐洲的戰鬥過於疲憊，它們無法保護這些殖民地免受日本的侵略。從1940年9月開始，日本入侵了東南亞的幾個殖民地，首先是法國印度支那，將其稱為“大東亞共榮圈”的南方資源區。1941年，日本奪取了荷蘭東印度的石油儲備。日本的領土擴張威脅到了美國在太平洋的雄心。1941年7月和8月，羅斯福通過凍結所有日本在美國的資產、關閉巴拿馬運河對日本船隻的通行和對日本實施石油和天然氣禁運作出回應。這切斷了日本四分之三的貿易和80%的石油。日本計算出，它將在兩年內耗盡石油。這使日本不得不在退讓和攻擊美國之間做出選擇。1941年12月7日和8日，日本對美國在珍珠港和菲律賓的軍事力量發起協調攻擊。這標誌著太平洋戰爭的開始，也將美國捲入了歐洲的戰爭。儘管日本並沒有廣泛認可的贏得戰爭的計畫，但最樂觀的日本領導人相信，美國會失敗，因為它在兩線作戰，且其個人主義/資本主義政治制度不如日本和德國的專制/法西斯制度及其指揮型軍事工業複合體。他們還認為，他們更願意為國家忍受和犧牲，這是決定勝負的重要因素。* 在戰爭中，承受痛苦的能力比施加痛苦的能力更為重要。戰時經濟政策同樣值得注意的是，經典的經濟戰爭戰術是什麼，戰時各國的經典經濟政策也值得關注。這些政策包括政府對幾乎所有事物的控制，因為國家將資源從盈利轉向戰爭生產——例如，政府決定a）允許生產那些物品，b）可以購買和銷售那些物品及其數量（配給），c）可以進口和出口那些物品，d）價格、工資和利潤，e）對自己的金融資產的訪問，以及f）將自己的資金移出國境的能力。由於戰爭是昂貴的，通常政府g）發行大量債務並貨幣化，h）依賴黃金等非信用貨幣進行國際交易，因為其信用不被接受，i）更專制地治理，j）對敵人施加各種經濟制裁，包括切斷其資本流動的能力，以及k）經歷敵人對他們施加這些制裁。當美國在珍珠港遭受攻擊後進入歐洲和太平洋戰爭時，絕大多數國家的領導人實施了經典的戰時經濟政策，其更專制的做法得到了民眾的廣泛支援。以下表格顯示了各主要國家的經濟控制情況。在熱戰期間，市場的波動受到政府控制和各國在戰鬥中的表現的重大影響，因為勝負的機率在不斷變化。下表顯示了各主要國家在戰爭期間實施的市場和資本流動控制。在一些國家，股市關閉是常見的，導致投資者無法訪問其資本。我還應該提到，在戰爭期間，非盟國之間的貨幣和信貸通常不被接受，因為人們對貨幣的價值充滿合理的警惕。如前所述，黃金——在某些情況下，白銀或以物易物——是戰爭時期的主要貨幣。在這種情況下，價格和資本流動通常受到控制，因此很難判斷許多物品的真實價格。由於輸掉戰爭通常會導致財富和權力的完全消失，因此在戰爭期間仍然開放的股市的波動主要受到各國在關鍵戰鬥中的表現影響，因為這些結果改變了每一方的勝負機率。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隨著德國佔領領土並建立軍事優勢，德國股票表現優異，而在美國和英國等盟國扭轉戰爭局勢後，其表現則下降。在1942年的中途島戰役後，盟國股票幾乎持續上漲，直到戰爭結束，而軸心國股票則持平或下跌。如所示，德國和日本的股市在戰爭結束時關閉，約五年後才重新開放，並在重新開放時幾乎被抹去，而美國股票則表現極為強勁。在戰爭時期保護自身財富是困難的，因為正常經濟活動受到限制，傳統的安全投資並不安全，資本流動受到限制，並且在人民和國家為生存而戰時徵收高額稅收。保護那些擁有財富的人的財富相對而言並不是優先事項，因為需要重新分配財富以將其送到最需要的地方。至於投資，賣出所有債務並購買黃金，因為戰爭通過借款和印鈔來融資，這會貶值債務和貨幣，同時人們對接受信用有合理的顧慮。結論每個世界強國都有其輝煌的時刻，這得益於它們獨特的環境以及其性格和文化的特質（例如，它們具備強烈的工作倫理、智慧、紀律、教育等基本要素），但它們最終都會衰退。有些衰退得更加優雅，創傷更小，但無論如何都會衰退。創傷性衰退可能導致歷史上最糟糕的時期，圍繞財富和權力的大規模鬥爭在經濟和人命上都極其代價高昂。然而，如果國家在其富裕和強大的階段保持生產力，賺得比支出更多，使系統能夠為大多數民眾良好運作，並找到與其最重要的競爭對手建立和維持雙贏關係的方法，則這一周期不必以這種方式發展。一些帝國和王朝能夠維持數百年，而245年的美國則證明自己是最長壽的國家之一。 (機構調研記)

2026年初，美國的傳統盟友國家齊刷刷來中國拜碼頭。這讓大西洋月刊憂心忡忡。它看到的不僅是大家用腳投票在遠離美國拋棄美國，而是看到背後更深層，川普在親手拆掉美國自二戰以來建立的世界秩序。該刊認為，過去80年的全球繁榮，得益於美國主導建構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保障了全球相對和平、自由貿易、海洋安全與核不擴散的體系。但現在川普政府推行的“美國優先”戰略正在摧毀它。原因不是因為美國衰落了，恰恰相反：美國仍擁有無與倫比的軍事與經濟實力。只是今天的美國決定，不再願意承擔“世界警察”的角色，反而將昔日維繫秩序的力量，轉而用於瓦解這個秩序本身。因此，2026年初的世界，正站在一個危險的十字路口。從“自由世界領袖”到“孤狼大國”在梳理美國發家史的過程中，大西洋月刊把美國著實美化了一番。在它眼中，二戰後的美國做了一件史無前例的事：它沒有像傳統帝國那樣掠奪戰利品，而是用自身力量為歐洲、日本乃至全球提供公共安全產品。它建立北約、推動馬歇爾計畫、支援聯合國、維護公海航行自由，並讓盟友在安全庇護下專注經濟發展。結果是驚人的：西德成為出口引擎，日本實現經濟奇蹟，歐洲走向一體化，亞洲四小龍崛起——整個世界進入前所未有的長期和平與繁榮期。更不可思議的是，昔日的敵國——德國、日本、英國、法國——不僅接受美國的領導，甚至主動放棄大國野心，把國家安全託付給萬里之外的華盛頓。這種“自願臣服”在人類歷史上幾乎從未出現過。原因很簡單：它們相信美國既強大又可靠，且不會趁機壓榨盟友。當然這只是美國眼中的歷史。事實並非如此，美國不僅從二戰中獲取了巨大的戰爭和地緣政治紅利，讓自己成長為一個無可匹敵的大國，更是通過戰爭讓美國的這些所謂盟友臣服。日本、德國是直接被美國打服的，直接駐軍了，不服也不行。英國、法國這些都是美國挽救下來的，也總得懷著感恩的心情。加上體量上也無法跟美國比肩，只能做美國的小弟。但無論過去是如何來的，至少現在，川普想要徹底終結這一切。他的政府明確告訴歐洲：“2027年前自己管好防務”；要求日本、韓國等亞洲盟友為美軍保護“付費”；對加拿大、丹麥發出領土威脅；對幾乎所有盟友加征關稅；同時將中俄定位為“合作夥伴”，試圖與它們瓜分勢力範圍。換句話說，美國不再提供“公共產品”，而是開始收取“保護費”；不再維護規則，而是赤裸裸地推行強權政治（Machtpolitik）。多極世界的幻覺：19世紀協調？還是20世紀混戰？這麼做的後果是什麼？大西洋月刊認為，這樣做的後果就是世界將進入一個多極化的世界。在我們看來，多極化沒什麼不好啊。但大西洋不這麼認為。它認為，多極化世界過去有過，就是大國競爭，各自劃分勢力範圍，其結果就是無窮盡的戰爭。它說，一些人鼓吹“多極化更和平”，甚至以19世紀的“歐洲協調”為範本，幻想中美俄能像當年的英法俄普奧一樣，通過外交協商維持穩定。但這完全是歷史誤讀。1815到1914年的所謂“百年和平”，實則充斥著數十場大國戰爭：克里米亞戰爭死50萬人，普法戰爭一年內傷亡超40萬。那不是和平，只是大戰之間的喘息。而今天若重回多極格局，意味著中國、俄羅斯、美國、德國、日本等強國每隔十年就可能爆發一場大規模衝突——邊界重劃、人口流離、貿易中斷，甚至核風險上升。這並非危言聳聽，而是1945年前數百年的常態。更關鍵的是，今天的“多極”與19世紀有本質不同：當年的奧地利、普魯士是“滿足的大國”，只想守成；而今天的中國和俄羅斯是“不滿的大國”，渴望重塑秩序。而美國此刻的退場，恰恰給了他們千載難逢的機會。德國日本都將重新武裝大西洋月刊描繪了一幅可怕的圖景。如果美國不再保護盟友，那麼美國的歐洲和亞洲盟友將不得不重新武裝自己。歐洲正在覺醒。面對東有俄羅斯、西有“敵對美國”的雙重壓力，德國、法國、波蘭已開始討論全面重新武裝，甚至不排除發展核武器。德國右翼政黨AfD已成為議會第二大黨，民族主義情緒高漲。曾經因美國秩序而“去軍事化”的歐洲，正被迫回歸“正常國家”狀態——即擁有獨立防務與地緣野心的大國。亞洲也在轉向。日本新任首相高市早苗的上台，標誌著其民族主義與自主防衛路線的強化。韓國、澳大利亞同樣在重新評估對美依賴。當美國既不能提供安全保障，又對其徵收高額關稅時，忠誠自然瓦解。這些國家未來不再是美國的盟友，而是獨立的戰略行為體。它們對美國的態度，將從信任轉為警惕，甚至敵視。一個曾因美國秩序而和平共處的世界，正滑向人人自危、各自為營的新戰國時代。美國正在失去最寶貴的資產：聯盟網路對於這種發展趨勢，大西洋月刊認為最大的輸家其實是美國。中國戰略家閻學通曾一針見血地指出：中美真正的差距，不在GDP或航母數量，而在於美國擁有全球最廣泛的聯盟體系。當美國出兵伊拉克，有49國支援；當中國或俄羅斯行動，永遠只有自己。如果美國失去盟友體系，美國將不再偉大。而川普正在親手摧毀這一優勢。當他對盟友經濟掠奪、政治羞辱、安全拋棄，卻還指望他們在關鍵時刻為你站隊——這無異於痴人說夢。如果維護舊秩序“太貴”，那麼迎接新混亂的代價，只會更高——不僅是金錢，更是生命、自由與繁榮。歷史不會終結，它只是循環。而這一次，美國選擇主動退出舞台中央，把世界推回1914年之前的黑暗叢林。唯一的區別是：這一次，連“燈塔”自己也熄滅了。無疑，大西洋月刊太過於迷戀過去了。首先，美國過去確實提供了全球公共產品，但與美國的獲得霸權紅利相比，美國仍然是霸權體系最大受益者。其次，美國不當霸主，這是歷史趨勢和必然。沒有美國的世界，並不會滑落到叢林時代。因為這個世界，並非真的由美國一個國家支撐。它是由國際法支撐的，是全球國家對和平和規則的共同嚮往支撐的。多極化將給除美國之外的所有國家帶來發展紅利。多極化的現實，是基於人類文明對歷史的認識進步，和對文明層次的提升，並非是歷史的倒退和輪迴。大西洋月刊之所以不看好多極化，是因為它理解不了更高級的文明。在它的眼裡，除了霸權就只有叢林世界。 (生思孰慮)

世界劇變的序幕正緩緩拉開。人類正同時遭遇技術變革、社會動盪與前所未有的繁榮，多重衝擊交織造就了“超音速海嘯”般的顛簸格局。從1898年美西戰爭的歷史迴響到當下無約束的勢力範圍爭奪，從能源技術主導權的重構到全球南方國家的戰略覺醒，世界格局正經歷全方位重構。相互依存被武器化，供應鏈、能源流成為博弈工具，而氣候變化、AI武器化等全球性挑戰卻亟需跨國合作。這場變革無關優劣，卻深刻改寫著權力規則與發展邏輯。本文整合多方重磅論述，從歷史、權力、能源、地緣、全球南方等維度，解析世界格局演變的底層邏輯。在這個充滿分裂與機遇的動盪時代，唯有讀懂趨勢、備好應對之策，才能在混亂中尋找秩序，在競爭中留存合作空間，穿越這段人類歷史上極為特殊的過渡期。以下，Enjoy：“接下來的3-7年，將是人類歷史上極度撕裂的過渡期……我們將同時經歷三件事：劇烈的變革、社會動盪，以及前所未有的繁榮。人類並不擅長在短時間內應對多重重大變化，這就是過渡期’顛簸’的根源。”——伊隆·馬斯克，2026年1月6日，特斯拉德州超級工廠訪談2026年初，當馬斯克在特斯拉超級工廠發出上述警告時，世界輿論正因另一場劇變而沸騰：川普跨國抓捕了馬杜洛，美國對一個主權國家採取了前所未有的行動，全球秩序的崩壞以一種驚人的速度擴大。馬斯克所描述的”超音速海嘯”——技術變革對社會結構的衝擊，正與地緣政治的劇烈重組同步發生。最近，《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雜誌與《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等先後刊發了多篇重磅文章，匯聚歷史學家、國際關係學者、前政府官員等多方聲音，共同審視這個劇變中的世界。這些文章雖然視角各異、側重不同，卻不約而同地指向一個與馬斯克類似的核心判斷：我們正處於一個歷史性的過渡期，舊秩序正在瓦解，而新秩序尚未成形。有學者甚至用一個詞來定義，就是“極端不確定性”。舊的體系正在瓦解，但我們尚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外交事務認為，世界正在進入新的帝國時代，但是，“這是一種只有勢力範圍邏輯，卻無勢力範圍約束的狀態。”今天這篇文章，我們將綜合梳理這些重要論述，從歷史回歸、權力重構、能源競爭、地緣博弈以及全球南方的崛起等多個維度，呈現當下世界格局演變的全貌。01. 歷史的迴響：1898年的幽靈《外交事務》刊發的《新帝國時代》一文，以其深厚的歷史縱深感令人印象深刻。作者開篇便引用了一個頗具諷刺意味的場景：2014年俄羅斯入侵克里米亞後，時任美國國務卿約翰·克里曾感嘆普丁的行為表現出”19世紀的作派”。然而十餘年後，這句話竟精準地描述了美國自身的外交政策走向。文章將當前的局勢與1898年的美西戰爭進行了系統性的歷史比較。1898年是美國外交史上的一個轉折點，當時，在短短數月間，美國擊敗了西班牙帝國，獲得了菲律賓、關島、波多黎各等殖民地，建立了對古巴的保護國地位，一躍成為太平洋強權。作者指出，麥金萊總統時期確立的權力與安全觀，建立在三大支柱之上：經濟繁榮、領土擴張和”文明”理念。當時的美國精英將”文明”理解為社會成就的晴雨表，將不同民族按進步程度分級。這種觀念深受種族、社會和文化偏見的影響，卻為海外干預提供了道德合法性。文章敏銳地指出，當今政府的政策同樣體現了這種”文明和平論”的思維，即認為如果世界上像美國的國家多一些，國際事務將變得更加可預測與和平。然而，歷史也提供了一個警示故事。作者提出了“干預者陷阱”(The Meddler’s Trap)這一概念：干預行動往往會使決策者越陷越深，誤以為周邊事件比實際更關乎本國利益。菲律賓的例子便是明證。美國的吞併決定引發了長達數年的叛亂，造成了數十萬人死亡，而菲律賓直到1946年才獲得獨立。正如西奧多·羅斯福1907年向塔夫脫承認的那樣：“菲律賓構成了我們的阿喀琉斯之踵。”這一歷史教訓對當下的啟示是深刻的。隨著國家變強，它們往往會感到更不安全。更大的權力導致了更大的脆弱感，而干預行動一旦開始，想要抽身便變得極為困難。02. 舊秩序的崩塌與新世界的輪廓《紐約時報》觀點版面邀請的五位作家，從不同角度描繪了舊秩序崩塌後的世界圖景。牛津大學歷史學家瑪格麗特·麥克米倫的判斷最為直接：“我們都已習慣的國際秩序——回過頭看，甚至到了自滿的地步，如今狀況堪憂，甚至是致命的。”塔夫茨大學國際政治學教授莫妮卡·達菲·托夫特則指出，二戰後基於規則的秩序正在崩潰，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正伸手去拿那本過時的劇本，即劃分勢力範圍。她列舉了一系列令人警醒的事實：俄烏戰爭、東亞隱憂、以及對北約盟友領土的公開威脅。將這些行動聯絡在一起的是一個共同的前提：“大國必須擴張，否則就會滅亡。”托夫特教授進一步分析了當今勢力範圍與二戰後雅爾塔體系的本質區別。1945年的雅爾塔協定是在精疲力竭的國家之間達成的，旨在防止全球衝突捲土重來。儘管那一安排對東歐國家極不公平，但它是經過談判的、有邊界的，服務於各方的共同利益。而當前正在形成的勢力範圍卻缺乏這種”紀律”——“這是一種只有勢力範圍邏輯，卻無勢力範圍約束的狀態。”更令人擔憂的是，今天的大國合作正在枯萎。本世紀人類將面臨的一些最具生存威脅的挑戰，如未來的流行病、氣候變化、人工智慧武器化、網路攻擊和跨國恐怖主義，根本無法由任何國家獨自應對。然而，隨著世界再次分裂成敵對的勢力範圍，解決這些威脅所需的合作正在萎縮。03. 能源與技術：權力的新維度哥倫比亞大學歷史學教授亞當·圖茲的分析另闢蹊徑，從能源角度審視權力格局的演變。他以一個著名的歷史細節開篇：20世紀初，溫斯頓·丘吉爾下令將英國無畏艦隊的燃料由煤炭改為石油，此舉實際上”欽定”了美國——當時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產國——成為20世紀的天然霸主。如果全球競爭與技術和能源密不可分，那麼國家獲取動力的方式或許就能預示下一個世界秩序的形態。圖茲教授指出，在綠色能源領域，已經出現了一個無可爭議的巨頭。東方大國全方位地追求能源，駕馭著一支由科學家和工業研發人員組成的大軍，鼓勵私營企業家建立生產電池和太陽能電池板的創新工廠，這些工廠如今主導著世界市場。馬斯克在近期訪談中也表達了類似的觀察。他指出，能源將成為AI競爭的關鍵瓶頸：“人們目前瘋狂地追求算力、追求晶片，但如果你沒有足夠的’瓦特’來驅動這些晶片，算力就無法落地。”他坦言：“在太陽能領域，中國做得非常出色，令人驚嘆，目前太陽能產能約每年1500吉瓦。”他預測到2026年，中國在發電量和AI算力方面將取得顯著優勢，“人們低估了電力供應的難度，也低估了在能源基礎設施上的投入。”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部分國家的政策走向卻呈現出一種”蒸汽朋克”式的懷舊色彩：對風力渦輪機的恐懼、對科學的攻擊、對石油的執念。圖茲教授尖銳地指出：“’蒸汽朋克’是虛構的，而太陽能電池板卻是真實的；人工智慧需要吉瓦級的電力；無人機對戰列艦構成了威脅。”這一判斷與前政府官員拉什·多希的觀察形成呼應。多希指出，在技術競爭中，真正的力量源泉並非領土控制，而是技術掌控。他援引歷史說明：18世紀，當一些國家目光短淺地在歐亞草原上建立勢力範圍時，英國卻通過完善蒸汽機贏得了那個世紀；19世紀，當歐洲人痴迷於瓜分非洲時，美國則通過發明電氣化和大規模製造實現了飛躍。多希提供了一組令人深思的資料：按購買力平價計算，某些新興經濟體的規模已經相當可觀，其工業基礎和發電量都在快速增長，在電動汽車和下一代核反應堆等新技術領域處於領先地位。這表明，在技術競賽中，傳統大國如果將精力過度分散在領土擴張上，可能會錯失真正的戰略機遇。04. 全球南方：被忽視的變數昆西治國方略研究所”全球南方”項目主任薩朗·希多爾的文章，提供了一個常被忽視卻至關重要的視角。他觀察到，面對大國的關稅攻勢，世界的反應出人意料——除了少數國家，幾乎沒有任何國家採取報復行動。許多國家排隊簽署協議，那怕條件並不有利。然而，這種表面的順從掩蓋了更深層的變化。希多爾指出，儘管超級大國的單極霸權時代已成過去，但全球化並未死亡，它只是在變形。在2025年，從加拿大、印度、印度尼西亞，到馬來西亞、紐西蘭和秘魯，各國紛紛簽署了新的雙邊貿易協定。區域集團也表現活躍：東盟深化了與主要經濟體的長期自由貿易協定，將合作範圍擴展至數字和綠色領域；歐盟開啟了與跨太平洋集團的一體化談判；南方共同市場的貿易協定也在推進之中。在能源轉型領域，全球南方國家正在積極採用綠色技術。在電動汽車銷量方面，尼泊爾、新加坡、泰國、烏拉圭、越南等國的表現已經相當亮眼。非洲和南亞的太陽能裝機量也在激增。這表明，無論大國的政策如何搖擺，技術進步和市場力量仍在推動著全球能源結構的轉型。巴西學者馬蒂亞斯·斯佩克特的分析則更具理論深度。他指出，那些受上世紀強加等級制度影響的國家，現在成為了全球歷史下一章的核心。印度、巴西、南非、伊朗等國都經歷過不同程度的佔領、監護或外部約束。作為一個群體，它們在治理風格、安全考量和發展戰略上分歧嚴重，但它們分享著一套由統治與反抗鑄就的政治語法。對它們而言，“主權不是一個抽象概念，它是一項來之不易的資產，極易受到威脅，並將被猛烈捍衛。”斯佩克特精闢地總結了這些國家的策略轉變：“在各個大陸，中小型強國的政府日益採取避險而非結盟，多方投機而非單一承諾，進行交易性談判而非順從。”這種策略的核心在於保留選擇的權力，而非被動地選邊站隊。05. 相互依存的武器化斯佩克特還提出了一個頗具洞察力的觀點：相互依存不再約束權力，而是越來越被武器化、改道和配給。供應鏈、支付系統、能源流、資料網路和食品市場都已成為施壓的工具。“影響力不僅通過軍隊傳播，也通過市場和基礎設施傳播。”然而，脅迫也會招致反彈。斯佩克特指出：“大國施壓越狠，招致的反彈就越大，無論是在軍事、經濟還是技術上。這種反彈可能不總是戲劇性的反抗，而是通過拖延、稀釋、選擇性合規和戰略模糊來進行更安靜的阻撓。”這一觀察與希多爾的判斷相互印證。在關鍵礦產領域，智利和印度尼西亞成功開發了豐富的鋰和鎳資源，受此啟發，越南和辛巴威也加強了對本國礦產資源的開發力度。薩赫勒地區的一些國家甚至將西方持有的礦業資產收歸國有。這些行動表明，在一個相互依存被武器化的世界裡，資源富集國正在學會利用自己的籌碼。06. 極端不確定性的時代麥克米倫教授的文章為這場討論提供了一個歷史學家特有的審慎態度。她坦言：“在過去大約十年裡，許多人厭倦了展望一個只會老調重彈的未來。快速行動、打破常規，或者至少撼動現狀，似乎是大膽、激進和新穎的。好吧，我們現在就在這兒了。”她用”極端不確定性”(radical uncertainty)來定義當前的時代特徵。舊的體系正在瓦解，但我們尚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也許事情很快會平息，形成一種新常態。但如果歷史有任何指導意義的話，我們不應指望這一點，相反，我們應該為長期的動盪做好準備。”麥克米倫列舉了諸多破壞性因素：不可預測的選民、貿易戰、人工智慧及其投資泡沫、人口老齡化和地球變暖。她特別強調了軍控機制失效的風險：“一些國際軍控協議被任其失效或被直接無視，而其他急需更新的協議，如防止核擴散或太空軍事化的協議，卻無人問津。”在這個不可預測的世界裡，麥克米倫預期會出現更多”熱點”，大國將在此極力爭取排他性的勢力範圍，並在陸地和海洋相遇之處發生衝突。較小的國家可能會爭先恐後地在某一方的庇護下尋找避難所，但如果它們看到更好的交易，就會改變效忠對象。“這種不斷的重新洗牌本身就帶有風險。歷史上，大國以及中等國家總是被捲入其被保護國的爭吵中。戰爭可能由意外引發。但一旦開始，它們就難以控制或結束，並可能像森林大火一樣吞噬沿途的一切。”07. 未來的形態：混亂是肯定，秩序是需要智慧的綜合這些論述，下一個世界秩序的輪廓開始隱約可見。它不會是一個由單一霸權主導的體系，也不會是將全球整齊劃分為敵對陣營的兩極格局。用斯佩克特的話說，它“可能會更加粗糙、更加即興且更具爭議性：由試圖劃線的大國和那些對等級制度記憶猶新、不斷測試、彎曲和重新談判這些界線的國家共同塑造。”希多爾則用一個生動的比喻來描述這種新秩序——印度的雜燴飯(Khichdi)，一種由米飯和豆類混合煮成的食物。“這種雜燴飯看起來或許有些雜亂，卻能排毒養顏，增強體質。以此為範本的世界將減少自上而下的控制，更多地體現自我組織，其驅動力更多源於實用主義而非意識形態。”在這樣的未來，多邊機構如二十國集團和金磚國家可能成為危機管理協調平台；許多行動可能源自富有進取心的中小國家，正如小島嶼國家在氣候問題上發揮的作用已遠超其體量；開放貿易國家集團的出現預示著新的合作模式。然而，沒有人對這一轉型過程抱有樂觀幻想。正如希多爾所言：“新秩序的誕生歷來鮮有井然有序之時。這一次又怎會例外？”結語這些來自不同背景、持有不同立場的學者和分析人士，在一個關鍵判斷上達成了共識：我們正在經歷一個歷史性的轉折點。無論人們對它有多少批評，二戰後建立的國際秩序確實提供了一種可預測性和穩定性。而當這種秩序開始瓦解時，取而代之的並非一個更美好的新世界，而是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過渡期。圖茲教授的一句話或許最能概括當前的局勢：“目前的展望是廉價能源肆意驅動下的多極混亂：一場充斥著無人機和重質原油的’多重危機’。”在這樣的時代，歷史的教訓顯得尤為珍貴。1898年的故事提醒我們，帝國擴張的衝動往往導致”干預者陷阱”；雅爾塔體系的經驗表明，沒有約束的勢力範圍劃分比有規則的體系更加危險；全球南方的覺醒則證明，霸權的時代確實已經過去，任何試圖恢復舊秩序的努力都將面臨結構性的阻力。面對這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新時代，或許我們能做的，就是像麥克米倫教授建議的那樣，“為長期的動盪做好準備”，同時在混亂中尋找秩序的可能，在競爭中保留合作的空間。畢竟，人類面臨的真正挑戰——氣候變化、流行病、技術失控，並不會因為大國的博弈而消失。它們只會在等待中變得更加緊迫。而馬斯克的告誡或許值得我們銘記：“做一個樂觀但錯誤的人，比做一個悲觀但正確的人要好。我們要去創造那個值得期待的未來。”在這個”超音速海嘯”般的變革時代，保持清醒的頭腦與行動的勇氣，或許是我們穿越這段顛簸過渡期的唯一方式。 (格上財富)

【俠客島按】最近的兩個態勢很值得關注。一是達沃斯論壇上，美國和盟友的激烈爭吵。比如加拿大總理卡尼，直言不諱地說“基於規則的舊秩序已死”，（美國）把關稅當作槓桿，把金融基礎設施當作脅迫工具，把供應鏈當作可以被利用的脆弱點，呼籲中等國家共同行動，否則就會在“菜單上”。川普則稱歐洲已“面目全非”，說卡尼對美國沒有感恩，是美國讓盟友有了今天，美國勢必要拿格陵蘭島等等。二是不少國家政要密集來華訪問。眼下在中國的是英國首相斯塔默，從去年12月到現在，芬蘭總理奧爾波、愛爾蘭總理馬丁、加拿大總理卡尼、韓國總統李在明、法國總統馬克宏等都來訪問，德國總理梅爾茨計畫2月來華。如何理解這樣的動向？我們與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公共政策學院院長、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鄭永年教授進行了對談。1、俠客島：您如何看待以卡尼為代表的“舊秩序已死”的觀點？鄭永年：從卡尼到歐洲各國領導人，可以用“覺醒”形容他們的發言。當然，不是自己“醒”的，是被川普的大棒“打醒”，打到自己頭上才“覺醒”。這次達沃斯論壇，標誌著傳統“西方”概念、“全球北方”概念的死亡。二戰到現在的“舊世界”“舊秩序”，是西方世界塑造的。其倒塌的根本原因是西方世界的倒塌。歸根結底，是因為美國撐不下去了，美國作為“帝國”，無法提供足夠的、有效的國際公共產品，盟友體系、自由國際秩序支撐不下去了。二戰後，美國為維持和“保護”西方作出了不計成本的貢獻。但這產生了兩重後果：一是這些國家高度依賴美國，並且視美國保護為當然，越來越沒有自身能力；二是這些國家沒有足夠貢獻，這使美國自身地位難以為繼。在川普看來，是美國“養”著這些國家，提供了國際福利，但這些國家在享受福利的同時沒有維持秩序，變成“養懶人”“養懶國”，所以他要“壯士斷腕”地“拯救”西方。其實歐巴馬時期就討論過這個問題，但傳統精英都是既得利益者，很難去自我解剖。作為“局外人”的川普沒有包袱，他是商人，依靠民粹主義起家，也有足夠的勇氣，就做了。這麼一來，西方精英必然反對，所以出現公開“對罵”的場景。卡尼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年會上發表演講。來源：“中國日報”視訊號2、俠客島：如果“舊秩序已死”，新秩序是什麼？是白宮現在推行的攻城略地式的叢林法則嗎？鄭永年：新秩序還沒出現。沒有秩序，“新世界”只能是無政府狀態。眼下，沒有一個或幾個大國能獨力構造新秩序，各大國都轉向建構以自己為中心的區域秩序，即國際秩序“封建化”；世界也缺乏能夠讓中等國家或較小國家接受的“共主”。“自然”形成的秩序，就是達爾文式的叢林世界。“川普2.0”的美國，正在開啟近代以來曾經盛行、但後來被世界拋棄的兩種主義：新殖民地主義和帝國主義。他屬於典型的馬基雅維利主義傳統，用目的證明手段正確。對拉美，川普實行的是新殖民地主義，比如委內瑞拉；對世界更多的地方，川普則實行毫不掩飾的傳統帝國主義，如把墨西哥灣改成“美國灣”、欲控巴拿馬運河、威脅加拿大、奪格陵蘭島。這首先出於美國的擴張本質。若非擴張過度，就不會有今天的“收縮”。“收縮”是為了調整和鞏固，鞏固美國的內部、周邊和後院，以便將來更強有力的擴張。近代以來國際政治經驗告訴我們，無論是殖民地主義還是帝國主義，都具有競爭性，即各列強之間的競爭；結束不了俄烏衝突，美國就轉而聚焦自己的擴張。3、俠客島：歐洲為了尋求空間，跟印度簽了貿易協議；加拿大、英國等也在尋求更多空間。“覺醒”是否能夠轉化為行動？鄭永年：言詞很美好，意願很強烈，現實很冷酷。要從美國的庇護中獨立出來，首先得有能力。這些國家有嗎？歐洲說了很多年戰略自主，現在還遙遙無期。美國能允許這些國家獨立出去自立門戶、不聽美國嗎？即便能獨立，能改變大國、中等國家、小國的格局和序列嗎？國際政治是很殘酷的。中等國家如此，小國的悲劇更多。這是個對小國家並不友好的時代。今年發生了美國強擄馬杜洛事件，給拉美小國製造了恐怖環境；隨後美國的盟友們遇上了格陵蘭島問題。如果一個強權可以隨意強行攫取利益，世界就沒有了任何基礎。一般來說，當大國能夠“規矩”一些的時候，小國的日子就好過一些；但實際上，只有“規矩”有利於自己的時候，某些大國才會守“規矩”。這是西方熟悉的世界，也是我們所批判的。白宮發佈“川普和企鵝漫步格陵蘭島”圖。圖源：網路4、俠客島：一些外媒分析稱，近期西方國家領導人密集來華訪問，是川普把盟友“推向中國”，或者說這些國家又開始把目光轉向中國。卡尼就表示，中國很穩定、可預期，這是談合作的基礎，中加也簽署了協議，中國新能源車的關稅從100%降到6.1%，引人矚目。此類合作是否會越來越多？為什麼他們都選擇來中國找機會？鄭永年：西方媒體慣於用中國嚇唬川普，這一點我們要清楚。外媒說這種話，是因為西方還是在自己歷史的影子裡看中國，覺得那些盟友離開了美國就得去找中國，還是“非友即敵”的思維模式。美國不會允許這些國家“脫美投中”。跟中國走得太近，會被美國敲打。中國穩定、可預期，是好談合作的夥伴。中國是市場經濟，又不結盟，且不像西方那樣自己發展完就抽“梯子”，而是發展的同時把“梯子”伸出去，希望開發中國家共同現代化。有這樣的基礎，中國的施展空間就很大。當美國“退回”西半球時，中國應當更好地維護自己的全球利益。美國丟掉自由貿易的旗幟，我們還要堅持。美國批次“退群”、對聯合國體系不屑一顧，我們依然堅持維護這一體系。舊世界沒有了，新世界怎麼建構？中國是關鍵變數。我們跟所有的國家打交道，包括美國、俄羅斯、中等國家和小國。中國是包容性、開放性的文明，就是要繼續推動全球化。某種程度上，達沃斯隱含的主題依然是中俄。川普明確告訴西方，面對來自俄羅斯和中國的挑戰，只有美國有能力來為西方世界提供安全保障。但這種安全戰略能實現多少？要打問號。比如“退回”拉美，美國可以強擄馬杜洛，但能把委內瑞拉治理好嗎？不是說把力量投射到西半球就一定能得到西半球，不見得，也有可能陷入“拉美陷阱”。 拉美有很多親美力量，但反美力量同樣強大。他也不可能指揮美國的企業，資本有自己獨立的評估。美國一百多年都沒把拉美弄好，現在就能搞好？故事剛剛開始，後面還很複雜。事實上，中國能做的事情，有很多是美國做不了的。比如新能源車，是白宮放棄的；中國搞基礎設施建設，這是美國短板。如果門羅主義能搞好拉美，拉美也不會反美、不會找外部投資者。做好自己的事，以自己的方式繼續推動全球化，在自身提供國際公共品的同時也呼籲各國共同參與，這就是中國現在在做、未來仍將繼續做下去的事情。 (俠客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