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未來幾年，最重要的因素是其他幾種力量得到良好管理。應對這一系列情況有好的方法和不好的方法，而最佳方法是根據機率行事，進行良好的多樣化投資，並堅持遵循合理的基本面原則。至於身處那些地方最有利，我認為是那些正確掌握這些基本面的國家。這讓我想到最後一個原則：如果你毫無擔憂之心，那就應該感到擔憂；而如果你憂心忡忡，那麼反倒無須過於焦慮。願你找到有效原則，應對未來變局。在過去50多年的投資生涯裡，橋水基金創始人瑞達利歐曾多次得以成功預判重大趨勢。俗話說：「愚者把事情複雜化，智者把事情簡單化。」世間萬物皆有其運行規律，一切變化如同永動機般周而復始。在達利歐看來，世界這個機器的運作是由五大力量驅動的，包括債務/貨幣/經濟周期、內部秩序和混亂周期、外部秩序和混亂周期、自然力量和人類的創造力。當這五種力量共同作用時，它們便構成了從「舊秩序」向「新秩序」演進過程中，和平繁榮與衝突蕭條交替出現的整體大周期。作為全球宏觀投資者，達利歐的成功更多的是靠應對未知，而非依賴已知。對這五大力量的深刻洞見，正是他對未來下注的關鍵所在。他坦言道，“在我50多年的專業投資生涯中，通過押注這種因果關係賺了很多錢......儘管很多關鍵的未知和不確定性仍然存在，但我確信這些是最大且最重要的力量。”未來5-10年是所有主要秩序發生巨大變化的時期，在警世新作《國家為什麼會破產：大周期》中，達利歐將基於這五大力量的未來預測，毫無保留地分享給大家。希望幫助你更理解當下和預測未來，找到值得押注的好機會。01. 債務/貨幣/經濟周期 未來5年，下一個重大危險訊號一直以來，短期債務周期始終存在，我預計它們將持續存在。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短期周期將累積成「大債務周期」。短期債務周期的平均持續時間通常約為6年，上下浮動3年；長期債務周期平均持續時間約為80年，上下浮動25年。這些債務周期受到其他因素的影響，同時也反過來影響其他事物，其中最重要的是我提出的另外四大力量。如生命周期一樣，大周期也會經歷不同的階段。當下我們正處在「第5階段」的晚期階段，就在引發大周期終結的蕭條和戰爭階段之前。這是一個激進的且通常充滿出人意料的變化的時期，這些變化在人的一生中可能未曾出現過，但在歷史上屢見不鮮。根據我的衡量，美國和大多數主要國家（七國集團其他成員國和中國）都負債過重，處於大債務周期的後期階段，不得不經常依賴MP3（即通過央行購買債務來為大規模財政赤字融資）。因此，如果不以某種方式控制其長期債務周期問題，那麼以主要儲備貨幣計價的債務資產和債務負債發生非自願性重大重組/貨幣化的可能性非常高——未來5年內約65%的可能性，未來10年內約80%的可能性。我們需要警惕的下一個重大危險訊號（即債務危機即將發生的訊號）是，現有持有人大規模拋售政府債務資產（如債券）。這將與新政府債務的發行和銷售一起，造成相對於需求的巨大供給。這會迫使央行面臨兩難：要麼讓名義利率和實際利率大幅上升，要麼大量印錢並購買長期政府債務以維持這些利率的低位，從而使債務和貨幣貶值。顯然，消除如此龐大的債務負擔符合這些國家的利益。透過研究歷史，我發現當國家處於類似境地時，會使用各種在當時和現在看來都極端且難以想像的方式來減輕債務負擔。這些極端行動包括凍結債務支付、沒收敵對國家資產、徵收懲罰性稅收和實施資本/外匯管制、務違約/延長期限，以及改變流通貨幣類型（通過與黃金等硬資產脫鉤或創造新型貨幣）。我並不是說這些事情一定會發生，但我確實想指出領導人必須妥善管理債務供需問題。重要的是要意識到這些極端行動帶來的風險，並隨時關注局勢變化。在我看來，最好的方案是採用我的「3%三部分」解決方案，同時配合一個「和諧的去槓桿化」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通縮性去槓桿化方式（如財政緊縮和債務重組）與通膨性去槓桿化方式（如貨幣政策寬鬆和債務貨幣化）達到平衡。無論如何，為支撐非生產性人群過度消費而藉入遠超償還能力的債務的時代即將結束。展望未來，兩三年後同時發生債務緊縮和經濟衰退的風險相當大，為了規避風險，必須把主要目標放到同時提高生產力和減輕債務負擔上（這也將降低債務和貨幣的價值）。02. 內部秩序與混亂周期 從民主轉向專制，3-5年內會走向極端國家內部存在短期的政治波動，平均持續時間約為6年，上下浮動3年。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波動會累積成內部秩序的重大轉變，這種轉變通常持續約80年，上下浮動25年。在民主國家中，選舉周期與經濟周期大致同步，因為糟糕的經濟狀況通常會導致政治變革。當下，美國的政治分裂已經變得深刻且頑固。事實上，這一現像是全球性的，只是在不同的國家中程度不同。人們在生產力、財富和價值觀上的差距擴大，以及對民主制度運作方式的不滿情緒增加，導致了更多的民粹主義衝突，並催生了類似於1905—1914年和1933—1938年的政策。這種衝突時期往往是向更專制的政府形式過渡的時候。當民主制度失敗時，專制制度便會取而代之。在混亂時期，金融、政治和軍事力量比法律更為重要，而專制制度通常比軟弱、混亂的集體主義更為有效。在新興的秩序中，金融和政治權力比法律更為重要，而專制制度通常比軟弱、混亂的集體主義更為有效。在大多數情況下，從民主制向專制制度的轉變是在民主規則框架內進行的，並且會在幾年內（通常是3-5年）逐漸走向極端。我們現在正在目睹這部充滿戲劇性的電影的高潮：唐納德·川普和他的政府團隊掌控美國，試圖通過“讓美國再次偉大”來扭轉其衰落。他試圖透過重建美國的競爭力來實現這一目標。與此同時，我們也看到許多國家、產業和公司的領導人，以及廣大民眾都在努力超越他人。這種競爭現在已經激烈到了一個程度：競爭者甚至願意消滅對手。就川普總統所推行的旨在節省成本的政府變革而言，這些舉措是非常激進的，而且為了取得成功必須迅速推行。然而，這些削減措施也帶來了負面影響，因為許多會因此受到傷害的人將進行反抗，而一些寶貴的支援體系也會被削弱或廢除。記住，要想取得成功，制度就必須為大多數人創造適當的生活條件。這種情況會發生嗎？美國的挑戰在於，教育、家庭和社會系統中一直存在著深層和普遍性的腐朽，導致許多孩子未能成長為有生產力、文明和健康的人。這是一個多代際的問題，幾乎不可能解決，尤其是在領導層分散且資源不足的情況下。目前，只有一小部分人具有極高的生產力並且生活富足。更確切地說，最頂尖的那1%的人正在帶來革命性的改變。他們加上協助他們的接下來的9%的人共同構成了最頂尖的10%且做得很好。接下來的30%的人情況一般，而最後60%的人的處境則非常糟糕，也就是說，他們是淨消耗者，而非淨貢獻者。川普政府的政策旨在透過將更多的資金、權力和自由轉移到最多產的人手中，來提高生產力。這將會產生一些次生影響，而這些影響是所有人都應該考慮的。要治理一個長期管理不善、陷入混亂的國家並非易事，我建議定期關注處於社會底層的60%的人的生活狀況以及他們的感受。03. 外部秩序和混亂周期 相對中國而言，美國的衰退無可爭議正如國家內部存在內部秩序（和諧、生產力和繁榮）和混亂（重大沖突、破壞和蕭條）周期一樣，國家之間也存在外部秩序和混亂周期。作為大周期的一部分，歷史上也出現了以下兩種模式之間的巨大波動：（a）單邊主義，各國為自身利益而鬥爭，強者勝過弱者，遵循“叢林法則”或“適者生存”；（b）多邊主義，各國追求全球和諧、和平共處以及平等主義。我們現在看到國際秩序正在從一種更合作的、追求共同利益的多邊世界秩序，轉向一種更對抗的，透過大膽使用金融、政治和軍事力量追求自我利益的單邊世界秩序。在這個階段，強者霸凌弱者的現象越來越明顯。因此，弱勢帝國應該感到擔憂。誰是弱勢帝國？大家都知道，歐洲是軟弱的，容易成為獵物，俄羅斯可能會成為歐洲的敵人，而川普的「美國優先」政策很可能會導緻美國不保衛歐洲。此外，所有人都知道川普是極右翼，因此他傾向於讓美國與那些極右翼且有能力戰鬥的國家結盟，並使用胡蘿蔔加大棒的方式迫使民眾和各國做他想讓其做的事情。這正是推動新世界秩序重塑以及由美國領導的「同盟國」一方的因素。同樣重要的是，在大周期的這個階段，聯盟關係往往會隨著形勢的變化而迅速改變，勝利比忠誠更重要。例如，在二戰中，德國和俄羅斯迅速從盟友變為敵人。我們應該預期聯盟關係會以難以想像的方式迅速變化。同樣，我們可能會發現歐洲與中國的關係比歐洲與美國的關係更緊密。在大周期的這個階段，這種難以想像的變化經常發生。就美國和中國的大國衝突而言，美國相對衰落以及與中國的衝突正在增加，這是客觀上無可爭議的。下面兩張圖顯示了我對中美綜合國力的衡量和衝突強度的評估。這顯示大國衝突和「修昔底德陷阱」效應正在發揮作用。川普總統正試圖扭轉美國的相對衰落，同時美國和中國顯然處於一場尚未升級為軍事戰爭的衝突中。我不認為在可預見的未來，美中之間會發生軍事戰爭，因為雙方都知道這將導致相互毀滅，但美國和中國目前正在進行其他類型的戰爭，包括外交、網絡和貿易戰，其正在嚴重威脅和傷害對方。這對政策、投資和商業產生了影響。例如，為了贏得科技戰，各國政府正在自上而下地制定國內和國際政策，涉及晶片生產、資料中心投資與建設、電力生產、技術禁運、制裁、關稅措施、全球人才引進等領域。在我看來，最大的問題在於各國領導人的務實程度，他們及其對手將如何處理彼此的關係，以及在困難時期如何有序和明智地管理事務。我的觀點是，國際投資和商業交易將變得更加容易，數量也會增加。04. 大自然力量 自然災害機率增加，且代價日益高昂縱觀歷史，自然災害奪去的生命比戰爭更多，摧毀的秩序比其他4種力量的總和還要多。人類對自然的污染和破壞、更高的人口密度、全球範圍內更緊密的接觸（由國際旅行的增加而產生），以及因土地開發而與其他物種更密切的接觸（導致疾病在動物與人類之間傳播）都是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未來幾年，乾旱、洪水和疫情發生的機率正在增加，且代價日益高昂。鑑於世界主要國家目前債務沉重且面臨其他需求，幾乎沒有什麼措施會主動預防和應對自然環境變化所帶來的高昂成本。但無論如何，代價都將不可避免地產生——要麼是為了預防損害而投入資金，要麼是在因酷熱難耐的天氣、乾旱、洪水、海平面上升、健康問題、海洋遭到破壞、物種滅絕以及未來數年可能發生的許多其他情況而造成損害之後花錢去修復。這將需要投入大量資金來適應這些變化。對那些正深受氣候變遷影響卻又沒有足夠資源來應對的全球南方國家而言，這可能會導致國內衝突和人口外流。而流離失所的人們又會給其他國家帶來壓力，就像我們已經在美國和歐洲的移民問題上所看到的那樣，這會使得國內和國際政治局勢變得更加不穩定。05. 人類的創造力 AI將推動GDP和預期壽命指數級成長儘管前4種力量的趨勢似乎在​​惡化，但在整個人類歷史上，科技力量從未像現在這樣強大，並且在未來幾年內還將如此。在我看來，我們如今正處在一個新時代的邊緣，在這個新時代裡，機器思維將在許多方面對人類思維進行補充，甚至超越人類思維，就如同在工業革命時期，機器勞動對人類勞動的補充和超越一樣。未來5年，我們將在大多數領域看到巨大的進步，而創造出人工智慧能力只是人工智慧應用的開始。由於這些技術幾乎會影響到方方面面，因此，那些運用這些技術的國家、投資者和企業之間的業績水準將存在極大的差異。那些懂得如何有效利用這些工具的主體將獲得回報，而那些未能做到這一點的主體將受到懲罰。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從投資的角度來看，相對於為投資和開發這些新技術所付出的成本而言，其能帶來的收益目前還不明確。美國和中國現在是設計這些強大新技術的主要競爭對手。美國在研發最先進的半導體晶片方面領先於中國，但在晶片生產方面處於弱勢；而中國在先進晶片的研發上緊隨其後，在以更低成本生產較低端晶片方面領先，並且在人工智慧的應用部署上也處於領先地位。在這場競賽中，雙方肯定都會全力以赴，試圖勝過對方，一方面會複製或藉鑑對方已有的成果，另一方面也會努力保護自己已取得的成果。我始終牢記一個原則：總的來說，知識產權保護並不奏效。儘管那些核心機密（如當年原子彈的研發）或許能夠被成功保護，但任何公開使用的技術幾乎都能瞬間被覆制。此外，法律體系在執行知識產權保護方面也做得不盡人意。基於這些原因，我們應該認為，那些公開展示且備受青睞的優秀創意，大多會在約6個月內就被覆制。還需要明確的是，人工智慧並不是唯一的影響國家相對力量的重要技術。除了晶片和人工智慧，美國和中國還在許多其他技術領域展開了主要競爭，包括量子計算、基因編輯及其他生物技術、機器人技術、太空技術等。中國擁有全球40個最佳電腦科學項目中的20個，在技術競爭方面是美國的一個強大對手。總之，我對可能發生的革命性進步感到非常興奮和樂觀，這些進步將來自富有創造力/實用精神的人與資本的結合，從而獲得所需的資源（也許最重要的是這些新的人工智慧技術），並在非常有利於取得進步的環境中運作。當然，新技術是雙刃劍。例如，它們既提高了我們互相傷害的能力，也提高了我們互相幫助的能力。如上圖所示，實際GDP和預期壽命呈指數級增長，這是因為知識的加速複合增長，這種增長應該會繼續，因為人工智慧正在推動其複合增長。尾聲 應對未來變局的最佳方法我相信，未來5-10年將是所有主要秩序發生巨大變化的時期，從現在到那時將感覺像是穿越時空進入一個非常不同的現實。最強大且最重要的力量是人們如何相處。人們如果能夠共同應對問題和把握機遇，而不是彼此爭鬥，就能獲得最理想的結果。不幸的是，儘管科技已經取得了長足進步，但人性並沒有太大改變，因此這很可能依然超出了人類的能力範圍。當今新技術的積極影響將是過去30年的約150%。今天的技術革命成為對市場和經濟狀況影響最大的一次，但這種積極力量不足以壓倒債務、內部衝突、外部衝突、氣候變化和人口結構等逆風。未來幾年，最重要的因素是其他幾種力量得到良好管理。應對這一系列情況有好的方法和不好的方法，而最佳方法是根據機率行事，進行良好的多樣化投資，並堅持遵循合理的基本面原則。至於身處那些地方最有利，我認為是那些正確掌握這些基本面的國家。這讓我想到最後一個原則：如果你毫無擔憂之心，那就應該感到擔憂；而如果你憂心忡忡，那麼反倒無須過於焦慮。願你找到有效原則，應對未來變局。 （格上財富）

到 2025 年，隨著俄烏戰爭進入第四個年頭的消耗階段，再加上“美國優先”外交路線在華盛頓重新抬頭，以及歐洲各國為搭建自主安全架構而展開的一場近乎倉促的爭相佈局，當下的地緣政治版圖已經被不可逆轉地改寫。自 1995 年《代頓協議》以來，西方同盟這是第一次再度著手起草一份事關歐洲重大領土安排的方案，不過，與冷戰結束後西方霸權可以單方面設定條件的年代不同，2025 年這輪談判是在一個多極格局相互爭奪的環境中進行的，在這種環境裡，“妥協”與“綏靖”這兩個概念已經在公共話語中被武器化。對川普政府陣營的支持者而言，這份“28點和平計畫”是一場現實主義對失敗理想主義政策的糾偏，也是為了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戰而不得不做出的一筆必要交易；而在歐洲各國與基輔看來，它則構成一個新的“慕尼黑時刻”，意味著在主權能力上的拱手相讓，並且在他們眼中必然會把烏克蘭國家引向毀滅。真正的思想難題在於如何界定所謂“正當性缺口”，也就是“痛苦但必要的和平”與“災難性投降”之間那一段區間。本文提出的分析主張，合法的外交妥協與危險的綏靖之間的區分，絕不僅僅取決於是否割讓領土，更取決於戰後剩餘國家結構的完整性。通過引入一個由“侵略者意圖”、“安全補償內容”以及“協議可執行性”構成的嚴格“三元框架”，就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所謂“28點和平計畫”在結構上屬於一種綏靖安排，因為它一面將烏克蘭軍隊規模封頂在六十萬人，並且把遏制侵略者的主要指望押在經濟層面的“自動恢復制裁”上，而這種工具在面對一個擴張野心極強的對手時，很難構成足以令人信服的威懾手段。從而在結構上製造出一個安全真空。相反，歐洲方案雖然接受事實上凍結既有戰線，在條文上為一支由歐洲及志願國組成的多國擔保力量預留了法律空間；與此平行，英法正以 “志願者聯盟” 名義推動組建一支多國部隊，在未來和平協議達成後承擔在烏克蘭境內的安全保障任務。“志意者聯盟”這一機制勉強達到了合法妥協的門檻；通過向前沿部署歐洲部隊，並允許烏克蘭在八十萬兵力上限之下採取“豪豬式防禦”的姿態，歐洲方案把領土損失轉化為一種戰略整合，從而滿足了《代頓協議》和《朝鮮停戰協定》所展示的那種穩定性的歷史標準。侵略者意圖：從“有限安全需求”到“帝國復辟目標”任何和平方案的有效性完全取決於其對“敵人”的評估是否精準，而“28點和平計畫”所依據的是一種特定的學術解釋，即關於俄羅斯動機的“進攻性現實主義”，這種解釋與近年來俄羅斯行為的經驗證據形成鮮明反差。“美國優先”對烏克蘭問題的智識架構，深受進攻性現實主義學派影響，該學派的代表學者主張，俄羅斯發動入侵併非出於帝國擴張，而是源於一種由北約向烏克蘭擴張所誘發的安全困境。這種視角認為，弗拉基米爾·普丁的目標並非征服歐洲，甚至不是佔領整個烏克蘭，而是消除其邊境上一個西方堡壘，亦即將其“中立化”。這意味著俄羅斯是一個“有限安全需求”的理性行為體。依照這一理論，只要西方撤除北約成員資格這項威脅，並將頓巴斯和克里米亞作為安全緩衝讓渡出去，俄羅斯就會感到滿足，衝突也會隨之凍結。這一理論為川普計畫中最核心的讓步提供了邏輯基礎，即將烏克蘭排除在北約之外，因為如果現實主義者是正確的，那麼這一讓步就等於消除了戰爭的根源。然而，對俄羅斯國家話語以及軍事行動進行全面審視後可以發現，“有限目標假說”與事實不符。大量證據顯示，克里姆林宮的目標依然是最大化的，即實現對烏克蘭在政治上的徹底征服，並摧毀其國家認同。2025 年底，普丁再次重申，他致力於無條件實現全部戰爭目標，並且繼續將其包裝為“去納粹化”與“非軍事化”。在俄羅斯政治語境中，“去納粹化”意味著政權更迭以及清除親西方精英，而“非軍事化”則意味著將烏克蘭軍隊壓縮為一支僅能維持秩序、無法抵抗未來整合的警察性武裝。此外，俄方官員還明確表示，未來烏克蘭這個殘缺國家終究必須被吞併，並且直接否定了一個永久獨立的烏克蘭的設想。這樣的言辭，與其說是一個追求“安全緩衝地帶”的國家，不如說是一個謀求帝國復辟的國家。俄軍在戰場上的具體行為也支援“最大化目標”這一判斷。儘管川普團隊抱有“凍結”的期望，但在 2025 年末，俄軍依然在多個方向持續發動攻勢，其推進範圍超出了頓巴斯的行政邊界，目標在於摧毀烏克蘭的經濟生命力。“現實主義”假定俄羅斯會止步於頓巴斯，這無視了一個作戰現實：俄羅斯正在為烏克蘭國家的一步步走向全面瓦解創造條件。這種偏差構成了第一道、也是最危險的“綏靖缺口”。“28點和平計畫”假定俄羅斯要的是安全，認為給出中立地位就會帶來和平；而證據顯示，俄羅斯要的是征服，把烏克蘭中立化只會讓其在下一輪入侵面前失去防禦能力。以一個“理論中的俄羅斯”取代現實中的俄羅斯來設計和平方案，就有重蹈內維爾·張伯倫錯誤的風險，他當年誤以為希特勒的野心僅限於“說德語的民族”，而非整個歐洲大陸的統治。安全補償內容：是“用安全換領土”，還是“用領土換承諾”如果烏克蘭必須割讓領土，那麼這筆交易的正當性就取決於它獲得了什麼補償。被歸因於川普團隊的這份“28點和平計畫”，標誌著對前一屆政府政策路線的激進背離。該計畫主張，美國及國際社會應承認克里米亞、頓內次克和盧干斯克為事實上由俄羅斯控制的領土。這已經遠遠超出單純停火，而是對“以武力取地”的外交合法化。更關鍵的是，該計畫要求烏克蘭從其當前控制的頓巴斯部分地區撤軍，以建立一個非軍事區。這迫使烏克蘭放棄自 2014 年以來苦心經營的“堡壘防線帶”，也就是那些高度設防的防禦陣地，將防線後撤到開闊且更難防禦的地形之上。計畫還規定，將烏克蘭武裝部隊的總規模封頂在 60 萬人。表面看，這個數字似乎不小，但在一條 1200 公里的活躍前線、面對一支已擴編到 150 萬以上現役軍人並擁有後備力量的俄軍時，60 萬這一上限若還要包括後勤、空軍和海軍，就會使步兵密度危險地偏低。在歷史上，通過壓縮戰敗國常備軍規模來防止其短期內重構戰爭能力，並非沒有先例。1807 年的提爾西特和平及其後續公約，將普魯士常備軍人數壓縮到約四萬出頭，使其在相當一段時間內難以獨立發動大規模戰爭；1919 年《凡爾賽條約》則把德軍規模鎖定在十萬人，並廢除普遍義務兵役制，其明示目的就是使德國再也無法對歐洲構成軍事威脅。與這些以削弱潛在侵略者為目標的兵力封頂安排不同，在烏克蘭問題上，同樣的手法卻起到了“解除受害者武裝”的作用。通過設定兵力上限，該計畫剝奪了烏克蘭實施縱深防禦與在危機中動員預備隊的能力。計畫同時要求烏克蘭修憲，永久放棄加入北約的權利。作為這种放棄的交換條件，烏克蘭將獲得俄羅斯的一份全面“互不侵犯協定”以及美國提供的所謂“可靠安全保證”。問題在於，這份美方保證事先就被明確限定為不包括地面部隊介入。其所謂安全保障，核心手段就是“果斷協調的軍事回應”和制裁這兩項。由於缺乏“地面部隊”的實際托底，這種安全承諾在功能上與《布達佩斯備忘錄》並無二致，屬於一種“消極安全承諾”，而不是積極的防禦承諾。尤其具有爭議的一點，是方案提出要對戰爭期間的一切行為給予“全面大赦”。這一條款等於是抹去了戰時罪行審判的法律基礎，把俄軍針對平民和基礎設施的作戰方式，視為可以在政治談判中被合法當作籌碼使用的手段。“28點和平計畫”中的大赦條款，或許是其在道德層面最具腐蝕性的內容，同時在戰略層面也相當危險。通過移除追訴威脅，它降低了未來侵略的成本。歐洲方案拒絕大赦，則保留了這根道德與法律槓桿，為今後扣押主權資產作為賠償保留了正當性基礎。如果按照“安全補償”這一變數來衡量，“28點和平計畫”顯然無法通過“合法妥協”的測試。領土被拿去換一紙“互不侵犯條約”；關於加入北約這一主權選擇權，被拿去交換的，是烏克蘭在自我防衛能力上的一條硬性限制，也就是對其本國軍隊規模設定封頂。本應在戰爭審判中得以伸張的正義，則被拿去換取侵略者重返國際經濟體系的機會。這一方案並未通過增加烏克蘭的安全來彌補其失去的土地，反而是通過削弱烏克蘭的安全來換取俄羅斯的配合。而這恰恰就是綏靖在結構層面上的定義：通過削弱受害者，使其對侵略者所構成的威脅降低。協議可執行性：制裁“偽幣”與前沿駐軍“硬通貨”第三個，也是最關鍵的變數，是“可執行性”。一個糟糕卻能靠“鐵”來執行的協議，要好過一個只能靠“紙”來執行的好協議。歐洲方面對“28點和平計畫”的回應，也就是所謂“二十四點”反提案，正是試圖向整個和約架構中注入“可執行性”。意識到美國正快速走向某種“成案”，由法國、德國和英國從單純支援烏克蘭取得勝利，轉而開始謀劃一種“可以管理的失敗”。他們的反提案接受這樣一種現實：沿凍結接觸線的領土損失將成為既成事實，但同時又拒絕接受“28點和平計畫”所設計的某些具體機制。後者把希望寄託在通過制裁“自動恢復”來實施懲罰，並且明確禁止北約部隊進駐。懲罰是事後發生的，往往等到啟動時已經為時過晚；拒止則是事前發生的，具有即時性。歐洲反提案在文字設計上轉而倚重“拒止”，並未寫明北約部隊進駐，而是通過兩步來為一種不掛北約旗號的多國駐軍模式預留空間：一是設立由歐洲國家與“願意參與的非歐洲國家”組成的特別擔保國編組，二是明確寫入“烏克蘭可以自主決定受本國政府邀請的友軍在其領土上的存在、武器與行動”。與這一條文架構相呼應，自 2025 年春天起，以英國和法國為首的一批國家在軌道上打造出所謂“志願者聯盟”，作為未來落實安全擔保的一支多國政治與軍事框架。公開資料顯示，這一聯盟目前已發展到三十余個成員，集中討論的是在和平協議達成後，如何以一支多國“安撫/保證部隊”形式，為烏克蘭提供“腳踏實地”的安全支撐。歐洲方案中真正具創新性的部分，並非在條文中直接寫出“志願者聯盟”五個字，而是通過“擔保國+友軍駐紮權”的組合，為日後由志願者聯盟成員出兵、在烏克蘭境內部署多國部隊留下了制度介面。考慮到在北約內部，第五條集體防禦條款已經在政治上遭遇部分成員的掣肘，而川普方案又明確排斥以北約為框架來擔保烏克蘭安全，願意承擔風險的一批歐洲國家便在北約之外平行搭建出這樣一個多國機制，用以將來為烏克蘭提供安全保證。按照目前英國國會研究服務所梳理的方案設想，這一多國部隊的主要任務並非發動進攻，而是在陸、海、空三個維度增強烏克蘭防禦能力，包括前沿駐軍、訓練烏軍、承擔後勤與裝備保障等功能，其總體性質更接近一種“隔離/保證部隊”，而不是“遠征軍”。 如果未來真的在接觸線附近部署來自法國或英國等核國家的部隊，那麼一旦俄軍發動新的攻勢，就將不可避免地冒著殺傷核國家公民的風險，其威懾邏輯與冷戰時期西柏林美軍旅的“絆線式存在”在結構上相似。它並不要求烏克蘭形式上成為北約成員，卻在效果上試圖為烏克蘭提供一種接近北約等級的“不可輕易觸碰”的安全紅線。歐洲方案將和平時期烏軍的兵力上限提高到 80 萬人。這不是一個可以輕描淡寫的差異。額外的 20 萬人，大致相當於 40 至 50 個作戰旅。這一規模創造出了一支戰略預備隊，可以輪換前線部隊，避免如 2024 年那樣烏軍因長期高強度作戰而出現嚴重疲勞。有了 80 萬的軍力上限，再加上持續不斷的西方技術援助，烏克蘭依然能夠保持“豪豬”姿態，令對手難以下嚥。相比之下，60 萬的封頂則有可能把烏克蘭變成一個軟目標。在可執行性這一變數上，歐洲方案是合格的。它承認烏克蘭無法收復頓巴斯這一嚴酷現實，在這一點上是一種妥協；但同時，它又確保俄羅斯不能攻佔基輔，在這一點上則體現了執行力度。通過在侵略者與受害者之間擺放活生生的士兵，它達成的是一種類似朝鮮停戰模式的“合法外交妥協”，而非川普方案式的紙面和平。要進一步驗證“正當性”與“綏靖”的差別，就必須把這些方案置於歷史先例的投影之下。慕尼黑協定是“非法讓步”的典型案例，當時的張伯倫將希特勒的“最大化目標”誤判為“有限目標”。捷克斯洛伐克丟掉的不僅是領土，還包括其可防守的山地邊界與軍火工業基地，而換來的不過是英法的政治保證。當希特勒在 1939 年 3 月吞併捷克斯洛伐克剩餘地區時，英法無所作為，因為他們在當地沒有可用兵力阻止這一行為。“28點和平計畫”要求烏克蘭從在頓巴斯構築的防禦陣地後撤，為建立緩衝區而放棄堅固防線，卻主要依賴互不侵犯協定與制裁自動恢復制度等紙面承諾, 而非前沿駐軍等硬安全工具。這在戰略上與喪失蘇台德防線極為相似。《代頓協議》終結波黑戰爭，則是一種“合法妥協”。各方在戰爭過程中都曾追求以種族清洗達成最大化領土目標, 而代頓協議在很大程度上是對這種通過暴力形成的分割格局的制度化確認。關鍵在於，這筆交易由“執行部隊”（IFOR）強力執行，這是一支擁有開火授權、裝備精良的北約部隊，授權規模人數約 6 萬。如果要讓歐洲方案真正具備執行力, 合理的路徑是由部分願意承擔風險的國家組建一支類似 IFOR 的多國部隊, 在未來和平協議生效後部署在烏克蘭境內, 執行隔離、戒備與監督任務。歐洲反提案中為‘受烏政府邀請的友軍部隊’預留的條款, 正是為這種‘志願者聯盟’式架構打開了空間, 其邏輯與當年由 IFOR 負責落實代頓軍事安排的模式相呼應。它像《代頓協議》承認“塞族共和國”那樣接受事實上的分割，卻通過大量維和部隊的部署，阻止分割演變成徹底殲滅的前奏。對烏克蘭而言，最可能的情景是“朝鮮模式”。韓國在憲法層面仍將和平統一視作目標, 但在現實政策上接受了長期分治的格局; 與此同時, 美軍在非軍事區附近長期駐紮, 形成了一種以前沿駐軍硬化分界線的‘凍結衝突模式’。所謂“凍結”只有在分界線被“硬化”的前提下才能穩定存在。“28點和平計畫”提出的是“沒有駐軍的凍結”；歐洲方案提出的則是“帶駐軍的凍結”。歐洲版 24點和平方案”的條目截圖，最早公開發佈的是英國媒體 《The Telegraph》（每日電訊報）。第12條、保障國將由一個特別組成的歐洲國家及願意參與的非歐洲國家臨時核心小組構成。烏克蘭可自行決定其領土上受政府邀請的友好部隊的存在、武器和行動。劃定正當性邊界：從勢力範圍到軍事化和平的制裁、駐軍與大赦“28點和平計畫”將“自動恢復制裁”視作主要的懲罰手段。如果俄方再次發動攻擊，就重新施加制裁。問題在於，制裁的效應往往要經過數月甚至數年才會顯現，而戰場上的突破只需要幾天。等到制裁真正傷及俄國經濟，俄軍坦克很可能已經深入烏克蘭腹地。此外，一旦在川普方案的激勵下，西方企業重新進入俄羅斯市場，國內經濟利益集團為了維持這些投資的壓力將會極其強大。再度實施制裁，政治難度遠高於維持既有制裁。所謂“自動恢復制裁”，本質上是一種“戰時對手卻被當成和平時期對象”的威懾工具，遠不足以構成“正當性”的支撐。歐洲方案願意推遲烏克蘭的北約入盟，卻通過“烏克蘭可自行決定其領土上受政府邀請的友好部隊的存在、武器和行動。”這一條，為由願意國組成的多國保障部隊提供了條文基礎，從而在效果上追求一種接近北約第五條的安全保證。”這是一個頗為嫻熟的外交操作。北約成員資格需要全體一致同意，普丁顯然有理由相信，他可以依靠個別成員國持續製造阻撓，使烏克蘭入約在可預見未來難以成案。願意國自願加入的多國框架則無須共識，它只需要參與國本身的意願。在承諾實際兌現的可能性上，反而比容易被最不強硬成員掣肘的北約集體承諾更具可信度。“28點和平計畫”中的大赦條款，或許是其在道德層面最具腐蝕性的內容，同時在戰略層面也相當危險。通過移除追訴威脅，它降低了未來侵略的成本。歐洲方案拒絕大赦，則保留了這根道德與法律槓桿，為今後扣押主權資產作為賠償保留了正當性基礎。在上述詳盡分析的基礎上，我們可以劃定結束烏克蘭戰爭的“正當性邊界”。所謂“合法外交”，應當是“用安全換領土”的交易。烏克蘭暫時或永久放棄部分土地，但換得的是通過外部部隊和同盟機制所提供的實體安全，以及通過資產支援所保障的經濟可持續性。所謂“綏靖”，則是“用領土換承諾”的交易。烏克蘭丟掉土地，換來的卻是紙面保證與對自身軍力的限制。“28點和平計畫”牢牢落入後者一類。它將領土讓渡與軍力封頂結合在一起，又否定實體執行機制，結構性地削弱了受害者，卻仍以“侵略者會理性收手”為前提。這是對“賭彩者胃口有限”的“慕尼黑式錯誤”的重複。歐洲方面的反提案則屬於“合法妥協”。它接受戰場上“凍結戰線”的痛苦現實，又通過由願意國組成的多國保障部隊、更高兵力上限與凍結俄資這三大結構安排，使未來侵略的成本高到難以承受。它複製的是《代頓協議》和“朝鮮模式”那種“軍事化和平”。如果“28點和平計畫”照原樣實施，本文的推演是：接下來將出現一個為期 12 至 24 個月的“偽和平”，在此期間，俄羅斯在制裁解除的環境下重建其殘破的武裝力量，而烏克蘭則在軍力封頂與“被出賣”的國內不滿情緒中艱難掙扎。緊隨其後，很可能會出現俄軍的新一輪進攻，或許借“非軍事區內的挑釁事件”為名，從而導致烏克蘭國家的崩潰，並對美國信譽造成災難性打擊。如果歐洲模式佔上風，並且得以在美國外交壓力與歐洲軍事投入的聯合作用下落實，則結果將是一場沿第聶伯河展開的“冷戰”，一種緊張、武裝卻能維持主權民主烏克蘭在歐洲邊緣充當堡壘的對峙。這是一種醜陋的和平，但卻是穩定的和平。“28點和平計畫”與歐洲方案之間的爭論，不僅是對地圖上線條的討價還價，更是兩種國際秩序基本理論之間的較量。“28點和平計畫”代表的是一種“勢力範圍外交”的回歸，在這種模式下，大國通過交易小國主權來換取暫時的均勢。歐洲方案代表的是一種“築壘邊境”戰略，它承認自由主義秩序不再能夠擴張，卻必須用硬實力加以防守。要使任何外交和約具備正當性，它必須滿足安全補償與可執行性這兩個變數。本文的分析表明，在戰爭經濟的現實之中，“自動恢復制裁”與“互不侵犯條約”不過是戰爭經濟中的偽幣。唯有地面部隊與主權防衛能力才是真正有價值的資產。因此，任何要求烏克蘭在沒有“替代性安全力量”進駐的前提下自行裁軍的和平方案，都不是妥協，而是一種延期投降。所謂“正當性邊界”，正是西方從停止信任普丁的承諾、轉而信任自己力量的那條界線。這條邊界並非抽象概念，而是刻寫在頓巴斯的土地以及擬建防禦工事的混凝土之中。要真正理解這一選擇的份量，就必須更細緻地審視“28點和平計畫”可能製造的那個“安全真空”的具體機制。將軍隊人數上限設為 60 萬，並不是一個隨意數字，而是一種精確拆解烏克蘭“縱深防禦”原則的設計，正是這一原則令烏克蘭得以在人數處於劣勢的情況下堅持至今。在這條前線規模與二戰東線相當的戰場上，如果軍隊規模僅限於此，那支“軍隊”就不再是機動作戰的部隊，而只是拉長拉薄的“邊防警衛”。它缺乏輪換兵力的密度，意味著每一個在前線的士兵都必須堅守到他們崩潰為止；它也缺乏填補突破口的戰略預備隊，意味著一處防線被撕開就可能演變為整體崩塌。這正是《凡爾賽條約》帶來的教訓。當年十萬人的國防軍被設計為在進攻上無能為力，卻同時在將領眼中也不足以保衛國家，這種“防不勝防”的和平安排，最終催生了該條約原本試圖遏制的激進化。把類似的封頂強加在烏克蘭身上，不會帶來穩定，只會製造一種以脆弱吸引侵略的實體。與此相對，歐洲方案堅持將 80 萬視為和平時期烏軍的最低規模，這體現了一種對高強度戰爭“新現實”的清醒認識。它承認“兵力規模依然重要”。無人機時代並沒有消滅對步兵的需求，反而因戰場殺傷力的大幅提高而需要更深厚的預備力量，才能維持長期戰鬥。擁有 80 萬軍力，並以歐盟的工業能力和被凍結俄資的金融資源作為後盾，烏克蘭將具備打一場“長期消耗戰”的能力，這向莫斯科發出一個明確訊號：不存在什麼“速勝”或“突然崩潰”可供謀劃。這就是“豪豬”邏輯：一個並不主動進攻，卻堅固多刺到讓侵吞成本遠遠超過收益的國家。這一策略把“凍結衝突”從一種“戰鬥間歇”，轉變為一種“永久性威懾狀態”。關於“志願者聯盟”與北約成員資格的爭議，本質上也是“功能現實”與“外交虛構”的爭議。“28點和平計畫”中的“禁止烏克蘭加入北約”，原意是向俄羅斯提供一場象徵性的勝利，即承諾聯盟不再繼續東擴，但與此同時也剝奪了烏克蘭獲得北約第五條那種集體防衛承諾的可能，而第五條一直被視為當代安全體系中最寶貴的政治承諾之一。歐洲反提案則選擇繞開這一僵局。一方面，它在文字中承認烏克蘭的北約成員資格取決於未來聯盟內部是否形成共識，事實上接受入約處理程序將被推遲；另一方面，它又通過設想由一批歐洲國家和“願意參與的非歐洲國家”組成的特設擔保國編組，並明確寫入“烏克蘭可以自主決定受本國政府邀請的友軍在其領土上的存在、武器與行動”，為一支由“志願者聯盟”國家出兵組成的多國部隊預留了法律空間。北約作為一個由三十余成員組成、需要一致同意的條約組織，在對烏提供“即時且果斷的保障”方面，先天受制於最保守成員的否決權；只要有一國出於國內政治或遭受滲透而選擇拖延，整個集體防衛機制在危機時刻就可能陷入癱瘓。以英國、法國、波蘭及若干中東歐國家為核心、以“志願者聯盟”為名推進的多國框架，則不需要全體一致，它只要求參與國本身作出政治決定，就可以在不等待北約或歐盟完成冗長協商的前提下，先行派出“安撫部隊”或“前沿駐軍”，把真正的軍力放到接觸線附近。這相當於在第聶伯河流域套用一種“代頓模式”：和平並非由一個普遍性的大組織來抽象維護，而是由一批在地緣上、利益上都與烏克蘭休戚相關的國家組成的多國部隊來具體執行，他們自身也為這條防線承擔切身利害。在經濟維度上，兩種方案對“敵人性質”的理解差異同樣顯而易見。“28點和平計畫”對解除制裁的倚重，是基於這樣一種假定：俄羅斯仍可被“激勵”而表現得體。它把俄羅斯視作一個“誤入歧途卻還能被拉回正軌的商業夥伴”，只要條件合適便能再度融入西方經濟。這無視了俄羅斯經濟已向戰時經濟結構發生轉型的事實。克里姆林宮已經通過多種方式避險制裁影響，並將其貿易重心東移。解除西方制裁，不再是過去那種決定性的“大胡蘿蔔”，如今只是一個“甜頭”，而非“遊戲規則改變者”。歐洲方案中對那 3000 億美元被凍結俄資的沒收與重新導向，卻是一記狠狠打在俄羅斯“未來”上的“棒”。通過拿走這筆資本，並不可逆轉地用於烏克蘭重建，西方事實上是在迫使俄羅斯“提前支付戰爭賠款”。這從根本上改變了雙方的財力對比。它保證了一個正在恢復的烏克蘭擁有資源來在基礎設施與現代化水平上超越受制裁的俄羅斯。“28點和平計畫”中的“大赦”條款，其影響遠遠超出法律層面。這是一種在道德上自我放棄的安排，侵蝕了 1945 年後形成的整個國際秩序根基。如果布恰屠殺、馬里烏波爾的毀滅，以及對能源基礎設施的系統性打擊，都能通過一紙協議被“勾銷”，那麼戰爭法的約束力幾乎等於被廢除。這向所有潛在侵略者傳遞了一個訊號：大規模暴行不過是一個談判中的可作價項目，是一筆可以在最終協議中“沖銷”的成本。歐洲方面拒絕大赦，不只是為了給受害者討回公道，更是為了維護限制國家暴力的規範框架。它確保即便槍炮沉寂，對侵略者的法律與道德清算仍在繼續，從而拒絕提供其渴求的正當性。歸根結底，這兩套方案之間的分野，是一場關於“勇氣”的分野。“28點和平計畫”是一套在疲憊中誕生的構想，體現的是一種“想把難題洗手甩開、轉身向內”的衝動。它是一套“只為最好的結果作幻想，卻不為最壞的情況做準備”的方案。歐洲方案則是一套在“必要性”中誕生的構想，它意識到“狼已經在門口”，而唯一能將其擋在門外的方式，就是“堅守”。它為了最壞的結果做最充分的準備，正是通過這種準備，試圖阻止最壞情形降臨。“正當性缺口”，正是這兩種姿態之間的距離，是一種“僅僅停火的和平”與“兌現承諾的和平”之間的距離。2025 年的冬天不斷加深，當外交官在溫暖的談判室裡修改文字，那些守在戰壕裡的士兵比任何人都清楚這兩者的差別。他們知道，地圖上的一條線，如果沒有人站在那條線之上守護它，就毫無意義。任何讓步是否具有正當性，最終取決於在讓出去之後，還能留下誰來捍衛剩下的一切。隨著全球目光匯聚到這場談判之上，事態的重大程度可想而知。談判結果不僅將決定烏克蘭的疆界，也將塑造 21 世紀國際秩序的性質。我們究竟會生活在一個“勢力範圍世界”之中，讓大國可以隨意肢解鄰國，還是能在一個“規則與同盟”的世界中生存，使侵略受到遏制、主權得到尊重，這個答案很大程度上寫在人們現在正在起草的條約文字裡。“慕尼黑時刻”與“代頓時刻”之間的差別，正是“為下一場戰爭鋪路的和平”與“真正終結戰爭的和平”之間的差別。“讓步的正當性”，是打開這一差別之門的鑰匙。它是一套智識框架，使我們得以在外交實踐中的“必要妥協”與“致命綏靖錯誤”之間劃清界線，是在 2025 年這片危險地形中為西方指引方向的羅盤。道路狹窄、危機四伏，但終點是一個安全、主權得以保障的烏克蘭，以及一個穩定的歐洲，這樣的目的地值得承擔風險。另一種選擇，則是曾經籠罩歐洲的黑暗，而那種黑暗絕不能再次降臨。最終，對這兩套競爭方案的分析揭示了一個關於當代和平本質的根本事實：和平無法單靠讓步買來，它必須由實力構築。所謂“安全真空”，是和平的死敵，它如同黑洞一般吸引侵略的到來。填補這一真空的唯一方式，是以可信的軍事實力將其佔滿。“28點和平計畫”只會繼續擴大真空；歐洲方案則致力於填補真空。這正是綏靖與妥協之間的區別，是失敗和平與持久和平之間的差異。這便是“正當性缺口”，而彌合這一缺口，是當代政治家所面臨的最重要任務。歷史的審判，終將落在他們的選擇之上。 (一半杯)

過去十多年年，隨著中國的崛起以及諸多“全球南方”國家影響力的上升，有關美國主導下全球秩序所面臨的挑戰是國際社會討論的熱點話題。從歐巴馬和拜登兩屆政府的遏制過度干涉、審慎介入國際衝突，到兩次川普上台執政所堅持的單邊干涉主義和平衡國內利益的MAGA主義，美國在承擔維護全球安全的責任方面已經出現動搖、甚至退卻。自二戰結束以來美國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秩序面臨更多壓力。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學國際事務系特聘教授、戰略和預算評估中心高級研究員哈爾·布蘭茲（Hal Brands）近日在彭博社網站發表社評，分析了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走向崩潰的三種情形。布蘭茲曾在歐巴馬執政後期擔任美國國防部長的戰略規劃特別助理，並一直擔任美國外交關係協會（CFR）研究員。他還與許多政府情報和國家安全機構有著密切的聯絡，並是美國國防戰略委員會的主要撰稿人，也是喬治城大學美中全球議題對話項目“競爭管理及未來中美關係”研究小組成員。他在文章開頭提到，自1945年以來，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為全球帶來了相對和平、穩定與經濟繁榮。然而，這一秩序正承受來自外部和內部的巨大壓力。按照劍橋歷史學家布蘭登·西姆斯（Brendan Simms）的說法，一種國際秩序的終結通常有三種方式：戰爭失敗、經濟上衰退或政經結構失衡、主導者自己放棄基本規則和規範。布蘭茲認為，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正同時面臨這三種崩潰的危險。▲5月20日，川普宣佈將打造名為“金色穹頂”的導彈防禦系統。第一，在西太平洋戰敗。布蘭茲稱，霸權國家在軍事上的屈辱性失敗更能破壞其權威，往往導致其主導的秩序的崩潰。例如，雅典帝國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失敗后土崩瓦解。英國雖贏得一戰卻耗盡國力，因此走向衰落。取而代之的美國，自二戰以來一直是無可爭議的超級大國，擁有無與倫比的軍事投射能力。然而，當前的全球安全環境表明，美國的軍事霸權正受到多重威脅的挑戰，尤其是台海地區可能和中國發生衝突。川普再次執政後促使北約盟友增加國防開支、支援以色列打擊伊朗核設施，取得了一些進展。然而，布蘭茲提到，美軍雖然仍具優勢，但其全球部署正被伊朗、朝鮮、俄羅斯等多重戰線拉扯。當前美國軍事部署僅能應對單線戰爭，如果要應對多戰線衝突，資源可能不足。美國的軍費開支僅佔GDP的3.5%，遠低於冷戰時期水平，彈藥和導彈防禦庫存不足，造船業和工業基礎脆弱，難以快速補充戰爭損失。正如印太司令部司令帕帕羅（Samuel Paparo）所說，即便是人工智慧（AI）也無法彌補物資方面的不足。“如果美國（在與中國的衝突中）輸了——這是真實的可能性——對美國秩序的損害將是深遠的。美國在印太地區的聯盟可能瓦解。美國可能難以在世界其他地區維持秩序”。第二，美國經濟崩潰。布蘭茲認為，美國秩序長期以來依賴兩個經濟支柱：一是維持美國全球軍事力量的經濟和金融能力，二是加強戰略承諾的經濟安排：國際經濟領導力、貿易和投資聯絡，將華盛頓與其盟友聯絡起來，賦予他們共同維護美國主導世界的利益。但如今，美國財政上的揮霍（Profligacy）、貿易上的保護主義、政治化操弄（politicization）正在威脅這兩個支柱的穩定性。財政層面，美國債務已超過GDP的100%，並逼近二戰結束時119%水平。如果川普“大而美法案”中的支出規模成為常態，到2050年，美國債務可能超過GDP的200%。隨著債務和赤字的增長，利息支付和借貸成本也可能上升，進而擠佔國防、外交預算，並可能損害美元霸權，削弱美國實施制裁的能力。▲7月27日，川普與歐委會主席馮德萊恩宣佈達成新貿易協議：美方對歐盟輸美產品徵收15%關稅，歐方將增加6000億美元投資並購買7500億美元美國能源。川普再次執政以來的高關稅不僅增加了盟友的國防開支負擔，還削弱了與盟友的經濟聯絡。持續的貿易戰可能進一步疏遠盟友，影響和中國的技術競爭。政治化操弄主要體現在川普試圖干預聯準會決策，削弱聯準會獨立性，以及他將經濟工具武器化，通過關稅施壓別國在移民、禁毒等問題上讓步等。川普在全球經濟中的這種肆意妄為，可能動搖許多國家對美國的信任。第三，美國違背自身規範。布蘭茲提到，如果一種秩序背後的規則或規範被違反或忽視時，任何秩序都無法維繫下去。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以一系列規範為基礎，包括公域自由、核不擴散、人權保護和禁止侵佔別國領土等。這些規範幫助創造了相對文明、繁榮的世界。然而，這些規範正受到來自美國對手和美國自身的雙重挑戰。比如，俄羅斯對北極航道的封鎖管控、中國在南海和東海的主權立場、俄烏衝突以及胡賽武裝在紅海的軍事行動等。就美國自身的問題，布林茲著重強調了川普的擴張主義言論。▲2月9日，川普在專機飛越墨西哥灣時簽署宣言，宣佈當日為首個“美國灣日”。布林茲稱，一個在國內對民主規範持矛盾態度的美國政府，在國外捍衛關鍵規範方面也採取了模棱兩可的立場。川普公開討論吞併巴拿馬運河、加拿大或格陵蘭等言論，暗示可能使用經濟或軍事手段擴大美國版圖。“反對領土擴張的規範之所以如此根本，是因為其一旦崩潰，可能使世界陷入過去的醜陋亂局。如果美國自己顛覆這一原則，它將導致自身主導的秩序的消亡”。在文章最後，布林茲還是站在了維護美式霸權秩序的角度，提到了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的韌性。他提到，比爾·克林頓總統曾說，許多人因押注美國崩潰而虧本。美國秩序也是如此。在1960年代初，基辛格等人物認為，美國及其建立的體系正走向災難。但在隨後的幾十年裡，美國秩序的終結經常被預測，卻始終未能發生。但布林茲提醒稱，秩序總會演變，崩潰方式也多樣。或許是以上這三種情形的任何一種，或者三種路徑疊加，都有可能導致美國主導的秩序消亡。而最有能力塑造“後美國時代”的是中國，它對世界運作方式的願景（和美國）完全相反...。幾乎可以肯定，之後的秩序可能不會像1945年以來所知的體系那樣對美國有益。美國主導的這一秩序可能在西太平洋的激烈、血腥衝突中終結。” (中美聚焦)

烏克蘭戰爭和伊朗局勢，加上對美國可靠性日益增長的懷疑，正促使世界各國思考擁有自己的核武是否才是生存的關鍵。1990年代，美國在核武事務上有兩個優先要務。一是確保剛獨立的烏克蘭將其龐大的核武庫移交給俄羅斯；二是阻止北韓擁有核武。前者一度被認為是成功的，但在今天，烏克蘭的無核化卻被許多人視為戰略失誤——它使烏克蘭在俄羅斯入侵面前變得脆弱，而這場入侵最終引發了數十年來歐洲最血腥的戰爭。而後者徹底失敗：北韓巧妙運用美國不願動武的心態，成功發展出核武器，成為足以挑戰全球安全的國家。亞利桑那州薩瓦裡塔泰坦飛彈博物館內，一枚泰坦II 型洲際彈道飛彈靜置在發射井中，該處曾是現役飛彈基地。如今，以色列正在發起軍事行動，宣稱其目的是阻止伊朗實現類似的「核子突破」。在這樣的背景下，這些案例正被世界各地的政府密切研究。問題是：對於面臨生存威脅的國家而言，這些案例傳遞的訊息究竟是「必須擁有核武才能自保」？還是「追求核武太危險，反而可能提前遭到打擊」？過去，積極尋求核武的多是利比亞、敘利亞和伊拉克等所謂「流氓國家」。而現在，認真考慮這個選項的，卻包括了韓國、日本、波蘭、德國、土耳其等美國的傳統盟友——他們愈發懷疑自己是否還能依靠華盛頓的保護。川普總統對這種焦慮推波助瀾。他公開質疑北約的價值，切斷對烏克蘭的軍事援助，並考慮從韓國撤軍，這些措施都動搖了美國的安全承諾。1999 年，一名烏克蘭國防官員在第聶伯羅檢查即將被拆除的核子飛彈。許多烏克蘭人現在後悔該國在蘇聯解體後同意放棄所擁有的核武。同時，北韓從孤立中走出，與俄羅斯建立了正式的軍事聯盟，不僅派兵進入歐洲戰場，還在烏克蘭城市上空測試彈道飛彈。它之所以可以如此肆無忌憚，是因為，與伊朗的神權體制不同，北韓的極權政權擁有一套日益擴張的核武庫，不再擔心軍事反制。「現在很多國家都會在想，核武或許就是主權的通行證。」美國前駐北約大使、川普政府時期烏克蘭問題特使 Kurt Volker）說，“如果我們不改變當前的行為方式——而我並不認為我們會改變——那麼二十年後的世界將是一個充滿核國家的世界。”一個冷酷的新世界核武技術距今已有八十年歷史，任何有工業基礎和決心的國家，理論上都可以掌握。然而，全球真正擁核的國家始終只是少數。根據1968年簽署的《核不擴散條約》（NPT），有五個國家被正式承認為合法的核子國家：美國、俄羅斯、中國、法國和英國，這五國同時也是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除此之外，還有四個沒有加入該條約、卻擁有核武的國家：印度和巴基斯坦在1998年進行核試驗，北韓在2006年首次引爆核彈，而以色列——其核計畫始於上世紀60年代並得到了法國的支援——被廣泛認為至少擁有90枚核彈頭，儘管該國在政策上一直對其核地位保持模糊戰略。長期以來，美國一直鼓勵盟國依賴其“核保護傘”，而非自行發展核武。儘管川普執政時期的許多行為引發擔憂，但美國官員仍堅稱，對盟友的安全承諾依然牢不可破。「我們不會離開。」本月在布魯塞爾舉行的一場會議上，美國駐北約大使馬修·惠特克（Matthew Whitaker）說道。 「美國不可能獨自在這個危險的世界中行動，我們需要盟友。但我們也需要那些有能力、有實力的盟友——如果發生戰爭，他們能夠一同應戰。”然而在這個愈發冷酷的國際環境中，這些承諾聽起來越來越蒼白。各種衝突相互交織，局勢持續升級。「我們在二戰後的80年間所熟悉的國際秩序，如今已經瓦解。那個秩序曾經帶來了某種可預期的國際環境，也催生了各種類型的軍控和不擴散條約。」捷克外長揚·利帕夫斯基（Jan Lipavský）表示。 「很明顯，如今圍繞核武的話題已重新被擺上檯面——這要歸咎於普丁，是他打開了潘多拉的盒子。他挑戰邊界的行為，使得其他國家也在問：現在我們該如何保衛自己的邊界？”6 月17 日俄羅斯無人機和飛彈襲擊後基輔的殘垣斷壁。烏克蘭上世紀90 年代的核裁軍使其在數十年後面對俄羅斯入侵時毫無招架之力。如今看來，法國總統戴高樂在1960年代所做的決策──發展完全獨立的核子能力，而不是依賴美國的安全承諾──堪稱歷史性的遠見之舉。法國國防部長塞巴斯蒂安·勒科爾努（Sébastien Lecornu）指出，這項選擇當年曾遭到美國的強烈反對。「我們始終堅信，國家的安全不能依賴他人。」他說。不過勒科爾努也強調，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入侵同樣顯示出：核武並非萬能解藥。「核威懾並不能解決你所有的問題。即便俄羅斯是一個核國家，它仍未能在烏克蘭的常規戰爭中取勝。三年過去了，曾經強大的俄軍仍陷於停滯，至今未能徹底佔領烏克蘭的四個州。」他說。 “這應該給我們的韓國和日本朋友帶來啟示，特別是在面對朝鮮時。”烏克蘭的選擇烏克蘭的無力與北韓的免受懲罰，正深刻改變各國對戰略安全的基本認知。1991年蘇聯解體後，烏克蘭獨立。俄羅斯迅速將戰術核武從烏克蘭領土撤出，但基輔仍實質掌握約1,800枚戰略核彈頭──這是當時世界第三大核武庫──以及戰略轟炸機和洲際飛彈。烏克蘭當時尚無獨立發射核武的能力，但熟悉該計畫的官員表示，烏克蘭本身就是蘇聯重要的軍事工業中心，擁有足夠的技術能力對彈頭進行改裝，以實現完全掌控。「美國希望消除這些核武器，這一點毫不令人驚訝，因為這些武器原本的設計、建造和部署目的，都是為了摧毀美國城市。」前駐烏克蘭大使史蒂文·皮弗（Steven Pifer）說。面對經濟崩潰和來自美國的巨大壓力，烏克蘭最終在1994年簽署《布達佩斯備忘錄》，同意將全部核武轉交俄羅斯。作為交換，美國、俄羅斯和英國向烏克蘭提供“安全保證”，承諾尊重其獨立和現有邊界。然而，這些承諾最終證明毫無約束力。皮弗指出，如果當初烏克蘭拒絕交出核武器，其地緣政治軌跡將完全不同：“如果烏克蘭試圖保留核武器，它不會像朝鮮那樣被完全孤立。但它也不可能與北約或歐盟建立關係，而且一旦與俄羅斯發生危機，西方可能根本不會提供任何支援。”2023年，美國前總統比爾·克林頓在接受愛爾蘭電視台採訪時表示，他對當年迫使基輔放棄核武器感到“非常後悔”，並暗示如果烏克蘭保留核武器，俄羅斯可能根本不會發動入侵。立陶宛國防部長多維列·沙卡列涅（Dovilė Šakalienė）也表示贊同。她指出，2014年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西方對《布達佩斯備忘錄》的反應冷淡，已充分說明烏克蘭當初不應放棄核武。「這個事實傳遞給其他國家的訊息是：如果你有武器，就千萬不要放棄；如果你具備研製能力，那就趕緊研製——那怕是各種武器。」她說，「你看，那些擁有核武的國家，似乎從來沒有遭到真正猛烈的攻擊……所謂『我們要裁軍、和平鴿』——那根本是自殺。現在我們都明白了。」現在我們都明白了。」6 月18 日，一枚擊中以色列北部的伊朗彈道飛彈殘骸。本月以色列襲擊伊朗，試圖阻止其聲稱可能即將實現的核突破。如今，烏克蘭已經失去了五分之一的國土，還面臨普丁提出的條件，即基本上放棄對剩餘領土的主權。越來越多的烏克蘭人開始認為，1990年代的棄核決定是一場錯誤。他們指出，美國一開始對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核子試驗進行了制裁，但最終也默認了這兩個國家的擁核現實。如果烏克蘭當初堅持保留核武器，或許也能走上相同的道路。部分烏克蘭官員甚至暗示，不排除重新考慮核武計畫的可能性。2024年3月，烏克蘭前總司令、現任駐英大使瓦列裡·扎盧日內（Valeriy Zaluzhniy）發表講話時表示，烏克蘭如今是歐洲安全的最後屏障，“儘管目前我們並未擁有自己的核武器”，這番話引發了外界高度關注。烏克蘭政府隨後重申對《不擴散條約》的承諾。伊朗與核代價與北韓秘密研發以鈽為基礎的核武不同，伊朗（作為《不擴散條約》簽署國）發展的是名義上的民用核能項目，重點在於鈾濃縮。然而，以色列與美國均認為，這是伊朗追求核武的幌子。據估計，該核計畫導致伊朗在直接投入與因制裁導致的經濟損失方面總共損失了約1兆美元。但這一切並未阻止當前以色列對伊朗的軍事打擊，反而使該計畫淪為負資產。「這個核子計畫並未成為戰略資產，反而成了伊朗政權的一大負擔。」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高級研究員卡里姆·薩賈德普爾（Karim Sadjadpour）說，「但等這場戰爭塵埃落定後，伊朗下一任領導層可能不會認為追求核武是錯誤——他們或許會認為，真正的錯誤是沒有更快地取得核武。」核競賽的擴散？伊朗的鄰國同樣在密切關注事態發展。在土耳其，電視評論員和部分民族主義政治人物已經開始呼籲發展本國的核武器，以對抗以色列。「在伊朗影響力減弱的背景下，中東的未來將由以色列與土耳其之間的競爭所主導。」法國前駐美及駐聯合國大使熱拉爾·阿羅（Gérard Araud）表示。 “在一個已經擁有核武器、並且頻繁使用武力的地區，如果我是土耳其的戰略顧問，我一定會認真考慮擁核的可能性，以面對一個具侵略性的以色列。”對土耳其及其他潛在擁核國家而言，取得核武將帶來巨大政治與經濟成本。目前的核子國家大多反對新的國家加入這個俱樂部。聯合國安理會五常在歷史上曾多次透過制裁懲罰違反《不擴散條約》的國家。但這樣的國際共識正在崩塌。尤其是俄羅斯與北韓、伊朗之間日益密切的關係——包括核子相關技術的轉移——使外界對其是否仍致力於不擴散目標產生懷疑。「《不擴散條約》尚未死亡，但已經進入危機狀態。」烏克蘭前外長帕夫洛·克利姆金（Pavlo Klimkin）說，他曾在1990年代作為年輕外交官參與核裁軍談判。 “如果很多國家開始覺得自己在履行NPT義務後反而不安全，那麼這個機制就很難維繫下去。他們會考慮其他辦法。”北韓官方朝中社2025 年1 月29 日發佈的照片​​顯示，金正恩正在視察核子材料生產基地。北韓不斷擴充的核武庫已促使韓國民眾支援本國發展核武。核子專家表示，一個工業化國家如果決心推進核計畫，在未遭到打擊的前提下，大約需要2至5年即可掌握核能力——前提是不像敘利亞2007年或伊拉克1981年那樣，在建設過程中被以色列提前摧毀。北韓可能也有類似考量，它很可能在試圖阻止南韓走上這條道路。「伊朗目前的遭遇，正在促使韓國重新思考是否應當發展核武器。」檀香山「亞太安全研究中心」教授金拉美（Lami Kim）指出，“朝鮮當然有強烈動機要阻止這一處理程序，尤其因為韓國在常規軍力上佔據明顯優勢。”核子能力的代價不菲。取得核武及其投射系統（如飛彈）至少需要數十億美元，如果遭受國際制裁，成本可能會倍增。「每個國家都想擁有『越級對戰』的能力，而核武正是通往這種能力的路徑。」眾議員、眾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布萊恩·馬斯特（Brian Mast）說。但他也指出，許多國家最終放棄核計畫的原因正是代價太大：“他們發現，如果選擇發展核武器，就意味著要犧牲其他一切——即使他們很想擁有。”美國：唯一可信的管家？長期以來，美國與其他核武國家一直以「穩定」為由反對核子擴散。他們認為，如果地球上擁有核武的國家數量增加到數十個，全球將陷入一種根本不穩定、甚至危及人類生存的狀態。例如，當印度控制的克什米爾地區發生恐襲、印巴在5月對峙時，「整個世界都高度緊張，因為這是一場兩個核武國家之間、近距離的直接衝突。」馬斯特指出。2025 年5 月20 日印巴軍事衝突期間，印度士兵在查謨和克什米爾地區。印巴兩國均為擁核國家。不過，也有人認為，正是因為雙方都擁有核武器，這場危機才得以迅速收場、未演變為全面戰爭。對韓國而言，這正是一堂「核子威懾」的戰略課。如今，隨著北韓核武庫數量擴大、飛彈射程不斷提升，平壤甚至具備了打擊美國本土的能力，而這可能會在未來抑制美國出手保護南韓的意願。這讓韓國面臨與當年法國相同的抉擇。當年戴高樂曾問美國總統甘乃迪：你願不願意為了保衛巴黎而讓紐約毀於核彈？他沒有得到明確答覆，於是決定發展法國自己的核武庫。現在的韓國，態度也正在劇烈變化。民調顯示，大多數韓國人認為美國的安全承諾並不可靠，約四分之三的韓國人支援國家發展自己的核武。德國國際與安全事務研究所專家埃裡克·巴爾巴赫（Eric Ballbach）表示，韓國國內對核武器的支援已“進入主流中心地帶”，甚至不再侷限於保守派，連新當選總統李在明（Lee Jae-myung）領導下的中左翼陣營也對核選項持開放態度。「川普顯然不會為了盟友冒核戰風險，這一點已經再清楚不過。」釜山國立大學教授羅伯特‧凱利（Robert E. Kelly）說，他曾發表多篇文章支援韓國發展獨立核威懾。「沒人相信韓國會突然發射核武器，也沒人認為如果波蘭製造核武器，他們會將其投向莫斯科，」凱利說。 「這些國家是民主國家，如果它們擁有核武器，那是可以接受的。只有美國的傲慢讓我們相信，只有我們才有足夠的責任感來管理這些武器。 」 （一半杯）

有人認為，隨著更多談判的展開以及對如何建構談判的更多思考，關稅問題將會逐漸消退。然而，我現在聽到越來越多不得不應對這些問題的人說，現在為時已晚。例如，許多對美出口商以及與美國有貿易往來的其他國家的進口商都表示，他們必須大幅減少與美國的貿易，因為他們認識到，無論關稅如何變化，這些問題都不會消失，而且與美國的相互依存度大幅下降是一個必須提前規劃的現實。最明顯的是，無論下一輪貿易談判的結果如何，在中國的美國生產商和投資者、與美國公司有業務往來的中國生產商和投資者、與中國公司有業務往來的美國生產商和投資者以及與美國公司有業務往來的美國生產商和投資者現在都必須制定替代計畫。儘管人們普遍認識到有必要儘量減少中美之間的相互依存和衝突擔憂，但如今，這種觀點正被大多數與美國在貿易、資本市場、地緣政治和軍事關係方面有密切往來的國家的大多數人所廣泛接受。人們也越來越意識到，儘管尚未完全意識到，美國作為世界最大製成品消費國和最大債務資產生產國（為其過度消費提供資金）的地位是不可持續的。因此，認為美國債務可以出售並藉給美國，然後用硬通貨（即未貶值的美元）償還的想法是天真的，必須制定其他方案。簡而言之，巨大的貿易和資本失衡正在造成一種不可持續的局面，並且存在被切斷的巨大風險，因此必須減少這些失衡——即過度失衡+去全球化=縮小貿易和資本失衡。更廣泛地說，根據我的許多指標，我認為形勢似乎如下：1）由於不可持續的糟糕基本面，我們正處於貨幣、國內政治和國際秩序崩潰的邊緣，這些基本面顯而易見且難以衡量；2）導致這些日益嚴重的混亂的事件發展與歷史上多次發生的事件發展相似，因此這一次看起來像是貨幣、國內政治和社會以及國際地緣政治秩序演變的舊故事的當代版本；3）美國逐漸被其他國家所取代的風險越來越大，這些國家將適應這種與美國的分離，並圍繞美國建立新的聯絡；4）如果以最佳方式管理這些情況，結果將比以最差方式管理好得多。我認為，最佳方案是冷靜、分析、協調地設計和實施，將失衡和自給自足的需求視為共同挑戰，從而實現「完美」的去槓桿和再平衡。例如，正如我在新書《國家如何破產：大周期》中所解釋的那樣，美國政府債務問題有一個“三部分，3%的解決方案”，這將帶來比我們目前所走的道路好得多的結果。不幸的是，到目前為止，我們並沒有看到更好的前進方向，反而看到了令人不安的掙扎和動盪，而正在學習的教訓正在導致不可逆轉的不良後果。出於這些原因，我擔心我們錯過了理解和妥善規劃世界秩序重大變化的理想時機，並認為投資者、政策制定者和其他決策者需要停止根據每日市場波動和政策聲明改變他們的觀點和立場，而是要冷靜、明智地、最好是合作地應對這些世界秩序的重大根本性變化。這裡表達的觀點僅代表我個人的觀點，不一定代表橋水基金的觀點。（做對的事並把事做對）

■4月6日，李錄先生在其59歲生日之際，在西雅圖接受了芒格書院部分會員的提問，問題涉及中國如何推動內需與充分利用現代金融市場，貿易戰的影響與世界秩序的轉移，中國的戰略選擇，中國的科技創新浪潮與 AI 對國際關係的影響等。2024年12月7日，李錄先生在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價值投資”課程十周年沙龍上曾作題為《全球價值投資與時代》的演講。在演講中，他談及國內、國際兩個方面的“時代的困惑”，以及他對於這些困惑的思考。李錄（2024.12.07）李錄先生4月6號的談話可以看作是他對於這個“時代的困惑”及其如何走出困惑的進一步思考。尤其是，他提出的“疏通中國經濟的兩個堵點”的想法，是以觀念的更新取得制度紅利，從而推動中國經濟進入新一輪的正向循環發展的重要洞見，值得我們思考。中國經濟的兩個堵點問：你在去年12月7號的演講中，對中國經濟過去幾年出現的問題稱為“時代的困惑”。你對如何解決這些困惑有進一步的想法嗎？李錄：中國經濟要進入正向的循環，發展內需中間要疏通一些主要的堵點，這裡我舉兩個例子。首先是保障體系。中國目前的保障體系現在相當一部分還是主要依賴個人和家庭自我保障，而個人保障方式與市場化保險機制之間存在巨大的效率差異。過去保障體系不完善的一個重要考量，是國家還太窮、負擔不起，覺得福利國家都是在有很多資源或已經很富有的情況下才做保障體系，而中國還是一個開發中國家，政府擔心一旦建立起保障體系就會成為無底洞。而且傳統思維認為，節儉是好的，應該勤勞工作，不要養懶。但是，保障需求是人性的基本安全需求。政府不提供，不代表需求不存在，民眾只是以家庭為單位低效地自我保障。舉例來說，面對100萬的大病治療費，個人必須實打實存夠100萬現金；而商業保險通過風險分攤，可能只需每年1萬或更少保費就能獲得同等保障。再比如火災保險，為了防範100萬的火災風險，如果靠每個家庭自身，就需要實打實存夠100萬，且這筆錢長期被閒置，效率低下。而如果採用商業保險機制，每人每年只需繳納幾千元。彙集所有人的保費建立共同的基金，那家失火就賠付那家，這就是商業保險的本質。現在中國不是沒有做，只是思路、行為方式和規模都還不夠。有相當一部分人群還沒有納入這樣一種以市場機製為基礎的全面人民保障範圍之內。這裡觀念是關鍵堵點。過去不是認為人民不應該被保障，而是認為這是一種福利。所以實際上要解決觀念上的問題，現在的個人保障方式十分低效，且極大地阻礙了消費能力。保障不足是一個現象、一個結果，而不是原因。所以我稱它為堵點，意思是說，它是有通暢的可能的。一旦變通了，就能釋放巨大的消費潛力。以商業保險方式去思考全民保障問題的時候，就可以以較低成本撬動很多的閒置資金釋放到消費和商業的流通裡面去。在市場經濟中，交換的次數越多，產生的效能越多。市場經濟就是競爭下的自由交換。自由交換就是我花了一塊錢買一件東西，我覺得值了，你賣給我，你也覺得值了。這就是精要所在，當自由地交換的時候，交易雙方都覺得賺了，雙贏。而且市場機制下進行的交換越多，流通越多，賺得就越多，效率越高，GDP將不斷增長。所以把這個循環的堵點疏通了以後，經濟本身的效能、GDP、市場都將有很大的增長。現在中國的儲蓄率很高，但沒有變成消費，沒有讓GDP充分增長。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它沒有用市場機制來解決保障問題，還有很多人依然依靠原始的農業社會時代個人家庭儲蓄的方式做保障。用福利觀念談保障是不夠的，解決不了根本。過去核心的擔心在於國家有沒有發達到一定程度去做這件事。但這個觀念的改變，堵點的疏通，其實沒那麼困難。通過市場機制，全民交保費，全民獲得保障，保障的效率得以提升，全社會的每個人都會得益。過去的歷史保障可以通過適當劃撥部分國有資產的方式啟動。只要觀念上有些改變，這件事就可以迅速地做好，而且能夠積累很大的成效。這就是改革，在一些關鍵制度上的那怕細微變革，就會釋放制度紅利。消費不足的第二個堵點就在於資本市場沒有發揮它應該發揮的作用。只有當充分消費轉變成財富的時候，更多消費才會循環起來。在一個市場經濟體中，消費是可以轉化成企業利潤的，而企業利潤可以變成股東的收益，股東的收益又可以變成消費者投資的財富，消費者的財富可以讓他消費更多。如此的循環就是從消費到財富的循環，資本市場將消費、產品與服務、創業與創新有機地結合在一起。紐帶的一邊連接的是消費、儲蓄和投資，另一邊連接的是產品與服務、企業、創新、市值與財富。兩邊連在一起，整個市場經濟就活了。現在中國的資本市場存在著巨大的堵點，所以大規模的儲蓄不能通過消費變成居民財富。目前，外需市場把中國的生產變成別人的消費，回來又變成中國的儲蓄。對外部市場是賺了，但是到了內部就堵住了。結果就是中國的儲蓄佔整個收入的比例很高，過去的三四年裡基本是直線升高，從40%往50%的方向走。另一方面，個人消費佔GDP的比例，一度升到48%-49%，加上政府主導的消費，可能在55%左右。過去幾年，這個比例一直在下降，去年到了一個低點，往40%的方向走。在發達經濟體中，一般消費佔比要到百分之七八十，而且政府主導消費佔比的也少。這兩個關鍵堵點，如果疏通的話，釋放的體量將會很大。對於第一個堵點，主要是觀念改變，釋放活力。對於第二個堵點，要進行一定的制度上的變革，具體包括兩個方面。一個方面就是大陸資金和香港資本市場的連接。目前大的港股通框架是搭出來了，循環也有了，但中間還有一系列堵的地方。比如內陸資金不能夠投香港 IPO，比如公募基金個人資金投資香港還有些特殊的要求等。還需要無縫地把大陸的儲蓄和基金與香港的整體資本市場接上。第二個方面就是監管。香港市場雖然擁有獨立的監管體系，證監會目前對於香港市場的監管干預還比較多。若要讓內地資金和企業在香港市場發揮作用，就必須處理好兩地監管連接的程度——既不能完全割裂，也不宜過度捆綁。就像放風箏的線，現在這條“風箏線”太粗了，風箏飛不高、飛不遠。但最基本的核心要義就是確實要堅持一國兩制，讓兩套監管、兩套體系能夠平行，發揮出香港市場的優勢。香港是外資雲集的地方。外資在香港不在於總量，而在於制度上的安排。外資的存在實際上是為“同權”給了一個參考，包括監管同權、資金同權、投資人保護同權，讓香港市場始終處在全球最有效的資本市場的前列，所以極其重要。如果能夠保護好外資，並讓內資與外資同權，因為體量的原因，外資最終會丟掉定價權，最終的定價權會回到中國資金。這些制度性的變化，觀念的變化，是可以疏通的。不需要真的動大規模的真金白銀，就能產生改革紅利。香港作為一個獨立的市場，具備了現代資本市場全部的要素：完備的制度、法律、歷史傳統，糾紛解決機制，信用中介機構和傳統上國際投資人和國際社會對它的信任，但是這些優勢尚未被真正利用起來。1688年通過光榮革命，英國獲得了誕生於荷蘭的現代資本市場，從此開啟了英國成為第一個現代化國家的征程。如果說荷蘭與英國是一種對等的合併（merger of equals），中國對香港的關係則更像是收購（acquisition），而收購所得往往未必足夠珍惜，這是一個很大的區別。如果香港的優勢能被真正地利用起來，它可以作為中國資本市場重新運作起來的一個重要胚胎。香港和中國內地的資本市場可以分別單獨運行。這就像早期的深圳特區，完全實行不同的體制，兩種體制平行，最終促成了改革的浪潮。道理是一樣的。港滬通是一個重要的創舉，但也僅僅是一個開始，我們如果能充分利用起通過收購得來的這一套香港市場體系，是可以建立起現代的、具備信用功能的資本市場體系的。今天的實際狀態和這一目標的差距還比較遠，對於它的理解和重視程度還遠遠不夠。用深化改革疏通兩個堵點，通過觀念革新、制度安排，就能夠用很小的力量撬動巨大的經濟增長潛力。這正是中國前40年改革開放的核心要義，實際上改變的都是一些政策上的制度安排，但是這麼做符合了人性，符合了市場經濟本身的邏輯。結果就釋放了巨大的力量。今天人們都說改革進入到了深水區，比較容易改的地方已經很少了，都是硬骨頭，都覺得制度紅利、改革紅利沒有了，可能也不完全對。所謂的硬骨頭我理解就是要硬啃，硬啃的意思是，要有100塊錢產出，就得放100塊錢或更多投入。一談到社會保障問題，就必須要真金白銀，陷入到“我們有沒有這個錢？”“這個時候應不應該做這件事？”這些問題裡去。談到香港，又可能引入國家安全的話題。但我想強調的是，以上兩個堵點其實都不涉及這些問題。全民保障制度的改革實際上是用市場機制的保障來取代個人家庭的保障，還遠沒有到福利國家的保障階段。解決的是保障有沒有、能不能更有效，是不是全面的問題。而福利國家的保障制度解決的是充分不充分、社會分配公平不公平的問題。中國目前還沒有走到這一步。同樣地，利用好香港的資本市場並不是要重新建立這樣一個市場，而是真正用好已經存在的一個市場。這些都是在制度上四兩撥千斤。小小的改變，會撬動巨大的變化。這其實都是觀念的問題，都是很容易做到的事情。因為這些機制都存在著，保險的商業模式已經有了，香港市場已經存在了，不過是在上面做點小小的手術而已。就好像改革開放初期，包產到戶一個制度，在短短兩年時間就解決了中國人吃飯的問題。我們看到，近些年來，尤其是從去年下半年開始，中國政府整體的治理經濟的思路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其核心就是，就中國今天的體量和內外界變化來看，中國長期增長的源泉只能來自於內需，這是一個重大的觀念改變。在經濟起飛的時候，確實需要外部市場、外資、外部的管理經驗，需要去追趕已經有的產品。但是到了一定體量的時候就難以為繼了。今天中國生產的產品一半需要外銷，這是不可持續的。但是中國經濟結構的轉變已經開始了，思路也變了，也在開始提速。這一輪川普的全球關稅戰，會讓整個速度快起來。這時就需要一些抓手，需要四兩撥千斤，才能加速轉變。消費佔比目前只有一半，這個過程沒那麼快，要快起來就需要有一些像包產到戶、雙軌制、價格闖關、加入 WTO 這樣的制度性變革撬動。既然中國已經有了這個觀念上的改變，是可以找到能加速撬動的做法的。有些做法，比如刺激消費和大量發錢，是一次性的。因為有堵點，所以水放進去之後依然不通暢，加上水管就這麼寬，再怎麼注水也還是流不快。一個體系運行的總流量實際上是由它最窄的地方決定的，不是由它最寬的地方決定的。按照最寬的地方放水沒什麼用，是最窄的地方決定能夠流多少，所以現在要找到那些最窄的地方，放大之後，不需要加多少水，水自然就會流起來。我談的兩點都是觀念上和政策上的變化。把堵點，也就是最窄的地方放寬，產生的效果比注水可能還要好，而且沒什麼後果。其他很多所謂的硬骨頭，都是在兩害中間取其輕，都是次優解，都有副作用。我想說的是，中國還有好多比較容易的改革紅利，是因為觀念上的堵塞沒有被疏通起來。疏通以後就可以在比較短的時間之內加速，把經濟迅速地從依賴外需和內需結合，變成主要由內需驅動。貿易戰與世界秩序轉移問：美國提高關稅後，對中國和世界的影響是什麼？李錄：貿易戰的直接後果就是美國對全部進口產品直接增加消費稅。同時全球的反應和反制又對美國全部出口產品加征消費稅，加上貿易保護趨勢下各國之間的加征，全球貿易品消費都同時增加消費稅，對消費和整體經濟都會產生一股通縮壓力。貿易戰的次生後果就是世界秩序的變化和轉移。目前的世界格局中，支撐美國秩序的三大核心支柱是以普世價值為基礎的意識形態，以規則為基礎的自由貿易和全球市場，以及美國自身的硬實力。川普的俄烏政策、全球貿易戰不僅動搖了前兩大支柱的基礎，也同時暴露了自身實力的一些弱點。就自由貿易體系而言，美國對全球單方面徵稅給全球貿易體繫帶來了很深的疑慮，違反了WTO的規則，使得WTO這個組織看起來形同虛設。而任何組織的規則，只有當有力量保證其可以被執行的時候，才有意義。之前美國願意、也有力量去執行，但美國一撤，這些重要的組織就開始變得沒有一個中心的錨定，規則好像頃刻之間也變得沒那麼重要了，大船就開始飄搖。又比如，就實力而言，美元及美元資產一直是世界金融市場的錨定資產，但是今天美國聯邦債務已經超過了GDP100%，近幾年更是每年增加兩兆，且多以短債方式完成，僅今年一年需要續債和新債額度就達到10-11兆。其中相當一部分需要通過外國資本的購入。對所有國家同時進行貿易戰也讓外國資本對美元資產的購買意願降低。支撐世界秩序的三大支柱都出現裂痕，雖然其它國家還沒把它視為“危房”，但都已經看出來現有的秩序不太可靠，都在尋找新的世界秩序。所以世界秩序的變化已經不可逆轉，它會演進到一種新的秩序上。新的秩序是什麼？現在還沒有人確切知道。但是舊秩序的結束及其向新秩序的轉移，已經不可逆轉地開始了。對中國而言，首先作為大的經濟體，中國必然要反制，然後談判，不管最後的結果如何，中美雙方的進出口都會提高消費稅，總量減少。市場會有很大一部分的滯銷，那麼其中一部分就要增加國內的需求，一部分就浪費了。這是最直接的第一層次的影響。從更長期的影響來看，這次的貿易戰可能加速中國經濟從投資與出口驅動轉向由內需驅動。這種轉型已經進行了一段時間，去年九月以來更加深入，今後可能會提速。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單一市場，中國完全可以啟動以內需為主的經濟增長。相對於美國現在消費大於生產、花費大於儲蓄的狀況，中國的生產大於消費，儲蓄大於投資，問題反而更容易解決。我前面提到中國還有很多改革紅利沒有完全釋放出來。比如說，用市場機制完善好社會保障體系，善用好香港的資本市場，中國大量的儲蓄是可以變成消費的，變成消費後再進入經濟實體，濃縮成公司的盈利，再通過股權的持有變成個人的財富，繼續下一輪的消費。由此，儲蓄佔比越來越小，財富越來越多；消費越來越大，公司越來越強，經濟體進入一個正向循環。建立以文化、歷史、地緣、商貿為紐帶的新型國際關係問：在國際關係方面，中國如何破這個“時代的困惑”呢？李錄：世界秩序轉移，中國也會有改變自己外部環境的機會。用不同的方式應對，產生的結果會很不一樣。這時就是真正的外交思維、戰略與戰術最最重要的時期。今天我們談到中國還有很多改革的潛力，在國際間也存在這樣的改革的可能性。因為川普的做法撼動了原來的國際秩序的基礎，這個時候中國就可以決定自己在正在演進的世界格局裡處在什麼樣的位置。比如說全球關稅和由此引發的全球反制可能會引發全球通縮性的競爭。中國過去幾年用的詞叫內卷，內卷本質上就是在通縮情況下的競爭。這一次提高關稅的本質就是無論主動還是被動，全球同時增加消費稅，全球的經濟消費總量縮減。所以會帶來一股強大的通縮力量，可能會形成全球性的內卷，國家之間互相傾銷，這是典型的囚徒困境——我想像你們會這樣做，那麼我也得這麼做。國家之間也這麼做，互相之間競爭的增加就是螺旋通縮，如果沒有外力強力干預就是這樣一個情況。在通縮下，競爭自然的結果就是你不做，別人會做。只要有人做，你就得跟進。所以這個時候的選擇很重要，中國有機會在國際秩序重塑中佔據對自己有利的位置。比如，中國可能至少有這樣幾種選擇。第一種，隨著各國都開始互相加關稅，一輪一輪地惡性循環。第二種，一方面它和美國對等談判，達成協議，儘管還是很高；另一方面對於像 WTO 除美國以外的國家，都遵守現存規則，都單方面執行——那怕其他的國家不執行，它也執行。第三種，首先聲明遵守所有的關稅協議，包括WTO 減美國，加上和美國的新協議。然後，在此基礎上把原來已經開始的地區性自由貿易進行得更深入。比如說最重要的是東盟加上中日韓，10+3，要在這個區域之內形成一個在WTO基礎之上的自由貿易區，從而形成一個以傳統文化、歷史、倫理觀為根基的東亞和東南亞國家間的貿易聯合體。當然，這些國家都是出口國。所以這件事要跟內需的增長聯合起來。因為內需的增長實際上是增量。中國可以單方面去遵守“WTO減美國”，對美國的反制還是在，但是其他的都繼續，同時開始形成以文化為基礎的新的東亞東南亞同盟。儘管中國與美國的貿易量減少，但它釋放內需之後，內需增量比貿易減量大很多。然後把增量的一部分和這個地區來分享，以此為基礎建立一個比WTO更進一步的規範性組織。區域性經濟組織將會逐步產生全球輻射效應，將吸引歐洲國家加入該同盟。實際上，中國與周邊國家在文化傳統、經濟安排、道德觀念、行為方式等軟性紐帶方面的聯絡，遠比制度性紐帶更為深厚。這些非政治領域的聯絡與政治紐帶同等重要，只是在原有國際體系下被相對弱化。又由於中日的傳統歷史遺留問題，它往往無法放下。所以這個時候需要轉變思維，重建以中日韓加東盟為核心的區域經濟體系。這種新的“WTO 減美國”，隨著歐洲的加入，將具有強大的力量。國際體系正從單極向多極轉型的過程中，需要逐步重建以文化紐帶、貿易紐帶和商業紐帶為基礎的新型國際關係架構，最終形成具有規則執行力的合作機制——這種機制不同於傳統軍事同盟，而是為維護共同商業利益服務的特殊聯結。在這一轉型過程中，中國既可能陷入“囚徒困境”，導致僵局，也可能實現雙重突破：既擺脫長期困擾的地緣政治噩夢，又成功建構以自身為核心的多極中的新一極——這時不再以意識形態和社會治理制度為劃分標準，而是建立在區域性文化認同、經濟利益和自由貿易基礎上。這種格局演進將為中國帶來巨大的外部制度紅利。最關鍵的是，中國可以通過選擇應對的方式來達成目標。新經濟秩序建立起來以後，大家關心的“卡脖子”和供應鏈斷裂風險可能將不再成為很大的問題。修昔底德陷阱的漏洞問：很多人認為中美之間的問題是修昔底德陷阱，就是老大老二必有一戰，一定要去爭，你怎麼理解這個問題？李錄：在現代核武器出現之前，確實西方的歷史就是這個敘事。但是核武器出來之後，情況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中國崛起以後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因為中國的文明和西方的文明是獨立發展出來的，各自的思考方式不太一樣，中國並不這樣思考問題。即使在今天的世界，中國真的並沒有想要主動和美國一戰，爭做世界老大。在核武器時代，兩大核武器國家和兩大經濟體，也不能打。這在冷戰時代就已經成為基本的共識了。在冷戰的高峰，雙方只能是分治，在中間地帶通過代理人。但邊界還是很清楚的，不直接去接觸。核武器的出現以及不同經濟體系的建立就使得中美之間的和平相處不是一個選擇，而是一種生存的狀態，大家只能在這個前設條件下存在。不論以什麼方式，只能和平，而且共存。一方消滅不了另一方。中國已經具備二波打擊能力，那就是消滅了中國，美國也沒了，基本上沒有什麼人可以從之後形成的核冬天中活下來。這種情況下，兩個經濟體如果不用核武器，只用常規武器，可以打很長很長時間，消耗是無窮無盡的，沒有盡頭。AI 可以讓美國或中國佔有優勢，但在核武器面前仍然不行。比如說，AI 真的讓美國在戰略上一下子壓倒對方，一下子造成中國幾百萬的人喪生，那中國就只能去維護政權的合法性，只能用戰術核武器，美國也要用戰術核武器，然後再發展成戰略核武器，一次打擊幾千萬、上億人，那就是打一兩輪就結束了，一次進攻、二波反擊，再形成核冬天，最終是人都沒了。這就是今天的狀況。修昔底德陷阱是西方歷史的慣性思維。用它來思考今天的中美關係，其中有兩點漏洞。第一個是它沒有考慮到中國非常獨特的思維及其慣常的做法。中國自從在黃河長江流域開始建立起文明，從夏商周開始，農業文明與北方的遊牧文明就持續不斷地有衝突，這個過程持續了幾千年。中國漢文明與北方遊牧民族的關係是中國傳統外交思想、政策、思維方式形成的基礎。中國在此期間也採用過各種各樣的應對政策，比如防禦（萬里長城就是為此建成的）、和親、貿易，還有文化的融合即漢化。漢武帝短暫地用過決戰的方法，他一鼓作氣，以舉國之力把匈奴人幹掉了，幾乎全趕到了歐洲，但同時也把整個國家搞破產了，人員死傷慘重。決戰後把漢人遷過去，漢人無法也不願意在那生存；把遊牧民族引進來，北方又有新的族群開始崛起，很快新的族群一輪接一輪地崛起，因為那塊地方就是適合遊牧的生活方式。漢人不能通過決一死戰從此結束衝突，所以中國人最終發現漢人和遊牧民族的長期競爭共存是一種生存狀態，選擇不了，所以只能採用防禦、和親、貿易、文化融合的方式，實際上是接受了這種生存狀態。中國人在這些問題上掙紮了幾千年，最終採取了另外一套思維辦法。所以中國對美國、對歐洲其實也是一樣的態度，中國改變不了美國、西方的長期存在，改變不了它的價值觀、社會治理方式。反過來，美國、西方也很難改變中國。所以接受這樣一種狀態。中國思維真的是不太一樣，確實不是修昔底德陷阱的方式。中國把與美國、西方的長期共存當作一種生存狀態接受，而不是一種選擇，誰也消滅不了誰。幾十年後大家還在，和平比戰爭更好。解決好台灣問題，中美並非終有一戰，各自優劣勢使中美長期的合作對雙方有利。當然這不是今天的主流敘事。修昔底德陷阱其實還有第二個漏洞，它研究的案例都發生在現代國際社會沒有完全成型之前。在那時候，經濟總的體現是在一個區間範圍之內的起伏，從低谷到頂峰，又重回到谷底，高峰都差不多，並不高，沒有持續累進性的增長。因為前現代社會永遠有個馬爾薩斯陷阱，面臨著領土擴張、人口增加的問題。戰爭、瘟疫、屠殺又導致人口減少，一部分人的成功總是要以另一部分人的失敗為代價。中國作為一個大的帝國，王朝更替的時候人口可能會減少50%，甚至更多，然後再重新開始。地中海北部歐洲因為地理原因，在羅馬之後很難形成一個大帝國，國家間的邊界很難被真正徹底突破。如果你去過瑞士，就會對這一點特別有感觸。陡峭的群山把土地分割成了一個個很小的區域，有四種不同的語言，它們的文化、語言、風俗都不太一樣，沒法也不值得去統一。廣義上的歐洲也是這樣，瑞士更極端。所以在這樣的地方，誰做老大誰做老二就很關鍵。當人口必須要減少的時候，誰的人口將被限制？一個民族能有主導其他民族的機會，它一定會去主導，因為這樣做有很大的經濟利益。到了現代社會之後，總體經濟步入了持續累進增長的階段。因為蛋糕不斷做大，從英國開始，地盤的意義就不是那麼大了。所以它不像羅馬帝國或中華帝國，佔了土地，但不給公民權，只要經濟的市場，採取的是殖民的方式。美國進一步發展到了更極致的地步，反對殖民帝國，就是市場逐漸取代了土地，成為判斷經濟是不是強盛的更大要素。但不是說地盤就完全不重要了，而是相對於市場變得沒那麼重要了。所以這時老大跟老二的關係就不是生死攸關，而是誰過得更好一點。兩者之間不見得非要通過你死我活的戰爭，而可以通過利益的分享來解決很多矛盾。這是現代社會經濟上的現實，要反映到觀念上的現實，中間又有一些進化的過程。觀念不會馬上變化，所以修昔底德陷阱的敘事能得到廣泛的反響是可以理解的。但這個敘事並不能比較真實地描述中美的關係和未來世界的發展。創新井噴的時代問：今年以來，在人工智慧領域，中國出現了一批走在世界前沿的科技創新企業和人才，這個現象會持續下去嗎？李錄：談到科技發展，我發現不同的經濟體在高速發展的時候都會出現一個創新密集性爆發的階段。這個階段通常發生在經濟體已經持續高速發展了相當一段時間，然後就出現了一代際的人。在這代人的有生之涯中，生活水平不僅實際越來越好，期望也越來越好，他們沒有了生存的基本壓力，但明顯還有更高的追求。這時就會出現密集的創新，並連續幾代人有所成就。真實的生活就是半瓶水。當生存壓力大的時候，看未來時你只會看到空的一半。當你沒有生存壓力但也還沒有特別富足的時候，就會全方位地看，既看到回報，也看到風險，繼續拉關係找生意，同時也很享受生活。而沒有生存的壓力，對未來充滿希望時，生活會變得更好就成了一個自然的假設。但是富足的時間並不長，奮鬥的習慣仍然在，這時人其實就處在一個很獨特的心理階段，會出現密集的創造力爆發。所有的發達國家都出現過這樣的井噴時代，所有重要的發明創造、新的公司都會密集出現。1776年，以瓦特發明的蒸汽機為標誌開啟了工業革命。英國又過了幾十年，在1820-1830年和1850-1860年出現了幾波密集的創新。德國在1871年統一之後二十年，1890-1910年前後出現了空前的科學、技術、工業的密集創新階段。美國一次是在內戰之後二十年的1880-1910年，一次是在二戰之後的1940-1960年，兩次出現連續幾十年的輪番創新，湧現出一大批人敢想敢幹的人。美國的特殊之處在於，除了本土的人才以外，它還吸引了大量別的國家的人才一波一波地到來。一波中一般到第二代，會開始出現創新的井噴。它跟別的國家還真是不太一樣。其實到今天仍是如此，如網際網路、雲端運算、AI 等方面的創新仍在進行。中國有可能也已經開始步入這樣一個時期。工業革命的基礎已經有了，基礎設施也很完整，新一代受到完好教育、又不為基本生存壓力所迫的年輕人出現。這群人基本集中在20歲到40歲之間，30歲上下。在他們的一生中，每年的生活都比以前更好一點，沒怎麼經受挫折。他們對世界更瞭解，對未來更有信心，希望用不同的方式生活、創造和思考。中國一代一代的人在往這個方向走，這一輪的改革紅利，表面上是制度引起的，更核心的其實是時代的變化。背後還是人性，還是人的變化。每一代人中都會有優秀的企業家，任正非時代就出了獨特的任正非，王傳福時代也有一批了不起的創業家。當再到下幾代時，你會發現創新越來越密集，而且也沒那麼苦哈哈的了。你會發現天公在不拘一格降人才，能看到很多運氣，看到許多事情變得更容易，而且互相之間會產生影響。這個時候如果把國內的消費打開，把最窄的管道打通，可能都不需要灌什麼水，水流就嘩嘩開始噴湧了。一切的前提是要把環境放鬆，把最窄的地方打通，讓水流動，自然會形成奔湧之勢。AI 發展讓國家間的合作變得更重要問：你怎麼看 AI 發展對國際關係的影響？李錄：AI 發展面臨的根本挑戰源自三股推動力的共同作用。第一是市場經濟本身的競爭規律。任何能替代人類工作的技術都會自然進入競爭序列，這種規律持續推動技術向前發展。第二是國際競爭的現實壓力。軍事技術優勢和經濟競爭需求，促使各國將AI視為戰略必爭領域，形成國家層面的發展推力。第三是人對於知識本身的永久性好奇。對知識探索的本能追求，構成了突破技術邊界的精神驅動。這三重力量交織，使得AI發展呈現出單一方向——無論最終能否實現通用智能（AGI）或超級智能（ASI），技術演進始終朝著接近、超越人類智能的方向推進。這一方向非常令人激動，會大大推動生產力，同時可能對就業、工作、資訊傳播方式、教育方式等等造成短期難以消化的衝擊波，挑戰各國的社會組織方式及國際間的關係。更重要的是，當技術接近AGI/ASI臨界點時，其影響將發生本質改變。此時的衝擊不再侷限於商業競爭或國際博弈，而是直接威脅人類作為獨立智能體的存在基礎。這種根本性轉變將創造歷史性轉折點，迫使全人類共同面對技術帶來的生存挑戰。需要說明的是，當前技術尚未達到這個階段，也無人能確切預測能否達到，有多大可能性。但三重動力——經濟競爭收益、地緣政治壓力、好奇心驅動——已使技術演進形成不可逆轉的慣性。這種挑戰出現的時候，這樣一個彷彿外星人到來的挑戰時刻就會出現，突然之間人們就發現新的智能已經開始全方位地挑戰人在地球上作為主宰動物的地位，所有人都會清醒過來。這個時候國家之間、民族之間、文化之間、歷史之間、貧富之間所有的區別，都變得不是那麼重要。當遠超人類能力的外星人突然到來的時候，所有的應對都是一樣的，就是我們該怎麼生存下去。人類的國家、種族、地緣、宗教都不再重要，這時政府仍然是組織人類反應的最重要的基本結構。而且大國政府之間的合作就變成是唯一的選擇。所以當人們不斷地往前走，又發現停不住也阻擋不了的時候，在某些時刻合作的意願會愈發強烈。今天各國仍然在 AI 研究應用上大規模投入發展，但是應對上述風險，無論是經濟、社會強烈衝擊波造成的風險，還是更根本性的 AI 由工具轉向靈性物種帶來的人類生存風險，都需要各國，尤其是美中這樣的 AI 大國緊密合作，共同應對。面對如此強大且快速迭代的技術，中美之間的合作也日益變成一種生存狀態，而不再是一種選擇。 (i財智)

當美國貿易壁壘高築、世界經濟格局動盪變化，中國經濟的突圍密碼藏在那裡？隨著百年變局加速演進、全球秩序加快重構，中國又該如何抓住戰略機遇期？4月6日，李錄先生在其59歲生日之際，在西雅圖進行了一場談話分享，涉及中國如何推動內需與充分利用現代金融市場，貿易戰的影響與世界秩序的轉移，中國的戰略選擇，中國的科技創新浪潮與AI對國際關係的影響等。在談話中，李錄先生提出了“疏通中國經濟的兩個堵點”的想法，以觀念的更新取得制度紅利，從而推動中國經濟進入新一輪的正向循環發展的重要洞見，尤其值得所有人去思考。以下為訪談全文，希望對你所有啟發。李錄中國經濟的兩個堵點問：你在去年12月7號的演講中，對中國經濟過去幾年出現的問題稱為“時代的困惑”。你對如何解決這些困惑有進一步的想法嗎？李錄：中國經濟要進入正向的循環，發展內需中間要疏通一些主要的堵點，這裡我舉兩個例子。首先是保障體系。中國目前的保障體系現在相當一部分還是主要依賴個人和家庭自我保障，而個人保障方式與市場化保險機制之間存在巨大的效率差異。過去保障體系不完善的一個重要考量，是國家還太窮、負擔不起，覺得福利國家都是在有很多資源或已經很富有的情況下才做保障體系，而中國還是一個開發中國家，政府擔心一旦建立起保障體系就會成為無底洞。而且傳統思維認為，節儉是好的，應該勤勞工作，不要養懶。但是，保障需求是人性的基本安全需求。政府不提供，不代表需求不存在，民眾只是以家庭為單位低效地自我保障。舉例來說，面對100萬的大病治療費，個人必須實打實存夠100萬現金；而商業保險通過風險分攤，可能只需每年1萬或更少保費就能獲得同等保障。再比如火災保險，為了防範100萬的火災風險，如果靠每個家庭自身，就需要實打實存夠100萬，且這筆錢長期被閒置，效率低下。而如果採用商業保險機制，每人每年只需繳納幾千元。彙集所有人的保費建立共同的基金，那家失火就賠付那家，這就是商業保險的本質。現在中國不是沒有做，只是思路、行為方式和規模都還不夠。有相當一部分人群還沒有納入這樣一種以市場機製為基礎的全面人民保障範圍之內。這裡觀念是關鍵堵點。過去不是認為人民不應該被保障，而是認為這是一種福利。所以實際上要解決觀念上的問題，現在的個人保障方式十分低效，且極大地阻礙了消費能力。保障不足是一個現象、一個結果，而不是原因。所以我稱它為堵點，意思是說，它是有通暢的可能的。一旦變通了，就能釋放巨大的消費潛力。以商業保險方式去思考全民保障問題的時候，就可以以較低成本撬動很多的閒置資金釋放到消費和商業的流通裡面去。在市場經濟中，交換的次數越多，產生的效能越多。市場經濟就是競爭下的自由交換。自由交換就是我花了一塊錢買一件東西，我覺得值了，你賣給我，你也覺得值了。這就是精要所在，當自由地交換的時候，交易雙方都覺得賺了，雙贏。而且市場機制下進行的交換越多，流通越多，賺得就越多，效率越高，GDP將不斷增長。所以把這個循環的堵點疏通了以後，經濟本身的效能、GDP、市場都將有很大的增長。現在中國的儲蓄率很高，但沒有變成消費，沒有讓GDP充分增長。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它沒有用市場機制來解決保障問題，還有很多人依然依靠原始的農業社會時代個人家庭儲蓄的方式做保障。用福利觀念談保障是不夠的，解決不了根本。過去核心的擔心在於國家有沒有發達到一定程度去做這件事。但這個觀念的改變，堵點的疏通，其實沒那麼困難。通過市場機制，全民交保費，全民獲得保障，保障的效率得以提升，全社會的每個人都會得益。過去的歷史保障可以通過適當劃撥部分國有資產的方式啟動。只要觀念上有些改變，這件事就可以迅速地做好，而且能夠積累很大的成效。這就是改革，在一些關鍵制度上的那怕細微變革，就會釋放制度紅利。消費不足的第二個堵點就在於資本市場沒有發揮它應該發揮的作用。只有當充分消費轉變成財富的時候，更多消費才會循環起來。在一個市場經濟體中，消費是可以轉化成企業利潤的，而企業利潤可以變成股東的收益，股東的收益又可以變成消費者投資的財富，消費者的財富可以讓他消費更多。如此的循環就是從消費到財富的循環，資本市場將消費、產品與服務、創業與創新有機地結合在一起。紐帶的一邊連接的是消費、儲蓄和投資，另一邊連接的是產品與服務、企業、創新、市值與財富。兩邊連在一起，整個市場經濟就活了。現在中國的資本市場存在著巨大的堵點，所以大規模的儲蓄不能通過消費變成居民財富。目前，外需市場把中國的生產變成別人的消費，回來又變成中國的儲蓄。對外部市場是賺了，但是到了內部就堵住了。結果就是中國的儲蓄佔整個收入的比例很高，過去的三四年裡基本是直線升高，從40%往50%的方向走。另一方面，個人消費佔GDP的比例，一度升到48%-49%，加上政府主導的消費，可能在55%左右。過去幾年，這個比例一直在下降，去年到了一個低點，往40%的方向走。在發達經濟體中，一般消費佔比要到百分之七八十，而且政府主導消費佔比的也少。這兩個關鍵堵點，如果疏通的話，釋放的體量將會很大。對於第一個堵點，主要是觀念改變，釋放活力。對於第二個堵點，要進行一定的制度上的變革，具體包括兩個方面。一個方面就是大陸資金和香港資本市場的連接。目前大的港股通框架是搭出來了，循環也有了，但中間還有一系列堵的地方。比如內陸資金不能夠投香港IPO，比如公募基金個人資金投資香港還有些特殊的要求等。還需要無縫地把大陸的儲蓄和基金與香港的整體資本市場接上。第二個方面就是監管。香港市場雖然擁有獨立的監管體系，證監會目前對於香港市場的監管干預還比較多。若要讓內地資金和企業在香港市場發揮作用，就必須處理好兩地監管連接的程度——既不能完全割裂，也不宜過度捆綁。就像放風箏的線，現在這條“風箏線”太粗了，風箏飛不高、飛不遠。但最基本的核心要義就是確實要堅持一國兩制，讓兩套監管、兩套體系能夠平行，發揮出香港市場的優勢。香港是外資雲集的地方。外資在香港不在於總量，而在於制度上的安排。外資的存在實際上是為“同權”給了一個參考，包括監管同權、資金同權、投資人保護同權，讓香港市場始終處在全球最有效的資本市場的前列，所以極其重要。如果能夠保護好外資，並讓內資與外資同權，因為體量的原因，外資最終會丟掉定價權，最終的定價權會回到中國資金。這些制度性的變化，觀念的變化，是可以疏通的。不需要真的動大規模的真金白銀，就能產生改革紅利。香港作為一個獨立的市場，具備了現代資本市場全部的要素：完備的制度、法律、歷史傳統，糾紛解決機制，信用中介機構和傳統上國際投資人和國際社會對它的信任，但是這些優勢尚未被真正利用起來。1688年通過光榮革命，英國獲得了誕生於荷蘭的現代資本市場，從此開啟了英國成為第一個現代化國家的征程。如果說荷蘭與英國是一種對等的合併（merger of equals），中國對香港的關係則更像是收購（acquisition），而收購所得往往未必足夠珍惜，這是一個很大的區別。如果香港的優勢能被真正地利用起來，它可以作為中國資本市場重新運作起來的一個重要胚胎。香港和中國內地的資本市場可以分別單獨運行。這就像早期的深圳特區，完全實行不同的體制，兩種體制平行，最終促成了改革的浪潮。道理是一樣的。港滬通是一個重要的創舉，但也僅僅是一個開始，我們如果能充分利用起通過收購得來的這一套香港市場體系，是可以建立起現代的、具備信用功能的資本市場體系的。今天的實際狀態和這一目標的差距還比較遠，對於它的理解和重視程度還遠遠不夠。用深化改革疏通兩個堵點，通過觀念革新、制度安排，就能夠用很小的力量撬動巨大的經濟增長潛力。這正是中國前40年改革開放的核心要義，實際上改變的都是一些政策上的制度安排，但是這麼做符合了人性，符合了市場經濟本身的邏輯。結果就釋放了巨大的力量。今天人們都說改革進入到了深水區，比較容易改的地方已經很少了，都是硬骨頭，都覺得制度紅利、改革紅利沒有了，可能也不完全對。所謂的硬骨頭我理解就是要硬啃，硬啃的意思是，要有100塊錢產出，就得放100塊錢或更多投入。一談到社會保障問題，就必須要真金白銀，陷入到“我們有沒有這個錢？”“這個時候應不應該做這件事？”這些問題裡去。談到香港，又可能引入國家安全的話題。但我想強調的是，以上兩個堵點其實都不涉及這些問題。全民保障制度的改革實際上是用市場機制的保障來取代個人家庭的保障，還遠沒有到福利國家的保障階段。解決的是保障有沒有、能不能更有效，是不是全面的問題。而福利國家的保障制度解決的是充分不充分、社會分配公平不公平的問題。中國目前還沒有走到這一步。同樣地，利用好香港的資本市場並不是要重新建立這樣一個市場，而是真正用好已經存在的一個市場。這些都是在制度上四兩撥千斤。小小的改變，會撬動巨大的變化。這其實都是觀念的問題，都是很容易做到的事情。因為這些機制都存在著，保險的商業模式已經有了，香港市場已經存在了，不過是在上面做點小小的手術而已。就好像改革開放初期，包產到戶一個制度，在短短兩年時間就解決了中國人吃飯的問題。我們看到，近些年來，尤其是從去年下半年開始，中國政府整體的治理經濟的思路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其核心就是，就中國今天的體量和內外界變化來看，中國長期增長的源泉只能來自於內需，這是一個重大的觀念改變。在經濟起飛的時候，確實需要外部市場、外資、外部的管理經驗，需要去追趕已經有的產品。但是到了一定體量的時候就難以為繼了。今天中國生產的產品一半需要外銷，這是不可持續的。但是中國經濟結構的轉變已經開始了，思路也變了，也在開始提速。這一輪川普的全球關稅戰，會讓整個速度快起來。這時就需要一些抓手，需要四兩撥千斤，才能加速轉變。消費佔比目前只有一半，這個過程沒那麼快，要快起來就需要有一些像包產到戶、雙軌制、價格闖關、加入WTO這樣的制度性變革撬動。既然中國已經有了這個觀念上的改變，是可以找到能加速撬動的做法的。有些做法，比如刺激消費和大量發錢，是一次性的。因為有堵點，所以水放進去之後依然不通暢，加上水管就這麼寬，再怎麼注水也還是流不快。一個體系運行的總流量實際上是由它最窄的地方決定的，不是由它最寬的地方決定的。按照最寬的地方放水沒什麼用，是最窄的地方決定能夠流多少，所以現在要找到那些最窄的地方，放大之後，不需要加多少水，水自然就會流起來。我談的兩點都是觀念上和政策上的變化。把堵點，也就是最窄的地方放寬，產生的效果比注水可能還要好，而且沒什麼後果。其他很多所謂的硬骨頭，都是在兩害中間取其輕，都是次優解，都有副作用。我想說的是，中國還有好多比較容易的改革紅利，是因為觀念上的堵塞沒有被疏通起來。疏通以後就可以在比較短的時間之內加速，把經濟迅速地從依賴外需和內需結合，變成主要由內需驅動。貿易戰與世界秩序轉移問：美國提高關稅後，對中國和世界的影響是什麼？李錄：貿易戰的直接後果就是美國對全部進口產品直接增加消費稅。同時全球的反應和反制又對美國全部出口產品加征消費稅，加上貿易保護趨勢下各國之間的加征，全球貿易品消費都同時增加消費稅，對消費和整體經濟都會產生一股通縮壓力。貿易戰的次生後果就是世界秩序的變化和轉移。目前的世界格局中，支撐美國秩序的三大核心支柱是以普世價值為基礎的意識形態，以規則為基礎的自由貿易和全球市場，以及美國自身的硬實力。川普的俄烏政策、全球貿易戰不僅動搖了前兩大支柱的基礎，也同時暴露了自身實力的一些弱點。就自由貿易體系而言，美國對全球單方面徵稅給全球貿易體繫帶來了很深的疑慮，違反了WTO的規則，使得WTO這個組織看起來形同虛設。而任何組織的規則，只有當有力量保證其可以被執行的時候，才有意義。之前美國願意、也有力量去執行，但美國一撤，這些重要的組織就開始變得沒有一個中心的錨定，規則好像頃刻之間也變得沒那麼重要了，大船就開始飄搖。又比如，就實力而言，美元及美元資產一直是世界金融市場的錨定資產，但是今天美國聯邦債務已經超過了GDP100%，近幾年更是每年增加兩兆，且多以短債方式完成，僅今年一年需要續債和新債額度就達到10-11兆。其中相當一部分需要通過外國資本的購入。對所有國家同時進行貿易戰也讓外國資本對美元資產的購買意願降低。支撐世界秩序的三大支柱都出現裂痕，雖然其它國家還沒把它視為“危房”，但都已經看出來現有的秩序不太可靠，都在尋找新的世界秩序。所以世界秩序的變化已經不可逆轉，它會演進到一種新的秩序上。新的秩序是什麼？現在還沒有人確切知道。但是舊秩序的結束及其向新秩序的轉移，已經不可逆轉地開始了。對中國而言，首先作為大的經濟體，中國必然要反制，然後談判，不管最後的結果如何，中美雙方的進出口都會提高消費稅，總量減少。市場會有很大一部分的滯銷，那麼其中一部分就要增加國內的需求，一部分就浪費了。這是最直接的第一層次的影響。從更長期的影響來看，這次的貿易戰可能加速中國經濟從投資與出口驅動轉向由內需驅動。這種轉型已經進行了一段時間，去年九月以來更加深入，今後可能會提速。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單一市場，中國完全可以啟動以內需為主的經濟增長。相對於美國現在消費大於生產、花費大於儲蓄的狀況，中國的生產大於消費，儲蓄大於投資，問題反而更容易解決。我前面提到中國還有很多改革紅利沒有完全釋放出來。比如說，用市場機制完善好社會保障體系，善用好香港的資本市場，中國大量的儲蓄是可以變成消費的，變成消費後再進入經濟實體，濃縮成公司的盈利，再通過股權的持有變成個人的財富，繼續下一輪的消費。由此，儲蓄佔比越來越小，財富越來越多；消費越來越大，公司越來越強，經濟體進入一個正向循環。建立以文化、歷史、地緣、商貿為紐帶的新型國際關係問：在國際關系方面，中國如何破這個“時代的困惑”呢？李錄：世界秩序轉移，中國也會有改變自己外部環境的機會。用不同的方式應對，產生的結果會很不一樣。這時就是真正的外交思維、戰略與戰術最最重要的時期。今天我們談到中國還有很多改革的潛力，在國際間也存在這樣的改革的可能性。因為川普的做法撼動了原來的國際秩序的基礎，這個時候中國就可以決定自己在正在演進的世界格局裡處在什麼樣的位置。比如說全球關稅和由此引發的全球反制可能會引發全球通縮性的競爭。中國過去幾年用的詞叫內卷，內卷本質上就是在通縮情況下的競爭。這一次提高關稅的本質就是無論主動還是被動，全球同時增加消費稅，全球的經濟消費總量縮減。所以會帶來一股強大的通縮力量，可能會形成全球性的內卷，國家之間互相傾銷，這是典型的囚徒困境——我想像你們會這樣做，那麼我也得這麼做。國家之間也這麼做，互相之間競爭的增加就是螺旋通縮，如果沒有外力強力干預就是這樣一個情況。在通縮下，競爭自然的結果就是你不做，別人會做。只要有人做，你就得跟進。所以這個時候的選擇很重要，中國有機會在國際秩序重塑中佔據對自己有利的位置。比如，中國可能至少有這樣幾種選擇。第一種，隨著各國都開始互相加關稅，一輪一輪地惡性循環。第二種，一方面它和美國對等談判，達成協議，儘管還是很高；另一方面對於像WTO除美國以外的國家，都遵守現存規則，都單方面執行——那怕其他的國家不執行，它也執行。第三種，首先聲明遵守所有的關稅協議，包括WTO減美國，加上和美國的新協議。然後，在此基礎上把原來已經開始的地區性自由貿易進行得更深入。比如說最重要的是東盟加上中日韓，10+3，要在這個區域之內形成一個在WTO基礎之上的自由貿易區，從而形成一個以傳統文化、歷史、倫理觀為根基的東亞和東南亞國家間的貿易聯合體。當然，這些國家都是出口國。所以這件事要跟內需的增長聯合起來。因為內需的增長實際上是增量。中國可以單方面去遵守“WTO減美國”，對美國的反制還是在，但是其他的都繼續，同時開始形成以文化為基礎的新的東亞東南亞同盟。儘管中國與美國的貿易量減少，但它釋放內需之後，內需增量比貿易減量大很多。然後把增量的一部分和這個地區來分享，以此為基礎建立一個比WTO更進一步的規範性組織。區域性經濟組織將會逐步產生全球輻射效應，將吸引歐洲國家加入該同盟。實際上，中國與周邊國家在文化傳統、經濟安排、道德觀念、行為方式等軟性紐帶方面的聯絡，遠比制度性紐帶更為深厚。這些非政治領域的聯絡與政治紐帶同等重要，只是在原有國際體系下被相對弱化。又由於中日的傳統歷史遺留問題，它往往無法放下。所以這個時候需要轉變思維，重建以中日韓加東盟為核心的區域經濟體系。這種新的“WTO減美國”，隨著歐洲的加入，將具有強大的力量。國際體系正從單極向多極轉型的過程中，需要逐步重建以文化紐帶、貿易紐帶和商業紐帶為基礎的新型國際關係架構，最終形成具有規則執行力的合作機制——這種機制不同於傳統軍事同盟，而是為維護共同商業利益服務的特殊聯結。在這一轉型過程中，中國既可能陷入“囚徒困境”，導致僵局，也可能實現雙重突破：既擺脫長期困擾的地緣政治噩夢，又成功建構以自身為核心的多極中的新一極——這時不再以意識形態和社會治理制度為劃分標準，而是建立在區域性文化認同、經濟利益和自由貿易基礎上。這種格局演進將為中國帶來巨大的外部制度紅利。最關鍵的是，中國可以通過選擇應對的方式來達成目標。新經濟秩序建立起來以後，大家關心的“卡脖子”和供應鏈斷裂風險可能將不再成為很大的問題。修昔底德陷阱的漏洞問：很多人認為中美之間的問題是修昔底德陷阱，就是老大老二必有一戰，一定要去爭，你怎麼理解這個問題？李錄：在現代核武器出現之前，確實西方的歷史就是這個敘事。但是核武器出來之後，情況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中國崛起以後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因為中國的文明和西方的文明是獨立發展出來的，各自的思考方式不太一樣，中國並不這樣思考問題。即使在今天的世界，中國真的並沒有想要主動和美國一戰，爭做世界老大。在核武器時代，兩大核武器國家和兩大經濟體，也不能打。這在冷戰時代就已經成為基本的共識了。在冷戰的高峰，雙方只能是分治，在中間地帶通過代理人。但邊界還是很清楚的，不直接去接觸。核武器的出現以及不同經濟體系的建立就使得中美之間的和平相處不是一個選擇，而是一種生存的狀態，大家只能在這個前設條件下存在。不論以什麼方式，只能和平，而且共存。一方消滅不了另一方。中國已經具備二波打擊能力，那就是消滅了中國，美國也沒了，基本上沒有什麼人可以從之後形成的核冬天中活下來。這種情況下，兩個經濟體如果不用核武器，只用常規武器，可以打很長很長時間，消耗是無窮無盡的，沒有盡頭。AI可以讓美國或中國佔有優勢，但在核武器面前仍然不行。比如說，AI真的讓美國在戰略上一下子壓倒對方，一下子造成中國幾百萬的人喪生，那中國就只能去維護政權的合法性，只能用戰術核武器，美國也要用戰術核武器，然後再發展成戰略核武器，一次打擊幾千萬、上億人，那就是打一兩輪就結束了，一次進攻、二波反擊，再形成核冬天，最終是人都沒了。這就是今天的狀況。修昔底德陷阱是西方歷史的慣性思維。用它來思考今天的中美關係，其中有兩點漏洞。第一個是它沒有考慮到中國非常獨特的思維及其慣常的做法。中國自從在黃河長江流域開始建立起文明，從夏商周開始，農業文明與北方的遊牧文明就持續不斷地有衝突，這個過程持續了幾千年。中國漢文明與北方遊牧民族的關係是中國傳統外交思想、政策、思維方式形成的基礎。中國在此期間也採用過各種各樣的應對政策，比如防禦（萬里長城就是為此建成的）、和親、貿易，還有文化的融合即漢化。漢武帝短暫地用過決戰的方法，他一鼓作氣，以舉國之力把匈奴人幹掉了，幾乎全趕到了歐洲，但同時也把整個國家搞破產了，人員死傷慘重。決戰後把漢人遷過去，漢人無法也不願意在那生存；把遊牧民族引進來，北方又有新的族群開始崛起，很快新的族群一輪接一輪地崛起，因為那塊地方就是適合遊牧的生活方式。漢人不能通過決一死戰從此結束衝突，所以中國人最終發現漢人和遊牧民族的長期競爭共存是一種生存狀態，選擇不了，所以只能採用防禦、和親、貿易、文化融合的方式，實際上是接受了這種生存狀態。中國人在這些問題上掙紮了幾千年，最終採取了另外一套思維辦法。所以中國對美國、對歐洲其實也是一樣的態度，中國改變不了美國、西方的長期存在，改變不了它的價值觀、社會治理方式。反過來，美國、西方也很難改變中國。所以接受這樣一種狀態。中國思維真的是不太一樣，確實不是修昔底德陷阱的方式。中國把與美國、西方的長期共存當作一種生存狀態接受，而不是一種選擇，誰也消滅不了誰。幾十年後大家還在，和平比戰爭更好。解決好台灣問題，中美並非終有一戰，各自優劣勢使中美長期的合作對雙方有利。當然這不是今天的主流敘事。修昔底德陷阱其實還有第二個漏洞，它研究的案例都發生在現代國際社會沒有完全成型之前。在那時候，經濟總的體現是在一個區間範圍之內的起伏，從低谷到頂峰，又重回到谷底，高峰都差不多，並不高，沒有持續累進性的增長。因為前現代社會永遠有個馬爾薩斯陷阱，面臨著領土擴張、人口增加的問題。戰爭、瘟疫、屠殺又導致人口減少，一部分人的成功總是要以另一部分人的失敗為代價。中國作為一個大的帝國，王朝更替的時候人口可能會減少50%，甚至更多，然後再重新開始。地中海北部歐洲因為地理原因，在羅馬之後很難形成一個大帝國，國家間的邊界很難被真正徹底突破。如果你去過瑞士，就會對這一點特別有感觸。陡峭的群山把土地分割成了一個個很小的區域，有四種不同的語言，它們的文化、語言、風俗都不太一樣，沒法也不值得去統一。廣義上的歐洲也是這樣，瑞士更極端。所以在這樣的地方，誰做老大誰做老二就很關鍵。當人口必須要減少的時候，誰的人口將被限制？一個民族能有主導其他民族的機會，它一定會去主導，因為這樣做有很大的經濟利益。到了現代社會之後，總體經濟步入了持續累進增長的階段。因為蛋糕不斷做大，從英國開始，地盤的意義就不是那麼大了。所以它不像羅馬帝國或中華帝國，佔了土地，但不給公民權，只要經濟的市場，採取的是殖民的方式。美國進一步發展到了更極致的地步，反對殖民帝國，就是市場逐漸取代了土地，成為判斷經濟是不是強盛的更大要素。但不是說地盤就完全不重要了，而是相對於市場變得沒那麼重要了。所以這時老大跟老二的關係就不是生死攸關，而是誰過得更好一點。兩者之間不見得非要通過你死我活的戰爭，而可以通過利益的分享來解決很多矛盾。這是現代社會經濟上的現實，要反映到觀念上的現實，中間又有一些進化的過程。觀念不會馬上變化，所以修昔底德陷阱的敘事能得到廣泛的反響是可以理解的。但這個敘事並不能比較真實地描述中美的關係和未來世界的發展。創新井噴的時代問：今年以來，在人工智慧領域，中國出現了一批走在世界前沿的科技創新企業和人才，這個現象會持續下去嗎？李錄：談到科技發展，我發現不同的經濟體在高速發展的時候都會出現一個創新密集性爆發的階段。這個階段通常發生在經濟體已經持續高速發展了相當一段時間，然後就出現了一代際的人。在這代人的有生之涯中，生活水平不僅實際越來越好，期望也越來越好，他們沒有了生存的基本壓力，但明顯還有更高的追求。這時就會出現密集的創新，並連續幾代人有所成就。真實的生活就是半瓶水。當生存壓力大的時候，看未來時你只會看到空的一半。當你沒有生存壓力但也還沒有特別富足的時候，就會全方位地看，既看到回報，也看到風險，繼續拉關係找生意，同時也很享受生活。而沒有生存的壓力，對未來充滿希望時，生活會變得更好就成了一個自然的假設。但是富足的時間並不長，奮鬥的習慣仍然在，這時人其實就處在一個很獨特的心理階段，會出現密集的創造力爆發。所有的發達國家都出現過這樣的井噴時代，所有重要的發明創造、新的公司都會密集出現。1776年，以瓦特發明的蒸汽機為標誌開啟了工業革命。英國又過了幾十年，在1820-1830年和1850-1860年出現了幾波密集的創新。德國在1871年統一之後二十年，1890-1910年前後出現了空前的科學、技術、工業的密集創新階段。美國一次是在內戰之後二十年的1880-1910年，一次是在二戰之後的1940-1960年，兩次出現連續幾十年的輪番創新，湧現出一大批人敢想敢幹的人。美國的特殊之處在於，除了本土的人才以外，它還吸引了大量別的國家的人才一波一波地到來。一波中一般到第二代，會開始出現創新的井噴。它跟別的國家還真是不太一樣。其實到今天仍是如此，如網際網路、雲端運算、AI等方面的創新仍在進行。中國有可能也已經開始步入這樣一個時期。工業革命的基礎已經有了，基礎設施也很完整，新一代受到完好教育、又不為基本生存壓力所迫的年輕人出現。這群人基本集中在20歲到40歲之間，30歲上下。在他們的一生中，每年的生活都比以前更好一點，沒怎麼經受挫折。他們對世界更瞭解，對未來更有信心，希望用不同的方式生活、創造和思考。中國一代一代的人在往這個方向走，這一輪的改革紅利，表面上是制度引起的，更核心的其實是時代的變化。背後還是人性，還是人的變化。每一代人中都會有優秀的企業家，任正非時代就出了獨特的任正非，王傳福時代也有一批了不起的創業家。當再到下幾代時，你會發現創新越來越密集，而且也沒那麼苦哈哈的了。你會發現天公在不拘一格降人才，能看到很多運氣，看到許多事情變得更容易，而且互相之間會產生影響。這個時候如果把國內的消費打開，把最窄的管道打通，可能都不需要灌什麼水，水流就嘩嘩開始噴湧了。一切的前提是要把環境放鬆，把最窄的地方打通，讓水流動，自然會形成奔湧之勢。AI發展讓國家間的合作變得更重要問：你怎麼看AI發展對國際關係的影響？李錄：AI發展面臨的根本挑戰源自三股推動力的共同作用。第一是市場經濟本身的競爭規律。任何能替代人類工作的技術都會自然進入競爭序列，這種規律持續推動技術向前發展。第二是國際競爭的現實壓力。軍事技術優勢和經濟競爭需求，促使各國將AI視為戰略必爭領域，形成國家層面的發展推力。第三是人對於知識本身的永久性好奇。對知識探索的本能追求，構成了突破技術邊界的精神驅動。這三重力量交織，使得AI發展呈現出單一方向——無論最終能否實現通用智能（AGI）或超級智能（ASI），技術演進始終朝著接近、超越人類智能的方向推進。這一方向非常令人激動，會大大推動生產力，同時可能對就業、工作、資訊傳播方式、教育方式等等造成短期難以消化的衝擊波，挑戰各國的社會組織方式及國際間的關係。更重要的是，當技術接近AGI/ASI臨界點時，其影響將發生本質改變。此時的衝擊不再侷限於商業競爭或國際博弈，而是直接威脅人類作為獨立智能體的存在基礎。這種根本性轉變將創造歷史性轉折點，迫使全人類共同面對技術帶來的生存挑戰。需要說明的是，當前技術尚未達到這個階段，也無人能確切預測能否達到，有多大可能性。但三重動力——經濟競爭收益、地緣政治壓力、好奇心驅動——已使技術演進形成不可逆轉的慣性。這種挑戰出現的時候，這樣一個彷彿外星人到來的挑戰時刻就會出現，突然之間人們就發現新的智能已經開始全方位地挑戰人在地球上作為主宰動物的地位，所有人都會清醒過來。這個時候國家之間、民族之間、文化之間、歷史之間、貧富之間所有的區別，都變得不是那麼重要。當遠超人類能力的外星人突然到來的時候，所有的應對都是一樣的，就是我們該怎麼生存下去。人類的國家、種族、地緣、宗教都不再重要，這時政府仍然是組織人類反應的最重要的基本結構。而且大國政府之間的合作就變成是唯一的選擇。所以當人們不斷地往前走，又發現停不住也阻擋不了的時候，在某些時刻合作的意願會愈發強烈。今天各國仍然在AI研究應用上大規模投入發展，但是應對上述風險，無論是經濟、社會強烈衝擊波造成的風險，還是更根本性的AI由工具轉向靈性物種帶來的人類生存風險，都需要各國，尤其是美中這樣的AI大國緊密合作，共同應對。面對如此強大且快速迭代的技術，中美之間的合作也日益變成一種生存狀態，而不再是一種選擇。 (正和島)

當下發生的遠比關稅重要得多——我們正經歷一次“一生僅見”的全球貨幣、政治和地緣政治秩序的系統性崩潰。當地時間4月2日，美國總統川普簽署行政令，對貿易夥伴徵收所謂“對等關稅”。值此關稅措施引發短暫的恐慌之際，橋水基金創始人達利歐（Ray Dalio）向投資者警告：不要被短期市場波動分散注意力。4月8日，達利歐在領英上發帖表示，當下發生的遠比關稅重要得多——我們正經歷一次“一生僅見”的全球貨幣、政治和地緣政治秩序的系統性崩潰。達利歐指出了推動當前局勢變化的五大根本力量——它們分別是貨幣秩序的崩潰、政治秩序的動盪、地緣政治秩序的重塑、技術變革與自然災害。這種周期性變革將從根本上重塑投資環境，顛覆資本市場，而財富的流向也將在一片混亂中重新洗牌。不可持續的債務泡沫：貨幣秩序面臨崩潰達利歐指出，當前貨幣秩序正在崩潰，源於債務水平的不可持續性。全球債務體系已達臨界點：債務國（如美國）負債纍纍卻仍在快速增加債務，而債權國（如日本）持有過多債務資產，同時經濟依賴向債務國的出口。他表示，在一個去全球化的世界中，主要國家之間無法相互信任——一方擔心供應鏈斷裂，另一方擔心債務償付問題。這種大規模貿易和資本不平衡顯然是不協調的。達利歐認為，當前的貨幣系統，即債務國大量借款、債權國大量出口並購買債務的模式，將被迫變革。美國政府債務規模及其增長速度已明顯不可持續。這將對資本市場產生巨大影響，進而波及整體經濟。政治秩序的瓦解：極端分化下的贏者通吃達利歐警告，政治秩序崩潰的第二大原因，是社會深層次的不平等——教育、機會、生產力、收入和財富水平的巨大差距：“右翼和左翼民粹主義者之間正進行一場'不惜一切代價贏得勝利'的鬥爭，爭奪誰將擁有權力和控制權來管理國家。”‍這種政治極化導致民主制度崩潰。因為民主需要妥協和法治，而歷史表明在當前這類時期，這兩項原則往往會被犧牲。股市和經濟問題只會進一步激化這些政治矛盾。國際地緣政治秩序轉型：多邊合作讓位於實力政治達利歐還認為，國際地緣政治秩序也在瓦解。因為“一個主導大國（美國）制定規則、其他國家遵循的時代已經結束。”美國領導的多邊合作世界秩序正被單邊、“實力即規則”的方法所取代。在這個新的秩序中，單邊主義和“國家優先”的原則正在抬頭。達利歐認為，這種轉變可能會引發貿易摩擦、地緣政治衝突，以及技術和軍事領域的競爭。技術變革與自然災害：加劇動盪的催化劑達利歐指出，另外兩股強大力量也在重塑世界：自然災害（乾旱、洪水和大流行病）的破壞性日益增強；人工智慧等技術變革將深刻影響生活各個方面，包括經濟秩序、政治秩序和國際關係。不要被表象迷惑：今天的危機是過去的翻版達利歐強調，不要被像關稅這樣的戲劇性新聞所分散注意力，而應該關注這五大力量及其相互關係。因為它們才是推動整體大周期變化的真正驅動力。“例如，關稅政策如何影響經濟秩序、國內政治、國際地緣政治、氣候問題以及技術發展。”或許，當前發生的一切只是歷史的當代版本：“這些在貨幣、政治和地緣政治秩序上的崩潰，以蕭條、內戰和世界大戰的形式出現，然後導致新秩序的建立，這些事情反覆發生過。” (清華五道口高管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