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初，美國的傳統盟友國家齊刷刷來中國拜碼頭。這讓大西洋月刊憂心忡忡。它看到的不僅是大家用腳投票在遠離美國拋棄美國，而是看到背後更深層，川普在親手拆掉美國自二戰以來建立的世界秩序。該刊認為，過去80年的全球繁榮，得益於美國主導建構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保障了全球相對和平、自由貿易、海洋安全與核不擴散的體系。但現在川普政府推行的“美國優先”戰略正在摧毀它。原因不是因為美國衰落了，恰恰相反：美國仍擁有無與倫比的軍事與經濟實力。只是今天的美國決定，不再願意承擔“世界警察”的角色，反而將昔日維繫秩序的力量，轉而用於瓦解這個秩序本身。因此，2026年初的世界，正站在一個危險的十字路口。從“自由世界領袖”到“孤狼大國”在梳理美國發家史的過程中，大西洋月刊把美國著實美化了一番。在它眼中，二戰後的美國做了一件史無前例的事：它沒有像傳統帝國那樣掠奪戰利品，而是用自身力量為歐洲、日本乃至全球提供公共安全產品。它建立北約、推動馬歇爾計畫、支援聯合國、維護公海航行自由，並讓盟友在安全庇護下專注經濟發展。結果是驚人的：西德成為出口引擎，日本實現經濟奇蹟，歐洲走向一體化，亞洲四小龍崛起——整個世界進入前所未有的長期和平與繁榮期。更不可思議的是，昔日的敵國——德國、日本、英國、法國——不僅接受美國的領導，甚至主動放棄大國野心，把國家安全託付給萬里之外的華盛頓。這種“自願臣服”在人類歷史上幾乎從未出現過。原因很簡單：它們相信美國既強大又可靠，且不會趁機壓榨盟友。當然這只是美國眼中的歷史。事實並非如此，美國不僅從二戰中獲取了巨大的戰爭和地緣政治紅利，讓自己成長為一個無可匹敵的大國，更是通過戰爭讓美國的這些所謂盟友臣服。日本、德國是直接被美國打服的，直接駐軍了，不服也不行。英國、法國這些都是美國挽救下來的，也總得懷著感恩的心情。加上體量上也無法跟美國比肩，只能做美國的小弟。但無論過去是如何來的，至少現在，川普想要徹底終結這一切。他的政府明確告訴歐洲：“2027年前自己管好防務”；要求日本、韓國等亞洲盟友為美軍保護“付費”；對加拿大、丹麥發出領土威脅；對幾乎所有盟友加征關稅；同時將中俄定位為“合作夥伴”，試圖與它們瓜分勢力範圍。換句話說，美國不再提供“公共產品”，而是開始收取“保護費”；不再維護規則，而是赤裸裸地推行強權政治（Machtpolitik）。多極世界的幻覺：19世紀協調？還是20世紀混戰？這麼做的後果是什麼？大西洋月刊認為，這樣做的後果就是世界將進入一個多極化的世界。在我們看來，多極化沒什麼不好啊。但大西洋不這麼認為。它認為，多極化世界過去有過，就是大國競爭，各自劃分勢力範圍，其結果就是無窮盡的戰爭。它說，一些人鼓吹“多極化更和平”，甚至以19世紀的“歐洲協調”為範本，幻想中美俄能像當年的英法俄普奧一樣，通過外交協商維持穩定。但這完全是歷史誤讀。1815到1914年的所謂“百年和平”，實則充斥著數十場大國戰爭：克里米亞戰爭死50萬人，普法戰爭一年內傷亡超40萬。那不是和平，只是大戰之間的喘息。而今天若重回多極格局，意味著中國、俄羅斯、美國、德國、日本等強國每隔十年就可能爆發一場大規模衝突——邊界重劃、人口流離、貿易中斷，甚至核風險上升。這並非危言聳聽，而是1945年前數百年的常態。更關鍵的是，今天的“多極”與19世紀有本質不同：當年的奧地利、普魯士是“滿足的大國”，只想守成；而今天的中國和俄羅斯是“不滿的大國”，渴望重塑秩序。而美國此刻的退場，恰恰給了他們千載難逢的機會。德國日本都將重新武裝大西洋月刊描繪了一幅可怕的圖景。如果美國不再保護盟友，那麼美國的歐洲和亞洲盟友將不得不重新武裝自己。歐洲正在覺醒。面對東有俄羅斯、西有“敵對美國”的雙重壓力，德國、法國、波蘭已開始討論全面重新武裝，甚至不排除發展核武器。德國右翼政黨AfD已成為議會第二大黨，民族主義情緒高漲。曾經因美國秩序而“去軍事化”的歐洲，正被迫回歸“正常國家”狀態——即擁有獨立防務與地緣野心的大國。亞洲也在轉向。日本新任首相高市早苗的上台，標誌著其民族主義與自主防衛路線的強化。韓國、澳大利亞同樣在重新評估對美依賴。當美國既不能提供安全保障，又對其徵收高額關稅時，忠誠自然瓦解。這些國家未來不再是美國的盟友，而是獨立的戰略行為體。它們對美國的態度，將從信任轉為警惕，甚至敵視。一個曾因美國秩序而和平共處的世界，正滑向人人自危、各自為營的新戰國時代。美國正在失去最寶貴的資產：聯盟網路對於這種發展趨勢，大西洋月刊認為最大的輸家其實是美國。中國戰略家閻學通曾一針見血地指出：中美真正的差距，不在GDP或航母數量，而在於美國擁有全球最廣泛的聯盟體系。當美國出兵伊拉克，有49國支援；當中國或俄羅斯行動，永遠只有自己。如果美國失去盟友體系，美國將不再偉大。而川普正在親手摧毀這一優勢。當他對盟友經濟掠奪、政治羞辱、安全拋棄，卻還指望他們在關鍵時刻為你站隊——這無異於痴人說夢。如果維護舊秩序“太貴”，那麼迎接新混亂的代價，只會更高——不僅是金錢，更是生命、自由與繁榮。歷史不會終結，它只是循環。而這一次，美國選擇主動退出舞台中央，把世界推回1914年之前的黑暗叢林。唯一的區別是：這一次，連“燈塔”自己也熄滅了。無疑，大西洋月刊太過於迷戀過去了。首先，美國過去確實提供了全球公共產品，但與美國的獲得霸權紅利相比，美國仍然是霸權體系最大受益者。其次，美國不當霸主，這是歷史趨勢和必然。沒有美國的世界，並不會滑落到叢林時代。因為這個世界，並非真的由美國一個國家支撐。它是由國際法支撐的，是全球國家對和平和規則的共同嚮往支撐的。多極化將給除美國之外的所有國家帶來發展紅利。多極化的現實，是基於人類文明對歷史的認識進步，和對文明層次的提升，並非是歷史的倒退和輪迴。大西洋月刊之所以不看好多極化，是因為它理解不了更高級的文明。在它的眼裡，除了霸權就只有叢林世界。 (生思孰慮)

世界劇變的序幕正緩緩拉開。人類正同時遭遇技術變革、社會動盪與前所未有的繁榮，多重衝擊交織造就了“超音速海嘯”般的顛簸格局。從1898年美西戰爭的歷史迴響到當下無約束的勢力範圍爭奪，從能源技術主導權的重構到全球南方國家的戰略覺醒，世界格局正經歷全方位重構。相互依存被武器化，供應鏈、能源流成為博弈工具，而氣候變化、AI武器化等全球性挑戰卻亟需跨國合作。這場變革無關優劣，卻深刻改寫著權力規則與發展邏輯。本文整合多方重磅論述，從歷史、權力、能源、地緣、全球南方等維度，解析世界格局演變的底層邏輯。在這個充滿分裂與機遇的動盪時代，唯有讀懂趨勢、備好應對之策，才能在混亂中尋找秩序，在競爭中留存合作空間，穿越這段人類歷史上極為特殊的過渡期。以下，Enjoy：“接下來的3-7年，將是人類歷史上極度撕裂的過渡期……我們將同時經歷三件事：劇烈的變革、社會動盪，以及前所未有的繁榮。人類並不擅長在短時間內應對多重重大變化，這就是過渡期’顛簸’的根源。”——伊隆·馬斯克，2026年1月6日，特斯拉德州超級工廠訪談2026年初，當馬斯克在特斯拉超級工廠發出上述警告時，世界輿論正因另一場劇變而沸騰：川普跨國抓捕了馬杜洛，美國對一個主權國家採取了前所未有的行動，全球秩序的崩壞以一種驚人的速度擴大。馬斯克所描述的”超音速海嘯”——技術變革對社會結構的衝擊，正與地緣政治的劇烈重組同步發生。最近，《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雜誌與《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等先後刊發了多篇重磅文章，匯聚歷史學家、國際關係學者、前政府官員等多方聲音，共同審視這個劇變中的世界。這些文章雖然視角各異、側重不同，卻不約而同地指向一個與馬斯克類似的核心判斷：我們正處於一個歷史性的過渡期，舊秩序正在瓦解，而新秩序尚未成形。有學者甚至用一個詞來定義，就是“極端不確定性”。舊的體系正在瓦解，但我們尚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外交事務認為，世界正在進入新的帝國時代，但是，“這是一種只有勢力範圍邏輯，卻無勢力範圍約束的狀態。”今天這篇文章，我們將綜合梳理這些重要論述，從歷史回歸、權力重構、能源競爭、地緣博弈以及全球南方的崛起等多個維度，呈現當下世界格局演變的全貌。01. 歷史的迴響：1898年的幽靈《外交事務》刊發的《新帝國時代》一文，以其深厚的歷史縱深感令人印象深刻。作者開篇便引用了一個頗具諷刺意味的場景：2014年俄羅斯入侵克里米亞後，時任美國國務卿約翰·克里曾感嘆普丁的行為表現出”19世紀的作派”。然而十餘年後，這句話竟精準地描述了美國自身的外交政策走向。文章將當前的局勢與1898年的美西戰爭進行了系統性的歷史比較。1898年是美國外交史上的一個轉折點，當時，在短短數月間，美國擊敗了西班牙帝國，獲得了菲律賓、關島、波多黎各等殖民地，建立了對古巴的保護國地位，一躍成為太平洋強權。作者指出，麥金萊總統時期確立的權力與安全觀，建立在三大支柱之上：經濟繁榮、領土擴張和”文明”理念。當時的美國精英將”文明”理解為社會成就的晴雨表，將不同民族按進步程度分級。這種觀念深受種族、社會和文化偏見的影響，卻為海外干預提供了道德合法性。文章敏銳地指出，當今政府的政策同樣體現了這種”文明和平論”的思維，即認為如果世界上像美國的國家多一些，國際事務將變得更加可預測與和平。然而，歷史也提供了一個警示故事。作者提出了“干預者陷阱”(The Meddler’s Trap)這一概念：干預行動往往會使決策者越陷越深，誤以為周邊事件比實際更關乎本國利益。菲律賓的例子便是明證。美國的吞併決定引發了長達數年的叛亂，造成了數十萬人死亡，而菲律賓直到1946年才獲得獨立。正如西奧多·羅斯福1907年向塔夫脫承認的那樣：“菲律賓構成了我們的阿喀琉斯之踵。”這一歷史教訓對當下的啟示是深刻的。隨著國家變強，它們往往會感到更不安全。更大的權力導致了更大的脆弱感，而干預行動一旦開始，想要抽身便變得極為困難。02. 舊秩序的崩塌與新世界的輪廓《紐約時報》觀點版面邀請的五位作家，從不同角度描繪了舊秩序崩塌後的世界圖景。牛津大學歷史學家瑪格麗特·麥克米倫的判斷最為直接：“我們都已習慣的國際秩序——回過頭看，甚至到了自滿的地步，如今狀況堪憂，甚至是致命的。”塔夫茨大學國際政治學教授莫妮卡·達菲·托夫特則指出，二戰後基於規則的秩序正在崩潰，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正伸手去拿那本過時的劇本，即劃分勢力範圍。她列舉了一系列令人警醒的事實：俄烏戰爭、東亞隱憂、以及對北約盟友領土的公開威脅。將這些行動聯絡在一起的是一個共同的前提：“大國必須擴張，否則就會滅亡。”托夫特教授進一步分析了當今勢力範圍與二戰後雅爾塔體系的本質區別。1945年的雅爾塔協定是在精疲力竭的國家之間達成的，旨在防止全球衝突捲土重來。儘管那一安排對東歐國家極不公平，但它是經過談判的、有邊界的，服務於各方的共同利益。而當前正在形成的勢力範圍卻缺乏這種”紀律”——“這是一種只有勢力範圍邏輯，卻無勢力範圍約束的狀態。”更令人擔憂的是，今天的大國合作正在枯萎。本世紀人類將面臨的一些最具生存威脅的挑戰，如未來的流行病、氣候變化、人工智慧武器化、網路攻擊和跨國恐怖主義，根本無法由任何國家獨自應對。然而，隨著世界再次分裂成敵對的勢力範圍，解決這些威脅所需的合作正在萎縮。03. 能源與技術：權力的新維度哥倫比亞大學歷史學教授亞當·圖茲的分析另闢蹊徑，從能源角度審視權力格局的演變。他以一個著名的歷史細節開篇：20世紀初，溫斯頓·丘吉爾下令將英國無畏艦隊的燃料由煤炭改為石油，此舉實際上”欽定”了美國——當時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產國——成為20世紀的天然霸主。如果全球競爭與技術和能源密不可分，那麼國家獲取動力的方式或許就能預示下一個世界秩序的形態。圖茲教授指出，在綠色能源領域，已經出現了一個無可爭議的巨頭。東方大國全方位地追求能源，駕馭著一支由科學家和工業研發人員組成的大軍，鼓勵私營企業家建立生產電池和太陽能電池板的創新工廠，這些工廠如今主導著世界市場。馬斯克在近期訪談中也表達了類似的觀察。他指出，能源將成為AI競爭的關鍵瓶頸：“人們目前瘋狂地追求算力、追求晶片，但如果你沒有足夠的’瓦特’來驅動這些晶片，算力就無法落地。”他坦言：“在太陽能領域，中國做得非常出色，令人驚嘆，目前太陽能產能約每年1500吉瓦。”他預測到2026年，中國在發電量和AI算力方面將取得顯著優勢，“人們低估了電力供應的難度，也低估了在能源基礎設施上的投入。”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部分國家的政策走向卻呈現出一種”蒸汽朋克”式的懷舊色彩：對風力渦輪機的恐懼、對科學的攻擊、對石油的執念。圖茲教授尖銳地指出：“’蒸汽朋克’是虛構的，而太陽能電池板卻是真實的；人工智慧需要吉瓦級的電力；無人機對戰列艦構成了威脅。”這一判斷與前政府官員拉什·多希的觀察形成呼應。多希指出，在技術競爭中，真正的力量源泉並非領土控制，而是技術掌控。他援引歷史說明：18世紀，當一些國家目光短淺地在歐亞草原上建立勢力範圍時，英國卻通過完善蒸汽機贏得了那個世紀；19世紀，當歐洲人痴迷於瓜分非洲時，美國則通過發明電氣化和大規模製造實現了飛躍。多希提供了一組令人深思的資料：按購買力平價計算，某些新興經濟體的規模已經相當可觀，其工業基礎和發電量都在快速增長，在電動汽車和下一代核反應堆等新技術領域處於領先地位。這表明，在技術競賽中，傳統大國如果將精力過度分散在領土擴張上，可能會錯失真正的戰略機遇。04. 全球南方：被忽視的變數昆西治國方略研究所”全球南方”項目主任薩朗·希多爾的文章，提供了一個常被忽視卻至關重要的視角。他觀察到，面對大國的關稅攻勢，世界的反應出人意料——除了少數國家，幾乎沒有任何國家採取報復行動。許多國家排隊簽署協議，那怕條件並不有利。然而，這種表面的順從掩蓋了更深層的變化。希多爾指出，儘管超級大國的單極霸權時代已成過去，但全球化並未死亡，它只是在變形。在2025年，從加拿大、印度、印度尼西亞，到馬來西亞、紐西蘭和秘魯，各國紛紛簽署了新的雙邊貿易協定。區域集團也表現活躍：東盟深化了與主要經濟體的長期自由貿易協定，將合作範圍擴展至數字和綠色領域；歐盟開啟了與跨太平洋集團的一體化談判；南方共同市場的貿易協定也在推進之中。在能源轉型領域，全球南方國家正在積極採用綠色技術。在電動汽車銷量方面，尼泊爾、新加坡、泰國、烏拉圭、越南等國的表現已經相當亮眼。非洲和南亞的太陽能裝機量也在激增。這表明，無論大國的政策如何搖擺，技術進步和市場力量仍在推動著全球能源結構的轉型。巴西學者馬蒂亞斯·斯佩克特的分析則更具理論深度。他指出，那些受上世紀強加等級制度影響的國家，現在成為了全球歷史下一章的核心。印度、巴西、南非、伊朗等國都經歷過不同程度的佔領、監護或外部約束。作為一個群體，它們在治理風格、安全考量和發展戰略上分歧嚴重，但它們分享著一套由統治與反抗鑄就的政治語法。對它們而言，“主權不是一個抽象概念，它是一項來之不易的資產，極易受到威脅，並將被猛烈捍衛。”斯佩克特精闢地總結了這些國家的策略轉變：“在各個大陸，中小型強國的政府日益採取避險而非結盟，多方投機而非單一承諾，進行交易性談判而非順從。”這種策略的核心在於保留選擇的權力，而非被動地選邊站隊。05. 相互依存的武器化斯佩克特還提出了一個頗具洞察力的觀點：相互依存不再約束權力，而是越來越被武器化、改道和配給。供應鏈、支付系統、能源流、資料網路和食品市場都已成為施壓的工具。“影響力不僅通過軍隊傳播，也通過市場和基礎設施傳播。”然而，脅迫也會招致反彈。斯佩克特指出：“大國施壓越狠，招致的反彈就越大，無論是在軍事、經濟還是技術上。這種反彈可能不總是戲劇性的反抗，而是通過拖延、稀釋、選擇性合規和戰略模糊來進行更安靜的阻撓。”這一觀察與希多爾的判斷相互印證。在關鍵礦產領域，智利和印度尼西亞成功開發了豐富的鋰和鎳資源，受此啟發，越南和辛巴威也加強了對本國礦產資源的開發力度。薩赫勒地區的一些國家甚至將西方持有的礦業資產收歸國有。這些行動表明，在一個相互依存被武器化的世界裡，資源富集國正在學會利用自己的籌碼。06. 極端不確定性的時代麥克米倫教授的文章為這場討論提供了一個歷史學家特有的審慎態度。她坦言：“在過去大約十年裡，許多人厭倦了展望一個只會老調重彈的未來。快速行動、打破常規，或者至少撼動現狀，似乎是大膽、激進和新穎的。好吧，我們現在就在這兒了。”她用”極端不確定性”(radical uncertainty)來定義當前的時代特徵。舊的體系正在瓦解，但我們尚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也許事情很快會平息，形成一種新常態。但如果歷史有任何指導意義的話，我們不應指望這一點，相反，我們應該為長期的動盪做好準備。”麥克米倫列舉了諸多破壞性因素：不可預測的選民、貿易戰、人工智慧及其投資泡沫、人口老齡化和地球變暖。她特別強調了軍控機制失效的風險：“一些國際軍控協議被任其失效或被直接無視，而其他急需更新的協議，如防止核擴散或太空軍事化的協議，卻無人問津。”在這個不可預測的世界裡，麥克米倫預期會出現更多”熱點”，大國將在此極力爭取排他性的勢力範圍，並在陸地和海洋相遇之處發生衝突。較小的國家可能會爭先恐後地在某一方的庇護下尋找避難所，但如果它們看到更好的交易，就會改變效忠對象。“這種不斷的重新洗牌本身就帶有風險。歷史上，大國以及中等國家總是被捲入其被保護國的爭吵中。戰爭可能由意外引發。但一旦開始，它們就難以控制或結束，並可能像森林大火一樣吞噬沿途的一切。”07. 未來的形態：混亂是肯定，秩序是需要智慧的綜合這些論述，下一個世界秩序的輪廓開始隱約可見。它不會是一個由單一霸權主導的體系，也不會是將全球整齊劃分為敵對陣營的兩極格局。用斯佩克特的話說，它“可能會更加粗糙、更加即興且更具爭議性：由試圖劃線的大國和那些對等級制度記憶猶新、不斷測試、彎曲和重新談判這些界線的國家共同塑造。”希多爾則用一個生動的比喻來描述這種新秩序——印度的雜燴飯(Khichdi)，一種由米飯和豆類混合煮成的食物。“這種雜燴飯看起來或許有些雜亂，卻能排毒養顏，增強體質。以此為範本的世界將減少自上而下的控制，更多地體現自我組織，其驅動力更多源於實用主義而非意識形態。”在這樣的未來，多邊機構如二十國集團和金磚國家可能成為危機管理協調平台；許多行動可能源自富有進取心的中小國家，正如小島嶼國家在氣候問題上發揮的作用已遠超其體量；開放貿易國家集團的出現預示著新的合作模式。然而，沒有人對這一轉型過程抱有樂觀幻想。正如希多爾所言：“新秩序的誕生歷來鮮有井然有序之時。這一次又怎會例外？”結語這些來自不同背景、持有不同立場的學者和分析人士，在一個關鍵判斷上達成了共識：我們正在經歷一個歷史性的轉折點。無論人們對它有多少批評，二戰後建立的國際秩序確實提供了一種可預測性和穩定性。而當這種秩序開始瓦解時，取而代之的並非一個更美好的新世界，而是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過渡期。圖茲教授的一句話或許最能概括當前的局勢：“目前的展望是廉價能源肆意驅動下的多極混亂：一場充斥著無人機和重質原油的’多重危機’。”在這樣的時代，歷史的教訓顯得尤為珍貴。1898年的故事提醒我們，帝國擴張的衝動往往導致”干預者陷阱”；雅爾塔體系的經驗表明，沒有約束的勢力範圍劃分比有規則的體系更加危險；全球南方的覺醒則證明，霸權的時代確實已經過去，任何試圖恢復舊秩序的努力都將面臨結構性的阻力。面對這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新時代，或許我們能做的，就是像麥克米倫教授建議的那樣，“為長期的動盪做好準備”，同時在混亂中尋找秩序的可能，在競爭中保留合作的空間。畢竟，人類面臨的真正挑戰——氣候變化、流行病、技術失控，並不會因為大國的博弈而消失。它們只會在等待中變得更加緊迫。而馬斯克的告誡或許值得我們銘記：“做一個樂觀但錯誤的人，比做一個悲觀但正確的人要好。我們要去創造那個值得期待的未來。”在這個”超音速海嘯”般的變革時代，保持清醒的頭腦與行動的勇氣，或許是我們穿越這段顛簸過渡期的唯一方式。 (格上財富)

【俠客島按】最近的兩個態勢很值得關注。一是達沃斯論壇上，美國和盟友的激烈爭吵。比如加拿大總理卡尼，直言不諱地說“基於規則的舊秩序已死”，（美國）把關稅當作槓桿，把金融基礎設施當作脅迫工具，把供應鏈當作可以被利用的脆弱點，呼籲中等國家共同行動，否則就會在“菜單上”。川普則稱歐洲已“面目全非”，說卡尼對美國沒有感恩，是美國讓盟友有了今天，美國勢必要拿格陵蘭島等等。二是不少國家政要密集來華訪問。眼下在中國的是英國首相斯塔默，從去年12月到現在，芬蘭總理奧爾波、愛爾蘭總理馬丁、加拿大總理卡尼、韓國總統李在明、法國總統馬克宏等都來訪問，德國總理梅爾茨計畫2月來華。如何理解這樣的動向？我們與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公共政策學院院長、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鄭永年教授進行了對談。1、俠客島：您如何看待以卡尼為代表的“舊秩序已死”的觀點？鄭永年：從卡尼到歐洲各國領導人，可以用“覺醒”形容他們的發言。當然，不是自己“醒”的，是被川普的大棒“打醒”，打到自己頭上才“覺醒”。這次達沃斯論壇，標誌著傳統“西方”概念、“全球北方”概念的死亡。二戰到現在的“舊世界”“舊秩序”，是西方世界塑造的。其倒塌的根本原因是西方世界的倒塌。歸根結底，是因為美國撐不下去了，美國作為“帝國”，無法提供足夠的、有效的國際公共產品，盟友體系、自由國際秩序支撐不下去了。二戰後，美國為維持和“保護”西方作出了不計成本的貢獻。但這產生了兩重後果：一是這些國家高度依賴美國，並且視美國保護為當然，越來越沒有自身能力；二是這些國家沒有足夠貢獻，這使美國自身地位難以為繼。在川普看來，是美國“養”著這些國家，提供了國際福利，但這些國家在享受福利的同時沒有維持秩序，變成“養懶人”“養懶國”，所以他要“壯士斷腕”地“拯救”西方。其實歐巴馬時期就討論過這個問題，但傳統精英都是既得利益者，很難去自我解剖。作為“局外人”的川普沒有包袱，他是商人，依靠民粹主義起家，也有足夠的勇氣，就做了。這麼一來，西方精英必然反對，所以出現公開“對罵”的場景。卡尼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年會上發表演講。來源：“中國日報”視訊號2、俠客島：如果“舊秩序已死”，新秩序是什麼？是白宮現在推行的攻城略地式的叢林法則嗎？鄭永年：新秩序還沒出現。沒有秩序，“新世界”只能是無政府狀態。眼下，沒有一個或幾個大國能獨力構造新秩序，各大國都轉向建構以自己為中心的區域秩序，即國際秩序“封建化”；世界也缺乏能夠讓中等國家或較小國家接受的“共主”。“自然”形成的秩序，就是達爾文式的叢林世界。“川普2.0”的美國，正在開啟近代以來曾經盛行、但後來被世界拋棄的兩種主義：新殖民地主義和帝國主義。他屬於典型的馬基雅維利主義傳統，用目的證明手段正確。對拉美，川普實行的是新殖民地主義，比如委內瑞拉；對世界更多的地方，川普則實行毫不掩飾的傳統帝國主義，如把墨西哥灣改成“美國灣”、欲控巴拿馬運河、威脅加拿大、奪格陵蘭島。這首先出於美國的擴張本質。若非擴張過度，就不會有今天的“收縮”。“收縮”是為了調整和鞏固，鞏固美國的內部、周邊和後院，以便將來更強有力的擴張。近代以來國際政治經驗告訴我們，無論是殖民地主義還是帝國主義，都具有競爭性，即各列強之間的競爭；結束不了俄烏衝突，美國就轉而聚焦自己的擴張。3、俠客島：歐洲為了尋求空間，跟印度簽了貿易協議；加拿大、英國等也在尋求更多空間。“覺醒”是否能夠轉化為行動？鄭永年：言詞很美好，意願很強烈，現實很冷酷。要從美國的庇護中獨立出來，首先得有能力。這些國家有嗎？歐洲說了很多年戰略自主，現在還遙遙無期。美國能允許這些國家獨立出去自立門戶、不聽美國嗎？即便能獨立，能改變大國、中等國家、小國的格局和序列嗎？國際政治是很殘酷的。中等國家如此，小國的悲劇更多。這是個對小國家並不友好的時代。今年發生了美國強擄馬杜洛事件，給拉美小國製造了恐怖環境；隨後美國的盟友們遇上了格陵蘭島問題。如果一個強權可以隨意強行攫取利益，世界就沒有了任何基礎。一般來說，當大國能夠“規矩”一些的時候，小國的日子就好過一些；但實際上，只有“規矩”有利於自己的時候，某些大國才會守“規矩”。這是西方熟悉的世界，也是我們所批判的。白宮發佈“川普和企鵝漫步格陵蘭島”圖。圖源：網路4、俠客島：一些外媒分析稱，近期西方國家領導人密集來華訪問，是川普把盟友“推向中國”，或者說這些國家又開始把目光轉向中國。卡尼就表示，中國很穩定、可預期，這是談合作的基礎，中加也簽署了協議，中國新能源車的關稅從100%降到6.1%，引人矚目。此類合作是否會越來越多？為什麼他們都選擇來中國找機會？鄭永年：西方媒體慣於用中國嚇唬川普，這一點我們要清楚。外媒說這種話，是因為西方還是在自己歷史的影子裡看中國，覺得那些盟友離開了美國就得去找中國，還是“非友即敵”的思維模式。美國不會允許這些國家“脫美投中”。跟中國走得太近，會被美國敲打。中國穩定、可預期，是好談合作的夥伴。中國是市場經濟，又不結盟，且不像西方那樣自己發展完就抽“梯子”，而是發展的同時把“梯子”伸出去，希望開發中國家共同現代化。有這樣的基礎，中國的施展空間就很大。當美國“退回”西半球時，中國應當更好地維護自己的全球利益。美國丟掉自由貿易的旗幟，我們還要堅持。美國批次“退群”、對聯合國體系不屑一顧，我們依然堅持維護這一體系。舊世界沒有了，新世界怎麼建構？中國是關鍵變數。我們跟所有的國家打交道，包括美國、俄羅斯、中等國家和小國。中國是包容性、開放性的文明，就是要繼續推動全球化。某種程度上，達沃斯隱含的主題依然是中俄。川普明確告訴西方，面對來自俄羅斯和中國的挑戰，只有美國有能力來為西方世界提供安全保障。但這種安全戰略能實現多少？要打問號。比如“退回”拉美，美國可以強擄馬杜洛，但能把委內瑞拉治理好嗎？不是說把力量投射到西半球就一定能得到西半球，不見得，也有可能陷入“拉美陷阱”。 拉美有很多親美力量，但反美力量同樣強大。他也不可能指揮美國的企業，資本有自己獨立的評估。美國一百多年都沒把拉美弄好，現在就能搞好？故事剛剛開始，後面還很複雜。事實上，中國能做的事情，有很多是美國做不了的。比如新能源車，是白宮放棄的；中國搞基礎設施建設，這是美國短板。如果門羅主義能搞好拉美，拉美也不會反美、不會找外部投資者。做好自己的事，以自己的方式繼續推動全球化，在自身提供國際公共品的同時也呼籲各國共同參與，這就是中國現在在做、未來仍將繼續做下去的事情。 (俠客島)

2026 年 1 月20日，在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加拿大總理Mark Carney首次以國家領導人身份登台發聲。這場題為“Principled and Pragmatic: Canada’s Path《有原則且務實：加拿大的道路》”的演講，不只是一次外交亮相，更像是一份對世界秩序變局的冷靜診斷書，贏得各界的廣泛好評。在人們已經習慣了世界就是一個草台成員的情況下，出現這麼一個理性、專業、有洞察力的領導人，著實讓人耳目一新。卡尼直言不諱地指出當下地緣政治的困局：我們身處一個大國競爭的時代，以規則為基礎的秩序正在褪色，強者想做什麼就能做什麼，弱者只能承受其所必須承受的。卡尼把自己的國家定位於中等強國，他指出中等強國不應該被動地隨波逐流，而是要積極地發揮自己的行動空間，強調加拿大並非無力旁觀者。他運用了金融領域的風險管理概念來避險地緣風險，他說：“當大國連規則與價值的表面文章都不再維持，只為毫無束縛地追逐權力與自身利益——那種交易主義帶來的收益將越來越難以複製。霸權國家不可能無休止地把關係變現、把盟友當收費項目，盟友會為避險不確定性而分散佈局以重建主權，類似於買保險。那種曾經建立在規則之上的主權，將越來越轉而錨定於抵禦壓力、扛住衝擊的能力，這就是典型的風險管理。”他說，“主權就是承受壓力的能力。”他借用捷克思想家哈維爾《無權者的力量》的意象，提出“弱者真正的力量，始於誠實地做自己，停止假裝世界仍按舊規則運轉”，直呼中等強國“直面現實、重建能力、結成聯盟”。他用一句高度凝練的話概括加拿大的新外交取向——“價值基礎上的現實主義”。——有原則：主權和領土完整，除《聯合國憲章》另有規定外禁止使用武力、尊重人權；——也務實：認識到進步是漸進的，利益存在分歧，並非所有夥伴都認同我們的價值觀，不再幻想抽象秩序會自動保護自身，而是從國內實力、產業安全、盟友協作出發，重塑行動力。在2025年這個加拿大最關鍵的歷史關口，他從金融領域走向總理府，把金融危機中的“壓力測試”思維，移植到國際政治舞台。這也是加拿大在“後特魯多時代”的一次自我重塑。與前任更強調道義敘事和象徵政治不同，卡尼的語言冷靜、克制，更具操作性。他不承諾世界會變得更好，只強調加拿大必須先變得更強、更清醒、更可靠。“強者有他們的力量，但我們也有：直面現實、鍛造實力、聯合行動的能力。”或許，這就是在新世界格局中，“中等強國”該選擇的路或者是肩負的使命。在局勢瞬息萬變的時刻，保持冷靜，卡尼這種沉穩而深思熟慮的領導風格，與其個人經歷高度一致。馬克·約瑟夫·卡尼（Mark Joseph Carney），1965年3月16日生於西北地區的史密斯堡。他的祖父母是愛爾蘭人，卡尼六歲時，全家搬到艾伯塔省的埃德蒙頓。卡尼是妥妥的學霸和冰球愛好者。在哈佛就讀本科期間，是冰上曲棍球校隊的候補守門員，牛津大學期間，是冰上曲棍球俱樂部的副隊長，他於1993年和1995年獲得牛津大學經濟學碩士和博士學位。卡尼先是在高盛工作了13年，曾參與高盛處理1998年俄羅斯金融危機的工作。2008年2月正式上任加拿大央行行長，成為8國集團和20國集團中最年輕的央行行長。卡尼預計美國金融危機將蔓延全球，加拿大央行向加拿大金融系統提供大量額外流通性，承諾將利率維持在一年內儘可能低的水平，這些措施對加拿大安全度過金融危機起到了積極作用。2013年7月1日，馬克·卡尼接替退休的默文·金爵士，出任英國央行行長，成為英格蘭銀行自1694年建立以來第一位非英國人行長。2020年3月卸任英格蘭央行一職，被任命為聯合國氣候行動與金融特使，同時擔任加拿大總理特魯多的非正式顧問。2023年8月，卡尼被邁克爾·布隆伯格任命為彭博社新董事會主席。2025年1月6日在總理特魯多辭職後，卡尼投入領導競選活動，並辭去了所有參與的執行、董事會和諮詢職位。2025年3月9日，卡尼以85.9%的得票率當選加拿大自由黨黨首，隨後於3月14日出任第24任加拿大總理，成為第一位從未擔任過民選職位的加拿大總理。卡尼曾擁有三重國籍。透過其家族血統獲得了愛爾蘭公民身份，在擔任英格蘭銀行行長期間取得了英國護照。當選加拿大總理後，卡尼決定一心一意只做加拿大人，他在開始新工作之前放棄了愛爾蘭和英國國籍。以下是卡尼2025年達沃斯演講全文（現場翻譯版）：非常感謝，Larry，我準備先用法語開場，然後再切回英語。今天能在這樣一個關鍵歷史節點與各位相聚，是一種榮幸，也是一份責任。對加拿大、對世界都是一個轉折點。今天我將談論世界秩序的斷裂。那段“令人愉快的虛構”正在終結，而一場殘酷現實正在開啟。在這場現實中，大國地緣政治幾乎不再受任何約束。但我也要指出：其他國家—— 尤其是像加拿大這樣的中等強國並非無能為力，我們具備建構一種新秩序的能力，它應當融入我們的價值觀——比如對人權的尊重，可持續發展，團結互助，以及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弱者的力量” 首先來自於誠實——敢於做自己。似乎每天，我們都會被提醒：“我們身處一個大國競爭的時代，以規則為基礎的秩序正在褪色，強者想做什麼就能做什麼，弱者只能承受其所必須承受的”。修昔底德的這句格言，被包裝成一種不可避免的宿命，正在重新佔據主導地位，彷彿這就是國際關係的“自然邏輯”。而面對這種邏輯，各國很容易形成一種強烈傾向——順著走，只求相安無事，選擇遷就，避免惹麻煩，寄希望於“服從就能換來安全” 。但事實並非如此。那我們還有什麼選擇？1978年，捷克異見人士瓦茨拉夫·哈維爾，後來成為總統。他寫過一篇文章，題為《無權者的力量》。他在文中提出了一個簡單的問題：共產主義制度為何能維持運轉？他的答案從一個菜店老闆講起。每天清晨，店主都會在櫥窗裡貼上一張標語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他並不相信——誰也不信，但他還是照貼不誤，只為避免麻煩，用來表明順從，好讓日子過得下去。而因為每條街的每家店都這麼做，這個制度才得以延續，它不僅靠暴力維繫，也靠普通人的參與，參與那些他們私下知道是虛假的儀式，哈維爾把這稱為“活在謊言之中”。制度的力量不來自它的真實，而來自每個人都願意配合演下去，彷彿那就是真理。而它的脆弱也恰恰來自同一處，當那怕有一個人不再配合表演，當那位菜店老闆把標語取下來，幻象就開始出現裂縫。朋友們，是時候讓企業與國家，把自己的“標語”摘下來了。幾十年來，像加拿大這樣的國家一直在我們所謂的 “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之下繁榮。我們加入它的機構，我們稱頌它的原則，我們受益於它的可預期性。也正因為如此，我們才能在它的庇護下推行以價值觀為導向的外交政策。我們也明白：這個關於國際秩序的故事，在某種程度上並不完全真實。最強者會在需要時給自己開例外，只要“方便” ，貿易規則的執行往往並不對等。我們也知道，國際法的適用嚴不嚴格，常取決於被告或受害者“是誰”。但這套“虛構的秩序”曾經有用，尤其是美國霸權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許多公共品，開放的海上航道，穩定的金融體系，集體安全，以及解決爭端的制度框架支援等，這也是我們之所以願意把“標語”貼在櫥窗裡，參與那些儀式，並且大體上避免去點破言辭與現實之間裂縫的原因。但現在，“這筆交易”行不通了。我直說：我們正處在一次斷裂之中，不是一次“過渡” ，在過去二十年裡，一連串金融危機、公共衛生、能源以及地緣政治危機，暴露了極端全球一體化的風險。而且更近些時候，大國開始把經濟一體化當作武器，用關稅作籌碼、作槓桿，用金融基礎設施實施脅迫，把供應鏈變成可被利用的脆弱點，當“一體化”變成被支配的來源時，你就不可能繼續活在“互利共贏”的謊言裡。靠所謂融合來維持那套敘事，中等強國賴以依託的多邊機構，所依賴的體系——世貿組織、聯合國，氣候大會（COP）等架構，也就是集體解決問題的整套制度架構，都正面臨威脅。因此，許多國家得出了相似的結論：必須在能源、糧食、關鍵礦產、金融與供應鏈等領域，打造更強的戰略自主能力。這種衝動可以理解，但一個連自己都養不活的國家，無法自給燃料、也無法自我防衛的國家，卻選擇不多。當規則不再保護你，你就必須保護自己。但我們要清醒：這條路會通向那裡？一個由“堡壘”構成的世界會更貧窮、更脆弱，也更不可持續。還有另一個事實，如果大國連“規則與價值”的表面文章都不再維持，只為毫無束縛地追逐權力與自身利益——那種交易主義帶來的收益，也會越來越難以複製。霸權國家不可能無休止地把關係變現、把盟友當“收費項目”，盟友會為避險不確定性而分散佈局。他們會“買保險” 增加選項，以重建主權，那種曾經建立在規則之上的主權，將越來越轉而錨定於抵禦壓力、扛住衝擊的能力。在座各位都明白：這就是典型的風險管理。當然風險管理也必然要付出代價。但戰略自主、主權的成本，也可以由大家共同分擔。聯合投入，韌性建設，比各自築起堡壘更便宜，也勝過人人各建一座“要塞”。共同標準能減少碎片化，優勢互補帶來的是正和收益。因此，對加拿大這樣的中等強國來說，問題不在於要不要適應新的現實，因為我們必須適應。真正的問題是：我們是只靠把牆砌得更高來適應，還是能做得更有雄心。現在加拿大是最早聽到“警鐘”的國家之一，這促使我們從根本上調整戰略姿態。加拿大人知道，過去那些讓人安心的假設—— 以為憑藉地理位置與盟友關係，就能自動帶來繁榮與安全的假設，已經不成立了。我們的新路徑，基於亞歷山大·斯塔布所稱的“基於價值觀的現實主義”——或者換句話說，我們力求做到既有原則又務實。原則體現在我們恪守基本價值觀：主權和領土完整、除《聯合國憲章》另有規定外禁止使用武力、尊重人權。務實體現在，我們認識到進步往往是漸進的，利益存在分歧，並非所有夥伴都認同我們的價值觀。我們以開放的心態，廣泛而戰略性地參與其中。我們戰略上保持清醒、睜大眼睛，我們主動面對真實的世界，而不是坐等世界變成我們希望的樣子。我們正在校準各類關係，讓合作的深度體現我們的價值觀。鑑於世界秩序的不斷變化、由此帶來的風險以及接下來事態走向的巨大利害關係，我們優先考慮廣泛參與，以最大限度地發揮我們的影響力。我們不再只依賴價值觀的力量，也要重視實力的價值。我們正在國內內夯實這種實力。自本屆政府執政以來，我們下調了所得稅、資本利得稅以及企業投資相關稅負，清除了所有聯邦層面的障礙以促進省際貿易。我們正在加速推進總額達一兆美元的投資，投向能源、人工智慧、關鍵礦產、新的貿易走廊等領域。我們將把國防開支翻一番，在本十年末之前實現，並以帶動本國產業發展的方式推進。對外方面，我們也在迅速實現多元化。我們已與歐盟達成一項全面的戰略夥伴關係，其中包括加入 SAFE （Security Action for Europe, 歐洲安全行動）以及歐洲防務採購安排。我們在過去幾個月還簽署了另外12項貿易與安全協議，覆蓋四大洲，用時僅六個月。就在過去的幾天裡，我們又達成了新的戰略夥伴關係，對象包括中國和卡達。我們正在與印度、東盟泰國、菲律賓以及南方共同市場（Mercosur）就自由貿易協定談判。我們還在做另一件事，來幫助解決全球性問題。我們推行“可變幾何”策略，換句話說，以共同的價值與利益為基礎，不同議題，組建不同聯盟。比如在烏克蘭問題上，我們是“志願聯盟”（coalition of the willing）的核心成員，按人均計算，我們在其防務與安全方面的貢獻位居前列。在北極主權問題上，我們堅定與格陵蘭和丹麥站在一起，並完全支援他們獨特且正當的權利，由他們來決定格陵蘭的未來。我們對北約《第五條》的承諾堅定不移。因此，我們正與北約盟友一道行動，包括北歐與波羅的海國家等，進一步鞏固聯盟的北翼與西翼安全。其中包括通過加拿大前所未有的投入，建設超視距雷達、潛艇、飛機，以及地面部隊 ——還有“冰上靴子”。加拿大堅決反對圍繞格陵蘭的關稅措施，並呼籲開展有針對性的磋商，以實現我們在北極的共同目標 ——安全與繁榮。在諸邊貿易方面，我們倡導搭建一座橋樑，連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與歐盟，從而形成一個新的貿易集團，覆蓋15億人口；在關鍵礦產方面，我們正以G7為支點組建“買方聯盟” ，讓世界能夠實現多元化，擺脫對集中供應的依賴；在人工智慧方面，我們與理念相近的民主國家合作，確保我們最終不會被迫在“霸權國家”和“超大規模雲廠商”之間二選一。這並非天真的多邊主義，也並非依賴於日漸式微的機構。它指的是與擁有足夠共同立場、能夠攜手行動的夥伴，逐個議題地建構有效的聯盟。在某些情況下，這些夥伴將代表絕大多數國家。它還意味著，在貿易、投資和文化領域建構一張緊密的聯絡網路，以便我們應對未來的挑戰和機遇。中等強國必須攜手行動，因為如果你不在談判桌上，你就成了別人的盤中餐。至少在眼下，大國可以單打獨鬥，它們擁有市場規模、軍事實力和話語權，可以左右談判。中等強國則不具備這些條件，如果我們只與霸權國家進行雙邊談判，我們就是在弱勢地位下談判，只能接受對方給出的條件，彼此競爭，看誰更“會配合”、更願意讓步。這不是主權這只是在“表演”主權，同時卻接受被支配的地位。在大國競爭的世界裡，夾在中間的國家其實有選擇：要麼相互爭寵、爭取偏愛；要麼聯合起來，開闢一條真正有影響力的“第三條路”。我們不應讓硬實力的崛起矇蔽雙眼，忽視合法性、正直和規則的力量依然強大——只要我們選擇把它們聯合起來使用。這讓我又想起了哈維爾。對於中等強國而言，“活在真相中”意味著什麼？意味著給現實重新命名。別再把“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掛在嘴邊，彷彿它還像宣傳的那樣正常運轉。要直呼其名，這其實是一個大國競爭不斷加劇的體系，最強者追逐自身利益，並把經濟一體化當作脅迫工具。意味著言行一致地行動。對盟友與對手一視同仁，適用同一套標準，當中等強國批評某一方的經濟脅迫，卻對另一方的脅迫保持沉默時，我們就是還把“標語”貼在櫥窗裡。意味著要踐行我們所宣稱的信念。建立並維護那些能夠真正發揮作用的制度和協議，讓它們確實“如其所述”地運轉，而不是坐等舊秩序的恢復。意味著要削弱那些助長脅迫的槓桿。建設強大的國內經濟始終應該是各國政府的首要任務。國際多元化不僅僅是經濟上的審慎，更是誠實外交政策的物質基礎。因為一個國家要贏得堅持原則立場的資格，就必須降低自己遭到報復的脆弱性。所以，加拿大—— 加拿大擁有世界所需要的一切我們是能源超級大國。我們擁有豐富的關鍵礦產資源。我們擁有世界上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人口。我們的養老基金是全球規模最大、最成熟最專業的投資者之一。換句話說，我們擁有資源、資本、人才，以及一個財政實力雄厚、能夠果斷行動的政府。我們擁有許多其他國家所嚮往的價值觀。加拿大是一個多元化且運轉良好的社會。我們的公共領域充滿活力、多元包容且自由開放，加拿大人始終致力於可持續發展。在這個動盪不安的世界裡，我們是一個穩定可靠的夥伴——是那種著眼長遠、重視並經營關係的夥伴。而且我們還有另一點，我們看清了正在發生什麼，並決心據此採取行動。我們明白，這場斷裂，需要的不只是“適應” ，它要求我們直面真實世界，坦誠以對。我們正在把“標語”從櫥窗裡取下來。我們知道，舊秩序不會回來了，我們也不該為它哀悼，懷舊不是策略。但我們相信，從這道裂縫中，我們能夠建起更宏大、更美好、更強大、更公正的東西。這正是中等強國的使命所在。它們在堡壘林立的世界裡損失最大，在真正合作的世界裡獲益最多。強者有強者的力量，我們也有我們的力量。我們有能力停止假裝，給現實正名，在國內夯實實力，並攜手共同行動。這就是加拿大的道路，我們公開而自信地選擇它。而這條路，也向任何願與我們同行的國家敞開。非常感謝！2026達沃斯卡尼演講英文版（來自Prime Minister of Canada）Thank you, Larry.It’s a pleasure – and a duty – to be with you at this turning point for Canada and for the world.Today, I’ll talk about the rupture in the world order, the end of a nice story, and the beginning of a brutal reality where geopolitics among the great powers is not subject to any constraints.But I also submit to you that other countries, particularly middle powers like Canada, are not powerless. They have the capacity to build a new order that embodies our values, like respect for human right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olidarity,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of states.The power of the less powerful begins with honesty.Every day we are reminded that we live in an era of great power rivalry. That the rules-based order is fading. That the strong do what they can, and the weak suffer what they must.This aphorism of Thucydides is presented as inevitable – the natural logic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asserting itself. And faced with this logic, there is a strong tendency for countries to go along to get along. To accommodate. To avoid trouble. To hope that compliance will buy safety.It won’t.So, what are our options?In 1978, the Czech dissident Václav Havel wrote an essay called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In it, he asked a simple question: how did the communist system sustain itself?His answer began with a greengrocer. Every morning, this shopkeeper places a sign in his window: “Workers of the world, unite!” He does not believe it. No one believes it. But he places the sign anyway – to avoid trouble, to signal compliance, to get along. And because every shopkeeper on every street does the same, the system persists.Not through violence alone, but through the participation of ordinary people in rituals they privately know to be false.Havel called this “living within a lie.” The system’s power comes not from its truth but from everyone’s willingness to perform as if it were true. And its fragility comes from the same source: when even one person stops performing — when the greengrocer removes his sign — the illusion begins to crack.It is time for companies and countries to take their signs down.For decades, countries like Canada prospered under what we called the 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 We joined its institutions, praised its principles, and benefited from its predictability. We could pursue values-based foreign policies under its protection.We knew the story of the international rules-based order was partially false. That the strongest would exempt themselves when convenient. That trade rules were enforced asymmetrically. And that international law applied with varying rigour depending on the identity of the accused or the victim.This fiction was useful, and American hegemony, in particular, helped provide public goods: open sea lanes, a stable financial system, collective security, and support for frameworks for resolving disputes.So, we placed the sign in the window. We participated in the rituals. And largely avoided calling out the gaps between rhetoric and reality.This bargain no longer works.Let me be direct: we are in the midst of a rupture, not a transition.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a series of crises in finance, health, energy, and geopolitics laid bare the risks of extreme global integration.More recently, great powers began using economic integration as weapons. Tariffs as leverage. Financial infrastructure as coercion. Supply chains as vulnerabilities to be exploited.You cannot “live within the lie” of mutual benefit through integration when integration becomes the source of your subordination.The multilateral institutions on which middle powers relied— the WTO, the UN, the COP – the architecture of collective problem solving – are greatly diminished.As a result, many countries are drawing the same conclusions. They must develop greater strategic autonomy: in energy, food, critical minerals, in finance, and supply chains.This impulse is understandable. A country that cannot feed itself, fuel itself, or defend itself has few options. When the rules no longer protect you, you must protect yourself.But let us be clear-eyed about where this leads. A world of fortresses will be poorer, more fragile, and less sustainable.And there is another truth: if great powers abandon even the pretence of rules and values for the unhindered pursuit of their power and interests, the gains from “transactionalism” become harder to replicate. Hegemons cannot continually monetize their relationships.Allies will diversify to hedge against uncertainty. Buy insurance. Increase options. This rebuilds sovereignty – sovereignty that was once grounded in rules, but will be increasingly anchored in the ability to withstand pressure.As I said, such classic risk management comes at a price, but that cost of strategic autonomy, of sovereignty, can also be shared. Collective investments in resilience are cheaper than everyone building their own fortress. Shared standards reduce fragmentation. Complementarities are positive sum.The question for middle powers, like Canada, is not whether to adapt to this new reality. We must. The question is whether we adapt by simply building higher walls – or whether we can do something more ambitious.Canada was amongst the first to hear the wake-up call, leading us to fundamentally shift our strategic posture.Canadians know that our old, comfortable assumption that our geography and alliance memberships automatically conferred prosperity and security is no longer valid.Our new approach rests on what Alexander Stubb has termed “values-based realism” – or, to put it another way, we aim to be principled and pragmatic.Principled in our commitment to fundamental values: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the prohibition of the use of force except when consistent with the UN Charter, respect for human rights.Pragmatic in recognising that progress is often incremental, that interests diverge, that not every partner shares our values. We are engaging broadly, strategically, with open eyes. We actively take on the world as it is, not wait for a world we wish to be.Canada is calibrating our relationships so their depth reflects our values. We are prioritising broad engagement to maximise our influence, given the fluidity of the world order, the risks that this poses, and the stakes for what comes next.We are no longer relying on just the strength of our values, but also on the value of our strength.We are building that strength at home.Since my government took office, we have cut taxes on incomes, capital gains and business investment, we have removed all federal barriers to interprovincial trade, and we are fast-tracking a trillion dollars of investment in energy, AI, critical minerals, new trade corridors, and beyond.We are doubling our defence spending by 2030 and are doing so in ways that builds our domestic industries.We are rapidly diversifying abroad. We have agreed a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with the European Union, including joining SAFE, Europe’s defence procurement arrangements.We have signed twelve other trade and security deals on four continents in the last six months.In the past few days, we have concluded new strategic partnerships with China and Qatar.We are negotiating free trade pacts with India, ASEAN, Thailand, Philippines, Mercosur.To help solve global problems, we are pursuing variable geometry— different coalitions for different issues, based on values and interests.On Ukraine, we are a core member of the Coalition of the Willing and one of the largest per-capita contributors to its defence and security.On Arctic sovereignty, we stand firmly with Greenland and Denmark and fully support their unique right to determine Greenland’s future. Our commitment to Article 5 is unwavering.We are working with our NATO allies (including the Nordic Baltic 8) to further secure the alliance’s northern and western flanks, including through Canada’s unprecedented investments in over-the-horizon radar, submarines, aircraft, and boots on the ground. Canada strongly opposes tariffs over Greenland and calls for focused talks to achieve shared objectives of security and prosperity for the Arctic.On plurilateral trade, we are championing efforts to build a bridge between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nd the European Union, creating a new trading block of 1.5 billion people.On critical minerals, we are forming buyer’s clubs anchored in the G7 so that the world can diversify away from concentrated supply.On AI, we are cooperating with like-minded democracies to ensure we will not ultimately be forced to choose between hegemons and hyperscalers.This is not naive multilateralism. Nor is it relying on diminished institutions. It is building the coalitions that work, issue by issue, with partners who share enough common ground to act together. In some cases, this will be the vast majority of nations.And it is creating a dense web of connections across trade, investment, culture on which we can draw for futur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Middle powers must act together because if you are not at the table, you are on the menu.Great powers can afford to go it alone. They have the market size, the military capacity, the leverage to dictate terms. Middle powers do not. But when we only negotiate bilaterally with a hegemon, we negotiate from weakness. We accept what is offered. We compete with each other to be the most accommodating.This is not sovereignty. It is the performance of sovereignty while accepting subordination.In a world of great power rivalry, the countries in between have a choice: to compete with each other for favour or to combine to create a third path with impact.We should not allow the rise of hard power to blind us to the fact that the power of legitimacy, integrity, and rules will remain strong — if we choose to wield it together.Which brings me back to Havel.What would it mean for middle powers to “live in truth”?It means naming reality. Stop invoking the “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 as though it still functions as advertised. Call the system what it is: a period of intensifying great power rivalry, where the most powerful pursue their interests using economic integration as a weapon of coercion.It means acting consistently. Apply the same standards to allies and rivals. When middle powers criticise economic intimidation from one direction but stay silent when it comes from another, we are keeping the sign in the window.It means building what we claim to believe in. Rather than waiting for the old order to be restored, create institutions and agreements that function as described.And it means reducing the leverage that enables coercion. Building a strong domestic economy should always be every government’s priority. Diversification internationally is not just economic prudence; it is the material foundation for honest foreign policy. Countries earn the right to principled stands by reducing their vulnerability to retaliation.Canada has what the world wants. We are an energy superpower. We hold vast reserves of critical minerals. We have the most educated population in the world. Our pension funds are amongst the world’s largest and most sophisticated investors. We have capital, talent, and a government with the immense fiscal capacity to act decisively.And we have the values to which many others aspire.Canada is a pluralistic society that works. Our public square is loud, diverse, and free. Canadians remain committed to sustainability.We are a stable, reliable partner—in a world that is anything but—a partner that builds and values relationships for the long term.Canada has something else: a recognition of what is happening and a determination to act accordingly.We understand that this rupture calls for more than adaptation. It calls for honesty about the world as it is.We are taking the sign out of the window.The old order is not coming back. We should not mourn it. Nostalgia is not a strategy.But from the fracture, we can build something better, stronger, and more just.This is the task of the middle powers, who have the most to lose from a world of fortresses and the most to gain from a world of genuine cooperation.The powerful have their power. But we have something too – the capacity to stop pretending, to name reality, to build our strength at home, and to act together.That is Canada’s path. We choose it openly and confidently.And it is a path wide open to any country willing to take it with us.（英文版來自Prime Minister of Canada） (雋永書房)

據新華社報導，加拿大總理卡尼（Mark Carney）20日在瑞士達沃斯舉辦的世界經濟論壇年會上說，加拿大強烈反對美國為得到格陵蘭島加征關稅。卡尼表示，近來，一些大國把關稅當作施壓槓桿，把金融基礎設施作為脅迫工具。他指出，包括世界貿易組織、聯合國在內，集體解決問題的制度架構正面臨威脅。媒體報導稱，卡尼當日發表了一場措辭強硬的演講並警示：中等國家必須覺醒。他直言不諱地指出，二戰後建立的“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正在消亡”，世界已進入大國零和博弈的時代。卡尼警告稱，在這種環境下，“‘霸權國家’可以為所欲為，弱者只能承受苦難”。卡尼在演講中呼籲全球中等強國放棄“‘順從’能換取安全”的幻想，轉而採取聯合行動抵制“霸權國家”的脅迫。他強調，面對將貿易、金融和供應鏈武器化的霸權行為，中等國家必須建立新的聯盟架構，“因為如果我們不在談判桌上，我們就會成為別人的盤中餐（if we’re not at the table, we’re on the menu）。”這一表態發生的背景十分敏感。近期，美國總統川普威脅對盟友加征關稅，並再次荒謬地提出“購買格陵蘭島”，甚至赤裸裸地發佈了一張美國國旗覆蓋格陵蘭和加拿大的地圖。據新華社報導，川普20日凌晨在社交媒體上發佈圖片，他手拿美國國旗登上格陵蘭島，身後站著美國副總統范斯和國務卿魯比奧，旁邊指示牌上寫著“格陵蘭島2026年成為美國領土”。川普當天還發佈了另一張圖片：他在白宮辦公室與歐洲領導人會面，後面展板上的地圖中，除美國本土外，加拿大、格陵蘭島和委內瑞拉均被美國國旗覆蓋。卡尼的講話被市場廣泛解讀為加拿大外交和經濟戰略的理性回歸，即從單純依賴日益不確定的傳統盟友（美國），轉向尋求更廣泛的戰略自主和全球化合作。01. 拒絕“活在謊言中”卡尼在演講開篇引用了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的格言，並借用捷克政治家Václav Havel關於“蔬菜店老闆”的寓言，深刻剖析了當前國際關係的虛偽性。“幾十年來，像加拿大這樣的國家在所謂的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下繁榮發展……我們知道這個故事部分是虛假的，霸權國家會在方便時豁免自己，貿易規則被不對稱地執行，”卡尼說道，“但這筆交易不再奏效了。”他指出，世界正處於“斷裂”而非“過渡”之中。過去二十年，金融、衛生和地緣政治危機暴露了極端全球一體化的風險。更重要的是，某些大國已經開始“利用經濟一體化作為武器，以關稅作為籌碼，以金融基礎設施作為脅迫手段，以供應鏈作為可利用的漏洞”。卡尼警告各國政府和企業不要再“活在謊言中”，即明知規則已失效卻為了避免麻煩而假裝遵守。“當一體化成為你從屬地位的來源時，你無法生活在通過一體化互惠互利的謊言中，”他直言，“是時候把窗戶上的招牌取下來了。”02. “不在餐桌上，就在菜單上”面對當前局面，卡尼為中等強國提出了一條務實的新路徑：不要試圖建立更高的圍牆，而是要建立更具雄心的聯盟。他將這種策略稱為“可變幾何（variable geometry）”，即基於共同價值觀和利益，針對不同議題組建不同的聯盟。“中等強國必須採取一致行動，”卡尼在演講中留下了這句擲地有聲的金句，“因為如果我們不在談判桌上，我們就會成為別人的盤中餐。”他分析稱，某些大國目前尚有資本“單打獨鬥”，利用市場規模和軍事能力發號施令。但中等國家如果僅與霸權國家進行雙邊談判，則是“從弱勢地位進行談判”，最終只能接受對方的施捨，甚至為了討好霸權而相互競爭。“這不是主權。這是在接受從屬地位的同時表演主權，”卡尼說道。03. 轉向“基於價值觀的現實主義”為了應對這一新現實，卡尼宣佈加拿大正在根本性地轉變戰略姿態，採取“基於價值觀的現實主義（value-based realism）”。這意味著加拿大不再被動等待世界變好，而是主動出擊，建立硬實力和多元化的關係網。在經濟和國防層面，卡尼列舉了一系列力度較大的改革措施：國防升級： 承諾在本十年末將國防開支翻倍，投資潛艇、超視距雷達等，並加入歐盟的國防採購安排（SAFE）。貿易多元化： 加拿大近期已與中國和卡達締結了新的戰略夥伴關係，並正在與印度、東盟（ASEAN）、泰國、菲律賓和南方共同市場談判自由貿易協定。關鍵資源： 正在快速推進在能源、人工智慧（AI）和關鍵礦產領域1兆美元的投資。據央視新聞報導，2026年1月14日至17日，加拿大總理卡尼應邀對中國進行正式訪問。訪問期間，雙方就深化經貿合作達成廣泛共識，簽署了《中國—加拿大經貿合作路線圖》，形成了關於處理雙邊經貿問題的初步聯合安排。卡尼特別提到，加拿大正與志同道合的民主國家在AI領域合作，以確保最終不會被迫“在霸權者和超大規模企業之間做出選擇”。04. 隱晦抨擊霸權脅迫儘管卡尼在演講中未直接點名美國總統川普，但他對“美國霸權（American hegemony）”的提及以及對特定地緣政治事件的回應，清晰地指向了來自南部鄰國的壓力。針對川普對格陵蘭島的主權聲索及相關關稅威脅，卡尼表達了強硬立場：“在北極主權問題上，我們堅定地與格陵蘭和丹麥站在一起……加拿大強烈反對因格陵蘭問題徵收關稅。”他同時重申，加拿大對北約第五條款（集體防禦）的承諾是“不動搖的”。卡尼呼籲中等國家停止對盟友和對手實行雙重標準。“當中等強國批評來自一個方向的經濟恐嚇，卻對來自另一個方向的恐嚇保持沉默時，我們就是在窗戶上掛著那塊招牌（意指自欺欺人），”他說。演講最後，卡尼強調舊秩序不會回歸，懷舊不是戰略。他呼籲各國承認現實，通過建立國內經濟實力和國際多元化來贏得採取原則立場的權利。“這就是加拿大的道路……這條道路向任何願意與我們同行的國家敞開。” (華爾街見聞)

河浪武史：據稱日本一家大型銀行應美方的要求，向美國駐日大使館提供4億日元。理由是紀念美國建國250周年。“我們生活的現實世界，自古以來就由力量支配”，川普的最主要親信斯蒂芬·米勒毫不避諱地如此表示……河浪武史：美國第二屆川普政府已上台一年。世界很快就被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所支配。弱者的屈服將導致強者的壯大，美國力量的行使已開始越過界限。日本企業向美國提供巨額“捐款”據稱日本一家大型銀行應美方的要求，向美國駐日大使館提供4億日元。理由是紀念美國建國250周年。這是比能登半島地震時的5000萬日元還高的破格“捐款”。日本的大型商社和大型車企也進入捐獻簿，日方的捐款額有可能超過100億日元。美國向日本方面解釋稱，將用這筆資金舉辦派對。日本企業對其合理性表示質疑，但同時認為“面對川普2.0時代的當今美國，誰也無法抗拒”。面臨電力短缺的美國將從2026年開始投入1000億美元規模的資金，啟動核電站的新建和擴建。這是能源政策的重大轉變，但據日美外交消息人士透露，川普政府要求日本承擔這筆資金。日歐韓為了規避“川普關稅”壓力，承諾了總額達1.5兆美元的對美投資和貸款。要想在屬於世界最大市場的美國做生意，企業和國家都必須投入巨額資金。“從遠古時代開始，世界就由力量支配”“我們生活的現實世界，自古以來就由力量支配”，川普的最主要親信、白宮副幕僚長斯蒂芬·米勒毫不避諱地如此表示。川普也斷言“我不需要國際法”，對委內瑞拉採取了閃電式武力行動。美國赤裸裸宣揚力量的支配。無論是軍事實力還是經濟實力都處於劣勢的各國“在叢林法則之下，只能接受身為弱者的命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前首席經濟學家奧利弗·布蘭查德（Olivier Blanchard）如此表示。弱者的屈服或許會使強者更加囂張。一直重視國際規則的日本和歐洲，並沒有試圖用世界貿易組織（WTO）的規則來制止川普政府的對等關稅。日歐在美國對委內瑞拉動武問題上也避免明確批評美國，含糊其辭。委內瑞拉反對派領導人瑪麗亞·科里納·馬查多將剛剛獲得的諾貝爾和平獎獎牌“贈與”川普。川普政府過去一年的強硬政策牽強地說還有一些道理。川普關稅的背後是巨額貿易逆差，攻擊委內瑞拉也算具有阻止毒品流入的名義。但對丹麥領的格陵蘭島的取得找不到任何理由。這裡不存在安全方面的危機，也沒有毒品流入的風險。儘管如此，美國開始表現出不惜動用武力的態勢，表示將對反對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同盟國徵收關稅。日益增加的美國侵犯主權的行為明顯越過了底線。叢林法則帶來的兩大風險川普2.0進入第二年。叢林法則同時給世界和美國帶來風險。一個是力量向全球擴散，另一個是美國力量的衰退。世界不得不用力量加以對抗。不僅是中俄，歐洲和亞洲也將增加國防費，世界軍事支出到2035年有可能增至2.5倍，達到6.6兆美元。經濟也成為實力的較量。中國借助可能違反WTO規則的巨額補貼降低出口價格，在2025年創出了歷史最高的貿易順差。美國有衰退的風險。在二戰後，美國在沒有國際社會支援的情況下發動了越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都因巨額軍費而出現財政拮据，導致貨幣危機和金融危機，結果國力下降。川普政府無視了沒有同盟國協助，就無法建立霸權體制的歷史事實。與霸權國家不同，“普通國家”有時把國家利益置於世界秩序之上。日歐一邊批判俄羅斯侵略烏克蘭，一邊繼續採購俄羅斯的能源。如果不喜歡美國的力量支配，普通國家也必須面對維護國際秩序的負擔和摩擦。 （日經中文網）

導語：未來幾年，最重要的因素是其他幾種力量得到良好管理。應對這一系列情況有好的方法和不好的方法，而最佳方法是根據機率行事，進行良好的多樣化投資，並堅持遵循合理的基本面原則。至於身處那些地方最有利，我認為是那些正確掌握這些基本面的國家。這讓我想到最後一個原則：如果你毫無擔憂之心，那就應該感到擔憂；而如果你憂心忡忡，那麼反倒無須過於焦慮。願你找到有效原則，應對未來變局。在過去50多年的投資生涯裡，橋水基金創始人瑞達利歐曾多次得以成功預判重大趨勢。俗話說：「愚者把事情複雜化，智者把事情簡單化。」世間萬物皆有其運行規律，一切變化如同永動機般周而復始。在達利歐看來，世界這個機器的運作是由五大力量驅動的，包括債務/貨幣/經濟周期、內部秩序和混亂周期、外部秩序和混亂周期、自然力量和人類的創造力。當這五種力量共同作用時，它們便構成了從「舊秩序」向「新秩序」演進過程中，和平繁榮與衝突蕭條交替出現的整體大周期。作為全球宏觀投資者，達利歐的成功更多的是靠應對未知，而非依賴已知。對這五大力量的深刻洞見，正是他對未來下注的關鍵所在。他坦言道，“在我50多年的專業投資生涯中，通過押注這種因果關係賺了很多錢......儘管很多關鍵的未知和不確定性仍然存在，但我確信這些是最大且最重要的力量。”未來5-10年是所有主要秩序發生巨大變化的時期，在警世新作《國家為什麼會破產：大周期》中，達利歐將基於這五大力量的未來預測，毫無保留地分享給大家。希望幫助你更理解當下和預測未來，找到值得押注的好機會。01. 債務/貨幣/經濟周期 未來5年，下一個重大危險訊號一直以來，短期債務周期始終存在，我預計它們將持續存在。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短期周期將累積成「大債務周期」。短期債務周期的平均持續時間通常約為6年，上下浮動3年；長期債務周期平均持續時間約為80年，上下浮動25年。這些債務周期受到其他因素的影響，同時也反過來影響其他事物，其中最重要的是我提出的另外四大力量。如生命周期一樣，大周期也會經歷不同的階段。當下我們正處在「第5階段」的晚期階段，就在引發大周期終結的蕭條和戰爭階段之前。這是一個激進的且通常充滿出人意料的變化的時期，這些變化在人的一生中可能未曾出現過，但在歷史上屢見不鮮。根據我的衡量，美國和大多數主要國家（七國集團其他成員國和中國）都負債過重，處於大債務周期的後期階段，不得不經常依賴MP3（即通過央行購買債務來為大規模財政赤字融資）。因此，如果不以某種方式控制其長期債務周期問題，那麼以主要儲備貨幣計價的債務資產和債務負債發生非自願性重大重組/貨幣化的可能性非常高——未來5年內約65%的可能性，未來10年內約80%的可能性。我們需要警惕的下一個重大危險訊號（即債務危機即將發生的訊號）是，現有持有人大規模拋售政府債務資產（如債券）。這將與新政府債務的發行和銷售一起，造成相對於需求的巨大供給。這會迫使央行面臨兩難：要麼讓名義利率和實際利率大幅上升，要麼大量印錢並購買長期政府債務以維持這些利率的低位，從而使債務和貨幣貶值。顯然，消除如此龐大的債務負擔符合這些國家的利益。透過研究歷史，我發現當國家處於類似境地時，會使用各種在當時和現在看來都極端且難以想像的方式來減輕債務負擔。這些極端行動包括凍結債務支付、沒收敵對國家資產、徵收懲罰性稅收和實施資本/外匯管制、務違約/延長期限，以及改變流通貨幣類型（通過與黃金等硬資產脫鉤或創造新型貨幣）。我並不是說這些事情一定會發生，但我確實想指出領導人必須妥善管理債務供需問題。重要的是要意識到這些極端行動帶來的風險，並隨時關注局勢變化。在我看來，最好的方案是採用我的「3%三部分」解決方案，同時配合一個「和諧的去槓桿化」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通縮性去槓桿化方式（如財政緊縮和債務重組）與通膨性去槓桿化方式（如貨幣政策寬鬆和債務貨幣化）達到平衡。無論如何，為支撐非生產性人群過度消費而藉入遠超償還能力的債務的時代即將結束。展望未來，兩三年後同時發生債務緊縮和經濟衰退的風險相當大，為了規避風險，必須把主要目標放到同時提高生產力和減輕債務負擔上（這也將降低債務和貨幣的價值）。02. 內部秩序與混亂周期 從民主轉向專制，3-5年內會走向極端國家內部存在短期的政治波動，平均持續時間約為6年，上下浮動3年。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波動會累積成內部秩序的重大轉變，這種轉變通常持續約80年，上下浮動25年。在民主國家中，選舉周期與經濟周期大致同步，因為糟糕的經濟狀況通常會導致政治變革。當下，美國的政治分裂已經變得深刻且頑固。事實上，這一現像是全球性的，只是在不同的國家中程度不同。人們在生產力、財富和價值觀上的差距擴大，以及對民主制度運作方式的不滿情緒增加，導致了更多的民粹主義衝突，並催生了類似於1905—1914年和1933—1938年的政策。這種衝突時期往往是向更專制的政府形式過渡的時候。當民主制度失敗時，專制制度便會取而代之。在混亂時期，金融、政治和軍事力量比法律更為重要，而專制制度通常比軟弱、混亂的集體主義更為有效。在新興的秩序中，金融和政治權力比法律更為重要，而專制制度通常比軟弱、混亂的集體主義更為有效。在大多數情況下，從民主制向專制制度的轉變是在民主規則框架內進行的，並且會在幾年內（通常是3-5年）逐漸走向極端。我們現在正在目睹這部充滿戲劇性的電影的高潮：唐納德·川普和他的政府團隊掌控美國，試圖通過“讓美國再次偉大”來扭轉其衰落。他試圖透過重建美國的競爭力來實現這一目標。與此同時，我們也看到許多國家、產業和公司的領導人，以及廣大民眾都在努力超越他人。這種競爭現在已經激烈到了一個程度：競爭者甚至願意消滅對手。就川普總統所推行的旨在節省成本的政府變革而言，這些舉措是非常激進的，而且為了取得成功必須迅速推行。然而，這些削減措施也帶來了負面影響，因為許多會因此受到傷害的人將進行反抗，而一些寶貴的支援體系也會被削弱或廢除。記住，要想取得成功，制度就必須為大多數人創造適當的生活條件。這種情況會發生嗎？美國的挑戰在於，教育、家庭和社會系統中一直存在著深層和普遍性的腐朽，導致許多孩子未能成長為有生產力、文明和健康的人。這是一個多代際的問題，幾乎不可能解決，尤其是在領導層分散且資源不足的情況下。目前，只有一小部分人具有極高的生產力並且生活富足。更確切地說，最頂尖的那1%的人正在帶來革命性的改變。他們加上協助他們的接下來的9%的人共同構成了最頂尖的10%且做得很好。接下來的30%的人情況一般，而最後60%的人的處境則非常糟糕，也就是說，他們是淨消耗者，而非淨貢獻者。川普政府的政策旨在透過將更多的資金、權力和自由轉移到最多產的人手中，來提高生產力。這將會產生一些次生影響，而這些影響是所有人都應該考慮的。要治理一個長期管理不善、陷入混亂的國家並非易事，我建議定期關注處於社會底層的60%的人的生活狀況以及他們的感受。03. 外部秩序和混亂周期 相對中國而言，美國的衰退無可爭議正如國家內部存在內部秩序（和諧、生產力和繁榮）和混亂（重大沖突、破壞和蕭條）周期一樣，國家之間也存在外部秩序和混亂周期。作為大周期的一部分，歷史上也出現了以下兩種模式之間的巨大波動：（a）單邊主義，各國為自身利益而鬥爭，強者勝過弱者，遵循“叢林法則”或“適者生存”；（b）多邊主義，各國追求全球和諧、和平共處以及平等主義。我們現在看到國際秩序正在從一種更合作的、追求共同利益的多邊世界秩序，轉向一種更對抗的，透過大膽使用金融、政治和軍事力量追求自我利益的單邊世界秩序。在這個階段，強者霸凌弱者的現象越來越明顯。因此，弱勢帝國應該感到擔憂。誰是弱勢帝國？大家都知道，歐洲是軟弱的，容易成為獵物，俄羅斯可能會成為歐洲的敵人，而川普的「美國優先」政策很可能會導緻美國不保衛歐洲。此外，所有人都知道川普是極右翼，因此他傾向於讓美國與那些極右翼且有能力戰鬥的國家結盟，並使用胡蘿蔔加大棒的方式迫使民眾和各國做他想讓其做的事情。這正是推動新世界秩序重塑以及由美國領導的「同盟國」一方的因素。同樣重要的是，在大周期的這個階段，聯盟關係往往會隨著形勢的變化而迅速改變，勝利比忠誠更重要。例如，在二戰中，德國和俄羅斯迅速從盟友變為敵人。我們應該預期聯盟關係會以難以想像的方式迅速變化。同樣，我們可能會發現歐洲與中國的關係比歐洲與美國的關係更緊密。在大周期的這個階段，這種難以想像的變化經常發生。就美國和中國的大國衝突而言，美國相對衰落以及與中國的衝突正在增加，這是客觀上無可爭議的。下面兩張圖顯示了我對中美綜合國力的衡量和衝突強度的評估。這顯示大國衝突和「修昔底德陷阱」效應正在發揮作用。川普總統正試圖扭轉美國的相對衰落，同時美國和中國顯然處於一場尚未升級為軍事戰爭的衝突中。我不認為在可預見的未來，美中之間會發生軍事戰爭，因為雙方都知道這將導致相互毀滅，但美國和中國目前正在進行其他類型的戰爭，包括外交、網絡和貿易戰，其正在嚴重威脅和傷害對方。這對政策、投資和商業產生了影響。例如，為了贏得科技戰，各國政府正在自上而下地制定國內和國際政策，涉及晶片生產、資料中心投資與建設、電力生產、技術禁運、制裁、關稅措施、全球人才引進等領域。在我看來，最大的問題在於各國領導人的務實程度，他們及其對手將如何處理彼此的關係，以及在困難時期如何有序和明智地管理事務。我的觀點是，國際投資和商業交易將變得更加容易，數量也會增加。04. 大自然力量 自然災害機率增加，且代價日益高昂縱觀歷史，自然災害奪去的生命比戰爭更多，摧毀的秩序比其他4種力量的總和還要多。人類對自然的污染和破壞、更高的人口密度、全球範圍內更緊密的接觸（由國際旅行的增加而產生），以及因土地開發而與其他物種更密切的接觸（導致疾病在動物與人類之間傳播）都是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未來幾年，乾旱、洪水和疫情發生的機率正在增加，且代價日益高昂。鑑於世界主要國家目前債務沉重且面臨其他需求，幾乎沒有什麼措施會主動預防和應對自然環境變化所帶來的高昂成本。但無論如何，代價都將不可避免地產生——要麼是為了預防損害而投入資金，要麼是在因酷熱難耐的天氣、乾旱、洪水、海平面上升、健康問題、海洋遭到破壞、物種滅絕以及未來數年可能發生的許多其他情況而造成損害之後花錢去修復。這將需要投入大量資金來適應這些變化。對那些正深受氣候變遷影響卻又沒有足夠資源來應對的全球南方國家而言，這可能會導致國內衝突和人口外流。而流離失所的人們又會給其他國家帶來壓力，就像我們已經在美國和歐洲的移民問題上所看到的那樣，這會使得國內和國際政治局勢變得更加不穩定。05. 人類的創造力 AI將推動GDP和預期壽命指數級成長儘管前4種力量的趨勢似乎在​​惡化，但在整個人類歷史上，科技力量從未像現在這樣強大，並且在未來幾年內還將如此。在我看來，我們如今正處在一個新時代的邊緣，在這個新時代裡，機器思維將在許多方面對人類思維進行補充，甚至超越人類思維，就如同在工業革命時期，機器勞動對人類勞動的補充和超越一樣。未來5年，我們將在大多數領域看到巨大的進步，而創造出人工智慧能力只是人工智慧應用的開始。由於這些技術幾乎會影響到方方面面，因此，那些運用這些技術的國家、投資者和企業之間的業績水準將存在極大的差異。那些懂得如何有效利用這些工具的主體將獲得回報，而那些未能做到這一點的主體將受到懲罰。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從投資的角度來看，相對於為投資和開發這些新技術所付出的成本而言，其能帶來的收益目前還不明確。美國和中國現在是設計這些強大新技術的主要競爭對手。美國在研發最先進的半導體晶片方面領先於中國，但在晶片生產方面處於弱勢；而中國在先進晶片的研發上緊隨其後，在以更低成本生產較低端晶片方面領先，並且在人工智慧的應用部署上也處於領先地位。在這場競賽中，雙方肯定都會全力以赴，試圖勝過對方，一方面會複製或藉鑑對方已有的成果，另一方面也會努力保護自己已取得的成果。我始終牢記一個原則：總的來說，知識產權保護並不奏效。儘管那些核心機密（如當年原子彈的研發）或許能夠被成功保護，但任何公開使用的技術幾乎都能瞬間被覆制。此外，法律體系在執行知識產權保護方面也做得不盡人意。基於這些原因，我們應該認為，那些公開展示且備受青睞的優秀創意，大多會在約6個月內就被覆制。還需要明確的是，人工智慧並不是唯一的影響國家相對力量的重要技術。除了晶片和人工智慧，美國和中國還在許多其他技術領域展開了主要競爭，包括量子計算、基因編輯及其他生物技術、機器人技術、太空技術等。中國擁有全球40個最佳電腦科學項目中的20個，在技術競爭方面是美國的一個強大對手。總之，我對可能發生的革命性進步感到非常興奮和樂觀，這些進步將來自富有創造力/實用精神的人與資本的結合，從而獲得所需的資源（也許最重要的是這些新的人工智慧技術），並在非常有利於取得進步的環境中運作。當然，新技術是雙刃劍。例如，它們既提高了我們互相傷害的能力，也提高了我們互相幫助的能力。如上圖所示，實際GDP和預期壽命呈指數級增長，這是因為知識的加速複合增長，這種增長應該會繼續，因為人工智慧正在推動其複合增長。尾聲 應對未來變局的最佳方法我相信，未來5-10年將是所有主要秩序發生巨大變化的時期，從現在到那時將感覺像是穿越時空進入一個非常不同的現實。最強大且最重要的力量是人們如何相處。人們如果能夠共同應對問題和把握機遇，而不是彼此爭鬥，就能獲得最理想的結果。不幸的是，儘管科技已經取得了長足進步，但人性並沒有太大改變，因此這很可能依然超出了人類的能力範圍。當今新技術的積極影響將是過去30年的約150%。今天的技術革命成為對市場和經濟狀況影響最大的一次，但這種積極力量不足以壓倒債務、內部衝突、外部衝突、氣候變化和人口結構等逆風。未來幾年，最重要的因素是其他幾種力量得到良好管理。應對這一系列情況有好的方法和不好的方法，而最佳方法是根據機率行事，進行良好的多樣化投資，並堅持遵循合理的基本面原則。至於身處那些地方最有利，我認為是那些正確掌握這些基本面的國家。這讓我想到最後一個原則：如果你毫無擔憂之心，那就應該感到擔憂；而如果你憂心忡忡，那麼反倒無須過於焦慮。願你找到有效原則，應對未來變局。 （格上財富）

到 2025 年，隨著俄烏戰爭進入第四個年頭的消耗階段，再加上“美國優先”外交路線在華盛頓重新抬頭，以及歐洲各國為搭建自主安全架構而展開的一場近乎倉促的爭相佈局，當下的地緣政治版圖已經被不可逆轉地改寫。自 1995 年《代頓協議》以來，西方同盟這是第一次再度著手起草一份事關歐洲重大領土安排的方案，不過，與冷戰結束後西方霸權可以單方面設定條件的年代不同，2025 年這輪談判是在一個多極格局相互爭奪的環境中進行的，在這種環境裡，“妥協”與“綏靖”這兩個概念已經在公共話語中被武器化。對川普政府陣營的支持者而言，這份“28點和平計畫”是一場現實主義對失敗理想主義政策的糾偏，也是為了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戰而不得不做出的一筆必要交易；而在歐洲各國與基輔看來，它則構成一個新的“慕尼黑時刻”，意味著在主權能力上的拱手相讓，並且在他們眼中必然會把烏克蘭國家引向毀滅。真正的思想難題在於如何界定所謂“正當性缺口”，也就是“痛苦但必要的和平”與“災難性投降”之間那一段區間。本文提出的分析主張，合法的外交妥協與危險的綏靖之間的區分，絕不僅僅取決於是否割讓領土，更取決於戰後剩餘國家結構的完整性。通過引入一個由“侵略者意圖”、“安全補償內容”以及“協議可執行性”構成的嚴格“三元框架”，就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所謂“28點和平計畫”在結構上屬於一種綏靖安排，因為它一面將烏克蘭軍隊規模封頂在六十萬人，並且把遏制侵略者的主要指望押在經濟層面的“自動恢復制裁”上，而這種工具在面對一個擴張野心極強的對手時，很難構成足以令人信服的威懾手段。從而在結構上製造出一個安全真空。相反，歐洲方案雖然接受事實上凍結既有戰線，在條文上為一支由歐洲及志願國組成的多國擔保力量預留了法律空間；與此平行，英法正以 “志願者聯盟” 名義推動組建一支多國部隊，在未來和平協議達成後承擔在烏克蘭境內的安全保障任務。“志意者聯盟”這一機制勉強達到了合法妥協的門檻；通過向前沿部署歐洲部隊，並允許烏克蘭在八十萬兵力上限之下採取“豪豬式防禦”的姿態，歐洲方案把領土損失轉化為一種戰略整合，從而滿足了《代頓協議》和《朝鮮停戰協定》所展示的那種穩定性的歷史標準。侵略者意圖：從“有限安全需求”到“帝國復辟目標”任何和平方案的有效性完全取決於其對“敵人”的評估是否精準，而“28點和平計畫”所依據的是一種特定的學術解釋，即關於俄羅斯動機的“進攻性現實主義”，這種解釋與近年來俄羅斯行為的經驗證據形成鮮明反差。“美國優先”對烏克蘭問題的智識架構，深受進攻性現實主義學派影響，該學派的代表學者主張，俄羅斯發動入侵併非出於帝國擴張，而是源於一種由北約向烏克蘭擴張所誘發的安全困境。這種視角認為，弗拉基米爾·普丁的目標並非征服歐洲，甚至不是佔領整個烏克蘭，而是消除其邊境上一個西方堡壘，亦即將其“中立化”。這意味著俄羅斯是一個“有限安全需求”的理性行為體。依照這一理論，只要西方撤除北約成員資格這項威脅，並將頓巴斯和克里米亞作為安全緩衝讓渡出去，俄羅斯就會感到滿足，衝突也會隨之凍結。這一理論為川普計畫中最核心的讓步提供了邏輯基礎，即將烏克蘭排除在北約之外，因為如果現實主義者是正確的，那麼這一讓步就等於消除了戰爭的根源。然而，對俄羅斯國家話語以及軍事行動進行全面審視後可以發現，“有限目標假說”與事實不符。大量證據顯示，克里姆林宮的目標依然是最大化的，即實現對烏克蘭在政治上的徹底征服，並摧毀其國家認同。2025 年底，普丁再次重申，他致力於無條件實現全部戰爭目標，並且繼續將其包裝為“去納粹化”與“非軍事化”。在俄羅斯政治語境中，“去納粹化”意味著政權更迭以及清除親西方精英，而“非軍事化”則意味著將烏克蘭軍隊壓縮為一支僅能維持秩序、無法抵抗未來整合的警察性武裝。此外，俄方官員還明確表示，未來烏克蘭這個殘缺國家終究必須被吞併，並且直接否定了一個永久獨立的烏克蘭的設想。這樣的言辭，與其說是一個追求“安全緩衝地帶”的國家，不如說是一個謀求帝國復辟的國家。俄軍在戰場上的具體行為也支援“最大化目標”這一判斷。儘管川普團隊抱有“凍結”的期望，但在 2025 年末，俄軍依然在多個方向持續發動攻勢，其推進範圍超出了頓巴斯的行政邊界，目標在於摧毀烏克蘭的經濟生命力。“現實主義”假定俄羅斯會止步於頓巴斯，這無視了一個作戰現實：俄羅斯正在為烏克蘭國家的一步步走向全面瓦解創造條件。這種偏差構成了第一道、也是最危險的“綏靖缺口”。“28點和平計畫”假定俄羅斯要的是安全，認為給出中立地位就會帶來和平；而證據顯示，俄羅斯要的是征服，把烏克蘭中立化只會讓其在下一輪入侵面前失去防禦能力。以一個“理論中的俄羅斯”取代現實中的俄羅斯來設計和平方案，就有重蹈內維爾·張伯倫錯誤的風險，他當年誤以為希特勒的野心僅限於“說德語的民族”，而非整個歐洲大陸的統治。安全補償內容：是“用安全換領土”，還是“用領土換承諾”如果烏克蘭必須割讓領土，那麼這筆交易的正當性就取決於它獲得了什麼補償。被歸因於川普團隊的這份“28點和平計畫”，標誌著對前一屆政府政策路線的激進背離。該計畫主張，美國及國際社會應承認克里米亞、頓內次克和盧干斯克為事實上由俄羅斯控制的領土。這已經遠遠超出單純停火，而是對“以武力取地”的外交合法化。更關鍵的是，該計畫要求烏克蘭從其當前控制的頓巴斯部分地區撤軍，以建立一個非軍事區。這迫使烏克蘭放棄自 2014 年以來苦心經營的“堡壘防線帶”，也就是那些高度設防的防禦陣地，將防線後撤到開闊且更難防禦的地形之上。計畫還規定，將烏克蘭武裝部隊的總規模封頂在 60 萬人。表面看，這個數字似乎不小，但在一條 1200 公里的活躍前線、面對一支已擴編到 150 萬以上現役軍人並擁有後備力量的俄軍時，60 萬這一上限若還要包括後勤、空軍和海軍，就會使步兵密度危險地偏低。在歷史上，通過壓縮戰敗國常備軍規模來防止其短期內重構戰爭能力，並非沒有先例。1807 年的提爾西特和平及其後續公約，將普魯士常備軍人數壓縮到約四萬出頭，使其在相當一段時間內難以獨立發動大規模戰爭；1919 年《凡爾賽條約》則把德軍規模鎖定在十萬人，並廢除普遍義務兵役制，其明示目的就是使德國再也無法對歐洲構成軍事威脅。與這些以削弱潛在侵略者為目標的兵力封頂安排不同，在烏克蘭問題上，同樣的手法卻起到了“解除受害者武裝”的作用。通過設定兵力上限，該計畫剝奪了烏克蘭實施縱深防禦與在危機中動員預備隊的能力。計畫同時要求烏克蘭修憲，永久放棄加入北約的權利。作為這种放棄的交換條件，烏克蘭將獲得俄羅斯的一份全面“互不侵犯協定”以及美國提供的所謂“可靠安全保證”。問題在於，這份美方保證事先就被明確限定為不包括地面部隊介入。其所謂安全保障，核心手段就是“果斷協調的軍事回應”和制裁這兩項。由於缺乏“地面部隊”的實際托底，這種安全承諾在功能上與《布達佩斯備忘錄》並無二致，屬於一種“消極安全承諾”，而不是積極的防禦承諾。尤其具有爭議的一點，是方案提出要對戰爭期間的一切行為給予“全面大赦”。這一條款等於是抹去了戰時罪行審判的法律基礎，把俄軍針對平民和基礎設施的作戰方式，視為可以在政治談判中被合法當作籌碼使用的手段。“28點和平計畫”中的大赦條款，或許是其在道德層面最具腐蝕性的內容，同時在戰略層面也相當危險。通過移除追訴威脅，它降低了未來侵略的成本。歐洲方案拒絕大赦，則保留了這根道德與法律槓桿，為今後扣押主權資產作為賠償保留了正當性基礎。如果按照“安全補償”這一變數來衡量，“28點和平計畫”顯然無法通過“合法妥協”的測試。領土被拿去換一紙“互不侵犯條約”；關於加入北約這一主權選擇權，被拿去交換的，是烏克蘭在自我防衛能力上的一條硬性限制，也就是對其本國軍隊規模設定封頂。本應在戰爭審判中得以伸張的正義，則被拿去換取侵略者重返國際經濟體系的機會。這一方案並未通過增加烏克蘭的安全來彌補其失去的土地，反而是通過削弱烏克蘭的安全來換取俄羅斯的配合。而這恰恰就是綏靖在結構層面上的定義：通過削弱受害者，使其對侵略者所構成的威脅降低。協議可執行性：制裁“偽幣”與前沿駐軍“硬通貨”第三個，也是最關鍵的變數，是“可執行性”。一個糟糕卻能靠“鐵”來執行的協議，要好過一個只能靠“紙”來執行的好協議。歐洲方面對“28點和平計畫”的回應，也就是所謂“二十四點”反提案，正是試圖向整個和約架構中注入“可執行性”。意識到美國正快速走向某種“成案”，由法國、德國和英國從單純支援烏克蘭取得勝利，轉而開始謀劃一種“可以管理的失敗”。他們的反提案接受這樣一種現實：沿凍結接觸線的領土損失將成為既成事實，但同時又拒絕接受“28點和平計畫”所設計的某些具體機制。後者把希望寄託在通過制裁“自動恢復”來實施懲罰，並且明確禁止北約部隊進駐。懲罰是事後發生的，往往等到啟動時已經為時過晚；拒止則是事前發生的，具有即時性。歐洲反提案在文字設計上轉而倚重“拒止”，並未寫明北約部隊進駐，而是通過兩步來為一種不掛北約旗號的多國駐軍模式預留空間：一是設立由歐洲國家與“願意參與的非歐洲國家”組成的特別擔保國編組，二是明確寫入“烏克蘭可以自主決定受本國政府邀請的友軍在其領土上的存在、武器與行動”。與這一條文架構相呼應，自 2025 年春天起，以英國和法國為首的一批國家在軌道上打造出所謂“志願者聯盟”，作為未來落實安全擔保的一支多國政治與軍事框架。公開資料顯示，這一聯盟目前已發展到三十余個成員，集中討論的是在和平協議達成後，如何以一支多國“安撫/保證部隊”形式，為烏克蘭提供“腳踏實地”的安全支撐。歐洲方案中真正具創新性的部分，並非在條文中直接寫出“志願者聯盟”五個字，而是通過“擔保國+友軍駐紮權”的組合，為日後由志願者聯盟成員出兵、在烏克蘭境內部署多國部隊留下了制度介面。考慮到在北約內部，第五條集體防禦條款已經在政治上遭遇部分成員的掣肘，而川普方案又明確排斥以北約為框架來擔保烏克蘭安全，願意承擔風險的一批歐洲國家便在北約之外平行搭建出這樣一個多國機制，用以將來為烏克蘭提供安全保證。按照目前英國國會研究服務所梳理的方案設想，這一多國部隊的主要任務並非發動進攻，而是在陸、海、空三個維度增強烏克蘭防禦能力，包括前沿駐軍、訓練烏軍、承擔後勤與裝備保障等功能，其總體性質更接近一種“隔離/保證部隊”，而不是“遠征軍”。 如果未來真的在接觸線附近部署來自法國或英國等核國家的部隊，那麼一旦俄軍發動新的攻勢，就將不可避免地冒著殺傷核國家公民的風險，其威懾邏輯與冷戰時期西柏林美軍旅的“絆線式存在”在結構上相似。它並不要求烏克蘭形式上成為北約成員，卻在效果上試圖為烏克蘭提供一種接近北約等級的“不可輕易觸碰”的安全紅線。歐洲方案將和平時期烏軍的兵力上限提高到 80 萬人。這不是一個可以輕描淡寫的差異。額外的 20 萬人，大致相當於 40 至 50 個作戰旅。這一規模創造出了一支戰略預備隊，可以輪換前線部隊，避免如 2024 年那樣烏軍因長期高強度作戰而出現嚴重疲勞。有了 80 萬的軍力上限，再加上持續不斷的西方技術援助，烏克蘭依然能夠保持“豪豬”姿態，令對手難以下嚥。相比之下，60 萬的封頂則有可能把烏克蘭變成一個軟目標。在可執行性這一變數上，歐洲方案是合格的。它承認烏克蘭無法收復頓巴斯這一嚴酷現實，在這一點上是一種妥協；但同時，它又確保俄羅斯不能攻佔基輔，在這一點上則體現了執行力度。通過在侵略者與受害者之間擺放活生生的士兵，它達成的是一種類似朝鮮停戰模式的“合法外交妥協”，而非川普方案式的紙面和平。要進一步驗證“正當性”與“綏靖”的差別，就必須把這些方案置於歷史先例的投影之下。慕尼黑協定是“非法讓步”的典型案例，當時的張伯倫將希特勒的“最大化目標”誤判為“有限目標”。捷克斯洛伐克丟掉的不僅是領土，還包括其可防守的山地邊界與軍火工業基地，而換來的不過是英法的政治保證。當希特勒在 1939 年 3 月吞併捷克斯洛伐克剩餘地區時，英法無所作為，因為他們在當地沒有可用兵力阻止這一行為。“28點和平計畫”要求烏克蘭從在頓巴斯構築的防禦陣地後撤，為建立緩衝區而放棄堅固防線，卻主要依賴互不侵犯協定與制裁自動恢復制度等紙面承諾, 而非前沿駐軍等硬安全工具。這在戰略上與喪失蘇台德防線極為相似。《代頓協議》終結波黑戰爭，則是一種“合法妥協”。各方在戰爭過程中都曾追求以種族清洗達成最大化領土目標, 而代頓協議在很大程度上是對這種通過暴力形成的分割格局的制度化確認。關鍵在於，這筆交易由“執行部隊”（IFOR）強力執行，這是一支擁有開火授權、裝備精良的北約部隊，授權規模人數約 6 萬。如果要讓歐洲方案真正具備執行力, 合理的路徑是由部分願意承擔風險的國家組建一支類似 IFOR 的多國部隊, 在未來和平協議生效後部署在烏克蘭境內, 執行隔離、戒備與監督任務。歐洲反提案中為‘受烏政府邀請的友軍部隊’預留的條款, 正是為這種‘志願者聯盟’式架構打開了空間, 其邏輯與當年由 IFOR 負責落實代頓軍事安排的模式相呼應。它像《代頓協議》承認“塞族共和國”那樣接受事實上的分割，卻通過大量維和部隊的部署，阻止分割演變成徹底殲滅的前奏。對烏克蘭而言，最可能的情景是“朝鮮模式”。韓國在憲法層面仍將和平統一視作目標, 但在現實政策上接受了長期分治的格局; 與此同時, 美軍在非軍事區附近長期駐紮, 形成了一種以前沿駐軍硬化分界線的‘凍結衝突模式’。所謂“凍結”只有在分界線被“硬化”的前提下才能穩定存在。“28點和平計畫”提出的是“沒有駐軍的凍結”；歐洲方案提出的則是“帶駐軍的凍結”。歐洲版 24點和平方案”的條目截圖，最早公開發佈的是英國媒體 《The Telegraph》（每日電訊報）。第12條、保障國將由一個特別組成的歐洲國家及願意參與的非歐洲國家臨時核心小組構成。烏克蘭可自行決定其領土上受政府邀請的友好部隊的存在、武器和行動。劃定正當性邊界：從勢力範圍到軍事化和平的制裁、駐軍與大赦“28點和平計畫”將“自動恢復制裁”視作主要的懲罰手段。如果俄方再次發動攻擊，就重新施加制裁。問題在於，制裁的效應往往要經過數月甚至數年才會顯現，而戰場上的突破只需要幾天。等到制裁真正傷及俄國經濟，俄軍坦克很可能已經深入烏克蘭腹地。此外，一旦在川普方案的激勵下，西方企業重新進入俄羅斯市場，國內經濟利益集團為了維持這些投資的壓力將會極其強大。再度實施制裁，政治難度遠高於維持既有制裁。所謂“自動恢復制裁”，本質上是一種“戰時對手卻被當成和平時期對象”的威懾工具，遠不足以構成“正當性”的支撐。歐洲方案願意推遲烏克蘭的北約入盟，卻通過“烏克蘭可自行決定其領土上受政府邀請的友好部隊的存在、武器和行動。”這一條，為由願意國組成的多國保障部隊提供了條文基礎，從而在效果上追求一種接近北約第五條的安全保證。”這是一個頗為嫻熟的外交操作。北約成員資格需要全體一致同意，普丁顯然有理由相信，他可以依靠個別成員國持續製造阻撓，使烏克蘭入約在可預見未來難以成案。願意國自願加入的多國框架則無須共識，它只需要參與國本身的意願。在承諾實際兌現的可能性上，反而比容易被最不強硬成員掣肘的北約集體承諾更具可信度。“28點和平計畫”中的大赦條款，或許是其在道德層面最具腐蝕性的內容，同時在戰略層面也相當危險。通過移除追訴威脅，它降低了未來侵略的成本。歐洲方案拒絕大赦，則保留了這根道德與法律槓桿，為今後扣押主權資產作為賠償保留了正當性基礎。在上述詳盡分析的基礎上，我們可以劃定結束烏克蘭戰爭的“正當性邊界”。所謂“合法外交”，應當是“用安全換領土”的交易。烏克蘭暫時或永久放棄部分土地，但換得的是通過外部部隊和同盟機制所提供的實體安全，以及通過資產支援所保障的經濟可持續性。所謂“綏靖”，則是“用領土換承諾”的交易。烏克蘭丟掉土地，換來的卻是紙面保證與對自身軍力的限制。“28點和平計畫”牢牢落入後者一類。它將領土讓渡與軍力封頂結合在一起，又否定實體執行機制，結構性地削弱了受害者，卻仍以“侵略者會理性收手”為前提。這是對“賭彩者胃口有限”的“慕尼黑式錯誤”的重複。歐洲方面的反提案則屬於“合法妥協”。它接受戰場上“凍結戰線”的痛苦現實，又通過由願意國組成的多國保障部隊、更高兵力上限與凍結俄資這三大結構安排，使未來侵略的成本高到難以承受。它複製的是《代頓協議》和“朝鮮模式”那種“軍事化和平”。如果“28點和平計畫”照原樣實施，本文的推演是：接下來將出現一個為期 12 至 24 個月的“偽和平”，在此期間，俄羅斯在制裁解除的環境下重建其殘破的武裝力量，而烏克蘭則在軍力封頂與“被出賣”的國內不滿情緒中艱難掙扎。緊隨其後，很可能會出現俄軍的新一輪進攻，或許借“非軍事區內的挑釁事件”為名，從而導致烏克蘭國家的崩潰，並對美國信譽造成災難性打擊。如果歐洲模式佔上風，並且得以在美國外交壓力與歐洲軍事投入的聯合作用下落實，則結果將是一場沿第聶伯河展開的“冷戰”，一種緊張、武裝卻能維持主權民主烏克蘭在歐洲邊緣充當堡壘的對峙。這是一種醜陋的和平，但卻是穩定的和平。“28點和平計畫”與歐洲方案之間的爭論，不僅是對地圖上線條的討價還價，更是兩種國際秩序基本理論之間的較量。“28點和平計畫”代表的是一種“勢力範圍外交”的回歸，在這種模式下，大國通過交易小國主權來換取暫時的均勢。歐洲方案代表的是一種“築壘邊境”戰略，它承認自由主義秩序不再能夠擴張，卻必須用硬實力加以防守。要使任何外交和約具備正當性，它必須滿足安全補償與可執行性這兩個變數。本文的分析表明，在戰爭經濟的現實之中，“自動恢復制裁”與“互不侵犯條約”不過是戰爭經濟中的偽幣。唯有地面部隊與主權防衛能力才是真正有價值的資產。因此，任何要求烏克蘭在沒有“替代性安全力量”進駐的前提下自行裁軍的和平方案，都不是妥協，而是一種延期投降。所謂“正當性邊界”，正是西方從停止信任普丁的承諾、轉而信任自己力量的那條界線。這條邊界並非抽象概念，而是刻寫在頓巴斯的土地以及擬建防禦工事的混凝土之中。要真正理解這一選擇的份量，就必須更細緻地審視“28點和平計畫”可能製造的那個“安全真空”的具體機制。將軍隊人數上限設為 60 萬，並不是一個隨意數字，而是一種精確拆解烏克蘭“縱深防禦”原則的設計，正是這一原則令烏克蘭得以在人數處於劣勢的情況下堅持至今。在這條前線規模與二戰東線相當的戰場上，如果軍隊規模僅限於此，那支“軍隊”就不再是機動作戰的部隊，而只是拉長拉薄的“邊防警衛”。它缺乏輪換兵力的密度，意味著每一個在前線的士兵都必須堅守到他們崩潰為止；它也缺乏填補突破口的戰略預備隊，意味著一處防線被撕開就可能演變為整體崩塌。這正是《凡爾賽條約》帶來的教訓。當年十萬人的國防軍被設計為在進攻上無能為力，卻同時在將領眼中也不足以保衛國家，這種“防不勝防”的和平安排，最終催生了該條約原本試圖遏制的激進化。把類似的封頂強加在烏克蘭身上，不會帶來穩定，只會製造一種以脆弱吸引侵略的實體。與此相對，歐洲方案堅持將 80 萬視為和平時期烏軍的最低規模，這體現了一種對高強度戰爭“新現實”的清醒認識。它承認“兵力規模依然重要”。無人機時代並沒有消滅對步兵的需求，反而因戰場殺傷力的大幅提高而需要更深厚的預備力量，才能維持長期戰鬥。擁有 80 萬軍力，並以歐盟的工業能力和被凍結俄資的金融資源作為後盾，烏克蘭將具備打一場“長期消耗戰”的能力，這向莫斯科發出一個明確訊號：不存在什麼“速勝”或“突然崩潰”可供謀劃。這就是“豪豬”邏輯：一個並不主動進攻，卻堅固多刺到讓侵吞成本遠遠超過收益的國家。這一策略把“凍結衝突”從一種“戰鬥間歇”，轉變為一種“永久性威懾狀態”。關於“志願者聯盟”與北約成員資格的爭議，本質上也是“功能現實”與“外交虛構”的爭議。“28點和平計畫”中的“禁止烏克蘭加入北約”，原意是向俄羅斯提供一場象徵性的勝利，即承諾聯盟不再繼續東擴，但與此同時也剝奪了烏克蘭獲得北約第五條那種集體防衛承諾的可能，而第五條一直被視為當代安全體系中最寶貴的政治承諾之一。歐洲反提案則選擇繞開這一僵局。一方面，它在文字中承認烏克蘭的北約成員資格取決於未來聯盟內部是否形成共識，事實上接受入約處理程序將被推遲；另一方面，它又通過設想由一批歐洲國家和“願意參與的非歐洲國家”組成的特設擔保國編組，並明確寫入“烏克蘭可以自主決定受本國政府邀請的友軍在其領土上的存在、武器與行動”，為一支由“志願者聯盟”國家出兵組成的多國部隊預留了法律空間。北約作為一個由三十余成員組成、需要一致同意的條約組織，在對烏提供“即時且果斷的保障”方面，先天受制於最保守成員的否決權；只要有一國出於國內政治或遭受滲透而選擇拖延，整個集體防衛機制在危機時刻就可能陷入癱瘓。以英國、法國、波蘭及若干中東歐國家為核心、以“志願者聯盟”為名推進的多國框架，則不需要全體一致，它只要求參與國本身作出政治決定，就可以在不等待北約或歐盟完成冗長協商的前提下，先行派出“安撫部隊”或“前沿駐軍”，把真正的軍力放到接觸線附近。這相當於在第聶伯河流域套用一種“代頓模式”：和平並非由一個普遍性的大組織來抽象維護，而是由一批在地緣上、利益上都與烏克蘭休戚相關的國家組成的多國部隊來具體執行，他們自身也為這條防線承擔切身利害。在經濟維度上，兩種方案對“敵人性質”的理解差異同樣顯而易見。“28點和平計畫”對解除制裁的倚重，是基於這樣一種假定：俄羅斯仍可被“激勵”而表現得體。它把俄羅斯視作一個“誤入歧途卻還能被拉回正軌的商業夥伴”，只要條件合適便能再度融入西方經濟。這無視了俄羅斯經濟已向戰時經濟結構發生轉型的事實。克里姆林宮已經通過多種方式避險制裁影響，並將其貿易重心東移。解除西方制裁，不再是過去那種決定性的“大胡蘿蔔”，如今只是一個“甜頭”，而非“遊戲規則改變者”。歐洲方案中對那 3000 億美元被凍結俄資的沒收與重新導向，卻是一記狠狠打在俄羅斯“未來”上的“棒”。通過拿走這筆資本，並不可逆轉地用於烏克蘭重建，西方事實上是在迫使俄羅斯“提前支付戰爭賠款”。這從根本上改變了雙方的財力對比。它保證了一個正在恢復的烏克蘭擁有資源來在基礎設施與現代化水平上超越受制裁的俄羅斯。“28點和平計畫”中的“大赦”條款，其影響遠遠超出法律層面。這是一種在道德上自我放棄的安排，侵蝕了 1945 年後形成的整個國際秩序根基。如果布恰屠殺、馬里烏波爾的毀滅，以及對能源基礎設施的系統性打擊，都能通過一紙協議被“勾銷”，那麼戰爭法的約束力幾乎等於被廢除。這向所有潛在侵略者傳遞了一個訊號：大規模暴行不過是一個談判中的可作價項目，是一筆可以在最終協議中“沖銷”的成本。歐洲方面拒絕大赦，不只是為了給受害者討回公道，更是為了維護限制國家暴力的規範框架。它確保即便槍炮沉寂，對侵略者的法律與道德清算仍在繼續，從而拒絕提供其渴求的正當性。歸根結底，這兩套方案之間的分野，是一場關於“勇氣”的分野。“28點和平計畫”是一套在疲憊中誕生的構想，體現的是一種“想把難題洗手甩開、轉身向內”的衝動。它是一套“只為最好的結果作幻想，卻不為最壞的情況做準備”的方案。歐洲方案則是一套在“必要性”中誕生的構想，它意識到“狼已經在門口”，而唯一能將其擋在門外的方式，就是“堅守”。它為了最壞的結果做最充分的準備，正是通過這種準備，試圖阻止最壞情形降臨。“正當性缺口”，正是這兩種姿態之間的距離，是一種“僅僅停火的和平”與“兌現承諾的和平”之間的距離。2025 年的冬天不斷加深，當外交官在溫暖的談判室裡修改文字，那些守在戰壕裡的士兵比任何人都清楚這兩者的差別。他們知道，地圖上的一條線，如果沒有人站在那條線之上守護它，就毫無意義。任何讓步是否具有正當性，最終取決於在讓出去之後，還能留下誰來捍衛剩下的一切。隨著全球目光匯聚到這場談判之上，事態的重大程度可想而知。談判結果不僅將決定烏克蘭的疆界，也將塑造 21 世紀國際秩序的性質。我們究竟會生活在一個“勢力範圍世界”之中，讓大國可以隨意肢解鄰國，還是能在一個“規則與同盟”的世界中生存，使侵略受到遏制、主權得到尊重，這個答案很大程度上寫在人們現在正在起草的條約文字裡。“慕尼黑時刻”與“代頓時刻”之間的差別，正是“為下一場戰爭鋪路的和平”與“真正終結戰爭的和平”之間的差別。“讓步的正當性”，是打開這一差別之門的鑰匙。它是一套智識框架，使我們得以在外交實踐中的“必要妥協”與“致命綏靖錯誤”之間劃清界線，是在 2025 年這片危險地形中為西方指引方向的羅盤。道路狹窄、危機四伏，但終點是一個安全、主權得以保障的烏克蘭，以及一個穩定的歐洲，這樣的目的地值得承擔風險。另一種選擇，則是曾經籠罩歐洲的黑暗，而那種黑暗絕不能再次降臨。最終，對這兩套競爭方案的分析揭示了一個關於當代和平本質的根本事實：和平無法單靠讓步買來，它必須由實力構築。所謂“安全真空”，是和平的死敵，它如同黑洞一般吸引侵略的到來。填補這一真空的唯一方式，是以可信的軍事實力將其佔滿。“28點和平計畫”只會繼續擴大真空；歐洲方案則致力於填補真空。這正是綏靖與妥協之間的區別，是失敗和平與持久和平之間的差異。這便是“正當性缺口”，而彌合這一缺口，是當代政治家所面臨的最重要任務。歷史的審判，終將落在他們的選擇之上。 (一半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