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中美，國運興衰都不在於打敗對方，而在於戰勝自己川普政府向全世界發動關稅大戰來豪賭美國國運，試圖以損害其他國家利益的方式，把美國從難以為繼的金融資本主義拉回到看似美好的工業資本主義。對這種損人利己的做法，中國政府堅決反制，2025年4月，中美分別向對方加徵了125%的關稅，這是世界貿易史上從未有過的事情。其實，關稅稅率超過50%，大多數貿易就很難進行；超過100%，意味著雙方經貿關係暫時“脫鉤”。中美當然不會就此“脫鉤”，5月12日，中美發表《日內瓦經貿會談聯合聲明》。聲明顯示，中美雙方承諾在2025年5月14日前，將4月2日以來向對方加征的125%關稅降低到34%，並且其中的24%在初始的90天內暫停實施，只保留剩餘10%的關稅。根據WTO資料和美國國會的分析報告，4月2日之前，美國向中國徵收的平均關稅稅率是39%左右，中國向美國徵收的平均關稅稅率是21%左右。這就是說，5月14日到8月13日，美中之間的關稅水平是49%和31%左右。相比過去一個多月三位數的關稅，這已經是一個能夠維持經貿往來的水平。《聯合聲明》還顯示，中美雙方將建立經貿關係的協商機制，中方代表是國務院副總理何立峰，美方代表是財政部長斯科特·貝森特和貿易代表賈米森·格里爾。如果未來90天談判順利，49%和31%的關稅水平有可能進一步下降，但是對談判前景也不能過分樂觀。兩輪貿易戰都由川普政府發動，相比上一輪，這回川普政府的目標要更加寬泛，不僅想解決貿易逆差問題，還想藉機把製造業帶回美國，同時遏制中國的產業升級技術升級勢頭，並且爭奪在數字經濟時代的規則主導權。上一輪貿易戰由川普政府發起於2018年3月，當年5月中美開始談判，到2020年1月達成第一階段協議，歷時20個月。本輪貿易戰的不同之處在於，美方的耐心少了，中方卻更加有耐心，這種心態變化對雙方未來的談判會有什麼影響，讓我們拭目以待。正如中國政府反覆重申的：貿易戰沒有贏家，保護主義沒有出路。施壓和威脅不是國與國打交道的正確方式。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上，通過平等對話妥善解決分歧才是正道。根據中國海關總署資料，2024年貨物貿易中對美出口5247億美元，自美進口1636億美元，中國順差3610億美元。2024年服務貿易的資料尚未發佈，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發佈的2023年資料是：美對中出口467億美元，自中進口201美元，美國順差266億美元。從數字上看，打關稅戰，中國壓力更大。但這不意味著中國應該退縮。首先，欺軟怕硬是川普的一貫作風，你越退縮，他越得寸進尺；其次，實際情況沒有數位顯示得那麼不利，因為大多數美國進口商品中國都能立即找到替代品，而大部分中國進口商品，美國卻無法在短期內找到替代品；最後，也是最重要的，長痛不如短痛，空前壓力也是空前動力，中國正好借此解決自己的問題。川普鋌而走險，是因為美國的內部矛盾無法用常規手段化解。美國高逆差、高負債、產業空心化、社會貧富懸殊的問題長期存在，有識之士早已指出這模式不可持續，但路徑依賴下，美國一直是溫水煮青蛙，直到今天受不了了，想跳出熱鍋。美國能不能跳出來不知道，但熱水四濺，先把別人燙出一堆水泡。當然，中國經濟也有長期積累的內在矛盾，一個突出表現就是4月25日中央政治局會議所指出的，“要提高中低收入群體收入，大力發展服務消費，增強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所謂服務消費，就是非實物商品的消費，它有賴於文化、旅遊、娛樂、體育、教育、醫療、養老、托幼、家政等服務業的進一步發展。貿易戰是眼前的問題，中國對外應當鞏固和擴大朋友圈，打破川普政府孤立中國的企圖；對內應當建立特別援助基金來幫助因失去美國出口市場而陷入困境的部分企業和居民，同時降息減稅清欠，加大力度促進民營經濟發展，以內需擴張來避險外需下降。長遠來看，中國有14億人口，經濟總量全球第二，製造業全球第一，是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作為一個超大規模經濟體，中國只要能把自己的事情辦好，就不用擔心外來壓力。本文共分五部分。第一部分分析川普發動關稅戰的動機和前景；第二部分是對如何應對關稅戰的建議；第三、四、五部分是本文的重心所在，討論長期問題——中國如何才能轉型成一個消費驅動、國強民富的經濟體，把自己變成全世界最大、全世界共享的市場，從而為全球經濟發展注入新動能。川普在賭什麼？4月2日，川普政府的關稅大棒落地——對貿易夥伴徵收從20%到49%不等的“對等關稅”。此舉遭到全世界反對，美國國內也是反對大於支援。川普此前最有力的支持者——著名避險基金經理比爾·阿克曼、埃隆.馬斯克等人，都公開批評他的關稅政策。加利福尼亞州州長已宣佈向聯邦法院起訴川普的關稅政策，加州是美國人口最多、經濟體量最大州。那麼，川普會一意孤行下去嗎？美國是個內政決定外交的國家，川普自有他的邏輯，也有理論基礎和民意基礎，什麼時候美國的民意變了，川普的行為也會改變。4月下旬到5月初的民意測驗顯示，川普的支援率從39%到50%不等，不同機構的資料不一。2024年11月總統大選時，川普得了50.5%的普選票。皮尤研究中心的資料顯示，那時堅定支援川普的選民中，有96%仍認可他的表現。綜合評判，川普5月初的支援率約在42%-45%之間。過去一個多月，美國副總統范斯、國務卿魯比奧、財政部長貝特森、商務部長盧特尼克等川普陣營的大佬也頻頻接受採訪，為關稅政策辯護。他們聲稱，這是“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讓美國再次偉大）唯一正確的道路，沿著過去的道路，美國死路一條。美國必須停止補貼全世界，必須降低貿易赤字，必須重振製造業，必須從全球化驅動、少數人受益的金融資本主義，回到本地化驅動、多數人受益的工業資本主義。美國自南北戰爭之後一直是工業立國，二戰後美國製造業一度佔到全球一半左右，後來穩定在25%上下。美國的金融資本主義開始於上世紀80年代，1991年蘇聯解體後加速，本世紀頭十年達到高潮，2008年金融危機後試圖回呼。製造業回歸的口號首先由歐巴馬政府提出，但是多年慣性，覆水難收，美國製造業繼續外移。40多年來，美國大力推動全球化，推行自由貿易，給自己帶來豐厚收益，促進了其他地區的發展，但也積累了越來越深的內部矛盾，集中體現在以下三點：1.產業空心化。製造業比例從佔GDP（國內生產總值）的25%左右下降到10%左右，製造業就業人口從1979年的2000萬左右，佔就業人口比例的15%，下降到2024年的1300萬左右，佔就業人口比例的8%。40年間，美國從世界工廠變成了一個大部分東西都無法自己製造的世界商場。2.高逆差高負債。二戰後美國一直處於貿易順差狀態，1971年第一次出現逆差，1976年至今都是逆差，且逐步擴大到每年9000多億美元。請注意，這個數字是刨除了服務貿易順差之後的逆差。例如，2024年，美國貨物貿易逆差1.21兆美元，服務貿易順差0.29兆美元，總逆差9000多億美元。就像一個家庭，如果入不敷出，就只能借債度日；如果長期入不敷出，就會積債如山。2024年，美國聯邦政府債務總額36兆美元，是當年GDP的1.24倍，且四分之一的債務被外國政府和投資人持有。3.貧富懸殊。富人集中在東西海岸的金融行業、科技行業和跨國公司，中西部則一片蕭條。最富的0.1%的人，13.3萬個家庭，佔有大約七分之一的總財富；最富的1%的人佔有三分之一的總財富；最富的10%的人佔有超過三分之二的總財富；後90%的人只擁有不到三分之一的社會總財富。這就是川普掀起關稅戰滔天巨浪所依託的美國現實。他的關稅大棒不僅揮向外國政府和企業，也揮向本國的全球化大公司——你們不是嫌在美國製造不划算嗎，那我就把關稅加高到讓你在國外製造不划算。毫無疑問，川普政府正在豪賭美國的國運。他想讓美國從全球化驅動的金融資本主義回到本地化驅動的工業資本主義，為此他對內不惜被罵作獨裁者，對外不惜丟掉美國80年來形成的軟實力。越在底層，川普的支持者越多，他們被川普許諾的製造業回歸、工作機會回歸、體面收入回歸的願景所吸引，用選票將川普推上總統寶座。他們似乎也願意相信川普所說，物價上漲等短期陣痛是為換得長遠利益所必須付出的犧牲。但問題是，川普的任期只有4年，卻想顛覆過去40多年形成的政經格局，這種格局那怕對美國而言也是利弊參半。底層選民雖然容易被蠱惑，但他們也最現實，容忍口惠而實不至的時間非常有限，容忍口惠實損的時間就更有限。基本上，川普政府只有一年半時間證明自己，如果2026年11月美國中期選舉前，他們扔下的“核彈”沒有明顯成效，選民就有可能拋棄共和黨。川普要想如願，必須具備一個前提——共和黨在他之後繼續執政，並且堅持他的執政綱領。回到眼前的關稅大戰。對川普政府而言，關稅戰最大的難題其實不是物價上漲，而是美元地位能否維持。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給美國帶來巨大好處，是美國的核心國家利益，關稅戰直接威脅到美元的全球儲備貨幣地位。一個國家長期貿易逆差，那它就只能靠借債來平衡收入。2024年美國聯邦政府的債務總額36兆美元，是當年GDP的1.24倍，其中四分之一左右由外國政府和投資者持有。現實中，你絕不會給這樣的家庭借錢，即便借，利率也會非常高，因為擔心償還風險。美國的神奇之處在於，不僅能持續借錢，而且利率也不高，因為美元是全球儲備貨幣，各國認可美元的價值，用它來交易和儲備。如上所述，美國有種種問題，但仍然是全世界綜合實力最強、創新能力最強、法治環境穩定、投資回報穩定、市場規模最大的國家。因此美元雖然看起來像一條地上懸河，但它暫時沒有真正的替代者，而一個全球化的世界，終究需要一個全球儲備貨幣。橡樹資本創始人霍華德・馬克斯在最近的採訪中說，一直以來，美國都是一個沒有信用額度上限的金卡持有者，可以買想買的任何東西，而且不會收到帳單。只要這兩點中有一點有變化，有花錢上限了，或者收到還債通知了。那美國財政就會崩盤。馬克斯說，現在有這個危險，因為外國會想，看，你如此對待我們，我們何還要客氣！如何應對關稅戰？對中國而言，應對眼前這場關稅戰，對外一定要擴大自己的朋友圈，讓儘可能多的國家和中國結成利益共同體，讓川普孤立中國的企圖落空。對內，除了已經在做的股市、債市、匯市穩定措施，建議政府在實施更加積極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時，加快節奏、加大力度，從而更好地以內需擴張避險外需下降。4月9日，川普宣佈將對華“對等關稅”增加到125%，其他國家的“對等關稅”則暫緩90天，這期間適用10%的基礎關稅。這是特別陰損的一招，意圖抓大放小，孤立中國。美國是世界最大進口國，貨物加服務，2024年美國共進口4.11兆美元，許多國家都依賴美國市場，這是川普發動關稅戰的底氣所在。貨物加服務，2024年中國共進口3.25兆美元，比美國少8600億美元。從擴大朋友圈的角度，中國得盡快縮小這個差距。想像一下，如果中國每年比美國多進口8600億美元，那會是什麼局面？當美國想孤立中國的時候，各國的心態跟現在又會有何不同？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貿易順差國。根據聯合國貿發會議和中國海關總署資料，2024年中國貨物貿易順差9922億美元，佔全球貨物貿易順差總額的41%，這說明全球市場對價廉物美的中國商品有強烈需求。但這不意味著外國商品對中國就可有可無。中國雖然是全世界唯一擁有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但別國仍然有大量我們造不出來，或造得不夠好的商品。且不說那些我們還在努力產業升級的高端工業品，那怕日常生活用品，也有無數值得我們買的好東西，比如印度的胡椒粉、巴基斯坦的玫瑰鹽、日本的馬桶蓋、德國的廚房刀。我們購買這些商品，既改善自己的生活，也改善別人的生活。有買有賣，互惠互利，關係才能和諧持久，這一點非常重要。在4月9日發佈的《關於中美經貿關係若干問題的中方立場》白皮書中，中國政府申明：目前的貿易格局是各國比較優勢和國際分工所決定的，中國從不刻意追求貿易順差。相反，中國一直在積極擴大進口，把中國超大規模市場打造成為世界共享大市場，為全球經濟發展注入新動能。實際上，這一立場中國政府十幾年來反覆申明，在此期間，中國也成長為僅次於美國和歐盟的全球第三大進口市場。如今，川普政府極限施壓，中國正好順勢加速擴大進口，從而為那些不甘美國霸凌的國家提供更多的替代選擇。中國可以考慮進一步降低關稅稅率。加入世貿組織以來，中國的平均進口關稅稅率已經從2001年的15.3%降至7.3%，雖仍高於發達國家，但在開發中國家中已屬最低水平，顯著低於印度（19%）、巴西（31.4%）、南非（19%）等發展中大國。近日，有多位專家建議，中國可將關稅稅率降至0，美國除外。一步降到0有些激進，但進一步降低關稅稅率不僅有利於眼前的貿易戰，還有利於中國企業未來的全球化佈局。與此同時，中國還應該提升貿易便利度，加快標準認證、報關通關、檢疫檢驗速度，讓進口商品進入中國市場變得更加方便。中國與前五大貿易夥伴的貿易額超過中國貿易總額的一半，它們分別是東盟十國、歐盟27國、美國、韓國、日本。其中東盟韓日和中國都是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成員。RCEP是個准自由貿易區，裡面90%的貨物貿易已經是零關稅，中國可以繼續推動RCEP的服務貿易自由化。同時加快中日韓自由貿易區的談判處理程序。穩定並升級與歐盟的經貿關係對中國意義重大。歐盟是世界第一大貿易區，2024年進出口總額8.39兆美元，超過美國的7.30兆美元和中國的7.22兆美元。中歐若能攜手，川普的關稅戰必輸無疑。中歐攜手的最大困難是歐盟對美國市場的依賴遠高於對中國市場的依賴。2024年，歐盟對美國出口6199億美元，貿易順差2034億美元；對中國出口2895億美元，貿易逆差2123億美元。對此，中國一可以擴大與歐盟的服務貿易，這是歐盟的強項，有助於貿易平衡；二可以更多赴歐盟投資建廠，變商品出口為本地生產，這也有助於貿易平衡；三可以啟動與歐盟的自由貿易談判，中歐經濟結構互補，自由貿易是雙贏之道；四可以升級在氣候議題上的合作，這是歐盟的核心關切，也是中國的國家戰略。2018年以來，中國在貿易多元化方面成就斐然，對美出口依存度從19.2%降低到14.7%，對“一帶一路”國家的出口份額從不足三成增長到超過五成。但若中美貿易額急劇下降，對美出口的損失暫時不太可能靠增加對其他國家的出口來彌補。就未來而言，中國的重點不只是如何增加出口，而是如何擴大內需。想像一下，如果原先在美國市場銷售的數千億美元商品湧向其他市場，那會造成什麼樣的衝擊？事實上，沒有一個市場經得起這樣的衝擊，它們勢必豎起對華貿易壁壘，甚至倒向美國。擴大內需當然是一項長期任務，涉及經濟增長模式的調整和經濟結構的調整，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應對關稅戰是迫在眉睫的事情。社會本來就對經濟前景預期偏弱，再疊加關稅戰衝擊，居民消費和企業投資都會變得更加謹慎。此時，應對措施一定要迅速，通過重拳出擊，阻止經濟衰退的預期自我實現。5月7日、8日，國務院新聞辦連續舉辦發佈會，央行等部委介紹了一攬子穩市場穩預期的金融政策；國家發改委等部委介紹了《民營經濟促進法》相關情況，這部法律5月20日實施，將以法治的穩定性增強民營經濟發展的確定性。財政部部長也在《求是》雜誌撰文，表示應對關稅戰，中國財政政策有巨大空間，關鍵是緊扣高品質發展需要，把“投資於物”與“投資於人”結合起來。此時可以考慮設立特別援助基金，幫助那些因失去美國市場而難以為繼的企業、家庭和個人。基金的資金來源可以考慮從國有企業上繳的紅利中劃撥。2024年，全國非金融國有企業利潤4.35兆元，其中中央企業2.6兆元，此外六大國有銀行歸母淨利潤超過1.4兆元。但2024年中央國有資本經營預算顯示，當年的利潤收入只有2056億元。各級政府可以適當提高國企利潤的上繳比例，用於設立特別援助基金。還可以考慮加快實施進一步擴大內需的貨幣財政政策，以內需擴張避險外需下降。並且下一步的政策重心要向“投資於人”傾斜，讓居民直接受益。具體建議如下：1.降息。5月7日央行宣佈下調政策利率0.1個百分點，預計將引導市場利率同步下調至3%和3.5%，仍有相當大的降息空間。截至2024年末，人民幣貸款餘額 256兆元，降息一個點，就能讓企業和居民節省2.56兆元的利息支出，對企業擴大投資、居民擴大消費有巨大的提振效應。世界經濟史上，多個國家都曾以零利率應對經濟的非常時期。中國當下的市場利率，一年期貸款利率為3.1%，5年及以上貸款利率為3.6%，同時CPI（消費者價格指數）和PPI（生產者價格指數）都是負值，有相當大的降息空間。2.減稅。以此減輕居民和企業的財務負擔，增加可支配資金。經過多年的減稅降費，中國整體稅負已有明顯下降，但仍有下降空間，政府支出佔GDP的三分之一左右，顯著高於美日等國，接近高福利的西歐國家。這是因為各級政府承擔了不少直接發展經濟的角色。因此，無論個人所得稅，還是企業所得稅，都有相當大的下降空間。例如個人所得稅，多年來一直有專家呼籲將起征點從月收入5000元提高到1萬元，將最高稅率從45%降到30%以下。3.清欠。價格戰和長帳期是中國營商環境的兩個毒瘤。一手交錢一手交貨是基本商業倫理，國際通行的帳期最長是三個月，國內動輒一年以上，拖垮了無數中小企業，而它們正是就業的主管道。拖欠帳款不止企業之間，政府更是拖欠大戶。這是多年積弊，國務院在2020年7月曾專門出台《保障中小企業款項支付條例》，但是收效甚微。好消息是，全國人大已經安排了4.4兆元的專項地方債，其中一個重要用途就是清欠。《民營經濟促進法》對此也用了四條、500多字來予以規範。讓經濟增長與民生改善更加平衡川普政府有底氣發動關稅戰，靠的是美國擁有全球最大進口市場。2024年，美國進口4.11兆美元，歐盟進口4.08兆美元，中國進口3.25兆美元，中國的進口市場規模是美歐的80%左右，相差不是很大。但若以人均衡量，差距就有些扎眼。美國人均進口額1.25萬美元，歐盟人均進口額9067美元，中國人均進口額2321美元。美國是中國的5.4倍，歐盟是中國的3.9倍。再來看人口規模，美國3.4億人，歐盟4.5億人，中國14億人，中國是美國的4.1倍，歐盟的3.1倍。2024年中國的人均GDP是歐盟的三分之一左右，只要中國的人均進口額達到歐盟的三分之一，中國的進口市場就能反超美國1200億美元。但是做不到。做不到不僅因為中美歐的發展階段不同，還因為三方的增長模式和經濟結構不同——美歐以居民消費為經濟增長主驅動力，中國經濟中的居民消費比例要低得多。2023年，中國人口占世界的17.5%，GDP佔世界的17.4%，製造業增加值佔世界的30%，居民消費佔世界的11.4%。這就是中國經濟復甦不夠強勁的一個癥結所在——生產遠大於消費，必須依賴外需，2024年中國的貿易順差佔到全球貿易順差的41%。但隨著全球化逆轉，出口阻力會越來越大。上圖中的綠線是從2001年到2023年的中國人均GDP增長，人均GDP是每人每年新創造的財富，這個指標23年間增長了10.4倍，從8818元，漲到了91800元。藍線是同期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代表新創造的財富中，屬於居民的部分是多少。這個指標從2001年的4212元，漲到了2023年的39218元，漲了9.3倍。9.3倍vs10.4倍，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滯後於經濟增長，但差得似乎也不是很多。然而問題的關鍵不在增速，而在結構。上圖中的黃線——可支配收入佔GDP的比例，2001年是47.77%，2023年降到了42.72%。也就是說，GDP中屬於居民的部分只有四成多一點。紅線是居民消費率，就是居民消費佔GDP的比例。這個比例從2001年的45.52%，降到了2023年的39.13%，屬於世界最低序列。紅線和黃線之間的差額，就是居民的儲蓄和投資。20多年間，這個差額整體上不斷擴大，客觀上導致部分居民越來越不敢多花錢。再比較一下美、日、德三個發達國家和越南、巴西、墨西哥三個開發中國家，2024年居民可支配收入佔GDP的比重。藍色的柱子是可支配收入，綠色的柱子是GDP，上面的數字是佔比。大家可以看到，最高的是墨西哥，87.11%；巴西是75.89%；越南是57.04%；日本是67.21%；德國是67.36%；美國是73.90%；中國是43.15%。不管跟發達國家比，還是跟開發中國家比，中國GDP中的居民佔比都嚴重偏低。再來看居民消費率。最底下紫色那道線是中國的，最右邊的數字是各國2023年的居民消費率。2023年中國居民消費率39.13%，是七個國家中最低的，比德國低10.8個百分點，比日本低16.45個百分點，比美國低28.77個百分點，比越南低15.45個百分點，比巴西低24.2個百分點，比墨西哥低31.13個百分點。GDP由四部分構成：居民消費、政府消費、資本形成、淨出口。資本形成主要反映投資力度，它是企業和政府投資形成的固定資產再加上企業的存貨，資本形成中還有一小部分是居民的購房開支。買房在統計中被視為投資，租房被視為消費。下圖是中國GDP的構成。紅線是政府消費率，最高的是2020年，17.13%，最低的是1988年，12.50%；紫線是居民消費率，最高的是1983年，53.50%，最低的是2010年，34.33%；藍線是政府居民加總後的最終消費率，最高的是1983年，67.45%，最低的是2010年，48.91%；橙線是資本形成率，最高的是2011年，46.66%，最低的是1983年，31.93%；灰線是貨物貿易淨出口率，最高的是2007年，8.84%，最低的是1996年，1.41%；黃線是服務貿易淨出口率，最高的是1995年，-0.11%，最低的是2017年和2018年，-2.06%。在有資料可查的29年間，中國服務貿易只有1996年和1997年是順差，其餘年份均是逆差。在大型經濟體中，中國是唯一資本形成佔GDP比例超過40%、居民消費佔GDP比例低於40%的。這種結構之下，中國經濟的特點就是老百姓掙得少花得也少，體現在增長動力上，就是消費對經濟增長的驅動力不足。下面這張圖反映是最近20年民間投資的月度同比增長情況，可以看到，增長率從2005年2月最高點的87.43%，一路下滑到趨近於零。近年來中國GDP構成中的高資本形成率，主要靠政府和國企投資支撐。對於後發國家，工業化加速階段由投資驅動是好事，這意味著有望實現跨越式發展，用幾十年走完人家一兩百年的路，德國、日本、韓國都經歷過這個階段，但這些國家的居民消費率，最低的時候也在50%左右。中國經濟的特點是數十年來投資佔比較高，消費佔比，特別是居民消費佔比不夠高，但是投資廠房機器、道路港口、廣場公園，最終目的還是改善人民生活，經濟長期由投資驅動，意味著經濟增長並未同步改善民生。當然，消費率不是越高越好。消費率過高意味著儲蓄率過低，意味著可用於投資的資本不足，這不利於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但中國經濟的問題，第一是消費率長期太低；第二是儲蓄率雖高，但政府和國企過多擔當投資主體。這既影響投資效率，也很難創造大量就業機會。所以，下一步中國最該做的事情就是提高居民收入。老百姓兜裡的錢多了，自然會增加消費，內需自然會擴大，中國也自然會逐步變成一個全世界共享的大市場，從而為全球經濟發展注入動能。加速居民收入增長提高居民收入，首先要轉變重生產輕消費的舊觀念。形成這個觀念是因為中國曾長期處於短缺經濟。但時移勢易，中國早已是世界工廠，主要矛盾也早已變成生產過剩需求不足。補上消費需求不足的短板，意味著中國經濟從單引擎驅動變成雙引擎驅動，增長動力會更足、發展前景會更好。在2012年之前，中國的居民收入增幅曾長期慢於經濟增幅。1993年-2007年是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期，GDP 年均增幅 10.5%，城鎮居民收入年均增幅7.9%，農村居民收入年均增幅 5.4%。2011年發佈的“十二五” 規劃《綱要》首次提出“努力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2016年發佈的“十三五” 規劃《綱要》設定了“2020年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 2010 年翻一番”的目標；2021年發佈的“十四五”規劃《綱要》首次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基本同步” 列為獨立的核心指標；2022年黨的二十大報告再次重申這一目標，並強調要“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2023年、2024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均將提高居民收入列為重點工作，2024年還提出要“健全最低工資標準調整機制”。2012年之後，GDP增幅與居民收入增幅基本持平，12年間有6年GDP增幅略高於居民收入增幅，6年居民收入增幅略高於GDP增幅（見下圖）。2024年，中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13萬元，是2010年（1.25萬元）的3.3倍。但居民收入的基數太低，2012年之後中國經濟又從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因此居民收入的GDP佔比仍然偏低。現在急需一個加速居民收入增長的頂層設計，這方面日本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經驗值得借鑑。1960年，日本池田勇人內閣提出國民收入倍增計畫，目標是年均增長7.2%，十年內實現經濟總量和國民收入翻倍，縮小與歐美國家的差距。1950年代末的日本，產業結構偏輕，技術水平落後，內需不足，產能過剩，居民收入偏低，經濟靠出口拉動，加入關貿總協定後又面臨開放國內市場的壓力，同時失業增加，勞資衝突不斷，城鄉發展和區域發展不平衡。總之問題一大堆。國民收入倍增計畫是池田內閣的綜合對策，但以國民收入冠名，因為池田內閣認為經濟增長是手段，改善國民生活是目的，如果經濟增長一直快於國民收入增長，就會形成社會生產力與消費水平的巨大反差，會阻礙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基於這個認識，池田內閣在收入側主要實施了四項政策：第一，漲工資。實施最低工資制度和“春斗”制度，就是每年春季讓勞資雙方談判工資增長；第二，健全社會保障制度。1961年起推行全民醫療保險，同時完善養老保險體系；第三，減稅。從1961年開始，每年個人稅和企業稅共減少1000億日元；第四，推動出台《農業基本法》，保障農民收入增長。以上四點旨在推動國民收入增長，池田內閣對國家經濟增長也同等重視，可謂兩手抓兩手硬。池田內閣的經濟增長政策主要有八項：第一，產業升級，從輕紡工業向重化工業邁進；第二，技術升級，大力引進歐美先進技術；第三，基建升級，大力建設高速鐵路（新幹線）、高速公路、港口碼頭等基礎設施；第四，消費升級，推廣分期付款的消費信貸，推動彩電、空調、汽車這“三大神器”普及；第五，推動出台《中小企業基本法》，幫助中小企業提高勞動生產率；第六，實施《全國綜合開發計畫》，推動工業分散化和區域均衡發展；第七，農業現代化，提高農業生產率，釋放農村勞動力，加速城市化；第八，擴大高等教育規模，培養技術人才，支撐產業升級。池田內閣在增長側的做法有一點特別值得提及，就是每年擴大公共投資1000億日元，同時減稅1000億日元，從而一手拉動經濟增長，一手刺激消費擴大內需。收入側和增長側雙管齊下，國民收入倍增計畫七年即告完成。1961年到1967年，日本國民收入年均增長10.4%，GDP年均增長10.7%。1968年，日本經濟總量超過西德，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當年日本人口也超過1億。1965年-1970年，日本經濟年均增長11.8%，國民收入同步增長。日本政府驕傲地宣稱：日本已經實現了“一億總中流”，全民中產階級化。從1956年到1973年，18年間日本經濟年均增長10.2%。1960年，日本人均國民收入395美元，到1973年增長了8倍多，達到3264美元，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請注意，這是人均國民收入，而不是人均GDP。1974年-1985年，日本經濟增長速度降到了年均4.3%，國民收入增長大致同步，日本穩居高收入國家行列，“一億總中流”的社會結構也得到鞏固。日本國民收入差距不大，基尼係數只有0.30左右。1991年之後，日本經歷了“失去的三十年”，但日本社會能夠保持穩定，這要歸功於當年的“國民收入倍增計畫”。“經濟增長是手段，改善國民生活是目的，如果經濟增長一直快於國民收入增長，就會形成社會生產力與消費水平的巨大反差，會阻礙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池田勇人1960年說的這番話，完全適用於今天的中國，我們急需一個自己的國民收入倍增計畫。2024年中國GDP是135兆元，未來十年若能保持5%的年均增長率，到2034年就是220兆元。屆時消費率若能達到55%的水平，那麼中國就有一個121兆元的消費大市場，是2024年的3倍，超過美國和歐盟的市場規模。中國人均可支配收入若想在未來十年翻倍，年均增長就要達到7.2%，超過GDP增幅2個百分點，這是對過去欠帳的補課，中國也有能力補課。以人為本，國強民富中國要轉型成一個消費驅動、國強民富的經濟體，有三件事最值得做。首先是提高勞動者工資收入，第一步是繼續提高最低工資標準。下表是各地2025年的最低月工資標準。最高的是上海、廣東、北京，在2500元上下；最低的青海只有1880元。最低工資標準當然不能搞成福利，但也不能太低，它的含義是讓就業人員維持基本生存。在北京、上海、深圳這種一線城市，居住等各種生活成本較高，筆者認為，把最低月工資定在5000元左右比較合適。這些年各方面也多次提及增加居民的儲蓄、房產、證券等財產性收入，這完全正確，但也要清楚，工資收入仍然是絕大多數勞動者，尤其是年輕人和中低收入群體最主要的收入來源。工資收入不提高，大多數居民的收入就不可能提高。其次是加快政府職能轉換，調整財政資源的某些錯配。中國的整體稅負，稅+費+政府性基金，佔到GDP的三分之一左右，同時中國又不是一個高福利社會，這意味著財政仍然是建設性財政而非公共財政。綠色柱子是中國GDP，橙色柱子是各級政府的公共預算支出，藍色柱子是用於社會保障和就業的支出。2007年，各級政府用於社會保障和就業的支出是5447 億元，佔當年公共預算支出的10.9%；2023年，這個比例提高到了14.5%。但橫向比較，仍在世界最低序列。在大多數國家的財政支出中，用於醫療、養老、就業等社會保障事業的部分佔到25%以上，高福利國家更是佔到一半左右。民生支出比例低是因為錢花在了建設上。現在政府雖然不大量開辦國企來搞建設了，但仍然通過政府性基金投資產業項目，其中包括很多充分競爭型的產業項目，這佔用了巨額財政資源，效果也未必良好。如果在這些建設投資上後退一步，就有相當大的減稅空間，就能實質性地增加居民收入。中國自1992年正式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經濟制度，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央多次強調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讓市場起決定性作用，市場能做的，就要儘可能交給市場。市場經濟匹配公共財政，計畫經濟匹配建設財政。中國轉型市場經濟已經30多年了，創造了舉世矚目的經濟奇蹟，但財政轉型仍需提速。如果政府過多扮演企業角色，這一方面會導致對市場的擠出效應，不利於民營經濟發展；另一方面，用於社會保障的財政資源必然不足，會導致對消費的壓抑，因為老百姓就得自己多儲蓄來準備未來的養老、醫療和失業，這也不利於擴大內需。中央已經意識到了這個問題，並在著手解決。2025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擴大內需、提振消費，加快居民收入增長。強化宏觀政策的民生導向，將政策資源更多投資於人、服務於民生。第三是加速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2020年7月，中央審時度勢，首次明確提出雙循環戰略——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在當下的國內國際局勢下，這一戰略顯得更加重要，更需要加速全面實施。中國有14億人口，經濟發展已經達到高收入國家門檻，有著超大規模的國內市場，只要應對得當，以內循環為主也完全能夠支撐經濟發展。歷史上，美國在南北戰爭之後的外貿依存度一直很低，主要靠內需實現了超法趕英，到1894年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大國。工業革命200多年，人類生產力突飛猛進。當今世界，相比供給，需求是更加稀缺的資源。需求多寡決定市場規模的大小，人多市場未必大，經濟落後，人就沒有消費能力，改革開放前的中國就是典型。現在印度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但印度的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2000美元左右，尚無法成為超大市場。全世界具備超大規模市場條件的地方只有三個：美國、歐盟和中國。前面講到，中國人口是美國的4.1倍，歐盟的3.1倍，但市場規模卻比它們小。這除了經濟發展階段不同，還有一個關鍵原因，就是中國還沒有形成美歐那樣的統一大市場。歐盟是個鬆散的非主權國家聯盟，但學者的研究表明，中國的省際壁壘，超過了歐盟的國家間壁壘。這幾年《財經》記者做了不少採訪調研，很多外貿企業提到，做國內市場有時比做國際市場難，各種營商成本高，有些地方信用環境也不夠好。對此中央有著清醒認識。2022年4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佈了《關於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意見》；今年1月，國家發改委又頒布了《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指引（試行）》。指引中有一條內容特別重要、特別有針對性，就是要建設全國統一的勞動力市場，全面取消居民在就業地參加社會保障的戶籍限制，完善社保關係在不同地區間的轉移和接續。過去幾十年，城市化一直是經濟增長和收入增長的最大推動力。截至2023年末，中國常住人口城市化率66%，戶籍人口城市化率為48%，兩者相差18個百分點。這既不利於常住人口安居樂業放心消費，也不利於中國城市化率的進一步提高。進一步改革戶籍制度，實現常住人口和戶籍人口的平權，已是當務之急。經濟活動是人的活動，統一大市場的首要特徵就是勞動者權利的統一。我覺得深圳當年的口號非常好，不管你來自那裡，“來了就是深圳人”。關於社會保障制度建設，2008年以來中國成就斐然，已經建成全世界規模最大的社保體系。參與權，也就是社保覆蓋率問題已經解決了一大半，例如基本養老保險參保率已達到95%；統一性，也就是跨區參保、異地結轉的問題也解決了一半，省內統籌已經實現，正在邁向全國統籌。接下來的重點和難點是公平性問題。以基本養老保險為例，2023年城鎮企業職工養老金月人均3090元，機關事業單位職工月人均6148元，而農村居民月人均只有217元。前不久，清華大學教授李稻葵呼籲，各級財政每年投入1兆元，將農民的養老金提高到每月2000元-3000元。李稻葵說，僅在1950年-2006年期間，農民通過上繳公糧、土地徵收等諸多方式，就為國家工業化建設貢獻了超過30兆元。現在中國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第一大工業國，該補償對農民的虧欠了。果能如此，對提振消費、擴大內需，也能起到立竿見影的作用。歸根結底，發展經濟是為了提高國民福祉，以人為本的經濟發展才是可持續的經濟發展。隨著中國居民收入不斷提高，內需不斷擴大，無論美國現在或未來挑起什麼樣等級的關稅戰，中國的應對都會更沉著，發展也會更從容。 (財經雜誌)

“總體而言，廠房成本並不高，人工成本雖高，在高關稅下也還可以接受。換言之，能明確量化的成本都好辦，難是難在那些不易量化，如效率、法律法規、產業叢集度、供應鏈密集度等等。”4月末，相較不少狂奔入暑的國內城市，美國洛杉磯則是少見的多雨天，略顯濕冷。這個美國西部最大的製造業中心，正迎來一波中國來客。美國洛杉磯的工廠“第一台裝置已訂，下個月中旬交付。回國訂第二台和第三台裝置。”中年老梅的美國工廠已經進入倒計時狀態。3月下旬，他跑去洛杉磯考察美國市場和本土裝置，已經待了一個多月，每天拜訪兩個客戶。兩天一箱油，一天要開出150英里以上。老梅是一個縮影。比如，他在拉斯維加斯展會遇到的另一個東莞工廠老闆，也是類似情況。“我接觸到不少國內工廠，很多都需要美國的生產線。”一位身處洛杉磯的華人李俊說道。“聖地亞哥——這座靠近墨西哥邊境的城市正在建廠，庫房也正在被中國老闆租下改造成工廠。”還有一位美國企業高管說道。在中美“關稅大戰”的背景下，一股中國製造業老闆赴美開廠的潛流，正在醞釀之中。去洛杉磯辦個“廠中廠”？老梅是廣東東莞一個從事軟包裝定製的外貿工廠老闆，年銷售規模在四五百萬美元，有幾十個員工，主要市場在美國。這段時間，他基本敲定了與美國品牌客戶合作建一個5000尺的工廠，從國內進口生產裝置，在美國生產2—3款產品。具體方案是：租賃美國品牌客戶的場地，招工由對方負責，他負責薪水支付、裝置、原材料，初步投資在幾十萬美元。美國，在工廠裡工作的工人“我們對於美國的法律法規不熟悉，文化也不一樣，容易踩坑，讓出去一部分利益，起步容易一些。”他對小巴說道。類似的“廠中廠”模式，成了快速落地美國的流行方案。李俊是一家生產旗類產品的工廠負責人，產品包括美國國旗以及各類定製類旗等，擁有兩條生產線，共有十幾台國內定製的機器，十個員工。由於長年生活創業在美國，熟悉跨境電商，李俊無意中充當了一個“中美橋樑”的角色。他近期不斷接到來自國內工廠老闆的諮詢，連帶接待訪客，以致常有無暇之感。據他進一步向小巴透露，國內一些工廠試圖從“中國製造”（Made in China）變為“美國組裝”（Assembled in USA），即將組裝環節放在美國。類似模式在出海東南亞國家的中國工廠中十分常見，即將“中國製造”（Made in China）變為“越南組裝”“印尼組裝”“柬埔寨組裝”等，由此降低成本，分散產地風險。而與眾不同的是，他們將“美國組裝”的成本打到了新低。▶▷第一、委託當地人租賃現有美國工廠或倉庫裡面的部分空閒場地，借用工廠或倉庫的資源與合規資質，免去昂貴土地或者獨立廠房的租賃成本。▶▷第二、布置簡易的組裝生產線，臨時工人使用螺絲刀、氣釘槍等普通工具或者通用型機器完成精加工原材料的最後組裝產品工作。▶▷第三、中國工廠可以按件支付出廠價，低至10美元/件以內，高則可至幾百美元/件。“原料寄過來，正常收倉儲費，然後再加一個操作費、裝箱打包，10美金以內就搞定。”李俊對小巴說道。一般來說，簡易組裝線成本集中在場地和人工。場地要求越高、組裝線工人需要越多，成本越高。美國哥倫布市，工人組裝玩具展示架當然，“有些產品適合，有些不適合。比如說需要防塵、動靜過於大的，需要環境改造、噴漆等產生污染的，那些工廠主都不太願意接受，因為很多稽核要重新來，有些地方甚至禁止”。如今在他身邊，包括迷你PC、灌裝在內的一些經由他指點的組裝線已經“跑起來了”。也就是說，低端和中高端產業的類似情況都在發生。“廠工廠”的好處：降關稅、業務可控性強、有談判溢價簡單總結，這類“隱形”在美國製造工廠的“廠中廠”的優點是：合規度高、成本低，可靈活調整，比如根據不同情況選擇擴張或者撤掉，算得上“立足美利堅”的最小工廠單元。類似的低成本生存形態可能在美國已經存在多年。但是，多方面的原因正在更大範圍、更多行業地催化它們，並促使它們以更低成本的方式滲透進入美國製造業。◎ 首先，川普的“對等關稅”政策是促成這一局面的中短期因素。在對等關稅的豁免情形中有一條：進口商品中美國成分價值，但前提是該美國成分不低於商品價值的20%。舉例來說，一個產品在美國進行了組裝，或者使用了美國的原材料、零部件，這些“美國成分”的價值佔該產品進口到美國的30%，那麼這部分可以免除關稅。換句話說，將組裝環節放在美國、儘可能採用美國原材料、零部件，有利於降低關稅成本。在工廠組裝產品的工人◎ 其次，國內內卷、東南亞成本上漲、中美貿易缺乏確定性等是中長期因素。老梅決心在美國建廠，不僅僅包括美國關稅因素，也包括過於內卷的國內競爭環境，因此他此前合作的主要是中小美國客戶，這次則希望在美國本土“捕獲”大客戶。在美國建廠前，老梅對比過美國和中國工廠出海主要目的地——東南亞的營商環境。比如，他告訴小巴，近一年時間裡去了越南5次，發現越南的成本也變高了——“房租差不多要30—60元每平方米，人工也上漲很多。”拿洛杉磯100元人民幣每平方米的房租對比來看，差距似乎並不算遙遠。“現在過去，越南已經不適合了。”他說道。另一位身處洛杉磯的受訪者老范，本是廣東的貼牌家具廠老闆，主要做梳妝台、梳妝鏡，其美國市場佔比超過80%，在2023年跑到了美國開組裝廠以及建立線下管道網路。原因是疫情期間因為家具關稅與海運費暴漲被美國客戶退了100多條櫃，險些破產。和老梅一樣，他們都想親手“扼住命運的咽喉”，降低業務不確定性。◎ 第三，化整為零、美國組裝，也是應對美國人“刁難”的舉措。老范對小巴分析說：“如果是材料出口到美國，貨值低些，關稅也少些，對於家具行業來說，運費也是個大頭，如果只是發原材料，運費的波動影響也較少。”目前，他在美國有一個月租5萬多美金的4萬尺獨立倉庫，一條組裝線，美國團隊共12人。不僅如此，美國組裝也有助於提高產品競爭力和溢價水平，以避險關稅和美國組裝線成本。美國，工人站在工廠的裝貨碼頭上據老梅瞭解，部分美國品牌大客戶對中國工廠在美建廠較忌憚、不乏明顯警告，原因是怕低價產品衝擊市場價格體系。但對於很多美國零售商來說則未必。李俊提到：“他們（指美國零售商）需要換掉的就是境外採購管道，需要更穩定的供應鏈，即便是多付點錢。”比如美國商超，之前的採購都是談從中國到美國的價格，現在多變成談本土採購的價格。“不管在toB還是toC的管道，都更有溢價，能避險掉一些關稅帶來的利潤影響。”老范總結道。如今他已經打通了700個線下經銷商，並把線下分銷的價格提高了5%。此外，利多影響還在擴大。比如：“一些代工單會丟過來。”李俊說，目前其產能是每月3萬多面旗。這意味著美國品牌商也希望找到國內代工廠。借助掌握的管道優勢，老范開始嘗試為沙發、電視櫃、餐桌椅、床家具等國內代工廠提供品牌產品的半託管線下分銷服務。這有助於提高後者產品的溢價，避險關稅成本。目前其合作的十家工廠已“跑出來”三家工廠，它們的幾條櫃子的貨已經賣斷貨。短板和風險：高成本、配套落後，缺乏規模效應在這些中小製造業工廠動身前，已有不少製造大廠加入“美國製造”中。比如很多人熟悉的大型企業福耀玻璃、海爾、三一重工等。據粵開證券披露：回流美國的製造業主要來自中國、日本、德國和韓國，分別佔2010—2023年間回流企業數量的24.6%、12.2%、12.8%、6.0%，佔回流新增崗位數量的19.7%、14.6%、12.7%、10.5%。另據Reshoring Initative，2010—2023年間從中國回流美國的企業共1425家，回流的就業崗位共21萬個。也就是說，中國工廠向來是回流美國的主力軍。但是，它們可能無法托起美國製造業的黃昏。◎ 首先，從成本角度看，美國人是生產力，更是壓力。很多人知道美國製造業成本高。比如，美國銀行報告，若蘋果將iPhone生產線遷回美國，其製造成本可能飆升超90%。蘋果手機在中國的生產線當前美國製造業工人平均時薪約32美元，是中國工人的6倍以上。老范們均深受其“害”。老范說：“加州4000多美金一個月，國內大部分就四五千塊人民幣一個月。”其國內工廠員工多時達300人。“普通辦公室人員底薪也要4000—5000美元以上，銷售人員工資更高。”老梅補充道，他現在的美國辦公室配置三個人——“兩華一白”。長年在美國創業的李俊總結的血淚經驗是：“人在美國是最不確定的因素，搞不好還會隨時告你。”所以，他對於工廠裝置方面的建議是：能自動化的全部自動化。“不要擔心裝置投入過高，你省下來的一個人工，就可能把多餘的裝置錢給掙回來。”此外，老范、老梅還均有計畫未來將部分中國供應鏈替代為成本更低的東南亞供應鏈，以避險美國高昂成本。◎ 其次，人力成本問題背後，核心在於美國製造業的產業配套、人才體系建設嚴重短缺。毋庸說李俊的十幾台用於生產美國國旗的定製機器，從國內採購是最具性價比的。他在美國也很難找到維修工人，或預約困難，或費用昂貴。所以，他沒少遭遇裝置壞掉，大半夜與國內廠家打視訊電話修裝置的經歷。吳老師在去年的年終秀上也提到福建企業金牌家居在美國建廠的方法是：“把中國的技術人員、設計人員、行銷人員，派到美國去。”與之呼應的是，截至2023年，美國製造業在整體非農就業人口中的佔比為8.2%，而服務業佔比至少為50%。所以，美國製造業的發展瓶頸是顯而易見的，那麼，李俊、老范、老梅們的生意恐怕難以規模化擴張，產生規模效應。◎ 第三，籠罩在中國工廠頭頂的關於產地的嚴格審查制度、“廠中廠”懸而未決的法律風險、川普“對等關稅”政策的不確定性……“總體而言，廠房成本並不高，人工成本雖然高，在高關稅下也還是可以接受。換個角度，能明確量化的成本都好辦，難就難在那些不易量化的效率、法律法規、產業叢集度、供應鏈密集度，等等。”一位在美國創業多年的企業高管對小巴總結提醒道。美國製造標籤結語：被迫走出去的矛盾與未來的迷茫或因美國製造前景渺茫，受訪者均預判美國對華關稅會回落到雙方可以接受的程度——60%及以下。值得一提的是，60%的對華關稅是川普在競選美國總統時的競選承諾之一。這些美國的工廠，它們更像是一個個拚命求生的個體，想方設法鑽進美國製造業留出的不多的縫隙中，試圖撐開一小片可見的天空。李俊本身是從事跨境電商的旗類生意，因為“客戶都是要我們美國製造，所以必須調整”。“現在很多美國大客戶，會關心貨源地，如果是中國，馬上掛掉電話。”老梅說起這些，略顯尷尬，“這是必須要走的一條路，國內還有幾十個員工的家庭要依靠公司的發展”。下半年，他會辦美國的工作簽證，全面開啟中美“兩頭跑”的工作模式。如今，早下場兩年的老范還算“滋潤”：國內工人數量預計從300個縮減到100人，以此減輕人力成本壓力。其年銷售規模仍然維持在2億元人民幣，但改做品牌生意後，從代工生產的5%的淨利潤率變為超過50%的毛利潤率，年淨利潤率明顯有了提升。老梅還不敢肯定。“賺不賺錢還是看自己的經營。”他說道。話裡頭，不乏對未來的憂慮。在美國，他們的產業很大程度都還是稚嫩的新興工廠，如一葉小船浮在汪洋，暴風雨在吼叫。 (吳曉波頻道)

《中美第一階段經貿協議》基於當時的背景，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中美貿易衝突，但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雙方之間的分歧，特別是沒有解決結構性的矛盾目下中美關稅大戰激戰正酣，一時難分難解。回顧歷史，可以發現中美貿易紛爭其實由來已久。特別是川普首次擔任美國總統以來，中美貿易戰陷入白熱化，在川普的第一任期，也曾發動對中國的大規模貿易戰。為緩和2018-2019年貿易戰，中美雙方經過多輪磋商後，於2020年1月15日在華盛頓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美利堅合眾國政府經濟貿易協議》（簡稱《中美第一階段經貿協議》）。根據《中美第一階段經貿協議》），美方同意暫停部分加征關稅（如原定2019年12月15日加征的15%關稅降至7.5%），中方則承諾擴大進口、加強智慧財產權保護等。如今5年過去了，該協議執行情況如何？對當下的中美貿易戰及後續可能的談判又有什麼借鑑意義？協議核心條款與雙方承諾《中美第一階段經貿協議》共分9章，內容涵蓋了智慧財產權、技術轉讓、農產品貿易等多個關鍵領域。協議核心條款和雙方承諾主要如下：1.智慧財產權保護•擴大商業秘密保護範圍，打擊盜版和假冒商品，延長藥品專利保護期；•禁止強制技術轉讓，要求技術合作基於自願和市場原則。2.農產品貿易•中國承諾在2020-2021年額外採購2,000億美元美國商品（含320億美元農產品），具體包括大豆、肉類、棉花等；•美方承認中國鯰魚、禽肉等監管體系等效，放寬農產品進口限制。3.金融服務開放•中國擴大外資在銀行、證券、保險等領域的市場准入，允許美資機構在華開展業務；•美方承諾取消部分金融服務業限制（如保險、電子支付）。4.宏觀經濟與匯率•雙方承諾保持匯率政策透明度，避免競爭性貶值；•中國恢復宏觀經濟會議機制，加強經濟政策協調。5.爭端解決機制•建立雙邊評估與爭端解決安排，取代WTO爭端解決程序，但未允許美方單方面監督。協議執行情況與主要爭議1.中方履行情況• 智慧財產權保護：修訂《專利法》《商標法》，打擊惡意註冊，建立智慧財產權法院；• 農產品採購：2020-2021年實際採購約1,500億美元（低於目標的2000億美元），主因疫情衝擊供應鏈；• 金融開放：取消外資股比限制，允許美資券商、基金在華獨資經營。2.美方履行爭議• 關稅未完全取消：僅將部分商品關稅從15%降至7.5%，約2,500億美元商品仍維持25%關稅；• 技術轉讓限制：美方持續以“國家安全”為由限制高端晶片等產品的對華出口；• 農產品市場壁壘：美企對華出口仍面臨非關稅壁壘（如檢驗檢疫標準）。協議的侷限性與後續展望《中美第一階段經貿協議》基於當時的背景，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中美貿易衝突，但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雙方之間的分歧，特別是沒有解決結構性的矛盾（如產業補貼、技術脫鉤、限制高端產品對華出口等）。原本中美之間應該繼續朝著基於市場經濟原則開展雙邊自由貿易的目標前進，但川普倒行逆施的關稅大戰完全打亂了雙方的節奏，讓中美之間第二階段的貿易談判舉步維艱。 (莫道春秋-投資與商業研究院)

國際貿易和金融學者“這是一個非常值得我們關注的歷史焦點，做錯了選擇，只能留給後人吸取教訓了。”4 月 2 日，美國總統川普宣佈將對全球幾乎所有國家和地區加征關稅。之後五天，全球所有主要股指開始自由落體，跌 8 個點已經不算突出。光美國股市就蒸發了超過 6 兆美元，兩日下跌幅度僅次於大蕭條、2008 年金融危機、新冠疫情等歷史性災難。一些與對美貿易基本無關的企業股價也在暴跌。比如騰訊和蜜雪冰城都在 4 月 7 日單日大跌 12% 左右。投資者擔心關稅對全球貿易的衝擊，但更擔心新一輪全球貿易戰將如何改變我們的世界。川普對關稅的態度已經延續幾十年，但此次關稅政策依然遠超所有人預期，因為力度，也因為受波及的不但包括美國的競爭對手，還包括了它的傳統盟友，甚至兩個僅有企鵝和海豹的小島。沒人能判斷他的邊界在那裡。在宣佈新關稅政策前一天，已經 94 歲的著名保守派經濟學家托馬斯·索維爾罕見批評川普的關稅政策。在反對貿易戰的同時，他格外對川普的捉摸不定表達了擔憂：當人們無法預判制定規則的人接下來怎麼做，只會緊握現金，減少投資和消費。“如果人們都握著現金，我們就會嘗到 1930 年代大蕭條的苦果。”新加坡總理黃循財在 4 月 4 日的講話中也提到了 1930 年代。他認為，美國的最新舉措標誌著全球秩序發生重大變化，基於規則的全球化和自由貿易時代已經結束，如今進入一個更專斷、更顯保護主義，以及更危險的階段。類似情況發生在 1930 年代，當時貿易戰加劇大蕭條並最終升級為世界大戰。“沒有人能夠預測當下局勢在未來幾個月或幾年的走向，但人們必須明白這個世界目前種種危險正在積累。”4 月 4 日，中國宣佈多項反制美國措施，包括對美國產品加征 34% 關稅；對 7 類中重稀土相關物項實施出口管制措施；在 WTO 爭端解決機制發起起訴，等等。歐盟稱在準備反制措施，越南希望與美國達成關稅降至零的協議……各國具體反應仍在醞釀中。為了更好理解川普此次關稅政策及其影響，《晚點 LatePost》訪談了兩位學者。一位是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王孝松。他的研究方向是國際貿易理論與政策，著作包括《美國對華貿易政策的決策機制和形成因素》《貿易摩擦的屬性、影響與對策》《全球貿易保護史》等；另一位是上善資本首席經濟學家夏春。他博士畢業於明尼蘇達大學經濟系，曾任香港大學金融學教授，現在是香港城市大學商學院客座教授。兩位學者在與我們的對話中各有側重，王孝松主要從國際貿易的視角出發，解讀了川普的關稅政策。他說：“只要川普的理念（如減少逆差）還在，他也不可能單方面取消關稅，所以在短期內，關稅一旦加起來之後，就很難取消或者削減。”夏春則更多從金融和宏觀角度，分享了對當前和未來局勢的感受與判斷。他說：“未來一兩個星期，我相信各國都要做一個艱難的選擇，會有很多溝通和交流。這是一個非常值得我們關注的歷史焦點，做錯了選擇，只能留給後人吸取教訓了。”以下是《晚點 LatePost》與王孝松、夏春的對話。川普的關稅政策既是談判策略也是最終目的晚點：你得知川普公佈的關稅計畫後，第一反應是什麼？好像沒誰精準預料到他的加稅範圍和力度？王孝松：震驚，但也在情理之中。他上一個任期就對中國加征關稅，也對其他貿易夥伴有小幅、零星加征關稅的行為，但那時他主要針對中國。這一個任期，從他競選時，就公佈了一些關稅方案。上台之後的兩個月裡，他也多次加征關稅，但都是針對特定國家，比如給中國加了關稅；或者針對特定產品，例如鋼、鋁、汽車，加徵了關稅。但我沒想到他會全面地對世界所有貿易夥伴無一例外加征關稅。因為這既引起了世界關稅大戰，也對美國自身不利。他去年競選時，說對所有國家征 10% 的基準關稅，還說對中國征 60% 的關稅。但是大家都知道川普不按套路出牌，沒想到他真的在短時間全部落實。夏春：非常不合理，計算方法沒有什麼理論根據，與所有國家徵收的關稅稅率都無法匹配，第一反應是對等關稅肯定會對市場造成巨大衝擊。因為市場過去都低估了川普的做法，對等關稅設定如此之高，超出幾乎所有人的預期，。後來根據《華盛頓郵報》的報導，川普展示的對等關稅稅率圖表是在演講前三個小時才確定的，他決定使用自己的簡化公式，這個應該最接近白宮貿易顧問納瓦羅的思路。晚點：一般而言，關稅徵收權歸國會，而非行政部門。此次川普借助《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賦予總統的權力，繞過國會直接行使關稅徵收權。你怎麼看這次關稅政策的形成過程？王孝松：按照美國憲法，國會是主管關稅的部門。當然，總統有些權力，比如美國《1974 年貿易法》規定了 “快車道”，意思是總統如果想和其他國家達成協議，可以先談判。達成協議後，國會必須在 90 天之內給出最終裁定結果。從實踐來看，總統跟國外達成的協議很少被國會推翻。但 “快車道” 需要經過國會 90 天內的裁定，這對川普來說不可接受。他現在上台還不到 90 天。所以他就宣佈國家進入 “經濟緊急狀態”，可以不受約束直接加征關稅，不需經過立法和司法機構的許可。其實川普重返白宮之後，對於權力集中好像非常熱衷，在逐步削弱立法機構的權力。這一屆，國會參眾兩院都是共和黨佔多數席位，都會支援川普。另外，他成立了政府效率部，讓馬斯克做部長。美其名曰是提高政府效率，其實是加強對政府部門的控制。如果那個政府部門不聽話，那我就說你效率不高，把你撤掉。從第二個任期來看，川普加強了權力集中和對權力的隨意使用，所以這次他才能通過宣佈國家緊急狀態而迅速提高關稅。他是有一定積累和準備的。晚點：川普在演講中稱，美國徵收的是打了約 5 折的 “對等關稅”，所以美國對貿易國是友好的。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隨後公佈了 “對等關稅” 稅率的計算方法。你覺得這個計算方法有合理性嗎？王孝松：不合理。因為它拿貿易夥伴對美國的順差除以對美國的出口，相當於貿易夥伴的順差率，然後再把順差率除以二，所謂打 5 折。按照經濟學的道理，關稅應該是矯正扭曲，削減對方額外的貿易壁壘。也就是說，兩國如果公平、正常做生意，貿易壁壘應該一樣。比如假設中國的平均關稅是 7%、美國是 3%，中國比美國高 4%，那美國可以多征 4% 的關稅。但他的意思是說，我要綜合考慮一系列貿易壁壘。除了關稅之外，還有一些隱形的非關稅壁壘、國內稅收等，把這些都考慮進去之後，最後拿順差率作為徵收關稅的基準。這個計算隨意、不科學，但也不是完全拍腦門，它一定程度上能反映貿易扭曲。從這個角度看，川普還是商人思維。經濟學模型也好，稅率、彈性這些基本常識也好，川普都不考慮，他最後看的是結果。對商人來說，就是賺錢與賠錢。他認為，我跟你做貿易，賠了錢，那就要用關稅找補回來。晚點：有人認為，川普的關稅政策是一種 “談判策略”，未來其他國家會報復、談判，最終各方達成新的貿易規則。但川普政府的官員又說沒有興趣就稅率討價還價，呼籲其他國家不要報復。也有人分析，從時間上看，川普政府也不太可能與 180 多個國家地區迅速談妥。你如何判斷這次關稅政策的實質？王孝松：我覺得可以從兩個方面理解，一個是目的，一個是手段。從表面上看，它是目的。因為他想通過關稅來平衡貿易逆差，增加財政收入。但很多時候他不真正實施，就像墨西哥和加拿大在邊境移民、藥品管制等方面屈從美國，比如墨西哥增派 1 萬士兵在美墨邊境巡邏，於是美國就不對墨西哥加關稅了。這說明他不是為了加關稅而加關稅，而是為了達成其他目的。那麼這次他對所有國家都加征關稅，對於一些成員來說，很可能也是手段，逼迫這些國家屈從於美國，作出對美國有利的政策調整。夏春：這樣的做法既是談判策略，比如他希望其他國家在關稅上讓步，很可能要求其他國家向中國加征關稅，來換取關稅減免；這個做法也是他的目的，因為他的確希望通過關稅籌集足夠的錢，對衝將來的企業減稅。實際上，大量學術研究都顯示關稅大部分是美國人支付，或者由消費者直接支付，或者進口商支付但不轉嫁給消費者，但川普的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米蘭就認為，2018-2019 年的關稅由中國出口商支付。2018 年貿易摩擦時，美國在加息，美元相對人民幣升值，所以有人產生錯覺，覺得美國從中國進口商品的價格低了。但關稅是美國人支付，中國以本幣計價的商品出口價格並沒有降低。米蘭把貨幣政策和關稅政策混到一起了。但這次並不一樣，聯準會處在降息周期，美元是在貶值。並不是說加征關稅就會直接帶來美元升值。實際上，米蘭也擔心這一次美國人要承擔關稅帶來的高價商品。因為川普做這件事情考慮了很久。現在他的內閣成員也都是順從他的觀點，幾乎沒人挑戰他錯誤的做法，這跟第一任期有巨大差別。接下來雙方的談判拉鋸可能要持續 1-2 個月。加關稅不能實現讓製造業回流的目的晚點：川普在幾十年前接受採訪時，也明確反對 " 自由貿易 "，認定貿易逆差是美國被佔便宜。這次他致敬並效仿前總統麥金萊（麥金萊在 1890 年將平均關稅率提升至 48%，被認為助推了 1893 年的市場恐慌。他在 1901 年遇刺身亡），認為關稅會繁榮美國經濟。你怎麼理解川普的思路？王孝松：不同時代，關稅的目的、手段、效果不一樣。簡單地說，從美國建國到南北戰爭之前，美國採取貿易保護，關稅的主要目的是增加財政收入。因為那時政府稅收來源有限，對於國外產品徵稅能使財政收入明顯增加。南北戰爭之後，美國依然採取比較高的貿易保護水平，一直到 1930 年代，也就是我們知道的大蕭條之後。南北戰爭到大蕭條之間，美國製造業開始發展起來，但它不如英國這樣的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實力強，所以它徵收比較高的關稅是為了保護本國產品，不讓歐洲的製造業產品進來。第二階段的保護可以認為達到了預期效果。第三階段，1934 年之後，美國雖然採取了一定的貿易保護，但開始走向自由化，不斷削減關稅。這時它的目的是為了互換市場。按照美國政府的邏輯：美國對你開放市場，你也應該對我同等開放。美國逐漸降低關稅，再加上二戰之後全球化盛行、全球貿易保護勢力越來越弱，美國就走上了堅持互惠且逐步自由化的道路。近年來，開發中國家崛起、美國製造業的比較優勢不復存在，美國工人大量失業、美國在貨物貿易上出現高額逆差。川普看準了這些現象，想讓製造業回流，於是採取了保護主義措施。但時代不同了，美國的逆差也好，失業也好，並非因為別國竊取美國利益，也不是美國在國際貿易中吃虧，而是美國的發展階段已經不是依靠製造業出口賺錢。它依靠的是自身強大的金融體系和美元霸權。它不用辛苦從事製造業，就能享受整個世界帶來的豐厚成果。美國高端服務業發展得非常好，順差非常大，但川普好像對這些視而不見，光盯著貨物貿易逆差。我覺得這一方面是競選的需要。他不說自己維護失業工人利益，很可能得不到鐵鏽州的支援，沒辦法勝選。二是他商人的思維，看到逆差過大，就覺得要加征關稅，但這是個錯誤的決策。夏春：“貿易逆差是美國被佔便宜” 是完全錯誤的。他相當於把公司層面的事情擴大到國家，但國家跟公司有很大區別。比如公司今年虧錢，說明經營失敗，但從國家來講，美國有逆差不代表美國吃虧。因為美國從中國換到了質優價廉的商品，如果自己生產或者從其他國家進口，成本都會更高。川普的思想學術上叫 “重商主義”，流行於 17 世紀的歐洲，早就被證明錯誤。而且這種觀點只考慮了經常帳戶的貨物貿易逆差，沒有考慮服務貿易的順差。美國享有服務貿易的順差，兩者合併考慮。美國經常帳戶的逆差會大大減少。川普也沒有考慮美國資本帳戶的順差。比如中國對美國有貨物貿易的順差，但中國會用盈餘資金買美國國債，意味著貨幣回流到了美國，美國的資本帳戶是順差。還有，美國現在很多企業到中國直接設廠，這些企業在中國賺的錢，實際上也屬於美國。但因為錢沒有轉回國（要納稅），沒有被計算在帳戶裡。晚點：法國一位部長在去年美國總統大選前說，" 我們不能每四年都把歐洲的安全交給威斯康辛州的選民。" 川普的此次政策會帶來那些超越任期的深遠影響？王孝松：對美國自身，川普確實改變了很多，貿易保護主義、民粹主義可能一直會延續。讓美國再次偉大、讓製造業回流美國的理念深入人心，特別是普通老百姓，對川普的支援呼聲很高。在國際關係上，他不想當領導者，不重視跟盟友之間的關係，未來會不會真的變成孤家寡人，還不清楚。但這一傾向對美國的國際關係和國際形象都產生了比較大的負面影響。夏春：川普肯定希望 “我讓美國製造業回流、讓美國實力全球第一、美國不被中國超越”，是他將來的遺產。他現在在想辦法連任，也選擇了很多相對年輕的人加入內閣。這些人都是非主流派別，川普希望培養他們，接他的班，保護他的家族利益。民主黨也在反思過去這些年的政策失誤，兩年後的中期選舉，共和黨在國會佔多數的情況很可能改變。從更大的人類歷史來講，我們現在處於一個十字路口，101 年前是 “一戰” 爆發，96 年前是大蕭條開始，類似這樣的周期是各個文明都重複經歷過的，我們不能低估人類重複歷史錯誤的可能性。因為有時事件發生與否掌握在少數人手裡，他們不一定能理性抉擇。但從好的方面想，川普討厭戰爭，不想走到這一步。現在股票市場反應我想也超出他預期，雖然他嘴上不會承認或者假裝一切都在預料中，自己有能力掌握局面。上周末美國發生了許多遊行集會示威，反對他的政策。接下來如果股票市場有更激烈的反應，也許有一些轉機。晚點：高關稅能讓製造業回流美國麼？王孝松：美國的資源稟賦不能提供製造業回流所需的勞動力。短期內，美國也不可能重塑健全的製造業產業鏈並重新開始生產。因為這麼多年美國都在發展服務業， 特別是高端服務業。也不能說美國完全沒有製造業，只是說聚集在高端，比如生物醫藥、航空航天、人工智慧、新材料、新能源、半導體。美國這些方面都有優勢，因為它聚集了世界最頂尖的高等教育機構、最頂尖的科研人員，研發密集型製造業發展得非常好。但如果想讓製造業全面回流，它現在不具備基礎。這麼多年，美國製造業吸引就業的人口早就低於 10%。你現在想讓不到 10% 的勞動人口支撐起全產業鏈？這是不可能的。而且一些傳統製造業，美國的生產效率比中國，甚至比越南還差。比如特斯拉在美國的工廠生產效率比在上海的工廠差很多。這些都表明目前美國的發展階段、要素稟賦，還有國內的基礎設施、工資水平等，都不可能支撐製造業全面回流了。夏春：川普看到了過去 50 年美國積累的大量社會問題。美國從全球化中獲得最大好處，但它內部的分配出了問題，好處讓少部分人（華爾街和矽谷）拿走，大部分人沒有拿到。製造業的就業人數佔比和對美國 GDP 的貢獻都是持續下降的。像過去 7 年美國經濟非常好，非農就業增長了 1100 萬人，但製造業只增加了 21 萬人。即使增加了製造業就業，也很難讓這些工人的收入大幅提升。因為美國製造業在二戰後的黃金年代，是沒辦法回去了。在中國製造業崛起之前，德國和日本就已經對美國製造業造成很大的衝擊。重振製造業，關鍵還不是生產成本高低，關鍵是產業鏈是否齊全。世界銀行的製造業分類從大到小接近 800 項，只有中國是齊全的，而美國中低端的部分基本都是缺的。美國仍然是全世界第二大製造國，川普所謂的 “美國不再生產任何東西” 只是一種選票策略。川普現在特別著急，想在幾年之內做出成果。但具體做法帶有很強的搏一把心態，效果不好再替換。我覺得他的行為類似生意人的賭徒心態，像當年他連續破產三四次。晚點：為什麼你說川普看對了美國的問題，但開錯了藥方？夏春：他的有些訴求是合理的，比如美國實際上享受了全球化的好處但是貧富差距巨大，普通人的生活水平沒有改善甚至變差了。最近美國股市大跌，川普也沒有安撫。過去他很在乎股市，現在明顯覺得華爾街過去得到太多好處，現在讓你虧點錢也是正常的。還有美國的製造業確實空心化了。但如果要增加就業，更好的方式是像日本、德國，培訓工人，補貼產業。他們的人均預期壽命沒有縮短，醫療體系也比美國更好。而美國人支付最高的醫療成本，反而人均預期壽命下降了。美國的資本主義是最極端的資本主義，缺乏日本、歐洲那樣的公平色彩。但川普並沒有直接對症下藥，而是反其道而行之。他應該對華爾街、大企業、大富豪徵稅，但現在是給他們減稅。反而拜登在重建製造業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拜登的想法是，美國有軍事霸權和美元霸權，只要和盟友搞好關係，就能繼續向海外借錢。借完錢以後，我拿錢補貼製造業。晚點：那加關稅能創造就業崗位嗎？王孝松：可能會有，但非常有限。比如拜登搞《通膨削減法案》，通過稅收減免鼓勵購買電動汽車、節能家電等，但法案強化了本土製造要求：電池元件等關鍵材料需在北美生產，才可享受補貼，導致中國等外國企業被排除在外。這種保護主義措施已經實施兩年多了，我們也沒有看到明顯的製造業回流。關稅加起來容易減起來難，而現在方向已經延續了三屆總統任期晚點：拜登雖然明確反對川普的諸多政策，但他也保留了很多川普開始的關稅政策。川普-拜登-川普這三個任期，那些關稅政策被延續，那些反轉了？王孝松：關稅是一脈相承的。川普第一個任期對中國加徵了比較高的關稅，最後對華平均稅率超過 19%。拜登延續了川普的高關稅，沒有取消，也沒有跟中國談判。到現在川普第二個任期，他剛上台時仍然是 19.1% 這麼高的關稅，所以對華關稅根本就沒變化。但拜登制定了一些產業政策，比如《通膨削減法案》《晶片與科學法案》，這些都是保護國內產業的政策。川普上台之後，還是沿用了這些政策。去年，拜登還對一些特定產品加徵了關稅，比如電動汽車、鋰電池。川普上台之後，也沒有取消。兩黨雖然在很多領域有分歧，但在關稅政策和貿易保護上空前一致。逆全球化的思潮深入人心，民粹主義在美國有很大市場，所以兩黨不管是誰上台，都認為應該保護失業者、保護製造業的工人，使製造業回流，所以貿易保護政策使得三屆總統的政策一脈相承。夏春：拜登延續了川普的關稅，是因為兩黨都不希望美國被中國趕超。中國製造業的強勢他們都看在眼裡，覺得關稅能起到一定保護作用。舉個例子，如果沒有關稅保護，中國新能源汽車可能橫掃美國市場。晚點：只是說程度有區別？王孝松：對，川普更激進，拜登是老政客，考慮得會多一點，不可能掀起全球的貿易戰。晚點：關稅是不是加起來容易減起來難？比如 1960 年代美國與歐洲的 “雞肉大戰”，美國對歐洲卡車報復性徵收 “雞肉稅”（Chicken Tax）。幾十年之後，雞肉稅還在，雖然期間美國和歐洲經歷了幾十年貿易開放的時期。王孝松：是的，這是一個逐漸削減的過程。因為 WTO（世界貿易組織）的前身 GATT（關貿總協定）1947 年成立。當時世介面臨一個棘手問題，各國關稅都非常高。像 1930 年美國通過《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案》，把關稅加到很高，掀起貿易戰，導致全球貿易額在此後五年下降了 66%。後來二次大戰爆發，各國更無暇處理貿易和關稅問題。到 1947 年 GATT 成立，開始推動全球貿易自由化，經過 8 輪談判，到 1995 年，整整 48 年，才終於把各國關稅降到比較低的水平。有一個大概的統計資料，1995 年 WTO 成立時，發達國家的加權稅率低於 4%，開發中國家的加權稅率低於 13%。這比 1947 年的時候低了很多，但這是接近半個世紀才談下的成果。“二戰” 之後，世界經歷了一個全球化蓬勃發展的時期，GATT 和 WTO 功不可沒。但現在川普掀起了全球貿易戰，一旦加征起來，再通過 WTO 多邊機制談判來削減關稅非常困難。因為 WTO 本身面臨困境，而且關稅是美國單方面加征，沒有辦法通過國際組織的權威約束它，那就只得依靠各個國家分頭來談，比如越南已經跟美國服軟，希望關稅互相降到零。但這種方式效率很低，全球參與貿易往來的國家地區有 100 多個，難以在短時間內達成一致。只要川普的理念（如減少逆差）還在，他也不可能單方面取消關稅，所以在短期內，關稅一旦加起來之後，就很難取消或者削減。晚點：你覺得貿易戰的歷史或者你對關稅的學術研究能給今天帶來什麼啟發嗎？王孝松：貿易肯定能夠使參與國的福利提升，不管你是大國小國、窮國富國，沿海國家內陸國家，只要參與自由貿易，你就一定能夠獲得福利提升，人民福祉獲得提高。這被理論證實，也被實踐證實，特別是被實踐證實。因為國際貿易理論來自於國際貿易實踐，先有地理大發現、貿易往來、絲綢之路，後來才有國際貿易理論。世界各國財富增長最快、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最快的年代是 “二戰” 之後到 2008 年金融危機之前這段時間。因為全球化帶來資源更合理組態，使得全球經濟增長步伐非常迅速。中國發展最快的時期，也是中國深度融入全球化的時期。儘管現在各國貿易靠規則運行，但美國還是能繞過 WTO，用國內法，宣稱自己進入緊急狀態就對別國徵稅。這裡邊體現出叢林法則。中國一方面要壯大自身實力，另一方面還是要保持開放心態，促進全球化發展。夏春：既會帶來 GDP 下降，也會帶來失業和通膨增加。貿易戰幾乎沒有贏家，至於誰衝擊大，誰衝擊小，我覺得意義不是那麼大，都是負面的。全球衰退很快到來，過去一些隱藏的風險都會爆發。比如過去幾年，美國加息後帶來商業地產巨大的空置率，隨著經濟衰退就會爆雷。就像 2023 年 3 月份的矽谷銀行倒閉事件。還有國家和國家的矛盾到底演化到什麼程度，可能都會成為教訓。一旦國家跟國家之間發生嚴重貿易摩擦，最終幾乎都是戰爭。比如歷史上西班牙、英國、法國、德國之間的戰爭都與貿易失衡有關，“一戰”、“二戰” 也都是這麼來的。但這是最壞結果，我們不希望走到這步，但不可以低估這種風險。有個著名說法，人類從歷史中學到的唯一的教訓，就是沒有從歷史中吸取到任何教訓。坦率講，如果我們阻止了壞的結果出來，可能大家又記不得教訓。但如果壞的結果真正發生，你再去總結教訓也晚了。風險可能會以一種我們想不到的方式爆發，可能發生在歐洲或者亞洲市場，也能發生在一些過去熱門的領域，比如人工智慧行業可能從開放走向封閉。未來一兩個星期，我相信各國都要做一個艱難的選擇，會有很多溝通和交流。這是一個非常值得我們關注的歷史焦點，做錯了選擇，只能留給後人吸取教訓了。對個人的建議，降低風險資產的組態晚點：相比 2018 年的貿易衝突，這次衝突的環境有什麼改變？包括中國在內的各方在與美國貿易中所佔據的位置有什麼改變？王孝松：現在整體世界經濟環境還不如 2018 年，那時世界經濟的恢復態勢還是比較理想的。現在，因為前幾年的新冠疫情使得世界經濟受到很大損失，各國本來動能就不是特別足，處於緩慢復甦中。川普限制貿易發展，限制資源在世界範圍內合理組態，會使得全球貿易萎縮，經濟復甦步伐進一步放緩，甚至陷入衰退。各國地位我覺得沒有根本性變化，美國最主要的貿易夥伴還是中國、加拿大、墨西哥。美國對中國的逆差是最大的，但貿易額最大的夥伴是加拿大。變化是東南亞一些國家崛起，像越南、泰國、馬來西亞，過去跟美國的貿易額比較小，但後來由於產業轉移、轉口貿易等原因，使得它們對美國的出口越來越多。全球供應鏈也不像以前朝著全球化的方向發展整合，變得碎片化。夏春：中國跟美國的貿易資料有很多不同維度，有一種維度是，美國從中國進口商品佔總進口的比重，從 2018 年的 16%，下降到現在的 13%。換一種維度是中國出口到美國的商品佔總出口從原來的 19% 下降到了 15%。不過兩國進出口貿易的絕對金額是增加了，按比例算是減少。中國增加了與東盟、歐盟等其他國家的貿易往來。晚點：你覺得新的關稅政策會給中國經濟和中國公司帶來那些影響？王孝松：我覺得他打擊一大片，給中國帶來的損失相對小。川普第一個任期時，我們給出的建議是，中國擴大朋友圈，比如搞 “一帶一路”，跟開發中國家建立更廣泛聯絡。但現在除美國之外的所有國家，中國都可以去爭取。例如歐洲和美國翻臉了，中國可以加強與歐洲之間的聯絡。我們現在也在估算影響，因為考慮到中國可以團結其他經濟體，尤其是歐洲這樣的發達經濟體，能夠彌補美國的損失，那 GDP 增速不可能減半，我估計不超過 1%。晚點：貿易衝突是不是可能繼續升級？王孝松：這個不可預測。但按照川普的性格和之前的做法，可能不會很快緩和，或者他被反制激怒，可能繼續升級貿易戰。晚點：普通人如何理解最壞情況？王孝松：粗略計算，2019 年，中國對美國出口占中國總出口接近 20%，出口對 GDP 的貢獻不超過 20%。也就是說，中國對美出口對 GDP 的貢獻不超過 4%。如果中國對美國的出口全沒了，這確實影響會比較大，但對美出口不可能全部消失。中國的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很強，失業者可以相對容易地重新就業，但陣痛可能會存在。晚點：資本市場已經做了反應，全球主要股市全線下跌，美債等避險資產上漲。你覺得投資者應該如何應對川普關稅政策的影響？夏春：個股層面，有些企業依賴出口，有的出口依賴超過 50%，有的低於 20%，那麼它們的股市反應非常不一樣。指數層面，美股連續兩天的下跌排到了歷史前 16 名，靠前的基本是 1929-1933 年大蕭條、1987 年黑色星期一、2008 年金融危機、2020 年新冠疫情。因為下跌幅度大，市場已經出現流動性不足的問題，這時美元就會走強。再一個是美國國債，因為美債已經跌了 4 年，處在相對低的位置，很多資金會把股票換成美債。所以美元和美債現在是避險資產。黃金之前漲得比較多，有人可能會把它換成美元，因為有人可能要借美元。這時可以賣一部分黃金，但一旦流動性緩解，避險資金又會重新組態黃金。市場經歷快速下行後，會有政策層面緩和。比如川普安撫市場，各國央行說提供流動性。但這次我覺得是一系列矛盾爆發，不太可能三四天、一兩個星期穩下來。最快的一次是 2020 年 2 月 19 日跌到 3 月底，跌了一個半月，但回到原點只用了 5 個月；1987 年是花了兩年回到原來的高點；大蕭條時間最長，股市花了 25 年才回到 1929 年的高點。我們現在給投資者的建議很簡單，降低自己風險資產的組態，尋找避險資產。如果你很厲害，可以做空，做多波動率。當然，黃金我覺得如果回呼 100~300 美元都非常正常。因為去年美國大選結束，黃金曾經到了 2600 多美元，今年高點接近 3200 美元，所以如果到了 2800 美元，可以考慮買入。這次對等關稅其實就是經濟冷戰。晚點：川普政府第二個任期以來，採取的多項政策，比如介入俄烏衝突談判，似乎有一個共同趨勢，即原有的國際秩序加速解體，未來世界發展的不確定性更高。我們可能迎接一個什麼樣的未來格局，普通人能做點什麼對抗風險嗎？王孝松：他現在想建構一個新的國際秩序。他不想讓美國繼續承擔更多責任，但美國優先、美國強大的理念還存在。所以他上台之後，想很快解決俄烏衝突，有著強勢姿態。但他的公信力越來越弱，對歐洲、亞太地區的影響越來越弱。“二戰” 結束形成的 “美蘇爭霸” 秩序，後來變成 “一超多強”，也就是美國一枝獨秀。現在美國的影響力和威懾力越來越弱，也在退出國際組織、撤掉美國駐軍，“多強” 會愈發凸顯，所以世界格局確實正發生變化。那在這個過程中，中國爭取要拉住歐洲，是未來的一個突破方向。對於普通人來說，大勢我們改變不了，只能做好自己的事情。夏春：肯定有新的超級大國，我相信中國在這個過程中間可以更多扮演國際角色。另外，美國的地理和自然資源在全世界很獨特。如果它選擇孤立，也不會過得很差。歐洲和亞洲因為歐亞大陸連在一起，是天然的鄰居，歐洲領導人需要提升思維空間。中國和歐洲沒有本質矛盾，未來有更大的合作空間。未來從大的方面看，有兩種結果，一種是不發生戰爭情況下，大家找到一個新的治理模式；另外一種可能是，經過了戰爭，教訓也非常慘痛，但最終大家還是會找到一個新的模式。如果我們把時間眼光放得更長遠，大國之間的興衰崛起一定是有高潮、低潮。瑞·達里歐講世界秩序的變化，首先是西班牙，然後葡萄牙，再到荷蘭、英國，然後慢慢的俄羅斯、日本、德國、美國，現在到中國，世界在不斷循環。個人來講，我們都是小人物，沒有辦法去主宰世界歷史大的走勢。 (晚點LatePost)

在2月4日下午美國預告對華加征關稅的時刻過後，中國立即宣佈對美加征關稅。中國則把目標對準了液化天然氣與煤炭等能源和農機等農業領域，瞄準了作為川普總統的支援基礎的農戶和能源業界容易受到影響的品類…… 美國總統川普（Reuters） 美國川普政府2月4日發動對華加征關稅，中國也立即採取報復措施。川普將尋求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進行直接磋商，但有聲音擔心掀起報復性關稅大戰的2018年至2019年的貿易戰會捲土重來。 在2月4日下午美國預告對華加征關稅的時刻過後，中國立即宣佈對美加征關稅。中國駐美大使館發言人發表聲明稱“採取了必要反制措施，完全正當、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