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農就業資料
【科普】美國非農就業資料靠譜嗎?
美國非農就業資料由美國勞工統計局(BLS)統計。這個資料有多重要呢?打個比方來說,非農就業資料就是美國勞動力市場的“溫度計”,而聯準會需要用這個溫度計來衡量勞動力市場的冷暖,從而決定貨幣政策。然而近期這個“溫度計”的讀數上躥下跳,好不抓人眼球,聯準會降息的預期也因此一步步增強:8月1日公佈的7月非農就業資料大幅下修5-6月非農就業人數,川普甚至因此開掉了BLS局長;9月5日公佈的8月非農資料大幅不及預期,且6月的非農就業資料被再度下修至-1.3萬,是2021年3月以來首次出現的負增長;9月9日公佈初版非農就業修正基準,2024年3月—2025年3月的非農就業人口下修91.9萬,超過市場普遍預期的70萬-80萬。大家可能會吐槽,這麼重要的資料調來調去,靠譜嗎?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需要先瞭解美國非農就業報告的統計和修正機制:“先天不足”的統計機制BLS通過向約12萬家企業發放調查問卷統計非農就業資料。但是收到調查問卷的企業不用立刻回覆,只要在收到問卷三個月內回覆即可,甚至還有一些企業根本不會回覆。因此BLS發佈的每月非農就業報告有三個版本:初始版。T月的非農就業報告初始版將在T+1月發佈,該版本基於首月答覆的問卷。修正版,T月的修正版非農就業報告在T+2月發佈,該版本基於第二個月答覆的問捲進行修正。準定稿版。T月準定稿版非農就業報告在T+3月發佈,該版本基於第三個月答覆的問捲進行修正。舉例來說,在9月5日發佈的非農就業報告中,我們能看到8月非農就業的初始版、7月的修正版和6月的準定稿版。BLS問卷的整體回覆率今年保持在95%左右,因此非農就業資料的整體精準性大體上有保障。但是自2020年後,首月回覆率明顯下滑,從60%左右下降到40%左右,首月回覆率的下降,將影響非農就業報告初始版的精準度,如果第二個月和第三個月回覆的問卷與首月出現較大差異,BLS將不得不大幅調整非農就業報告,這就是我們在7月和8月非農就業報告(爆冷就業資料鎖定聯準會9月降息)上看到的。終極調整BLS通過問卷調查統計非農就業資料的好處在於時效性相對較高,可以做到每月發佈。但是其問題在於統計樣本的侷限性:美國大約有3500萬家企業,而BLS的統計樣本僅有12萬家,佔比不到1%。並且每個月都有大量的企業創立和倒閉,這使得通過調查問卷預估出的資料精準性仍有待提高。BLS的應對方法是結合美國各州的失業金稅(可以簡單理解為失業保險)繳納記錄(state unemployment tax records)對非農就業資料進行調整。失業保險的資料通過“就業與工資季度普查 ”(Quarterly Census of Employment and Wages即QCEW)的形式發佈。QCEW的好處在於精準度極高,因為美國95%的企業會給員工繳納失業保險,因此QCEW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到底淨新增了多少就業人口。但是QCEW的問題在於時效性較差。不但頻率較低,每季度才發佈一次,而且報告期滯後長達6個月。舉例來說,2025年9月發佈的QCEW時效期間為2025年3月。BLS將會根據每年8月或9月發佈的3月QCEW對非農就業資料進行最終調整,被稱為年度基準調整(benchmark revision),不過這個調整也分為兩步,以2025年為例:初次調整。在2025年9月伴隨QCEW一同發佈,該次調整僅會公佈2024年3月—2025年3月的非農就業人口調整總數,不會調整每月的就業資料最終調整。在2026年2月發佈2026年1月非農就業報告時,進行最終調整,此次調整將會修正2024年3月—2025年3月每月的就業資料。非農就業報告失準的本質讓我們回到文章開頭的問題:非農就業報告靠譜嗎?筆者的答案是曾經靠譜,這從非農就業報告對市場的影響就能看出來,市場對降息的預期多次受到超預期非農就業報告的影響。而如果一個資料大部分時間不靠譜,市場是不會把它當回事的。但是美國似乎也正在面臨“百年未有之變局”川普逆轉了美國傳統的關稅和移民政策等。在川普看來,這一切或許是為了MAGA。但這也讓不確定性的迷霧籠罩了美國。而目前看來,BLS非農就業報告的統計方法還不能很好地適應這種不確定性,因此近期非農就業報告經常讓人大跌眼鏡。如何解決這個問題?答案或許只有一個——與時俱進。具體怎麼做,就只能交給川普新任命的BLS新局長Erwin John Antoni了。從這位仁兄的背景來看,他交出的答卷可能會讓川普滿意,但不一定會讓市場滿意。 (聊聊FED)圖:Erwin John Antoni
美國頻繁下調就業資料,是真實經濟體現,還是為了降息有意為之?
美國財長貝森特表示,2024年就業資料修正值或下修80萬個崗位;有信心政府將在最高法院的關稅裁決中勝訴;如果法庭裁定反對徵收關稅,我們將不得不退還已繳納的稅款。我個人認為,不要有這麼多陰謀論,美國頻繁下調就業資料的現象,本質上是統計方法迭代與經濟結構性調整共同作用的結果,其中有真實經濟波動的客觀反映,也受到政策環境變化的間接影響,但沒有直接證據表明資料調整是為降息而故意操縱,不過,我也能理解懷疑資料的群體,因為川普已經把美國政府機構當成了自己公司的部門。下面我們具體分析下:從統計方法看,美國非農就業資料的初值依賴傳統抽樣模型,但疫情後經濟運行邏輯發生根本變化。服務業的劇烈衰退與反彈、製造業回流及 AI 產業革命導致企業 “成立 - 倒閉” 動態遠超歷史規律,傳統 “線性模型” 難以捕捉這種非線性波動(線性經濟其實是計畫經濟的基礎,但實際上研究這種線性理論的集大成者是美國,蘇聯60-70年代也很強,有不少線性諾獎,後期就不太行了,僵化了)。例如,2020-2021 年服務業新增企業數量激增,但模型未能及時納入,導致初值高估;2022 年後地緣衝突加劇複雜性,模型修正頻率進一步上升。這種技術偏差在經濟波動大的時期尤為顯著,2024 年下修 80 萬個崗位的核心原因正是基於失業保險資料(QCEW)的年度基準調整,屬於統計流程的正常更新。而且,我們看到,資料下修集中在勞動密集型行業,其中專業商業服務、休閒酒店、製造業和批發零售合計下修超 70 萬個崗位,佔總下修量的 86%。這與關稅政策直接相關:製造業下修 11.5 萬個崗位,可能源於加征關稅導致的出口減少和企業裁員;農業相關崗位受報復性關稅衝擊,部分州就業資料被大幅修正,而服務業就業彈性高(這個月上班,下個月不幹了),大感冒後波動劇烈,模型對其動態的捕捉滯後,也進一步放大了修正幅度。我們再來看今年的就業市場的結構性疲軟現象!儘管二季度 GDP 增長強勁(年化 3.3%),但就業市場呈現 “冰火兩重天”:科技、金融等高薪行業招聘活躍,而製造業、農業等傳統行業受關稅拖累明顯。失業率從年初的 3.7% 升至 4.3%,勞動參與率停滯(62%左右),顯示勞動力市場邊際轉弱,但這種分化導致資料修正呈現行業集中特徵,而非全面性衰退。在本次談話中,財長貝森特還提到如果關稅裁決敗訴,可能導致已徵收稅款退還,直接影響政府財政和企業現金流,其實這已經有點威脅的味道,美國政府現在除非大規模調整預算,不然根本沒有能力賠幾千億美元的稅款,而且,關稅是和大而美法案繫結的政策,一旦敗訴,美國當下經濟模型直接崩盤。而當前的資料下修已部分反映關稅對就業的衝擊:例如,啤酒、鋼鐵等行業因成本上升裁員,農業州就業崗位因出口萎縮減少。這種影響通過企業調查(CES)和失業保險資料逐步傳導至統計修正,而非人為操縱,本身就是一個緩慢傳導並驗證的過程!最後,聯準會已經執行的降息,和透露出的未來降息周期預期,其實都早於本次資料下修發生時和進行時!聯準會在 2024 年 9 月和 11 月兩次降息,開啟降息周期,而財長提及的 80 萬崗位下修發生在 2024 年底至 2025 年初。降息決策更多基於當時的通膨降溫(核心 PCE 降至 2.5%)和經濟增速放緩,而非直接針對就業資料調整。官員表態顯示,聯準會關注的是 “年初以來的就業市場緩解趨勢”,而非單次資料波動。此外預期的9月降息,也早在8月的吹風會上已經透露!不過,美國歷史上也確實存在大選年資料高估、總統上任首年低估的現象,但當前調整有明確的統計依據。BLS 作為獨立機構,其修正流程受法律嚴格約束,且 2024 年下修基於失業保險資料,難以被政治力量直接干預。回到前面對於川普的質疑,實際上,我認為川普解僱 BLS 局長後,資料更糟的案例,反而削弱了 “操縱資料” 的動機。而美國今年,也確實因市場初值強勁頻繁博弈降息預期,但修正後的資料顯示就業市場並非 “過熱”。例如,2024 年 12 月新增就業 25.6 萬遠超預期,但修正後資料顯示年初以來就業增長放緩,這促使聯準會維持降息路徑,並且始終聲稱不侷限於1-2個月的資料參考維度。這種 “初值擾動 - 修正糾偏 - 政策調整” 的循環,本質上是市場與政策制定者對經濟真實狀態的認知迭代。所以,我認為當前就業資料的頻繁修正,90% 以上可歸因於統計方法迭代和經濟結構性變化,關稅政策通過行業傳導間接影響修正方向,而聯準會的降息決策更多基於通膨與增長的平衡,並非依賴資料調整。儘管美國政治周期對資料存在歷史影響,但 2024 年的下修有明確的統計依據,且 BLS 的獨立性未受實質性破壞。未來短期全球最大的變數實際上不是降息,而是關稅裁決結果對就業的二次衝擊,長期來看,是 AI 等新技術對統計模型的進一步挑戰! (聞號說經濟)
Fortune雜誌─資料信仰崩塌,美國經濟成“皇帝的新衣”?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一面是財政擴張與股市狂歡,一面是就業資料“斷崖式”下修,美國經濟統計的公信力正在經歷前所未有的風暴——美國總統川普在出人意料的5月和6月非農就業資料爆冷的當日解僱勞工統計局局長,市場對聯準會9月降息的押注急劇飆升,而當鮑爾面對可能頻繁被“技術性修正”過的經濟指標時,聯準會的貨幣政策也正淪為在迷霧中航行的巨輪。當前的美國經濟局勢猶如颱風來臨前的平靜,表面資料波瀾下,真正決定方向的洋流已在深處湧動。同時,中國也在通過全方位反內卷行動及發放生育補貼等措施應對內外多重壓力,經濟能否走出通縮螺旋備受關注。而太平洋兩岸的企業競爭圖景揭示了兩大經濟體的另一面向:2025年的《財富》世界500強榜單中,美國138家企業平均利潤97億美元,中國大陸(含香港)124家企業的平均利潤為42億美元,兩者的差距超過一倍。曾任IBM全球高級副總裁兼大中華區董事長的陳黎明在2019年以李白的這句詩“行路難,行路難,多歧路,今安在”形容跨國企業深陷大國貿易摩擦的無所適從。六年後來看,無論企業還是國家,真正的競爭力鴻溝或許不在短期的資料,而在戰略定力與時間沉澱之中。美國就業資料真實性崩塌,挑戰市場舊邏輯八月第一周,美國勞工統計局投下一枚深水炸彈:5月和6月的新增就業人數被砍掉整整25.8萬人,是1968年以來非經濟衰退時期最大的一次兩月下修,也相當於原先報告的三個崗位中有一個“憑空消失”。面對輿論嘩然,統計機構將原因歸咎於問捲回收率跌破60%的季節性調整問題。但川普的回應更具戲劇性,他直接解僱勞工統計局局長,指控其“操縱資料助選民主黨”。市場反應則折射出更深層焦慮:首先,美國股市存在“壞消息即好消息”(疲軟資料推升降息預期助漲股市)的舊邏輯。但是,資料公佈當日,儘管9月聯準會隆息機率應聲從37%躍升至80%,市場反應卻沒有遵循舊邏輯,美股“反常”下跌。也許是因為這次的壞消息不是某項資料的崩塌,而是資料“真實性的崩塌”——作為市場信心晴雨表的就業資料真實性受到質疑,這是市場的信任危機,是一種釜底抽薪式的利空。而在七月份,華盛頓還洋溢著政策勝利的氣息。川普簽署的《大而美法案》正式生效,企業稅率永久性降至20%,研發費用抵扣和裝置折舊優惠延長。資本市場的回應熱烈而直接,道指與納斯達克攜手創下歷史新高,彷彿再次印證“美國優先”經濟策略的有效性。但法案背後實則是一筆沉重的帳單。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的測算顯示,2025-2034年間聯邦赤字將因此淨增4.1兆美元,債務/GDP比率從117%飆升至130%,到2034年利息支出或將吞噬GDP的5.3%。資料統計的愈發混亂,於經濟更是雪上加霜。就在非農資料公佈前一周發佈的二季度GDP增速高達3%,描繪出美國經濟強勁復甦圖景。但處於風暴眼的美國勞工統計局此前承認,消費者物價指數樣本中15%的資料收集被迫暫停,三個大都市區統計工作因資源不足而中斷。對此現象,安永-帕特農首席經濟學家格雷戈裡·達科曾發出警告:“政府機構資金削減正在影響所有經濟資料的收集分析能力”。資料生產機制遭遇政治干預,也令市場因懷疑美國經濟變成“皇帝的新衣”而陷入兩難:降息若屬預防性質,則利多風險資產;但若被疲軟資料證實為衰退應對之舉,反而可能觸發恐慌性拋售。當前局面正滑向後者——非農資料的斷崖式下修如同推倒第一張多米諾骨牌。中國治理通縮的政策,也在與市場信心賽跑美國宏觀政策和資料明暗交錯的七八月份,中國正展開從反內捲到生育補貼的系統性破局。在供給端,反內卷行動已從政策倡導升格至立法實踐。八月第一天,長三角三省一市同步出台《關於促進長三角科技創新協同發展的決定》,以協同立法形式打破區域間重複招商、產業同構的痼疾。此前一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更是直指“依法依規治理企業無序競爭”,要求“規範地方招商引資行為”,將反內卷納入宏觀經濟治理的核心框架。在需求端,真金白銀的生育補貼成為刺激消費的新槓桿。2025年國家層面推行“育兒補貼+地方加碼”的雙軌制:全國統一對三歲以下幼兒發放每孩每年3600元補貼,年度財政投入預計超1000億元;地方政府另外發力,如呼和浩特對三孩家庭一次性獎勵10萬元。這類政策瞄準的是最具消費潛力的年輕家庭,因為補貼不僅緩解其生育成本,更通過釋放母嬰、教育、家居等鏈條需求,直接撬動內需。招商證券測算,2025年全國生育補貼總規模約5400億元,若60%轉化為消費,將直接拉動社會零售額增長1.2個百分點。在PPI連續18個月負增長的背景下,這種需求釋放對打破“降價→減產→裁員→消費降級→降價”的通縮螺旋尤為關鍵。目前來看,政策重點仍在供給側。尤為值得關注的是,新修訂《價格法》將低價傾銷界定標準從商品擴展至服務領域,且選取“內卷式”競爭問題比較突出的行業領域,有針對性開展成本調查,摸清生產經營情況,督促企業自覺規範價格行為。這有助於遏制“賠本賺吆喝”的惡性競爭,幫助企業修複利潤率。而若反內卷改善企業盈利並推升股市,帶來居民財產性收入的增加,進一步釋放消費,也有助於形成正向循環。摩根士丹利則指出,供給側措施雖有幫助,但僅靠其自身可能不夠。雖然中國在過去的周期中通過出口和房地產行業實現了總需求的再通膨,但鑑於貿易緊張局勢和房地產行業持續的結構性放緩,這些驅動因素目前的支撐作用較弱,因此其認為通縮問題的可持續解決方案在於系統性地增加社會福利支出以支援消費,特別是針對城市農民工和農村貧困人口。無論是以立法反內卷,還是以財政支出和制度改革轉化預防性儲蓄,都有望推動通縮“灰犀牛”逐步轉向。當美國深陷資料信任危機,中國治理通縮的政策也在與市場信心賽跑,這場轉型註定艱難但卻至關重要。中美經濟博弈終局未定,勝負手仍在於生產力中美經濟博弈相持之際,企業基本盤揭示出這兩大經濟體的更多面向。從2025年《財富》世界500強榜單來看,美國科技巨頭時至今日依然實力驚人。在今年排行榜上的34家高技術企業中,美國高技術企業有15家,包括蘋果、Alphabet、微軟、Meta、輝達、戴爾、IBM、思科、惠普、英特爾、甲骨文、博通、Uber、高通、賽富時。這15家美國高科技公司平均營業收入1,217億美元,盈利310億美元。上榜的中國大陸(含香港)高技術企業僅有6家,平均營業收入為677億美元,平均盈利73.6億美元。經濟學家王志樂在該榜單的分析文章中指出,目前中國高科技企業與美國高科技企業規模和效益的距離還在拉大,這個局面的形成與近年來美國不斷加強對中國高技術企業的限制、打壓分不開。他提醒中國高科技企業以及政府主管部門一定要清醒地認識高科技企業與國際先進水平的差距,以及企業發展中自身存在的問題,與此同時,尋找擺脫美國對中國企業限制打壓的路徑,從而在全球競爭中促使中國企業高品質發展。對投資者而言,儘管各種矛盾訊號交織,宏觀趨勢還是能提供相對穩定的羅盤。中、美、日三國7月製造業PMI同步走弱,印證貿易戰對全球經濟和商業活動的全面抑制。這場經濟博弈的終局不取決於資料粉飾或政策調節,真正的勝負手仍在於生產力:從AI和新能源這兩個最核心的賽道來看,美國掌控全球90%新增智能算力,中國則包攬全球60%電動汽車電池和85%太陽能元件產能。這意味著無論“東昇西落”還是“西升東落”可能都是過於簡單的宏觀思維——落到投資者的決策上,分散配置仍為理性選擇,跨地區、跨資產類別的多元佈局比押注單邊行情更具韌性。川普的任期僅剩三年半,大國角逐的勝敗需要更長時間顯現。阿里雲創始人、中國工程院院士王堅博士近日就表示,“至少在AI領域,我們確實是在跑一場馬拉松,而且肯定還處在早期階段。所以,短期的勝負其實並不重要。”他還直言,AI的未來在中國,不在矽谷。(財富Fortu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