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準會變天了!那個靠晦澀術語維持“神聖性”的時代已成往事 。三句話看懂凱文·華許出身名門:雅詩蘭黛家族的女婿,川普眼中“中央集權”最完美的演員 。跨界縫合:他是哈耶克的信徒,卻要為產業回流和AI基建精準“供血” 。異端實驗:一邊縮減印鈔機規模,一邊高喊降息,這是一場賭上美元國運的“主動進化” 。2026年下半年或迎來至少兩次降息,目標利率直指3.0% 。你準備好迎接這個“戰略貨幣主義”新紀元了嗎?當“縮表”遇上“降息”,這看似異端的政策組合背後,是美國國家戰略的深度轉型。正文2026年1月30日,海湖莊園的一紙提名,將55歲的凱文·華許(Kevin Warsh)推向了美國金融權力的風暴中心。川普以其標誌性的"特選演員"(Central Casting)修辭,宣告這位曾在三十歲便躋身聯準會理事會的"神童"將接任鮑爾,主掌全球最具影響力的貨幣機構。這場人事變動的背後,隱藏著美元霸權體系的深層裂痕、華盛頓權力遊戲的精密算計,以及一場關於貨幣哲學的世紀性辯論。在這場重排棋局中,聯準會不再只是調節通膨與就業的“技術部門”,而是被明確拉回到國家戰略的前台。它每一次看似中性的利率微調,實質上都是圍繞“美元能否繼續作為全球秩序的錨”這一根本命題所做出的戰略選擇。血緣、金權與政治通行證聯準會從未是純粹的技術官僚機構,它是美國地緣、血緣與金權的復合結晶。華許的崛起,首先得益於一張編織精密的政治通行證。他的妻子簡·勞德(Jane Lauder Warsh)背後是統治全球化妝品帝國(雅詩蘭黛)、長期供養共和黨金庫的勞德家族。其岳父羅納德·勞德(Ronald Lauder)與川普在沃頓商學院便是同窗,友情綿延六十年。從格陵蘭島的地緣野心到烏克蘭礦產協議的利益版圖,勞德家族的影子無處不在。這次提名因此披上了中世紀門閥的色彩。然而,將華許僅僅理解為家族代理人,顯然低估了美國政治體自我迭代的能力。華許真正的競爭優勢在於其充分的聯準會從業經驗。2006年至2011年間,年僅35歲的他便擔任聯準會理事,在2008年金融危機中擔任聯準會與華爾街的主要聯絡人,參與G20事務及亞洲新興經濟體的協調工作。這段履歷使他具備了深厚的貨幣政策制定經驗,在制度信譽上遠超其主要競爭對手,另一位凱文,川普的首席經濟顧問凱文·哈塞特(Kevin Hassett)。摩根大通首席執行長傑米·戴蒙(Jamie Dimon)等華爾街重量級人物的公開表態,揭示了這場人選博弈的核心邏輯:儘管哈塞特作為"絕對忠誠者"更符合白宮的政治期待,但華許在中央銀行治理方面的實際經驗,使其成為更為穩健的選擇。這種"忠誠度與專業度"的權衡最終傾向於華許,反映出川普在選擇聯準會主席時開始重視機構可信度。即便這種可信度本身可能只是一場精心設計的"獨立性表演"。鷹派和獨立性聲譽華許在聯準會理事期間建立的"通膨鷹派"聲譽,構成了其提名邏輯中最為弔詭的部分。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當美國經濟面臨通貨緊縮風險時,他仍對通膨上升保持警惕,支援維持相對較高的基準利率。2010年,他反對聯準會第二輪量化寬鬆(QE2)計畫,購買6000億美元國債。2011年,當聯準會考慮進一步經濟刺激措施時,他雖最終投票支援,但首先表達了反對。這種鷹派立場看似與川普要求大幅降息的政策訴求相悖,卻恰恰成為華許的核心優勢。投資諮詢公司Capital Economics的分析師指出:"華許相對而言是一個穩妥的選擇。他過去的鷹派立場應該有助於緩解人們對他不過是總統傀儡的擔憂。"這一悖論揭示了美元體系運作的深層機制:在全球美元資產持有者眼中,一個名義上獨立的央行,有助於壓低“財政主導”的預期,穩住海外債權人對美國國債與儲備資產的信心,從而降低因濫用鑄幣權而引發信任危機的系統成本。 在這個意義上,聯準會的“獨立性”本身就是維持美元霸權的最低成本方案。 川普在提名時刻意強調“他沒有向我承諾降息”,正是這場宏大戲劇中最為精妙的台詞。外界看到的是權力的博弈,內行看到的是美元體係為防止崩塌而進行的"外表獨立、內部可控"的精密重構。華許的獨立性聲譽成為他對川普的"可信承諾":他不僅能滿足白宮對降息的訴求,其本身的機構威信足以確保聯準會的內部同意,平息市場對政治干預的恐慌。這種逆向利用鷹派聲譽的策略,體現了華盛頓權力遊戲的高超技藝。供應學派費裡德曼和哈耶克的混合體在經歷拜登政府四年的觀察後,華許於2024年底開始主動爭取聯準會主席一職,並在過去一年的演講和撰文中逐步調整了自己的貨幣政策立場。2025年1月,他在《華爾街日報》專欄文章中提出了一個引人矚目的新論點:人工智慧AI將通過提高生產率成為"重要的通貨緊縮力量",這將為降息提供政策空間。這一轉變的策略意義昭然若揭。它既為川普的要求提供了經濟學的"合理化"解釋。技術進步導致中性利率(R-star)下降,使降息成為經濟必然。同時也保持了華許作為嚴肅經濟學家的形象。華許用深厚的學術包裝,將川普的粗鄙訴求轉化成了宏大敘事。在12月中旬的白宮會見中,華許直接表達了對降息的支援,聲稱當前利率"應該更低"。這一表態精準契合了川普政府的政策訴求,使華許從最初的邊緣候選人迅速上升至競爭的核心。華許對人工智慧持有一種"激進的樂觀",這種樂觀基於深刻的宏觀博弈。他認為,AI帶來的生產力爆發允許經濟在不觸發通膨的前提下實現強勁增長。華許堅信,只要年生產力增長提高1個百分點,就能在一代人內實現美國生活水平的翻倍。在這種視角下,AI建設是未來十年經濟增長的引擎,它為聯準會提供了一個完美的退出窗口。通過技術進步抵消貨幣緊縮的陣痛,在保障高實際工資的同時維持物價穩定。這是一種典型的華許式策略:他用佛里曼的貨幣主義信條作為底色,用哈耶克的自由意志主義作為修辭,卻在關鍵時刻展現出高度的政治適應性。這一知識譜系值得追溯。米爾頓·佛里曼(Milton Friedman)是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貨幣經濟學家,其核心主張"通膨永遠是貨幣現象"直接繼承自奧地利學派大師弗裡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的自由主義經濟哲學。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警告:中央銀行的權力擴張必然侵蝕市場自由,政府對貨幣供應的隨意干預將導致經濟周期的劇烈震盪。佛里曼將這一思想轉化為可操作的貨幣主義理論,主張聯準會應遵循固定的貨幣增長規則,避免主觀判斷帶來的政策失誤。華許正是在這條思想血脈上成長起來的:他既承襲佛里曼對通膨成因的清醒認知,又保留哈耶克對中央集權的本能警惕,這使他在批判聯準會"權力過度擴張"時,擁有深厚的理論武器庫。然而,這位理論上的自由主義者,卻在現實中展現出驚人的靈活性。當川普需要降息時,他能用AI生產率理論為政治訴求披上學術外衣;當華爾街需要紀律時,他又能搬出佛里曼的貨幣數量論來捍衛獨立性。這種在原則與權變之間遊刃有餘的能力,恰恰是華盛頓權力遊戲的最高境界。然而,與佛里曼或哈耶克仍試圖在“規則”內部求解不同,當下的華盛頓越來越坦然承認:當國家安全和大國競爭成為第一約束時,任何理論都只能被重寫為國家戰略的附屬條款。菲利普斯曲線也好,市場自發均衡也罷,在這一輪轉型中都被降格為可用即用、不好用就棄的工具箱零件。通膨責任的歸位,聯準會、國會的擔當華許對鮑爾時代最嚴厲的批判,在於其對通膨本質的"推卸責任"。長期以來,聯準會官員沉迷於將物價飆升歸咎於普丁的坦克、疫情的餘波或搖擺不定的供應鏈。華許對此嗤之以鼻,他重申了被遺忘的真理:通膨本質上永遠是貨幣現象。在他看來,鮑爾時代的"暫時性通膨論"既是專業上的自負,更是對公眾契約的背叛。"通膨是一種選擇。聯準會必須對物價穩定負絕對責任,因為是聯儲控制著貨幣供應。"這種"華許主義"回歸了米爾頓·佛里曼的信條,意味著未來的聯準會將告別"找藉口"的時代。這種責任的回歸,意味著聯準會必須停止向華爾街提供"隱性補貼"。有趣的是,華許對國會的批評遠沒有對同行那般尖銳。他心知肚明,真正握有財政鑰匙的並不是央行,而是那座山上的立法機關。從憲制結構上講,聯準會只是向國會負責的執行者,它能做的不過是在既定財政軌道內,用貨幣手段替國會和財政部爭取一點時間和空間。目前聯準會高達7兆美元的資產負債表,在華許眼中更像是一個膨脹的龐氏騙局。量化寬鬆(QE)扭曲了市場的價格發現機制,犧牲了工人階級的利益來維持股市的虛假繁榮。華許主張的"瘦身"計畫,是讓印鈔機重歸寂靜。他試圖通過大幅縮減資產負債表,換取更低的基準利率,從而將利多導向實體經濟(Main Street),充盈華爾街的酒杯則非其關切。華許提出的顛覆性方案是大幅削減聯儲資產負債表,並將其組合轉向“更短的久期”(shorter duration)。 他認為,當前膨脹的資產負債表實際上與利率政策“南轅北轍”,只有回收流動性、壓縮長期國債持有,才能在不重新開啟大規模量化寬鬆的前提下,為傳統降息騰出更大操作空間。 在他的設想中,通過減少對長端利率的人為壓制、釋放短端無風險利率的引導能力,可以在“縮表+降息”的表面悖論之下,實現收益率曲線的重新定價:既拉低實體經濟的融資成本,又避免再度放大資產泡沫。 這種“縮表降息”的異端組合,是供給派信徒對美國效率的最後豪賭。市場對此已經做出了極度敏銳的反應:華許提名的消息傳出後,國債收益率曲線出現明顯的整體上行且進一步變陡。 這一走勢既可被解讀為對“華許式紀律”和更強增長預期的押注,也反映了投資者對長期通膨與財政擴張壓力的複雜擔憂。美元體系的再夯實:多資產霸權的建構世界正處於一個規則截然不同的新時代邊緣。傳統的"石油美元"單點錨定正在鬆動,華許與財政部的新"財聯協議",旨在打造一個多資產、多標準、多結算層的復合霸權體系。在這個體系中,黃金、比特幣不再是美元的敵人,轉而成為美元的"引流裝置"和"減震器"。華許對比特幣的態度尤其值得玩味。他將其視為"系統診斷的監察官"(excellent overseer),即時監控著現有貨幣體系的裂紋。他認為,比特幣的價格波動並非毫無意義的投機,相反是一個靈敏的"系統診斷工具",反映了市場對決策者政策對錯的投射。這種包容並非基於對去中心化的信仰,相反基於對權力的極致自信:在當前由美元主導的定價、交易與清算架構下,那怕是加密資產的暴漲,也難以完全脫離美元計價和監管體系,其財富效應在很大程度上仍會回流到美元資產和美國稅制之下。這種將加密資產融入全球宏觀治理視野的深度,贏得了微策公司(MicroStrategy)首席執行長邁克爾·塞勒(Michael Saylor)的盛讚,稱其為"首位對比特幣友好的聯儲主席"。黃金價格在提名公告後的暴跌,從每盎司2800美元跌至約2600美元,跌幅超過6%。這恰恰折射出市場情緒的撕裂。一方面,投資者因華許的鷹派履歷而拋售通膨避險資產,相信他將恪守貨幣紀律;另一方面,他近期對降息的公開表態,又令人懷疑這位昔日的"通膨鬥士"是否已蛻變為白宮的政策工具。黃金的暴跌同時對應著信任與疑慮:市場既為"華許式紀律"的回歸而歡呼,又為聯準會獨立性的潛在淪陷而憂懼。這種矛盾的定價,正是華盛頓權力遊戲在金融市場上留下的最真實註腳。體制改革的雄心在最近的演講和採訪中,華許對聯準會的批評日趨尖銳。他提出了聯準會需要"體制變革"的論點,指責聯準會權力範圍過度擴張,涉足氣候變化和多元化議題等超出其制度授權的領域。2024年7月,他在CNBC採訪中直言:"聯準會的政策已經被打破很久了。我2006年加入的聯準會與現在存在根本差異。"這些批評與川普對聯準會的長期不滿相呼應,但華許用更為學術和專業的語言表達這些觀點,使其顯得更加可信和制度化。他的主張包括:縮小聯準會的資產負債表、減少前瞻指引的透明度、加強與財政部的協調、停止對氣候和ESG議題的關注。這些主張既滿足了川普對聯準會的不滿,同時又維護了貨幣政策的學術嚴肅性。華許最雄心勃勃的構想是尋求一場類似1951年的"財政-聯儲協議"。他要求釐清邊界:聯儲負責利率與物價,財政部負責債務與預算。這意味著聯儲不應再無底線地為財政赤字買單,從而避免陷入"財政主導"的泥潭。此外,他主張廢除近年來氾濫的"前瞻性指引"(forward guidance)。在華許看來,這種策略往往向市場傳遞了含糊甚至誤導性的訊號,使聯儲過度陷入"開會日復一日的細節糾結"中。他渴望回歸保羅·沃爾克時代的專業主義:讓聯準會從新聞頭條退回到幕後的"觀察者"角色。但如果說沃爾克時代仍然可以把貨幣政策理解為“對抗通膨的專業戰役”,華許所面對的則是一個把財政部與聯準會牢牢捆綁在一起的國家戰略工程。財政部長負責發債,聯準會負責定價,貝森特式的“橋樑人物”則在兩者之間不斷調校閥門,確保資金與利率同步服務於AI基礎設施和製造業回流的優先序列。華許還主張在縮小資產負債表的同時保留降息的政策空間,認為聯準會龐大的資產組合造成了市場扭曲,移除這些扭曲可以為傳統降息政策開闢新的空間。這種框架性的思考方式看似縝密,但極有可能在華爾街及全球金融市場掀起滔天巨浪。確認之路的障礙雖然華許的提名受到華爾街和大部分金融機構的歡迎,但其參議院確認過程仍面臨障礙。當前的時代背景堪稱魔幻:司法部(DOJ)正針對現任主席鮑爾啟動一場關於"辦公樓裝修言論"的所謂刑事調查,這被華盛頓建制派斥為恐嚇聯準會獨立性的"虛假藉口"。與此同時,白宮試圖解僱聯儲理事莉薩·庫克(Lisa Cook)的努力正陷入法律拉鋸。北卡羅來納州共和黨參議員托姆·蒂利斯(Thom Tillis)宣佈,在司法部對現任主席鮑爾的調查結束前,他將阻止任何聯準會主席候選人的確認。蒂利斯是參議院銀行、住房和城市事務委員會成員,其立場至關重要。參議院銀行委員會由共和黨佔13席、民主黨佔11席組成。如果所有民主黨委員與蒂利斯聯合投票反對華許,將形成12:12的平局,導致提名在委員會層面陷入僵局。要繞過委員會直接投票,需要60票支援,這在民主黨不配合的情況下幾乎不可能。然而,蒂利斯的反對似乎僅限於對鮑爾調查的原則性立場。如果司法部停止對鮑爾的調查,華許的確認前景將明顯改善。鑑於共和黨掌控參議院53個席位,一旦這一障礙被排除,華許獲得確認的機率將大幅提高。華許曾在2006年時以聯準會理事身份獲得參議院批准,建立了確認的先例。聯準會的改革聯準會是美國歷史上第三次改革嘗試,前兩次均在公眾的憤怒中灰飛煙滅。第一次是1791年由漢密爾頓推動建立的第一合眾國銀行,1811年因各州銀行和民粹主義者反對中央集權而被國會拒絕續約;第二次是1816年重建的第二合眾國銀行,1832年遭到安德魯·傑克遜總統的否決,1836年徹底關閉。這位民粹主義總統認為該行代表"東岸精英利益",對其進行了毫不留情的清算。華許深知這段血腥的歷史,深知中央銀行在美國從來不是技術問題,更是政治合法性問題。當一個貨幣機構失去"被統治者同意"(consent of the governed)這一美國建國理念的基石,無論其專業性多麼卓越,都難逃被憤怒民眾推翻的命運。他帶著"修復者"的面具走上舞台,試圖在川普引發的民粹浪潮與聯準會的制度存續之間,尋找一條危險的平衡木。華許的任命預示著聯準會貨幣政策可能發生重大轉變。與鮑爾相比,華許傾向於:更快地推進降息處理程序、縮小聯準會的資產負債表、減少對金融穩定性和氣候變化的關注、加強與川普政府的政策協調。根據聯準會成員的中性利率預測,如果華許確認上任,很可能會推動聯邦基金利率向3.0%的"中性"水平調整,這意味著在2026年下半年可能推進至少兩次降息。這種政策方向與川普削減政府債務利息支出、刺激房地產市場的經濟目標相符。華許面臨的核心挑戰在於如何平衡兩種相互競爭的壓力:一方面是白宮的政治壓力和市場對降息的期待,另一方面是維護聯準會的機構獨立性和學術威信。更深一層看,他必須同時回應三組拉力:來自財政部與國會的“降債”剛性約束,來自企業與勞工對增長與就業的現實訴求,以及來自全球資本對美元資產安全性的敏感審視。在AI和去碳化重塑產業鏈的年代,這三股力量很少同向而行,更多時候是互相牽扯。凱文·華許的登台,與其說是川普對聯準會的一次人事接管,不如說是美元體系在百年變局壓力下的一次“主動進化”。當這位“特選演員”接手人類歷史上第三個中央銀行的權柄時,他面對的不單是波動的通膨曲線,更是這座“貨幣神廟”搖搖欲墜的合法性基石。長期以來,聯準會的權力建立在一種“技術官僚的神聖性”之上:通過複雜的數學模型和晦澀的術語,將貨幣政策從嘈雜的民粹政治中剝離。然而,從2008年的救市爭議到2021年的通膨誤判,這種“專家治國”的幻覺早已破滅。華許的核心使命,並非單純地執行白宮的降息指令,而是要在民粹主義的咆哮與技術奇點的降臨之間,為聯準會尋找到一種新的“被統治者同意”(Consent of the Governed)。在中國等“非完全資本主義模式”的外部壓力下,這種同意不再能夠僅靠“市場會自我修復”的抽象信條來維繫。華盛頓需要向國內選民證明,那怕世界在向國家資本主義和產業政策回潮滑行,美國也有一套屬於自己的國家戰略版本,而貨幣政策正是這套版本中最關鍵的執行介面之一。華許對AI生產力的激進敘事,本質上是試圖繞過傳統的理論束縛,用技術紅利避險債務擴張的歷史包袱。他深知,如果美元不能在AI驅動的效率競賽中成為“價值錨點”,那麼無論是回歸金本位還是擁抱加密貨幣,都無法阻止神廟的坍塌。這種“縮表降息”的異端策略,實際上是美元體系重塑的實驗:一種不再依賴透明指引、不再追求政治中立,而是高度依賴增長預期、深度嵌入國家戰略的貨幣策略。某種意義上,這標誌著美國正式跨出了一步:從教科書中的“獨立央行+自由資本主義”,走向“以國家利益為最高範疇的戰略貨幣主義”。在這套新範式下,所謂獨立性更多是一種對市場的安撫語言,真正不可讓位的只有國家競爭力本身。這無疑是一場豪賭。華許試圖用其深厚的學術外衣為這場劇烈的轉軌提供“可信度”,但在華盛頓的權力迷霧中,他所扮演的角色極具悖論:他既是神廟的“修復者”,也可能是其舊制度的“拆解者”。當聯準會的獨立性從一種“絕對禁忌”轉化為一種“策略性表演”,美元的信譽就不再取決於那層薄薄的隔離牆,而取決於這場由人工智慧、財政擴張與貨幣紀律共同構築的宏大實驗能否成功兌現繁榮。問題在於,華盛頓此刻的目標是“既要又要還要”:既要壓低債務成本,又要維持美元資產的相對稀缺性,還要用寬鬆為科技競賽和產業回流供血。在現實政治和全球博弈的重壓之下,這三重願望能被滿足到什麼程度,恐怕連華許自己也只能暫時交給時間和市場的聯合審判。在海湖莊園的提名公告後,金銀市場劇烈震盪。對於全球投資者而言,凱文·華許的到來預示著一個舊紀元的謝幕:那個由格林斯潘、伯南克、鮑爾所定義的、崇尚模糊與平衡的技術統治時代已成往事。在那座名為美元的神廟裡,聖詠已歇,權力遊戲的規則正被重構。華許的選擇很簡單:通過紀律換取自由,通過技術贏得繁榮。但當他步入那座百年建築時,必須時刻警惕,歷史上前兩次中央銀行的覆滅並非死於專業匱乏,而是死於與公眾契約的徹底斷裂。在2026年的風暴中心,凱文·華許不僅是在制定利率,更是在為美元體系書寫一份關於生存與秩序的最終辯護詞。這一辯護的真正聽眾,既包括手握選票的美國中產,也包括手握外匯儲備的亞洲與中東央行。他們會在各自的計算表上,把華許時代的每一次“獨立決策”視作美國國家戰略落子的訊號,然後據此判斷:這座貨幣神廟,是否仍然值得再託付一個周期的信任。(美投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