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姆達尼
很社會!川普與對頭互捧
華盛頓,11月21日,經過數月的互相攻擊,美國總統唐納德·川普和即將上任的紐約市市長佐蘭·馬姆達尼週五在白宮舉行了一場出人意料的友好會晤——兩人面帶微笑,互相稱讚,並承諾在解決美國最大城市紐約市的犯罪和住房負擔問題上展開合作。這兩位政治立場截然相反的人物——一位是共和黨億萬富翁,一位是年輕的民主社會主義者——在從移民到經濟政策等各個方面都存在分歧。但很明顯,兩人在首次會面中建立了良好的關係。34歲的州議員馬姆達尼站在川普的辦公桌旁,79歲的總統抬頭對他微笑,並熱情地拍了拍他的手臂。就在不久前,川普還曾將馬姆達尼醜化為反猶太主義的共產主義者,並對其發表了一系列嘲諷言論。在與候任市長舉行私人會晤後,川普允許記者和攝影機進入橢圓形辦公室,並說道:“我們有很多共同點,比我想像的要多。我們有一個共同點——都希望我們深愛的這座城市發展得更好。”“我真正欣賞總統的一點是,我們這次會晤的重點並非在於我們之間存在的諸多分歧,而是我們共同的目標——為紐約人民服務,”馬姆達尼說道。馬姆達尼承諾管控房租,並提供免費公車和托兒服務,他是本月初在全國各地選舉中獲勝的眾多民主黨候選人之一。對於共和黨人來說,這顯然不是什麼好事。然而,這位以紐約房地產開發商身份成名的總統,在聽到馬姆達尼呼籲在他即將於1月1日上任的紐約市增加住房供應時,卻感到精神振奮。川普表示,自己越來越關注住房可負擔性和通貨膨脹問題。“他的一些想法與我的想法不謀而合,”川普說道,“他做得越好,我就越高興。”11月4日,隨著馬姆達尼在民調中一路高歌猛進最終勝出,川普曾威脅要取消紐約市的聯邦撥款。馬姆達尼經常批評川普加大聯邦移民執法力度的行為,因該市十分之四的居民都是外國出生的。在會面前的幾週,川普還將馬姆達尼形容為“激進左翼瘋子”、“共產主義者”和“仇猶分子”。馬姆達尼信奉的是北歐式的民主社會主義,而非共產主義。儘管他堅決批評以色列,但他得到了多位猶太裔政治家的支援,並在新政府中任命了多位猶太裔工作人員。然而,在兩人首次見面不到一小時後,川普就多次出面幫助馬姆達尼應對媒體尖銳的提問。當記者提醒他們之前對彼此的評價時,兩人相視一笑。“我被人罵得比暴君難聽多了,”川普笑著說,“所以這不算什麼侮辱,但我相信我們一起工作之後他會改變想法的。”有記者問馬姆達尼是否仍然認為川普是法西斯。“沒關係,你就直接說‘是’就行了,”川普插話道,一邊和馬姆達尼交換了一個笑容,一邊拍了拍他的胳膊,“這樣比解釋容易多了。”川普還為這位即將成為紐約市首位穆斯林市長的烏干達裔市長辯護,反駁了他所遭受的一些仇視伊斯蘭教的言論。一位記者問川普,他是否認為站在他身邊的是一位“聖戰分子”。“不,我不這麼認為,”川普在馬姆達尼的注視下說道,“我遇到的是一位非常理性的人。”一些政客和評論員對電視上展現出的友好態度感到困惑。“剛才到底發生了什麼?”來自密歇根州的民主黨眾議員拉希達·特萊布在社交媒體上寫道,並分享了一段川普與馬姆達尼會面時親密互動的視訊片段。川普曾多次敦促紐約市民不要投票給馬姆達尼,警告說這將給這座城市帶來災難。儘管紐約是美國最安全的大城市之一,但保守派媒體卻一直將紐約描繪成犯罪猖獗的地獄。第一任總統任期結束後,川普離開了曼哈頓,搬到了位於佛羅裡達州的海湖莊園。一位記者問川普,如果馬姆達尼執掌紐約,他是否會考慮搬回自己的“老家”。“是的,我會的,”川普說,“尤其是在會面之後。” (APD環球觀瀾)
川普態度,180度大轉彎!
美國總統川普與新當選的紐約市長馬姆達尼21日在白宮首次會面。兩人在隔空叫板數月後,態度均發生180度大轉彎,不僅沒有繼續互相攻擊,反而稱讚、恭維對方,甚至還幫對方解圍,場面之熱絡友好令不少觀察人士一臉困惑。變臉比翻書還快川普當天在白宮會見明年1月1日即將出任紐約市長的馬姆達尼,這是兩人首次碰面。閉門會談後,兩人在橢圓形辦公室回答媒體記者提問。川普坐在辦公桌前,馬姆達尼垂手站在他身旁。兩人有說有笑,還有肢體接觸。川普對這位年輕的後起之秀不吝讚美之詞,稱對方令人印象深刻。川普說:“我認為他可能會讓許多保守派大吃一驚……我們將幫助他,讓每個人實現夢想,讓紐約這座城市變得更強大、更安全。”川普說:“我們看法一致的地方比我想像的要多得多……他的一些想法也是我的想法,他幹得越好,我越高興。”馬姆達尼也“投桃報李”地表示,欣賞川普擱置分歧、謀求共識的做法。9月30日,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白宮,美國總統川普回答記者提問。新華社記者胡友松 攝同為紐約人,馬姆達尼與川普的出身和立場迥異。馬姆達尼是出生於烏干達的“90後”印度裔穆斯林,屬於民主黨“進步派”,競選紐約市長之前只是名不見經傳的紐約州議員。他自稱是“民主社會主義者”、“川普最壞的噩夢”,靠著“反川普”旗號和承諾更多社會福利贏得市長選舉。川普此前一直不希望馬姆達尼當選紐約市長,甚至暗示可能在馬姆達尼勝選後逮捕並驅逐他。為阻止馬姆達尼當選,川普曾在社交媒體上稱其為“反猶分子”,呼籲猶太人不要投票給他,同時號召共和黨選民投票給馬姆達尼的主要競爭對手、曾是民主黨人的科莫。他先前還威脅說,如果馬姆達尼當選,他“很可能”扣減“心愛的家鄉”的聯邦撥款。川普21日收回上述威脅:“我們不希望那樣的事情發生,我認為那種情況不會發生。”都是政治作秀?馬姆達尼曾稱川普為“暴君”,川普則稱對方是“極端左翼瘋子”。記者21日問及他們之前的這些評價,兩人似乎“一笑泯恩仇”。川普說:“別人跟我說過比‘暴君’更難聽的話。這沒有那麼侮辱人。我相信等我們共事後,他會改變他的想法。”有記者問馬姆達尼,他是否依然認為川普是“法西斯”。在馬姆達尼開口回答前,川普即解圍說:“沒事兒,你可以說‘是’”。他朝馬姆達尼一笑,用手拍拍後者的胳膊:“這樣說比解釋起來要簡單。”馬姆達尼將成為紐約歷史上首名穆斯林市長。有記者問川普他是否認為他身邊站著一名“聖戰主義者”,川普否定作答,稱馬姆達尼是一個“非常理性”的人。川普在首個總統任期後,把家從紐約搬到了佛羅里達州。有記者問他現在是否考慮搬回馬姆達尼治下的紐約,川普回答說:“是的,我會,尤其是在這次見面後。”11月4日,支持者在美國紐約慶祝馬姆達尼當選市長。新華社發(章正浩攝)川普與馬姆達尼的熱絡互動令不少政界人士和時事評論員一臉困惑。密歇根州民主黨籍眾議員拉希達·塔利布在社交媒體上寫道:“剛剛發生了什麼”。美聯社分析說,這次見面對川普和馬姆達尼來說都是一次重要的政治機會,雙方都想把握住。對馬姆達尼來說,這是他與美國最有權力的人碰面交流的好機會。對川普來說,這是他回應選民抱怨生活成本飆升的一次高調場合。美國全國廣播公司的民調顯示,65%的受訪者對川普政府執政10個月來的表現感到失望,認為政府在管理經濟、特別是應對通貨膨脹和高昂生活成本方面沒有達到預期。在本月初舉行的多場地方選舉中,川普代表的共和黨表現慘淡,民主黨大獲全勝。 (環球時報)
資本主義美國要變天了?
34歲的佐赫蘭·馬姆達尼以9個百分點的優勢擊敗前州長安德魯·科莫,當選紐約市第111任市長,這座"全球資本主義之都"迎來了歷史性時刻,首位穆斯林市長、首位印度裔市長、最年輕的市長同時誕生,他還是民主社會主義者。這場爆冷勝選不僅顛覆了紐約傳統政治格局,更引發了外網輿論對美國政治走向的深層追問,資本主義美國真的要變天了嗎?一、身份破局,多元背景凝聚跨界支援,這是主流美國社會沒有預料到的。馬姆達尼的身份標籤本身就是對紐約多元社會結構的精準呼應。出生於烏干達的印度裔穆斯林,7歲隨家人移居紐約,這種跨越非洲、南亞與美國的成長軌跡,讓他天然貼近城市中的新移民群體 。紐約擁有全美最大的穆斯林群體,76萬穆斯林選民因他的宗教身份與以巴問題上的明確立場給予堅定支援,而非洲裔與印度裔社區則在他身上看到了自身權益的代言人。更值得關注的是,他的身份優勢並未侷限於少數族裔。出口民調顯示,馬姆達尼贏得了白人、黑人、拉美裔及亞裔等各個族裔群體的支援,特別是年輕人支援。這種跨界吸引力源於其身份背後的共情能力,一個移民後代對城市底層生存困境的深刻理解。二、政策直擊痛點,民生承諾點燃草根熱情,原來發大餅很香啊。如果說身份是敲門磚,那麼精準的民生政策才是馬姆達尼勝選的核心密碼。在紐約,四分之一的人無法負擔住房、食品等基本生活必需品,三居室公寓月租中位數達3500美元,曼哈頓部分街區家庭租房預算需超1萬美元,地鐵票價10年上漲60%,普通人的生存壓力早已突破承受力,而這是美國這七年來作孽結果。面對民生困局,馬姆達尼的政策主張直指核心,免費公車、凍結房租、新建經濟適用房、免費托育、開設公營食品雜貨店,並用對年收入超100萬美元富人加稅2%、將企業稅率提至11.5%的方案保障資金來源。這些主張並非空洞口號,能落地政策承諾更具說服力 。最終,45歲以下選民中支援他的比例比科莫高出43個百分點,工薪階層與底層群體用選票為民生訴求投票,吃福利大餅真好香。三、美國政治路徑突破,福利主張改寫競選邏輯,也許會被推廣。馬姆達尼的勝選打破了"美國民意不歡迎福利政策"的傳統認知。作為民主社會主義者協會成員,他公開主張通過財富再分配實現社會公平,這種被共和黨抨擊為"激進"的立場,卻在選舉中轉化為強大的動員力。這一轉變背後,是美國社會結構與民生需求的深刻變化。疫後,紐約貧富差距持續擴大,1%的人口把控著44%的收入,是30年前的4倍,而川普執政時的減稅政策讓最富1%人群平均少繳稅2.5萬美元,進一步加劇了不公。當"讓美國再次偉大"的口號遭遇"連房租都付不起"的現實,馬姆達尼"讓紐約人先喘口氣"的樸實承諾更能擊中人心。他的成功證明,在生存壓力面前,所謂"主流民意不歡迎福利"的說法已站不住腳,以草根對抗上層的民生敘事正在形成新的政治共識。這種成功已顯現示範效應。馬姆達尼在初選時就獲得伯尼·桑德斯等左派人士支援,其"對富人加稅+民生福利"的政策組合,極有可能成為進步派政客效仿的範本。四、福利轉向等於"歐洲化"嗎,很可能,但還需要時間。馬姆達尼的勝選確實標誌著美國政治的重要轉向,他的政策主張帶有明顯的社會福利色彩,與歐洲部分國家的治理路徑存在相似性,這種轉向背後是美國民眾對現有資本主義模式的失望。當摩天大樓越建越高、但貧富懸殊太大,普通人交不起房租,制度合法性必然受到質疑。但美國的政治生態決定了福利政策的落地仍面臨多重掣肘。馬姆達尼的加稅與福利計畫需得到州議會和溫和派州長支援才能實施,民主黨內部對進步路線仍存分歧,擔心過度左翼化會失去中間派選票,共和黨更將其貼上"共產主義瘋子"的標籤加以攻擊。紐約作為自由派佔多數的城市,其政治選擇未必能在保守派佔優的地區複製,和歐洲比較普遍的福利主義還差別很大。但是,紐約新市長的誕生,無疑為美國政治注入了新變數。福利主張可能會成為可持續的"成功密碼",當民生焦慮取代意識形態爭論成為選民最核心的關切,美國政治的遊戲規則已經開始改變。也許,資本主義美國真的要變天了。 (前HR隨筆)
川普“最壞的噩夢”,如何創造歷史?
據美國紐約市選舉委員會4日公佈的紐約市長初步選舉結果,現年34歲的紐約州眾議員祖赫蘭·馬姆達尼勝選。他將成為紐約歷史上首位穆斯林市長。屬於民主黨“進步派”的馬姆達尼是一名出生於烏干達的“90後”印度裔穆斯林。分析人士指出,馬姆達尼因其民生政策和特殊身份當選,反映出紐約民眾對生活現狀和民主黨建制派的不滿。馬姆達尼勝選讓近年來呈現頹勢的民主黨看到了希望,但其政策落地仍然面臨多重掣肘。11月4日,支持者在美國紐約一個投票站外手持候選人祖赫蘭·馬姆達尼的競選海報(手機拍攝)。新華社發(周煥新攝)“黑馬”脫穎而出馬姆達尼7歲隨家人移居紐約,此後在美國鮑登學院獲得非洲研究學士學位,2018年加入美國國籍。馬姆達尼曾擔任過房地產顧問,幫助紐約皇后區低收入家庭解決貸款危機、避免房屋被收回。他說,正是這段“每天與唯利是圖的銀行打交道的經歷”促使他從政。馬姆達尼2020年當選紐約州眾議員,此後兩次連任。今年6月,他在初選中爆冷擊敗政治資本雄厚的紐約州前州長安德魯·科莫,被提名為紐約市長民主黨候選人。科莫隨後以獨立候選人身份繼續參選,選舉由此呈現馬姆達尼、科莫以及共和黨候選人柯蒂斯·斯利瓦三人相爭的局面。馬姆達尼屬於民主黨“進步派”,初選時得到聯邦參議員伯尼·桑德斯等左派人士的鼎力支援,近期又獲前副總統哈里斯、紐約州州長霍楚爾和聯邦眾議院民主黨領袖傑弗裡斯背書。前總統歐巴馬11月1日致電馬姆達尼表示願為其出謀劃策。民主黨“大佬”出面增加了馬姆達尼勝選的砝碼,他的民意支援率一直領先。由於斯利瓦支援率較低,美國總統川普等共和黨人為阻止馬姆達尼勝選,轉而支援“溫和派民主黨人”科莫,並試圖勸退斯利瓦。久勸未果後,川普直接呼籲選民投票給科莫,但馬姆達尼最終仍以約9個百分點的優勢獲勝。勝選三大因素分析人士認為,馬姆達尼勝選主要有政策對路、背景加分、對手弱勢三大因素。首先,他的主張回應了紐約市民當前最迫切的需求。資料顯示,四分之一的紐約人無法負擔住房、食品等基本生活必需品。美國房地產網站“找房易”資料顯示,紐約市房租中位數6月突破4000美元,比去年同期上漲5.3%。馬姆達尼在競選中提出“提高生活可負擔性”方案,表示要解決生活成本飆升問題,主張對富人、大企業增稅,提出免費托育、免費公車、凍結房租、新建經濟適用房、開設公營食品雜貨店等。這些政策讓他獲得工薪階層和低收入群體的支援。11月4日,在美國紐約,行人經過候選人安德魯·科莫的競選海報。新華社發(章正浩攝)其次,馬姆達尼的年齡以及宗教、族裔背景也為他加分不少。他採取“無處不在”的競選策略,街頭互動與社交媒體動員相結合,獲得年輕群體好感。紐約市擁有全美最大的穆斯林群體,穆斯林人口達80萬。馬姆達尼本人是穆斯林,而且在以巴問題上明確支援巴勒斯坦,贏得了穆斯林群體支援。他還突出自己來自非洲和印度裔的身份,既迎合紐約市的多元化傳統,也提升了在少數族裔中的人氣。此外,馬姆達尼的主要對手科莫也存在短板。科莫沿襲傳統競選套路,指責馬姆達尼資歷尚淺、政策激進以及持所謂“反猶”立場,試圖尋求逆轉。但科莫此前在州長任內因性醜聞辭職,負面影響一直難以消除。同時,川普對科莫的支援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對中左翼選民的吸引力。執政面臨掣肘馬姆達尼當選紐約市長令民主黨人歡欣鼓舞。眾議院民主黨領袖傑弗裡斯4日在社交媒體上祝賀馬姆達尼勝選,稱“民主黨在全國多場選舉中決定性擊敗川普和共和黨人”“民主黨回來了”。6月24日,建築工人在美國紐約曼哈頓街頭工作。新華社記者劉亞南攝分析人士表示,民主黨或將在2026年中期選舉和2028年大選中複製馬姆達尼的“成功經驗”。紐約州民主黨前執行主任巴西爾·斯米克萊說,馬姆達尼勝選表明民主黨需要改革,並且更徹底地擺脫建制派路線。不過,馬姆達尼及其代表的“進步派”能否推動民主黨實現“中興”目前還難以判斷。分析人士認為,馬姆達尼的政策主張在落實層面將受到多方掣肘。他的“提高生活可負擔性”方案若落地需要上百億美元資金,有輿論認為他的增稅政策可能導致富人和大企業撤出紐約,進而影響稅收基礎和公共服務的可持續性。此外,川普政府此前已明確表示,如果馬姆達尼當選並推行其政策,聯邦政府將僅向紐約市提供“最低限度”的聯邦資金支援,並且在紐約市財政告急時不會出手相救。有分析指出,馬姆達尼如果無法落實民生政策,其個人和民主黨“進步派”的信譽都將受到打擊。此外,馬姆達尼可能面臨來自川普政府和共和黨的打壓。馬姆達尼主張強化紐約的“庇護城市”地位,即對非法移民採取較寬鬆的管控政策。川普對此威脅稱,如果馬姆達尼阻礙打擊非法移民措施,他將被逮捕。另據報導,已有共和黨人致函司法部,聲稱馬姆達尼在2018年申請入籍時隱瞞了其加入左翼政治團體的經歷,要求對此展開調查並將其驅逐出境。這些都會對馬姆達尼的執政前景帶來不確定性。 (新華國際頭條)
第四次轉折:當全球最資本主義的城市,選出一位社會主義市長
歷史是有季節性的。無論人類如何用科技的霓虹燈來粉飾永恆的夏天,無論華爾街的指數如何試圖證明繁榮可以永續,凜冬總會如期而至。1997年,冷戰剛剛以西方的全面勝利告終,弗朗西斯·福山“歷史終結”的樂觀論調還在迴蕩。此時,兩位並非學院派主流的歷史學家威廉·施特勞斯(William Strauss)和尼爾·豪(Neil Howe),在他們合著的《第四次轉摺》中,極其不合時宜地拋出了一個有些荒誕不經的警告:“在2025年之前的某個時間點,美國將穿越一道巨大的歷史關口,其重要性堪比美國獨立戰爭、內戰,以及大蕭條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生災難的風險極高。國家可能會爆發叛亂或國內暴力,地理上四分五裂,或者屈從於威權統治。”那時,人們忙著慶祝網際網路的誕生和全球化的紅利,沒人相信冬天會來。這本書被大多數人遺忘在書架的角落,只有極少數敏銳的頭腦後來發現了它,將其奉為圭臬,而正是這些人重塑了我們今天的世界。二十多年後的今天,當我們站在2025年的尾巴上,預言落地的聲音震耳欲聾。就在剛剛,全球金融資本主義的終極聖殿、被視為自由市場神話活化石的紐約市,經歷了一場可能足以載入史冊的地震。年僅33歲的佐赫蘭·馬姆達尼(Zohran Mamdani),一位公開的民主社會主義者(DSA成員),在強大的民主黨建制派和億萬富翁們的圍剿中突圍,贏下了市長選舉。在曼哈頓下城那座像征著資本永不眠的銅牛雕像的注視下,被高房租和通貨膨脹壓得喘不過氣來的紐約人,選擇了一位發誓要凍結租金、向富人開刀、甚至由政府開辦雜貨店的年輕穆斯林來領導他們。這不僅僅是一次選舉的意外,這是歷史類股劇烈碰撞時發出的沉悶轟鳴。當最推崇資本主義的城市開始呼喚社會主義,我們知道,施特勞斯和豪筆下的“凜冬”不再是一個遙遠的比喻,而是已經凍裂了水管、逼近家門的現實。歡迎來到“第四次轉折”。尖峰報告:穩定幣到底是一場怎樣的財富大轉移?一、歷史的四季與精英的秘密劇本我們習慣於線性的時間觀,篤信明天會比今天更好,科技會解決一切問題。但《第四次轉摺》提供了一種更古老、或許也更接近真相的視角:時間是循環的。一個文明的興衰周期大約為80-100年,古羅馬人稱之為“Saeculum”——這大約是一個人從出生到死亡的長度。正如一年有四季,一個 Saeculum 也無可避免地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生長”(High),那是危機後的春天,制度強大,共識穩固,個人主義服從於集體目標(如二戰後的美國);第二階段是“成熟”(Awakening),那是躁動的夏天,新一代人開始以精神自由的名義攻擊舊秩序(如60年代的反文化運動);第三階段是“解體”或“熵”(Unraveling),那是落葉的秋天,個人主義盛行,制度腐朽,社會碎片化,人們在享樂中對未來失去信心(如80年代到世紀初的新自由主義時期)。而我們目前,正身處第四階段——“危機”(Crisis)。這是歷史的冬天。它的特徵是:曾經有效的解決方案全部失靈,曾經受人尊敬的精英喪失公信力,社會撕裂達到極限。一個微小的火星(一場金融海嘯、一次大流行病、一場選舉)就足以引燃積累了幾十年的枯枝敗葉。這一理論在美國大眾文化中或許是邊緣的,但在權力的核心圈層,它卻是一本公開的秘密劇本。川普的前首席戰略師史蒂夫·班農就是此書最狂熱的信徒。他多年前就斷言美國已進入“第四次轉折”。與常人試圖規避風險、祈禱歲月靜好不同,班農展現出一種近乎列寧主義的“加速主義”傾向——他不想躲避風暴,他想成為風暴。在他看來,以華盛頓官僚體系和全球化精英為代表的“舊秩序”已經不可救藥地腐爛。修修補補只會延長痛苦,唯有主動加速其“去結構化”(Deconstruction),徹底打碎這個名為“行政國”的龐然大物,才能在混亂中迎來源初的重生。他眼中的川普,從來不是什麼救世主,而是一把用來砸碎舊櫥窗的完美“鈍器”。而剛剛在紐約勝選的馬姆達尼,雖然處於政治光譜的極左一端,與班農勢同水火,但從大歷史的角度看,他們其實是同一種現象的不同面相:他們都是“危機”的孩子。當溫和的中間路線無法再提供基本的生存保障時,政治的鐘擺就會劇烈地向兩極擺動。人們不再尋找更好的管理者,而是尋找更徹底的顛覆者。人生唯一的贏法就是不競爭:彼得蒂爾7500億美元創業流水線的成功法則二、破碎的代際契約:彼得·蒂爾的冷酷洞察為什麼是現在?為什麼“社會主義”這個在美國政治語境中曾經等同於政治自殺的詞彙,如今卻成了年輕一代的動員口號?矽谷最具哲學思維、也最具爭議的投資人彼得·蒂爾(Peter Thiel),在2019年發給馬克·祖克柏的一封私密郵件中,極其冷酷而精準地解剖了這一點。這封郵件,比任何社會學論文都更直白地揭示了美國社會的深層病灶,堪稱理解當代西方政治經濟學的“羅塞塔石碑”。蒂爾在郵件中寫道:“當70%的千禧一代說他們支援社會主義時,我們不能簡單地斥責他們愚蠢、自以為是或被洗腦了事……如果一個人背負太多的學生債務,或者住房極其難以負擔,他就會長期處於負資產狀態……如果一個人在資本主義體系中沒有利益相關(stake),那麼他很可能會轉而反對它。”這就是問題的核心:利益相關性的喪失。二戰後的“美國夢”建立在一個基本的社會契約之上:如果你努力工作,你就能買得起房,養得起家,過上比父輩更好的生活。這個契約讓工人階級成為了資本主義最堅定的捍衛者,因為他們也是這個體系的“股東”。但現在,這個契約被單方面撕毀了。彼得蒂爾:“我賭的是模仿”。全球最具影響力億萬富豪的思想溯源美國連續幾屆總統都出生在1946年,嬰兒潮一代(Boomers)不僅佔據了政治、經濟和文化權力的頂層,更通過房地產政策和金融工具,鎖死了財富的向上通道。他們享受了戰後繁榮期低廉的教育和住房紅利,然後抽走了梯子,留給子孫的只有天價的帳單、不穩定的零工經濟和日益攀升的國債。當一個紐約布魯克林的年輕人發現,他需要打三份工才能勉強支付一個沒有窗戶的地下室的租金,而華爾街的避險基金經理僅靠資本利得稅的優惠就能日進斗金時,“資本主義”對他來說就不再意味著自由和機遇,而意味著債務奴役。相反,“社會主義”則意味著一張付得起的地鐵票、一間不會被隨意驅逐的公寓。馬姆達尼的勝選,某種意義上,就是“無產”的年輕一代對老年金權政治的一次絕地反擊。深諳此道的彼得·蒂爾,雖然自己是億萬富翁,但他沒有像其他精英那樣傲慢地從道德上指責年輕人。他知道,重力不因你否認而消失。因此,蒂爾也在下注。他支援像JD·范斯這樣的“新右翼”,這些人同樣反對傳統的自由市場原教旨主義,主張用國家力量來保護本土工人的利益。蒂爾和馬姆達尼,一個向右,一個向左,但他們都基於同一個判斷:中間道路已經死亡。未來的戰鬥,不再是克林頓家族與布什家族那種溫文爾雅的政策辯論,而是兩種激進路線關於“誰來重寫遊戲規則”的殊死搏鬥。財富為何正消失於無形之中:資本與勞動力的大脫鉤三、全球性的終極脫鉤:當人類成為“多餘的資料”如果說代際衝突是這場危機的社會學表象,那麼更深層的、決定性的地質運動,則是技術與人的“終極脫鉤”。在馬姆達尼勝選的同一周,美股可能正在由輝達帶領著衝向新的高點。AI熱潮創造了人類歷史上最驚人的帳面財富增值速度,但這卻是一場只有極少數人受邀參加的閉門宴會。我們正在見證一種全新經濟形態的誕生:資本增值不再依賴於大規模的人類勞動。資料令人觸目驚心:2025年上半年,AI相關支出貢獻了同期美國GDP增長的驚人的92%。與此同時,傳統的職位空缺卻在持續下降,22個州實際上已接近經濟衰退。這是一個“有增長、無就業”的恐怖未來。亞馬遜CEO在備忘錄中直白地表示,隨著生成式AI和智能代理的普及,企業員工總數將不可避免地減少。這不是簡單的周期性裁員,這是結構性的“換血”:用不知疲倦、不領薪水的“矽基勞動力”,替換掉脆弱、昂貴的“碳基勞動力”。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領導的G20委員會,於11月4日發佈了首份全球不平等報告,警告出現”不平等緊急狀態”,報告發現:2000年至2024年間,全球最富有的1%人群獲得了所有新增財富的41%,而最貧窮的50%人群僅獲得1%。而2024年的諾獎經濟學家達龍·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近期發出嚴厲警告:如果技術繼續沿著當前“重自動化、輕賦能”的軌跡發展,它將創造一個極度不平等的未來。我們將面臨一個龐大的“無用階級”的誕生,因為從冷酷的經濟理性角度來看,他們既不是必要的生產者,甚至因為缺乏購買力,連必要的消費者都算不上。當華爾街的演算法以微秒級的速度在全球收割財富,而普通人還在為超市裡的雞蛋價格發愁時,這種巨大的撕裂感就構成了最烈性的政治燃料。馬姆達尼在競選中提到了一個詞:“Halalflation”(清真通膨),指的是他在街頭感受到的、普通穆斯林社區連基本的清真食品都快買不起的窘境。這與精英們口中“強勁的宏觀經濟指標”形成了極具諷刺意味的對比。人們投票給馬姆達尼,不僅僅是為了他承諾的免費巴士,更是為了向那個冷酷運轉、將他們視為冗餘資料的資本機器投出一塊磚頭。這是一種人類試圖重新奪回控制權的本能衝動,那怕這種衝動看起來充滿了堂吉訶德式的悲壯。未來一個人可以沒有工資,但不能沒有頭寸四、大洋彼岸的迴響:不被許可的焦慮這種關於“生存”的深刻焦慮,絕不僅僅侷限於哈德遜河畔。它是一種全球性的時代病,病毒在不同的制度土壤中,開出了不同形態的惡之花。在大洋彼岸,我們同樣能感受到這種氣壓的不斷降低。就在不久前,一位名叫戶晨風的視訊博主,因為拍攝了一系列展現普通人真實購買力的視訊,比如100元人民幣在超市能買到什麼,或者一個老太太一天養老金能維持怎樣的生活,而遭到全網封殺。央視新聞今天點名批評戶晨風,將他定性為“通過製造階層對立等尖銳議題,煽動群體間情緒,販賣焦慮,來吸引眼球和流量”。評論稱:“當平台用流量至上的尺子來丈量一切的時候,污染的已經不只是平台本身,而是社會的信任與共識。”然而,一個問題讓人無法迴避:焦慮與階層差距是真實存在,還是製造出來的?“Halalflation”和戶晨風鏡頭下的購買力,本質上是同一個經濟現像在不同時空的投影:全球化和技術進步承諾的普遍繁榮並沒有兌現,通膨和資產價格泡沫卻實實在在地侵蝕著底層大多數人的生存基石。當展示貧窮(或者僅僅是展示“不夠富裕”的真實生活)被視為一種對社會共識的“污染”時,這恰恰說明這種共識已經脆弱到了何種地步。面對同樣的焦慮,不同社會的年輕人選擇了不同的表達方式。紐約的年輕人用選票把一個社會主義者送進了市政廳,試圖用激進的政策來對抗資本的通膨;而另一些地方的年輕人,則只能看著螢幕上“帳號已註銷”的灰色頭像陷入沉默,用“躺平”和“發瘋文學”來消解那些無法言說的焦慮或壓抑。形式迥異,但核心相通:舊有的成功敘事和信任機制已經破產。無論你在那裡,如果你感到如果不拼盡全力就難以維持現狀,那麼你已經身處第四次轉折的洪流之中。忘掉階層固化,一場新的“大分流”已然降臨結語:《第四次轉摺》最核心、也最冷酷的觀點是:危機不僅僅是不可避免的,它甚至是必要的。正如森林生態系統需要周期性的野火來燒掉堆積的枯枝敗葉,釋放出被鎖住的養分,人類社會也需要周期性的動盪來打破僵化的利益格局。在“成熟”和“解體”階段積累起來的巨量問題,例如無法償還的債務、極度扭曲的貧富差距、日益僵化的官僚體系,在常規政治框架內已經無法解決。既得利益集團太過強大,他們絕不會主動退出歷史舞台。唯有危機,唯有那種迫在眉睫的存亡威脅,才能賦予社會足夠的動力去進行痛苦的結構性改革。馬姆達尼在紐約的激進實驗可能會失敗。他或許會被龐大的官僚機器吞噬,或許會遭到資本的殘酷絞殺而一事無成,甚至可能像歷史上許多理想主義者一樣,最終變成了他曾經反對的惡龍。班農期待的“去結構化”也可能會帶來超出他預想的災難性後果。但這一切已經無法逆轉。舊世界正在我們腳下破碎,發出的聲音有時是震耳欲聾的選舉結果,有時是社交媒體上一個突然靜默的帳號。凜冬已至。它不相信眼淚,不相通道德說教,它只負責冷酷地清算過去八十年積累的所有債務。而在漫長的冬天結束後,當春天最終來臨時,我們所熟悉的一切,我們的工作方式、我們的財富邏輯、甚至我們定義“美好生活”的標準,都將是另外一個樣子。 (不懂經)
孟維瞻:馬姆達尼當選紐約市長,他會讓美國走向“社會主義”嗎?
編者按:據路透社報導,截至美國東部時間11月4日晚上9點43分,34歲的民主黨候選人、民主社會主義者佐蘭·馬姆達尼(Zohran Mamdani)以預計60.16%的得票率擊敗前紐約州州長安德魯·庫默(Andrew Cuomo),贏得紐約市長選舉,即將成為紐約市歷史上首位穆斯林、印度裔以及最年輕的市長。不同於民主黨傳統的政治人物,馬姆達尼是美國民主社會主義者的核心組織、新左翼力量民主社會主義者陣線(DSA)成員,他本人極具“草根”特徵,善用社交媒體,在年輕選民中有很強號召力。他在競選期間高呼提高紐約市最富人群與企業的稅率、凍結穩定租金房的租金水平、擴大政府補貼住房建設,以及提高最低時薪,以制度性改革回應選民痛點。美國進步派運動精神領袖、佛蒙特州參議員伯尼·桑德斯公開力挺馬姆達尼,稱其有潛力成為“共和黨的噩夢”以及“挑戰寡頭統治的訊號”。而美國總統川普則在社交媒體上抨擊他是“百分之百的瘋子”,並稱其為“共產主義者”,甚至威脅若其當選將削減對紐約市的聯邦撥款。有分析認為,馬姆達尼的崛起,折射出民主黨內部的“左右之爭”的天平開始傾斜。面對通膨高企、貧富差距擴大及勞工權益等議題正日益成為選民關注焦點。民主黨高層仍未直面其在身份認同與政治方向上的深刻危機。馬姆達尼的出現,恰好代表了民主黨左翼人士尋找的政治家,或將成為民主黨轉向的契機——從建制到草根、從中間路線向左翼。IPP特約研究員、復旦大學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副教授孟維瞻分析指出,美國民主黨正處於一次歷史性的意識形態轉折點。以紐約新任市長佐蘭·馬姆達尼為代表的左翼力量迅速崛起,標誌著黨內“向左轉”的趨勢已成大勢。這場代際與路線之爭不僅將重塑民主黨,也可能改變美國的政治結構與對外戰略:極左與極右輪流執政、國內政治極化加劇,將使美國更加內顧內耗,從而削弱其對外擴張與對華強硬姿態,為中國在未來博弈中贏得戰略空間。今年紐約市的市長選舉出現了歷史性一幕:來自民主黨左翼陣營的佐蘭·馬姆達尼(Zohran Mamdani)在初選中擊敗了前州長安德魯·庫默等建制派大佬,一路高歌猛進,最終成功當選紐約市市長。這場勝利表明民主黨基層對傳統建制派的不滿正達到新高點,相反對激進進步路線的支援在擴大。蓋洛普調查顯示,2024年超過一半(55%)的民主黨人自認持自由派/進步立場,創下歷史新高。有分析機構甚至預測,到2028年之前民主黨選民對左翼路線的認同將超過對中間溫和路線的支援。民主黨內部“向左轉”已成為不可忽視的趨勢。紐約市長候選人佐蘭·馬姆達尼在布魯克林舉行的選舉之夜活動中被宣佈獲勝,馬姆達尼以預計60.16的得票率,確認贏得紐約市長選舉。圖源:法新社紐約這座美國金融中心如今將由一位“民主社會主義者”執掌,無疑具有標誌性意義。正如評論所指出,馬姆達尼對社會主義的坦率擁抱並未嚇跑選民,反而成為他的吸引力之一。一位年輕的布魯克林選民感嘆紐約對工薪階層已變得難以居住,認為“民主社會主義者能以其他政治人物沒有的方式替工人階級發聲”。馬姆達尼的崛起對應出民主黨基層觀念的劇變:幾十年前美國人談“社會主義”色變,而如今越來越多選民,尤其是年輕一代,將其視為可以認真考慮的選項。卡托研究所的民調結果發現,62%的30歲以下美國人表示他們對社會主義持“好感”。圖源:美國革命共產黨近年來多項民調也印證了這一點——比如一項YouGov民調發現,全體美國人中有43%對“社會主義”持正面看法,而在18-29歲的年輕人中這一比例高達62%。民主黨正經歷思想路線上的一場代際更迭,建制溫和派的號召力式微,主張激進改革的左翼聲音日益壯大。激進左翼VS身份議題:馬姆達尼式“階級鬥爭”路線馬姆達尼所代表的民主黨左翼和傳統建制派在關注重點上形成鮮明反差。馬姆達尼式的左翼更強調階級不平等和經濟正義,帶有一種鬥爭性和“革命性”色彩。他的競選綱領集中在降低工薪族生活成本、凍結房租、開設公營食品雜貨店等議題,突出階級利益對立。這種以“階級鬥爭”為底色的激進進步路線,給予在高房租、低工資壓力下掙扎的普通民眾以希望,正是馬姆達尼迅速走紅的原因之一。反觀民主黨建制派,近年的關注點往往集中在一些像征性或文化議題上,而忽視了選民更關切的民生經濟問題。例如,前眾議長南希·佩洛西等建制派領導人近年來投入大量政治資本推動跨性別權利立法,包括支援在全國範圍內保障未成年人的變性醫護和手術權益。不可否認,維護少數群體權利固然重要,但在許多選民眼中,這類議題相較就業、醫療、住房等切身問題顯得“不親民”。不少評論指出,民主黨“遠離餐桌議題,沉迷抽象文化議題”,正是近年來失去部分基層選民支援的一大原因。多項民調顯示, 民主黨聚焦性別意識和墮胎等議題,已與工薪階層選民脫節。 圖源:路透社相形之下,馬姆達尼和他背後的民主黨左翼把政治話語重新拉回“經濟公平”與“階級正義”軌道上來。他們批評建制派在對抗川普主義時策略失當:既沒有真正改善工薪階層福祉,也未能有效應對貧富懸殊和資本貪婪。這股左翼力量主張以更大膽的政府干預矯正不平等,那怕意味著向富人和大公司開刀。相反,民主黨建制派所熱衷的許多議題只是“隔靴搔癢”,無法觸及權力和財富分配的根本。馬姆達尼等民主黨左翼身上帶有某種“革命精神”,這股精神激勵他們號召人民“撕毀舊遊戲規則”、通過選舉鬥爭和群眾運動實現對政府權力的重新分配。馬姆達尼呼籲凍結房租、提供免費公車等措施,這一提議在紐約五大行政區的年輕人中引起了強烈反響。圖源:Wikimedia Commons民主黨2024大選慘敗後的反思2024年總統大選中民主黨遭遇重挫,這理應促使黨內各派系痛定思痛。然而遺憾的是,民主黨建制派在敗選後並沒有進行深刻反省。相反,黨全國委員會(DNC)對選舉失敗的官方檢討報告一拖再拖,甚至據傳還準備迴避拜登高齡和哈里斯弱勢等“敏感”問題。整個春季民主黨高層為人事爭鬥所困,對路線糾偏的重大議題則語焉不詳,令人懷疑建制派是否真正意識到自身戰略的失敗。與此同時,民主黨左翼陣營倒是迅速提出了一套明確綱領,試圖填補建制派反思缺位所留下的真空。他們認為,2024年的失敗根源在於民主黨未能提供令選民信服的進步願景,過於謹慎妥協反倒丟掉了關鍵選票。左翼人士在各種場合呼籲民主黨大刀闊斧地轉向“自信且不打折扣的進步議程”。這種進步路線固然引發爭議,但至少它代表了一種清晰方向。更重要的是,左翼還制定了相對具體的政策藍圖。例如,民主社會主義者陣線(DSA)在2025年大會通過決議,準備在2028年總統大選中推出自己的候選人,甚至不惜考慮建立獨立的社會主義政黨。他們提出草擬一份“民主社會主義總統施政綱領”,描繪若掌權將如何通過行政手段在住房、醫療、減貧等領域推進革命性變革。年輕一代與工薪階層對主流兩黨在經濟不平等、租房保障、醫療負擔等方面的不滿上升,而DSA提供了一個“更左”“激進改革”選項。圖源:CNN雖然這些主張聽起來激進,但的確為民主黨未來指明了一條可能的破局之路。相比之下,建制派領袖們除了相互指責和微調選舉策略外,很少提出新的政策思維。種種跡象表明,如果民主黨建制派不迅速調整,左翼將在未來黨內話語權競爭中佔據更大上風。佩洛西時代終結與建制派困境民主黨建制派走到今日困境,離不開內部權力結構的桎梏。以南希·佩洛西為代表的老一代黨魁長期壟斷領導職位近20年,造成了新生代難以上升的局面。佩洛西2003年出任眾議院少數黨領袖,2007年成為首位女性議長,直到2022年底才卸任黨團領袖職務。佩洛西兩度擔任眾議院議長,主導了民主黨在眾議院的立法與戰略方向,被視為黨內“建制派核心人物”之一。圖源:Getty Imagies她的強勢領導固然保證了黨內紀律和法案推動力,但也被批評為“一人當政”導致青黃不接:許多有抱負的中生代民主黨議員在她的陰影下難以出頭。這種“天花板”效應使民主黨建制派在2020年代後繼乏人,拿不出有號召力的新領袖來應對共和黨的強勁挑戰。佩洛西本人卸任後依然在眾院保有相當影響力。然而,她和建制派高層似乎未能提出吸引新世代選民的創新議程。相反,他們往往還是抱守舊有議題不放。佩洛西甚至認真考慮推動未成年人變性手術合法化等激進社會政策,以期提高民主黨在年輕選民中的支援度。然而這類舉措在更廣泛選民中反響不佳,被批評為“黔驢技窮”之舉。在經濟、治安等重大關切上乏善可陳的建制派,卻把有限政治資本押注在具爭議的文化議題上,難免引來質疑和諷刺。隨著佩洛西等人逐步淡出舞台,民主黨建制派正面臨青黃不接的真空。上一代領袖的遲暮與新一代領袖的缺位,讓民主黨在2024年的大選中失去了凝聚力和鮮明形象。正如一份智庫報告所警告的,民主黨“形象老化、方向漂移,亟需徹底變革”。佩洛西在2022年中期選舉後主動讓賢,新一代的哈基姆·傑弗裡斯接過眾院少數黨領袖。但民主黨只是在寄希望於川普未來犯重大錯誤,從而使得民主黨有再次執政的機會,而不是自己提出新的綱領來奪回執政地位。哈基姆·傑弗裡斯(Hakeem Jeffries)的政治立場總體偏向溫和進步派,主張在延續民主黨建制派政策框架的基礎上,回應年輕選民與少數族裔的訴求。圖源:AP左傾化大勢所趨:唯有激進方能抗衡激進無論建制派情願與否,民主黨整體左傾化似已成為大勢所趨,而且這一趨勢很可能在未來數年加速。原因很簡單:只有更鮮明、更激進的進步綱領,民主黨才有望擊敗以川普為代表的右派民粹主義。許多民主黨人痛定思痛後認識到:“以左制右”或許是唯一出路。左翼的高能動員能力和明確鬥爭矛頭,正好可以凝聚那些對現狀失望的選民——包括工人階級、有色人種青年等流失的民主黨基本盤。具體來說,一方面民主黨選民結構在變化。白人中產階層日益傾向共和黨,而年輕進步選民、少數族裔選民在民主黨內比重提升。這些群體對經濟不公、社會正義等議題反響強烈,自然推動黨綱左移。蓋洛普的長期跟蹤資料顯示,自1990年代中期以來,民主黨人自認“自由派”(即左翼)者比例從25%攀升至2022年的54%。左翼思想已從黨內少數派變成多數共識。這樣的民意土壤上,要求民主黨更激進改革的呼聲只會越來越高。這在紐約這樣的深藍大都市首先爆發,未來幾年我們或將在更多州和全國層面看到類似趨勢。從長期來看,自蓋洛普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定期追蹤各黨派群體的意識形態取向以來,民主黨人總體上變得更加自由派。1994年時,認同自己為“自由派”的民主黨人佔比為25%;到2010年,這一比例上升至40%,並在2017年達到50%。圖源:Gallup另一方面,川普主義的突飛猛進也“倒逼”民主黨向左轉以求一搏。若民主黨大膽舉起階級平等、全民醫保、財富重分配的大旗,反而可能激發“以激進對激進”的對決氣勢。只有為選民提供經濟機會,解決公平分配問題,才可以贏回中間選民。哈里斯的轉身與2028年左翼希望之星在民主黨內部左轉呼聲高漲之際,前副總統卡瑪拉·哈里斯的動向尤其引人注目。2024年大選中作為民主黨提名人選的哈里斯遭遇失敗後,並未選擇銷聲匿跡,反而迅速出版了競選回憶錄,對黨內高層的失誤進行了罕見的公開批評。人們驚訝於哈里斯公然“揭家醜”的舉動,也意識到她與黨內建制派的關係可能正決裂。哈里斯此舉被普遍解讀為一種“破釜沉舟”的自我定位。若哈里斯2028年再度競選總統,她極有可能以更左翼、更異軍突起的面貌出現。目前民主黨內雖然湧現出一些知名左翼人物(如亞歷山大·奧卡西奧-科爾特斯等),但在全國範圍內擁有廣泛知名度和支援基礎的左翼領袖仍屈指可數。而哈里斯作為前副總統,知名度無疑是足夠的,如果她徹底轉型為左翼旗手,或許正好填補這一空缺。哈里斯有望成為民主黨左翼進軍白宮的一枚重要棋子。除了哈里斯外,一些原本不太顯眼的政壇人物也因立場靠左而獲得新的關注。其中最突出的是明尼蘇達州州長提姆·沃爾茲(Tim Walz)。沃爾茲在州內推行了一系列大膽的進步政策,被譽為“中西部的平民主義者”。在2024年,哈里斯甚至選擇沃爾茲作為競選搭檔,有人稱讚沃爾茲擁有全美最激進進步的執政紀錄之一。雖然沃爾茲相對低調溫和,但不可否認,他證明了激進政策在實際執政中可以取得成功,這正是左翼需要的信心案例。2024年8月6日,卡瑪拉·哈里斯和她新選定的副總統競選搭檔、明尼蘇達州州長提姆·沃爾茲。相比之下,加州州長紐森則顯得有些迷失方向。紐森原本以進步立場聞名,但近年來他的政治定位飄忽不定:一方面高調推進加州的進步議程,另一方面又開播播客與右翼人物對談,批評民主黨品牌“有毒”並拋出一些迎合保守派的論調。例如,他在個人播客中突然表態反對變性女性參加女子體育競賽、棄用“Latinx”等激進用語,甚至邀請史蒂夫·班農等極右翼人士對話。這些舉動令民主黨人困惑不已——有人驚呼“紐森到底怎麼了?”。紐森本人否認是在“變色”,但承認民主黨形象存在嚴重問題,如精英化、自以為是等,需要努力改變。無論紐森的真實盤算如何,他目前左右搖擺、不夠堅定的形象使他很難成為多數人擁戴的對象。總的來看,民主黨全面左傾只是時間問題。2028年的民主黨總統初選,極可能是一場建制溫和派與進步左翼的殊死較量。如果建制派再度推舉類似拜登、希拉里的中道路線人選,不僅難以戰勝共和黨,更可能引發部分選民被迫投川普。未來三年,美國政壇或將看到民主黨經歷“破繭成蝶”的左翼重塑——這既是大勢所趨,也是民主黨自救以求勝選的必然選擇。民主黨左翼力量的上升將會如何影響中國?民主黨左翼崛起不僅將重塑美國內政版圖,對中美關係和中國利益也會產生深遠影響。從總體上看,美國政治的極化(無論極右還是極左上台)都可能使美國政府更加內顧內耗,從而一定程度上緩解對華壓力。極右翼和極左翼雖然在理念上南轅北轍,但有一點頗為相似:他們大多對全球干涉和對外“輸出民主”興趣不大,更傾向把精力用於國內議程。比如,在人權問題上,美國左翼政客固然會批評中國的人權狀況,但不太願意將人權作為對華全面對抗的工具。相反,傳統建制派常常高舉人權的旗幟,推動各種遏華舉措。可以預見,若民主黨左翼在未來掌權,他們不會特別關注中國事務,因為左翼更關注的是美國自身的社會經濟改革。事實上,無論極右還是極左,在對華態度上往往都沒有建制精英那麼強硬。極右翼的“美國優先”派主要不滿的是全球化導致美國吃虧,他們關心的是貿易赤字和製造業回流,而不是在意識形態上戰勝中國。極左翼方面,他們奉行的反戰立場使其傾向於對華批評但不敵視。伯尼·桑德斯等進步派領導人多次警告不要開啟新冷戰,認為美國應通過自身努力解決國內問題、與中國開展合作應對氣候變化等全球挑戰,而非陷入零和對抗。桑德斯直言,華盛頓如今把美中關係看成你死我活的經濟軍事鬥爭,這是危險的共識,應當避免將兩個大國拖入冷戰僵局。桑德斯近期表示,若馬姆達尼贏得紐約市長選舉,將成為“挑戰寡頭統治的訊號”。哈里斯和沃爾茲在去年的總統選舉中,對華態度和拜登相比明顯溫和。此外,23位國會進步派眾議員在反對眾議院“中國問題特別委員會”時發表的聲明所說:“美國完全可以增強自身競爭力,而不必發動一場新的冷戰”。更進一步,當民主黨左翼或共和黨極右輪流執政、彼此在國內鬥得難解難分時,中國議題在美國政治中的重要性可能下降。可以想見,未來極右和極左輪流執政,每一屆政府都忙於推翻前任政策、清洗官僚體系,那麼美國政府恐怕無暇騰出太多精力來一致對付中國。右翼執政時,他們忙於清洗“深層政府”,需要穩定軍隊和情報體系,不敢貿然對外擴張;左翼執政時,他們又要清洗右翼留下來的新的“深層政府”,同時與國內資本勢力做鬥爭,以及推行社會福利改革等宏大議程,對中國的優先順序自然也會降低。目前川普正在對官僚體系進行大清洗。而一旦四年後左翼執政,又會將前任安插的保守派官員清除,再換上進步人士,以致經驗豐富的中立公務員越來越少。這種行政系統的劇烈震盪,可能導致美國對外交往政策搖擺不定甚至無法有效執行。對中國來說,需要警惕這種局面可能帶來的不確定性:一個內部分裂、政策朝令夕改的美國,可能時而釋放善意、時而又因國內政治需要採取敵視行動。中國必須做好應對美國政策極端化和反覆性的準備。面對美國政治的新變化,中國宜採取冷靜務實、廣交朋友的策略。中國可以嘗試尋求“求同存異”的交流。左翼政客關注社會公正、減貧和平等,這些領域正是中國所取得巨大成就並願意分享經驗的地方。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就曾稱讚“幫助8億人脫貧是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成就”。這些經驗如果通過合適途徑介紹給美國左翼人士,或許能增進他們對中國發展模式的理解,找到共同語言。同樣,中國在清潔新領域的巨大投入也可成為雙方合作的話題。中國已成為全球可再生能源的領軍者,而美國進步派非常重視氣候行動,雙方在這一領域存在天然的合作利益。最後值得一提的是,美國左右兩翼在國會投中的一些“交叉聯盟”現象為中國提供了啟示。近年來,關於中國的強硬法案並非總是一邊倒通過,時常有進步派民主黨人和自由派共和黨人聯手投票反對。例如,2023年國會討論全面封禁TikTok應用時,就形成了蘭德·保羅參議員(共和黨極右翼)與AOC、賈馬爾·鮑曼眾議員(民主黨極左翼)共同反對的奇景。他們都認為直接禁TikTok違反言論自由,是政府過度之舉。這一“意外聯盟”成功阻止了快速禁令的通過。又如,一些涉華制裁或敵對法案,往往也只有建制派堅決支援,而極左和極右基於各自理由投下反對票或棄權票。總之,美國民主黨左翼力量的上升和整個政治光譜的極化,對中國來說既是挑戰也是機遇。挑戰在於美國政策可能更加難測,國內政治服務於外交的情況增多,中美關係中的意識形態爭議或有新形式表現。機遇在於,美國內部分歧可在一定程度上牽制對華強硬路線,為中國爭取相對緩和的外部環境。面對一個可能大幅左傾的民主黨和愈發兩極撕裂的美國,中國更須秉持戰略定力和靈活策略,在變局中尋新機,在競爭中謀共贏。 (IPP評論)
川普真正害怕的人出現了?一個“社會主義者”正執掌紐約
【導讀】最近,一則新聞引發美國政治震盪:34歲的民主黨候選人、民主社會主義者佐蘭·馬姆達尼(Zohran Mamdani)贏得了紐約市長選舉。他不是民主黨建制派和自由派,而是美國民主社會主義者的核心組織、新左翼力量民主社會主義者陣線(DSA)成員。美國總統川普曾多次表示不希望馬姆達尼當選紐約市長,而馬姆達尼也在競選中稱自己是川普“最壞的噩夢”。這位紐約新市長的“社會主義“主張對於美國政治會有什麼影響?作者認為,馬姆達尼的崛起對應出民主黨基層觀念的劇變。民主黨“遠離餐桌議題,沉迷抽象文化議題”,正是近年來失去部分基層選民支援的一大原因。馬姆達尼和他背後的民主黨左翼把政治話語重新拉回“經濟公平”與“階級正義”軌道上來,正是他獲勝的關鍵。這場勝利表明民主黨基層對傳統建制派的不滿正達到新高點,相反對激進進步路線的支援在擴大。因此,作者判斷,民主黨整體左傾化似已成為大勢所趨,而且這一趨勢很可能在未來數年加速。因為民主黨已經意識到,只有更鮮明、更激進的進步綱領,才有望擊敗以川普為代表的右派民粹主義。這一變化將如何影響中美關係?作者指出,美國政治的極化(無論極右還是極左上台)都可能使美國政府更加內顧內耗,從而一定程度上緩解對華壓力。中國要警惕這種局面可能帶來的不確定性:一個內部分裂、政策朝令夕改的美國,可能時而釋放善意、時而又因國內政治需要採取敵視行動。中國必須做好應對美國政策極端化和反覆性的準備。馬姆達尼當選紐約市長,他會讓美國走向“社會主義”嗎?今年紐約市的市長選舉出現了歷史性一幕:來自民主黨左翼陣營的佐蘭·馬姆達尼(Zohran Mamdani)在初選中擊敗了前州長安德魯·庫默等建制派大佬,一路高歌猛進,最終成功當選紐約市市長。這場勝利表明民主黨基層對傳統建制派的不滿正達到新高點,相反對激進進步路線的支援在擴大。蓋洛普調查顯示,2024年超過一半(55%)的民主黨人自認持自由派/進步立場,創下歷史新高。有分析機構甚至預測,到2028年之前民主黨選民對左翼路線的認同將超過對中間溫和路線的支援。民主黨內部“向左轉”已成為不可忽視的趨勢。紐約這座美國金融中心如今將由一位“民主社會主義者”執掌,無疑具有標誌性意義。正如評論所指出,馬姆達尼對社會主義的坦率擁抱並未嚇跑選民,反而成為他的吸引力之一。一位年輕的布魯克林選民感嘆紐約對工薪階層已變得難以居住,認為“民主社會主義者能以其他政治人物沒有的方式替工人階級發聲”。馬姆達尼的崛起對應出民主黨基層觀念的劇變:幾十年前美國人談“社會主義”色變,而如今越來越多選民,尤其是年輕一代,將其視為可以認真考慮的選項。近年來多項民調也印證了這一點——比如一項YouGov民調發現,全體美國人中有43%對“社會主義”持正面看法,而在18-29歲的年輕人中這一比例高達62%。民主黨正經歷思想路線上的一場代際更迭,建制溫和派的號召力式微,主張激進改革的左翼聲音日益壯大。激進左翼VS身份議題:馬姆達尼式“階級鬥爭”路線馬姆達尼所代表的民主黨左翼和傳統建制派在關注重點上形成鮮明反差。馬姆達尼式的左翼更強調階級不平等和經濟正義,帶有一種鬥爭性和“革命性”色彩。他的競選綱領集中在降低工薪族生活成本、凍結房租、開設公營食品雜貨店等議題,突出階級利益對立。這種以“階級鬥爭”為底色的激進進步路線,給予在高房租、低工資壓力下掙扎的普通民眾以希望,正是馬姆達尼迅速走紅的原因之一。反觀民主黨建制派,近年的關注點往往集中在一些像征性或文化議題上,而忽視了選民更關切的民生經濟問題。例如,前眾議長南希·佩洛西等建制派領導人近年來投入大量政治資本推動跨性別權利立法,包括支援在全國範圍內保障未成年人的變性醫護和手術權益。不可否認,維護少數群體權利固然重要,但在許多選民眼中,這類議題相較就業、醫療、住房等切身問題顯得“不親民”。不少評論指出,民主黨“遠離餐桌議題,沉迷抽象文化議題”,正是近年來失去部分基層選民支援的一大原因。相形之下,馬姆達尼和他背後的民主黨左翼把政治話語重新拉回“經濟公平”與“階級正義”軌道上來。他們批評建制派在對抗川普主義時策略失當:既沒有真正改善工薪階層福祉,也未能有效應對貧富懸殊和資本貪婪。這股左翼力量主張以更大膽的政府干預矯正不平等,那怕意味著向富人和大公司開刀。相反,民主黨建制派所熱衷的許多議題只是“隔靴搔癢”,無法觸及權力和財富分配的根本。馬姆達尼等民主黨左翼身上帶有某種“革命精神”,這股精神激勵他們號召人民“撕毀舊遊戲規則”、通過選舉鬥爭和群眾運動實現對政府權力的重新分配。民主黨2024大選慘敗後的反思2024年總統大選中民主黨遭遇重挫,這理應促使黨內各派系痛定思痛。然而遺憾的是,民主黨建制派在敗選後並沒有進行深刻反省。相反,黨全國委員會(DNC)對選舉失敗的官方檢討報告一拖再拖,甚至據傳還準備迴避拜登高齡和哈里斯弱勢等“敏感”問題。整個春季民主黨高層為人事爭鬥所困,對路線糾偏的重大議題則語焉不詳,令人懷疑建制派是否真正意識到自身戰略的失敗。與此同時,民主黨左翼陣營倒是迅速提出了一套明確綱領,試圖填補建制派反思缺位所留下的真空。他們認為,2024年的失敗根源在於民主黨未能提供令選民信服的進步願景,過於謹慎妥協反倒丟掉了關鍵選票。左翼人士在各種場合呼籲民主黨大刀闊斧地轉向“自信且不打折扣的進步議程”。這種進步路線固然引發爭議,但至少它代表了一種清晰方向。更重要的是,左翼還制定了相對具體的政策藍圖。例如,民主社會主義者陣線(DSA)在2025年大會通過決議,準備在2028年總統大選中推出自己的候選人,甚至不惜考慮建立獨立的社會主義政黨。他們提出草擬一份“民主社會主義總統施政綱領”,描繪若掌權將如何通過行政手段在住房、醫療、減貧等領域推進革命性變革。雖然這些主張聽起來激進,但的確為民主黨未來指明了一條可能的破局之路。相比之下,建制派領袖們除了相互指責和微調選舉策略外,很少提出新的政策思維。種種跡象表明,如果民主黨建制派不迅速調整,左翼將在未來黨內話語權競爭中佔據更大上風。佩洛西時代終結與建制派困境民主黨建制派走到今日困境,離不開內部權力結構的桎梏。以南希·佩洛西為代表的老一代黨魁長期壟斷領導職位近20年,造成了新生代難以上升的局面。佩洛西2003年出任眾議院少數黨領袖,2007年成為首位女性議長,直到2022年底才卸任黨團領袖職務。她的強勢領導固然保證了黨內紀律和法案推動力,但也被批評為“一人當政”導致青黃不接:許多有抱負的中生代民主黨議員在她的陰影下難以出頭。這種“天花板”效應使民主黨建制派在2020年代後繼乏人,拿不出有號召力的新領袖來應對共和黨的強勁挑戰。佩洛西本人卸任後依然在眾院保有相當影響力。然而,她和建制派高層似乎未能提出吸引新世代選民的創新議程。相反,他們往往還是抱守舊有議題不放。佩洛西甚至認真考慮推動未成年人變性手術合法化等激進社會政策,以期提高民主黨在年輕選民中的支援度。然而這類舉措在更廣泛選民中反響不佳,被批評為“黔驢技窮”之舉。在經濟、治安等重大關切上乏善可陳的建制派,卻把有限政治資本押注在具爭議的文化議題上,難免引來質疑和諷刺。隨著佩洛西等人逐步淡出舞台,民主黨建制派正面臨青黃不接的真空。上一代領袖的遲暮與新一代領袖的缺位,讓民主黨在2024年的大選中失去了凝聚力和鮮明形象。正如一份智庫報告所警告的,民主黨“形象老化、方向漂移,亟需徹底變革”。佩洛西在2022年中期選舉後主動讓賢,新一代的哈基姆·傑弗裡斯接過眾院少數黨領袖。但民主黨只是在寄希望於川普未來犯重大錯誤,從而使得民主黨有再次執政的機會,而不是自己提出新的綱領來奪回執政地位。左傾化大勢所趨:唯有激進方能抗衡激進無論建制派情願與否,民主黨整體左傾化似已成為大勢所趨,而且這一趨勢很可能在未來數年加速。原因很簡單:只有更鮮明、更激進的進步綱領,民主黨才有望擊敗以川普為代表的右派民粹主義。許多民主黨人痛定思痛後認識到:“以左制右”或許是唯一出路。左翼的高能動員能力和明確鬥爭矛頭,正好可以凝聚那些對現狀失望的選民——包括工人階級、有色人種青年等流失的民主黨基本盤。具體來說,一方面民主黨選民結構在變化。白人中產階層日益傾向共和黨,而年輕進步選民、少數族裔選民在民主黨內比重提升。這些群體對經濟不公、社會正義等議題反響強烈,自然推動黨綱左移。蓋洛普的長期跟蹤資料顯示,自1990年代中期以來,民主黨人自認“自由派”(即左翼)者比例從25%攀升至2022年的54%。左翼思想已從黨內少數派變成多數共識。這樣的民意土壤上,要求民主黨更激進改革的呼聲只會越來越高。這在紐約這樣的深藍大都市首先爆發,未來幾年我們或將在更多州和全國層面看到類似趨勢。從長期來看,自蓋洛普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定期追蹤各黨派群體的意識形態取向以來,民主黨人總體上變得更加自由派。1994年時,認同自己為“自由派”的民主黨人佔比為25%;到2010年,這一比例上升至40%,並在2017年達到50%。圖源:Gallup另一方面,川普主義的突飛猛進也“倒逼”民主黨向左轉以求一搏。若民主黨大膽舉起階級平等、全民醫保、財富重分配的大旗,反而可能激發“以激進對激進”的對決氣勢。只有為選民提供經濟機會,解決公平分配問題,才可以贏回中間選民。哈里斯的轉身與2028年左翼希望之星在民主黨內部左轉呼聲高漲之際,前副總統卡瑪拉·哈里斯的動向尤其引人注目。2024年大選中作為民主黨提名人選的哈里斯遭遇失敗後,並未選擇銷聲匿跡,反而迅速出版了競選回憶錄,對黨內高層的失誤進行了罕見的公開批評。人們驚訝於哈里斯公然“揭家醜”的舉動,也意識到她與黨內建制派的關係可能正決裂。哈里斯此舉被普遍解讀為一種“破釜沉舟”的自我定位。若哈里斯2028年再度競選總統,她極有可能以更左翼、更異軍突起的面貌出現。目前民主黨內雖然湧現出一些知名左翼人物(如亞歷山大·奧卡西奧-科爾特斯等),但在全國範圍內擁有廣泛知名度和支援基礎的左翼領袖仍屈指可數。而哈里斯作為前副總統,知名度無疑是足夠的,如果她徹底轉型為左翼旗手,或許正好填補這一空缺。哈里斯有望成為民主黨左翼進軍白宮的一枚重要棋子。除了哈里斯外,一些原本不太顯眼的政壇人物也因立場靠左而獲得新的關注。其中最突出的是明尼蘇達州州長提姆·沃爾茲(Tim Walz)。沃爾茲在州內推行了一系列大膽的進步政策,被譽為“中西部的平民主義者”。在2024年,哈里斯甚至選擇沃爾茲作為競選搭檔,有人稱讚沃爾茲擁有全美最激進進步的執政紀錄之一。雖然沃爾茲相對低調溫和,但不可否認,他證明了激進政策在實際執政中可以取得成功,這正是左翼需要的信心案例。相比之下,加州州長紐森則顯得有些迷失方向。紐森原本以進步立場聞名,但近年來他的政治定位飄忽不定:一方面高調推進加州的進步議程,另一方面又開播播客與右翼人物對談,批評民主黨品牌“有毒”並拋出一些迎合保守派的論調。例如,他在個人播客中突然表態反對變性女性參加女子體育競賽、棄用“Latinx”等激進用語,甚至邀請史蒂夫·班農等極右翼人士對話。這些舉動令民主黨人困惑不已——有人驚呼“紐森到底怎麼了?”。紐森本人否認是在“變色”,但承認民主黨形象存在嚴重問題,如精英化、自以為是等,需要努力改變。無論紐森的真實盤算如何,他目前左右搖擺、不夠堅定的形象使他很難成為多數人擁戴的對象。總的來看,民主黨全面左傾只是時間問題。2028年的民主黨總統初選,極可能是一場建制溫和派與進步左翼的殊死較量。如果建制派再度推舉類似拜登、希拉里的中道路線人選,不僅難以戰勝共和黨,更可能引發部分選民被迫投川普。未來三年,美國政壇或將看到民主黨經歷“破繭成蝶”的左翼重塑——這既是大勢所趨,也是民主黨自救以求勝選的必然選擇。民主黨左翼力量的上升將會如何影響中國?民主黨左翼崛起不僅將重塑美國內政版圖,對中美關係和中國利益也會產生深遠影響。從總體上看,美國政治的極化(無論極右還是極左上台)都可能使美國政府更加內顧內耗,從而一定程度上緩解對華壓力。極右翼和極左翼雖然在理念上南轅北轍,但有一點頗為相似:他們大多對全球干涉和對外“輸出民主”興趣不大,更傾向把精力用於國內議程。比如,在人權問題上,美國左翼政客固然會批評中國的人權狀況,但不太願意將人權作為對華全面對抗的工具。相反,傳統建制派常常高舉人權的旗幟,推動各種遏華舉措。可以預見,若民主黨左翼在未來掌權,他們不會特別關注中國事務,因為左翼更關注的是美國自身的社會經濟改革。事實上,無論極右還是極左,在對華態度上往往都沒有建制精英那麼強硬。極右翼的“美國優先”派主要不滿的是全球化導致美國吃虧,他們關心的是貿易赤字和製造業回流,而不是在意識形態上戰勝中國。極左翼方面,他們奉行的反戰立場使其傾向於對華批評但不敵視。伯尼·桑德斯等進步派領導人多次警告不要開啟新冷戰,認為美國應通過自身努力解決國內問題、與中國開展合作應對氣候變化等全球挑戰,而非陷入零和對抗。桑德斯直言,華盛頓如今把美中關係看成你死我活的經濟軍事鬥爭,這是危險的共識,應當避免將兩個大國拖入冷戰僵局。哈里斯和沃爾茲在去年的總統選舉中,對華態度和拜登相比明顯溫和。此外,23位國會進步派眾議員在反對眾議院“中國問題特別委員會”時發表的聲明所說:“美國完全可以增強自身競爭力,而不必發動一場新的冷戰”。更進一步,當民主黨左翼或共和黨極右輪流執政、彼此在國內鬥得難解難分時,中國議題在美國政治中的重要性可能下降。可以想見,未來極右和極左輪流執政,每一屆政府都忙於推翻前任政策、清洗官僚體系,那麼美國政府恐怕無暇騰出太多精力來一致對付中國。右翼執政時,他們忙於清洗“深層政府”,需要穩定軍隊和情報體系,不敢貿然對外擴張;左翼執政時,他們又要清洗右翼留下來的新的“深層政府”,同時與國內資本勢力做鬥爭,以及推行社會福利改革等宏大議程,對中國的優先順序自然也會降低。目前川普正在對官僚體系進行大清洗。而一旦四年後左翼執政,又會將前任安插的保守派官員清除,再換上進步人士,以致經驗豐富的中立公務員越來越少。這種行政系統的劇烈震盪,可能導致美國對外交往政策搖擺不定甚至無法有效執行。對中國來說,需要警惕這種局面可能帶來的不確定性:一個內部分裂、政策朝令夕改的美國,可能時而釋放善意、時而又因國內政治需要採取敵視行動。中國必須做好應對美國政策極端化和反覆性的準備。面對美國政治的新變化,中國宜採取冷靜務實、廣交朋友的策略。中國可以嘗試尋求“求同存異”的交流。左翼政客關注社會公正、減貧和平等,這些領域正是中國所取得巨大成就並願意分享經驗的地方。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就曾稱讚“幫助8億人脫貧是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成就”。這些經驗如果通過合適途徑介紹給美國左翼人士,或許能增進他們對中國發展模式的理解,找到共同語言。同樣,中國在清潔新領域的巨大投入也可成為雙方合作的話題。中國已成為全球可再生能源的領軍者,而美國進步派非常重視氣候行動,雙方在這一領域存在天然的合作利益。最後值得一提的是,美國左右兩翼在國會投中的一些“交叉聯盟”現象為中國提供了啟示。近年來,關於中國的強硬法案並非總是一邊倒通過,時常有進步派民主黨人和自由派共和黨人聯手投票反對。例如,2023年國會討論全面封禁TikTok應用時,就形成了蘭德·保羅參議員(共和黨極右翼)與AOC、賈馬爾·鮑曼眾議員(民主黨極左翼)共同反對的奇景。他們都認為直接禁TikTok違反言論自由,是政府過度之舉。這一“意外聯盟”成功阻止了快速禁令的通過。又如,一些涉華制裁或敵對法案,往往也只有建制派堅決支援,而極左和極右基於各自理由投下反對票或棄權票。總之,美國民主黨左翼力量的上升和整個政治光譜的極化,對中國來說既是挑戰也是機遇。挑戰在於美國政策可能更加難測,國內政治服務於外交的情況增多,中美關係中的意識形態爭議或有新形式表現。機遇在於,美國內部分歧可在一定程度上牽制對華強硬路線,為中國爭取相對緩和的外部環境。面對一個可能大幅左傾的民主黨和愈發兩極撕裂的美國,中國更須秉持戰略定力和靈活策略,在變局中尋新機,在競爭中謀共贏。 (文化縱橫)
川普急了,親自下場
美國紐約市市長選舉投票定於當地時間11月4日舉行。為阻止民主黨籍候選人祖赫蘭·馬姆達尼“上位”,共和黨籍總統川普3日為以獨立候選人身份參選的紐約州前州長安德魯·科莫“拉票”,並警告若馬姆達尼當選,他可能掐斷紐約市的大部分聯邦資金來源。川普在社交媒體上說:“我寧願看到一個有過成功經驗的民主黨人贏得選舉……不管你喜不喜歡安德魯·科莫這個人,你真的別無選擇,你必須投他的票,希望他做得出色。他能勝任,而馬姆達尼不行!”10月18日,在美國紐約,警察在示威遊行活動現場執勤。新華社記者張鳳國攝川普把馬姆達尼批得體無完膚,稱他若當選,“這座偉大城市取得成功的可能性為零,甚至都會活不下去……將完全、徹底地陷入經濟和社會災難”。生於紐約的川普警告,如果馬姆達尼獲勝,他“很可能”將向“心愛的家鄉”僅提供“最低限度”的聯邦資金。科莫現年67歲,2011年至2021年擔任紐約州州長,因性騷擾醜聞辭職。他在紐約市長選舉民主黨初選中敗給馬姆達尼,隨後以獨立候選人身份參選。馬姆達尼現年34歲,出生於烏干達,是快速崛起的政壇新人。如果當選,他將成為紐約首名穆斯林市長。他在競選中稱自己是川普“最壞的噩夢”,表示當選後要解決普通民眾生活成本高昂的問題,措施包括搭乘公車免費、提高最低時薪、給富人加稅等。川普同時暗示不要投票給共和黨籍候選人柯蒂斯·斯利瓦,因為“給斯利瓦投票就等於給馬姆達尼投票”。對於川普的表態,科莫接受媒體採訪時回應:“總統是對的。投票給斯利瓦就是投票給馬姆達尼。這就是為什麼這次選舉現在取決於共和黨人。”斯利瓦此前支援率僅為個位數。川普9月曾建議他退出競選,為科莫讓路。據報導,川普“看中”科莫是因為他的支援率僅次於馬姆達尼,是最有可能擊敗馬姆達尼的人。美國“真正透明政治”網站綜合多家民意調查的統計顯示,截至3日11時,馬姆達尼以45.8%的平均支援率領先,科莫以31.1%排第二,斯利瓦為17.3%。紐約前市長邁克爾·布隆伯格、避險基金富豪比爾·阿克曼等公開支援科莫。為科莫競選捐款的除了上述兩人,還有避險基金富豪丹·洛布和媒體大亨巴裡·迪勒等。馬姆達尼在選戰中則試圖利用川普對科莫的支援為自己拉票。他曾稱科莫是川普的“傀儡”。“他想讓安德魯·科莫成為市長,並不是為了紐約人好,而是因為這會對他有好處。” (環球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