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是有季節性的。無論人類如何用科技的霓虹燈來粉飾永恆的夏天，無論華爾街的指數如何試圖證明繁榮可以永續，凜冬總會如期而至。1997年，冷戰剛剛以西方的全面勝利告終，弗朗西斯·福山“歷史終結”的樂觀論調還在迴蕩。此時，兩位並非學院派主流的歷史學家威廉·施特勞斯（William Strauss）和尼爾·豪（Neil Howe），在他們合著的《第四次轉摺》中，極其不合時宜地拋出了一個有些荒誕不經的警告：“在2025年之前的某個時間點，美國將穿越一道巨大的歷史關口，其重要性堪比美國獨立戰爭、內戰，以及大蕭條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生災難的風險極高。國家可能會爆發叛亂或國內暴力，地理上四分五裂，或者屈從於威權統治。”那時，人們忙著慶祝網際網路的誕生和全球化的紅利，沒人相信冬天會來。這本書被大多數人遺忘在書架的角落，只有極少數敏銳的頭腦後來發現了它，將其奉為圭臬，而正是這些人重塑了我們今天的世界。二十多年後的今天，當我們站在2025年的尾巴上，預言落地的聲音震耳欲聾。就在剛剛，全球金融資本主義的終極聖殿、被視為自由市場神話活化石的紐約市，經歷了一場可能足以載入史冊的地震。年僅33歲的佐赫蘭·馬姆達尼（Zohran Mamdani），一位公開的民主社會主義者（DSA成員），在強大的民主黨建制派和億萬富翁們的圍剿中突圍，贏下了市長選舉。在曼哈頓下城那座像征著資本永不眠的銅牛雕像的注視下，被高房租和通貨膨脹壓得喘不過氣來的紐約人，選擇了一位發誓要凍結租金、向富人開刀、甚至由政府開辦雜貨店的年輕穆斯林來領導他們。這不僅僅是一次選舉的意外，這是歷史類股劇烈碰撞時發出的沉悶轟鳴。當最推崇資本主義的城市開始呼喚社會主義，我們知道，施特勞斯和豪筆下的“凜冬”不再是一個遙遠的比喻，而是已經凍裂了水管、逼近家門的現實。歡迎來到“第四次轉折”。尖峰報告：穩定幣到底是一場怎樣的財富大轉移？一、歷史的四季與精英的秘密劇本我們習慣於線性的時間觀，篤信明天會比今天更好，科技會解決一切問題。但《第四次轉摺》提供了一種更古老、或許也更接近真相的視角：時間是循環的。一個文明的興衰周期大約為80-100年，古羅馬人稱之為“Saeculum”——這大約是一個人從出生到死亡的長度。正如一年有四季，一個 Saeculum 也無可避免地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生長”（High），那是危機後的春天，制度強大，共識穩固，個人主義服從於集體目標（如二戰後的美國）；第二階段是“成熟”（Awakening），那是躁動的夏天，新一代人開始以精神自由的名義攻擊舊秩序（如60年代的反文化運動）；第三階段是“解體”或“熵”（Unraveling），那是落葉的秋天，個人主義盛行，制度腐朽，社會碎片化，人們在享樂中對未來失去信心（如80年代到世紀初的新自由主義時期）。而我們目前，正身處第四階段——“危機”（Crisis）。這是歷史的冬天。它的特徵是：曾經有效的解決方案全部失靈，曾經受人尊敬的精英喪失公信力，社會撕裂達到極限。一個微小的火星（一場金融海嘯、一次大流行病、一場選舉）就足以引燃積累了幾十年的枯枝敗葉。這一理論在美國大眾文化中或許是邊緣的，但在權力的核心圈層，它卻是一本公開的秘密劇本。川普的前首席戰略師史蒂夫·班農就是此書最狂熱的信徒。他多年前就斷言美國已進入“第四次轉折”。與常人試圖規避風險、祈禱歲月靜好不同，班農展現出一種近乎列寧主義的“加速主義”傾向——他不想躲避風暴，他想成為風暴。在他看來，以華盛頓官僚體系和全球化精英為代表的“舊秩序”已經不可救藥地腐爛。修修補補只會延長痛苦，唯有主動加速其“去結構化”（Deconstruction），徹底打碎這個名為“行政國”的龐然大物，才能在混亂中迎來源初的重生。他眼中的川普，從來不是什麼救世主，而是一把用來砸碎舊櫥窗的完美“鈍器”。而剛剛在紐約勝選的馬姆達尼，雖然處於政治光譜的極左一端，與班農勢同水火，但從大歷史的角度看，他們其實是同一種現象的不同面相：他們都是“危機”的孩子。當溫和的中間路線無法再提供基本的生存保障時，政治的鐘擺就會劇烈地向兩極擺動。人們不再尋找更好的管理者，而是尋找更徹底的顛覆者。人生唯一的贏法就是不競爭：彼得蒂爾7500億美元創業流水線的成功法則二、破碎的代際契約：彼得·蒂爾的冷酷洞察為什麼是現在？為什麼“社會主義”這個在美國政治語境中曾經等同於政治自殺的詞彙，如今卻成了年輕一代的動員口號？矽谷最具哲學思維、也最具爭議的投資人彼得·蒂爾（Peter Thiel），在2019年發給馬克·祖克柏的一封私密郵件中，極其冷酷而精準地解剖了這一點。這封郵件，比任何社會學論文都更直白地揭示了美國社會的深層病灶，堪稱理解當代西方政治經濟學的“羅塞塔石碑”。蒂爾在郵件中寫道：“當70%的千禧一代說他們支援社會主義時，我們不能簡單地斥責他們愚蠢、自以為是或被洗腦了事……如果一個人背負太多的學生債務，或者住房極其難以負擔，他就會長期處於負資產狀態……如果一個人在資本主義體系中沒有利益相關（stake），那麼他很可能會轉而反對它。”這就是問題的核心：利益相關性的喪失。二戰後的“美國夢”建立在一個基本的社會契約之上：如果你努力工作，你就能買得起房，養得起家，過上比父輩更好的生活。這個契約讓工人階級成為了資本主義最堅定的捍衛者，因為他們也是這個體系的“股東”。但現在，這個契約被單方面撕毀了。彼得蒂爾：“我賭的是模仿”。全球最具影響力億萬富豪的思想溯源美國連續幾屆總統都出生在1946年，嬰兒潮一代（Boomers）不僅佔據了政治、經濟和文化權力的頂層，更通過房地產政策和金融工具，鎖死了財富的向上通道。他們享受了戰後繁榮期低廉的教育和住房紅利，然後抽走了梯子，留給子孫的只有天價的帳單、不穩定的零工經濟和日益攀升的國債。當一個紐約布魯克林的年輕人發現，他需要打三份工才能勉強支付一個沒有窗戶的地下室的租金，而華爾街的避險基金經理僅靠資本利得稅的優惠就能日進斗金時，“資本主義”對他來說就不再意味著自由和機遇，而意味著債務奴役。相反，“社會主義”則意味著一張付得起的地鐵票、一間不會被隨意驅逐的公寓。馬姆達尼的勝選，某種意義上，就是“無產”的年輕一代對老年金權政治的一次絕地反擊。深諳此道的彼得·蒂爾，雖然自己是億萬富翁，但他沒有像其他精英那樣傲慢地從道德上指責年輕人。他知道，重力不因你否認而消失。因此，蒂爾也在下注。他支援像JD·范斯這樣的“新右翼”，這些人同樣反對傳統的自由市場原教旨主義，主張用國家力量來保護本土工人的利益。蒂爾和馬姆達尼，一個向右，一個向左，但他們都基於同一個判斷：中間道路已經死亡。未來的戰鬥，不再是克林頓家族與布什家族那種溫文爾雅的政策辯論，而是兩種激進路線關於“誰來重寫遊戲規則”的殊死搏鬥。財富為何正消失於無形之中：資本與勞動力的大脫鉤三、全球性的終極脫鉤：當人類成為“多餘的資料”如果說代際衝突是這場危機的社會學表象，那麼更深層的、決定性的地質運動，則是技術與人的“終極脫鉤”。在馬姆達尼勝選的同一周，美股可能正在由輝達帶領著衝向新的高點。AI熱潮創造了人類歷史上最驚人的帳面財富增值速度，但這卻是一場只有極少數人受邀參加的閉門宴會。我們正在見證一種全新經濟形態的誕生：資本增值不再依賴於大規模的人類勞動。資料令人觸目驚心：2025年上半年，AI相關支出貢獻了同期美國GDP增長的驚人的92%。與此同時，傳統的職位空缺卻在持續下降，22個州實際上已接近經濟衰退。這是一個“有增長、無就業”的恐怖未來。亞馬遜CEO在備忘錄中直白地表示，隨著生成式AI和智能代理的普及，企業員工總數將不可避免地減少。這不是簡單的周期性裁員，這是結構性的“換血”：用不知疲倦、不領薪水的“矽基勞動力”，替換掉脆弱、昂貴的“碳基勞動力”。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領導的G20委員會，於11月4日發佈了首份全球不平等報告，警告出現”不平等緊急狀態”，報告發現：2000年至2024年間，全球最富有的1%人群獲得了所有新增財富的41%，而最貧窮的50%人群僅獲得1%。而2024年的諾獎經濟學家達龍·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近期發出嚴厲警告：如果技術繼續沿著當前“重自動化、輕賦能”的軌跡發展，它將創造一個極度不平等的未來。我們將面臨一個龐大的“無用階級”的誕生，因為從冷酷的經濟理性角度來看，他們既不是必要的生產者，甚至因為缺乏購買力，連必要的消費者都算不上。當華爾街的演算法以微秒級的速度在全球收割財富，而普通人還在為超市裡的雞蛋價格發愁時，這種巨大的撕裂感就構成了最烈性的政治燃料。馬姆達尼在競選中提到了一個詞：“Halalflation”（清真通膨），指的是他在街頭感受到的、普通穆斯林社區連基本的清真食品都快買不起的窘境。這與精英們口中“強勁的宏觀經濟指標”形成了極具諷刺意味的對比。人們投票給馬姆達尼，不僅僅是為了他承諾的免費巴士，更是為了向那個冷酷運轉、將他們視為冗餘資料的資本機器投出一塊磚頭。這是一種人類試圖重新奪回控制權的本能衝動，那怕這種衝動看起來充滿了堂吉訶德式的悲壯。未來一個人可以沒有工資，但不能沒有頭寸四、大洋彼岸的迴響：不被許可的焦慮這種關於“生存”的深刻焦慮，絕不僅僅侷限於哈德遜河畔。它是一種全球性的時代病，病毒在不同的制度土壤中，開出了不同形態的惡之花。在大洋彼岸，我們同樣能感受到這種氣壓的不斷降低。就在不久前，一位名叫戶晨風的視訊博主，因為拍攝了一系列展現普通人真實購買力的視訊，比如100元人民幣在超市能買到什麼，或者一個老太太一天養老金能維持怎樣的生活，而遭到全網封殺。央視新聞今天點名批評戶晨風，將他定性為“通過製造階層對立等尖銳議題，煽動群體間情緒，販賣焦慮，來吸引眼球和流量”。評論稱：“當平台用流量至上的尺子來丈量一切的時候，污染的已經不只是平台本身，而是社會的信任與共識。”然而，一個問題讓人無法迴避：焦慮與階層差距是真實存在，還是製造出來的？“Halalflation”和戶晨風鏡頭下的購買力，本質上是同一個經濟現像在不同時空的投影：全球化和技術進步承諾的普遍繁榮並沒有兌現，通膨和資產價格泡沫卻實實在在地侵蝕著底層大多數人的生存基石。當展示貧窮（或者僅僅是展示“不夠富裕”的真實生活）被視為一種對社會共識的“污染”時，這恰恰說明這種共識已經脆弱到了何種地步。面對同樣的焦慮，不同社會的年輕人選擇了不同的表達方式。紐約的年輕人用選票把一個社會主義者送進了市政廳，試圖用激進的政策來對抗資本的通膨；而另一些地方的年輕人，則只能看著螢幕上“帳號已註銷”的灰色頭像陷入沉默，用“躺平”和“發瘋文學”來消解那些無法言說的焦慮或壓抑。形式迥異，但核心相通：舊有的成功敘事和信任機制已經破產。無論你在那裡，如果你感到如果不拼盡全力就難以維持現狀，那麼你已經身處第四次轉折的洪流之中。忘掉階層固化，一場新的“大分流”已然降臨結語：《第四次轉摺》最核心、也最冷酷的觀點是：危機不僅僅是不可避免的，它甚至是必要的。正如森林生態系統需要周期性的野火來燒掉堆積的枯枝敗葉，釋放出被鎖住的養分，人類社會也需要周期性的動盪來打破僵化的利益格局。在“成熟”和“解體”階段積累起來的巨量問題，例如無法償還的債務、極度扭曲的貧富差距、日益僵化的官僚體系，在常規政治框架內已經無法解決。既得利益集團太過強大，他們絕不會主動退出歷史舞台。唯有危機，唯有那種迫在眉睫的存亡威脅，才能賦予社會足夠的動力去進行痛苦的結構性改革。馬姆達尼在紐約的激進實驗可能會失敗。他或許會被龐大的官僚機器吞噬，或許會遭到資本的殘酷絞殺而一事無成，甚至可能像歷史上許多理想主義者一樣，最終變成了他曾經反對的惡龍。班農期待的“去結構化”也可能會帶來超出他預想的災難性後果。但這一切已經無法逆轉。舊世界正在我們腳下破碎，發出的聲音有時是震耳欲聾的選舉結果，有時是社交媒體上一個突然靜默的帳號。凜冬已至。它不相信眼淚，不相通道德說教，它只負責冷酷地清算過去八十年積累的所有債務。而在漫長的冬天結束後，當春天最終來臨時，我們所熟悉的一切，我們的工作方式、我們的財富邏輯、甚至我們定義“美好生活”的標準，都將是另外一個樣子。 (不懂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