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紐約市長競選中，民主黨提名者及領先候選人佐赫蘭·曼達尼的對手們正猛烈抨擊他同時隸屬於另一個政黨——美國民主社會主義者（DSA）。他是否贊同DSA關於關閉監獄、將警察預算削減至零、停止因輕罪逮捕民眾的主張？儘管曼達尼試圖在不公開否定民主社會主義立場的前提下向政治中間靠攏，但他向記者強調自己的政綱與DSA存在差異。（插圖：佐赫蘭·曼達尼扮演道路指揮員手持停車指示牌的卡通形象）耐人尋味的是，他未曾言明的是：即便DSA自身也不再正式堅持這些極端立場。上月，該組織用一份簡潔的聲明替換了舊版黨綱——那份充斥著術語、如同強迫症烏托邦主義者制定的狂熱清單。新綱領提出了仍具激進色彩但更為務實的提案，既不再宏大無邊也不怪異瑣碎。夏威夷獨立主權、媒體及鋰離子電池生產公有化、“去商品化生存”等號召均已消失，甚至連終結“白人虛構特權”和“強制異性戀規範”的要求也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通過呼籲全民醫保和對富人徵稅，建構“繁榮的工人階級社區”和“為工人階級服務的經濟”。支援巴勒斯坦自由依然保留，但警察改革主張變為“非軍事化”而非“取消資金”。新綱領採用通俗英語撰寫，並以活潑圖示點綴簡短文字。問題似乎出在集體行動層面：社會主義者尚未及時更新網站以替換舊黨綱。“我們人員非常精簡，”DSA聯合主席梅根·羅默解釋道，“確實還沒處理此事。”她表示新計畫旨在提供更易傳播的組織工具，像手冊般可隨時遞給人——“即使給我琳達阿姨看，她也不會一直追問我這輩子到底在幹什麼”。該黨正揚帆起航，預期曼達尼可能當選帶來的順風——這將首次使一位民主社會主義者執掌美國最大城市、全球金融之都。儘管不斷增長，DSA成員規模仍較小，約7.8萬人。但用行銷術語說，其目標受眾極為龐大：蓋洛普本月民調顯示，三分之二民主黨人對社會主義持正面看法，而對資本主義有好感的不足半數。美聯社八月調查發現，僅五分之一民主黨人積極評價自身政黨；近三分之一人主動使用“軟弱”“低效”等形容詞。儘管屢被提及，但億萬富翁豪華地產商從民主黨——這個曾為工人階級帶來社會保障和醫療保險的政黨——手中奪走多數工薪階層選民的故事依然令人震驚。共和黨人曾抨擊這些計畫是社會主義，但川普卻自稱是其守護者（儘管其簽署的預演算法案削減了醫療保險）。就經濟干預而言，曼達尼承諾開設少數市營雜貨店的方案與川普相比堪稱小巫見大巫。總統通過對美國鋼鐵、英特爾等公司實施公共管制，加上反覆無常的關稅和對風電等不受青睞行業的“斬首式”監管，開啟了共和黨總統前所未有的中央計畫模式。其右翼民粹主義催生了美國國家資本主義的新形態。社會主義正作為左翼的民粹主義替代方案崛起。年輕一代對蘇聯沒有記憶。事實上，與“MAGA”類似且不同於“民主黨”，“社會主義”一詞帶有顛覆性吸引力。“在美國自稱社會主義者的人——這在美國歷史上通常成立，當下尤其如此——明白會招致精英階層的責難，”喬治城大學歷史學家邁克爾·卡津指出，“這是一種表明局外人身份的方式，同時代表渴望建立以人民名義推翻精英的全新制度。”這一切引出一個問題：美國人談論“社會主義”時究竟指什麼？答案各異。正如佛蒙特州參議員伯尼·桑德斯和紐約州眾議員亞歷山德里婭·奧卡西奧-科爾特茲所倡導的，它更接近歐洲社會民主主義，側重於擴大福利國家而非將生產資料賦予工人。曼達尼的立場尚未明晰。在2023年DSA大會主題演講中，他將加入政黨的動機歸結為追求巴勒斯坦而非美國工人的權利：“巴勒斯坦解放鬥爭是我政治理念的核心，至今未變。”他還表示——因為這顯然是美國社會主義者或私立院校畢業生（或兼具兩者身份者）的典型表述——“若社會主義是我們的理論，DSA是我們的實踐，那麼委員會即是二者交匯之處，或用推特術語來說，這就是‘實踐’（praxis）。”但曼達尼作為政治家正在快速進化。他清楚意識到，作為市長，其政績將取決於清理街道的實踐而非解放巴勒斯坦。他援引一個世紀前成功治理密爾沃基市的“ sewer socialists（務實社會主義者）”先例。在9月6日布魯克林與桑德斯的市政廳會議上，他坦言必須應對“公共部門的低效與失敗”，以證明左翼人士值得被託付行政職權。“我們需要交出卓越答卷，”他強調。然而，要求他對DSA成員身份負責仍具合理性。該組織僅排除一類工作者：並非房東或避險基金億萬富翁，而是警察。作為可能派遣數千名警員冒生命風險執行任務的市長，他如何能屬於一個拒絕接納警察為成員的俱樂部？■ (硅步書)

歷史是有季節性的。無論人類如何用科技的霓虹燈來粉飾永恆的夏天，無論華爾街的指數如何試圖證明繁榮可以永續，凜冬總會如期而至。1997年，冷戰剛剛以西方的全面勝利告終，弗朗西斯·福山“歷史終結”的樂觀論調還在迴蕩。此時，兩位並非學院派主流的歷史學家威廉·施特勞斯（William Strauss）和尼爾·豪（Neil Howe），在他們合著的《第四次轉摺》中，極其不合時宜地拋出了一個有些荒誕不經的警告：“在2025年之前的某個時間點，美國將穿越一道巨大的歷史關口，其重要性堪比美國獨立戰爭、內戰，以及大蕭條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生災難的風險極高。國家可能會爆發叛亂或國內暴力，地理上四分五裂，或者屈從於威權統治。”那時，人們忙著慶祝網際網路的誕生和全球化的紅利，沒人相信冬天會來。這本書被大多數人遺忘在書架的角落，只有極少數敏銳的頭腦後來發現了它，將其奉為圭臬，而正是這些人重塑了我們今天的世界。二十多年後的今天，當我們站在2025年的尾巴上，預言落地的聲音震耳欲聾。就在剛剛，全球金融資本主義的終極聖殿、被視為自由市場神話活化石的紐約市，經歷了一場可能足以載入史冊的地震。年僅33歲的佐赫蘭·馬姆達尼（Zohran Mamdani），一位公開的民主社會主義者（DSA成員），在強大的民主黨建制派和億萬富翁們的圍剿中突圍，贏下了市長選舉。在曼哈頓下城那座像征著資本永不眠的銅牛雕像的注視下，被高房租和通貨膨脹壓得喘不過氣來的紐約人，選擇了一位發誓要凍結租金、向富人開刀、甚至由政府開辦雜貨店的年輕穆斯林來領導他們。這不僅僅是一次選舉的意外，這是歷史類股劇烈碰撞時發出的沉悶轟鳴。當最推崇資本主義的城市開始呼喚社會主義，我們知道，施特勞斯和豪筆下的“凜冬”不再是一個遙遠的比喻，而是已經凍裂了水管、逼近家門的現實。歡迎來到“第四次轉折”。尖峰報告：穩定幣到底是一場怎樣的財富大轉移？一、歷史的四季與精英的秘密劇本我們習慣於線性的時間觀，篤信明天會比今天更好，科技會解決一切問題。但《第四次轉摺》提供了一種更古老、或許也更接近真相的視角：時間是循環的。一個文明的興衰周期大約為80-100年，古羅馬人稱之為“Saeculum”——這大約是一個人從出生到死亡的長度。正如一年有四季，一個 Saeculum 也無可避免地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生長”（High），那是危機後的春天，制度強大，共識穩固，個人主義服從於集體目標（如二戰後的美國）；第二階段是“成熟”（Awakening），那是躁動的夏天，新一代人開始以精神自由的名義攻擊舊秩序（如60年代的反文化運動）；第三階段是“解體”或“熵”（Unraveling），那是落葉的秋天，個人主義盛行，制度腐朽，社會碎片化，人們在享樂中對未來失去信心（如80年代到世紀初的新自由主義時期）。而我們目前，正身處第四階段——“危機”（Crisis）。這是歷史的冬天。它的特徵是：曾經有效的解決方案全部失靈，曾經受人尊敬的精英喪失公信力，社會撕裂達到極限。一個微小的火星（一場金融海嘯、一次大流行病、一場選舉）就足以引燃積累了幾十年的枯枝敗葉。這一理論在美國大眾文化中或許是邊緣的，但在權力的核心圈層，它卻是一本公開的秘密劇本。川普的前首席戰略師史蒂夫·班農就是此書最狂熱的信徒。他多年前就斷言美國已進入“第四次轉折”。與常人試圖規避風險、祈禱歲月靜好不同，班農展現出一種近乎列寧主義的“加速主義”傾向——他不想躲避風暴，他想成為風暴。在他看來，以華盛頓官僚體系和全球化精英為代表的“舊秩序”已經不可救藥地腐爛。修修補補只會延長痛苦，唯有主動加速其“去結構化”（Deconstruction），徹底打碎這個名為“行政國”的龐然大物，才能在混亂中迎來源初的重生。他眼中的川普，從來不是什麼救世主，而是一把用來砸碎舊櫥窗的完美“鈍器”。而剛剛在紐約勝選的馬姆達尼，雖然處於政治光譜的極左一端，與班農勢同水火，但從大歷史的角度看，他們其實是同一種現象的不同面相：他們都是“危機”的孩子。當溫和的中間路線無法再提供基本的生存保障時，政治的鐘擺就會劇烈地向兩極擺動。人們不再尋找更好的管理者，而是尋找更徹底的顛覆者。人生唯一的贏法就是不競爭：彼得蒂爾7500億美元創業流水線的成功法則二、破碎的代際契約：彼得·蒂爾的冷酷洞察為什麼是現在？為什麼“社會主義”這個在美國政治語境中曾經等同於政治自殺的詞彙，如今卻成了年輕一代的動員口號？矽谷最具哲學思維、也最具爭議的投資人彼得·蒂爾（Peter Thiel），在2019年發給馬克·祖克柏的一封私密郵件中，極其冷酷而精準地解剖了這一點。這封郵件，比任何社會學論文都更直白地揭示了美國社會的深層病灶，堪稱理解當代西方政治經濟學的“羅塞塔石碑”。蒂爾在郵件中寫道：“當70%的千禧一代說他們支援社會主義時，我們不能簡單地斥責他們愚蠢、自以為是或被洗腦了事……如果一個人背負太多的學生債務，或者住房極其難以負擔，他就會長期處於負資產狀態……如果一個人在資本主義體系中沒有利益相關（stake），那麼他很可能會轉而反對它。”這就是問題的核心：利益相關性的喪失。二戰後的“美國夢”建立在一個基本的社會契約之上：如果你努力工作，你就能買得起房，養得起家，過上比父輩更好的生活。這個契約讓工人階級成為了資本主義最堅定的捍衛者，因為他們也是這個體系的“股東”。但現在，這個契約被單方面撕毀了。彼得蒂爾：“我賭的是模仿”。全球最具影響力億萬富豪的思想溯源美國連續幾屆總統都出生在1946年，嬰兒潮一代（Boomers）不僅佔據了政治、經濟和文化權力的頂層，更通過房地產政策和金融工具，鎖死了財富的向上通道。他們享受了戰後繁榮期低廉的教育和住房紅利，然後抽走了梯子，留給子孫的只有天價的帳單、不穩定的零工經濟和日益攀升的國債。當一個紐約布魯克林的年輕人發現，他需要打三份工才能勉強支付一個沒有窗戶的地下室的租金，而華爾街的避險基金經理僅靠資本利得稅的優惠就能日進斗金時，“資本主義”對他來說就不再意味著自由和機遇，而意味著債務奴役。相反，“社會主義”則意味著一張付得起的地鐵票、一間不會被隨意驅逐的公寓。馬姆達尼的勝選，某種意義上，就是“無產”的年輕一代對老年金權政治的一次絕地反擊。深諳此道的彼得·蒂爾，雖然自己是億萬富翁，但他沒有像其他精英那樣傲慢地從道德上指責年輕人。他知道，重力不因你否認而消失。因此，蒂爾也在下注。他支援像JD·范斯這樣的“新右翼”，這些人同樣反對傳統的自由市場原教旨主義，主張用國家力量來保護本土工人的利益。蒂爾和馬姆達尼，一個向右，一個向左，但他們都基於同一個判斷：中間道路已經死亡。未來的戰鬥，不再是克林頓家族與布什家族那種溫文爾雅的政策辯論，而是兩種激進路線關於“誰來重寫遊戲規則”的殊死搏鬥。財富為何正消失於無形之中：資本與勞動力的大脫鉤三、全球性的終極脫鉤：當人類成為“多餘的資料”如果說代際衝突是這場危機的社會學表象，那麼更深層的、決定性的地質運動，則是技術與人的“終極脫鉤”。在馬姆達尼勝選的同一周，美股可能正在由輝達帶領著衝向新的高點。AI熱潮創造了人類歷史上最驚人的帳面財富增值速度，但這卻是一場只有極少數人受邀參加的閉門宴會。我們正在見證一種全新經濟形態的誕生：資本增值不再依賴於大規模的人類勞動。資料令人觸目驚心：2025年上半年，AI相關支出貢獻了同期美國GDP增長的驚人的92%。與此同時，傳統的職位空缺卻在持續下降，22個州實際上已接近經濟衰退。這是一個“有增長、無就業”的恐怖未來。亞馬遜CEO在備忘錄中直白地表示，隨著生成式AI和智能代理的普及，企業員工總數將不可避免地減少。這不是簡單的周期性裁員，這是結構性的“換血”：用不知疲倦、不領薪水的“矽基勞動力”，替換掉脆弱、昂貴的“碳基勞動力”。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領導的G20委員會，於11月4日發佈了首份全球不平等報告，警告出現”不平等緊急狀態”，報告發現：2000年至2024年間，全球最富有的1%人群獲得了所有新增財富的41%，而最貧窮的50%人群僅獲得1%。而2024年的諾獎經濟學家達龍·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近期發出嚴厲警告：如果技術繼續沿著當前“重自動化、輕賦能”的軌跡發展，它將創造一個極度不平等的未來。我們將面臨一個龐大的“無用階級”的誕生，因為從冷酷的經濟理性角度來看，他們既不是必要的生產者，甚至因為缺乏購買力，連必要的消費者都算不上。當華爾街的演算法以微秒級的速度在全球收割財富，而普通人還在為超市裡的雞蛋價格發愁時，這種巨大的撕裂感就構成了最烈性的政治燃料。馬姆達尼在競選中提到了一個詞：“Halalflation”（清真通膨），指的是他在街頭感受到的、普通穆斯林社區連基本的清真食品都快買不起的窘境。這與精英們口中“強勁的宏觀經濟指標”形成了極具諷刺意味的對比。人們投票給馬姆達尼，不僅僅是為了他承諾的免費巴士，更是為了向那個冷酷運轉、將他們視為冗餘資料的資本機器投出一塊磚頭。這是一種人類試圖重新奪回控制權的本能衝動，那怕這種衝動看起來充滿了堂吉訶德式的悲壯。未來一個人可以沒有工資，但不能沒有頭寸四、大洋彼岸的迴響：不被許可的焦慮這種關於“生存”的深刻焦慮，絕不僅僅侷限於哈德遜河畔。它是一種全球性的時代病，病毒在不同的制度土壤中，開出了不同形態的惡之花。在大洋彼岸，我們同樣能感受到這種氣壓的不斷降低。就在不久前，一位名叫戶晨風的視訊博主，因為拍攝了一系列展現普通人真實購買力的視訊，比如100元人民幣在超市能買到什麼，或者一個老太太一天養老金能維持怎樣的生活，而遭到全網封殺。央視新聞今天點名批評戶晨風，將他定性為“通過製造階層對立等尖銳議題，煽動群體間情緒，販賣焦慮，來吸引眼球和流量”。評論稱：“當平台用流量至上的尺子來丈量一切的時候，污染的已經不只是平台本身，而是社會的信任與共識。”然而，一個問題讓人無法迴避：焦慮與階層差距是真實存在，還是製造出來的？“Halalflation”和戶晨風鏡頭下的購買力，本質上是同一個經濟現像在不同時空的投影：全球化和技術進步承諾的普遍繁榮並沒有兌現，通膨和資產價格泡沫卻實實在在地侵蝕著底層大多數人的生存基石。當展示貧窮（或者僅僅是展示“不夠富裕”的真實生活）被視為一種對社會共識的“污染”時，這恰恰說明這種共識已經脆弱到了何種地步。面對同樣的焦慮，不同社會的年輕人選擇了不同的表達方式。紐約的年輕人用選票把一個社會主義者送進了市政廳，試圖用激進的政策來對抗資本的通膨；而另一些地方的年輕人，則只能看著螢幕上“帳號已註銷”的灰色頭像陷入沉默，用“躺平”和“發瘋文學”來消解那些無法言說的焦慮或壓抑。形式迥異，但核心相通：舊有的成功敘事和信任機制已經破產。無論你在那裡，如果你感到如果不拼盡全力就難以維持現狀，那麼你已經身處第四次轉折的洪流之中。忘掉階層固化，一場新的“大分流”已然降臨結語：《第四次轉摺》最核心、也最冷酷的觀點是：危機不僅僅是不可避免的，它甚至是必要的。正如森林生態系統需要周期性的野火來燒掉堆積的枯枝敗葉，釋放出被鎖住的養分，人類社會也需要周期性的動盪來打破僵化的利益格局。在“成熟”和“解體”階段積累起來的巨量問題，例如無法償還的債務、極度扭曲的貧富差距、日益僵化的官僚體系，在常規政治框架內已經無法解決。既得利益集團太過強大，他們絕不會主動退出歷史舞台。唯有危機，唯有那種迫在眉睫的存亡威脅，才能賦予社會足夠的動力去進行痛苦的結構性改革。馬姆達尼在紐約的激進實驗可能會失敗。他或許會被龐大的官僚機器吞噬，或許會遭到資本的殘酷絞殺而一事無成，甚至可能像歷史上許多理想主義者一樣，最終變成了他曾經反對的惡龍。班農期待的“去結構化”也可能會帶來超出他預想的災難性後果。但這一切已經無法逆轉。舊世界正在我們腳下破碎，發出的聲音有時是震耳欲聾的選舉結果，有時是社交媒體上一個突然靜默的帳號。凜冬已至。它不相信眼淚，不相通道德說教，它只負責冷酷地清算過去八十年積累的所有債務。而在漫長的冬天結束後，當春天最終來臨時，我們所熟悉的一切，我們的工作方式、我們的財富邏輯、甚至我們定義“美好生活”的標準，都將是另外一個樣子。 (不懂經)

編者按：據路透社報導，截至美國東部時間11月4日晚上9點43分，34歲的民主黨候選人、民主社會主義者佐蘭·馬姆達尼（Zohran Mamdani）以預計60.16%的得票率擊敗前紐約州州長安德魯·庫默（Andrew Cuomo），贏得紐約市長選舉，即將成為紐約市歷史上首位穆斯林、印度裔以及最年輕的市長。不同於民主黨傳統的政治人物，馬姆達尼是美國民主社會主義者的核心組織、新左翼力量民主社會主義者陣線（DSA）成員，他本人極具“草根”特徵，善用社交媒體，在年輕選民中有很強號召力。他在競選期間高呼提高紐約市最富人群與企業的稅率、凍結穩定租金房的租金水平、擴大政府補貼住房建設，以及提高最低時薪，以制度性改革回應選民痛點。美國進步派運動精神領袖、佛蒙特州參議員伯尼·桑德斯公開力挺馬姆達尼，稱其有潛力成為“共和黨的噩夢”以及“挑戰寡頭統治的訊號”。而美國總統川普則在社交媒體上抨擊他是“百分之百的瘋子”，並稱其為“共產主義者”，甚至威脅若其當選將削減對紐約市的聯邦撥款。有分析認為，馬姆達尼的崛起，折射出民主黨內部的“左右之爭”的天平開始傾斜。面對通膨高企、貧富差距擴大及勞工權益等議題正日益成為選民關注焦點。民主黨高層仍未直面其在身份認同與政治方向上的深刻危機。馬姆達尼的出現，恰好代表了民主黨左翼人士尋找的政治家，或將成為民主黨轉向的契機——從建制到草根、從中間路線向左翼。IPP特約研究員、復旦大學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副教授孟維瞻分析指出，美國民主黨正處於一次歷史性的意識形態轉折點。以紐約新任市長佐蘭·馬姆達尼為代表的左翼力量迅速崛起，標誌著黨內“向左轉”的趨勢已成大勢。這場代際與路線之爭不僅將重塑民主黨，也可能改變美國的政治結構與對外戰略：極左與極右輪流執政、國內政治極化加劇，將使美國更加內顧內耗，從而削弱其對外擴張與對華強硬姿態，為中國在未來博弈中贏得戰略空間。今年紐約市的市長選舉出現了歷史性一幕：來自民主黨左翼陣營的佐蘭·馬姆達尼（Zohran Mamdani）在初選中擊敗了前州長安德魯·庫默等建制派大佬，一路高歌猛進，最終成功當選紐約市市長。這場勝利表明民主黨基層對傳統建制派的不滿正達到新高點，相反對激進進步路線的支援在擴大。蓋洛普調查顯示，2024年超過一半（55%）的民主黨人自認持自由派/進步立場，創下歷史新高。有分析機構甚至預測，到2028年之前民主黨選民對左翼路線的認同將超過對中間溫和路線的支援。民主黨內部“向左轉”已成為不可忽視的趨勢。紐約市長候選人佐蘭·馬姆達尼在布魯克林舉行的選舉之夜活動中被宣佈獲勝，馬姆達尼以預計60.16的得票率，確認贏得紐約市長選舉。圖源：法新社紐約這座美國金融中心如今將由一位“民主社會主義者”執掌，無疑具有標誌性意義。正如評論所指出，馬姆達尼對社會主義的坦率擁抱並未嚇跑選民，反而成為他的吸引力之一。一位年輕的布魯克林選民感嘆紐約對工薪階層已變得難以居住，認為“民主社會主義者能以其他政治人物沒有的方式替工人階級發聲”。馬姆達尼的崛起對應出民主黨基層觀念的劇變：幾十年前美國人談“社會主義”色變，而如今越來越多選民，尤其是年輕一代，將其視為可以認真考慮的選項。卡托研究所的民調結果發現，62%的30歲以下美國人表示他們對社會主義持“好感”。圖源：美國革命共產黨近年來多項民調也印證了這一點——比如一項YouGov民調發現，全體美國人中有43%對“社會主義”持正面看法，而在18-29歲的年輕人中這一比例高達62%。民主黨正經歷思想路線上的一場代際更迭，建制溫和派的號召力式微，主張激進改革的左翼聲音日益壯大。激進左翼VS身份議題：馬姆達尼式“階級鬥爭”路線馬姆達尼所代表的民主黨左翼和傳統建制派在關注重點上形成鮮明反差。馬姆達尼式的左翼更強調階級不平等和經濟正義，帶有一種鬥爭性和“革命性”色彩。他的競選綱領集中在降低工薪族生活成本、凍結房租、開設公營食品雜貨店等議題，突出階級利益對立。這種以“階級鬥爭”為底色的激進進步路線，給予在高房租、低工資壓力下掙扎的普通民眾以希望，正是馬姆達尼迅速走紅的原因之一。反觀民主黨建制派，近年的關注點往往集中在一些像征性或文化議題上，而忽視了選民更關切的民生經濟問題。例如，前眾議長南希·佩洛西等建制派領導人近年來投入大量政治資本推動跨性別權利立法，包括支援在全國範圍內保障未成年人的變性醫護和手術權益。不可否認，維護少數群體權利固然重要，但在許多選民眼中，這類議題相較就業、醫療、住房等切身問題顯得“不親民”。不少評論指出，民主黨“遠離餐桌議題，沉迷抽象文化議題”，正是近年來失去部分基層選民支援的一大原因。多項民調顯示， 民主黨聚焦性別意識和墮胎等議題，已與工薪階層選民脫節。 圖源：路透社相形之下，馬姆達尼和他背後的民主黨左翼把政治話語重新拉回“經濟公平”與“階級正義”軌道上來。他們批評建制派在對抗川普主義時策略失當：既沒有真正改善工薪階層福祉，也未能有效應對貧富懸殊和資本貪婪。這股左翼力量主張以更大膽的政府干預矯正不平等，那怕意味著向富人和大公司開刀。相反，民主黨建制派所熱衷的許多議題只是“隔靴搔癢”，無法觸及權力和財富分配的根本。馬姆達尼等民主黨左翼身上帶有某種“革命精神”，這股精神激勵他們號召人民“撕毀舊遊戲規則”、通過選舉鬥爭和群眾運動實現對政府權力的重新分配。馬姆達尼呼籲凍結房租、提供免費公車等措施，這一提議在紐約五大行政區的年輕人中引起了強烈反響。圖源：Wikimedia Commons民主黨2024大選慘敗後的反思2024年總統大選中民主黨遭遇重挫，這理應促使黨內各派系痛定思痛。然而遺憾的是，民主黨建制派在敗選後並沒有進行深刻反省。相反，黨全國委員會（DNC）對選舉失敗的官方檢討報告一拖再拖，甚至據傳還準備迴避拜登高齡和哈里斯弱勢等“敏感”問題。整個春季民主黨高層為人事爭鬥所困，對路線糾偏的重大議題則語焉不詳，令人懷疑建制派是否真正意識到自身戰略的失敗。與此同時，民主黨左翼陣營倒是迅速提出了一套明確綱領，試圖填補建制派反思缺位所留下的真空。他們認為，2024年的失敗根源在於民主黨未能提供令選民信服的進步願景，過於謹慎妥協反倒丟掉了關鍵選票。左翼人士在各種場合呼籲民主黨大刀闊斧地轉向“自信且不打折扣的進步議程”。這種進步路線固然引發爭議，但至少它代表了一種清晰方向。更重要的是，左翼還制定了相對具體的政策藍圖。例如，民主社會主義者陣線（DSA）在2025年大會通過決議，準備在2028年總統大選中推出自己的候選人，甚至不惜考慮建立獨立的社會主義政黨。他們提出草擬一份“民主社會主義總統施政綱領”，描繪若掌權將如何通過行政手段在住房、醫療、減貧等領域推進革命性變革。年輕一代與工薪階層對主流兩黨在經濟不平等、租房保障、醫療負擔等方面的不滿上升，而DSA提供了一個“更左”“激進改革”選項。圖源：CNN雖然這些主張聽起來激進，但的確為民主黨未來指明了一條可能的破局之路。相比之下，建制派領袖們除了相互指責和微調選舉策略外，很少提出新的政策思維。種種跡象表明，如果民主黨建制派不迅速調整，左翼將在未來黨內話語權競爭中佔據更大上風。佩洛西時代終結與建制派困境民主黨建制派走到今日困境，離不開內部權力結構的桎梏。以南希·佩洛西為代表的老一代黨魁長期壟斷領導職位近20年，造成了新生代難以上升的局面。佩洛西2003年出任眾議院少數黨領袖，2007年成為首位女性議長，直到2022年底才卸任黨團領袖職務。佩洛西兩度擔任眾議院議長，主導了民主黨在眾議院的立法與戰略方向，被視為黨內“建制派核心人物”之一。圖源：Getty Imagies她的強勢領導固然保證了黨內紀律和法案推動力，但也被批評為“一人當政”導致青黃不接：許多有抱負的中生代民主黨議員在她的陰影下難以出頭。這種“天花板”效應使民主黨建制派在2020年代後繼乏人，拿不出有號召力的新領袖來應對共和黨的強勁挑戰。佩洛西本人卸任後依然在眾院保有相當影響力。然而，她和建制派高層似乎未能提出吸引新世代選民的創新議程。相反，他們往往還是抱守舊有議題不放。佩洛西甚至認真考慮推動未成年人變性手術合法化等激進社會政策，以期提高民主黨在年輕選民中的支援度。然而這類舉措在更廣泛選民中反響不佳，被批評為“黔驢技窮”之舉。在經濟、治安等重大關切上乏善可陳的建制派，卻把有限政治資本押注在具爭議的文化議題上，難免引來質疑和諷刺。隨著佩洛西等人逐步淡出舞台，民主黨建制派正面臨青黃不接的真空。上一代領袖的遲暮與新一代領袖的缺位，讓民主黨在2024年的大選中失去了凝聚力和鮮明形象。正如一份智庫報告所警告的，民主黨“形象老化、方向漂移，亟需徹底變革”。佩洛西在2022年中期選舉後主動讓賢，新一代的哈基姆·傑弗裡斯接過眾院少數黨領袖。但民主黨只是在寄希望於川普未來犯重大錯誤，從而使得民主黨有再次執政的機會，而不是自己提出新的綱領來奪回執政地位。哈基姆·傑弗裡斯（Hakeem Jeffries）的政治立場總體偏向溫和進步派，主張在延續民主黨建制派政策框架的基礎上，回應年輕選民與少數族裔的訴求。圖源：AP左傾化大勢所趨：唯有激進方能抗衡激進無論建制派情願與否，民主黨整體左傾化似已成為大勢所趨，而且這一趨勢很可能在未來數年加速。原因很簡單：只有更鮮明、更激進的進步綱領，民主黨才有望擊敗以川普為代表的右派民粹主義。許多民主黨人痛定思痛後認識到：“以左制右”或許是唯一出路。左翼的高能動員能力和明確鬥爭矛頭，正好可以凝聚那些對現狀失望的選民——包括工人階級、有色人種青年等流失的民主黨基本盤。具體來說，一方面民主黨選民結構在變化。白人中產階層日益傾向共和黨，而年輕進步選民、少數族裔選民在民主黨內比重提升。這些群體對經濟不公、社會正義等議題反響強烈，自然推動黨綱左移。蓋洛普的長期跟蹤資料顯示，自1990年代中期以來，民主黨人自認“自由派”（即左翼）者比例從25%攀升至2022年的54%。左翼思想已從黨內少數派變成多數共識。這樣的民意土壤上，要求民主黨更激進改革的呼聲只會越來越高。這在紐約這樣的深藍大都市首先爆發，未來幾年我們或將在更多州和全國層面看到類似趨勢。從長期來看，自蓋洛普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定期追蹤各黨派群體的意識形態取向以來，民主黨人總體上變得更加自由派。1994年時，認同自己為“自由派”的民主黨人佔比為25%；到2010年，這一比例上升至40%，並在2017年達到50%。圖源：Gallup另一方面，川普主義的突飛猛進也“倒逼”民主黨向左轉以求一搏。若民主黨大膽舉起階級平等、全民醫保、財富重分配的大旗，反而可能激發“以激進對激進”的對決氣勢。只有為選民提供經濟機會，解決公平分配問題，才可以贏回中間選民。哈里斯的轉身與2028年左翼希望之星在民主黨內部左轉呼聲高漲之際，前副總統卡瑪拉·哈里斯的動向尤其引人注目。2024年大選中作為民主黨提名人選的哈里斯遭遇失敗後，並未選擇銷聲匿跡，反而迅速出版了競選回憶錄，對黨內高層的失誤進行了罕見的公開批評。人們驚訝於哈里斯公然“揭家醜”的舉動，也意識到她與黨內建制派的關係可能正決裂。哈里斯此舉被普遍解讀為一種“破釜沉舟”的自我定位。若哈里斯2028年再度競選總統，她極有可能以更左翼、更異軍突起的面貌出現。目前民主黨內雖然湧現出一些知名左翼人物（如亞歷山大·奧卡西奧-科爾特斯等），但在全國範圍內擁有廣泛知名度和支援基礎的左翼領袖仍屈指可數。而哈里斯作為前副總統，知名度無疑是足夠的，如果她徹底轉型為左翼旗手，或許正好填補這一空缺。哈里斯有望成為民主黨左翼進軍白宮的一枚重要棋子。除了哈里斯外，一些原本不太顯眼的政壇人物也因立場靠左而獲得新的關注。其中最突出的是明尼蘇達州州長提姆·沃爾茲（Tim Walz）。沃爾茲在州內推行了一系列大膽的進步政策，被譽為“中西部的平民主義者”。在2024年，哈里斯甚至選擇沃爾茲作為競選搭檔，有人稱讚沃爾茲擁有全美最激進進步的執政紀錄之一。雖然沃爾茲相對低調溫和，但不可否認，他證明了激進政策在實際執政中可以取得成功，這正是左翼需要的信心案例。2024年8月6日，卡瑪拉·哈里斯和她新選定的副總統競選搭檔、明尼蘇達州州長提姆·沃爾茲。相比之下，加州州長紐森則顯得有些迷失方向。紐森原本以進步立場聞名，但近年來他的政治定位飄忽不定：一方面高調推進加州的進步議程，另一方面又開播播客與右翼人物對談，批評民主黨品牌“有毒”並拋出一些迎合保守派的論調。例如，他在個人播客中突然表態反對變性女性參加女子體育競賽、棄用“Latinx”等激進用語，甚至邀請史蒂夫·班農等極右翼人士對話。這些舉動令民主黨人困惑不已——有人驚呼“紐森到底怎麼了？”。紐森本人否認是在“變色”，但承認民主黨形象存在嚴重問題，如精英化、自以為是等，需要努力改變。無論紐森的真實盤算如何，他目前左右搖擺、不夠堅定的形象使他很難成為多數人擁戴的對象。總的來看，民主黨全面左傾只是時間問題。2028年的民主黨總統初選，極可能是一場建制溫和派與進步左翼的殊死較量。如果建制派再度推舉類似拜登、希拉里的中道路線人選，不僅難以戰勝共和黨，更可能引發部分選民被迫投川普。未來三年，美國政壇或將看到民主黨經歷“破繭成蝶”的左翼重塑——這既是大勢所趨，也是民主黨自救以求勝選的必然選擇。民主黨左翼力量的上升將會如何影響中國？民主黨左翼崛起不僅將重塑美國內政版圖，對中美關係和中國利益也會產生深遠影響。從總體上看，美國政治的極化（無論極右還是極左上台）都可能使美國政府更加內顧內耗，從而一定程度上緩解對華壓力。極右翼和極左翼雖然在理念上南轅北轍，但有一點頗為相似：他們大多對全球干涉和對外“輸出民主”興趣不大，更傾向把精力用於國內議程。比如，在人權問題上，美國左翼政客固然會批評中國的人權狀況，但不太願意將人權作為對華全面對抗的工具。相反，傳統建制派常常高舉人權的旗幟，推動各種遏華舉措。可以預見，若民主黨左翼在未來掌權，他們不會特別關注中國事務，因為左翼更關注的是美國自身的社會經濟改革。事實上，無論極右還是極左，在對華態度上往往都沒有建制精英那麼強硬。極右翼的“美國優先”派主要不滿的是全球化導致美國吃虧，他們關心的是貿易赤字和製造業回流，而不是在意識形態上戰勝中國。極左翼方面，他們奉行的反戰立場使其傾向於對華批評但不敵視。伯尼·桑德斯等進步派領導人多次警告不要開啟新冷戰，認為美國應通過自身努力解決國內問題、與中國開展合作應對氣候變化等全球挑戰，而非陷入零和對抗。桑德斯直言，華盛頓如今把美中關係看成你死我活的經濟軍事鬥爭，這是危險的共識，應當避免將兩個大國拖入冷戰僵局。桑德斯近期表示，若馬姆達尼贏得紐約市長選舉，將成為“挑戰寡頭統治的訊號”。哈里斯和沃爾茲在去年的總統選舉中，對華態度和拜登相比明顯溫和。此外，23位國會進步派眾議員在反對眾議院“中國問題特別委員會”時發表的聲明所說：“美國完全可以增強自身競爭力，而不必發動一場新的冷戰”。更進一步，當民主黨左翼或共和黨極右輪流執政、彼此在國內鬥得難解難分時，中國議題在美國政治中的重要性可能下降。可以想見，未來極右和極左輪流執政，每一屆政府都忙於推翻前任政策、清洗官僚體系，那麼美國政府恐怕無暇騰出太多精力來一致對付中國。右翼執政時，他們忙於清洗“深層政府”，需要穩定軍隊和情報體系，不敢貿然對外擴張；左翼執政時，他們又要清洗右翼留下來的新的“深層政府”，同時與國內資本勢力做鬥爭，以及推行社會福利改革等宏大議程，對中國的優先順序自然也會降低。目前川普正在對官僚體系進行大清洗。而一旦四年後左翼執政，又會將前任安插的保守派官員清除，再換上進步人士，以致經驗豐富的中立公務員越來越少。這種行政系統的劇烈震盪，可能導致美國對外交往政策搖擺不定甚至無法有效執行。對中國來說，需要警惕這種局面可能帶來的不確定性：一個內部分裂、政策朝令夕改的美國，可能時而釋放善意、時而又因國內政治需要採取敵視行動。中國必須做好應對美國政策極端化和反覆性的準備。面對美國政治的新變化，中國宜採取冷靜務實、廣交朋友的策略。中國可以嘗試尋求“求同存異”的交流。左翼政客關注社會公正、減貧和平等，這些領域正是中國所取得巨大成就並願意分享經驗的地方。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就曾稱讚“幫助8億人脫貧是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成就”。這些經驗如果通過合適途徑介紹給美國左翼人士，或許能增進他們對中國發展模式的理解，找到共同語言。同樣，中國在清潔新領域的巨大投入也可成為雙方合作的話題。中國已成為全球可再生能源的領軍者，而美國進步派非常重視氣候行動，雙方在這一領域存在天然的合作利益。最後值得一提的是，美國左右兩翼在國會投中的一些“交叉聯盟”現象為中國提供了啟示。近年來，關於中國的強硬法案並非總是一邊倒通過，時常有進步派民主黨人和自由派共和黨人聯手投票反對。例如，2023年國會討論全面封禁TikTok應用時，就形成了蘭德·保羅參議員（共和黨極右翼）與AOC、賈馬爾·鮑曼眾議員（民主黨極左翼）共同反對的奇景。他們都認為直接禁TikTok違反言論自由，是政府過度之舉。這一“意外聯盟”成功阻止了快速禁令的通過。又如，一些涉華制裁或敵對法案，往往也只有建制派堅決支援，而極左和極右基於各自理由投下反對票或棄權票。總之，美國民主黨左翼力量的上升和整個政治光譜的極化，對中國來說既是挑戰也是機遇。挑戰在於美國政策可能更加難測，國內政治服務於外交的情況增多，中美關係中的意識形態爭議或有新形式表現。機遇在於，美國內部分歧可在一定程度上牽制對華強硬路線，為中國爭取相對緩和的外部環境。面對一個可能大幅左傾的民主黨和愈發兩極撕裂的美國，中國更須秉持戰略定力和靈活策略，在變局中尋新機，在競爭中謀共贏。 (IPP評論)

【導讀】最近，一則新聞引發美國政治震盪：34歲的民主黨候選人、民主社會主義者佐蘭·馬姆達尼（Zohran Mamdani）贏得了紐約市長選舉。他不是民主黨建制派和自由派，而是美國民主社會主義者的核心組織、新左翼力量民主社會主義者陣線（DSA）成員。美國總統川普曾多次表示不希望馬姆達尼當選紐約市長，而馬姆達尼也在競選中稱自己是川普“最壞的噩夢”。這位紐約新市長的“社會主義“主張對於美國政治會有什麼影響？作者認為，馬姆達尼的崛起對應出民主黨基層觀念的劇變。民主黨“遠離餐桌議題，沉迷抽象文化議題”，正是近年來失去部分基層選民支援的一大原因。馬姆達尼和他背後的民主黨左翼把政治話語重新拉回“經濟公平”與“階級正義”軌道上來，正是他獲勝的關鍵。這場勝利表明民主黨基層對傳統建制派的不滿正達到新高點，相反對激進進步路線的支援在擴大。因此，作者判斷，民主黨整體左傾化似已成為大勢所趨，而且這一趨勢很可能在未來數年加速。因為民主黨已經意識到，只有更鮮明、更激進的進步綱領，才有望擊敗以川普為代表的右派民粹主義。這一變化將如何影響中美關係？作者指出，美國政治的極化（無論極右還是極左上台）都可能使美國政府更加內顧內耗，從而一定程度上緩解對華壓力。中國要警惕這種局面可能帶來的不確定性：一個內部分裂、政策朝令夕改的美國，可能時而釋放善意、時而又因國內政治需要採取敵視行動。中國必須做好應對美國政策極端化和反覆性的準備。馬姆達尼當選紐約市長，他會讓美國走向“社會主義”嗎？今年紐約市的市長選舉出現了歷史性一幕：來自民主黨左翼陣營的佐蘭·馬姆達尼（Zohran Mamdani）在初選中擊敗了前州長安德魯·庫默等建制派大佬，一路高歌猛進，最終成功當選紐約市市長。這場勝利表明民主黨基層對傳統建制派的不滿正達到新高點，相反對激進進步路線的支援在擴大。蓋洛普調查顯示，2024年超過一半（55%）的民主黨人自認持自由派/進步立場，創下歷史新高。有分析機構甚至預測，到2028年之前民主黨選民對左翼路線的認同將超過對中間溫和路線的支援。民主黨內部“向左轉”已成為不可忽視的趨勢。紐約這座美國金融中心如今將由一位“民主社會主義者”執掌，無疑具有標誌性意義。正如評論所指出，馬姆達尼對社會主義的坦率擁抱並未嚇跑選民，反而成為他的吸引力之一。一位年輕的布魯克林選民感嘆紐約對工薪階層已變得難以居住，認為“民主社會主義者能以其他政治人物沒有的方式替工人階級發聲”。馬姆達尼的崛起對應出民主黨基層觀念的劇變：幾十年前美國人談“社會主義”色變，而如今越來越多選民，尤其是年輕一代，將其視為可以認真考慮的選項。近年來多項民調也印證了這一點——比如一項YouGov民調發現，全體美國人中有43%對“社會主義”持正面看法，而在18-29歲的年輕人中這一比例高達62%。民主黨正經歷思想路線上的一場代際更迭，建制溫和派的號召力式微，主張激進改革的左翼聲音日益壯大。激進左翼VS身份議題：馬姆達尼式“階級鬥爭”路線馬姆達尼所代表的民主黨左翼和傳統建制派在關注重點上形成鮮明反差。馬姆達尼式的左翼更強調階級不平等和經濟正義，帶有一種鬥爭性和“革命性”色彩。他的競選綱領集中在降低工薪族生活成本、凍結房租、開設公營食品雜貨店等議題，突出階級利益對立。這種以“階級鬥爭”為底色的激進進步路線，給予在高房租、低工資壓力下掙扎的普通民眾以希望，正是馬姆達尼迅速走紅的原因之一。反觀民主黨建制派，近年的關注點往往集中在一些像征性或文化議題上，而忽視了選民更關切的民生經濟問題。例如，前眾議長南希·佩洛西等建制派領導人近年來投入大量政治資本推動跨性別權利立法，包括支援在全國範圍內保障未成年人的變性醫護和手術權益。不可否認，維護少數群體權利固然重要，但在許多選民眼中，這類議題相較就業、醫療、住房等切身問題顯得“不親民”。不少評論指出，民主黨“遠離餐桌議題，沉迷抽象文化議題”，正是近年來失去部分基層選民支援的一大原因。相形之下，馬姆達尼和他背後的民主黨左翼把政治話語重新拉回“經濟公平”與“階級正義”軌道上來。他們批評建制派在對抗川普主義時策略失當：既沒有真正改善工薪階層福祉，也未能有效應對貧富懸殊和資本貪婪。這股左翼力量主張以更大膽的政府干預矯正不平等，那怕意味著向富人和大公司開刀。相反，民主黨建制派所熱衷的許多議題只是“隔靴搔癢”，無法觸及權力和財富分配的根本。馬姆達尼等民主黨左翼身上帶有某種“革命精神”，這股精神激勵他們號召人民“撕毀舊遊戲規則”、通過選舉鬥爭和群眾運動實現對政府權力的重新分配。民主黨2024大選慘敗後的反思2024年總統大選中民主黨遭遇重挫，這理應促使黨內各派系痛定思痛。然而遺憾的是，民主黨建制派在敗選後並沒有進行深刻反省。相反，黨全國委員會（DNC）對選舉失敗的官方檢討報告一拖再拖，甚至據傳還準備迴避拜登高齡和哈里斯弱勢等“敏感”問題。整個春季民主黨高層為人事爭鬥所困，對路線糾偏的重大議題則語焉不詳，令人懷疑建制派是否真正意識到自身戰略的失敗。與此同時，民主黨左翼陣營倒是迅速提出了一套明確綱領，試圖填補建制派反思缺位所留下的真空。他們認為，2024年的失敗根源在於民主黨未能提供令選民信服的進步願景，過於謹慎妥協反倒丟掉了關鍵選票。左翼人士在各種場合呼籲民主黨大刀闊斧地轉向“自信且不打折扣的進步議程”。這種進步路線固然引發爭議，但至少它代表了一種清晰方向。更重要的是，左翼還制定了相對具體的政策藍圖。例如，民主社會主義者陣線（DSA）在2025年大會通過決議，準備在2028年總統大選中推出自己的候選人，甚至不惜考慮建立獨立的社會主義政黨。他們提出草擬一份“民主社會主義總統施政綱領”，描繪若掌權將如何通過行政手段在住房、醫療、減貧等領域推進革命性變革。雖然這些主張聽起來激進，但的確為民主黨未來指明了一條可能的破局之路。相比之下，建制派領袖們除了相互指責和微調選舉策略外，很少提出新的政策思維。種種跡象表明，如果民主黨建制派不迅速調整，左翼將在未來黨內話語權競爭中佔據更大上風。佩洛西時代終結與建制派困境民主黨建制派走到今日困境，離不開內部權力結構的桎梏。以南希·佩洛西為代表的老一代黨魁長期壟斷領導職位近20年，造成了新生代難以上升的局面。佩洛西2003年出任眾議院少數黨領袖，2007年成為首位女性議長，直到2022年底才卸任黨團領袖職務。她的強勢領導固然保證了黨內紀律和法案推動力，但也被批評為“一人當政”導致青黃不接：許多有抱負的中生代民主黨議員在她的陰影下難以出頭。這種“天花板”效應使民主黨建制派在2020年代後繼乏人，拿不出有號召力的新領袖來應對共和黨的強勁挑戰。佩洛西本人卸任後依然在眾院保有相當影響力。然而，她和建制派高層似乎未能提出吸引新世代選民的創新議程。相反，他們往往還是抱守舊有議題不放。佩洛西甚至認真考慮推動未成年人變性手術合法化等激進社會政策，以期提高民主黨在年輕選民中的支援度。然而這類舉措在更廣泛選民中反響不佳，被批評為“黔驢技窮”之舉。在經濟、治安等重大關切上乏善可陳的建制派，卻把有限政治資本押注在具爭議的文化議題上，難免引來質疑和諷刺。隨著佩洛西等人逐步淡出舞台，民主黨建制派正面臨青黃不接的真空。上一代領袖的遲暮與新一代領袖的缺位，讓民主黨在2024年的大選中失去了凝聚力和鮮明形象。正如一份智庫報告所警告的，民主黨“形象老化、方向漂移，亟需徹底變革”。佩洛西在2022年中期選舉後主動讓賢，新一代的哈基姆·傑弗裡斯接過眾院少數黨領袖。但民主黨只是在寄希望於川普未來犯重大錯誤，從而使得民主黨有再次執政的機會，而不是自己提出新的綱領來奪回執政地位。左傾化大勢所趨：唯有激進方能抗衡激進無論建制派情願與否，民主黨整體左傾化似已成為大勢所趨，而且這一趨勢很可能在未來數年加速。原因很簡單：只有更鮮明、更激進的進步綱領，民主黨才有望擊敗以川普為代表的右派民粹主義。許多民主黨人痛定思痛後認識到：“以左制右”或許是唯一出路。左翼的高能動員能力和明確鬥爭矛頭，正好可以凝聚那些對現狀失望的選民——包括工人階級、有色人種青年等流失的民主黨基本盤。具體來說，一方面民主黨選民結構在變化。白人中產階層日益傾向共和黨，而年輕進步選民、少數族裔選民在民主黨內比重提升。這些群體對經濟不公、社會正義等議題反響強烈，自然推動黨綱左移。蓋洛普的長期跟蹤資料顯示，自1990年代中期以來，民主黨人自認“自由派”（即左翼）者比例從25%攀升至2022年的54%。左翼思想已從黨內少數派變成多數共識。這樣的民意土壤上，要求民主黨更激進改革的呼聲只會越來越高。這在紐約這樣的深藍大都市首先爆發，未來幾年我們或將在更多州和全國層面看到類似趨勢。從長期來看，自蓋洛普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定期追蹤各黨派群體的意識形態取向以來，民主黨人總體上變得更加自由派。1994年時，認同自己為“自由派”的民主黨人佔比為25%；到2010年，這一比例上升至40%，並在2017年達到50%。圖源：Gallup另一方面，川普主義的突飛猛進也“倒逼”民主黨向左轉以求一搏。若民主黨大膽舉起階級平等、全民醫保、財富重分配的大旗，反而可能激發“以激進對激進”的對決氣勢。只有為選民提供經濟機會，解決公平分配問題，才可以贏回中間選民。哈里斯的轉身與2028年左翼希望之星在民主黨內部左轉呼聲高漲之際，前副總統卡瑪拉·哈里斯的動向尤其引人注目。2024年大選中作為民主黨提名人選的哈里斯遭遇失敗後，並未選擇銷聲匿跡，反而迅速出版了競選回憶錄，對黨內高層的失誤進行了罕見的公開批評。人們驚訝於哈里斯公然“揭家醜”的舉動，也意識到她與黨內建制派的關係可能正決裂。哈里斯此舉被普遍解讀為一種“破釜沉舟”的自我定位。若哈里斯2028年再度競選總統，她極有可能以更左翼、更異軍突起的面貌出現。目前民主黨內雖然湧現出一些知名左翼人物（如亞歷山大·奧卡西奧-科爾特斯等），但在全國範圍內擁有廣泛知名度和支援基礎的左翼領袖仍屈指可數。而哈里斯作為前副總統，知名度無疑是足夠的，如果她徹底轉型為左翼旗手，或許正好填補這一空缺。哈里斯有望成為民主黨左翼進軍白宮的一枚重要棋子。除了哈里斯外，一些原本不太顯眼的政壇人物也因立場靠左而獲得新的關注。其中最突出的是明尼蘇達州州長提姆·沃爾茲（Tim Walz）。沃爾茲在州內推行了一系列大膽的進步政策，被譽為“中西部的平民主義者”。在2024年，哈里斯甚至選擇沃爾茲作為競選搭檔，有人稱讚沃爾茲擁有全美最激進進步的執政紀錄之一。雖然沃爾茲相對低調溫和，但不可否認，他證明了激進政策在實際執政中可以取得成功，這正是左翼需要的信心案例。相比之下，加州州長紐森則顯得有些迷失方向。紐森原本以進步立場聞名，但近年來他的政治定位飄忽不定：一方面高調推進加州的進步議程，另一方面又開播播客與右翼人物對談，批評民主黨品牌“有毒”並拋出一些迎合保守派的論調。例如，他在個人播客中突然表態反對變性女性參加女子體育競賽、棄用“Latinx”等激進用語，甚至邀請史蒂夫·班農等極右翼人士對話。這些舉動令民主黨人困惑不已——有人驚呼“紐森到底怎麼了？”。紐森本人否認是在“變色”，但承認民主黨形象存在嚴重問題，如精英化、自以為是等，需要努力改變。無論紐森的真實盤算如何，他目前左右搖擺、不夠堅定的形象使他很難成為多數人擁戴的對象。總的來看，民主黨全面左傾只是時間問題。2028年的民主黨總統初選，極可能是一場建制溫和派與進步左翼的殊死較量。如果建制派再度推舉類似拜登、希拉里的中道路線人選，不僅難以戰勝共和黨，更可能引發部分選民被迫投川普。未來三年，美國政壇或將看到民主黨經歷“破繭成蝶”的左翼重塑——這既是大勢所趨，也是民主黨自救以求勝選的必然選擇。民主黨左翼力量的上升將會如何影響中國？民主黨左翼崛起不僅將重塑美國內政版圖，對中美關係和中國利益也會產生深遠影響。從總體上看，美國政治的極化（無論極右還是極左上台）都可能使美國政府更加內顧內耗，從而一定程度上緩解對華壓力。極右翼和極左翼雖然在理念上南轅北轍，但有一點頗為相似：他們大多對全球干涉和對外“輸出民主”興趣不大，更傾向把精力用於國內議程。比如，在人權問題上，美國左翼政客固然會批評中國的人權狀況，但不太願意將人權作為對華全面對抗的工具。相反，傳統建制派常常高舉人權的旗幟，推動各種遏華舉措。可以預見，若民主黨左翼在未來掌權，他們不會特別關注中國事務，因為左翼更關注的是美國自身的社會經濟改革。事實上，無論極右還是極左，在對華態度上往往都沒有建制精英那麼強硬。極右翼的“美國優先”派主要不滿的是全球化導致美國吃虧，他們關心的是貿易赤字和製造業回流，而不是在意識形態上戰勝中國。極左翼方面，他們奉行的反戰立場使其傾向於對華批評但不敵視。伯尼·桑德斯等進步派領導人多次警告不要開啟新冷戰，認為美國應通過自身努力解決國內問題、與中國開展合作應對氣候變化等全球挑戰，而非陷入零和對抗。桑德斯直言，華盛頓如今把美中關係看成你死我活的經濟軍事鬥爭，這是危險的共識，應當避免將兩個大國拖入冷戰僵局。哈里斯和沃爾茲在去年的總統選舉中，對華態度和拜登相比明顯溫和。此外，23位國會進步派眾議員在反對眾議院“中國問題特別委員會”時發表的聲明所說：“美國完全可以增強自身競爭力，而不必發動一場新的冷戰”。更進一步，當民主黨左翼或共和黨極右輪流執政、彼此在國內鬥得難解難分時，中國議題在美國政治中的重要性可能下降。可以想見，未來極右和極左輪流執政，每一屆政府都忙於推翻前任政策、清洗官僚體系，那麼美國政府恐怕無暇騰出太多精力來一致對付中國。右翼執政時，他們忙於清洗“深層政府”，需要穩定軍隊和情報體系，不敢貿然對外擴張；左翼執政時，他們又要清洗右翼留下來的新的“深層政府”，同時與國內資本勢力做鬥爭，以及推行社會福利改革等宏大議程，對中國的優先順序自然也會降低。目前川普正在對官僚體系進行大清洗。而一旦四年後左翼執政，又會將前任安插的保守派官員清除，再換上進步人士，以致經驗豐富的中立公務員越來越少。這種行政系統的劇烈震盪，可能導致美國對外交往政策搖擺不定甚至無法有效執行。對中國來說，需要警惕這種局面可能帶來的不確定性：一個內部分裂、政策朝令夕改的美國，可能時而釋放善意、時而又因國內政治需要採取敵視行動。中國必須做好應對美國政策極端化和反覆性的準備。面對美國政治的新變化，中國宜採取冷靜務實、廣交朋友的策略。中國可以嘗試尋求“求同存異”的交流。左翼政客關注社會公正、減貧和平等，這些領域正是中國所取得巨大成就並願意分享經驗的地方。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就曾稱讚“幫助8億人脫貧是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成就”。這些經驗如果通過合適途徑介紹給美國左翼人士，或許能增進他們對中國發展模式的理解，找到共同語言。同樣，中國在清潔新領域的巨大投入也可成為雙方合作的話題。中國已成為全球可再生能源的領軍者，而美國進步派非常重視氣候行動，雙方在這一領域存在天然的合作利益。最後值得一提的是，美國左右兩翼在國會投中的一些“交叉聯盟”現象為中國提供了啟示。近年來，關於中國的強硬法案並非總是一邊倒通過，時常有進步派民主黨人和自由派共和黨人聯手投票反對。例如，2023年國會討論全面封禁TikTok應用時，就形成了蘭德·保羅參議員（共和黨極右翼）與AOC、賈馬爾·鮑曼眾議員（民主黨極左翼）共同反對的奇景。他們都認為直接禁TikTok違反言論自由，是政府過度之舉。這一“意外聯盟”成功阻止了快速禁令的通過。又如，一些涉華制裁或敵對法案，往往也只有建制派堅決支援，而極左和極右基於各自理由投下反對票或棄權票。總之，美國民主黨左翼力量的上升和整個政治光譜的極化，對中國來說既是挑戰也是機遇。挑戰在於美國政策可能更加難測，國內政治服務於外交的情況增多，中美關係中的意識形態爭議或有新形式表現。機遇在於，美國內部分歧可在一定程度上牽制對華強硬路線，為中國爭取相對緩和的外部環境。面對一個可能大幅左傾的民主黨和愈發兩極撕裂的美國，中國更須秉持戰略定力和靈活策略，在變局中尋新機，在競爭中謀共贏。 (文化縱橫)

在紐約市長競選中，民主黨提名者及領先候選人佐赫蘭·曼達尼的對手們正猛烈抨擊他同時隸屬於另一個政黨——美國民主社會主義者（DSA）。他是否贊同DSA關於關閉監獄、將警察預算削減至零、停止因輕罪逮捕民眾的主張？儘管曼達尼試圖在不公開否定民主社會主義立場的前提下向政治中間靠攏，但他向記者強調自己的政綱與DSA存在差異。耐人尋味的是，他未曾言明的是：即便DSA本身也不再正式堅持這些極端立場。上月，該組織用一份簡潔的聲明取代了舊版黨綱——那份充斥著術語、如同強迫症烏托邦主義者制定的狂熱清單。新綱領提出了仍具激進色彩但更務實的提案，既不再宏大無邊也不怪異瑣碎。夏威夷獨立主權、媒體及鋰離子電池生產公有化、「去商品化生存」等號召都已消失，甚至連終結「白人虛構特權」和「強制異性戀規範」的要求也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透過呼籲全民健保和對富人徵稅，建構「繁榮的工人階級社區」和「為工人階級服務的經濟」。支援巴勒斯坦自由仍然保留，但警察改革主張變成「非軍事化」而非「取消資金」。新綱領以通俗英語撰寫，並以活潑圖示點綴簡短文字。（圖：佐赫蘭·曼達尼飾演道路指揮官手持停車指示牌的卡通形象）問題似乎出在集體行動層面：社會主義者尚未及時更新網站以取代舊黨綱。 「我們人員非常精簡，」DSA聯合主席梅根·羅默解釋道，「確實還沒處理此事。」她表示新計畫旨在提供更易傳播的組織工具，像手冊般可隨時遞給人——「即使給我琳達阿姨看，她也不會一直追問我這輩子到底在幹什麼」。該黨正揚帆起航，預期曼達尼可能當選帶來的順風——這將首次使一位民主社會主義者執掌美國最大城市、全球金融之都。儘管不斷成長，DSA成員規模仍較小，約7.8萬人。但用行銷術語說，其目標受眾極為龐大：蓋洛普本月民調顯示，三分之二民主黨人對社會主義持正面看法，而對資本主義有好感的不到一半。美聯社八月調查發現，只有五分之一民主黨人積極評價自體政黨；近三分之一人主動使用「軟弱」「低效」等形容詞。儘管屢被提及，億萬富翁豪華地產商從民主黨——這個曾為工人階級帶來社會安全和醫療保險的政黨——手中奪走多數工薪階層選民的故事依然令人震驚。共和黨人曾抨擊這些計畫是社會主義，但川普自稱是其守護者（儘管其簽署的預演算法案削減了醫療保險）。就經濟干預而言，曼達尼承諾開設少數市營雜貨店的方案與川普相比堪稱小巫見大巫。總統透過對美國鋼鐵、英特爾等公司實施公共管制，加上反覆無常的關稅和對風電等不受青睞產業的「斬首式」監管，開啟了共和黨總統前所未有的中央計畫模式。其右派民粹主義催生了美國國家資本主義的新形式。社會主義正作為左翼的民粹主義替代方案崛起。年輕一代對蘇聯沒有記憶。事實上，與“MAGA”類似且不同於“民主黨”，“社會主義”一詞帶有顛覆性吸引力。 “在美國自稱社會主義者的人——這在美國歷史上通常成立，當下尤其如此——明白會招致精英階層的責難，”喬治城大學歷史學家邁克爾·卡津指出，“這是一種表明局外人身份的方式，同時代表渴望建立以人民名義推翻精英的全新制度。”這一切引出一個問題：美國人談論「社會主義」時究竟指什麼？答案各異。正如佛蒙特州參議員伯尼·桑德斯和紐約州眾議員亞歷山德里婭·奧卡西奧-科爾特茲所倡導的，它更接近歐洲社會民主主義，側重於擴大福利國家而非將生產資料賦予工人。曼達尼的立場尚未明晰。在2023年DSA大會主題演講中，他將加入政黨的動機歸結為追求巴勒斯坦而非美國工人的權利：「巴勒斯坦解放鬥爭是我政治理念的核心，至今未變。」他也表示——因為這顯然是美國社會主義者或私立院校畢業生（或兼具兩者身份者）的典型表述——“若社會主義是我們的理論，DSA是我們的實踐，那麼委員會即是二者交匯之處，或用推特術語來說，這就是'實踐'（praxis）。”但曼達尼作為一個政治家正在快速進化。他清楚意識到，身為市長，其政績將取決於清理街道的實踐而非解放巴勒斯坦。他引用一個世紀前成功治理密爾瓦基市的「 sewer socialists（務實社會主義者）」先例。在9月6日布魯克林與桑德斯的市政廳會議上，他坦言必須應對“公共部門的低效與失敗”，以證明左翼人士值得被託付行政職權。 「我們需要交出卓越答案卷，」他強調。然而，要求他對DSA成員身份負責仍具合理性。該組織僅排除一類工作者：並非房東或避險基金億萬富翁，而是警察。身為可能派遣數千名警員冒生命風險執行任務的市長，他如何能屬於一個拒絕接納警察為成員的俱樂部？ ■ （跬步書）

其實，這是一場始於2008年的政治地震餘波當社會主義者要管理華爾街2025年6月的選舉之夜，整個美國政壇都愣住了。33歲的佐赫蘭·馬姆達尼（Zohran Mamdani），一個公開的、自豪的社會主義者，輕鬆贏得紐約市長民主黨初選。如果沒有意外，他將在11月正式當選，成為管理美國第一大城市、全球金融中心的市長。一個社會主義者管理華爾街所在地——這在30年前簡直是天方夜譚。但更震撼的是另一組資料：卡托研究所最新調查顯示，62%的18-29歲美國人對社會主義持"好感"。這是在美國——那個在冷戰中擊敗蘇聯、將"社會主義"視為禁忌的國家。對經歷過冷戰的一代人來說，這個數字簡直不可思議。這一切，要從17年前的一場經濟災難說起。第一幕：2008，資本主義信仰崩塌的那一年危機前夜2006年，加利福尼亞州聖安娜市。剛大學畢業的加布·托比亞斯在非營利組織工作，本該為低收入家庭提供醫療諮詢，但他的工作很快變了樣。越來越多的西班牙裔移民家庭湧來求助——他們被迫離開自己的家。原因是他們稀里糊塗簽署了"可調利率抵押貸款"：前幾年利率超低，但幾年後突然飆升，月供翻倍甚至翻三倍。還不起？銀行立刻收房。托比亞斯敲開一戶人家的門，看到他們在收拾行李。"房子裡的東西都被銀行鎖上了，"他回憶道，"他們一無所有了。"24歲的他得出了結論："有一個行業，就是為了從勞動人民身上搾取錢財而設立的。"雷曼倒閉，世界震動2008年9月15日，擁有158年歷史的雷曼兄弟投資銀行宣佈破產，資產6390億美元。恐慌席捲全球。幾個數字說明這場危機的嚴重性：--失業率從4.6%暴漲至10%，近1500萬人失業--房價平均下跌30-40%--400萬戶家庭被銀行趕出家門--家庭淨資產蒸發16兆美元2009年，16-24歲年輕人失業率高達19.1%。無數名校畢業生背著平均3萬美元學貸（約20萬人民幣），卻只能去咖啡店打工，月薪勉強夠還利息。28歲的吉納維芙·蘭德回憶那段日子：原本中產的家庭開始取消音樂課、課外活動，然後搬去和祖父母同住，最後搬到偏遠農村。"最近的雜貨店開車要30分鐘，那時我們經歷了很多動盪，非常令人困惑。"最憤怒的事：政府救了銀行，不救人但真正讓這代人憤怒的不是危機本身，而是政府的反應。美國政府拿出7000億美元救助銀行。那些導致危機的華爾街銀行——高盛、摩根大通——不僅活下來，高管們還繼續拿著數百萬美元獎金。沒有一個華爾街大佬因金融危機坐牢。而普通人呢？失去房子、失業的數百萬人，得到的救助少得可憐。托比亞斯曾是歐巴馬競選團隊的組織者，對新總統寄予厚望。"但前兩年只有令人難以置信的失望，"他說。一個殘酷的事實擺在年輕人面前：政府用我們的稅金救了那些毀掉經濟的富人，卻對我們不聞不問。第二幕：從佔領華爾街到DSA復活憤怒的爆發：佔領華爾街2011年9月17日，紐約祖科蒂公園。一群年輕人搭起帳篷，舉起標語："我們是99%"。佔領華爾街運動迅速蔓延至全美951個城市，波及全球82個國家。參與者大多是20-30歲的年輕人——他們在金融危機中失去一切，現在要討個說法。兩個月後，佔領者被警察清場。表面上，運動失敗了。但它做了一件更重要的事：打破了批評資本主義的禁忌。人們開始大膽討論：這個經濟體系是不是壞了？為什麼1%的人越來越富，99%的人越來越窮？更重要的是，它培養了一批活動家。許多參與者後來成為左翼組織的骨幹。一個老組織的重生在佔領運動的餘波中，美國民主社會主義者（DSA）迎來新生。這個1982年成立的組織，主張在現有體制內推動激進改革：全民醫保、免費公立大學、住房權利、向富人徵稅。--2015年：6000名成員，幾乎要消失--2016年桑德斯競選後：激增到2.5萬--2017年川普當選後：猛增到5萬--2025年：超過10萬名成員這些新成員大多是20-30歲的年輕人。托比亞斯說："如今左派復興的許多種子來自2008年。我認識很多在左派工作的人，都有金融危機的個人經歷。"第三幕：從桑德斯到AOC點燃草原的火焰2016年，74歲的伯尼·桑德斯參加總統競選，公開自稱"民主社會主義者"——在美國政壇，這幾乎等於政治自殺。但奇蹟發生了。桑德斯在18-29歲選民中支援率高達70-80%。他的集會像搖滾演唱會，數萬年輕人湧來高喊："Bernie！"他說出了年輕人的心聲：系統是被操縱的，遊戲規則對富人有利。這不是你不夠努力，而是體制本身不公平。雖然桑德斯最終輸給希拉里·克林頓，但他證明了：社會主義在美國年輕人中不再是禁忌，而是希望。蘭德回憶："他說的話很有道理，解釋了為什麼生活這麼艱難。我當時想，'天那，是的！'"調酒師擊敗國會老大2018年6月，28歲的調酒師亞歷山大·奧卡西奧-科爾特斯（AOC）擊敗了在國會待了20年的民主黨高層。她的競選經費只有對手的1/18，卻靠草根動員贏得了勝利。DSA成員和數千名志願者為她挨家挨戶敲門，用社交媒體傳播理念。托比亞斯當時也在幫她："她有著如此容光煥發的個性，也很堅韌。"AOC的勝利打開了閘門。它告訴全國的年輕活動家：建制派不是不可戰勝的。接下來幾年，越來越多DSA候選人當選。然後，輪到了馬姆達尼。第四幕：社會主義者的勝利為什麼馬姆達尼能贏？馬姆達尼33歲，印度裔移民家庭，2020年當選紐約州眾議員。2025年宣佈競選市長時，幾乎沒人看好他。但他贏了。原因有幾個：1. 抓住真問題：住房危機紐約一居室月租中位數超過3500美元（約2.5萬人民幣）。馬姆達尼承諾"凍結租金"，一份請願書獲得2萬個簽名，製造了巨大聲勢。2. 強大的草根組織蘭德就是數千名志願者之一。她住在幾百公里外的伊薩卡，但每周末坐長途巴士到紐約市拉票。記者跟拍她挨家挨戶敲門。一位女士被問到為什麼支援馬姆達尼時回答："社會主義。""很多人都這麼說，"蘭德笑著說。3. 時代真的變了在年輕人主導的民主黨初選中，社會主義者不再是異類。62%的18-29歲美國人對社會主義有好感。對他們來說，"社會主義"不意味著蘇聯或獨裁，而意味著全民醫保、免費教育、公平經濟。為什麼是現在？三股力量的匯聚1. 經濟現實沒有改善2008年危機過去17年了，但年輕人處境並未好轉：●貧富差距創新高：最富1%擁有全國32%財富，底層50%只擁有2%●學貸危機：總額1.7兆美元，畢業生平均負債3.7萬美元●工資停滯：扣除通膨後，實際工資40年來幾乎沒漲，但CEO薪酬漲了10倍以上●生育率暴跌：為什麼？年輕人說：養不起年輕人意識到：如果按照既定"規則"來——好好讀書、找工作、買房——已經不管用了。就連ARK基金的木頭姐在分析房地產市場時也提到，整整一代人沒有像父輩一樣擁有自己的房子。2. 政治幻滅民主黨救了銀行卻沒救普通人，建制派和華爾街關係密切。共和黨的MAGA運動讓年輕人反感。結果：年輕人向左走，而且越走越遠。3. 文化轉變冷戰結束30多年，年輕人沒有"社會主義=邪惡"的條件反射。他們看到：●北歐國家的高福利、高幸福度●美國的貧富差距、社會撕裂●氣候變化的緊迫威脅歷史學教授傑裡米·瓦倫說："他們成長過程中沒有對社會主義的污名感。"桑德斯、AOC把社會主義包裝成道德訴求："如此繁榮的國家不應該有貧困，不應該有這麼多人為了這麼少的收入而辛苦工作。"蘭德說："我的政治身份來自這些直接經歷——資本主義如何使我的生活變得更糟。社會主義讓它變得更好。"社會主義，是一代人的選擇從2008年到2025年，17年了。那些在金融危機中失去一切的年輕人，如今已經30-40歲。一些人接受了現實，但另一些人——像托比亞斯、蘭德、馬姆達尼——選擇了改變這個讓他們受苦的體系。歷史的轉折點往往悄然發生。2008年被趕出家門的移民，2011年在公園搭帳篷的年輕人，當時看起來渺小無力。但他們播下的種子，如今長成了森林。一代人的創傷會塑造一代人的政治。正如大蕭條造就了羅斯福新政，2008年金融危機正在造就一個新的政治世代。變革總是從邊緣開始。20年前，同性婚姻是禁忌；10年前，$15最低工資被視為不切實際。今天的"激進派"可能是明天的主流。托比亞斯說："佐赫蘭贏了只是第一步。"還有無數像蘭德這樣的志願者，在布魯克林的街頭繼續敲門，告訴普通民眾："社會主義讓生活變得更好。"費城甚至出現了"革命共產主義者"小組——25歲的成員說："這個系統從未真正從2008年恢復過來"，所以“革命”和“共產主義”是他們的選擇。他們能走多遠？沒人知道。當一個經濟體系讓年輕人看不到希望時，政治會發生什麼？當"好好讀書-找工作-買房-結婚生子"這條路越來越難走時，年輕人會如何反應？美國的年輕人給出了一個答案。這個答案是否正確，還需要時間檢驗。但它提醒我們：不要忽視年輕人的憤怒，不要小看邊緣的聲音，不要以為"這就是生活"。歷史，永遠由那些拒絕接受現狀的人推動。 (歌伶的大局觀)

6月23日，正和島2024案例共學大會在上海浦東臨港片區舉辦，本次大會以“新連結 新市場 新變數”為主題，共同探討經濟的發展和商業未來。 開幕會上，北京大學博雅特聘教授、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姚洋以“中國經濟的韌勁”為題，做了一場精彩演講。 演講中，姚老師深刻解讀了中美競爭最根本的不是經濟競爭，而是意識形態的競爭。世界並未脫鉤斷鏈，中國在世界上並不孤立。 對於即將到來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很多人都在關心“中國改革開放往何處去”？姚洋認為，中國今天重點要做的不是搞改革，而是鞏固90年代改革的成果，校正改革開放第二個20年所產生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