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化
2026年9月,全球跨境支付格局迎來關鍵變局。一邊是新德里金磚峰會重磅推進BRICS跨境支付合作,敲定各國支付系統互聯互通、擴大本幣結算的核心方向;另一邊,廈門投洽會期間的第二屆CIPS跨境銀企合作專場圓滿收官,盧安達、土耳其、烏茲別克、馬爾地夫、馬來西亞、喬治亞六國首次接入CIPS系統。兩大事件同頻共振,標誌著人民幣跨境支付網路正式補齊南方國家市場短板,非美元清算聯盟迎來規模化擴容新階段。 01. 突破性擴容:覆蓋全球小眾市場,打通清算最後一公里 本屆投洽會CIPS專場活動於9月8日啟動、9月13日集中收官,交出了亮眼的擴容成績單。活動期間,國內跨境支付基礎設施實現跨越式升級,11家外資銀行完成CIPS直接參與者簽約,4家境外銀行、14家境內銀行成功直參上線。此次新增的六國直參機構意義非凡,均為此前跨境清算體系覆蓋薄弱的南方國家,徹底填補了人民幣國際化在中小經濟體的佈局空白。 截至目前,CIPS參與者已累計覆蓋133個國家和地區,服務全球近192個國家和地區的5300家法人銀行。從傳統貿易大國到小眾新興經濟體,人民幣跨境支付網路不再侷限於核心經貿圈層,真正實現了全球化、普惠化覆蓋。與此同時,CIPS業務承載力同步飆升,近期單日交易額突破1.22兆元,交易筆數接近4.2萬筆,基礎設施的穩定性和實用性得到全球市場驗證。
重磅突破!CIPS 補齊南方國家最後一公里,人民幣全球化再下一城
近日,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單日處理交易額突破兆元關口,達1.22兆元,交易筆數近4.2萬筆,創下歷史新高。這一突破,正值中東局勢不確定性仍存、全球金融市場波動加劇之際,引發市場關注。CIPS是中國重要金融市場基礎設施,擔當著跨境人民幣支付清算“主管道”的角色,如今正處在“加速奔跑”的時刻。今年3月,其日均處理交易額達9204.5億元,升至一年以來最高值,日均交易筆數為3.574萬筆,較2月的6197.4億元和2.593萬筆顯著增長。究竟有那些力量,推動人民幣跨境支付清算“熱度”顯著升溫?當前國際局勢催生的避險需求,是直接催化。中國人民銀行鄭州培訓學院教授、人民幣國際化與可兌換研究中心主任王勇對上海證券報記者表示,美以伊衝突持續升級,使得美元資產避險屬性弱化,部分跨境資金轉向人民幣結算。與此同時,主要產油國對華原油貿易人民幣結算量有所提升,直接拉動了CIPS交易量。更深層的支撐,來自人民幣自身的穩定性。3月,在美元指數走強、非美貨幣普跌背景下,人民幣韌性顯現,人民幣匯率中間價3月末升至6.9194,累計上漲0.05%,為連續第6個月保持升值。中信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明明對記者說,地緣政治風險抬升背景下,人民幣匯率保持相對穩定,人民幣作為相對穩定的結算貨幣,在一定程度上支撐CIPS需求抬升。基礎設施的完善與政策護航,則是一切得以落地的基石。今年2月1日,《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業務規則》正式落地施行,進一步提升了CIPS系統的便利度。王勇表示,CIPS參與者擴圍、跨境人民幣便利化政策落地,疊加貿易、投資等多場景需求共振,共同托舉起交易量的躍升。兆元,不只是一個數字,更是一面鏡子,它映照出人民幣正在強化的國際支付角色。渣打銀行董事總經理、中國開放及人民幣國際化團隊主管吳雅思表示:“目前,越來越多的全球企業已在跨境貿易、採購及供應鏈等環節廣泛使用人民幣。”資料顯示,人民幣在跨境貿易中的使用佔比已由2020年的16%上升到2025年的近30%,這一佔比有望持續提升。CIPS交易量創下歷史新高,並非偶然。近年來,市場共建與政策扶持雙輪驅動,人民幣國際化處理程序持續深化,支付、投資、融資和儲備功能均穩步提升。“十五五”規劃綱要明確提出,建設自主可控的人民幣跨境支付體系。業內認為,隨著全球“去美元化”趨勢顯現,人民幣跨境支付生態系統建設愈加完善,CIPS單日交易量破兆元,或許只是新的起點。東北證券研究所宏觀經濟首席分析師廖博對記者表示:隨著跨境人民幣政策進一步最佳化,各項改革不斷推進,將有更多經營主體,特別是周邊和“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經營主體,接受以人民幣進行支付結算。“未來人民幣國際化處理程序或有望提速。”明明認為,“十五五”時期高品質共建“一帶一路”或為人民幣支付帶來更多場景和需求。前景可期,仍需久久為功。尤其是,當前國際形勢下,對全球投資者而言,在支付與投融資中選擇更安全、可靠的貨幣,正成為重要考量。業內認為,如何進一步最佳化跨境支付基礎設施,平衡支付便利度和風險控制,並持續完善相關監管體系,或是打開人民幣國際支付新空間的關鍵。 (上海證券報)
石油美元體系是美元全球儲備貨幣地位的核心支柱,而伊朗相關衝突正成為衝擊這一體系的關鍵因素,疊加全球能源轉型浪潮,石油美元的結構性裂痕持續擴大,這也為人民幣國際化與數位人民幣跨境應用打開了歷史性發展窗口。近期,德意志銀行發佈報告《伊朗對美元的意義:石油美元的完美風暴》,認為伊朗衝突對美元形成長期深遠影響,關鍵在於它對石油美元體系根基構成的考驗。若該體系的結構性裂痕進一步暴露,將對美元在全球貿易與儲備中的使用、以及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的地位產生重大連鎖效應。報告認為,美元的全球儲備貨幣地位,核心依託 “全球支付用美元、貿易盈餘存美元” 的邏輯,而 1974 年美沙達成的石油美元協議建構的閉環,是這一邏輯的關鍵支撐。但這一體系早已埋下鬆動伏筆:美國頁岩革命實現能源獨立,中東 85% 原油出口流向亞洲,沙烏地阿拉伯對華出口是對美四倍,石油貿易重心東移;沙烏地阿拉伯推進國防自主化、加入多邊央行數字貨幣橋(mBridge),削弱對美繫結,非美元支付通道落地;俄伊受制裁後,石油貿易大量使用本幣、人民幣等結算,非美元交易成為現實。此次伊朗相關衝突更是從外部對石油美元發起致命衝擊。美國在海灣地區的安保能力受質疑,“安全庇護換石油美元定價” 的核心機制動搖;荷姆茲海峽通行權與人民幣石油結算掛鉤,成為石油人民幣落地的關鍵催化劑。同時,海灣國家因基礎設施受損、經濟承壓,被迫將美元儲備回流本土,減持美元資產,雖仍受匯率掛鉤制約,但已降低轉向非美元貨幣的門檻。更深遠的是,全球能源轉型正從 “石油需求” 端瓦解石油美元。本十年兩次重大油氣衝擊推高能源安全焦慮,各國紛紛選擇擴大本土化石能源供應、加碼可再生能源、發展核能三大路徑,降低對跨境油氣貿易的依賴。這直接導致全球石油貿易規模萎縮,美元大宗商品定價權失去根基,石油美元面臨 “石油” 和 “美元” 的雙重衝擊,衰落成為不可逆的長期趨勢。石油美元的崩塌,為人民幣國際化帶來核心機遇。中國作為中東石油最大買家,為石油人民幣結算奠定貿易基礎,伊朗與多國的人民幣結算談判,更是讓石油人民幣從概念走向實際。石油作為全球第一大大宗商品,其人民幣結算將推動其他商品服務跟進,形成傳導效應;同時帶動中東國家配置人民幣資產,推動人民幣從貿易結算貨幣向儲備貨幣升級,還將在大宗商品定價中形成示範效應,打破美元主導格局。數位人民幣跨境應用則為人民幣國際化築牢基建,與石油人民幣形成協同。其擺脫 SWIFT 和美元代理行的優勢,契合各國脫離美元支付體系的需求,mBridge 項目已實現多國央行數字貨幣跨境支付,在石油貿易中可實現高效、安全的點對點結算。同時,數位人民幣的可程式設計性提升合規性,還能拓展至多領域跨境場景,助力中國與全球南方國家的金融合作,推動人民幣區域化發展。當然,人民幣國際化仍面臨諸多挑戰,海灣國家與美元的匯率掛鉤、全球美元使用慣性、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處理程序等,都決定了這是一個長期過程。抓住當前窗口期,需深化與中東產油國的貨幣金融合作,擴大石油人民幣使用規模;加快數位人民幣跨境基建建設,完善跨境支付系統;持續推進金融市場改革開放,豐富人民幣資產種類,提升人民幣的投資儲備屬性。石油美元的衰落並非意味著人民幣立刻取代美元,但為人民幣躋身全球主要儲備貨幣提供了關鍵機會,唯有行穩致遠,才能在全球貨幣體系重構中佔據核心位置。報告正文伊朗對美元的意義:石油美元的完美風暴報告編譯:劉斌 中國(上海)自貿區研究院金融研究室主任伊朗衝突對美元的長期深遠影響,可能在於它對石油美元體系根基構成的考驗。若該體系的結構性裂痕進一步暴露,將對美元在全球貿易與儲備中的使用、以及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的地位產生重大連鎖效應。世界以美元進行儲蓄,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世界以美元進行支付。美元在跨境貿易中的主導地位,可以說建立在石油美元體系之上:全球貿易石油均以美元定價與結算。這一格局可追溯至 1974 年達成的協議 —— 沙烏地阿拉伯同意以美元為石油定價,並將盈餘資金投資於美元資產,以換取美國的安全保障。由於石油是全球製造業與運輸業的核心投入品,全球價值鏈自然傾向於美元化,全球盈餘也隨之以美元形式積累。早在本次衝突爆發前,石油美元體系的根基便已承壓。中東大部分石油如今銷往亞洲而非美國;受制裁的俄羅斯、伊朗石油已脫離美元管道交易;沙烏地阿拉伯正推進國防自主化,並嘗試多邊央行數字貨幣橋(mBridge)等非美元支付基礎設施。當前衝突通過挑戰美國對海灣地區基礎設施的安全庇護、全球石油貿易的海上安全保障,可能進一步暴露石油美元體系的結構性裂痕。海灣經濟體遭受衝擊,可能促使其減持以美元為主的海外資產儲備。在此背景下,有關 “以人民幣支付石油換取荷姆茲海峽通行權”的消息值得高度關注。本次衝突或將被視為削弱石油美元主導地位、催生石油人民幣的關鍵催化劑 。更大的風險在於:若全球逐步擺脫對全球油氣貿易的依賴,轉向本土燃料、可再生能源、核能等更具韌性的能源來源,影響將更為深遠。全球南方、歐洲與東北亞的能源選擇將是關鍵觀察方向。脫離石油依賴,其影響力或將與石油改用其他貨幣定價不相上下。一個在國防與能源上更加自給自足的世界,也將是美元儲備持有量更低的世界。中東對美元全球儲備貨幣地位的巨大戰略意義不容低估。當前衝突,或許正是壓垮石油美元的完美風暴。伊朗對美元的意義:石油美元的完美風暴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的核心邏輯美元之所以成為全球儲備貨幣,原因非常簡單:全球商品與服務以美元支付,且各國願意將貿易盈餘以美元資產形式持有。1945—1971 年,美元與黃金掛鉤,全球央行可按每盎司 35 美元的官方價格向聯準會兌換黃金,這便是布列敦森林體系的核心基礎。1971 年,美國宣佈美元與黃金脫鉤。此後,美元進入純信用貨幣時代,其價值依託美國主權信用與全球持有美元債務的意願支撐。美元信用貨幣體系的持續支撐力,源於美元在跨境貿易定價中的主導地位:全球絕大多數商品與服務以美元定價,支付通過美國掌控的支付管道完成。全球貿易盈餘因此以美元累積,並大量回流投資於美國資產。企業傾向於以應收應付的貨幣進行儲蓄與借貸,銀行體系逐步美元化,各國央行持有美元儲備以履行最後貸款人職能,這一切共同推動了美元儲備需求。這一體系的關鍵支柱是石油美元:全球絕大多數石油貿易以美元計價與結算。石油是全球製造業的核心——涵蓋石化、化肥、運輸、工廠與辦公營運,企業因此傾向於以美元為最終產品定價,以此避險核心成本的匯率風險。這也是全球商品與服務以美元計價交易的重要原因。石油以美元定價的根源,可追溯至1974 年美國與沙烏地阿拉伯達成的石油美元協議。簡而言之,沙烏地阿拉伯同意以美元定價石油出口,並將石油盈餘投資於美國國債;作為交換,美國向沙烏地阿拉伯提供安全保障與軍事保護,海灣合作委員會其他國家隨之跟進。海外對美國國債的結構性需求降低了美國政府融資成本,構成美國為地區提供安全庇護的間接支付方式。這一安排支撐了全球範圍的美元計價與儲蓄,對美元的全球儲備貨幣地位至關重要。當前衝突對石油美元體系的衝擊當前衝突已動搖石油美元體系的核心根基——安全換石油定價的機制。美國在海灣地區的軍事設施與基地遭到襲擊,海灣石油基礎設施受損;荷姆茲海峽通行受阻,美國保障全球石油海運安全的能力受到挑戰,美國安全庇護體系經受根本性考驗。這場衝突對美元的長期影響,在於它對石油美元體系根基的檢驗。長期來看,如果全球石油使用量下降、海灣國家大幅動用現有美元儲蓄、海灣與亞洲的貿易投資關係更加緊密,並最終減少石油美元定價,將對美元在全球貿易與儲蓄中的使用產生重大連鎖影響。系統本身就面臨威脅:許多變化正在進行美以伊衝突爆發前,全球格局已悄然發生諸多變化。我們重點梳理以下幾項已在推進中的關鍵轉變:1、美國已不再是中東石油的最大買家。頁岩革命讓美國實現能源獨立,沙烏地阿拉伯對華石油出口規模已達到對美出口的四倍以上。中東 85% 的原油出口流向亞洲。這一格局已埋下根本性的不穩定因素,有報導稱,中國正推動更多石油貿易以人民幣結算。2、沙烏地阿拉伯已著手推動國防工業自主化。根據《2030 願景》規劃,沙烏地阿拉伯計畫將軍費開支的本土化佔比提升至 50%,旨在降低對國外進口武器的依賴。3、沙烏地阿拉伯已加入多邊央行數字貨幣橋項目(mBridge),並與中國簽署了外匯互換協議。mBridge 項目由中國人民銀行、香港金融管理局、泰國央行、阿聯央行及沙烏地阿拉伯央行共同參與,利用區塊鏈技術實現各國央行數字貨幣的跨境支付。該體系完全不依賴美元代理行或 SWIFT 系統,目前已具備最小可行運行能力。獨立於美元的跨境交易通道已然建成。4、對俄羅斯與伊朗的制裁,已導致大規模石油貿易脫離美元體系開展。俄羅斯與伊朗的石油出口已開始使用盧布、人民幣、盧比等多種本地貨幣定價與交易,非美元支付基礎設施已投入實際應用。這場衝突為石油美元帶來了新的不穩定因素首先,美國的安全庇護體系正經受考驗:這場由美國在該地區發起軍事行動引發的衝突,已導致海灣國家的美軍基地、油田及基礎設施遭受襲擊。除海灣地區外,傳統美國盟友的痛感尤為強烈——歐洲、日本、韓國作為高度依賴海峽通道、韓國作為高度依賴海峽通道的能源進口大國,承受了巨大衝擊。其次,荷姆茲海峽的石油運輸通道,依靠雙邊外交得以維持,而非美國主導的海上安保。部分駛往中國、印度、日本的油輪獲准通行,雙邊外交關係為各國提供了保障。第三,也是最關鍵的一點:有報導稱,伊朗正與八個國家談判,若石油貿易以人民幣結算,將允許船隻通行荷姆茲海峽(《電訊報》、CNN、《亞洲時報》、《朝鮮日報》)。這進一步印證了石油定價權的巨大影響力。此次衝突,或將成為削弱石油美元主導地位、開啟石油人民幣時代的催化劑。當然,我們也必須考慮多項緩衝與制約因素。儘管美國已不再是全球最大石油進口國,但它很有望成為全球最大石油供應國。正如我們此前報告所述,若美國能直接或間接掌控整個西半球的石油供應,其石油儲量將超過歐佩克,從而更有能力主導全球石油貿易規則。在最佳情景下:若美國掌控全球大部分石油供應,美元仍可保持石油貿易的主導計價貨幣地位,儘管美國仍需進一步開發儲量,才能形成足夠盈餘、成為全球最大可貿易石油供應方。在最差情景下:全球石油定價體系可能沿貿易路線與通道出現分裂。可以預見,經荷姆茲海峽運往亞洲的中東石油以人民幣定價,而西半球石油銷往大西洋與太平洋地區的美國傳統盟友時,則以美元定價。另一項重要制約因素是:海灣經濟體與美元深度繫結。海灣合作委員會國家實行美元掛鉤匯率制度,並持有巨額美元儲備作為支撐。為維持匯率掛鉤,這些國家有必要繼續以美元結算石油收入。任何脫離美元收入的跡象,都可能引發針對匯率掛鉤機制的自我實現式做空攻擊。然而,此次危機本身可能迫使海灣國家減持美元儲蓄。衝突已造成海灣國家石油與民用基礎設施受損,衝突升級或長期化將加劇損失。碳氫經濟體短期內將面臨實際產量下滑,長期則面臨化石燃料需求下降的壓力。此外,若安全風險持續籠罩,金融、旅遊、航空等服務業也可能遭受重創。這一切意味著,海灣國家可能需要將更多海外美元儲備回流本土,以支撐國內經濟,並可能根據地區局勢調整經濟多元化規劃。值得肯定的是,海灣地區儲備依然充裕:據全球主權財富基金資料,中東和北非地區央行管理的外匯儲備約2 兆美元,主權財富基金規模約6 兆美元。但即便如此,若美元若為國內投資而減持美元儲蓄,將降低轉向其他貨幣的門檻與阻力。或許最大的長期風險,並非僅僅來自海灣國家放棄美元定價,而是來自全球開始逐步擺脫對石油本身的依賴—— 這正是我們接下來要探討的內容。更大的能源轉型可能即將到來:世界可能從貿易化石燃料轉向國內能源多元化當下局勢與 20 世紀 70 年代存在諸多相似之處。最明顯的是:本十年已發生第二次重大油氣衝擊。在 70 年代,1973 年石油禁運之後爆發了 1979 年伊朗革命;而如今,2022 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又爆發了持續的美以伊衝突。若海灣地區的生產設施遭受實質性破壞,即便當前衝突結束,全球能源價格也可能長期維持在高位。而海峽通道歷史性地成為博弈工具,或將為海運能源價格注入更多風險溢價。即便油價回落,提升能源自給率與本土抗風險能力也勢在必行。1973 年阿拉伯國家對西方經濟體實施的石油禁運,極大推動了能效提升、能源多元化與儲備建設的重大轉型。這一事件加速了加拿大、墨西哥灣、阿拉斯加和北海地區替代油氣資源的開發,幫助經合組織國家降低了對中東石油的依賴。它還推動各國建立戰略石油儲備,並為可再生能源與核電的初期投資凝聚了政治共識。美國受到的影響可能最小。與 70 年代不同,如今的美國已實現油氣能源獨立。美國工業不會像無法獲得實物石油的經濟體那樣立即遭受衝擊,反而美國石油生產商將從中受益。儘管汽油價格上漲可能引發消費衝擊,但美國仍可通過出口禁令管控國內油價。美國西德州輕質原油(WTI)、布倫特原油、阿曼原油之間的價差,已反映出全球各地油價的顯著差異。因此,衝突對美國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最為模糊,也最輕微。這意味著美國對化石燃料的依賴程度將相對更高。但像歐洲、亞洲和全球南方許多地區這樣依賴能源的地區——這些地區正面臨著對化石燃料貿易的多重威脅——可以說有三個關鍵選擇:第一種選擇是擴大本土化石能源供應。從英國到巴西,具備自主勘探開發油氣資源能力的地區可能更有動力推進本土生產;歐洲與部分亞洲國家甚至可能重新啟用本土煤炭資源。即便全球未脫離化石能源,相關貿易量也極有可能下降,而這一點對外匯市場至關重要。第二種選擇是大力加碼可再生能源。得益於中國龐大的產業產能擴張,如今可再生能源的相對成本遠低於 20 世紀 70 年代,吸引力大幅提升。中國生產了全球80% 的太陽能面板、70% 的風力渦輪機和 70% 的鋰電池(《科學》期刊資料)。中國的過剩產能很可能具備戰略意義,使其在應對新增需求時處於極為有利的地位。許多全球南方經濟體有望加速這一轉型。但歸根結底,第二種選擇也會帶來新的依賴 —— 且主要集中於單一工業大國。真正的能源獨立,或許只能通過第三種選擇實現:核能。歐洲、日本、韓國等美國傳統盟友,可能會顯著聚焦核能發展。與國防建設一樣,核能項目需要長達數年的漫長籌備周期,但將對外匯格局產生極為深遠的影響。誠然,全球完全擺脫對石油的依賴存在客觀限制。諸多製造業依賴石油裂解衍生品生產;正如我們此前報告所述,石油對軍事力量至關重要:乘用車可電動化,但軍用戰機、坦克與海軍艦艇在很長時間內仍將以石油為動力。儘管如此,能源結構仍有巨大空間向更可靠、更安全、成本更低的能源形式轉型。若全球從依賴跨境油氣貿易,轉向本土燃料、可再生能源或核能,最顯著的長期影響將是:歐洲與東北亞的油氣逆差縮小,中東地區的能源盈餘下降。全球石油貿易萎縮,也將為商品與服務定價脫離美元創造更大空間。擺脫石油依賴,其影響力不亞於推動石油改用其他貨幣計價。石油美元體系將同時面臨來自 “石油” 與 “美元” 兩端的雙重衝擊,其地位岌岌可危。結論:這對美元意味著什麼?短期內,我們認為美國的能源獨立可能為美元帶來一定的避險溢價。美國是全球唯一兼具能源獨立且遠離衝突戰場的主要經濟體。然而,美元也面臨一系列重要的抵消因素:包括美國軍費開支擴大帶來的財政風險上升、亞洲與中東為捍衛本幣而減持美國國債等。這意味著即便在短期內,美元在本次危機中也並未大幅走強。本次危機對美元更深遠、更持久的影響,可能在於衝擊其長期根基——即全球以美元為貿易商品與服務定價、並將盈餘以美元資產形式持有的意願。石油美元體系的根基在本次衝突爆發前便已承壓。海灣國家以石油美元定價換取安全保障的長期安排已顯現不穩定跡象:中東石油如今主要銷往亞洲而非美國;受制裁石油已脫離美元管道交易;沙烏地阿拉伯正推進國防自主化,並與其他全球南方國家央行試水非美元支付通道。當前衝突進一步暴露了體系的結構性裂痕:美國對海灣基礎設施的安全庇護、全球石油貿易的海運安全保障均受到挑戰,同時可能推動海灣國家減持美元儲蓄。在此背景下,有關“以人民幣支付石油換取荷姆茲海峽通行權”的報導值得高度關注。本次衝突或將成為削弱石油美元主導地位、催生石油人民幣的關鍵催化劑。更大的風險或許在於:若全球逐步擺脫對全球油氣貿易的依賴,轉向本土燃料、可再生能源、核能等更具韌性的能源來源,影響將更為深遠。全球南方、歐洲與東北亞的能源選擇將是關鍵觀察方向。脫離石油依賴,其影響力不亞於推動石油改用其他貨幣定價。一個在國防與能源上追求更高自給自足的世界,也大機率會減少美元儲備持有。如果經濟安全已成為國家安全的核心組成部分,那麼加強能源韌性與增加國防開支的方向是一致的。以往投資於海外資產的儲備,將越來越多地被用於建設支援戰略自主的本土能力。未來全球貿易盈餘可能下降,且以美元持有的比例也會降低。這些均是長期利空美元的因素。中東對美元全球儲備貨幣地位的巨大戰略意義不容低估。當前衝突,或許正是壓垮石油美元的完美風暴。 (點滴科技資訊)
【中東戰局】德意志銀行:石油美元面臨危機,人民幣國際化迎來關鍵窗口期
近年來,中國刻意保持人民幣穩定,重視貨幣信譽和可控的國際化,而非出口驅動的貶值,因為貨幣貶值會導致貿易緊張、地區動盪,損害長期戰略目標。中國沒有直接挑戰美元地位,而是致力於建構國家主導、能夠抵禦制裁的金融體系,並逐步將其匯率從與美元緊密掛鉤轉向更多元的架構。過去20年大部分時間裡,中國在有必要時會毫不猶豫讓人民幣走弱。例如2015年出人意料地讓貨幣貶值以應對經濟放緩,2018年至2020年貶值8%以緩衝中美首次貿易戰期間的關稅衝擊。但川普第二任期內,人民幣一直保持穩定。17年來未曾觸及的1美元兌7.3元人民幣,已經成為決策者的非正式心理關口。貶值不再符合中國的戰略目標。其主要貿易夥伴,尤其是歐盟和主要新興市場,早已對中國工業產能過剩和出口激增感到不安。人民幣貶值可能引發區域貨幣競相貶值,一如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多年來,中國的貨幣戰略已轉向維持人民幣匯率穩定,同時穩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中國政府現在對人民幣升值表現出更高的容忍度。國際化處理程序需要擁抱更多需求和更大的匯率波動,穩定則成為一種審慎選擇,那怕代價是出口刺激減少。因此,中國的匯率政策越來越傾向於全球信任度和擴大人民幣使用範圍,而非短期的價格競爭優勢。非西方意義的全球化中國並未尋求西方那樣以市場為導向的人民幣全球化,相反,人民幣資產流動性低,並受到嚴格的資本管制。危機期間,美元資產可以迅速變現,人民幣資產則不然。這限制了人民幣作為儲備貨幣的吸引力,也讓中國將人民幣定位為貿易結算貨幣而非全球資本投資工具的重點得到強化。這種做法背後的地緣政治理由很有說服力。2022年針對俄羅斯的制裁,包括凍結其美元儲備,加劇了中國長期以來的擔憂:任何經濟體在美國金融槓桿和美元武器化面前都是脆弱的。為此,中國迅速擴充了應急金融架構:跨境銀行間支付系統(CIPS)、數位人民幣(e-CNY)和不斷擴大的貨幣互換網路成為SWIFT的備援和替代方案。香港穩定幣試點、離岸人民幣市場擴張和“南向通”計畫都體現了政策試驗的意圖,這些舉措共同建構了管控嚴格但又多元的跨境資本流動管道。人民幣國際化處理程序依然是技術官僚和國家主導,而非依賴自由化金融改革。其進展主要錨定貿易結算、雙邊融資以及“一帶一路”沿線基礎設施投資。國有企業接受離岸人民幣計價的海外項目貸款,在人民幣國際化處理程序中發揮著核心作用,支援了人民幣的海外使用。其目的並非挑戰美元,而是確保中國金融體系乃至經濟在與西方關係進一步惡化時能夠獨立運作。金融脫鉤不再是遙遠的威脅中國不太可能通過突然拋售將其龐大的美債武器化,因為它們仍是其流動性投資組合的核心。風險在於有意減少對美元融資的依賴和將儲備資產多幣種化會帶來漸進的殺傷。近幾個月,中國持有的美國國債已降至2008年以來最低水平,目前不足7310億美元,顯示出一種持續遠離美元、轉向黃金和其他主權資產的多元化趨勢。這種調整是有代價的,因為黃金收益率低,流動性也不如美債。然而,中國人民銀行最近一年來持續增持黃金儲備,這是戰略性避險西方制裁的公開訊號。貿易談判表明,華盛頓很難有效削弱中國的核心貿易或技術基礎,但金融制裁仍是美國有力的工具。一旦出現重大沖突,無論是南海還是台海,西方集體幾乎肯定會施以制裁。此類事件發生的可能性看似較低,但隨著時間推移,風險正在上升。在所有潛在的“大交易”中,華盛頓都可能要求人民幣大幅升值,以換取減緩制裁。此舉的影響將遠超中國出口領域,那些依賴中國中間工業品的經濟體,如日本、韓國和東盟國家,利潤空間可能被壓縮,甚至被迫要讓貨幣升值。低利潤產業在中國將難以生存,從而加速產業外遷。重新估值與重新錨定多年來,中國非官方的美元掛鉤提供了信譽和穩定性。但這種安排也有代價,最明顯是中美經濟周期的差異越來越大。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中國在美國經濟衰退時採取了積極的刺激措施。疫情後形勢逆轉,美國經濟因財政擴張飆升,中國則收緊政策並陷入房地產低迷。如今中國面臨持續通縮,美國仍在應對通膨。儘管中國在石油、鐵礦石等大宗商品談判中的影響力日益增強,但全球大部分定價和結算仍以美元計價,即使稀土等戰略領域也不例外。雖然“去美元化”不太可能實現,但中國不斷變化的貿易需求已不再需要人民幣與美元緊密掛鉤。中國的商業聯絡正逐漸從美國轉向歐洲、亞洲和全球南方。讓人民幣錨定更廣的貨幣籃子(如CFETS指數,或歐元權重更高的指數),將賦予中國更多的貨幣靈活性,減少美國政策波動的衝擊。這也更能反映中國貿易的地域分佈。從政治角度看,斷開與美元的掛鉤標誌著重大戰略轉向。它清楚表明,中國正加速與美國金融脫鉤,並朝更多極化的貿易秩序轉型。近期CFETS籃子的調整穩步降低了美元權重,增加了新興市場貨幣的作用。如今問題不再是人民幣是否應該重新錨定,而是中國準備以多快速度採取行動。 (中美聚焦)
不貶值的貨幣
最近一段時間,幾位標誌性的民營企業大佬,相繼在國內現身。11月3日-5日,第四屆國際金融領袖投資峰會在香港舉行,紅杉中國創始及執行合夥人沈南鵬現身現場。他在“能源變革中的另類投資”為主題的圓桌對話上,作為主持人,與TPG聯合創始合夥人兼執行董事長吉姆·科爾特等嘉賓,就當下投資領域的熱門話題展開討論。這是沈南鵬連續第四年參加該論壇。去年11月18日至20日,在第三屆國際金融領袖投資峰會上,沈南鵬同樣作為主持人,在一場“影響私募市場的趨勢”為主題的圓桌對話中,與多位私募投資領域的重磅級人物對話。國際金融領袖投資峰會是由香港金融管理局舉辦的官方論壇,去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何立峰出席並致詞。今年何立峰副總理在峰會上發表了視訊致詞。此外,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也在峰會上致詞,他表示香港未來幾年將成為世界最大的財富管理中心之一。實際上不止沈南鵬。之前已經數年沒有在國內公開露面的字節跳動創始人張一鳴,最近也在國內露面了。10月10日,知春創新中心官方微信公眾號發佈消息稱,張一鳴現身上海,出席了知春創新中心的開業儀式。這是張一鳴2021年5月“退休”後,非常罕見的在國內露面,也是繼馬雲、劉強東之後,在沉寂許久後,又一位“復出”的網際網路民企大佬。今年4月,甚至一度有傳聞稱,張一鳴已經加入新加坡國籍。但“抖音黑板報”頭條號隨機闢謠稱該消息為不實資訊。現在,張一鳴終於在國內露面了,很多關於他的謠言也就不攻自破了。有媒體報導稱,在此之前,張一鳴儘管常駐新加坡,但從去年下半年開始,他頻繁往返於中國和新加坡,每月會參加一次“Seed”核心技術團隊的復盤和討論會。比張一鳴更早在國內露面的是高瓴資本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張磊。去年10月12日,上海市委書記陳吉寧會見了張磊和跨國企業家、海外投資人代表。照片顯示,身穿淡藍色襯衫的張磊喜笑顏開,身體微傾的坐在陳吉寧書記的右側。這是張磊沉寂兩年多以來,首次與官員公開互動。之後張磊在公開場合露面的機會並不多,但其控制的高瓴資本繼續“重倉中國”。最新披露的投資報告顯示,高瓴旗下專注二級市場投資的基金管理平台HHLR Advisors三季度中概股佔比仍超九成,繼續成為核心配置。其中百度首次出現在HHLR的投資組合中,並迅速躋身第六大重倉股。儘管沈南鵬、張一鳴和張磊回歸了,但仍有中國民企執迷於新加坡身份。幾年前,由許仰天創立的SHEIN將公司總部遷至新加坡。檔案顯示,2022年至2024年期間,SHEIN新加坡公司的營收分別為215.82億美元、309.15億美元和370.44億美元。儘管公司總部在新加坡,SHEIN的生產供應鏈實際上都在廣東,廣州希音國際進出口有限公司才是真正的業務主體,SHEIN新加坡總部通過向廣州的服裝商家低價採購商品,然後經由美國、英國等地的分銷公司進行銷售。之前,SHEIN一直努力在紐約和倫敦上市,但因為各種阻力而告吹,許仰天也拿到新加坡護照,卻沒能換來Shein的順利上市。最近有消息稱,SHEIN兜兜轉轉一大圈後,目前正尋求在香港上市。東星航空創始人、“前湖北首富”蘭世立最近發佈視訊稱,新加坡並沒有人們想像的那麼美好,且正在失去當初的吸引力,香港才是中國富豪們的“理想王國”。蘭世立表示,自己1991年就到了新加坡,最後卻以慘不忍睹的方式離開新加坡。“在新加坡,想賺錢是很難的,房價很高,人工成本更高。”早在2002年,蘭世立就加入了新加坡國籍。2005年,他拿到民航總局的批文,創辦了東星航空,並一舉成為當時中國最大的民營航空公司。同年蘭世立以24億元身價在福布斯中國富豪榜排名第70位。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東星集團陷入資金困局,蘭世立後來因被紅通被新加坡抓捕並送回中國,後被判處無罪,獲得國家賠償。在一見財經看來,對於很多華人企業家來說,儘管短時間換了身份,但業務主體依然在國內,“中國企業家”的身份標籤也不會馬上消失。最近幾年發生的事情就能很好的說明問題,許仰天拿到新加坡護照,但很多西方國家依然認為SHEIN是“中國企業”;TikTok換上了新加坡籍的CEO周受資,卻擋不住美國國會對其“華人身份”的持續質疑……可見,企業行銷無國界,但企業家有祖國。 (一見財經)
去國際化的幾位標誌性民企大佬回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