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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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蒂爾逃往阿根廷，躲避一個他親手加速的未來

不久前的一個周六，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阿爾馬格羅區的一家老棋社辦了場比賽。 每次來比賽的人還是那老幾位，他們弓著背，盯著棋盤。下棋的人都愛擺出一副審判世界的神氣，儘管他們其實只是在想怎麼吃掉對方的馬。 那天這個社區比賽裡來了個生人，快六十歲，德裔美國人，最後拿了第三名。其中一盤棋，他對面坐著一個小女孩。她低頭看著棋盤，手指捏著一枚棋子，遲遲沒有落下。她未必知道，坐在對面的人，習慣思考的從來不只是一盤棋的輸贏。 這個人是彼得·蒂爾，PayPal 聯創，Facebook 最早的外部投資人，川普陣營最闊綽的金主之一。
彼得·蒂爾逃往阿根廷，躲避一個他親手加速的未來
國際#彼得·蒂爾#阿根廷#米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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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TUNE雜誌─全球最富有家族在家鄉遭遇信任危機

在阿肯色州本頓維爾，沃爾瑪創始人沃爾頓家族憑藉數十億美金的慈善與重金投資，將這座曾經只有6000人的偏遠小鎮重塑為擁有頂級美術館、名廚餐廳與幾百英里騎行道的設計重鎮。然而，看似慷慨的“精英式善意”，卻在當地遭遇了家鄉民眾的強烈反彈。 從關停傳統老店、提供巨額貸款綁架市政工程，到試圖重新定義自然河流，當富豪家族將城市當成私人企業經營時，成了一股侵蝕公民生活的力量。本文所描述的不僅是一幅關於超級富豪與小鎮命運交織的生動畫卷，更對當下中國在鄉村振興、產城融合、企業園區建設以及處理“企業與地方治理關係”等議題上，提供了具有啟發性的鏡鑑。 山姆·沃爾頓那輛1979年款福特皮卡的復刻版，停放在沃爾頓五分一角店外。如今這裡已經是一座博物館。圖片來源：Desiree Rios for Fortune 在美國阿肯色州本頓維爾鎮古樸的市集廣場上，咖啡館Spark Cafe常年供應山姆·沃爾頓最愛的奶油山核桃冰淇淋。隔壁便是沃爾頓五分一角店——1950年，被當地人稱為“山姆先生”的沃爾瑪創始人，正是在這裡為日後的零售帝國埋下基石。如今，這家小店已經改建成博物館，門前停放著一輛紅色1979年款福特F150皮卡的復刻版。山姆過去經常開著這輛車，載著愛犬老羅伊，在鎮上悠然兜風。
FORTUNE雜誌─全球最富有家族在家鄉遭遇信任危機
美股#資本主義#階級矛盾#企業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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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事資本主義：最成功的投資人已不再糾結於真假

SpaceX不久前上市，然後很快破發了。 頭圖來自：視覺中國 我在不久前的兩篇文章裡寫過它。一篇說它不是下一家蘋果，是新的東印度公司。另一篇寫在它上市前夜，借1929年大崩盤的鏡鑑去追問一個核心問題：偉大公司是否豁免於泡沫？ 上市之後的走勢，到目前為止，似乎並沒有推翻那個追問。但有意思的是另一件事。SpaceX的股價雖然跌了，但沒有崩。
敘事資本主義：最成功的投資人已不再糾結於真假
美股#馬斯克#SpaceX#敘事資本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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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撞上了“美國特色資本主義”

美國正向國家資本主義快速邁進 根據《金融時報》報導，全球估值最高的AI公司，OPENAI的執行長山姆.奧特曼，突然主動提出要把公司5%的股份，無償送給美國政府 OPENAI計畫上市，現在估值約8500億美元，送出5%股份，就是425億美元（約2900億人民幣） OPENAI突然白送那麼多錢給美國政府，這是資本家良心發現了？還是被美國政府“勒索”了，這情形怎麼那麼像網上那個梗“爺爺，我要OPENAI”？
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撞上了“美國特色資本主義”
美股#中國#社會主義#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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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前財長顧問：我剛從中國回來，我們並沒有贏……

近日，曾任歐巴馬政府財政部顧問的史蒂文·拉特納（Steven Rattner）、如今掌管著巨額資本的華爾街老兵，在《紐約時報》發表了一篇引發華盛頓與華爾街劇烈震動的評論文章——《I Just Returned From China. We Are Not Winning》（我剛從中國回來，我們並沒有贏）。這就好比一位久經沙場的將軍，在視察完對手的營地後，回到大本營說的第一句話不是“優勢在我”，而是“我們可能要輸了”。拉特納是典型的美國建制派精英，華爾街的資深投資人。他最出名的戰績，應該是2009年金融危機期間，美國汽車業瀕臨崩潰（通用、克萊斯勒可能倒閉），歐巴馬任命拉特納領導總統汽車特別工作組，負責拯救汽車產業，因此他獲得了Car Czar（汽車沙皇）的稱號。他的視角，代表了美國一部分清醒的實權派開始正視一個事實：在實體經濟、高端製造和基礎設施建設的硬碰硬中，美國原本引以為傲的“自由市場原教旨主義”正在敗給中國的“國家主導型資本主義”。01被“去魅”的美國優越感電動汽車、AI、醫藥拉特納的焦慮，始於視覺上的衝擊。他提到了小米汽車的工廠，看到了“龐大的機械裝置像機械恐龍一樣，將裸露的鋁板精準地拼裝成汽車車身”；體驗了只需1.5萬美元就能買到的具備高階智駕功能的電動車，他還在大廳裡，他看到了一輛外形酷似保時捷的黃色跑車（小米SU7 Ultra）……而它們的背後，是令底特律窒息的成本控制能力和生產效率。請注意這個比喻——“機械恐龍”。這個“汽車沙皇”表現出來的，不僅是對規模的驚嘆，更是對工業統治力的敬畏。拉特納還參觀了一家機器人公司，那裡生產的機器像“塑料兒童玩具”般靈活，卻能以驚人的速度完成複雜的分揀任務。文章提到了福特CEO吉姆·法利（Jim Farley）的“認輸時刻”——吉姆·法利在去年夏天公開承認，中國的電動車技術“優於”美國，並感嘆這是一種“最令人謙卑的超越”。甚至，福特自己不得不考慮調整其王牌產品F-150電動皮卡的生產計畫。為什麼？因為他們發現，即便加上關稅，也擋不住那種系統性的競爭力。如果說製造業的差距還可以用“先發優勢”來解釋，那麼在AI領域的追趕，則是拉特納最不願看到、卻又不得不承認的事實。在華盛頓的設想中，只要鎖死了高端晶片（GPU）的出口，中國的AI發展就會被鎖死在石器時代。但拉特納指出了一個被美國決策層嚴重忽視的盲點：算力的盡頭，是能源。“中國擁有人工智慧所需的另一關鍵資源——電力。中國的發電能力是美國的兩倍多，一些資料中心的用電成本僅為美國的一半。”當矽谷的科技巨頭們因為老舊的電網和漫長的環保審批而在這個冬天瑟瑟發抖時，中國正在利用國家主導的基建能力，為AI大模型提供源源不斷的“血液”。拉特納特別提到了DeepSeek。它以驚人的速度和極低的成本迅速崛起，這背後，是中國工程師的“暴力美學”。文中說“人力資本是中國成功的關鍵。我見到了無數年輕創業者，他們的精力至少可以與矽谷同行匹敵，其中一位億萬富翁甚至仍然睡在辦公室。”這場AI競賽，歸根結底是“我們的中國人”對陣“他們的中國人”……更讓拉特納感到不安的是醫藥領域的逆轉。幾年前，中國還在求著買西方藥品的授權；如今，中國向外授權（Out-licensing）的新藥數量，已經超過了美國進入中國的數量。中國已經從一個“模仿者”變成了一個“原創者”：當你的對手開始向你輸出智慧財產權時，任何簡單的封鎖策略都將失效。經濟學人：不僅是AI，中國醫藥也在驚豔世界……長期以來，美國習慣用名義GDP來衡量國力。在那個維度上，美國依然遙遙領先。但拉特納文中隱含著的還有這兩個維度的競爭：1, “位元”的競爭（Bits）：軟體、金融、網際網路演算法。美國依然是霸主。2，“原子”的競爭（Atoms）：鋼鐵、能源、汽車、造船、基礎設施。中國已經形成了碾壓優勢。拉特納的焦慮在於他意識到：一個國家不能只靠印鈔票和寫程式碼生存。當戰爭、瘟疫或供應鏈危機來臨時，你需要的不是華爾街的衍生品，而是口罩、抗生素、炮彈和變壓器。中國的雙軌制經濟——一個相對疲軟的消費端，和一個極其強悍、甚至“產能過剩”的生產端——正在重塑全球貿易流向。美國人驚訝地發現，他們眼中的“產能過剩”，在全世界其他地方（尤其是全球南方）表現為“極具性價比的工業普惠”。5000億美元的真相：西方眼中的“產能過剩”，其實是中國給全人類的“工業紅利”……02金融資本V.S.產業資本拉特納在文中提出了一個核心觀點：美國需要向中國學習產業政策。這句話在美國政治語境下，無異於一種“離經叛道”。那為什麼他還會這麼說？因為中美經濟的底層驅動力的不同，而且美國精英看到了自身的不足。首先是美國的“金融資本主義”帶來的利潤的短期化。過去40年，美國企業的核心KPI是“股東回報率”。波音公司就是最好的反面教材。波音曾是工程學的奇蹟，但在過去十年，它花費了數百億美元回購股票以推高股價，而不是用於研發下一代客機或改進質量控制。結果我們都看到了：艙門脫落、信任破產。波音787印度墜機，247條生命的背後，警惕金融對製造業的異化……相比與美國，中國的“產業資本”造就的是規模的極致化。中國的邏輯是“國家意志+殘酷的市場競爭”。以新能源汽車為例，中國政府確立了賽道，通過補貼通過前期引導，然後讓成百上千家車企在市場中廝殺（“卷”）。這種“卷”雖然造成了資源浪費（倒閉了多少新勢力？），但活下來的倖存者（如比亞迪、理想、寧德時代）練就了世界級的成本控制能力和迭代速度。比亞迪刀片電池拉特納看懂了這一點：中國的“浪費”是在為產業升級交學費，而美國的“效率”（指砍掉研發搞分紅）是在透支未來。他提到中國在電網、綠能上的投入，這些是典型的“正外部性”極強但短期回報率低的基礎設施。美國私人資本不願投，但中國投了。結果是，中國擁有了世界上最廉價、最穩定的工業能源網路，這成為了中國製造業新的護城河。03關稅的詛咒文章中，拉特納對川普政府的關稅政策表達了失望。在他看來，這不過是在建構一條毫無意義的馬奇諾防線。“儘管實施了關稅，我們並沒有贏得貿易戰。”拉特納擺出了一個天文數字：去年，亞洲的貿易順差創下了1.2兆美元的紀錄。為什麼關稅失效了？拉特納敏銳地觀察到：“許多中國商品只是通過中間國家轉運後再進入美國市場。關稅在到達美國海岸之前就被稀釋了。”比如，美國對中國加征100%的電動車關稅，能阻止比亞迪崛起嗎？不能。因為比亞迪會去墨西哥、匈牙利、巴西、泰國建廠。中國商品正在通過越南、墨西哥等“中間國”洗澡後進入美國，或者直接佔領非美市場。美國市場雖然大，但只佔全球人口的4%。中國企業正在學會如何在沒有美國市場的情況下生存，並活得很好。關稅只是幻象，中國的全球出口潮可能才剛剛開始……此外，當中國製造的成本優勢達到30%甚至50%時，任何關稅都只是在懲罰本國消費者。拉特納提到的1.5萬美元的優質電車，如果引入美國，將是對美國通膨的巨大平抑。但美國為了保護底特律（傳統車企），選擇了拒絕，這導致了一個荒誕的結果：美國為了“國家安全”，讓國民用著更貴、更落後的產品，從而降低了整個社會的運行效率。更諷刺的是，美國關稅的目的非但沒有達成，反而倒逼了中國的全產業鏈突圍：過去，中國企業樂於做組裝，買美國的晶片和裝置。但現在，從光刻膠到作業系統，中國正在建構一個“去美化”的備份系統，為國產替代創造了巨大的市場空間。Financial Times：為什麼說，中國正在讓貿易變得“impossible”？04美國想學但可能學不會對此，拉特納的建議是——抄中國作業！比如他呼籲美國建立自己的“產業政策”，呼籲政府直接干預戰略行業（如《晶片與科學法案》），呼籲扭轉對科學投資的削減，甚至呼籲重新發展本土採礦業。但事實是，美國學不會。這並非美國缺乏聰明人，而是政治體制和利益集團的結構性鎖死。首先，產業政策需要十年磨一劍的定力。但美國總統任期只有4年，眾議員2年一選，誰願意在這個任期種樹，讓下個任期的對手乘涼？加上各個利益集團的撕逼，比如環保組織可以阻礙鋰礦開採十年；工會（UAW）可以阻礙電動車工廠的自動化處理程序；NIMBY（鄰避主義）可以阻止輸電網路的建設。在中國，當國家決定發展AI或電力時，資金、土地、綠燈隨之而來。而在美國，拜登的《晶片法案》雖然撥了錢，但因為各種環評、勞工要求，台積電亞利桑那工廠的進度一拖再拖，成本是台灣的三倍。還有一點，美國現在缺少合格的工程師，這種斷層，不是靠幾千億美元補貼就能在三五年內補回來的。雖然拉特納在文中大讚中國，但也提到，中國模式並非無懈可擊。地方債務問題限制了新一輪大規模基建的能力；內需不足迫使產能必須外溢；此外，雖然在工程應用端（從1到100）中國無敵，但在原始創新端（從0到1），能否持續湧現顛覆性技術，依然是未知數。但不管如何，當對手的精英階層開始認真研究你的優點並試圖模仿時，意味著博弈將進入深水區。美國不再輕敵，未來的遏制將更加精準和系統。真正的比賽，或許才剛剛開始。誰能更好地解決國內的分配問題，誰能持續激發年輕人的創造力，誰才是下一個周期的贏家。 (TOP創新區研究院)
美國前財長顧問：我剛從中國回來，我們並沒有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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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主義要完了嗎？

威廉·I·羅賓遜（William I. Robinson，生於1959年3月28日）是美國社會學家，現任加州大學聖巴巴拉分校（UCSB）社會學、全球研究及拉丁美洲研究傑出教授，同時隸屬於拉丁美洲和伊比利亞研究項目以及全球和國際研究項目。他早年獲得新聞學學士學位（Friends World College，在肯尼亞奈及利亞和哥斯大黎加學習），隨後在新墨西哥大學獲得拉丁美洲研究碩士和社會學博士學位。1980年代初，他曾在戰亂中的尼加拉瓜擔任記者，並擔任尼加拉瓜記者工會成員（1984–1990）。作為學者-活動家，羅賓遜將學術研究與全球社會正義鬥爭相結合，強調批判全球化視角。他的研究領域包括宏觀與比較社會學、全球化與跨國主義、政治經濟學、政治社會學、發展與社會變革、移民、拉丁美洲與第三世界、階級與資本主義。他已出版多部著作，探討全球資本主義危機、跨國資本家階級、帝國主義以及21世紀法西斯主義威脅等主題。主要代表作包括：《推廣多頭政治》（Promoting Polyarchy, 1996）、《全球資本主義理論》（A Theory of Global Capitalism, 2004）、《拉丁美洲與全球資本主義》（Latin America and Global Capitalism, 2008）、《人類危機與全球資本主義》（Global Capitalism and the Crisis of Humanity, 2014）、《進入風暴：新全球資本主義論文集》（Into the Tempest, 2019）、《全球警察國家》（The Global Police State, 2020）、《全球內戰：後疫情資本主義》（Global Civil War, 2022）、《全球資本主義能持久嗎？》（Can Global Capitalism Endure?, 2022）以及《時代危機：全球資本主義的枯竭》（Epochal Crisis: The Exhaustion of Global Capitalism, 2023）。他的作品被譯成多語種，並廣泛發表於學術期刊和媒體（如半島電視台）。35年前，弗朗西斯·福山在《歷史的終結》中宣稱，意識形態競爭已告結束，自由資本主義民主制度取得最終勝利，將成為人類社會未來千年的普遍模式。然而，三十多年後的今天，這一預言已被現實徹底推翻。全球資本主義正陷入全面而深刻的結構性危機，經濟、政治、社會、生態、地緣政治等多個維度同時崩解，一切都在加速瓦解。他的個人學術網站：http://robinson.faculty.soc.ucsb.edu/於此，將其在接受訪談中談及起新書《時代危機：全球資本主義的枯竭》的主要內容簡述如下，以饗讀者。35年前，弗朗西斯·福山在《歷史的終結》中宣稱，意識形態競爭已告結束，自由資本主義民主制度取得最終勝利，將成為人類社會未來千年的普遍模式。然而，三十多年後的今天，這一預言已被現實徹底推翻。全球資本主義正陷入全面而深刻的結構性危機，經濟、政治、社會、生態、地緣政治等多個維度同時崩解，一切都在加速瓦解。全球資本主義的核心問題是過度積累（overaccumulation）。跨國資本家階級和全球金融集團積累了15至20兆美元的閒置資本，這些資本並非真正閒置，而是大量流入投機領域。全球債務已高達約325兆美元，這種債務驅動的增長不可持續。金融投機已接近極限，人工智慧泡沫預計在2026年前後破裂，可能引發新一輪重大崩潰。資本過多卻無處可投，迫使系統通過暴力、戰爭和極端控制手段強行開闢新空間。這一危機並非周期性衰退，而是每40–50年一次的結構性大危機。歷史上，19世紀30年代、1870–1890年代、1930年代大蕭條，以及1970年代危機，都引發了資本主義階段性重組。1971年布列敦森林體系崩潰、1973年大衰退後，世界進入資本主義全球化新階段，即跨國資本主義時代，形成了跨國資本家階級及其主導的跨國機構（如G7、世界經濟論壇等）。但2008年全球金融崩潰後，這一階段的內在矛盾急劇激化，卻未得到根本解決。表面增長（2–3%）掩蓋了底層惡化。當前多重危機交織：政治上，國家合法性崩潰、資本主義霸權瓦解、國家間體系瓦解；社會上，數十億人被資本主義體系排斥，成為“多餘人口”，引發全球社會再生產危機、市民起義和政治動盪；生態上，生物圈瀕臨崩潰，未來10–20年內可能出現全球糧倉崩潰、數億氣候難民潮；地緣政治上，二戰後“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正在坍塌。2026年初美國對委內瑞拉的“外科式”干預——直接抓捕總統並將其帶往美國、川普公開宣稱自己是委內瑞拉“代理總統”——被視為釘死二戰後國際秩序棺材的最後一顆釘子。這不同於以往干預（如1989年巴拿馬），因為它公然無視主權、國際法，且伴隨其他前所未有行動：美國揚言接管格陵蘭（甚至可能攻擊北約盟國）、從資產階級民主向法西斯主義轉型、法治內部瓦解等。類似訊號還包括烏克蘭戰爭後的西方極端回應、巴勒斯坦持續低強度種族滅絕（從高強度轉向“假停火”下的緩慢清除）。這些事件並非孤立，而是同一結構性危機的表現。西方（尤其是美國）行為雖表面上主導，但根源在於全球資本主義內在矛盾。過度積累迫使系統通過戰爭、鎮壓、移民戰爭、私營集中營等解除安裝過剩資本。以色列在加薩種族滅絕期間發行“戰爭債券”，全球跨國資本從中獲利數十億美元；美國移民執法預算從300億美元暴增至1700億美元，幾乎全部流入私營監獄集團（如GEO Group、CoreCivic），這些“移民拘留中心”實質上是營利性集中營，虐待和酷刑普遍存在。資本從破壞中獲利，再從重建中二次獲利。數字資本主義和技術-工業複合體成為新霸權核心。川普2025年就職典禮上，科技巨頭領袖們站在他身後，象徵跨國資本家階級已將川普主義作為政治工具。軍事-工業複合體與科技資本、金融資本融合，形成行星級霸權集團。國家不再單純服務“國家利益”，而是充當跨國資本的“攻城錘”，通過戰爭、鎮壓、財政重組（削減社會支出、補貼大科技）開闢積累空間。全球化並未死亡。主流“和諧地球村”幻想已破產，但資本的跨國整合（生產、金融、服務全球一體化）仍在深化。中國雖有強國家控制和資本管制，但其巨型企業仍是跨國資本一部分，與西方資本深度共投。俄羅斯被西方國家踢出全球經濟，但資本本身並不希望如此。拉美等地，中國跨國資本已全面嵌入。如果美國金融崩潰，整個全球體系都會震動，無一倖免。石油美元體系正走向終結。1971年脫鉤金本位、1974年美沙協議奠定美元霸權基礎，使美國能無限赤字融資、維持高生活水平。但BRICS國家（包括委內瑞拉）開始用非美元貨幣交易石油，美國通過武力（如委內瑞拉干預）試圖捍衛，但全球經濟去中心化和競爭性權力中心崛起，使其不可持續。一旦石油美元崩潰，美國將面臨生活水平急劇下降甚至惡性通膨，引發大規模社會政治衝突。未來情景嚴峻。若避免核世界大戰，短期內很可能出現金融崩潰（AI泡沫破裂觸發），導致政府倒台、內戰加劇。但若川普主義被中和，5–7年後可能出現新一輪資本主義整合與繁榮——由數位技術驅動的全球增長。但這最多持續幾十年，因為生物圈矛盾無法調和。資本必須無休止擴張，卻正撞上社會與生態臨界點。中世紀（2050年後），農業崩潰、1/3陸地變得不宜居住、數億至數十億氣候難民湧現，將催生全球警察國家。全球資本主義難以存活到21世紀下半葉。最佳情景是2026–2050年間出現全球改良凱恩斯主義項目，即“全球新政”：在跨國層面調節全球市場、向下再分配，借助數位技術作為物質基礎，爭取時間。世界經濟論壇部分跨國精英已提出類似思路。但即使成功，也僅能延緩，而非解決資本與自然的根本矛盾。最終出路在於超越資本主義——或許通過激進改革逐步過渡到全球民主社會主義。但目前，人類面臨的選擇是：要麼走向滅絕，要麼在危機中尋找突破。 (周子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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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沃斯論壇】貝萊德CEO賴瑞·芬克：資本主義正面臨嚴重的公眾信任危機

2026年1月20日，在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全球最大資產管理公司貝萊德集團CEO賴瑞·芬克以論壇臨時聯合主席的身份，發表了一篇直擊全球發展痛點的發言。這位執掌著11.5兆美元資產、見證過多次全球金融周期的資本掌舵人，並未侷限於市場趨勢的預判，而是站在人類未來發展的高度，直指當前全球資本主義的信任危機、技術變革的潛在風險，並呼籲重塑全球治理的價值導向，其觀點為迷霧中的世界發展提供了重要思考維度。一、資本主義的信任危機芬克的發言以一個尖銳的現實開篇：全球資本主義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公眾信任危機。在他看來，危機的核心是資本主義制度創造的繁榮未能實現廣泛普惠，“財富集中於少數群體，多數人難以分享經濟增長的紅利，這種失衡正在侵蝕制度的合法性”。過往數十年，全球經濟以市場擴張和GDP增長為核心衡量指標，金融市場的繁榮與普通民眾的生活體驗形成鮮明割裂——大量財富在資本市場中快速積累，卻沉澱在少數人可觸及的領域，而教育、醫療、就業等民生領域的獲得感並未同步提升。基於此，芬克提出了一個顛覆性的價值判斷：衡量發展成功的標準，不應再侷限於冰冷的增長資料或市場指數，而應回歸人的本質需求，即人們是否能“看到它、感受到它，並以此為基礎建構未來”。這一觀點呼應了他長期秉持的長期主義理念，也直指當前發展模式的核心癥結——當資本過度追求短期收益，忽視了利益相關方的多元訴求，社會信任的基石便會動搖。芬克強調，若資本主義無法突破“精英受益、大眾買單”的困局，終將失去社會共識的支撐，陷入合法性危機。二、AI：不平等的加速器在對現有模式的反思之外，芬克將目光投向了未來技術變革的核心議題——人工智慧。他警示，AI若缺乏合理的引導與規制，可能會重蹈全球化的覆轍，成為加劇社會不平等的新推手。全球化曾被寄予促進資源最佳化配置、縮小發展差距的期待，但在實際處理程序中，由於規則制定的偏向性和利益分配的失衡，反而拉大了國家間、群體間的貧富差距，催生了民粹主義浪潮。而AI的發展正面臨類似風險：技術紅利大機率將優先流向掌握資料、演算法和基礎設施的群體，數百萬普通勞動者可能面臨失業衝擊，技能鴻溝將進一步固化階層壁壘。值得注意的是，芬克的警示並非否定技術進步的價值，而是強調技術發展必須與社會公平相適配。作為積極佈局AI資料中心的資本力量掌舵人，他深知技術的不可逆性，更明白資本在其中的責任——不能僅追求技術帶來的效率提升，更要推動建立包容性的技術生態，讓AI紅利穿透精英圈層，惠及普通勞動者。這種思考超越了單純的商業視角，觸及了技術倫理的核心命題：人類如何駕馭技術，讓其成為促進共同發展的工具，而非加劇分裂的催化劑。三、全球治理的革新方向：從“精英閉環”到“多元傾聽”針對資本主義信任赤字與技術風險的雙重挑戰，芬克將解決方案的落腳點放在了全球治理體系的革新上，而達沃斯論壇本身便是他反思的切入點。他直言，當前的達沃斯在許多人眼中已成為“脫離現實的精英圈層”，充斥著自我祝賀的封閉對話，與民粹主義崛起、制度信任下滑的全球現實嚴重脫節。儘管本屆論壇吸引了創紀錄的850位CEO和65位國家元首，但這種精英聚集若不能傾聽底層聲音，只會進一步強化“精英與大眾對立”的認知。為此，芬克呼籲對全球治理模式進行深刻調整：一方面，達沃斯等國際平台需打破精英閉環，主動走向“現代世界實際建構的地方”，他提議在底特律、雅加達、布宜諾斯艾利斯等非傳統精英聚集城市增設活動，讓治理議題更貼近普通民眾的生活現實；另一方面，要重塑對話的包容性，讓多元聲音尤其是普通民眾的訴求，成為政策制定和商業決策的重要依據。他強調，在當前地緣政治碎片化、社會分歧加劇的時代，對話不是奢侈品而是必需品，而真正的對話必須建立在平等傾聽的基礎上，唯有如此才能彌合分歧，凝聚全球共識。四、總結芬克的發言之所以具有份量，不僅因其資本掌舵人的身份帶來的影響力，更在於其跳出了資本短期利益的侷限，直面人類未來發展的核心矛盾——信任、公平與包容。從重構資本主義的價值導向，到規制技術變革的風險，再到革新全球治理的模式，其思考始終圍繞一個核心：發展的終極目標是服務於人，而非讓人為發展讓步。對人類世界的未來而言，芬克的呼籲既是警示也是指引。在資本力量日益強大、技術變革加速演進的今天，若不能及時修覆信任赤字、破解公平困境，全球發展將陷入更深的分裂與動盪。唯有將“可感知的繁榮”作為發展標尺，以包容性規則駕馭技術進步，讓多元聲音融入全球治理，才能重構資本與社會的共生關係，為人類未來鋪就一條兼具效率與公平的發展之路。 (財觀全球)
【達沃斯論壇】貝萊德CEO賴瑞·芬克：資本主義正面臨嚴重的公眾信任危機
國際#貝萊德CEO#世界經濟論壇#資本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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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億美元，戴爾要靠捐贈改寫美國資本主義

我們正在目睹的，不僅是財富分配方式的變化，更是資本主義文明自我定義方式的變化。2025年12月2日，美國華盛頓，白宮羅斯福廳，美國總統唐納德·川普宣佈戴爾科技公司首席執行長邁克爾·戴爾（左）及其妻子蘇珊（中）向“川普帳戶”捐贈62.5億美元。這筆捐款將用於資助至少2500萬美國兒童的投資帳戶。2025年12月，美國實業巨頭邁克爾·戴爾在白宮和川普共同宣佈一項62.5億美元的捐贈計畫。戴爾將捐贈62.5億美元，幫助沒有被“川普帳戶”覆蓋的兒童建立自己的資本市場投資帳戶。根據規劃，這筆善款將覆蓋全美約2500萬兒童，每人250美元。這不是一次傳統的捐贈。戴爾正在參與一項國家級的資本實驗：讓每個美國孩子從出生起就成為資本的擁有者，讓資產性收入從精英特權變成全民標配，讓新一代年輕人通過市場機制分享國家增長的紅利。這個設計如果成功，將為數千萬美國家庭打開通往財富積累的大門；但它同時也是一場豪賭，將整整一代人的命運與股市的漲跌深度繫結，其長遠影響充滿了未知數。川普帳戶與戴爾帳戶要理解戴爾為什麼做這件事，必須先理解“投資美國帳戶”這個制度本身的來龍去脈。2025年7月4日，川普在獨立日這個像征性的時刻簽署了《投資美國法案》。這不是一部普通的福利法案，而是一次對美國社會契約的激進重構。法案的核心內容極其簡潔：從2025年到2028年，每個在美國出生的嬰兒都將自動獲得一個由聯邦政府出資的“投資美國帳戶”，啟動資金1000美元。這1000美元不會存在銀行帳戶裡，而是會被投入美股指數基金，主要是標普500或類似的廣基市場指數。帳戶在18歲前完全鎖定，孩子無法動用。18歲之後，帳戶分階段解鎖：可以用於支付大學學費、職業培訓費用，可以用於創業啟動資金，可以用於購買首套住房的首付，也可以用於組建家庭的初期開支。但有一個關鍵限制：這筆錢不能用於日常消費，不能提現，只能用於“資產建設”。更重要的是，這個帳戶允許追加投資。家庭每年可以向帳戶注入最高5000美元，僱主可以匹配最高2500美元，慈善組織和其他第三方也可以捐贈。所有追加投資享受稅收遞延優惠，類似於傳統的退休金帳戶，但靈活性更高。2025年9月4日，美國總統川普在白宮國宴廳設宴款待科技和商業領袖，席間這些企業高管共承諾在美國投資1.5兆美元。這個制度的設計哲學，與美國傳統福利體系截然不同。它不是救濟，不是補助，不是再分配，而是“資本啟蒙”——讓每個美國人從出生第一天起就成為股市的參與者，就擁有資產性收入的來源，就與美國經濟增長的命運綁在一起。川普在簽署儀式上的講話充滿了民粹色彩，但也暴露了這一政策的深層邏輯：“我們要讓每個美國孩子成為所有者，成為建設者，成為投資者。我們不要培養下一代福利依賴者。美國夢的核心從來不是領救濟金，而是擁有自己的資產。”這番話擊中了美國社會的一個痛點：過去半個世紀，美國工薪階層的實際工資增長幾乎停滯，而資本市場卻經歷了前所未有的繁榮。那些擁有股票、房產、基金的家庭，財富翻了數倍甚至數十倍；而那些只靠工資生活的家庭，購買力反而在下降。階層分化的根源，不在於工資差距，而在於是否擁有資產。但《投資美國法案》有一個明顯的缺陷：它只覆蓋2025年之後出生的新生兒。那些2024年、2023年、2020年出生的孩子呢？那些已經5歲、10歲的孩子呢？從制度公平的角度看，這是一個巨大的漏洞。戴爾的出現，恰恰填補了這個空白。他宣佈的62.5億美元捐贈，針對的是全美約2500萬名10歲以下的兒童，每人250美元。更關鍵的是，這筆錢不是平均分配，而是精準投向家庭收入中位數低於15萬美元的郵編區域——也就是說，富人區的孩子拿不到這筆錢，真正的受益者是中產和底層家庭的孩子。戴爾與川普的關係，遠比表面上看起來更深。兩人都是商人出身，都相信市場的力量，都對傳統福利體系持懷疑態度。更重要的是，戴爾在川普第一任期時就與其有過密切接觸，戴爾公司是白宮“美國優先”政策在科技領域的積極響應者。這次捐贈，與其說是慈善家的個人義舉，不如說是企業家階層與政治權力的一次深度合作。戴爾在宣佈捐贈時的措辭頗有深意：“我用1000美元創立了戴爾公司，我知道初始資本的力量。現在，我希望2500萬美國孩子也能擁有他們的第一筆資本。”這句話既是在呼應川普帳戶的1000美元啟動金，也是在講述一個美國商業文明的經典敘事——白手起家，資本滾雪球，個人奮鬥改變命運。但這個敘事背後，是一套更複雜的政治經濟學邏輯。政府搭台，企業家配套，民眾入場，股市繫結——這是一個精心設計的利益共同體。政府通過這個制度將公民的長期利益鎖定在資本市場上，從而為股市提供了數千萬個穩定的長期投資者；企業家通過捐贈獲得了道德光環和稅收優惠，同時鞏固了資本在社會結構中的核心地位；而普通民眾，則被告知他們正在分享美國經濟增長的紅利。這是一場三方共贏的遊戲，還是一場重新分配社會權力的政治工程？答案可能取決於你站在那個位置上看。戴爾：一個被嚴重低估的資本操盤手要理解戴爾為什麼做這件事，首先要理解戴爾是如何賺到錢的。大眾對戴爾的認知停留在“賣電腦的人”。確實，戴爾公司起家於PC直銷模式。1984年那個在宿舍裡用1000美元組裝電腦的德州大學生，已經成為美國創業神話的經典樣本。但過去十年，推動戴爾個人財富從300億美元飆升至1480億美元的，早已不是筆記型電腦的利潤，而是一系列精心設計的資本運作。2013年，戴爾做了一個在當時看來極具爭議的決定——斥資249億美元將戴爾公司私有化，退出納斯達克。華爾街一片嘩然，認為這是一個衰落企業的垂死掙扎。但戴爾的真實意圖是擺脫公開市場的短期業績壓力，為徹底轉型爭取時間。他看到了未來十年的趨勢：消費電子式微，企業服務崛起，雲端運算和資料中心將成為數字時代的基礎設施。美國德克薩斯州奧斯汀，戴爾公司總部。三年後，戴爾出手了。2016年，他以670億美元收購EMC，這是科技史上金額最大的一筆併購。交易的核心資產是VMware——虛擬化和雲端運算領域的隱形巨頭。為了完成這筆交易，戴爾借債500億美元，槓桿率高得驚人。但他用VMware的股權作為抵押品，通過複雜的債務結構和股權設計，最終不僅完成了併購，還在隨後幾年通過資本市場操作實現了超過400億美元的帳面收益。這是典型的華爾街玩法，而非矽谷創新。戴爾的成功，本質上是對產業周期的精準判斷、對資本槓桿的熟練運用，以及對企業生態的系統重組。他不是技術天才，而是資本天才。正因如此，戴爾比任何人都清楚資產性收入的力量。他的財富增長曲線，從來不依賴工資或產品利潤，而依賴股權增值、債務重組和資本市場套利。這種經歷讓他深刻理解一個事實：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真正的階層跨越不是靠勞動所得，而是靠資本所得。這也解釋了他為什麼會支援“投資美國帳戶”。他不是在做傳統意義上的慈善，而是在推廣一種他本人驗證過的財富邏輯——讓下一代美國人從出生起就擁有資本，從出生起就成為市場的參與者。對戴爾而言，這不是一次道德義務的履行，而是一次制度理念的推廣。人人都成為股民“投資美國帳戶”的真正革命性，不在於金額，而在於它試圖改變的社會結構。傳統福利國家的邏輯是：國家徵稅，然後以社會保障、失業救濟、醫療補助等形式返還給公民。這是一種再分配機制，目標是緩解市場經濟帶來的不平等。但這種模式在美國遭遇了深刻的政治困境——保守派認為福利養懶人，自由派認為福利不夠多，而中產階級則覺得自己既享受不到福利，又要承擔高稅負。“投資美國帳戶”提供了一個截然不同的方案：不是給錢，而是給資產；不是消費型補助，而是投資型帳戶；不是讓公民依賴政府，而是讓公民依賴市場。如果按照7%的年化收益率計算——這是美股指數基金的長期平均水平——政府提供的1000美元啟動金，18年後將增值至約3500美元。如果家庭每年追加5000美元，企業匹配2500美元，那麼孩子18歲時的帳戶餘額可能達到30萬美元。這不是一筆小錢。對於中產階級家庭，這足以支付大學學費；對於底層家庭，這可能是他們人生中第一次擁有“改變命運的資本”。2018年12月28日，美國紐約，紐約證交所。戴爾於12月28日正式回歸美國證券市場。但這個制度的深層邏輯更加激進：它將每個美國人的個人命運與美國股市的整體表現深度繫結。當2500萬，甚至未來幾十年數億美國人的財富積累都依賴於股市時，股市的漲跌將不再是華爾街的遊戲，而是全民關注的生存議題。這會帶來什麼？至少三種可能的後果：第一，它將重塑美國的政治經濟學。當選民的切身利益與股市掛鉤時，任何可能損害股市的政策——無論是加稅、加強監管還是反壟斷——都將面臨前所未有的阻力。這可能鞏固資本的政治地位，也可能讓政府在經濟危機時更有動力救市。第二，它將改變代際流動的模式。研究資料顯示，擁有兒童投資帳戶的孩子，高中畢業率提高20%，大學完成率提高30%，成年後購房率提高40%。原因很簡單：當一個家庭知道孩子有一筆正在增長的資產時，他們對未來的規劃會更長遠，對教育的投入會更堅定，對風險的承受能力會更強。第三，它可能加劇而非緩解不平等。富裕家庭有能力每年追加數千美元，而貧困家庭只能依靠政府的1000美元或戴爾的250美元。18年後，前者的帳戶可能是後者的幾十倍甚至上百倍。這意味著，起點的微小差距將通過複利機制被無限放大。更深層的問題是：這個制度本質上是在賭美國股市能夠持續增長。如果未來20年美國經濟陷入停滯，如果股市長期低迷，如果金融危機摧毀了這些帳戶的價值，那會發生什麼？那些把全部希望寄託在資本增值上的家庭，將承受比傳統福利削減更殘酷的打擊。從這個意義上說，“投資美國帳戶”是一場關於國運的豪賭。它押注的是美國資本主義的長期活力，是美股的持續繁榮，也是下一代美國人願意接受“與股市共存亡”的命運安排。慈善邏輯被改寫？戴爾的62.5億美元，標誌著慈善邏輯的一次深刻轉型。20世紀以來的現代慈善，無論是洛克菲勒基金會、福特基金會，還是比爾·蓋茲的全球健康計畫，核心都是“消費型慈善”——把錢投入教育、醫療、扶貧等具體領域，解決當下的問題，改善弱勢群體的生存狀況。這種模式有效，但有一個根本侷限：錢用完了，項目就結束了。慈善需要持續輸血，受助者需要持續等待。戴爾的模式截然不同。他不是在解決具體問題，而是在改變財富生成的機制。250美元不是用來買食物、買藥或買課本，而是投入資本市場，成為一顆可以自我增值的種子。如果按照7%年化收益，18年後這250美元將變成約845美元；如果家庭再追加投資，增值空間更大。這是“投資型慈善”的邏輯：不是給你魚，也不是教你釣魚，而是給你一個魚塘，讓魚塘自己生長出更多的魚。從社會學角度看，這種慈善改變的不僅是受助者的財富數量，更是他們的行為模式和心理結構。當一個10歲的孩子知道自己有一個投資帳戶，當他的父母每年查看帳戶餘額的增長，當整個家庭開始討論股市、基金和資產配置時，一種全新的“資本主體性”正在形成。這些孩子不會把自己視為被救助的對象，而會把自己視為市場的參與者、財富的創造者。這種心理轉變，可能比錢本身更有價值。不過這也引發了一個深刻的倫理問題：慈善應該改變人，還是應該改變制度？傳統慈善改變的是人的處境——讓飢餓者得到食物，讓病人得到治療，讓失學兒童重返校園。而投資型慈善改變的是人的身份——讓窮人變成投資者，讓無產者變成有產者，讓邊緣人變成市場主體。前者溫和，後者激進。前者關注當下，後者押注未來。前者試圖緩解資本主義的殘酷性，後者試圖讓更多人成為資本主義的受益者。那種更好？這取決於你如何理解貧困的根源。如果你認為貧困是資源分配不公的結果，那麼傳統慈善就是正確的；如果你認為貧困是被排除在資本積累機制之外的結果，那麼投資型慈善就更有說服力。戴爾顯然屬於後者。他相信，真正的貧困不是缺少消費能力，而是缺少資產。而一旦擁有資產，無論多麼微小，都會激發出一種全新的人生可能性。現在，未竟的問題已經自然浮現：這場慈善與資本的實驗能走多遠？當我們把目光從戴爾的個人善舉拉回到更宏大的社會圖景時，會發現一個充滿張力的畫面。一方面，這確實是美國資本主義的一次自我更新嘗試。它承認了一個殘酷的現實：僅靠勞動所得，絕大多數美國人無法實現階層跨越，無法積累真正意義上的財富。而通過制度設計，讓每個孩子從出生起就擁有資本，可能是打破階層固化的唯一出路。另一方面，這也可能是一場精心包裝的利益再分配遊戲。富人通過捐贈獲得道德光環和稅收優惠，政府通過帳戶制度將公民繫結在股市上，資本市場獲得了數千萬個長期穩定的投資者，而真正的底層家庭呢？他們得到的只是一個帳戶，以及一個關於未來的承諾。更深層的問題是：當一個社會的共同命運被託付給股市時，這個社會還能容納多大程度的分歧和多元？當所有人都成為股東時，誰來代表那些反對無限增長、反對資本擴張、反對市場邏輯的聲音？歷史經驗告訴我們，任何試圖通過技術性手段解決結構性矛盾的嘗試，都可能帶來意想不到的後果。20世紀初的福利國家試圖用再分配緩解階級矛盾，結果在21世紀遭遇了財政危機和政治撕裂。那麼，21世紀的“全民持股”會不會在22世紀製造新的危機？戴爾的62.5億美元，最終會被歷史記住什麼？是一個富豪的慷慨，一項制度的創新，還是一個時代的症候？現在下結論為時過早。但有一點可以確定：當慈善開始以改造制度為目標，當資本開始以塑造國民為使命，我們正在目睹的，不僅是財富分配方式的變化，更是資本主義文明自我定義方式的變化。19歲的戴爾在1984年用1000美元創立了自己的公司，41年後的他在2025年用62.5億美元參與了一場國家實驗。這場實驗的最終結果，將不僅取決於股市的持久漲跌，更取決於美國人是否真的相信——每個孩子都應該是資本家。而這個問題的答案，將在未來二十年逐漸浮現。 (中國慈善家雜誌)
62.5億美元，戴爾要靠捐贈改寫美國資本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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