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AI到底在改變什麼？不少朋友可能記得，去年我曾分享過上海舉辦的WAIC人工智慧大會，這次香港的會議算是他們的年終盛典，邀請了多位嘉賓到場分享。從上午10點半到下午6點，從嘉賓演講與圓桌討論密集轟炸，分享者從矽谷創始人到香港高校教授，從AI科學家到創業導師。我能感覺到，每個人都在試圖回答同一個問題：AI到底在改變什麼？說實話，一整天聽下來，我的腦子裡塞滿了震撼的數字和案例，比如“藥物篩選比以前快100萬倍”、“OpenAI估值8300億美元”、“70%的人現在辨認不出AI客服”。但更讓我印象深刻的，是這些驚人數字背後的一條暗線：AI不是在“替代人類”，而是在重新定義“人類能做什麼”。因為嘉賓分享了很多，我也帶著我們的GetSeed錄音卡，做成了一個這個大會的知識庫。連結附在文稿末尾了，如果你想要聽聽裡面某個嘉賓的分享，可以直接掃碼查看我的筆記。在這篇文章裡，我想和你聊聊“人類能做什麼”這條暗線是如何在五個不同維度展開的——從你的工作角色，到科研效率，到競爭維度，到信任關係，再到底層邏輯。每個維度都配上現場的案例和資料，也加上我自己的觀察。不是為了製造焦慮，而是希望幫你看清楚：這些變化對你意味著什麼。我不會按照這些嘉賓的身份或者是演講順序來給你介紹，我只是抽取裡面的一些片段分享給你。02AI正在改變“做事”的定義下午第一場分享，矽谷Founders Space董事長史蒂夫·霍夫曼（矽谷人稱Captain Ho）拋出一個判斷：“未來五年內，每個人都將與AI代理協作工作，你的角色會從執行者轉變為AI代理的管理者。”其實這個判斷對我們來說不算震撼，畢竟很多人現在已經在和AI協同工作了。不過，他強調的是AI直接進入工作流，而不是簡單幫我們撰寫幾篇報告。他舉了兩個例子。一款專門的AI市場行銷Agent產品，能同時承擔文案、設計、投放、最佳化等四五個角色的活兒，你只需提供一個亞馬遜產品連結。另一款AI應用可監聽銷售電話，通話結束後告訴你剛才和顧客對話裡，那句話說錯了，應該怎麼說客戶更容易接受，而使用這個應用的銷售人員收入增長了70%。聽到70%這個數字，我先是震撼，隨後恍然大悟：工作的核心能力正從“會做”轉向“會管”“會判斷”。這背後的商業邏輯很清晰：OpenAI估值已達8300億美元，而且它尚未上市，很有可能上市的時候，估值會突破一兆美元，這相當於亞馬遜IPO時的2000倍以上。為什麼？因為這輪AI革命正在重新定義“公司”和“勞動力”本身。當工作角色從執行變成管理，那些真正在“執行”的領域會發生什麼？科研就是一個典型戰場。03科研進入“AI密集型”時代上午第三場分享，來自香港城市大學首席人工智慧總監馬維英教授。他的分享十分硬核，就是各種項目和資料的展示。他表示，過去十年是“資料密集型”科研範式，現在正在進入“AI密集型”科研新紀元。這不是文字遊戲，而是實打實的效率革命。他舉了三個例子，每個數字都令人震撼：材料科學領域，他的團隊開發的材料智能體，從252種候選材料中篩選出新型電池材料的最優配方，不僅容量提升了，還實現70%的成本降低。而且只需要30分鐘，而傳統方式要好幾個星期。生物學領域，上海AI實驗室與南京大學合作的項目，能自動化完成從基因序列生成到突變分析的整個流程，整合200多種專業工具，耗時僅100秒。馬維英原話是，“將原本需要人工數小時的工作，縮短至100秒——你還沒來得及喝完一杯咖啡，AI已經把報告寫好了。”藥物篩選領域的數字，更讓我倒吸一口涼氣，速度比現有虛擬篩選快100萬倍。對你沒聽錯，不是10倍，不是100倍，而是整整100萬倍。他們團隊本月在《Science》發表的研究顯示，AI篩選藥物候選化合物的速度，比現有虛擬篩選快100萬倍。但馬維英沒有停留在數字層面。他說了一句話，讓我瞬間讀懂這一趨勢的本質：“我們現在已經把這套科研AI系統（Science Power AI）提供給香港城市大學的3000名博士生使用，讓他們用AI做科研作業。”3000名博士生，如果這個工具真有前面案例中那麼出色，那就不只是一款科研工具的推廣，更是一場科研教育的革命。你想想看，這意味著什麼？過去一個博士生可能要花三年時間驗證一個假設，包括設計實驗、跑資料、分析結果、撰寫論文。現在30分鐘、100秒就能完成一輪驗證。科研的瓶頸不再是“想法”，而是“誰更會用AI驗證想法”。這就是馬維英所說的“AI密集型”時代：不是AI輔助科研，而是AI重新定義科研流程本身。科研競爭的維度，正從“誰更聰明”轉變為“誰更會管理AI科研代理”。科研效率在躍遷，那麼競爭的戰場又在那裡？答案是生態系統。04生態系統比單點技術更重要霍夫曼的PPT裡有一張圖，是中美AI在爭奪霸權。分享中有一個問題是：“美國的OpenAI、Google、微軟、Claude，中國的Kimi、Qwen、豆包、DeepSeek，誰會贏？”他給出的答案是，“獲勝的公司將是那些建構最豐富、最深層次生態系統的企業——不僅包括大語言模型，還涵蓋整個平台、行業整合、開發者與消費者連接。”但什麼叫“生態系統”？我聽完他舉的案例，突然明白了OpenAI的真實野心。OpenAI推出“Groups”功能，允許使用者在ChatGPT內和朋友討論，這是在佈局社交領域。它還宣佈支援直接在ChatGPT內購買產品，這是在打造電商入口。同時，OpenAI從蘋果挖來大量裝置人才，計畫推出可穿戴裝置，用於監聽使用者所有對話、追蹤位置，這是在做“AI時代的作業系統”。OpenAI的目標很清楚：控制你的社交（Groups）、購物（電商入口）、甚至你的所有對話（可穿戴裝置）。它要成為一切活動的“營運商”。科技巨頭們早已洞察這一點。亞馬遜阻止OpenAI訪問自身資料，甚至考慮提起訴訟，核心就是擔心OpenAI搶佔電商入口。霍夫曼雖是美國人，但是對中國AI領域發生的所有事情都非常清楚。他提到，騰訊和阿里聯手阻礙豆包AI手機的發展，本質是害怕失去經濟領域的主導地位。霍夫曼說：“大公司深知，如果無法控制AI介面，就會被淘汰。當前正在進行的是一場AI控制權戰爭。”這讓我想起當年的微信。微信能脫穎而出，不是因為聊天功能最出色，而是建構了涵蓋支付、小程序、公眾號的完整生態。一旦使用者的社交、支付、內容消費都集中在微信，就很難再脫離這個平台。OpenAI正在走同樣的路。要是使用者的搜尋、購物、社交都能在ChatGPT內完成，其他公司就會從“平台”降級為“供應商”。聽到這裡，咱們已經聊了工作角色、科研效率、競爭維度的變化，但接下來兩個趨勢，會呈現一些更微妙、甚至有點反直覺的改變。05AI的“可信度悖論”霍夫曼分享的兩個案例，讓我心情複雜。第一個是AI呼叫中心，Phonely公司不僅讓AI擁有和人類一樣逼真的語音，還在資料中心配備定製晶片。而其他同類公司多採用雲端服務，常出現兩三秒延遲，而這家公司通過本地部署，將響應速度提升70%，讓AI回應速度和真人一模一樣。結果怎麼樣？目前70%的來電使用者認為自己在和真人交流。霍夫曼預測，一年後這個比例會超過90%。第二個案例更令人震撼。一家做AI醫生的公司，在診斷患者的測試中，發現很多患者認為AI更誠實、更關心自己，也願意花更多時間傾聽。有患者表示，“我覺得AI醫生比真人醫生更在乎我。”聽到這裡，我突然意識到一個問題：人們為什麼會覺得AI“更關心自己”？不是AI真的有感情，而是它能做到“穩定的關注”。它不會因疲憊、情緒、偏見改變態度，不會因今天心情不好就對人冷淡，不會因為你是第50個病人就敷衍了事，也不會因為你問了太多問題就不耐煩。這背後暴露了一個更深層的問題：我們對“被關心”的定義，是不是已經太低了？我們是不是早已習慣了“不被好好對待”，以至於AI只要做到“不敷衍”，就能贏得信任？當冰冷的演算法比真人更能讓人感受到“被在乎”，這到底是AI足夠出色，還是我們對人際關係的期待已經跌到谷底？這個悖論的背後，藏著現代社會人際關係的某種缺失。我們被效率驅動、被KPI壓迫、被各種指標推著向前，“穩定的被關注”反而成了奢侈品，而AI恰好提供了這種稀缺的體驗。霍夫曼還提到，矽谷有初創公司專門開發AI面試工具，HR會讓AI先篩選候選人，分析語音語調和回答內容後，給出“通過”或“淘汰”的評價。他說：“未來很多人找工作，第一關不是面對HR，而是面對AI。”AI正在成為“可信的中介”，它並不完美，但穩定、可預測。這種穩定性，正在重新定義我們對“信任”的認知。既然連信任關係都在被重構，AI的底層邏輯又在發生怎樣的變化？矽谷創始人給出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06物理學思維重塑AI這場大會的開場分享，也是時間最長和最重磅的，就是矽谷人工智慧研究院創始人皮埃羅·斯加魯菲（Piero Scaruffi）的分享。說實話，這位白髮老爺子的分享偏學術，但有一個核心觀點讓我印象深刻：當前AI的發展，更多從物理學中汲取靈感，而非神經科學。很多人認為AI在“模仿人腦”，但斯加魯菲指出，人工神經網路和大腦神經元完全不同。大腦神經元通過多種神經遞質通訊，複雜程度遠超人工神經元。AI不是在學人類怎麼思考，而是在用數學和物理的方式，逼近“智能”這個結果。他用了一個類比讓我豁然開朗：天氣預報不是模仿氣象學家的大腦，而是用物理公式計算氣流、溫度、濕度的變化。AI也是如此，它用的是擴散模型、微分方程等物理學原理。他舉了具體例子：物理學家約翰·霍普菲爾德（John Hopfield）基於物理學中的“自旋玻璃理論”，開發出循環神經網路。用於圖像生成的擴散模型，也源自物理學中的擴散過程。這個趨勢為什麼重要？因為它意味著，AI的進化路徑可能和我們想像的不同。我們不是在複製人腦，而是用物理學方式逼近智能。斯加魯菲說：“AI通過近似整個世界的機率密度函數來工作，這和人類的思維方式根本不同。”他還提到，未來10年AI將是不同技術的混合體，包括量子計算等硬體層面的突破。量子計算曾不被看好，但2025年的研究進展顯示，它在降低誤差、提升計算能力方面取得重大突破。老爺子甚至風趣地說，自己也是到去年才真正相信，量子計算不是騙局。你看，即便是最前沿的科學家，也可能看不清未來方向，但當趨勢跡象顯現時，他們往往能真誠承認自己當初的判斷失誤。他最後說的一句話，我覺得特別有啟發：“人工智慧可以完成人類需要數十年才能完成的工作，那這些工作讓AI去完成了，人類大腦就應該專注於深度思考。AI是工具，幫助我們成為更優秀的數學家、科學家。”07寫在最後當然，除了這些趨勢之外，每一場分享裡，都有非常多的閃光點。 (羅輯思維)

由世界人工智慧大會（WAIC）舉辦、首次進駐香港的“2026 WAIC UP！全球年終盛會”昨日（1月16日）在香港科學園舉行，吸引了5萬名來自世界各地學術、技術應用、產業界別的與會者參與，展現香港科技融合全球視野、前沿理念與務實合作的優勢。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致詞時表示，本次盛會的主題強調了AI的無限可能性，而當前香港正結合高等教育的優勢、河套香港園區的發展、AI研發的投入，全方位促進AI上游研發與中下游成果轉化，全速邁向國際創科中心的目標。他強調，在AI發展浪潮下，社會不僅要將之用於創新，更應用於建立具包容性的經濟體、更具韌性的社區，為此，香港特區政府今年已撥款10億港元，用於成立香港人工智慧研發院，以促進人工智慧的上游研發工作、推動中下游研發成果轉化，並拓展技術應用場景。李家超提到，上月啟用的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香港園區，正打造成連接內地與全球的世界級科技創新樞紐，成為國家培育和發展新一代高品質生產力的重要源泉，更可助力香港AI研究推進到商業化和大規模應用。特區政府已落實具體舉措，成立全新的人工智慧效能提升小組，協調各部門應用AI技術，探索流程再造，推動技術革新，以AI顯著提升政府效能，更好地回應市民需求。他期待，參與者能以本次活動為契機，建立更深層的合作關係。香港特區政府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表示，本次盛會再次印證香港作為“超級聯絡人”與“超級增值人”的獨特地位，憑藉全球聯通網路與創新活力，實現持續發展。他介紹，目前創新香港研發平台（InnoHK）旗下的AI研發叢集，已資助設立16個專注於人工智慧及機器人技術的研發實驗室，而在促進AI發展最重要的算力基礎方面，“香港總計算能力現已達5000PFLOPS，未來將持續擴容以滿足市場需求。此外，北區沙嶺資料園區的項目也即將啟建，將進一步提供先進算力設施，助力資料及AI相關產業發展。”孫東強調，要塑造AI的未來，關鍵在於人而非演算法，為此香港特區政府會持續加強與產業界、學術界、研究界及投資界之間的緊密合作，促進高品質的AI及產業發展。據悉，2018年起於上海創辦的世界人工智慧大會，是全球頂級AI盛會，至今大會已建立覆蓋91個國家與地區的全球合作網路。 (大灣區之聲)

幣安股東年終大會上。CZ被採訪的十個問題一語道破加密的未來！提問：被特赦後是什麼感受？CZ："心理上有一種vindication（平反）的感覺，終於自由了。"但實際生活沒變。他還是每天在家工作，每天鍛鍊30-45分鐘，這習慣是從監獄帶出來的。提問：CZ每天在幹嘛？CZ：四件事Giggle Academy——他的"寵物項目"，完全免費的教育平台，60人團隊，已服務9萬名兒童YZ Labs——100億美金生態基金，2025年投了近70個項目，稽核超過1000個BNB生態——不再做技術，主要mentor年輕創業者當顧問——跟十幾個國家高層聊監管框架，包括巴基斯坦、阿聯等不過這最後一項佔用時間遠超他預期。提問：2025最驕傲的數字？CZ：Giggle Academy：9萬學生，比很多大學都大BNB鏈：交易量年增長600%，日活使用者240萬Binance：2億使用者加密行業：財富滲透率可能還不到1%CZ 表示：加密貨幣的市值還能漲幾個數量級。提問：為什麼同時投多個預測市場？是在搞"賽馬"？有人問，你們投了好幾個預測市場（Probable等），是不是在搞"賽馬"，讓他們互相打，看誰跑出來？CZ否認，給了一個很清晰的框架：不是賽馬，是"開放花園"。"網際網路上有多個電商、多個搜尋引擎，你會說那是賽馬嗎？這就是市場自然運作的方式。"YZ Labs的原則：從不做排他性投資。尤其在項目早期階段，只要團隊強，都支援。為什麼早期要投多個？CZ的邏輯：1.競爭把蛋糕做大。不同團隊試不同方向，服務不同地區使用者2.驗證那些功能使用者真正想要。比如Probable做的"鎖倉資金同時生息"，如果使用者喜歡，其他人會抄；如果沒人care，就不會抄3.強團隊也可能失敗。產品好不代表項目能成，各種原因都可能出問題，所以多押幾個他怎麼判斷早期項目？"我看產品，但其實我是通過看產品來判斷團隊能不能deliver。"今天的功能不重要，重要的是如果明天需求變了，他們能不能快速響應、快速迭代。CZ認為下一個大戰場節點：世界盃Polymarket在美國大選期間爆火（比民調還准），CZ說行業裡現在都在看2026世界盃。"那個團隊不睡覺地幹活，至少短期會贏。"但他也說：真正的勝負是長期的，看誰能堅持、誰有執行力、誰mission-driven。提問：穩定幣的未來？穩定幣大戰：1.0結束，2.0還沒開始，這部分CZ講得最透，幾乎是在給行業劃代際。穩定幣1.0：簡單粗暴模式：把美元存銀行→發token→token在鏈上秒轉→套利者用它跨交易所搬磚。問題：沒有收益。你持有USDT，Tether拿你的錢去買國債賺利息，你一分沒有。Tether靠先發優勢+網路效應，現在估值傳聞500億美金，年收入幾百億。所以一堆人想來分蛋糕。穩定幣1.5：開始給收益CZ點名表揚了YZ Labs投的Ethena的USDe。但問題是：Ethena的adoption受限於交易所接入。不是所有交易所都支援，用起來有摩擦。穩定幣2.0：收益+流動性+合規，三位一體CZ說理想狀態很簡單："一個穩定幣，給你好的收益，同時能在大部分交易所交易。聽起來簡單，做到很難。"為什麼難？要說服一堆交易所上幣，要保證收益來源可持續，要合規（這點現在變容易了）BNB鏈的穩定幣格局CZ梳理了一遍：USDT on BNB，長期是wrapped版本，不是原生FDUSD，BNB鏈扶持過，但"法幣通道摩擦大"，增長受限USD1，來自美國的強項目，現在是BNB鏈上比較原生的選擇U，今天剛官宣的新項目，CZ說"有一些really interesting的潛力"監管環境變了這點很關鍵。CZ說一年前和現在完全不同：美國有GENIUS法案在推進，其他國家的監管者"不再對穩定幣超級敵視""監管環境現在開放多了，會看到更多機會。"會不會最後只剩一家？CZ的判斷：網路效應最終會kick in，使用者會慢慢向最compelling的選項集中。但現在還早，大家都在試不同模型。他"love seeing it"。提問： 投資時最看重什麼？幾個字：使命驅動。CZ說他最怕兩類人：1. 只想賺一筆就跑的（"到了1000萬/1億就套現走人"）2.三個月就換賽道的（"那說明你對什麼都不熱愛"）還要有體力。創業是體力活，要熬很久、壓力巨大。提問：AI交易agent會是下一個風口嗎？CZ給出了一個邏輯悖論："如果一個AI演算法真能賺大錢，為什麼要賣給別人？除非你沒資本。但現在好團隊融資太容易了。"更致命的問題：同一策略用的人越多，效果越差。市場是mass psychology，第一個用策略的人贏，最後一個用的人輸。他的結論：AI會被每個人用於交易，但以各自定製的方式，而不是買現成平台。提問：RWA代幣化真能落地嗎？CZ說他正在跟多國高層認真討論國家資產代幣化。舉了個例子：美國頁岩油本來很難開採，但因為有發達的資本市場，石油公司上市融資，才有錢研發技術。代幣化可以複製這條路：國家把稀土/礦產代幣化→融資→發展產業。不是賣資源，是用代幣撬動資金。另一個觀點：AI和機器人未來一定用加密貨幣。為什麼？機器人不能開銀行帳戶、不能做KYC、不能自拍驗證、不能刷卡。傳統金融為人類設計，不為agent設計。提問：BNB鏈如何逆襲？CZ的回答：埋頭建設。"你不會永遠是最賺錢的，不會永遠是最性感的，甚至不會永遠是最成功的。但你就是繼續做你擅長的事。"他打了個比方：馬拉松+拳擊賽。跑著跑著還要打幾拳，但就是不停。Nvidia花了40年才成為最值錢的公司。前20-30年？沒人覺得他們會成。最後一條彩蛋有人問：如果你所有演講、推文都被刪除，你只有60秒留話給世界，你會說什麼？CZ說："我不覺得自己是靠內容定義的。如果都沒了，我大概就說一句Good morning，然後還是會有很多人回覆我。"這可能是全場最CZ的回答。 (GoMoon)

美國紐約當地時間12月15日，第80屆聯合國大會正式審議通過《聯合國可轉讓貨物單證公約》（以下簡稱公約）並授權加納於2026年舉辦簽約儀式。中國是公約的提案方和主要推動者，公約的達成是中國秉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積極落實習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議的重要舉措。公約充分彰顯中國堅持真正的多邊主義，努力為全球提供公共產品，推動全球治理改革與完善的決心和行動。為填補跨境鐵路運單物權憑證問題相關國際規則的空白，中國於2019年7月向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以下簡稱聯合國貿法會）第52屆委員會會議提交正式提案，建議針對此問題研究制定新的國際規則。經過中國與各方6年多來攜手合作，不懈努力，2025年7月和12月，聯合國貿法會第58屆委員會會議和第80屆聯合國大會分別審議通過公約草案，公約至此落地達成。公約旨在解決包括鐵路運單在內的各類跨境運輸單證的物權效力問題，為運輸單證的融資交易提供法制保障，緩解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的資金壓力，降低陸上貿易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為全球貿易繁榮和經濟發展注入新動力。 (商務微新聞)

2025年12月19日至20日，摩爾線程首屆MUSA開發者大會（MUSA Developer Conference，簡稱MDC 2025）將在北京中關村國際創新中心拉開帷幕。作為中國首個聚焦全功能GPU的開發者盛會，大會以“創造、連結、匯聚（Create, Connect, Converge）”為核心理念，直面技術自立自強與產業升級的時代命題，旨在匯聚全球AI與GPU領域開發者、技術領袖、產業先鋒及行業數智化轉型實踐者，共同探索中國國產算力的突破路徑，擘畫自主計算生態的嶄新藍圖。MDC 2025不僅是摩爾線程MUSA技術體系與全端能力的集中呈現，更致力於打造一個連接技術創新、開發者共創與產業應用的戰略平台。大會將圍繞MUSA統一系統架構，全面展示從硬體到軟體、從技術到場景的全端能力與生態進展，加速推動中國國產全功能GPU技術紮根千行百業，築牢智能時代的堅實算力底座。主論壇：揭曉新一代GPU架構與路線圖大會主論壇將聚焦驅動千行百業數智化轉型的核心引擎——智能算力。摩爾線程創始人、董事長兼CEO張建中將首次系統闡述以MUSA為核心的全端發展戰略與未來願景，並重磅發佈新一代GPU架構、推出涵蓋產品體系、核心技術及行業解決方案的完整佈局，分享多領域落地案例與生態建設進展。演講還將深入分享摩爾線程在AI計算、圖形渲染、科學計算及多場景融合中的落地實踐、生態進展與前瞻思考。20+技術專場：前沿探索，賦能生態成長為全方位賦能開發者與合作夥伴，大會設立超過20場技術分論壇，議題覆蓋智能計算、圖形計算、科學計算、AI基礎設施（AI Infra）、端側智能、具身智能、開發者工具與平台等關鍵領域，推動前沿技術與產業實踐的深度融合。同時，將設立“摩爾學院”賦能開發者成長，通過體系化的技術共享、資源整合與人才培養，共同建構繁榮、可持續的中國國產GPU應用生態。1000㎡科技嘉年華：沉浸體驗，看見創新現場摩爾線程聯合眾多生態夥伴，共同打造超過1000㎡的沉浸式“MUSA嘉年華”，現場設定多元主題展區，內容覆蓋AI大模型&Agent、具身智能、科學計算、空間智能等前沿技術領域，並延伸至工業智造、數字孿生、數字文娛、智慧醫療等熱門應用場景。通過極具互動性的Live Demo，讓前沿技術可聽、可見、可觸、可達，生動呈現技術創新與行業融合的真實圖景。我們誠邀全球開發者、合作夥伴與行業推動者共聚北京，在MDC 2025這一開放、協同、共創的平台上，深度交流、連結資源、共築未來，攜手推進中國國產智能計算生態的持續繁榮與演進。 (半導體行業觀察)

2025 RISC-V產業發展大會上，工業和資訊化部副部長熊繼軍指出：RISC-V為中國在人工智慧晶片、高性能處理器等關鍵領域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提供了新的路徑選擇。當前，RISC-V已經成功躋身世界主流處理器市場。據預測，到2031年，RISC-V晶片出貨量將突破200億顆，IP收益有望達到20億美元。從2010年暑期項目到2025年主流架構，RISC-V的十年走得極快。這個快，在大會“RISC-V新興技術與應用場景”分論壇上有了具象註腳。奕斯偉計算、中移芯昇、進迭時空等公司展出的不是架構藍圖，而是資料中心、智能汽車、機器人場景裡的產品。走到今年，RISC-V廠商達成的共識很實在：能不能在真實場景裡跑得快、跑得省、跑得穩。01. 場景越複雜，RISC-V越有用曾幾何時，很多人對於RISC-V的理解存在偏差。由於其開源開放、免授權費、架構精簡的特性，RISC-V往往被簡單定義為“平價ARM的替代品”。這一標籤並非毫無根據。憑藉成本優勢，RISC-V確實在藍牙耳機、智能手環、溫控器等物聯網終端中快速鋪開。SHD資料顯示，到2031年，RISC-V晶片在消費電子領域的全球市場份額預計將達到39%，主要集中在智能家居、可穿戴裝置及AIoT終端。每一個新興的架構，都需要探索自己的路徑，RISC-V也不例外。今年，在RISC-V新興技術與應用場景論壇上，一個明顯的變化撲面而來：RISC-V已不再侷限於低功耗小裝置，而是明確進入汽車、工業、5G基站、邊緣伺服器乃至資料中心，去解決那些標準化架構難以應對的複雜問題。這背後，是其架構本質所決定的。當AI不再集中於雲端，而是分散到車、家、工廠、機器人之中，計算需求變得極度碎片化。RISC-V的價值，正在於它是一套真正可定製的硬體基底：可裁剪、可擴展、可整合、可驗證。以大模型推理為例，隨著DeepSeek等MOE架構普及，每次推理僅啟動少量參數， RISC-V可針對“稀疏啟動+高頻寬訪問”的特徵，定製資料預取與記憶體管理邏輯，實現真正的降本增效。更重要的是，開源開放的指令集讓它自帶原生AI支援，能穩穩接住模型創新的機會；而它的包容性，又能支撐創新企業從專用計算到通用計算的各類探索。所以結論很明確：AI時代，場景越複雜，RISC-V的靈活適配優勢越能凸顯，自然也就越有價值。02. RISC-V的場景穿透力從當前落地進展看，RISC-V正同步向三大高價值領域縱深推進——端側AI、智能汽車、資料中心。它不再侷限於低功耗IoT裝置，而是展現出跨層級場景穿透力：既能嵌入一顆語音喚醒晶片，也能支撐一輛智能汽車的決策系統，甚至成為雲資料中心的信任底座。正如奕斯偉計算總裁、首席營運官胡巍浩所言：“RISC-V 作為全球計算產業變革的核心驅動力，正展現出從邊緣到核心、從專屬到通用的發展趨勢。”第一，RISC-V上端側AI。RISC-V正成為端側AI落地的核心載體，不是簡單跑個MCU，而是在資源受限裝置上原生運行語音識別、視覺理解甚至輕量化大模型。在推動RISC-V與AI深度融合的處理程序中，以奕斯偉計算為代表的企業，基於在人機互動、具身智能等多個場景的深厚積累，為全球夥伴提供具有競爭力的RISC-V晶片與解決方案。還通過牽頭成立RDI聚力聯盟、打造RISAA技術平台等舉措，加速RISC-V與AI的深度融合。在無線通訊領域，中移芯昇針對5G RedCap等無線終端，自研相容RVV的RISC-DSP指令集與XVA架構VDSP，在典型訊號處理任務中大幅降低時鐘周期與程式碼量，有望突破傳統DSP在能效與靈活性上的瓶頸。在具身智能賽道，進迭時空基於自研RISC-V AI CPU，建構了從“智能大腦”到“物理身體”的分層計算體系，已落地教育機器人、同軸飛行器、陪伴寵物等終端，覆蓋教學到行業應用。家庭智能生態也在加速融合。中國移動智慧家庭營運中心提出“OpenHarmony+RISC-V”為“一體兩翼”，打通晶片、OS到應用的全端能力，直面家庭裝置“資源受限、生態割裂、安全可信”三大痛點。在音視訊場景，深度數智已在RISC-V AI SoC上成功移植 VLC 播放器，並整合語音轉寫與本地 LLM 翻譯功能。這意味著多模態AI，正在RISC-V上原生生長。第二，RISC-V上車。RISC-V上車是有契機的。傳統系統設計傾向於採用成熟處理器以控制風險，但AI的到來正在打破這一規則。汽車行業是AI部署效益最顯著的領域之一，而成功落地需要模組化、可擴展的技術平台與配套生態。RISC-V正加速駛入汽車核心場景，全球頭部廠商已密集落子。英飛凌宣佈下一代車規MCU將全面採用RISC-V核心，稱其讓開發者“超越供應商限制，自由實現構想”；輝達確認最新晶片內建10–40個RISC-V核，並計畫將CUDA生態移植至RISC-V架構，為高階智駕鋪路；Mobileye更在CES 2025上公佈基於RISC-V的ADAS方案，預計2027年起量產，並預測“到2030年，主流ADAS系統將基於RISC-V”。在中國，落地更為迅速。RISC-V 正快速嵌入電機控制、區域控製器、智能座艙等核心環節。據奕斯偉計算車載事業部市場中心中心長劉宇介紹，隨著汽車電子電氣架構向域控演進，算力需求呈現“碎片化與即時性並重”的特徵。對此，奕斯偉計算已推出多款車規級RISC-V晶片，在啟動速度、低功耗管理與 AI 模型適配性上表現突出，“未來將在從環境感知到座艙執行的完整鏈路中扮演重要算力角色。”第三，RISC-V上資料中心。如果說“上車”標誌著RISC-V進入高可靠工業場景，那麼“上資料中心”則意味著它觸達高性能計算領域。在長期由國際巨頭壟斷的資料中心管理領域，RISC-V 實現了關鍵突破。賽昉科技推出的RISC-V BMC晶片JH-B100，已在啟動速度、國密演算法支援和多節點管理能力上對標國際主流產品，完成與多家伺服器平台的適配，即將規模化商用。不止於管理晶片，RISC-V也在向計算核心延伸。算能推出的伺服器級RISC-V處理器，已在山東大學RISC-V伺服器叢集、中國電信“北海”雲平台、鼓樓智算中心等項目中批次部署，聚焦儲存加速、資料備份與網路安全等高價值場景。引人注意的是，微納核芯在論壇上介紹了其開創的三維存算一體（3D-CIM）技術路線。該技術融合了存內計算（CIM）、RISC-V異構架構（RV-CIM）以及3D近存技術，能夠在成熟工藝條件下，實現超越先進工藝的算力密度與能效表現。這相當於是新技術疊加新技術，對於未來的落地，非常具有想像空間。03. 結語2021-2030年各類應用領域RISC-V系統級晶片（SoC）市場收入RISC-V正在跨過從“能用”到“好用”的臨界點。RISC-V International預測，到2031年，RISC-V晶片將在六大市場佔據顯著份額：消費電子（39%）、電腦（33%）、汽車（31%）、資料中心（28%）、工業（27%）和網路通訊（26%），總體出貨量將超200億顆。當智能從雲端下沉到車、家、工廠與機器人，標準化架構的“大而全”反而成了負擔，而RISC-V的“小而准”成了優勢。技術破界，應用無界。未來，RISC-V或許不會出現在消費者廣告中，但它將深深嵌入每一台消費者觸手可及的終端裡。 (半導體產業縱橫)

當地時間11月22日，第30次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30）在巴西貝倫落幕。閉幕式上，COP30主席宣佈通過新的氣候行動總體協議，呼籲各國加速推進氣候行動。但令人關注的是，最終文字並未出現任何明確提及“化石燃料”的措辭，也未就煤、石油和天然氣的淘汰或減量路徑形成共識。在大會談判期間，歐盟曾與80多個國家共同推動將“化石燃料淘汰路線圖”寫入協議，但遭到沙烏地阿拉伯、俄羅斯等主要產油國的反對。經過多輪談判，歐盟最終選擇不阻撓協議通過，但明確表示不同意最終文字的內容。大會的氣氛也因關鍵參與者的缺席而顯得格外複雜。儘管本屆COP30吸引了190余國代表參會，但美國官方代表團的再度缺席。在峰會尾聲，美國政府更是宣佈美國沿海新區供油氣鑽探的新計畫。針對當前國際氣候合作的困境，聯合國氣候負責人 Simon Stiell表示氣候懷疑論、內部分歧與地緣政治緊張已對國際合作造成嚴重衝擊。在IPP榮譽教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創意和可持續發展中心顧問理事梅裡·馬達沙希（Mehri Madarshahi）看來，COP30呈現出明顯的“進退交織”。一方面，部分融資與適應領域保持了多邊合作的框架；另一方面，在最關鍵的化石燃料議題上卻因產油國合力抵制而難有突破。美國首次缺席造成談判現場的領導真空，而適應融資的擴張某種程度上也是以削弱減排力度為代價。最終成果雖有亮點，卻遠未達到應對氣候緊迫性的行動速度。這一切共同指向一個關鍵問題：在地緣政治對立和發展道路分化加速的背景下，COP機制是否仍能維持其原有的效能？答案將深刻影響未來全球氣候治理的走向。引言Introduction貝倫舉行的COP30落幕後，國際社會迎來了一個必須重新審視的時刻。此前輿論多將焦點放在談判過程本身。實際上，峰會最終的成果及其背後的政治選擇，更值得系統性地分析。The conclusion of COP30 in Belém has prompted a moment of necessary reflection. While earlier analyses addressed the negotiations themselves, the final outcomes of the summit and the political choices embedded within them, warrant a more comprehensive examination.COP30召開之際，全球正面臨愈發嚴峻的氣候衝擊、加速碎片化的地緣政治環境，以及國際社會對化石能源、氣候融資和韌性建設採取更果斷行動的強烈期待。距離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僅剩五年，這場峰會因此被普遍視為一場“壓力測試”——國際社會是否能夠真正把先前的承諾轉化為可執行的方案和路徑？COP30 unfolded amid intensifying climate impacts, rising geopolitical fragmentation, and heightened expectations for decisive action on fossil fuels, climate finance, and resilience. Positioned at a critical juncture, just five years before the 2030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 deadline, the summit was widely viewed as a test of whethe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could convert prior commitments into actionable pathways.然而，COP30並不僅僅為年度氣候外交畫上一個句號；它更呈現出一幅關於全球氣候治理走向、侷限與動態變化的圖景。儘管大會在氣候適應（Adaptation）、健康韌性 （health resilience）和森林融資（forest finance）等領域取得了進展，但最終協議卻刻意避開了化石燃料這一全球排放的核心問題。“有所突破”與“刻意迴避”並存的結構性矛盾，將深刻影響未來的氣候合作。Yet COP30 did not merely close a chapter in annual climate diplomacy; it offered a revealing snapshot of the direction, limitations, and evolving dynamics of global climate governance. Although governments celebrated progress on adaptation, health resilience, and forest finance, the final agreement notably avoided direct reference to fossil fuels, the core driver of global emissions. This interlinkage of innovation and omission illustrates the structural tensions that will shape the future of climate cooperation.在地緣政治持續碎片化的背景下，COP30也提出了一個更加迫切的問題：氣候大會是否仍具備推動體系性脫碳的能力，抑或正在轉變為只能“管理”而無法真正化解危機的場合？In an increasingly fragmented geopolitical landscape, COP30 raised an urgent question: Are COP negotiations still capable of driving systemic decarbonization, or are they becoming forums that manage rather than resolve the climate crisis?本文將分析貝倫成果的深層影響，梳理COP30的成就與不足，並探討其可能為下一階段氣候外交留下了怎樣的“遺產”。This article analyses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Belém outcome, assessing what COP30 achieved, where it fell short, and what its legacy may signal for the next phase of climate diplomacy.作為《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體系關鍵節點的COP30COP30 as a Critical Moment in the UNFCCC Regime在貝倫舉行的COP30肩負著兩大使命：一是推動各國進一步提升減排雄心，二是重建外界對多邊氣候治理的信心。在COP28僅給出“逐步遠離化石燃料”的模糊表述之後，外界期待COP30能夠拿出一份更具操作性的路線圖——包含明確的時間表、重點行業基準以及關鍵節點，從而縮小全球減排的缺口。Hosted in Belém , a symbolic gateway to the Amazon , COP30 carried the dual mandate of accelerating mitigation ambition and restoring confidence in multilater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fter COP28’s ambiguous commitment to “transition away from fossil fuels,” Parties hoped COP30 would deliver a concrete roadmap with timelines, sectoral benchmarks, and milestones to close the emissions gap.各方對本屆大會寄予厚望，希望其能夠重新確認“貝倫1.5°C目標”，在2030年前加快重點部門減排，提出可信的淨零路徑，並推出“巴庫至貝倫1.3兆美元路線圖”（COP29主席國亞塞拜然與COP30主席國巴西聯合推出的一份氣候融資路線圖。核心目標是到2035年，每年為開發中國家動員至少1.3兆美元的氣候資金）相匹配的融資框架。相關規劃旨在整合多元資金來源，通過新的融資目標優先支援適應工作，並設定可量化的指標以跟蹤整體進展。Expectations were high: a renewed commitment to the 1.5°C goal, accelerated sector-specific mitigation strategies before 2030, a credible pathway to net-zero, and an integrated finance framework aligned with the proposed Baku–Belém Roadmap to US$1.3 Trillion. The roadmap sought to integrate different finance sources, prioritize adaptation through a new finance goal, and introduce measurable indicators for monitoring progress.然而，真正進入談判階段後，這些期待迅速被各方的結構性分歧所取代。由沙烏地阿拉伯、阿拉伯國家集團、俄羅斯及若干立場相近的開發中國家組成的反對陣營，在削弱乃至稀釋最終文字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他們的表態反映出一個長期存在的矛盾：減排雄心、國際公平與各自經濟利益之間，始終存在難以調和的結構性張力。In practice, however, negotiations exposed profound divisions. A coalition of opposition actors, led by Saudi Arabia, the Arab Group, Russia, and several like-minded developing countries played a decisive role in moderating and ultimately weakening the outcome text. Their interventions reveal longstanding tensions between mitigation ambition, equity, and national economic interests.巴西曾努力推動一份兼具平衡和前瞻性的議程，但整個會議仍深受地緣政治碎片化與化石燃料利益固化的制約。儘管相關國家將立場包裝為“公平”或“技術中立”，但產油國的集體態度實際上對任何具有約束力的化石燃料承諾形成了事實性否決。最終協議的文字只能保留“推動能源系統轉型”和“擴大可再生能源”的措辭，而對“逐步淘汰化石燃料”的明確表述則被完全刪除。Brazil attempted to broker a balanced, forward-looking agenda, but the conference remained constrained by geopolitical fragmentation and entrenched fossil-fuel interests. While framed in terms of equity and technological neutrality, the collective stance of oil-producing economies operated as a veto against binding fossil-fuel commitments. As a result, references to “transitioning energy systems” and renewables were retained, but explicit fossil-fuel phase-out language was removed.反對方的政治動態The Political Dynamics of Opposition沙烏地阿拉伯及阿拉伯國家集團的立場，雖然以“公平”和“發展”為理由，但在談判實踐中卻成為阻擋任何實質性油氣減量承諾的事實性否決。他們堅持“技術中立”，並強調以碳捕集（通過技術手段捕獲並處理二氧化碳的系統）等技術為主的減排路徑，反映出在科學已明確要求快速、結構性轉型的當下，這些國家仍試圖延長對化石燃料依賴的考量。The positions advanced by Saudi Arabia and the Arab Group, though framed as matters of equity and development, functioned in practice as de facto vetoes against any meaningful commitment to phase down oil and gas. Their insistence on technological neutrality and carbon-capture-driven strategies reflected a strategic effort to prolong hydrocarbon dependence at a moment when science demands rapid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在化石能源生產國、新興經濟體與高度脆弱國家之間的博弈，成為COP30最突出的僵局之一。最終文字也清晰呈現了這種張力：一方面強調“推動能源系統轉型”和擴大可再生能源規模；另一方面，卻刻意避開產油國最敏感的表述。The clash between hydrocarbon producers, emerging economies, and climate-vulnerable nations produced one of COP30’s most visible impasses. The final text reflects these tensions: strong references to “transitioning energy systems” and advancing renewables, but carefully avoiding terms seen as politically toxic by oil-exporting countries.沙烏地阿拉伯的反對並非單純的阻撓，而是基於一套自洽的戰略邏輯：他們認為快速淘汰化石能源既不公平、技術條件尚未成熟，也可能引發地緣政治震盪。因此，沙烏地阿拉伯主張以技術路線作為轉型主軸，特別是推動“循環碳經濟”（Circular Carbon Economy）框架，通過碳捕集、再利用等手段減排，而不是直接削減化石燃料開採量。這一模式使能源生產國能夠在維持化石燃料驅動的經濟增長的同時，投入發展低排放技術。Saudi Arabia’s opposition was not merely obstruction but part of a coherent worldview: a belief that rapid fossil phase-outs are inequitable, technologically premature, and geopolitically destabilizing. Saudi Arabia promoted a technological approach to the transition, specifically the Circular Carbon Economy framework, emphasizing carbon capture, reuse, and removal rather than the elimination of fossil fuel extraction. This approach enables producer economies to maintain hydrocarbon-based growth while investing in low-emissions technologies.在阿拉伯國家集團的協調下，COP30最終未能就具有約束力的化石能源減排承諾達成一致——即便小島嶼開發中國家（SIDS）、歐盟以及部分拉美國家多次施壓也無力扭轉結果。沙烏地阿拉伯的立場背後是一套明確的政策邏輯：拒絕任何形式的“逐步淘汰”表述，主張以碳捕集、氫能等“低排放技術”為主的路徑；強調能源安全和各國國情差異；反對對化石燃料採取不對稱政策。這種做法既延續了化石能源驅動的發展模式，又通過投資減排技術在事實上延長了油氣產業的生命周期。The Arab Group’s coordinated interventions ensured that COP30—despite pressure from Small Island Developping States (SIDS), the EU, and several Latin American states—could not reach consensus on binding fossil reduction commitments.Saudi Arabia’s position was anchored in a coherent policy framework: rejection of explicit phase-out commitments, promotion of “low-emission technologies” such as carbon capture and hydrogen, emphasis on energy security and national circumstances, and resistance to any asymmetric treatment of fossil fuels. This approach supports hydrocarbon-based development while investing in mitigation technologies, effectively extending the lifespan of oil and gas.其他行為體——包括非阿拉伯的化石燃料生產國以及非洲集團部分成員——也因為經濟結構對化石能源的依賴、就業轉型的壓力，以及對能源可及性和外部附加條件的擔憂，而傾向支援更弱化的表述。在這樣的談判格局下，小島嶼開發中國家（SIDS）、最不發達國家（LDCs）以及眾多非洲脆弱國家，不得不面對遠超其自身談判能力的政治力量。Other actors, including non-Arab fossil producers and parts of the African Group, supported diluted commitments for reasons ranging from economic dependency and employment transitions to concerns over energy access and conditionality. In this environment, vulnerable states SIDS, LDCs, and many African nations found themselves confronting political forces far larger than their negotiating power.共識規則進一步放大了這些差異。反對方借助程序性的“阻斷”威脅來迫使各方讓步，從而主導了最終文字的形成。他們的籌碼為未來的COP主席國樹立了令人擔憂的先例，也凸顯了依賴共識的外交機制所固有的結構性脆弱性。The consensus rule amplified these dynamics. Opposition actors used the threat of blocking to secure concessions and shape the final text. Their leverage set a concerning precedent for future COP presidencies and highlighted the structural fragility of consensus-based diplomacy.金融取捨與談判籌碼Financial Trade-Offs and Bargaining Leverage在談判過程中，部分國家對強有力的減緩（mitigation）表述的抵制，某些時候實際上被當作一種談判籌碼，用以換取在適應融資或實施安排上更有利的結果。雖然這種交換未被公開承認，但從整體談判節奏來看，雙方之間確實形成了一種默契：以削弱減排承諾，換取在資金和執行層面的更大靈活度。Resistance to strong mitigation language appeared at times to function as bargaining leverage for securing more favorable outcomes on adaptation finance and implementation modalities. Although not explicitly acknowledged, negotiation dynamics suggested a tacit trade-off: mitigation ambition in exchange for financial flexibility.這種動態不僅削弱了整體減排議程，也強化了近年來愈發突出的趨勢——適應和韌性領域的承諾不斷推進，但相應的減排進展卻明顯滯後。This dynamic contributed to the dilution of the mitigation agenda and reinforced a broader trend: while adaptation and resilience commitments advance, they increasingly do so without parallel progress on emissions reduction.COP30 還受到美國缺席的深刻影響——這是近 30 年氣候談判中美國首次未出席。白宮在聲明中表示，美國不會為了“讓其他國家付出代價的模糊氣候目標”而犧牲自身經濟和國家安全。鑑於美國在歷史排放中的份額，其缺席在象徵意義和實際推動力上都造成了重要影響。Abs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s Reserved PostureCOP30 was also shaped by the abs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first such absence in 30 years of climate negotiations. A statement from the White House noted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would not jeopardize U.S. economic and national security in pursuit of what it termed “vague climate goalsthat are killing other countries.”. Given the United States’ historical contribution to global emissions, its absence carried weight both symbolically and substantively.與此同時，中國也並未填補這一領導空缺。中方代表團在會上保持相對謹慎，對減排、氣候融資以及是否支援巴西的森林保護計畫等關鍵議題都避免亮明態度。儘管中國通過雙邊管道提供了大量氣候資金，但對於任何可能被解讀為需在聯合國框架下承擔正式出資義務的表述，中方始終保持保留。China, meanwhile, did not step into the leadership vacuum. Its delegation maintained a reserved posture, avoiding strong positions on key issues ranging from emissions reduction to climate finance and contributions to Brazil’s anti-deforestation initiatives. While China provides extensive climate finance bilaterally, it resisted language that could imply an expectation of formalized contributions under UN processes.美國的缺席疊加中國的謹慎，使會議現場形成了明顯的領導真空，不僅影響了整體談判的氛圍，也削弱了多個議題的推進動力。This combination, U.S. absence and Chinese reticence, created a leadership void that shaped the tone of the negotiations and weakened momentum on several fronts.巴西總統魯拉推出的旗艦項目“熱帶森林永續基金”（TFFF）同樣未能達到預期目標。該項目原計畫籌集 250 億美元的公共資金，用於激勵各國保護熱帶森林，但截至會期結束，僅獲得約 50 億美元的承諾，來自挪威、印度尼西亞、法國等少數國家。德國雖表示將很快出資，但尚未公佈具體金額。President Lula’s signature anti-deforestation initiative, the Tropical Forests Forever Facility, also fell far short of his ambitious goal of raising $25 billion in public financing that would essentially pay countries to protect forests. By the end of the talks, the program had received around $5 billion in pledges from a small handful of countries, including Norway, Indonesia and France, with Germany saying it would soon contribute an unspecified amount.該基金的支付方式也並非傳統意義上的贈款，而是依據各國所保護的熱帶及亞熱帶雨林面積核算，並通過衛星資料進行驗證；若發現森林退化或砍伐，將按每公頃相應扣減。Payments are not in the form of grants and calibrated based on the area of standing tropical and subtropical rainforest each country conserves verified by satellite data. Deductions for each hectare degraded or deforested will be levid as per findings.在此次談判中，中國在幾乎所有主要爭議點上都保持低調——無論是減排、為脆弱國家提供氣候資金，還是是否向巴西新設的森林保護基金出資，均未採取強硬立場。China avoided strong positions on most, if not all, of the main sticking points at the talks: reducing emissions, providing money to help poorer countries cope with climate change and contributions to a new Brazilian fund aimed at stemming deforestation.美國缺席與中國的審慎態度疊加，使本次大會在多個核心議題上缺乏明確推動力，也進一步凸顯了當前全球氣候治理中的領導真空。This combination U.S. absence and Chinese reticence created a leadership void that shaped the tone of the negotiations and weakened momentum on several fronts.路線之爭The Roadmap Debate包括歐盟、英國以及多國拉美和太平洋國家在內的 80 多個國家，都支援制定一份明確的化石燃料路線圖。他們認為，如果沒有清晰的里程碑和時間表，COP將難以觸及氣候危機的根源。然而，阿拉伯國家集團堅決反對任何具有約束性的路線圖，最終使這一倡議無法通過。More than 80 countries endorsed a detailed fossil-fuel roadmap, including the EU, UK, and many Latin American and Pacific nations. They argued that without clear milestones and timelines, the COP would fail to address the root cause of the climate crisis. However, the Arab Group rejected any roadmap with binding elements, preventing its adoption.儘管最終文字未能納入路線圖內容，巴西宣佈仍將推動一份關於化石燃料轉型和防止森林砍伐的自願平行路線圖。哥倫比亞也提出將在2026年4月自願承辦後續會議。這些動向顯示，各國正嘗試在傳統共識機制之外，通過“小多邊合作”尋求新的突破路徑。Although omitted from the final text, Brazil announced plans to advance voluntary, parallel roadmaps on fossil-fuel transition and deforestation. Colombia has volunteered to host a follow-up meeting in April 2026. These developments suggest a shift toward minilateral initiatives as Parties seek progress outside the constraints of consensus.會議成果The Conference OutcomeCOP30同時展現了多邊氣候外交的韌性與侷限性。此次峰會的結果揭示出一個清晰的現實：在當前全球格局中，地緣政治與發展利益往往壓過科學提出的緊迫需求。這也意味著，邁向COP31乃至未來更長周期的氣候處理程序，世界迫切需要政治層面的創新與更有效的集體問責機制。COP30 illustrates both the resilience and the limitations of multilateral climate diplomacy.The summit’s outcome reflected a global landscape where geopolitical and developmental interests often overshadow scientific urgency reinforcing the critical need for both political innovation and stronger collective accountability as the world moves toward COP31 and beyond.總體而言，儘管大會在動盪的國際環境中推進艱難，COP30仍取得了一些具有前瞻意義的成果，並催生了新的合作倡議，進一步確認了多邊氣候框架的核心地位。In the final analysis, we must say that despite the turbulent landscape, COP30 achieved several forward-looking elements and generated new initiatives reaffirming the multilateral climate framework.本次會議的結果可謂喜憂參半。一方面，適應與氣候韌性議題取得了重要進展，特別是在脆弱國家長期呼籲的領域實現了突破：到2035年將適應融資提高三倍的決定，標誌著全球優先事項的重大調整，承認了“保護易受影響社區”與“減少排放”同等重要。It delivered a mixed outcome, combining important advances in adaptation and climate resilience with clear shortcomings on mitigation ambition. On the achievement side, the conference made substantial progress in areas where vulnerable countries have long demanded action. The decision to triple adaptation finance by 2035 marks a significant recalibration of global priorities, acknowledging that safeguarding communities is as urgent as reducing emissions.與此同時，《貝倫健康行動計畫》(Belém Health Action Plan, BHAP)的通過，使“氣候韌性衛生體系”正式成為全球氣候行動的關鍵支柱之一。森林保護方面也迎來新的動力——“熱帶森林永續基金”的啟動通過混合融資獎勵熱帶森林保護，並配套推出海洋保護、數字創新和氣候智慧型農業等相關倡議。在地緣政治裂痕日益加深的背景下，這些舉措在一定程度上維繫了多邊合作的精神。Likewise, the adoption of the Belém Health Action Plan, with broad endorsements and initial funding, positioned climate-resilient health systems as a central pillar of global climate action. Forest protection also gained momentum through the creation of the Tropical Forests Forever Facility, which mobilizes blended finance to reward the preservation of tropical forests, alongside complementary initiatives targeting oceans, digital innovation, and climate-smart agriculture. These steps helped maintain a spirit of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despite geopolitical fractures.然而，COP30在最關鍵的長期氣候穩定議題上依然未能突破。最終協議未對“逐步淘汰化石燃料”作出任何明確承諾，而是將相關推進留給聯合國體系之外的自願機制。這一退讓，被普遍認為與科學所要求的緊迫行動明顯不符。Yet COP30 fell short where it mattered most for long-term climate stabilization. The final agreement failed to deliver any explicit commitment to phase out fossil fuels, instead deferring to a voluntary process outside the UN framework a retreat widely viewed as inconsistent with scientific urgency.會議成果還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IPCC的權威性：將其評估報告與未經同行評議的材料放在同等地位，使氣候談判賴以支撐的科學基礎受到動搖。雖然融資承諾在數字上看似可觀，但在責任分擔、資金落即時間等核心問題上仍缺乏明確方案；多個倡議——尤其是與森林相關的項目——又過度依賴尚未成熟的市場機制和非約束性承諾。加上會務組織不力、與原住民群體的緊張關係等操作層面的問題，也進一步影響了東道國處理程序的公信力。The outcome also diluted the authority of the IPCC, placing its assessments on equal footing with non-peer-reviewed material and weakening the scientific backbone of the negotiations. Financing pledges, while large in headline terms, lack clarity on burden-sharing and timelines, and several initiatives - notably on forests - rely heavily on untested market mechanisms and nonbinding promises. Operational shortcomings, including logistical failures and tensions with Indigenous groups, further undermined the credibility of the host process.COP30的啟示ConclusionCOP30召開之際，全球地緣政治進一步分裂，氣候外交在戰略競爭加劇、互信削弱以及各國發展優先事項不斷分化的背景下展開。巴西試圖通過一系列將雨林保護、生物經濟與全球脫碳相結合的倡議，在各方之間扮演“橋樑搭建者”的角色。然而，一小部分高度依賴化石燃料的經濟體堅決反對，使這些雄心勃勃的構想難以真正落地。COP30 convened at a moment of heightened geopolitical fragmentation, where climate diplomacy unfolded amid strategic rivalries, weakened trust, and diverging development priorities. Brazil sought to act as a bridge-builder through initiatives linking rainforest protection, bioeconomy development, and global decarbonization. However, opposition from a minority group of fossil-fuel-dependent economies significantly constrained the feasibility of these ambitions.本次峰會凸顯了未來氣候外交面臨的核心難題：如何在化石能源依賴型經濟的發展路徑與快速、系統性減排的緊迫需求之間求得平衡。儘管政治分歧趨於尖銳，但多邊合作的必要性仍不容忽視。COP30顯示，未來的氣候大會或許難以再達成全面性的宏大協議，但它們依舊是科學緊迫性與政治現實正面碰撞、展開博弈的關鍵場域。The summit highlighted the central challenge facing future climate diplomacy: reconciling the development pathways of fossil-dependent economies with the urgent need for rapid, systemic emissions reductions. While the political divides were stark, the necessity of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proved equally evident. COP30 demonstrated that, although future COPs may struggle to deliver sweeping agreements, they remain essential spaces where scientific urgency confronts political reality.儘管如此，UNFCCC框架仍提供了必要的國際合法性、透明度和全球壓力機制。然而，如果主要排放國始終難以在關鍵議題上達成一致，未來的推進只能在“最低共識”基礎上緩慢前行。COP30的經驗也提出了一個關鍵問題：在地緣競爭加劇、發展路徑分化加深的時代，COP機制還能繼續有效運作嗎？The UNFCCC process continues to provide legitimacy, transparency, and global pressure. Yet without alignment among major emitters, progress will be incremental and negotiated around the lowest common denominator. The experience of COP30 underscores a pivotal question: Can the COP process remain effective in an era defined by geopolitical rivalry and divergent development models?這一問題的答案，不僅決定未來各屆COP的走向，也將深刻影響全球氣候治理體系的整體結構。The answer will shape not only future COPs but the architecture of global climate governance itself. (IPP評論)

“化石燃料退出路線圖”成為COP30的最大爭議點。哥倫比亞將與荷蘭在2026年舉辦首屆“國際化石燃料退出大會”，以在氣候大會框架外採取具體行動巴西貝倫時間11月22日，第三十次聯合國氣候大會（COP30）正式閉幕，比原定時間延遲一天。此前大會主席團屢次強調大會談判節奏將加快，以保證大會按時結束。然而各國對於化石燃料退出及資金等核心議題爭議不斷，再加上11月20日會場的起火事件耽誤了大半天議程，COP30像往屆一樣延遲閉幕。閉幕會議從原定的當地時間21日晚延至次日早10點，又幾經延遲至13:20才正式開始，在傾盆暴雨中歷時近七個小時結束。化石能源是閉幕會上討論的焦點。哥倫比亞、烏拉圭等國對“化石燃料退出路線圖”的相關表述未納入大會關鍵成果的主文字表示強烈不滿，而俄羅斯等產油國代表則批評其不應在大會主席敲定文字後再引發爭端，影響大會處理程序。最終，該議題在折中與妥協中擱置在大會成果的主文字之外。作為本屆亮點成果之一，COP30主席André Corrêa do Lago宣佈通過“公正轉型工作方案”（Just Transition Work Programme）時，獲得了閉幕會議上的第一次全場熱烈掌聲。大會文字中採納了開發中國家的核心訴求，將設立具有執行力的公正轉型機制。該機制將圍繞國際合作、技術援助、能力建設和知識共享展開，確保能源與經濟轉型的公平與包容。COP30的談判日程沒有加入更多新議題，而是著眼於推動落實《巴黎協定》框架細則和前幾屆大會形成的共識。但這沒能改變COP30主席團期待突破，但成果有限的事實。近年的全球氣候治理不斷被陰影籠罩，美國反覆退出關鍵氣候承諾，經濟貿易和地緣衝突的博弈加劇，削弱了國際社會對多邊機制的信任。在這樣的局勢下，這場亞馬孫河畔的大會僅邁出了象徵性的小步，在關鍵議題的文字措辭上依舊停滯不前，難以滿足氣候脆弱國家的期望。由於閉幕反覆延期，參會者吹泡泡打發時間大會閉幕前一天，各國代表團磋商至深夜，會議室門外的記者在持續等待01 化石燃料退出路線爭議最大本次談判的最大爭議來自“化石燃料退出路線圖”。在這個議題上，主席國巴西維持“溫和推動者”的角色。在COP30領導人峰會期間，巴西總統魯拉倡議，各國需制定“擺脫化石燃料路線圖”並扭轉森林砍伐趨勢。在會議第二周，巴西環境部長Marina Silva稱，化石燃料的退出極為重要，並稱該路線圖的制定是對氣候危機的“道德回應”。但她也指出，該路線圖應為自願、國家自行決定的過程，而非強制性條款。該路線圖的概念源自2023年的迪拜COP28。當時近200個締約國首次在大會官方文字中同意，要在能源系統中實現“有序、公正、公平地向擺脫化石燃料轉型”（transition away from fossil fuels），為後續談判更具體的轉型路徑打下了基礎。當各締約方在巴西貝倫再次討論這一議題時，分歧迅速顯現。最終在COP30的關鍵成果《共同體決議》（Mutirão Decision）中，“擺脫化石燃料路線圖”的表述卻不見蹤影，僅以“自願倡議”形式保留相關建議，該議題繼續被擱置。已有80余個國家對路線圖表示支援，其中既包括英國、德國、多數歐盟國家等已具備能源轉型基礎、希望以更明確的全球規則推動減排的發達經濟體，也包括哥倫比亞和眾多小島嶼國家等深受氣候風險威脅、對全球溫升高度敏感的氣候脆弱國家。這些國家認為，沒有化石燃料的逐步退出，全球將難以實現《巴黎協定》的1.5度控溫目標。因此將希望寄託於在正式決議檔案中加入明確的減排路徑，包括逐步淘汰化石燃料、改革補貼以及加速可再生能源部署。反對者主要包括化石燃料出口國以及依賴化石燃料發展的國家，例如沙烏地阿拉伯、俄羅斯以及印度。它們擔憂強制性的化石燃料退出將危及本國的經濟增長、財政穩定與能源安全。許多國家強調“能源自主權”，認為不應由國際協議強制規定統一的時間表和路徑。即便超過半數國家支援路線圖寫入《共同體決議》，少數關鍵化石燃料國家的反對仍足以阻止路線圖進入最終文字。儘管在最終成果上未獲突破，在會議過程中，哥倫比亞主導發起的《貝倫宣言》（Belem Declaration），提出應當根據氣候科學、有序並在獲得充分資金支援的前提下逐步減少化石能源的生產與使用。在此基礎上，哥倫比亞宣佈將與荷蘭共同於2026年舉辦首屆“國際化石燃料退出大會”（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 Just Transition Away from Fossil Fuels），以在氣候大會框架外推動化石燃料退出的具體行動。02 資金議題在機制層面更加完善氣候融資議題是本屆貝倫大會的重頭戲。2024年在亞塞拜然巴庫舉行的COP29曾決定設立新的集體資金量化目標（NCQG），即到2035年每年為開發中國家動員至少3000億美元公共資金，並通過公共與私營部門合力將總量擴大至1.3兆美元。這意味著，3000億美元是發達國家必須承擔的底線，而1.3兆美元則是全球共同努力的總目標。然而，即便最低目標得以兌現，仍會留下約1兆美元的巨大缺口，公共資金長期不足的問題並未改善，因此“誰來出錢、如何問責”成為COP30談判的最大難點。為了把在COP29達成的氣候資金共識真正落到實處，COP29期間締約方會議上還通過了“巴庫—貝倫路線圖”。該線路圖由亞塞拜然與巴西兩國共同主持編制，提出了擴大公共財政、吸引私人資本、改善開發中國家債務環境、調整投資結構等方向，希望把“到2035年動員約1.3兆美元”的願景變成有步驟可跟的技術方案。在COP30期間的發佈會中被問起資金落實問題時，歐盟委員會氣候行動主任雅各布·沃克斯曼（Jacob Werksman）回應稱，僅靠發達國家提供的資金是不足以落實《巴黎協定》的。這意味著，在發達國家資金之外，必須同時有其他出資方加入，並且更重要的是，要通過動員機制催化來自各種來源的資金流動。他同時強調美國退出氣候議題所帶來的重大影響，“NCQG的主要出資方之一美國基本上已經停止了來自其財政預算的所有資金，而沒有任何包括歐盟在內的其他國家能夠彌補這一缺口。當討論NCQG時，這一挑戰必須被納入考量”。在這樣的背景下，COP30在巴黎協定第9條（要求發達國家持續向開發中國家提供資金）所涉及的氣候資金領域給出了若干制度性進展。據最終版本《共同體決議》，大會決定設立一項關於氣候資金的兩年期工作方案，並且該工作方案將由兩位分別來自發達和開發中國家的主席主持。這些成果雖未能解決資金缺口問題，但在資金治理架構的後續落實方面提供了必要的制度基礎。適應資金長期被視為全球氣候治理中的“短板”。儘管開發中國家面臨愈發頻繁的洪澇、乾旱、海平面上升等影響，但國際氣候資金中用於適應的比例始終不足。根據聯合國環境署測算，開發中國家的適應融資需求是當前資金流量的12倍至14倍。正是在這種長期失衡的背景下，COP30通過的《共同體決議》將適應重新置於融資改革的核心位置。該決議要求，在最遲2035年前，將適應資金至少提高至3倍（即從每年400億美元提升至1200億美元），同時敦促發達國家締約方提高其為開發中國家締約方提供適應資金的供給路徑。儘管本次大會最終在案文中體現了資金議題的進步，卻仍未觸及如何彌合資金缺口的核心問題，更多隻是為未來的治理架構奠定框架。本被寄望為“落實之COP”的貝倫會議，最終仍將諸多關鍵議題留待明年繼續磋商。這樣的結果也凸顯了當下氣候議題博弈的艱難，各國在責任分擔與發展權之間不斷拉扯，難以在關鍵抉擇上形成真正的共識，使得“落實”仍然是一項未完成的任務。在閉幕式中，主席團宣佈COP31將於2026年在土耳其安塔利亞舉辦，由土耳其負責會務、澳大利亞擔任談判主席，這種主辦地與主席國分離的安排在COP史上首次出現。COP30未竟的關鍵議題，也將在明年的會議中繼續博弈。 (財經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