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川普聯盟”的接合劑：反建制與反“覺醒主義”當前共和黨內部維繫“川普聯盟”的兩大粘合劑，逐漸凝聚於“反建制派”（Anti-Establishment）和“反覺醒主義”（Anti-Woke）情緒，而並非傳統的“反共”意識形態。回顧歷史，布什政府前期，共和黨仍延續里根時代的“聯盟結構”，即主張“小政府”的財政保守派、基督教保守派，以及新保守主義（Neocon）的三足鼎立。但伊拉克戰爭時期，新保守主義主導地位膨脹，令厭惡高昂戰費與海外干預的自由意志主義者（Libertarian）逐漸疏離。再加上2008年金融危機時對華爾街的救助，進一步引發共和黨支援層內部的信任危機。“川普聯盟”一方面驅逐了新保守派，另一方面重新吸納自由意志主義者，並將在布什政權末期已心存疑慮的基督教保守派穩固為“鐵桿支援層”。可以說，川普通過裁撤部分舊陣營成員，促成一度離散的“共和聯盟”重組，從而建立起一個涵蓋新興勞動者群體與反體制自由派的新同盟。儘管看似經濟主張存在衝突，但勞動者的社會保守傾向與自由意志主義者的反干涉主義、疫苗懷疑立場等“反建制”信念，起到了內部調和的關鍵作用。至少在川普就任百日之際，這種新聯盟在表面上得以維持。二、共和黨基層聲音的現狀與邏輯自2024年大選後，筆者持續對共和黨內部進行採訪，發現幾個值得注意的現象：首先，共和黨內幾乎聽不到關於未來的建設性願景。更多人是被動地適應“川普化”的現實，而非積極塑造共和黨的新藍圖。其次，許多傳統共和黨人之所以接受勞動階級的加入，並非出於對其經濟困境的共情，而是將其視作“文化戰爭中的難民”——他們無法與日益左傾、文化自由主義化（Wokeness）的民主黨共存，才逃向共和黨。正因如此，傳統保守派才會“放心接納”這些人。然而，一位共和黨資深議員助理警告稱：“我們原本以為這些人只是文化保守派的夥伴，結果隨著勞動者人數增加，黨本身卻在發生變化。如今的黨內構成並非經過有計畫的設計，而是在偶然中演變的。”一位自尼克松時期就觀察共和黨政權的保守派記者也指出，黨的體質本就會隨著時代變遷而變化，像反移民、保守貿易等觀念，並非川普時代的產物。問題在於，布坎南與佩羅雖然曾代表類似立場，卻未能贏得共和黨初選。而曾與他們在“改革黨”合作過的川普，如今卻成了共和黨的“門面”，並在歷次初選中穩佔上風。從戰後以來首次將保護主義納入治國外交的正統框架。然而，對於“這樣的政府還能稱為保守政權嗎？”這個問題，多數共和黨人士並不願回答。他們不歌頌川普，但也竭力以各種藉口說服自己接受現實。三、關於“孤立主義”的模糊態度雖然多數共和黨人已接受“保護主義”不可逆，但卻忌諱使用“孤立主義”這一術語。他們將對川普關稅政策的負面影響視作“改革陣痛”，並藉口一切責任應歸咎於民主黨和共和黨建制派的“錯誤領導”。一位在2024年大選後接受採訪的共和黨元老評論道：“自由貿易的時代恐怕不會回來了。某些商品將永遠被徵收特定關稅。而這些關稅所波及的，往往是中下層民眾常用的商品。支援川普連任的人，大多數正是這些人群。他們既不是富裕階層，也不是極端貧困者，而是像我這樣，在這四年裡被忽視的人。”雖然主張保護主義，但他們拒絕承認這是一種“孤立主義”。某些堅持“舊里根路線”的保守派也同樣表示支援川普，並表明了如下立場：“美國作為世界強國，不可避免地面臨挑戰者：俄羅斯、朝鮮、伊朗、中國。我們不能袖手旁觀。必須在一定程度上參與全球事務，孤立主義已經過時。我們不能放任世界局勢而置身事外，美國必須保持主導。正如里根所說，我們是‘山巔之光’，代表民主的價值。”四、共和黨正在崩潰？保守主義的去向何在？在筆者採訪的共和黨人士中，願意公開、實名批評川普者寥寥無幾。但私下裡，黨內對川普的政策與人格均有深刻不滿，尤其對副總統范斯的質疑尤為顯著。一位資深記者表示：“這個人（范斯）簡直神秘莫測。在華盛頓圈子裡，只隔一人就能認識的政治人物很多，但范斯就像消失在系統外，完全無法掌握其背景。這種不透明本身就令人恐懼。”相比之下，川普的背景、經歷、性格早被美國媒體反覆剖析。CNN的主持人拉里·金曾稱：“川普並不是種族主義者，只是在媒體面前演戲。”雖然他如今已故，但如果他看到了川普第二任期的政策，也許不會再如此輕鬆地辯護。范斯則不同，無論贊成或反對，他在華盛頓缺乏基本評價。作為川普可能的“接班人”之一，其是否能在與魯比奧的國務卿候選競爭中佔據上風，仍難定論。而共和黨溫和派目前出於戰略考慮，不在黨內高調批評MAGA派。保守派評論員S.E.卡普是少數敢於公開發聲的代表。在川普執政100天之際，她在YouTube節目中表示：“共和黨正在崩潰。雖然它目前統治了國會三權，看似權勢強大，但實質上它已不再是一個政黨。如果保守主義原則因川普而被拋棄，那麼我們就已經失去了根本。川普越強，共和黨的身份認同就越弱。即使川普離去，川普主義也將殘留，但那已不再是保守主義。”她痛批共和黨已淪為“只因支援川普而存在的政黨”，並認為：“我曾深愛的共和黨已經消失，現在這個政黨除了川普之外沒有其他認同。首次投票支援川普的人，是因為他們相信能變得富有。但從經濟、移民到犯罪，川普政府並沒有顯著成果。中期選舉將是一次審判。”她同樣質問民主黨：“如果關稅不是振興經濟的辦法，那還有什麼更好的方法？如果驅逐非法移民是違憲的，那民主黨要如何解決邊境危機？若我們不武裝執法部門，那民主黨要用什麼方法打擊暴力犯罪？”卡普質疑：“民主黨所謂的新政在那裡？面對一個危機百出的川普政府，他們有做出那怕一點具有意義的舉措嗎？”而民主黨戰略家詹姆斯·卡維爾則認為：“什麼都不做是最好的策略。”他主張放任共和黨推進減稅、削減社會保障，讓美國民眾看清其崩潰，從而轉向支援民主黨。但這一思路有重大漏洞：1.反而會讓人印象民主黨“無所作為”；2.民眾可能將“陣痛”歸因於民主黨；3.外交領域不可逆，任由川普攪局風險極大；4.民主黨內部並不統一，左派未必買帳。目前，左派如桑德斯與奧卡西奧-科爾特斯的積極宣傳，反而加劇了右派的“反覺醒主義”焦慮，進一步鞏固“川普聯盟”的凝聚力。共和黨溫和派坦言：“除非民主黨回歸溫和，否則我們無法合作。”甚至有人直言：“與其讓國家被Woke主義吞沒，不如捏著鼻子投票給川普。”如果民主黨能通過左傾策略贏得更多席位，短期或能制衡共和黨。但在經濟民粹與身份政治之間尚未統一的路線下，內部分裂恐將持續。而諷刺的是，左派的高調，正是“川普聯盟”的燃料。民主黨的走向，終將決定川普政權的命運。 (國際問題研究資料)

馬斯克離開白宮了。儘管這是一個早就預定好的結局，但在他和川普兩人關係熱火朝天的時候，大家不是沒有想過另一種結局。當然，也有很多人在期待，兩個人如膠似漆的蜜月期之後是否會反目成仇。如今看來，雖然說不上是反目成仇，至少也是話不投機。臨走時，馬斯克向媒體抱怨道，“聯邦官僚機構的情況，比我想像的要糟糕得多”，DOGE成為了華盛頓的“替罪羊”。除了不同意川普的關稅政策外，他對剛剛通過不久的大規模稅收與支出法案也表示不滿，認為“它不僅沒有減少預算赤字，反而增加了赤字，還削弱了DOGE的工作成果。”馬斯克在白宮的日子雖然短暫，但他的影響卻不可忽視。他帶走的，除了對聯邦官僚機構的不滿，還有對科技創新和自由市場經濟的深刻改變。他留下的，則是一個關於科技巨頭如何在政治舞台上發揮作用的深刻思考。「科技工業複合體」的興起「科技工業複合體」的概念淵源，可以追溯到二戰後美國「政府—產業—學術」協同創新體系的建立。與傳統「軍事工業複合體」主要圍繞企業和個人私利運作不同，「科技工業複合體」以國家利益為核心驅動力，由白宮、國會和高科技企業組成新的權力鐵三角。川普就職典禮上，科技大咖群集，圖中右起特斯拉執行長馬斯克、Google執行長皮伽、亞馬遜創始人貝佐斯及其未婚妻桑切斯、Meta執行長查克柏格及其妻子普莉西拉陳。路透社在這個結構中，科技企業不再只以短期商業利潤為唯一目標，而是願意為國家戰略犧牲部分眼前利益，和政府共同謀劃長期的技術優勢。除了馬斯克之外，雅各·赫爾伯格、大衛·薩克斯等人也透過旋轉門進入政府關鍵崗位。這種高度協作使政府決策層擁有更強的科技專長與決策能力，政策執行也更加靈活有效率。在價值實現路徑上，「科技工業複合體」主張透過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來增強國家實力，而非依賴傳統的地緣擴張或軍事征服。其信念是：未來大國競爭勝負取決於前沿科技領域的突破與產業化能力，科技創新不僅能幫助企業開拓新市場，更可能成為提升美國國家實力的戰略資產。科技工業複合體推動的項目（如「大規模AI基礎設施建設」等）旨在鞏固美國技術領先地位，以和平競爭手段實現對競爭對手的戰略壓制。科技工業複合體並不希望讓美國與對手發生戰爭，而是合理地劃分勢力範圍，希望創造穩定的國際環境。「軍事工業複合體」的運作則建立在龐大的國防預算和利益鏈條之上：軍工企業透過遊說和政治獻金影響國會撥款，政府高官和軍火商之間人員流動頻繁，在推動軍事項目和對外干預中形成了穩固的利益共同體。長期以來，軍工集團追求自身經濟利益最大化，傾向於鼓吹和誇大外部威脅，以確保源源不斷的軍費和武器訂單。這種利益驅動使軍工複合體更樂於參與乃至主動製造地緣衝突，並為美國設立假想敵、渲染大國威脅，來裹挾美國對外政策朝戰爭方向傾斜。透過輸出戰爭與不穩定來維持霸權，是軍事工業複合體慣用的策略。戰爭不僅鞏固美國的全球軍事存在，也成為其獲取利潤和吸引資本回流的手段，由此形成一種惡性循環，即製造危機—軍火盈利—鞏固霸權。在這一模式下，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往往與武力干預緊密相連，透過軍事存在和干預在全球建立不對稱控制地位。「科技工業複合體」和「軍事工業複合體」代表了截然不同的國家安全觀和全球戰略取向。科技工業複合體傾向於透過和平時期的技術競爭來實現對戰略對手的壓制，其核心是在不直接訴諸武力的情況下，確保美國的領先地位和安全利益。美國政府在科技菁英的參與下，對外採取更複雜的「競爭性壓制」策略：例如加速主導國際技術標準和治理規則，限制對手獲取尖端技術和市場機會，注重提高美國自身科技實力而對盟友缺乏信任，等等。這種戰略思維將關鍵技術領域視作大國博弈的新戰場，強調以創新優勢和制度規則將潛在對手鎖定在下游，從而在「看不見硝煙」的競爭中達到類似於傳統戰爭勝利的效果。相較之下，軍事工業複合體秉持的是一種基於硬實力的安全觀，更依賴直接的軍事威懾和干預來實現美國對全球事務的掌控。其特點是在面對國際挑戰時優先考慮軍事選項，透過海外駐軍、武力打擊或政權更迭等手段來維護美國利益。因此，軍事工業複合體推動下的安全策略往往容忍乃至歡迎一定程度的國際緊張，因為衝突本身既證明了維持高額軍費開支的必要性，也使美國可以藉機強化對盟友和地區局勢的控制。軍事工業複合體的利益訴求，與民主黨右翼和共和黨內部新保守主義者的理念是一致的。冷戰時期和冷戰結束之後的最初十幾年，這種路線一直奏效，但是在21世紀第二個十年已經無法延續，美國民眾無法從中得到實惠，國家從中獲得的收益遠小於支出。這張照片成為川普與馬斯克關係的經典註解「技術加速主義」的盛行馬斯克在川普政府推動的這項改革，是美國歷史上少有的由科技企業家主導的行政機制改造實驗。其理念源自於一種新興思潮——技術加速主義。它主張透過私營部門與政府的合作，提升美國在戰略產業上的自給能力，透過改變社會結構激發全民的創新熱情和創業精神，使得美國在新一輪科技競賽中保持領先。在這一背景下，美國聯邦政府被視為“過時低效的機器”，必須以雷霆手段引入人工智慧和巨量資料等技術，削減臃腫機構，實現政府決策的高速運轉。「技術加速主義」明顯是在倣傚與借鏡中國的政治經濟發展模式。馬斯克多次公開讚賞中國的制度效率和發展成就，認為美國在許多方面正被中國追趕。他將中美差距的縮小歸因於美國國內繁冗餘的官僚體系。他直言，美國安全環保標準和勞工成本只能解釋中美差距的一小部分，「真正根本的原因是指數級增長的官僚主義，以及按項目抽成的自私諮詢業，這些因素最大化了建設成本」。他認為中國高效率的基礎設施建設體現了良好的治理能力。在具體治理手段上，馬斯克的許多做法中國人都似曾相識，與中國傳統治國思想不謀而合。首先，中國的「舉國體制」與集中資源辦大事的理念，常被認為是重大工程成功的秘訣，而馬斯克也試圖在美國複製這一點——通過政府效率部直接干預資源配置，削減對非重點領域的投入，轉而增加對新興尖端科技的支援和補貼。他推動放鬆對科技產業的監管，為人工智慧、太空、清潔能源等未來產業提供政策優惠，加速顛覆性技術的突破。舉國體制背後蘊含的是儒家「大一統」思想和全民動員理念，這意味著國家目標高於部門和個人利益，需要上下同欲、協調一致地行動。馬斯克在美國推進的一系列措施——無論是全國範圍內精簡機構，還是統籌資源發展科技——都隱含著這種「全域一盤棋」的想法。他試圖塑造一個由頂層統一指揮、各方協同執行的高效政府，這無疑帶有「舉國而治」的色彩。其次，馬斯克的大規模裁員整頓，與中國政府的精兵簡政、強力反貪高度相似。馬斯克執掌政府效率部期間，毫不手軟地砍掉大量「冗餘」和他眼中的低效部門：一次性精簡數十萬計的公務員隊伍，甚至給上百萬官員提供買斷退休以騰出機構編制。如此大刀闊斧的機構瘦身，在美國史無前例。此外，馬斯克對製度穩定性和長期規劃的重視也深受中國影響。他提倡減少頻繁政策更替帶來的內耗，主張學習中國設定長期目標、持續投入的策略。他在一次訪談中，非常欣賞中國制定五年規劃的能力，他也曾多次宣稱要為尖端科技制定中長期發展藍圖，以避免每屆政府的技術政策朝令夕改。除了在操作層面的模仿，馬斯克的技術加速主義背後，也透出對中國傳統政治哲學價值觀的某種呼應。首先，馬斯克批判美國現在的官僚體系低效率紊亂，專斷又無能。他主張將權力從「脫離選民的官僚」手中奪回，以重建治理秩序。馬斯克這種強調清理積弊、恢復良序的訴求，與中國歷代整颮吏治的做法高度相似。類似地，大西洋理事會高級研究員邁克爾舒曼（Michael Schuman）認為孔子與共和黨的各種理念高度相似，主張共和黨學習儒家思想，以提高選舉能力和執政質量。其次，馬斯克流露出的集體主義和愛國意識，也和中國思想不謀而合。他高度評價中國人民的拚搏精神和集體奮鬥效率。例如，他誇讚中國工人的勤勉程度“燃燒凌晨三點的油”，直言“在中國有大量有才能且努力工作的人才……他們不僅開夜車，還會通宵達旦工作；而在美國，人們卻儘量躲避工作”。這番言論體現了他對集體敬業、吃苦耐勞價值觀的認可。現在美國內部有很多人希望重建清教精神，喚醒美國人民的勤勞奮鬥意識，但是效果不佳。再次，馬斯克對於技術官僚治國的興趣，也可以看作對中國政治傳統的呼應。當代中國政府中大量官員具有理工科背景，被視為一種技術官僚體系的延續。馬斯克本人身為工程師，非常推崇專業技術能力在治理中的作用，屢次批評美國政客缺乏科技素養。他曾指出中國的從政者往往受過理工科訓練，“對人民更有責任感”，關心人民福祉，在科學素養和務實態度上比美國官員更勝一籌。馬斯克欣賞的是一種「德才兼備」的政府，既要有技術理性，也要以民為本。這與儒家推崇的賢能政治以及新中國成立以來強調的「為人民服務」理念相通。馬斯克74歲母親開心結束中國行連續發文“感謝”最後，更引人注目的是，馬斯克家庭成員的生活方式選擇，也透露出對中國社會的好感。 2024年底，他的母親高調宣佈移居中國上海，並對中國安全便利的生活環境和現代化設施大加讚賞。他的母親公開表示，中國的城市配套完善、社會治安良好，讓她感到非常舒適愉快。她尤其欣賞中國文化中家庭和睦、個人努力與社會共同進步的價值觀。相較之下，她直言美國近年來社會撕裂、治安惡化，讓她難以適應。馬斯克對母親移居中國表現出充分支援，他曾幽默地在社群媒體上稱自己為「榮譽上海女婿」。「擴張性保守主義」的初步實踐馬斯克的世界秩序觀，既不同於自由國際主義，也不同於孤立主義，可以被概括為“擴張性保守主義”，即向全球積極輸出保守主義價值觀。馬斯克本人也是這個理念的先鋒，利用自身龐大的資本和社群媒體影響力，透過非武力的方式將保守主義政治影響延伸至多個國家，在全世界十幾個國家扶植志同道合的保守派力量。馬斯克幫助川普贏得大選後，試圖打造跨國「保守主義聯盟」。他成功推動德國、英國政治進一步右轉，雖然這兩個國家的保守主義政黨尚未執政，但在最近的選舉中得票率空前上升。2025年1月25日，馬斯克在德國選擇黨一場造勢活動上發表影片演說。美聯社與自由國際主義傾向於透過軍事行動在全球推廣自由民主價值觀不同，擴張性保守主義選擇的是影子干預：不直接出兵，而是運用資本支援、輿論操控等方式影響別國政治走向。馬斯克式干預並非以國家名義，而是以富豪個人或私人平台為載體，潤物細無聲地塑造他國選情。這種手法遊走於官方外交之外，卻實際改變各國政治版圖。馬斯克在全世界傳播反「覺醒主義」的輿論以及反移民情緒，推動「民族保守主義」的共同信念，這種文化輸出在年輕一代網民中尤其具有影響力。更重要的是，馬斯克痛批歐盟等超國家機構“侵蝕成員國主權”，呼籲各國民眾熱愛自己的國家，希望建立一個跨國的“愛國者國際”，每個國家都有權維護自己的傳統文化和文明。馬斯克熱衷於扮演全球保守主義教父。他主張剷除跨國腐敗集團，重振被「全球主義」侵蝕的國家活力，從而維護世界和平。他多次公開抨擊所謂「覺醒教條」和精英腐敗集團，稱傳統精英為了私利不惜犧牲民眾利益。馬斯克將自己塑造成「人民對抗權貴」的一方，宣稱只有打破舊有的權力結構，才能釋放社會活力。他在德國發表的文章就直言不諱地表示傳統主流政黨已讓國家失敗。西方主流觀點認為，世界和平靠各國政府合作、多邊機構調停來實現；但馬斯克等人認為那些機構已被既得利益者綁架，成為侵略擴張的工具，反而滋生衝突。相較之下，他們主張和平必須透過在各國建立「為人民說話」的新政權來實現。在他看來，現在西方菁英對俄羅斯採取的強硬路線只會加劇戰爭，倒不如由「理性」的民族主義者上台後直接與普丁這樣的人物談判分治，以求止戰。同理，在他支援的歐洲極右翼那裡，也充斥著反對乾涉海外衝突、要求聚焦國內的聲音。他支援歐洲國家先清理門戶，再各自為政，建設好本國，彼此尊重對方的勢力範圍，反而可以減少由意識形態對立引發的國際衝突。不過，馬斯克的世界秩序觀也充滿理想主義，我們也應該看到擴張性保守主義帶來的負面影響。這種想法使得多邊主義機構的權威被削弱，國際合作機制遭到破壞，國際社會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的能力下降。多邊框架鬆動後，大國更容易回歸實力原則，在雙邊層面直接博弈，「交易外交」變得更加普遍。短期看，這種每國各表訴求的競合狀態可能帶來更多不確定性，但長期也許形成新的平衡。例如，美俄可能透過默契劃分東歐影響圈，美中在印太區域達成某種勢力分配。這種均勢不以共同價值觀為基礎，類似19世紀「大國協調」體系的回潮。當各主要國家的執政理念都偏向保守民族主義，全球議程將隨之調整。過去聚焦的人權、女權、性少數等議題可能淡出高層外交辭令，取而代之的是傳統文明、家庭倫理、反恐和主權獨立等話題。但是核不擴散、應對氣候變化這樣的議程，則會被弱化甚至倒退。我們要警惕的是，擴張性保守主義可能催生新的陣營競爭：一邊是保守主義國家陣營，另一邊是尚存的自由主義國家陣營。甚至出現一種前景：由美國主導的“民主聯盟”轉變為由美國領銜的“民族保守聯盟”，而與之對立的是少數仍堅持全球主義和自由價值觀的國家（也許包括加拿大、西歐、北歐等）。目前來看，更可能的是自由主義國際秩序逐步被侵蝕，各主要多邊機制名存實亡，取而代之的是若干鬆散但志同道合的右翼強國形成默契聯盟。例如，川普將與俄羅斯緩和關係，與印度建立互信，同時優先拉攏像匈牙利、波蘭、義大利、阿根廷這樣的右翼政府，加強情報、防務合作，同時冷淡對待德國、法國等自由派政府。全球治理將出現“碎片化”，國際制度也會更加脆弱善變。馬斯克政治遺產對中國的潛在影響馬斯克的「科技工業複合體」實踐、「技術加速主義」思想、以及對世界秩序的改造，將對中國產生多維度的影響，利弊兼有。馬斯克及其支持者可能認為，科技工業複合體有利於大幅提升美國競爭力，創造更高的財富和價值，因此並不需要在科技上打壓中國，甚至他阻止國會通過多項涉華法案。但在實務上，美國並不願意與中國進行公平的科技競爭，擔心被中國超越。近年來，美國對華競爭策略已從過去的貿易限制，升級為以遏制中國自主創新為核心的更具攻擊性的手段。具體表現為所謂“三位一體的全鏈條封鎖機制”，即同步限制技術出口、排除市場准入、阻斷資本流動，試圖全面遏制中國高科技產業的發展。特斯拉超級工廠科技工業複合體對中國的挑戰更具隱蔽性和制度性，不易被國際社會普遍視為“侵略”，因此更難反制。軍事威脅往往是顯性的，中國可透過加強國防威懾來應對。然而技術封鎖和規則主導權之爭屬於「灰色地帶」博弈，美國往往以國家安全或公平競爭之名行打壓之實，這使中國難以透過簡單對抗來破解。此外，科技工業複合體所推動的是一場系統性、長期性的競爭，對中國的綜合實力提出更高要求。它不是通過一場戰役即可分出勝負，而是在研發能力、產業生態、教育人才、制度活力等層面全方位比拚。傳統軍工模式帶來的挑戰較多在軍事安全層面，科技工業複合體可能讓中國在經濟、安全、外交等各方面同時受壓，構成全域性挑戰。中國需要保持高度警覺和戰略清醒，從制度、技術、國際佈局等層面做好應對。「技術加速主義」在美國坐大，可能引發全球層面的規範競爭。長期以來，美國在高科技領域倡導開放市場和自由創新，而中國更強調國家主導和安全可控。在人工智慧倫理和監管方面，如果美國的政策被科技資本影響，更傾向於寬鬆和鼓勵創新，那麼美國可能不願簽署過多國際限制協議；而中國則可能倡導負責任使用技術、加強監管，以體現「大國擔當」。在數字貿易規則方面，美國可能推動符合自身企業利益的規範，而中國則堅持數字主權原則。這些差異都會投射到多邊場合，形成全球規範的競爭態勢。更重要的是，技術加速主義思潮是典型的“師華長技以制華”，必然將會深刻影響中美博弈格局，給中國帶來多重影響和壓力。在馬斯克等科技菁英的推動下，美國正把爭奪前沿技術主導權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這意味著中國將面對一個在體制上更動員、科技資源傾斜更多的美國競爭對手。對中國來說，這無疑形成了正向競爭壓力：只有加倍努力推進自主創新、維持本國科技發展的高速和品質，才能在新一輪科技革命中不落下風。美國的「加速」將客觀上倒逼中國也要「加速」。如果美國透過技術加速主義實現了制度最佳化和效率提升，那麼中國原有的制度優勢相對價值可能被壓縮，中國必須不斷提升自己的治理效能才能應對。無論如何，中美之間的制度博弈都將因為技術加速主義而進入一個新階段——不僅比拚那國技術更領先，也比拚那種治理模式更能持續支援技術進步並造福社會。這場關於「技術—制度融合效能」的競賽，將成為中美戰略較量的新維度。面對馬斯克推動的保守主義國際擴張潮流，中國須以我為主、趨利避害，制定務實的戰略。中國既可能從中看到機遇，也需警惕潛在風險。一方面，美歐右翼之間的互助可能會削弱西方傳統同盟對中國施壓的凝聚力。這意味著，來自西方的人權壓力、價值觀攻勢可能減弱，給中國爭取國際話語權提供了空間。近年來，中國在聯合國場合多次捍衛主權不干涉原則，而保守主義者同樣反對價值干涉，這在某種程度上與中國立場暗合。另一方面，中國也需看到風險：許多西方右翼勢力雖然在國內反建制，但在對華態度上未必溫和。每個國家的右翼政黨內部都有欣賞中國和敵視中國的力量。右翼政黨普遍反對本國精英，中國與每個國家精英群體和執政黨的關係，影響了中國與這個國家的右翼之間的關係。例如，德國上一屆政府較為反華，促使德國選擇黨在這一時期對中國態度變得非常友好，但該黨內部也存在著警惕中國影響力的聲音。馬斯克是全球保守主義推手，他聯手的美國保守派中不乏仇視中國者，中國必須警惕擴張性保守主義在某些領域對中國利益的衝擊，例如技術脫鉤以及未來美國可能在北美的領土擴張等。同時，中國也應該加強對右翼民粹政黨的溝通管道，擅長與各國不同政治光譜的人群交流，避免因誤判而陷入被動。中國可考慮在與此類政黨打交道時突顯務實合作議題，以經貿利益為紐帶穩定雙邊關係，利用西方國家分裂的契機找到與西方不同國家相處的新模式。 （底線思維）

近期，川普政府與哈佛大學的衝突持續升級，宣佈取消哈佛招收國際生的資格，要求6,800名國際學生72小時內立即轉學。哈佛就此向聯邦法院起訴美國政府。5月29日，聯邦法院召開聽證會。但戲劇性的是，就在聽證會召開之前，美國移民和海關執法局代理局長發布了一封信，給了哈佛30天的寬限期，哈佛可以在一個月內對政府撤銷該認證的決定提出質疑。川普本人也改口說，哈佛可以保留15%的國際學生比例。在當天的聽證會上，聯邦法官艾莉森·伯羅斯（Allison Burroughs）表示計畫發佈初步禁令，禁止川普政府在未遵循法定程序的情況下撤銷哈佛大學的學生和交流訪問者項目（SEVP）認證。她強調：“我確實認為需要發佈命令。它不需要過於嚴厲，但我希望確保現狀不變。”雖然這場衝突又可能成為川普政府一個爛尾事件，但這場衝突的背後，已不只是一些具體政策的分歧，實質上是美國右派與左派之間的意識形態較量。這種路線之爭，正在嚴重割裂美國的社會共識。1. 緣由去年初美國多家大學爆發學生抗議活動，抗議以色列對加薩地帶的軍事行動，以及美國政府對以色列的支援。｜哥倫比亞大學抗議活動現場川普政府和右派政治團體指責學生運動為“反猶主義”，因此要“整頓”相關大學，要求這些學校打擊反猶主義、限制國際學生、取消DEI政策。川普最有威力的武器就是取消聯邦政府提供給大學的科學研究撥款。哥倫比亞大學是第一個投降的，但聲望最高的哈佛大學選擇了強硬對抗。川普政府凍結了對哈佛大學26億美元的研究撥款，涉及多年的合約。哈佛大學來自政府的研發撥款，根據公開資料，能查詢的最新資料是2022年的，這個數字是6.9億美元；哈佛2024年整體收入為65億美元、整體開支為64億美元。可見政府研發撥款對哈佛來說意義非常重大。哈佛隨即在馬薩諸塞州聯邦地區法院起訴聯邦政府，要求恢復撥款。上周川普政府乾脆暫停了哈佛招收國際學生的資格，要求6,800名現有國際學生轉學。根據估算，國際學生每年會給哈佛貢獻超過3億美元的學費。哈佛再次向聯邦法院提起訴訟，法官隨即發佈臨時限制令，要求在正式聽證會前「維持現狀」。最終輸贏尚未可知，但可以確定的是：美國社會正處於一場深刻且持續的文化與政治轉型中。這種分裂不僅左右政策方向，更深刻地重塑了美國人對「國家」「權利」「自由」甚至「真理」的理解。結合我在美國的親身觀察，以及與左右陣營人士的長期交流，這場意識形態的撕裂可歸納為三組核心矛盾。2. 全球主義 vs. 民族主義我曾與一位哈佛的招生官交流，他告訴我，哈佛希望培養的學生，應當是“以天下為己任”的人，而這個“天下”，並非僅指美國，而是全球。這種全球視角在其他頂尖大學與文理學院中也同樣普遍，它們不自視為職業培訓機構，而是自詡為「全球公民的孵化器」。全球主義者主張，美國對全球負有道義責任，應積極參與國際事務，促進自由貿易、環保合作與跨國交流。民族主義者則堅持國家利益優先，強調主權獨立、反對開放邊界與「全球義務」。哈佛代表全球主義的象徵：歡迎國際學生、支援跨國研究、推動環保協定、倡議多元文化融合；背後則是以科技巨頭、金融資本與跨國企業為依託的全球菁英網路。川普所代表的民族主義立場，則體現在退出跨國協議（如TPP、巴黎氣候協定）、建造邊境牆、限制外籍勞動力與海外學生、增加對進口商品的關稅等舉措。這並非川普的個人執念，而是在共和黨選民中的廣泛共識：美國在全球化中成了“冤大頭”，獲益者是外國與精英，被犧牲的是本國工人。3. 自由主義 vs. 保守主義由此可見，雙方的基本盤如下：自由主義者：大學教授與學生、少數族裔（非裔、拉丁裔、亞裔）、LGBTQ+群體、文化產業從業者（主串流媒體與好萊塢）、跨國公司高管、科技業精英、華爾街金融從業者，以及沿海大城市的中產階級（如矽谷與紐約）；保守主義者：以白人為主的傳統中產、農業家庭、「鐵鏽地帶」的藍領工人、退伍軍人、槍械擁護者與執法人員等。自由派傾向集中在城市、沿海州、大學與科技業，通常受過高等教育、擁有國際化經驗、流動性高；而保守派則主要分佈在中西部、南部、鄉村與傳統產業區，更關心國家安全、本地就業與認同。自由主義強調個人權利、多元平等、社會正義與政府責任，尤其在性別認同、環保、族群平權等議題上迅速推進；而保守主義堅守宗教信仰、傳統家庭結構、自由市場與有限政府，反對墮胎、跨性別政策、認同政治等自由派議程。這場文化戰爭不只在立法層面，更滲透到教育、企業文化、傳媒輿論與日常生活。例如哈佛支援“多元文化課程”與“身份政治”，川普則批評其為“左翼洗腦”，破壞社會凝聚力與傳統價值觀。4. 精英主義 vs. 民粹主義美國傳統上由受過高等教育的精英群體掌握資源與話語權。常春藤名校、華爾街、智庫與主串流媒體構成了「知識統治」的結構。而川普的崛起是典型的民粹革命，打破了這種結構。他將“普通人”的憤怒轉化為政治動能，猛烈攻擊哈佛等機構為“脫離現實的精英堡壘”，指責其壟斷文化解釋權與公共道德標準。川普的支持者，包括鄉村福音派信徒、藍領工人、被AI與自動化衝擊的勞動者等，在社群媒體與右翼播客中獲得了替代性的「認同共同體」。這也導致資訊生態的極化：自由派依賴《紐約時報》、CNN等媒體，保守派則擁抱福克斯新聞、Breitbart和X（原Twitter）等平台。雙方在「事實」上的共識越來越少。每一場白宮記者會幾乎都成為這種衝突的縮影——發言人卡羅琳·萊維特與主串流媒體激烈交鋒，而來自自媒體的新銳記者卻頻頻與其笑語晏晏。5. 左派日漸式微，但不會被打倒民主黨內部也在反思：為什麼主串流媒體、大學、科技界幾乎都是自由派陣營，但越來越多一般民眾卻選擇相信對方？答案或許在於「自作孽不可活」。自克林頓以來，自由派在全球化中獲利巨大，地位持續上升，歐巴馬時期達到頂峰，卻也逐漸脫離基層民眾，過分強調DEI、「性別多元」、身份政治，越來越遠離普通人的價值共識。這些傾向激發了保守派的強烈反撲，也推動中間派選民流向共和黨——這正是川普兩次勝選的深層原因。2024年大選，川普在亞裔選民中的支援率達到了39%，比2020年提高了5個百分點；在西裔選民中達46%，提高了14個百分點，均為歷史新高；即便是傳統上支援民主黨的非裔選民中，川普也獲得了13%的支援，比上次提升5個百分點。從我接觸的華裔社群來看，川普的支持者明顯增加，主要原因是對加州民主黨推行的極端DEI政策感到憤怒：性別劃分上百種、未成年人可在家長不知情下選擇變性、流浪漢與非法移民享有大量福利，而合法居民卻背負沉重稅負。但美國的憲政體制本質上是一種平衡機制，它並非鼓勵“一方徹底勝出”，而是通過博弈與制衡實現共存與迭代。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的對抗，實則是構成美國國家精神的兩大支柱：保守派是美國秩序與傳統的骨架；自由派則是美國靈魂中的理想與多元。兩者相互制衡，也彼此依賴。一方代表自我奮鬥與國家主權，一方則象徵平等、公義與全球責任。在這場巨變中，無論哈佛能否守住捐款與學生，川普是否再次勝利，這個國家終究不會被撕裂，而是繼續在分歧中前行，在衝突中尋求平衡。 （騰訊財經）

一、從天主教家庭到反現代的政治叛逆者 帕特·布坎南（Patrick J. Buchanan）並非一般意義上的美國保守派。他既不屬於傳統的共和黨建制派，也與美國福音派新教運動並無實質聯絡，而是一位沉浸在極端傳統天主教主義裡的政治異端。1938年出生於華盛頓一個愛爾蘭裔天主教家庭的布坎南，自幼接受嚴格的天主教教育，成長環境極為保守，崇尚嚴格的等級秩序、家庭倫理、宗教權威，對現代自由主義抱有根深蒂固的反感。他在喬治城大學的耶穌會教育更強化了這種觀念，使得他終身對啟蒙思想、個人自由及現代民主保持著天然的敵意。 布坎南推崇的保守主義甚至比當下梵蒂岡還要傳統，近乎中世紀的天主教原教旨主義。他並非簡單地反對自由主義，而是從根本上否定了啟蒙運動以來西方所形成的普世價值體系。與美國傳統的清教徒倫理強調個人奮鬥、自由市場和自由民主不同，布坎南渴望恢復的卻是一種嚴格等級分明、道德專制的舊歐洲式神權秩序。 二、布坎南的政治思想：情緒化、膚淺且危險

本是大西洋理事會旨在宴請一些前來紐約參加聯合國大會的國家領導人之會。那知道，義大利總理梅洛尼請來了馬斯克。在聯合國大會期間，在美國智庫大西洋理事會舉行的晚宴上，美國富翁埃隆·馬斯克與義大利總理焦爾吉婭·梅洛尼四目相對深情款款的鏡頭，突然被人注意到！當地時間9月23日，梅洛尼與馬斯克坐在一起 圖：環球時報轉引美媒報導配圖當地時間9月23日進行的這場宴會，本是大西洋理事會旨在宴請一些前來紐約參加聯合國大會的國家領導人之會。那知道，義大利總理梅洛尼請來了馬斯克！1按照環球時報綜合自紐約時報、政治新聞網等美國媒體的報導，“應梅洛尼要求，馬斯克在晚宴上受邀介紹梅洛尼”。馬斯克儘管是世界上數得著的富翁，可海叔還是要說，這次梅洛尼給他的面子確實也還是稱得上足夠大！畢竟，作為歐洲重要國家的領導人，萬里迢迢來到紐約，本是為了參加聯合國大會。總體上說，這是世界各國政壇高層的一次聚會。而那怕參加大西洋理事會晚宴——難道梅洛尼到場以後，會發現沒人認識她嗎？想來不會！更何況，大西洋理事會在晚宴上授予她“全球公民獎”，以表彰“她作為義大利首位女總理的開創性作用”等。大西洋晚宴眾嘉賓合影也正因此，海叔認為，梅洛尼挑選馬斯克來介紹她：一方面是為了邀約馬斯克在紐約公開場合約飯；另一方面也是給馬斯克一個很大的面子，相當於與他分享自己所獲“榮耀”。看這一在曼哈頓齊格菲舞廳內所進行的晚宴，拍攝合影之環節，身著天鵝絨V領深色晚禮服的梅洛尼坐在C位，而坐在她左右的有迦納總統阿庫福-阿多、CJ集團副董事長李美敬、希臘總理基里亞科斯·米佐塔基斯。這四位當中——三位政界人士，和李美敬這位來自韓國的商界女性，都是大西洋理事會所頒獎項獲得者。而後排站立的諸位中，馬斯克站在梅洛尼身後，很是一番紳士模樣。在海叔的理解，梅洛尼的想法大約就是美人要配英雄，既然讓我來領獎，頒獎嘉賓的咖位要足夠大！2馬斯克確實有一番風流之調。在發言環節，他誇讚梅洛尼之詞有這些：“她的內在比外表更美麗”；“她是真實、真誠且有思想的人”；“她對人很體貼”。就看馬斯克有多會說，且是當眾說那些香甜的話吧。臨到發言即將結束之際，他還來了句：“這些話不經常能用來描述一名政治家。”梅洛尼（左）接過馬斯克替大西洋理事會所頒發的獎盃難怪梅洛尼在回應發言中說，馬斯克是一位“寶貴的天才”！儘管實際上馬斯克話音落時，現場曾哄堂大笑，可諸如政治新聞網等媒體在評論這場頒獎儀式時，還是寫道，會場中兩人的互動讓人感受到“空氣中瀰漫著愛的氣息”。甚至還有人開始分析起47歲的梅洛尼的家庭、婚姻狀況——“梅洛尼在去年秋天和長期伴侶，也是她的女兒的父親安德烈·賈姆布魯諾分手了。更準確地說，是她怒甩了對方，因為身為電視台主持人的賈姆布魯諾被偷聽到對女同事說了很多的不雅話語。”安德烈·賈姆布魯諾（左）與梅洛尼網上找得到一張安德烈·賈姆布魯諾與梅洛尼的合影：男士一如如今的馬斯克，深色禮服、白色襯衫、黑色領結；梅洛尼則也似乎著一套神色天鵝絨禮服。只不過當年那款是包裹緊實的，而如今在大西洋理事會晚宴現場，則是深V領造型的。是否梅洛尼對男性、對衣著的審美一如既往，還是正好是個巧合呢？反正，兩張照片放在一起，看上去有些意思。當然，也有媒體分析了馬斯克的感情狀況。稱53歲的他自與加拿大音樂人格萊姆斯分手之後，就沒有公開過新戀情。海叔在此前的文章《馬斯克要送霉霉娃，這她怎麼接？》中，提到過一些有關馬斯克的私生活問題。但我還是要說，那怕大西洋理事會組織的這場晚宴，看上去馬斯克、梅洛尼這二位中年人仍是郎才女貌的樣子，但實際上，未必是那麼一回事。效果達到了即可。6月在G7峰會上，梅洛尼（右）與時任英國首相蘇納克見面近日，梅洛尼（左）與英國首相斯塔默見面且看今年6月，梅洛尼在義大利舉行的西方七國集團（G7）峰會上與時任英國首相蘇納克的見面，也被媒體寫得很香豔。但實際上，情況未必如此。當然，一個情況是，蘇納克和梅洛尼當時的表情看上去確實親密。比如如今斯塔默——新任英國首相，在與梅洛尼的互動時，就沒有那種感覺。從年齡上看，斯塔默比梅洛尼大一歲，而蘇納克比梅洛尼小一歲。而馬斯克才是這幾位中按照年齡來說的老大哥。據稱，在梅洛尼演講結束後，馬斯克起立鼓掌。報導提到，馬斯克與梅洛尼此前曾多次會面。去年，梅洛尼在羅馬的總理官邸接見了來訪的馬斯克。但這只是一種公務活動吧！梅洛尼曾在官邸接待馬斯克，老相識了3不妨再看看梅洛尼在大西洋理事會宴請現場還有那些表現。據報導，梅洛尼的約15分鐘演講，主要談及——自己對西方保守主義的看法，還簡短提到義大利對烏克蘭的支援。除此之外，她基本迴避了當下的地緣政治問題。那麼就能看出，從心底來說，她更希望享受這場晚宴的氛圍。至於俄烏那邊在打仗，或者在紐約的聯合國大會與各國政要板起面孔會見，似乎都不那麼輕鬆。說到吃飯，海叔還想起來，今年梅洛尼訪華時，曾吃過一頓仿膳，當時她還帶著娃，但那放鬆的表情，與在大西洋理事會宴席上，頗有相似之處。來自義大利的她，對美食也是有感的！ (新民周刊)

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美國研究所研究員陶文釗的兩卷本新著《新政以來美國政治保守主義的演變》，對羅斯福新政以來美國政治保守主義的形成、變化、特徵及影響進行了全景式的梳理和分析，是中國學術界關於美國政治研究的一部力作。 本書作者梳理了新政以來具有代表性的保守派思想家的主要觀點，介紹了參議員塔夫特（Robert Taft）、艾森豪威爾（Dwight  Eisenhower）、參議員戈德沃特(Barry Goldwater)、里根(Ronald Reagan)、老布什(George H. W. Bush）、小布什(George  Walker Bush)、川普(Donald Trump)等保守派政治人物的政策及影響，分析了傳統保守派、新保守派、茶黨、另類右翼等政治勢力的起伏，既氣勢恢宏，又嚴謹細緻，夾敘夾議、自成一體。 ▲里根與年輕時的川普握手。 建構理論和改造政黨是美國保守派奪取權力的主要途徑。在分析美國保守派政治人物戈德沃特的崛起之路時，作者介紹了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拉塞爾·柯克(Russell Kirk)、小威廉·巴克利(William Barkley, Jr.)等保守派思想家的作用，突出了《一個保守派的良心》(A Conscience of a Conservative)這個政治宣傳小冊子的重要功能，認為戈德沃特雖然在1964年大選中慘敗，但其競選活動“標誌著美國的保守主義已經從思想運動發展成為一個政治運動”。里根在上世紀80年代執政八年，保守派通過籌建智庫、細化政策、影響輿論、全力助選、強力輔政等方式，將美國政治保守主義推向巔峰。本書對里根與保守派智囊之間複雜互動的分析環環相扣、一氣呵成，對宗教保守派、企業研究所、當前危險委員會等政治勢力和機構的分析也十分獨到。

即將於2024年11月5日舉行的美國總統大選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這次選舉的結果不僅關乎美國和整個西方世界的命運，也將影響整個人類的命運。目前，世界恐怕正處於大戰會否來臨的恐懼中，對此下一任白宮領導人的選擇至關重要。 所以，我們應重新檢視這兩位候選人，了解他們的競選綱領和施政立場。 拜登無疑要面對自己糟糕至極的身體狀況，但奇怪的是，這幾乎無關緊要。拜登只是一個幌子，是美國民主黨政治菁英的招牌，這些菁英對拜登達成了堅實的共識。從本質上講，拜登即使在失去執行能力的情況下治理美國，也不會改變任何事情。因為在他背後是一個緊密團結的全球主義者群體（有時被稱為「世界政府」），這個群體不僅團結了美國「深層政府」中的大部分人，還團結了歐洲和全球範圍內的自由主義精英們。 6月27日晚，美國2024年總統選舉的首場電視辯論舉行，拜登的表現令民主黨內的許多人感到失望。 IC Phot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