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自Jamie Dimon的FT採訪實錄譯者註：這麼多天終於看到一份正常人的對話了，感動採訪者：我現在在紐約摩根大通總部，今天的嘉賓是傑米·戴蒙。採訪者：傑米·戴蒙，很高興見到您。您是美國企業界最有影響力的聲音之一，而摩根大通當然也是華爾街和主街上規模最大的銀行。上周，川普總統引用了您的言論，認為對他暫停部分關稅決定有影響。對於現階段中方為緩解貿易戰應採取的措施，您有什麼建議？您會對他們說些什麼？傑米·戴蒙：首先，歡迎，我非常高興來到這裡。我每天都會閱讀《金融時報》，而且這已經持續了兩三個十年了。所以我努力就我們所有的看法保持誠實。我努力做深入的研究和分析。在我致董事長的信中有一節專門談到中國問題。事實上，我認為中國為其國家做了很多好事。儘管我不認同____（脫敏），但他們幫助一個人均GDP僅為400美元的國家躍升到1.5萬美元。（美國人均約為8.5萬美元）然而，圍繞他們存在著一些合理的抱怨。比如，看看它所處的鄰里環境——一個非常複雜的環境，但它同時也讓日本、韓國、印尼、越南、印度等國家感到恐懼。因此，他們應該自行審視，看看在貿易方面有那些合理的申訴。很多國家認為____在全球市場上傾銷超額產能，各國都有這樣的抱怨。我在信中說，美國不應害怕，因為美國擁有無與倫比的自由和繁榮的國家，我們應該與我們的盟友合作，而這正是____所不願看到的。但我認為，____和美國本應展開對話。目前雖然已經有了初步接觸，但對話還不多。所以，我認為當你與任何人坐下來時，首先可以問一句：“你家裡一切都好嗎？你的目標是什麼？”我們都有共同的利益。採訪者：那麼，您認為總統應該打電話給____並問候他的家人（譯者笑死）嗎？戴蒙：這事我就不多說了，具體怎麼做留給他們自己決定。我不想陷入針鋒相對式的談話。我認為成年人應該彼此交談、傾聽，並在對方正確或至少提出合理觀點的時候給予肯定。採訪者：我注意到您在信中提到應以尊重、堅定且一以貫之的態度與中國接觸，但現狀並非如此。戴蒙：目前我們並沒有真正的對話，但這種對話從明天就可以開始，不需要等上一年。只要打個電話就可以。兩國首腦中的任何一位都可以指派某人去致電或者直接拜訪對方。我們對伊朗也採取過這種做法，我認為這是好的。採訪者：您認為美國與中國“脫鉤”有可能嗎？現階段從中國脫鉤有可能實現嗎？戴蒙：我認為，從長遠來看，如果我們把脫鉤當作目標，這絕對是有可能的。但我認為這不應該成為我們的目標。對於美國來說，我的目標應該只在於涉及國家安全的領域，當然在那方面美國應該依靠自身或者密切盟友。其他方面，美國沒有必要完全依賴單一國家。這有點遺憾，也讓我感到意外。對於其他涉及根本不公平貿易的問題，也應該予以處理——這在許多國家都有類似的不公平貿易存在，已經持續了一百多年。但對很多事項來說，其影響並不如生產紡織品、鞋類或家具那般重要。所以，我認為我們應該清醒地瞭解自己的追求，同時也應和盟友一起去做。如果西方國家最終齊心協力，我願意與歐洲、英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菲律賓等國進行談判，建立非常堅固的經濟關係，然後再與中國對話，明確說：我們願意與您進行貿易，但必須遵循我們認為公平合理的貿易條款。採訪者：您在信中非常明確地談到了同盟關係問題，有一種感覺是，當我與世界各國的政府和企業交談時，感覺到美國正是在破壞其所建成的後世界秩序。您如何看待這一點？現在應該採取什麼樣的做法呢？戴蒙：我覺得最重要的是，我們不要讀那本四十年後才出版的《西方失去的時代》。關鍵在於任何國家，或美國本身，可以說，我覺得貿易不公平、軍費開支不合理都是有些道理的。歐洲很清楚他們需要把國防投入加大，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就不該與整個歐洲建立軍事同盟，在經濟上也是如此。它們需要更多作為。歐洲人均GDP已經從美國的70%降到大約50%，那是不可持續的。我認為歐洲已經意識到，若想更快增長，他們需要改變自己的規則、法規和指南，我也認為這條建議是對的，但必須與我們一起做。我的目標應是強化歐洲，讓他們更加靠近我們，而不是越走越遠。所以，我認為世界走向碎片化是不好的，尤其是西方內部的碎片化。否則我們可能會回到一戰或二戰前那種，幾乎每個國家都只顧自己保護自己的局面，而這又可能導致核武器的擴散。採訪者：對於摩根大通來說，這種可能的碎片化會產生什麼後果？戴蒙：從公司的角度來看，正如華倫·巴菲特所說，如果你僅僅投資於美國，你會看到美國的韌性。我認為這一點一直是事實。對於在場的公司，以及全球許多西方公司來說，一個強大的美國對它們來說是很有幫助的，而一個強大的西方世界也是如此。如果情況正好相反，就會使我們處於更為弱勢的狀態。我說的是40或50年的長期情況，而不是未來三年內的事情。採訪者：我們來談談市場情況，因為摩根大通在國債交易上是重量級的。我想聽聽您對上周國債市場情況的看法。誰在賣出？這一事件在多大程度上暴露出槓桿風險，比如避險基金在利差交易上的風險？戴蒙：我個人並不認為那是關鍵問題。系統裡一直存在槓桿，而且確實有避險基金在進行去槓桿化，這也引發了一部分波動。我認為真正的問題在於，大家還在對關稅、可能的報復措施以及製造供應鏈重組存有不確定性。而這些因素遠比單純的槓桿問題更為重要。當然，美元走弱和10年期國債走弱也是其中原因，而這些現像在短期內會出現波動。去槓桿化雖然可能已經基本完成，但未來如何發展還得拭目以待。在上周市場並未出現太大的混亂。雖然波動較大，但總體上大部分市場表現平穩。不過，信用利差大幅擴大。對全球來說，波動的市場不是對摩根大通有害，而是一種市場的整體風險訊號。當市場波動劇烈時，會使人們變得謹慎，不太願意持有股票。信用利差大幅擴張意味著每家公司在兩方面支付的資金成本都在增加：一是絕對利率上升，二是信用利差上升，從而給系統帶來額外的壓力與緊張。採訪者：過去一周，有經濟學家因為美元下跌而指出，對美國信心已經流失。您對此有多擔憂？您是否認同這種說法，即美國在全球看來仍然是最繁榮的國家？戴蒙：美國依然是世界上最繁榮的國家，實力體現在法治、經濟、創新、增長以及美國軍隊的能力上——美國軍隊不僅保護美國，還保護西方世界的大部分國家。所以美國依然非常強大。但確實，目前種種不確定性在一定程度上給這一形像帶來挑戰。我曾在信中寫道：“美國優先可以，但不能美國孤軍作戰。”當談到這些問題時，我並不比對市場情況更擔憂，反而更擔心西方世界能否團結、保持自由以及民主安全。我認為關鍵在於加強經濟關係。如果存在不公平現象，就應該予以解決。但大家要小心，沒有那個人能天經地義地認為自己理所當然能成功，不能將這一切視為理所當然。我從不把任何事情當作理所當然的。採訪者：您是否對貝森特能夠引領經濟充滿信心？戴蒙：我希望如此。我對他略有瞭解，認為他是個成熟的成年人。我並不認同政府所有做法，所以不針對這一點爭論，但我認為他是那個應該主導貿易談判的人。問題在於，這些貿易協議非常複雜，有大約12,000個產品線，加上轉運、稅收、配額、增值稅、擔保、補貼……這些問題持續了100多年。我希望他周圍有對的人，能就我們應該如何同歐洲、如何同日本、如何同韓國談判提出意見。我希望他們能儘早敲定“原則性協議”，因為談判時你總會提出各種問題，比如與歐洲合作需要更多軍事裝備、更多液化天然氣、降低關稅等等，最終達成一個對美國、對歐洲乃至對英國都有利的友好協議。我認為這是可能的，我也希望他們正在朝這個方向努力。但我沒有更多具體資訊，因此不能說在三個月內所有關稅和貿易問題都會解決。但是如果問題持續存在，只會引起更多的不安。採訪者：在2024年您業績非常出色，第一季度超出分析師預期。但您確實警告過投資銀行業務以及交易管道的不確定性，顯示出部分投資者在觀望。您覺得什麼能讓投資者重獲信心？您需要看到那些訊號？戴蒙：我完全不花時間去安撫投資者，也不會太在意一年的或一季的業績。我反覆強調，眼前的利潤只是冰山一角，很容易轉瞬即逝，收入中既有好的也有不好的，大家往往混淆了什麼才是衡量一家公司實力的關鍵。所以我們2024年的業績，其實是過去15年的努力結果，而不是因為2024年的某個特殊舉措。但毫無疑問——我們現在也在調查客戶反饋——客戶在削減投資，尤其是中型市場的併購活動有所下降，外國直接投資可能也會減少。這一切都還處於即時狀態，雖然只是點滴觀察，但這些跡象或許將會有資料佐證。我總是告訴人們，或者說“給我們留下一點正面的印象”，但這並不是我的職責。我只是努力描繪現實，而不是我理想中的世界。我必須應對現實。所以經濟有起有落，我們有過衰退時刻。我並不像擔心衰退那樣擔心其他問題。當下，每天都要評估衰退風險，而對一個計畫投資或者作出決策的企業來說，謹慎總是必要的。你永遠無法預知未來，所以如果你是個商人，你知道有可能會有衰退的風險。但我覺得天天緊張關注這一點幾乎是在浪費時間，因為當你建設一家公司或一艘船時，你必須為一系列可能的結果做好準備。我常說，經濟就像天氣，有時風暴，有時陽光。你不可只為了適應一種情形而建公司。我認為還有一些其他因素是根本性的，比如多年來一直存在的地緣政治風險、關稅問題、報復風險以及由於放鬆管制帶來的好消息。所以，所有這些事情都會給未來帶來異常的波動和預期，從而影響你如何投資錢財。這並不意味著你要因為潛在的衰退而改變投資方向，而是因為你對未來有了全然不同的看法。採訪者：政府常常在討論華爾街和主街的區別，總是說華爾街的不利可能對主街有利。那麼，作為最大的貸款銀行，您對全國各地和主街的情況有什麼看法？戴蒙：首先，我完全同意，主街比所謂的“華爾街”更重要。我們為8億美國（or美洲人？）人和600萬小企業、城鎮、學校、州政府、醫院以及全球100個國家提供銀行服務。我認為這些實體的健康遠比“華爾街”的健康重要。我反對那種把“華爾街”作為一個單一概念來看待，因為實際上誰才是華爾街？我們代表的是那群由退伍軍人、退休人員、養老金計畫等構成的投資者。所以每當一個大公司開設工廠，僱傭5,000人，往往還間接帶動周邊20,000人的小企業就業。從我角度看，把這些都統稱為“華爾街”，其實是個誤稱。而若經濟增長，全民都會受益——我在信中寫道，如果我們過去20年每年增長3%，而非2%，那意味著GDP要多出1.5萬美元，這將惠及全體社會，尤其是低收入群體。相反，經濟萎縮最傷害的往往正是低收入人士。所以我們的目標應是讓整個社會進步，而不是只關注中產階級或某一部分。採訪者那麼您是否已經察覺到企業和消費者層面的壓力狀況？比如消費者信貸損失是否在上升？戴蒙：從消費者來看，壓力非常有限。有人議論信貸損失上升，但實際上已經恢復常態。雖然消費者沒有從新冠獲得額外現金，但他們依然在花錢。有關關稅的擔憂也許讓部分消費者提前消費，但總體看，比如汽車銷量在過去幾周明顯上升。通常消費者感受到壓力的是失業，當失業率上升時，信用損失會增加、房價（在其他條件不變情況下）下降。企業依然在賺錢。只是我覺得接下來的三四個月內，我們會陸續看到各家企業發佈業績報告，這些報告會反映關稅如何影響銷售與消費者。部分企業可能會因此感受到巨大的壓力，而有些企業則可能從中獲益。所以目前還不明顯，但我預期在短期內壓力將陸續顯現。因此，目前還沒有壓力，但未來幾個月壓力會陸續顯現。事實上，在高層和企業中幾乎沒有人不感到緊張，大家都在努力摸清這些變化意味著什麼。記得幾周前的達沃斯論壇，當時許多人觀察到這是美國企業的樂觀頂峰，大家紛紛談論減稅、放鬆管制，淡化潛在的各種下行風險。當然，我並不是那種盲目樂觀之人。採訪者：您在達沃斯上說的一些話讓一些人感到意外。那麼您認為美國企業和華爾街是否低估了這一屆政府的革命性？戴蒙：是的，我認為他們低估了。我常說，所謂的美國例外論，背後總有一個“但是”。而這個“但”在於，自新冠以來，我們連續五年大舉舉債，總額達到11兆美元。這11兆美元最終流向消費者，使他們擁有大量閒置資金，信用損失下降，消費增加，推動了通膨、增長以及企業利潤。這是一樁大“但”。美國目前每年的財政赤字仍有2兆美元，這依然是個巨大問題。你投入這麼多資金，必然會有另一面。所以，儘管我認為美國很卓越，但它並非完美。如果歐洲舉債更多，他們的GDP或許也會相應增加一個兆美元，但同樣會面臨同樣的問題。不過，我覺得那時的樂觀情緒確實有點過頭，當政府宣佈所謂“解放日”關稅時，幅度遠超所有人的預期，這給國際體繫帶來了衝擊。當然，有些措施已經有所緩和。但現在局勢依舊不明朗，我們似乎正按日常節奏應對變化。採訪者：您覺得這裡面是否有一個宏大的計畫？我常聽政府官員談論“過渡期”，他們指向一個終極目標。您認為有確定的終點嗎？戴蒙：我不知道，你得問他們。就我而言，我希望最終能實現必要的產業回歸，特別是在國家安全和應對不公平貿易方面。我們這裡已有大量先進製造業，從低端的鞋類、紡織品、家具到全球最高價值的產品，都是製造業的一部分，所以必須認真對待。若這些問題需要解決，就必須解決。我的目標始終是加強全球同盟，幫助歐洲解決自身問題，指出它們的不足，同時協助他們挺過難關。必須承認，以前情況並非只有單邊的責任，希望各方都能變得更加冷靜。總統可以實現其目標，但同時必須確保西方世界在軍事和經濟上齊心協力。對我來說，這才是最關鍵的。採訪者：那您在與歐洲企業交流時，他們問道：為什麼美國的商界和華爾街沒有採取更強烈的反對措施？您雖然已經發聲，上周也發揮了影響力，但您認為美國商界是否還應該發揮更大作用？戴蒙：我並不認為我個人有多大影響力，但問題在於，他們每天都與總統和政府在不斷交流反饋意見。當你說出“對國家有利”的東西時，你就不能僅僅以全球化或利潤為理由來衡量，因為那樣的話對方往往第一反應就是，“不，謝謝。”我不怪他們，各家公司的觀點也各不相同，目前尚未形成共識。有的支援放鬆管制，認為那會帶來好處；有的則認為關稅會使部分企業受損；也有企業因部分合理的關稅豁免而受益。或許未來會有一種共識，但目前各企業、各行業的意見非常分散。另外，我認為大多數生意人其實仍偏向愛國，他們希望總統能夠為國家盡好責任，就像你們那邊的企業家希望首相能為國家帶來好處。採訪者：接下來談談銀行業務。您既保留傳統價值觀，又走在未來前沿。比如，您仍然看重實體分行，而我在倫敦已很難找到一家分行，而貴行還在擴展。請詳細說明，這在數字銀行蓬勃發展的今天，為什麼實體分行仍然如此重要？戴蒙：我並不屬於老派。只要對客戶有效，服務形式就是我們要做的。如果某個方法對客戶不起作用，我肯定不會採用。我們始終眼光放長遠，關注客戶的需求。所以每天有近一百萬人走進我們的分行。我們在分行開設會計業務，提供教育服務，小企業、私人客戶、中型市場客戶都會使用實體分行。所以我們需要分行。如果某種服務方式無效，我早就關閉了。同時，我們也大力發展數位化服務，現有大約8,000萬人使用我們各類數字平台。所以，既要滿足客戶對實體網點的需求，又要提供線上交易、線上支付、資料服務和財富管理。關鍵是，我們始終站在客戶角度，無論是企業客戶還是消費者，都要既前瞻又善於分析。採訪者：有人說摩根大通是銀行界的“輝達”，您在AI方面的投資走在前沿，甚至開發了自己的大語言模型。請問，您是否認為這需要對員工進行文化轉型，讓他們接受這些技術？戴蒙：不，我不這麼看。我認為任何公司在成長、變革和學習的過程中都會不斷進步。如果缺乏這種變化，就難以取得成功。多數公司失敗往往是因為自滿、傲慢以及官僚主義，覺得自己已經足夠優秀而不再關注外界的變化。對我們來說，利用技術讓服務變得更好、更快、更高效是理所當然的，這種技術變革早在數位化階段就開始了，而我們巨量資料分析和AI的應用其實可以追溯到大約12年前。在我們看問題時，總是先考慮如何讓銀行家或員工能更好地為客戶服務，這應當是永恆不變的追求。採訪者：那在評估一項技術、一個AI項目是否“物有所值”時，您是如何衡量的？您用什麼指標來判斷投入產出比？戴蒙：我們會把費用分為“好支出”和“不良支出”。比如，建設一間分行在初期被視為負支出，但隨後它能夠盈利，我稱之為一項投資，帳面上儘管被列為費用，但我們更關心它的長期回報。同時，我們也區分“壞收入”：比如壞帳帶來的損失就屬於壞收入。對於技術或者AI，每個項目都會明確其目標、實現方法、時間表和資金預算。很多項目我會計算淨現值（NPV）。例如，我們在一個大型AI風險管理項目上投資了2億美元，它每年可以減少1億到2億美元的風險和欺詐損失，這無疑是個很好的回報，也是為什麼我們的成本在許多領域下降而非上升。我們在風險控制、欺詐防範、市場行銷、減少錯誤、客戶服務等領域大量應用AI，很多成果都是有跡可循的。有些基礎性投入（比方說打造一個更易用的資料平台）就算沒有直接計算NPV，其意義也不言而喻，只需立即行動。採訪者：談到AI方面的大量投入，尤其是在資料中心方面，您是否擔心當前出現了一個AI投資泡沫？投資者真的能獲利嗎？因為這一領域很多資料還不明確。戴蒙：首先，我認為最重要的是利用AI為客戶提供最佳服務。我並不擔心開放模型或封閉模型、那一款晶片好壞、是否需要權限認證等問題，只要能用，就用。正如您提到的，我們已經在用自己資料開發大語言模型，而且很快就會將內部資料與外部資料結合使用，同時保證資料不外洩，這一點非常重要，我們必須對資料嚴格管控。關於一些項目表現欠佳，我想提醒大家，類似於2000年的網際網路泡沫，有些項目會做得很好，有些則表現平平，因此不能一概而論。不同情況下，可能並非總需要大型語言模型，有時小型模型完全足夠，因為大型模型推理耗時過長。所以我們可以採用更小規模、更高效的解決方案，但依舊能獲得90%的收益。採訪者：再聊聊關於您個人的一些趣聞。首先，您作為摩根大通首席執行官已經帶領銀行快20年了，而您曾說過自己的任期不超過五年。關於未來繼任者，我知道有幾個候選人。您看重那些品質？戴蒙：首先，這得感謝董事會——當然，我也是其中一員，他們非常依賴我的意見。但是董事會的討論才是關鍵，每次他們都單獨召開會議，不由我主持，這樣可以保持獨立性，促進思考和挑戰。實際上，我在擔任Bank One首席執行官時就已採納這種做法，即便現在法規只要求一年一次。他們已經非常瞭解整個管理團隊，所以不需要僅聽我的報告。我從不在董事會上做演示，而是讓其他人來介紹。至於繼任者的品質，我們經過了對成功和失敗後繼領導力的分析後發現，尋找一個綜合素質優秀的人至關重要，而非只看重某一方面（比如技術或行銷）。他必須是一個同時兼具分析能力、細緻與管理能力的人。但最重要的是要有熱情——他要真心為公司付出，這一點大家都能看出來。同時還要有好奇心，常跑到各地考察，瞭解什麼有效、什麼無效，這本身就體現了謙遜。再加上一點堅韌，畢竟這些崗位難免挨打，但他依然要繼續前行，同時擁有明晰的遠見，通過行動落實願景。你說，只要聽到官僚作風，就得馬上拿起電話去解決問題，讓所有人無論立場如何都覺得可以為公司貢獻智慧，能夠幫助改善公司、客戶以及所在國家的局面。總之，對於那些被提名的候選人，他們各有不同，但都在不同的崗位上承受著各種壓力，面對新事物總是更具挑戰性。我就不問誰會成為下一任CEO，因為那不是我的決定。採訪者：順便問下，您每年夏天都會進行分行巡訪，這不僅僅是走訪分行，而是一種公路旅行。據悉，2024年您曾走訪了愛荷華州、明尼蘇達州、內布拉斯加州、密蘇里州、堪薩斯州和阿肯色州。今年您計畫去那裡？戴蒙：我認為我們會去阿拉巴馬、密西西比等新州（具體行程還未最終確定），可能會從新奧爾良開始。採訪者：為什麼要這麼做？這不僅僅是一場巡行，而更像是一次道路旅行。戴蒙：這一路上，我們會舉行針對中型市場客戶、小企業客戶、以及CEO們的大型午餐會。以前我們在棕櫚灘與大型CEO們共進午餐，也會拜訪分行、呼叫中心、州長和市長。沿途，乘客不停上下車，我則有機會觀察自己的管理團隊在實際工作中的表現。比如在大巴上，你會遇到櫃員、分行經理和貸款專員。中途的交流總能讓我們傾聽他們的疑問和建議，借此瞭解競爭對手的動態、某城市業務狀況、甚至投資銀行是否受到青睞，同時看看我們是否能更好地支援當地經濟。說實話，大巴旅行並不是什麼新鮮事兒，15年來我們一直在這麼做。而我即使在英國，也會走出辦公室，與當地人會面。採訪者：在美國的分行巡訪中，您有沒有特別喜歡的地方？戴蒙：我幾乎都喜歡。對我來說，一個重要的好處是民主制度在基層運作得很好，在那些較為偏遠的地方，你能看到社區、城市、市長、州長、商界、非營利組織和大學都在一起，為了建設濱河公園、吸引就業、培訓本地人才而共同努力，這一切運行得非常好。基層民主是有效的，從中能學到很多東西。另外，令我非常振奮的是，在奧斯汀、奧馬哈、堪薩斯、聖路易斯等地不斷湧現的創新活力，這不僅僅侷限於矽谷。如今歐洲也出現了類似的創新現象，所以當我今後再去英國時，會看到格拉斯哥、都柏林、伯恩茅斯等地的科技成果，我們在巴黎和英國也舉辦過金融科技會議。科技正以積極的方式改變世界。採訪者：說到年輕人，如果今天畢業，您是否還會選擇進入銀行業？戴蒙：是的，我會。採訪者：你好像有所遲疑？戴蒙：銀行業有其獨特的魅力，我會選擇，但我也能理解為什麼很多人不願意進入，因為它時常受到各方面的攻擊。銀行業其實就像一個巨大的飛輪，不斷推動經濟的發展。它是思想、人才、資本及其分配交匯的地方，資本若用得當，就能產生巨大意義；若用錯了，則可能毀掉一個國家。這不僅僅指銀行，而包括風險投資家、私募股權、避險基金等。而且每天早上閱讀報紙時，你會發現幾乎所有事情都與你息息相關。人們在雞尾酒會上喜歡問“你怎麼看那個，那個又如何”，這與各行各業都有所不同。所以銀行業充滿魅力、節奏快且風險高。但我也能理解為什麼有的人希望換個更安穩的行業。採訪者：您還有什麼其他會選擇的行業嗎？戴蒙：我一直很喜歡媒體，儘管我經常批評它。也許在我卸任後會投身於媒體領域。採訪者：快說說吧。戴蒙：不便現在透露……採訪者（打趣）：那您以後可能既是競爭對手，也有可能成為合作者。戴蒙：可能吧。我認為媒體對公眾教育至關重要，但同樣重要的還有對意見領袖的教育，這些領袖可能是其他媒體、參議院、政府官員——國內外的政治家及其幕僚。通常，他們獲取資訊的主要管道是媒體，因此有時會因為瞭解不夠深入而發表片面或誤導性的言論。主持人：我注意到現在很多人對歷史充滿興趣。您目前在讀什麼？戴蒙：我最近讀的一本書是關於艾森豪威爾的。我床邊放了很多書，但最近因為要處理這些小危機、寫董事長信件而非常忙。不過，我想對英國人說幾句話，因為這很重要，也是一種對特殊關係的呼籲。有些文章可能在您的報紙上出現，甚至拿特殊關係開玩笑。我想說的是，從1939年9月開始，直到美國在1941年12月參戰之前，英國一直孤軍奮戰抗擊納粹，付出了極大的代價。人們往往不理解，即使在美國看來，英倫的“不列顛之戰”遠不只是短期的較量，而是長達數月之久，期間有4萬人因此犧牲。而且英國當時是孤軍作戰，為等待援助而戰，願上帝保佑他們，否則世界局面將大為不同。採訪者：您曾經考慮過競選總統嗎？戴蒙：沒考慮過，真的沒有。雖然有人提起過這個問題，我知道很多CEO都有此念頭，但我從來沒有認真考慮過。我曾問過一個人，“競選總統到底需要什麼？”回答是你必須放棄整個人生——你的家庭、私人時間，要花上一整年時間到處奔走籌款，我覺得這恐怕不適合我。採訪者：不過您也總是在工作，那您是如何放鬆的？戴蒙：我主要是花大量時間陪伴家人。女兒們常對我說：“爸，你該有點業餘愛好。”我總是回答：“我有的。”我們全家一起外出就餐、燒烤、度假。以前我們還會一起滑雪。除此之外，我愛閱讀歷史書籍、品酒、聽音樂、徒步，雖然現在打不了網球，但以前我們曾經一起打過。周末我通常會去我的鄉間別墅，所有孩子都會來。我有七個孫子孫女，這對我來說就是最大的樂趣。另外，我非常喜歡讀歷史。如果有額外的時間……我還沒有開始錄播客，手機裡存了很多人推薦的播客，但當我獨自散步或在跑步機上鍛鍊時，我喜歡靜下來思考；當然也會聽聽音樂，但主要還是思考。採訪者：傑米·戴蒙，謝謝您。戴蒙：謝謝你，Roula。 (智堡Mikk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