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恩斯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強加給德國的懲罰性賠款，通過讓一個國家蒙羞和貧困，為未來動盪埋下了種子。他的洞見既是經濟的，也涵蓋道德和政治，那就是，持久的和平需要寬宏大量，而非報復。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和平的經濟後果》一書（1919年）至今仍是現代史上對戰後解決方案最具先見之明的評論之一。他在書中警告稱，當勝利者不再有謙遜的意識時，勝利就會將自己掏空。他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強加給德國的懲罰性賠款，通過讓一個國家蒙羞和貧困，為未來動盪埋下了種子。這個國家一旦被剝奪尊嚴和希望，就不會長期順從強加給它的秩序。他的洞見既是經濟的，也涵蓋道德和政治，那就是，持久的和平需要寬宏大量，而非報復，其前提是一種包容而非排斥的架構。用今天的話說，它拒絕針對外部國家的集團，尋求將國家關係建立在“不可分割”的和平理念之上。一個世紀後，隨著西方500年殖民和帝國統治時代明顯衰落，凱恩斯的警告再次迴響。由於西方政治在烏克蘭戰略失敗及未能遏制中國崛起，西方主導的單極秩序崩潰加速，這不僅標誌著權力的重新分配，也標誌著道德和思想合法性的危機。長期以來，歐洲和後來的美國習慣於按自身形象塑造世界，如今發現自己亂了方寸，無法適應一個不再接受它們例外論的世界。西方也經歷過這種情況，儘管是以不同方式。1991年蘇聯解體時，美國及其盟友不僅宣稱冷戰勝利，而且宣佈“歷史終結”。美國進入所謂單極時代，認為其主要競爭對手的崩潰表明，自由資本主義和美國主導地位不僅代表勝利，而且將普遍存在、永遠持續。沒有寬宏大量，而是傲慢自大。我們沒有包容，而是擴張。機會尚在時，西方沒有尋求將俄羅斯納入共同安全和經濟架構，而是擴大自己的架構，不斷向東推進北約，並將“促進民主”論調作為戰略滲透的工具。▲6月22日，川普宣佈美國襲擊了伊朗多處核設施。在2023年出版的《死於劍下》一書裡，作者莫妮卡·達菲·托夫特（Monica Duffy Toft）和西迪塔·庫希（Sidita Kushi）指出，在這30年的單極主導時期，美國平均每年進行的軍事干預比其歷史上任何其他時期都多。冷戰結束並沒有帶來和平紅利，反而帶來了軍事行動主義的膨脹，從巴爾幹半島蔓延到中東，從中亞蔓延到北非。華盛頓將主導地位誤認為刀槍不入，將權力誤認為美德。它無法想像這樣一個世界，即自己是眾多國家之一、而非全球事務的唯一仲裁者。用凱恩斯主義的術語說，這就像全球範圍的《凡爾賽條約》，勝利者將統治誤認為穩定，並在此過程中種下自身毀滅的種子。如今，後果顯而易見。“政治西方”的道德權威支離破碎，其金融和安全架構岌岌可危，其普遍繁榮的承諾被揭穿為自私自利的神話。伊拉克、阿富汗和利比亞的戰爭，制裁和金融的武器化，主權和人權的雙重標準，這些都侵蝕了人們對西方模式的信任，並迫使全球南方國家紛紛尋求替代方案。單極時代非但沒有鞏固和平，反而製造了一個長期衝突和疏離的世界。對於崛起的大國，包括中國、俄羅斯以及更廣泛的全球南方，如今面臨的誘惑是用它們特有的必勝信念來應對西方衰落。打個比方，就是“踩住它們的喉嚨”。然而歷史告訴我們要克制。凱恩斯的教導是，羞辱滋生怨恨，怨恨滋生衝突。一個公正穩定的新秩序不可能來自報復，它必須來自慷慨和戰略耐心。迄今為止，中國和全球南方大部分國家似乎已內化了這一教導。它們沒有強加或懲罰，而是尋求賦能，建構一個擴大而非縮小參與、融合而非孤立的多極體系。“一帶一路”、上海合作組織和“金磚國家+”等倡議背後的願望，不是用另一種霸權取代西方霸權，而是要消解主導世界這一邏輯本身，建立一個共存、共同發展的世界。這就是踐行寬宏大量，以謙遜而非傲慢的方式運用權力。正在進行的貿易談判是當代另一個例證。中國已表明，它不再屈從於西方的擺佈。美國2025年4月2日啟動“解放日”關稅時，中國針鋒相對地予以回擊。美國被迫與中國達成緩和，為談判鋪平了道路，中國在談判中逐漸確立了與美國比肩的地位。 (中美聚焦)

我最近讀書的時候明白到經濟學幾次革命，我對這個話題非常感興趣，查了一些資料，雖然有的說三次，有的說四次，還有的說六次。我個人還是比較認可四次革命的這個說法。這四次劃時代的革命，每一次都不僅改變了經濟學的研究範式。一、古典經濟學的奠基：第一次革命時間背景：  18世紀末至19世紀中葉代表人物： 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約翰穆勒第一次經濟學革命的標誌是 亞當‧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國富論》。這本書第一次系統地建構了一個經濟學理論體系，將經濟學從道德哲學中獨立出來，確立為一門研究社會財富生成與分配規律的獨立學科。斯密提出了著名的「看不見的手」理論，認為個體在追求自身利益的過程中，也會無意中促進社會整體的利益。市場機制在沒有中央計畫的前提下，也能實現資源的有效構形。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加強了自由貿易的邏輯，穆勒的研究則為後來的邊際革命埋下伏筆。這一時期的革命性成果：市場經濟被系統正當化經濟分析成為理性分析與邏輯推演的工具「人」被簡化為理性經濟人（Homo Economicus）二、邊際革命與微觀經濟學的興起：第二次革命時間背景：  19世紀70年代代表人物： 瓦爾拉斯、傑文斯、門格爾這時期的核心問題是：價格如何決定？李嘉圖的勞動價值論未能解釋「水比鑽石便宜」的悖論。三位學者幾乎在同一時間（1871年）獨立提出了“邊際效用理論”，指出商品的價值由最後一單位商品帶來的邊際效用決定。瓦爾拉斯更進一步提出了“一般均衡模型”，首次將經濟系統表達為數學方程組的解題。邊際革命帶來的核心轉變：分析對像從整體轉向個體行為數學方法成為經濟分析的重要語言市場被建模為多變數方程組的均衡求解過程三、凱恩斯革命與宏觀經濟學的崛起：第三次革命時間背景：  1930年代大蕭條時期代表人物： 約翰·梅納德·凱恩斯1929年的大蕭條讓人們質疑自由市場的「自動恢復力」。在這種背景下，凱恩斯於1936年發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引發第三次經濟學革命。凱恩斯主張總需求不足是經濟衰退的根源，政府應主動介入經濟，並通過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刺激需求。凱恩斯革命的核心貢獻是：創立了「宏觀經濟學」這一新領域政府干預被理論化與制度化出現IS-LM模型、菲利普曲線等分析工具四、行為經濟學與複雜系統：第四次革命時間背景：  20世紀末至21世紀初代表人物： 西蒙、卡尼曼、席勒等傳統經濟學長期建立在「理性人假設」之上。但現實生活中的人並不總是理性：他們會衝動、偏見、忘記、後悔。行為經濟學的興起，打破了這個假設。 1978年，赫伯特·西蒙提出「有限理性」；2002年，卡尼曼因「前景理論」獲得諾獎，揭示人在決策中的心理偏見。與此同時，複雜系統理論也在興起，強調經濟系統是多主體、非線性、回饋循環的複雜網路，不是可以靜態求解的簡單模型。第四次革命帶來的深刻變化：經濟學開始正視「非理性」與行為偏差理論模型轉向非線性、自組織系統政策建議更重視「真實世界」的複雜性回顧這四次革命，我們不難發現：經濟學的每一次「範式轉移」都源自於現實問題的挑戰，伴隨著方法論與價值觀的革新。從哲學到數學，從均衡到波動，從理性到感性，經濟學也一直在不斷拓寬邊界。而人工智慧、巨量資料、氣候變遷、全球不平等等議題，正預示著第五次、第六次革命的到來。 （模型視角）

凱恩斯經濟學（Keynesian Economics）是一種關於經濟中總支出（稱為總需求，aggregate demand）及其對產出和通脹影響的理論。儘管這個術語多年來一直被用來（和濫用）描述許多事物，但凱恩斯主義似乎有六個核心原則。前三個描述了經濟如何運作。 1.凱恩斯主義者認為，總需求受到一系列經濟決策的影響——包括公共和私人決策——有時表現不穩定。最突出的公共決策包括貨幣和財政（即支出和稅收）政策。幾十年前，經濟學家就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相對優勢展開了激烈辯論，一些凱恩斯主義者認為貨幣政策作用不大，一些貨幣主義者認為財政政策效果不佳。這兩個問題在今天基本上都是無疾而終的問題。幾乎所有的凱恩斯主義者和貨幣主義者現在都認為財政和貨幣政策都會影響總需求。然而，一些經濟學家相信債務中性（debt neutrality），即用政府借款代替稅收對總需求沒有影響的理論（下文將詳細介紹）。 2.根據凱恩斯理論，總需求的變化（無論是預期的還是未預期的）對實際產出和就業（而不是價格水平）的短期影響最大。例如，菲利普斯曲線（phillips curves）顯示，失業率下降時，通貨膨脹率只會緩慢上升。凱恩斯主義者認為，短期的真實情況不一定能從長期必然發生的事情中推斷出來，我們生活在短期內。他們經常引用凱恩斯的名言“從長遠來看，我們都死了”（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來說明這一點。 只有在某些價格是剛性（rigid）的情況下，例如，如果名義工資（以美元計算的工資，而不是實際購買力）不會立即調整，貨幣政策才能對產出和就業產生實際影響。否則，新資金的注入會以相同的百分比改變所有價格。因此凱恩斯模型通常假設或試圖解釋剛性價格或工資。使剛性價格合理化是一個困難的理論問題，因為根據標準的微觀經濟理論，如果所有名義價格成比例上升或下降，實際供求不應發生變化。

許小年：資產負債表衰退與日本失去的30年及其對中國的啟示 文|許小年 新近「資產負債表衰退」 一詞大熱，辜負朝明先生的國內知名度驟增，媒體紛紛發表評論，據說一半以上的經濟學在讀博士生準備以此為論文題目，朋友們也不時發短信詢問。筆者平日不大關心熱點問題，問的人多了，不好意思以一句「沒有研究過」敷衍搪塞，於是找來辜負先生的大作和看上去不像是蹭流量的文章，試圖搞清此說的來龍去脈，結果戰線越拉越長，從衰退追溯到泡沫經濟的繁榮，從政策深究到具有日本特色的製度，發現此說固然有可取之處，推理過程中的武斷和邏輯硬傷也是顯而易見的。 簡要地講，「資產負債表衰退」之說有助於人們提高對債務的警覺，特別是在債務融資維持的經濟成長之後，例如日本的上世紀80年代後半期和中國的當下。與傳統的宏觀分析不同，辜負先生的研究深入到微觀的企業層面，相對於需求「三駕馬車」的陳腔濫調，毫無疑問是前進了一步。然而，面對資本市場崩盤和銀行壞帳累累的事實，辜負先生固執地斷言：日本金融機構的資產負債表依舊完好，問題都出在企業的資產負債表上，信貸需求不足導致經濟衰退，進而從這裡引申政府赤字開支的重要性，最後又回到了凱因斯主義的總需求決定論。辜負先生錯誤地解讀了日本經濟過去30年繁榮-崩潰-衰退-整頓的歷史，完全忽略清理資產負債表的艱鉅性和巨大成本，否定結構改革的必要性，主張透過政府開支刺激需求來結束衰退。對於過度負債而可能爆發危機的經濟而言，這是個極為有害的政策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