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我而言，觀察當下發生的一切，就像在看一部我在歷史中已看過許多次的電影。”瑞·達利歐（Ray Dalio）用這句令人不寒而慄的開場白，以全球宏觀投資者的視角宣告：美國已站在系統性風險的懸崖邊緣，正從“財務狀況惡化”的第五階段，跨入“內戰與革命”的第六階段。2026年1月27日，隨著美國明尼阿波利斯局勢的急劇惡化，全球最大避險基金橋水基金創始人達利歐發表一篇長文《貨幣、內戰與國際戰爭、明尼阿波利斯及更多——透視當下》。他不再含蓄，而是指出美國正在他所定義的“債務大周期”中，逼近最危險的臨界點。“離開——如果你不想捲入內戰或戰爭，你應該在情況尚可時離開。”達利歐所說的“債務周期”，並不僅僅指經濟衰退或金融危機，而是一個通常持續數十年的“大周期”。在這一周期中，債務累積、財富集中、政治博弈和社會情緒相互強化，經濟周期的終局往往伴隨著社會秩序的劇烈重塑。正文對我而言，觀察當下發生的一切，就像在看一部我在歷史中已看過許多次的電影。我是一名全球宏觀投資者，我的預測方法是通過學習歷史教訓來理解事物運作的機制。我發現，當前發生的事件正以相同的原因反覆上演，而理解這些因果關係對我助益極大。如今我已步入人生的一個階段，希望將對我有益的見解傳遞出去，而非僅為己利而獨享。正因如此，我在我的書《應對變化中的世界秩序的原則》中，描述了導致貨幣秩序、國內政治秩序和國際地緣政治秩序興衰的典型事件序列。我將這個事件序列稱為"大周期"，因為它規模宏大且歷時長久，通常持續約80年（即大約一代人的時間）。上一次這些秩序崩潰是在1930年至1945年期間，這導致了1945年開始的戰後貨幣、國內政治和國際地緣政治秩序，而我們如今正目睹這些秩序的崩潰。我的書中全面描述了可用於識別我們處於大周期那個階段的跡象，以及驅動大周期的各種力量。最重要的是，我詳細闡述了通常導致貨幣秩序、國內政治秩序和國際地緣政治秩序崩潰的過程和事件序列，以便人們能將實際發生的事件序列與該範本中的描述進行比較。對於該書的讀者而言，現在應該很清楚，我們正處在從大周期的第5階段（現有秩序崩潰前）邁向第6階段（現有秩序崩潰）的邊緣。我寫那本書的意圖是：1）幫助政策制定者理解導致崩潰的過程並防止它們發生；2）幫助人們保護自己免受這些崩潰的傷害。我這樣做時，也意識到我的解釋可能不會對事態軌跡產生實質性影響。確實沒有。儘管如此，既然我們現在顯然正處在從第5階段（崩潰前）過渡到第6階段（崩潰）的邊緣，而做出的選擇可能對結果產生巨大影響，我覺得有必要重申我認為是當前事件背後動因的核心要點，並闡明那些可能導致更好或更壞結果的選擇。為此，我接下來將簡要分享我在《應對變化中的世界秩序的原則》一書中，與當前形勢最相關的部分，特別是關於第5階段（秩序崩潰前時期）如何導致第6階段（秩序崩潰時期）的要點。這將使您能將當前發生的情況與我的大周期範本進行比較。需要明確的是，儘管不太可能通過實現金融健康所需的財政紀律來修復貨幣秩序，而且能否回歸以規則為基礎的國內政治和國際地緣政治秩序也值得懷疑——這些秩序對於和平解決分歧和民主制度的運作至關重要——但這些改進仍然是可能的，因為我們尚未跨越從第5階段到第6階段的邊緣。以下是書中描繪這一圖景的摘錄。分享之後，我將解釋我五年前寫下的內容如何適用於當前形勢（參見下文"我們的現狀"）。"第5階段：當金融狀況糟糕且衝突激烈時""由於我在第3章和第4章已全面覆蓋了該周期，這裡就不再詳細解釋。但要理解第5階段，你需要知道它緊隨第3階段（存在和平與繁榮以及有利的債務和信貸條件）和第4階段（過度和頹廢開始導致情況惡化）之後。這個過程在最困難、最痛苦的階段——第6階段——達到頂峰，那時國家耗盡資金，通常會以革命或內戰的形式出現可怕的衝突。第5階段是伴隨金融狀況惡化而產生的階級間緊張關係達到頂點的時期。不同的領導者、政策制定者和人群如何處理衝突，對該國將以和平方式還是暴力方式經歷必要的變革，有著重大影響。""典型的'致命組合'""引發重大內部衝突的典型'致命組合'包括：1）國家及其人民（或州/市）處於糟糕的金融狀況（例如，背負巨額債務和非債務義務）；2）該實體內部存在巨大的收入、財富和價值觀差距；以及3）嚴重的負面經濟衝擊。""這種匯合通常會帶來混亂、衝突，有時是內戰。""要享有和平與繁榮，一個社會必須擁有惠及大多數人的生產力。平均數不如受苦人群的百分比及其力量重要。"換句話說，當缺乏廣泛的生產力和繁榮時，風險就會上升。成功的一個關鍵要素在於，所創造的債務和貨幣被用於提高生產力和帶來有利的投資回報，而不是僅僅被無償發放而未能產生生產力和收入增長。如果只是無償發放而未能產生這些收益，貨幣將會貶值到使政府或任何其他實體都幾乎失去購買力的地步。歷史表明，對那些能產生廣泛生產力提升且投資回報超過借貸成本的項目進行貸款和支出，能夠帶來生活水平的提高並償清債務，因此這些都是良好的政策。""歷史表明且邏輯推斷，在所有層級（包括職業培訓）、基礎設施以及能產生有效發現的研究方面進行良好的教育投資，效果會非常好。例如，大型教育和基礎設施項目幾乎總是帶來了回報（如唐朝和許多其他中國朝代、羅馬帝國、阿拉伯帝國倭馬亞王朝、印度的莫臥兒帝國、日本明治維新以及中國過去幾十年的教育發展計畫），儘管它們需要很長的準備時間。事實上，教育和基礎設施的改善，即使是債務融資的，也幾乎是所有帝國崛起背後的關鍵要素，而這些投資質量的下降幾乎總是帝國衰落的要素之一。如果做得好，這些干預措施完全可以抵消經典的'致命組合'。"在第5階段，這並未發生。所有這些都使經濟更易受到經濟衝擊的影響。"經濟衝擊可能由多種原因引發，包括金融泡沫破裂、自然災害（如大流行病、乾旱、洪水）和戰爭。它創造了一場金融壓力測試。在壓力測試發生時存在的金融狀況（以收入相對於支出、資產相對於負債來衡量）就是減震器。收入、財富和價值觀差距的大小是衡量系統脆弱程度的最佳指標。"當金融問題出現時，它們通常首先衝擊私營部門，然後是公共部門。因為政府永遠不會讓私營部門的金融問題拖垮整個系統，所以政府的財務狀況最為重要。當政府耗盡購買力時，崩潰就會發生。但在走向崩潰的過程中，會為金錢和政治權力展開大量爭鬥。""通過對50多場內戰和革命的研究，有一點變得很清楚：內戰或革命最可靠、最單一的領先指標是政府財政破產與巨大的財富差距相結合。這是因為當政府缺乏財力時，它無法從財力上拯救政府需要拯救以維持系統運轉的那些私營部門實體（正如2008年底以美國為首的大多數政府所做的那樣），它無法購買所需物資，也無法支付薪酬讓人們去做它需要他們做的事。它已無能為力。""處於第5階段的一個典型標誌，也是喪失借貸和支出能力（這是進入第6階段的觸發因素之一）的一個領先指標是，政府存在巨額赤字，導致需要出售的債務數量超出了政府自身央行以外的買家願意購買的數量。當無法印鈔的政府被迫增稅和削減支出，或者當能夠印鈔的政府大量印鈔並購買大量政府債務時，這個領先指標就被觸發了。更具體地說，當政府耗盡資金時（通過巨額赤字、龐大債務以及無法獲得充足信貸），其選擇有限。要麼大幅增稅並削減支出，要麼大量印鈔，導致其貨幣貶值。那些能夠選擇印鈔的政府總是選擇後者，因為這是痛苦小得多的路徑，但這會導致投資者逃離正在被印製的貨幣和債務。那些無法印鈔的政府則必須增稅和削減支出，這導致有錢人逃離該國（或州/市），因為增稅和服務削減令人無法忍受。如果這些無法印鈔的實體在其民眾中存在巨大的財富差距，這些舉措通常會導致某種形式的內戰/革命。""那些財富差距最大、債務最重、收入下降最嚴重的地方（城市、州和國家），最有可能爆發最嚴重的衝突。有趣的是，在美國，那些人均收入和財富水平最高的州和市，往往也是負債最重、財富差距最大的州和市——例如，像舊金山、芝加哥和紐約市這樣的城市，以及像康涅狄格州、伊利諾伊州、馬薩諸塞州、紐約州和紐澤西州這樣的州。""面對這些狀況，必須削減支出或以某種方式籌集更多資金。接下來的問題就變成了：誰來支付修復的成本，是'有產者'還是'無產者'？顯然，不可能是無產者。削減開支對最貧困的人來說最難以忍受，因此需要對能夠支付更多的人徵收更多稅款，這增加了某種形式的內戰或革命的風險。但當有產者意識到他們將被徵稅以支付債務利息和減少赤字時，他們通常會離開，導致'空心化'過程。這目前正在推動美國國內一些州向另一些州的人口遷移。如果經濟狀況惡化，則會加速這一過程。這些情況在很大程度上驅動著稅收周期。""歷史表明，在存在巨大財富差距和糟糕經濟狀況時增稅和削減支出，比其他任何因素都更能預示某種類型的內戰或革命。""民粹主義與極端主義""從無序和不滿中，會湧現出具有強勢人格、反精英、並聲稱代表普通民眾奮鬥的領導者。他們被稱為民粹主義者。民粹主義是一種政治和社會現象，吸引那些認為精英階層不關心其訴求的普通民眾。它通常在以下情況發展起來：存在財富和機會差距，來自國內外持不同價值觀者的文化威脅感，以及身居要職的'建制派精英'未能有效為大多數人服務。當這些條件引發普通民眾的憤怒，並希望擁有政治權力者成為他們的鬥士時，民粹主義者就會上台。民粹主義者可以是右翼也可以是左翼，他們比溫和派要極端得多，並且傾向於訴諸普通民眾的情感。他們通常對抗而非合作，排他而非包容。這導致左翼民粹主義者和右翼民粹主義者因不可調和的差異而激烈爭鬥。在他們領導下發生的革命激烈程度各異。例如，在1930年代，左翼民粹主義表現為共產主義，右翼民粹主義表現為法西斯主義，而在美國和英國則發生了非暴力的革命性變革。並且有四個民主國家轉變為專制國家。最近，在美國，唐納德·川普在2016年的當選是向右翼民粹主義的轉變，而伯尼·桑德斯、伊麗莎白·華倫和亞歷山德里婭·奧卡西奧-科爾特斯的受歡迎程度則反映了左翼民粹主義的流行。在多個國家，走向民粹主義的政治運動正在增加。""民粹主義與兩極分化是標誌。民粹主義和兩極分化越嚴重，一個國家就越處於第5階段的後期，也就越接近內戰和革命。在第5階段，溫和派成為少數。在第6階段，他們不復存在。""階級戰爭""在第5階段，階級戰爭加劇。這是因為，通常，在困難與衝突加劇的時期，人們更傾向於以刻板印象將他人視為一個或多個階級的成員，並將這些階級視為敵人或盟友。在第5階段，這一點開始變得更加明顯。到了第6階段，這變得危險。""一個在第5階段出現、並在第6階段增強的典型標誌是妖魔化其他階級的人，這通常會製造出一個或多個替罪羊階級，他們被普遍認為是問題的根源。這導致了排除、監禁或消滅他們的驅動力，而這發生在第6階段。民族、種族和社會經濟群體常常被妖魔化。這方面最經典、最駭人聽聞的例子來自納粹對猶太人的對待——他們幾乎被指責為德國所有問題的根源並遭受迫害。生活在非中國國家的華裔少數族裔在經濟和社會壓力時期也曾被妖魔化和當作替罪羊。在英國，天主教徒在多個艱難時期（如光榮革命和英國內戰期間）被妖魔化和當作替罪羊。富有的資本家也常被妖魔化，特別是那些被視為犧牲窮人利益牟利的人。妖魔化和尋找替罪羊是我們必須警惕的經典症狀和問題。""公共領域真相的喪失""由於媒體扭曲和宣傳，人們無法瞭解真相的情況，會隨著人們變得更加兩極分化、情緒化和受政治動機驅使而加劇。""在第5階段，爭鬥各方通常會與媒體人士合作，操縱民眾情緒以獲取支援並摧毀對手。換句話說，左翼媒體人與左翼其他人聯手，右翼媒體人與右翼其他人聯手，進行骯髒的鬥爭。媒體變得像私刑者一樣瘋狂：人們常常在媒體上被攻擊、本質上被審判並被判定有罪，在沒有法官和陪審團的情況下，他們的生活就被毀了。1930年代左翼（共產主義者）和右翼（法西斯主義者）民粹主義者的一個常見做法是控制媒體，並設立'宣傳部'來指導他們。他們製造的媒體明確旨在煽動民眾反對政府認定的'國家敵人'。民主體制運行的英國政府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成立了'資訊部'來傳播政府宣傳，領先的報紙出版商如果按照政府希望的方式去做以贏得宣傳戰，就會得到政府提拔，如果不合作則會遭到詆毀和迫害。革命者也通過各種出版物進行同樣的真相扭曲。在法國大革命期間，由革命者營運的報紙鼓吹反君主制和反宗教情緒，但當這些革命者掌權後，他們在恐怖統治時期關閉了持不同政見的報紙。在巨大的財富差距和民粹主義思想盛行的時代，扳倒精英的故事大受歡迎且有利可圖，尤其是在右翼媒體中扳倒左傾精英的故事，以及在左翼媒體中扳倒右傾精英的故事。歷史表明，這些活動的顯著增加是第5階段的典型問題，當結合施加其他懲罰的能力時，媒體就成為一種強大的武器。""遵循規則的消退與野蠻爭鬥的開始""當人們熱衷的‘事業’對他們而言比決策體系本身更重要時，這個體系就岌岌可危了。規則和法律只有在極其清晰且大多數人足夠重視在其框架內行事、並願意妥協以使其良好執行階段，才能發揮作用。""如果這兩方面都不夠出色，法律體系就處於危險之中。如果競爭各方不願意相互講理，不願意文明地做出決策以追求整體福祉（這需要他們放棄通過爭鬥可能贏得的東西），那麼就會出現一種內戰，來考驗相關各方的相對力量。在這個階段，不惜一切代價獲勝才是遊戲規則，手段卑劣成為常態。第5階段的後期，就是理性讓位於激情的時刻。""當獲勝成為唯一重要的事情時，不道德的爭鬥就會以自我強化的方式變得越來越強勢。當每個人都有自己為之奮鬥的事業且無法在任何事情上達成一致時，這個體系就處於內戰/革命的邊緣。""這通常以幾種方式發生：在第5階段後期，法律和警察體系被能夠控制它們的人用作政治武器的情況很常見。同時，私人警察體系也會形成——例如，毆打他人並奪取其資產的暴徒，以及保護人們免受此類傷害的保鏢。例如，納粹黨在掌權前就組建了准軍事組織，後在掌權時成為官方力量。1930年代曇花一現的英國法西斯聯盟以及美國的3K黨，實質上也是准軍事組織。這些情況相當普遍，因此應將其發展視為向下一階段過渡的標誌。""在第5階段後期，抗議活動越來越多，且暴力程度日益加劇。因為在良性抗議和革命開端之間並不總是存在清晰的界線，當權領導層常常掙扎於如何在不被視為給予反抗體系自由的前提下允許抗議。領導層必須妥善處理這些局面。一個經典的困境出現在示威活動開始演變為革命時。對於領導人來說，給予抗議自由和鎮壓抗議都是危險的道路，因為兩條路都可能導致革命力量壯大到足以推翻現行體系。沒有那個體系會允許人們去推翻它——在大多數體系下，試圖這樣做就是叛國，通常會受到死刑懲罰。然而，革命者的工作就是推翻體系，因此政府和革命者相互試探，看看界限在那裡。當廣泛的不滿情緒湧現而掌權者任其發展時，它可能沸騰到這樣的程度：當他們試圖壓制時，它就會爆發。第5階段後期的衝突通常累積到頂點，從而引發標誌著向歷史學家所認定的官方內戰時期過渡的暴力戰鬥——我在大周期中將其標識為第6階段。""人們在戰鬥中死亡，幾乎可以肯定是標誌著向更暴烈的內戰階段過渡的標誌，這個階段將持續到勝敗被清晰地決定為止。""這就引出了我的下一個原則：有疑問時，離開——如果你不想捲入內戰或戰爭，你應該在情況尚可時離開。""這通常發生在第5階段的後期。歷史表明，當情況惡化時，人們希望搬到狀況不那麼糟糕或更好的地方，而離開的大門通常會向想走的人關閉。對於投資和資金也是如此，因為國家在這種時期會實施資本管制和其他措施。""從第5階段（存在非常糟糕的金融狀況和激烈的內外衝突）過渡到第6階段（內戰）的分界線，發生在解決分歧的體系從運轉轉為失靈之時。換句話說，它發生在體系崩潰到無法修復、人們相互暴力相向以及領導層失去控制的時候。""當處於第5階段時（如美國現在的情況），最大的問題是體系在斷裂前能承受多大的彎曲。""民主制度允許民眾做出幾乎任何他們決定要做的事情，因而會產生更多的'彎曲'，因為人民可以更換領導層，並且只能責怪自己。歷史也表明，民主制度在大沖突時期也會崩潰。民主需要共識決策和妥協，這要求許多持對立觀點的人在體系內良好合作。這確保了擁有重要選民基礎的黨派能夠被代表，但就像所有由觀點迥異（甚至可能相互厭惡）的人組成的大型委員會一樣，決策體系效率不高。"兩千多年前，柏拉圖的《理想國》就很好地描述了民主是如何崩潰的；它可以用來描述現在發生的情況，所以這並非什麼新鮮事。"民主制度面臨的最大風險是，它們會產生如此碎片化和對抗性的決策過程，以至於可能變得低效，這導致糟糕的結果，進而引發由代表大量民眾的民粹主義專制者領導的革命，這些民眾希望有一位強大、能幹的領導者控制混亂局面，讓國家為他們良好運作。""另一點值得注意：歷史表明，在大沖突時期，聯邦制民主國家（如美國）通常會發生州與中央政府之間關於相對權力的衝突。這是一個需要留意的標誌，目前在美國尚未大規模出現；它的發生將標誌著向第六階段的持續演進。"顯然，在2026年的當下，這種情況正在發生，並且可能會加劇。"第5階段是一個十字路口，一條路可能導致內戰/革命，另一條路則可能導向和平且理想的、繁榮的共存。顯然，和平繁榮的道路是理想之路，但也是更難實現的道路。那條路需要一位強大的領導者，他擁有激勵大多數人（而非分裂他們）的力量，並推動他們做出艱難舉措來糾正問題，使國家再次強大。這類領導者，即柏拉圖所稱的'仁慈的專制者'，能將對立各方團結起來，共同完成重塑秩序所必需的艱難工作，使秩序以一種大多數人認為公平（即高效且惠及大多數人）的方式良好運行。歷史上此類案例極少。第二種類型是'強力戰士'，他帶領國家經歷內戰/革命的地獄。""第6階段：當內戰發生時""內戰是不可避免的，因此與其像大多數國家的人民在長期沒有內戰後那樣假定'這裡不會發生'，不如對內保持警惕，並尋找標誌來衡量距離內戰有多近。""儘管有無數的例子可供我研究以理解它們如何運作，但我選擇了我認為最重要的29個案例，如下表所示。我將它們分為導致體制/政權發生重大變革的，和沒有導致重大變革的兩類。例如，美國內戰是一場非常血腥的內戰，但未能推翻體制/秩序，因此它被歸入下表中第二類（底部），而那些推翻了體制/秩序的則被列在頂部。這些分類當然不夠精確，但我們再次不會讓不精確妨礙我們看到如果堅持精確就看不到的東西。這些衝突中的大多數（儘管不是全部）都以本節所述的典型方式發生。"一個打破舊體制並必須建立新體制的內戰的經典例子是1917年的俄國革命/內戰。這建立了共產主義內部秩序，該秩序最終在1980年代末進入第5階段，導致其嘗試在體制內進行革命性變革——被稱為'新思維改革'（在英語語境裡被翻譯為perestroika）——但失敗了，隨後是1991年蘇聯秩序的崩潰。共產主義國內秩序持續了74年（從1917年至1991年）。那個舊秩序被現在統治俄羅斯的新體制/秩序所取代，而新秩序是在舊秩序崩潰後，以本章前述第1和第2階段解釋中描述的經典方式建立起來的。""另一個例子是日本的明治維新，它是戊辰戰爭之前三年倒幕運動（1866-69年）的結果。倒幕運動的發生是因為日本閉關鎖國且未能取得進步。美國人強迫日本開放，這促使一個革命團體在戰鬥中擊敗了統治者（以軍事幕府將軍為首），從而推翻了當時由統治日本的四個階級（士、農、工、商）運行的內部秩序。這個由傳統人士運行的舊日本秩序極端保守（例如，社會流動性被法律禁止），被相對進步的、通過恢復現代化天皇的權力來改變一切的革命者所取代。在這一時期的早期，由於經典的財富差距和糟糕經濟狀況的觸發，發生了大量的勞資糾紛、罷工和騷亂。在改革過程中，領導層為男孩和女孩提供了普遍的初等教育，採納了資本主義，並向世界開放了國門。他們借助新技術做到了這一點，從而變得極具競爭力並獲得了財富。""有許多國家做了正確的事情，從而帶來了革命性的有益改進，同樣也有許多革命者做了錯誤的事情，給其人民帶來了數十年的巨大痛苦。順便提一下，由於改革，日本隨後經歷了大周期的經典階段。它變得非常成功和富有。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它變得頹廢、過度擴張、分裂，經歷了經濟蕭條，並進行了代價高昂的戰爭，所有這些都導致了經典的衰亡。其明治秩序及其經典大周期從1869年持續到1945年，共76年。""內戰和革命不可避免地發生，以從根本上改變內部秩序。""它們包括財富和政治權力的徹底重組，包括債務、金融所有權和政治決策的完全重構。這些變化是需要在現有體系內無法實現重大變革的自然結果。幾乎所有的體系都會遇到它們。這是因為幾乎所有的體系都以犧牲其他階級的利益為代價使某些階級受益，這最終變得令人無法容忍，以至於必須通過鬥爭來決定前進的道路。當財富和價值觀差距變得非常大，且隨之而來的糟糕經濟狀況導致體系無法為很大比例的人口服務時，人民將鬥爭以改變體系。在經濟上受苦最深的人會鬥爭，以從那些擁有財富和權力、並從現有體系中受益的人那裡獲取更多財富和權力。自然，革命者希望從根本上改變體系，因此他們自然也願意違反當權者要求他們遵守的法律。這些革命性變革通常通過內戰暴力地發生，但如前所述，它們也可以通過和平方式實現而不推翻整個體系。""內戰時期通常非常殘酷。典型的情況是，早期這些戰爭是為爭奪權力而進行的有力且有序的鬥爭，隨著戰鬥和情緒的激化，各方為取勝不擇手段，殘酷程度會以意想不到的速度加劇，以至於在第6階段內戰和革命中實際發生的殘酷程度，在第5階段會被認為是難以置信的。精英和溫和派通常會逃亡、被監禁或被殺害。閱讀西班牙內戰、中國內戰、俄國革命、法國革命等內戰和革命的故事，會讓人毛骨悚然。""它們是如何發生的？先前我已經描述了導致跨過分界線進入第6階段的第5階段的動態。在這個階段，所有這些都會大大加劇。我將加以解釋。""內戰和革命如何發生""如前所述，財富積累和貧富差距的循環最終導致極少數人控制了異常大比例的財富，最終引發貧窮的多數人通過內戰和革命推翻富裕的少數人。這種情況發生的次數超乎想像。""雖然大多數典型的內戰和革命將權力從左翼轉向右翼，但也有許多將財富和權力轉移給右翼，使其遠離左翼。然而，這類案例較少，且情況不同。它們通常發生在現有秩序陷入功能失調的無政府狀態，並且很大一部分人口渴望強有力的領導、紀律和生產力的時期。從左翼轉向右翼的革命例子包括1930年代的德國、西班牙、日本和義大利；1980年代至1990年代初蘇聯解體；1976年阿根廷政變，以軍政府取代伊莎貝爾·庇隆；以及1851年導致法蘭西第二帝國的政變。我所研究的所有這些案例，成功或失敗的原因相同。與左翼革命一樣，這些新的內部秩序在產生廣泛的經濟成功時就能成功，否則就會失敗。因為廣泛的經濟繁榮是新政權成敗的最大原因，長期趨勢是總財富增加和財富分配更廣泛（即普通人的經濟和健康狀況得到改善）。當一個人身處大周期的某個階段並經歷它時，很容易忽視這個大局。""通常，領導內戰/革命的人（現在依然如此）是來自中產階級背景、受過良好教育的人。例如，法國大革命的三個關鍵革命領袖是：喬治-雅克·丹東，一位在資產階級家庭長大的律師；讓-保羅·馬拉，一位在資產階級家庭長大的醫生、科學家和記者；以及馬克西米連·羅伯斯庇爾，同樣來自資產階級家庭的律師和政治家。這場革命最初得到了許多自由派貴族的支援，如拉法耶特侯爵，他們都出身於相對富裕的家庭。同樣，俄國革命的領導人是學習法律的弗拉基米爾·列寧，和出身於知識分子資產階級家庭的列夫·托洛茨基。中國革命由毛澤東領導，他出身於相對富裕的家庭，學習過法律、經濟學、政治理論等多種學科；以及周恩來，他出身於一個書香門第的公務員中產階級家庭。這些領袖通常也（現在依然）具有個人魅力，能夠領導並與他人良好合作，以建立有實力實現革命的龐大、管理良好的組織。如果你想尋找未來的革命者，可以留意具有這些特質的人。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通常會從理想主義的知識分子（希望改革體系使其更公平）演變為不惜一切代價取勝的殘酷革命者。""儘管在經濟困難時期巨大的貧富差距通常是衝突的最大根源，但總存在其他導致衝突的原因，這些原因共同構成對領導層和體系的大量反對。通常，在革命中，有這些不同不滿的革命者聯合起來進行革命性變革；雖然他們在革命期間看似團結，但在贏得革命後，他們通常會就問題和權力相互鬥爭。""如前所述，在內戰/革命的循環階段，掌權政府幾乎總是嚴重缺乏資金、信貸和購買力。這種短缺引發了從有錢人那裡攫取資金的慾望，這導致擁有財富的人將財富轉移到安全的地方和資產，進而導致政府通過實施資本管制——即控制向其他司法管轄區（如其他國家）、其他貨幣或更難以徵稅和/或生產力較低的資產（如黃金）轉移——來阻止這些資金流動。""更糟糕的是，當內部發生混亂時，外國敵人更有可能挑戰該國。這是因為國內衝突造成了可利用的弱點，使得外部戰爭更有可能發生。內部衝突分裂了國家內部的人民，在財務上給他們造成負擔，並需要領導人投入精力，使其無暇顧及其他事務——所有這些都為外國勢力創造了可利用的弱點。這就是為什麼內部戰爭和外部戰爭往往接踵而至的主要原因。其他原因還包括：情緒和脾氣高漲；此時往往會上台的強勢民粹主義領導人天生就是鬥士；當存在內部衝突時，領導人發現來自外部敵人的可感知威脅可以使國家團結起來支援領導人，因此他們傾向於鼓勵衝突；以及，物資匱乏導致個人/國家更願意為他們所需要的東西而戰，包括其他國家擁有的資源。""幾乎所有的內戰都有外國勢力參與，試圖影響結果以符合其自身利益。""內戰和革命的開端在發生時並不明確，但當你深陷其中時則是顯而易見的。""儘管歷史學家為內戰的開始和結束指定日期，但這些都是武斷的。事實是，當時幾乎沒有人知道內戰已經開始或已經結束，但他們知道自己身處其中。例如，許多歷史學家將1789年7月14日定為法國大革命開始的日子，因為當天暴民襲擊了名為巴士底獄的軍火庫和監獄。但當時沒有人認為那是法國大革命的開始，也不知道那場內戰的殘酷程度會變得多麼可怕。雖然一個人可能不知道即將發生什麼，但可以有不精確的標誌來幫助自己定位所處的階段，看清前進的方向，並對下一階段的樣子有所瞭解。""內戰極其殘酷，因為它們是生死之戰。每個人都是極端分子，因為每個人都不得不選邊站隊並戰鬥——溫和派在殘酷的肉搏戰中也會落敗。""至於什麼類型的領導者最適合內戰和革命，他們是'鼓舞人心的將軍'——那些足夠強大，能夠動員支援並贏得他們必須贏得的各種類型戰鬥的人。因為戰鬥是殘酷的，他們必須足夠殘酷，能夠為取勝而不擇手段。""歷史學家標註的內戰時期通常持續數年，並決定官方的勝者和敗者，這體現在誰佔據了首都的政府建築。但就像開端一樣，內戰/革命的結束也並不像歷史學家描述的那樣清晰明確。權力鞏固的戰鬥可能在官方內戰結束後持續很長時間。""雖然內戰和革命通常極為痛苦，但它們常常帶來結構性重組，如果處理得當，能為未來的改進成果奠定基礎。內戰/革命之後的未來景象，取決於接下來的步驟如何處理。"（摘錄結束）我們目前的現狀現在讓我們聚焦過去幾天發生的大事件：第二位抗議明尼阿波利斯市ICE執法的抗議者被殺。目前似乎正在發生的、標誌從第5階段向第6階段過渡的兩個經典標誌是："人們在戰鬥中死亡，幾乎可以肯定是標誌著向更暴烈的內戰階段過渡的標誌，這個階段將持續到勝敗被清晰地決定為止"和"歷史表明，在大沖突時期，聯邦制民主國家（如美國）通常會發生州與中央政府之間關於相對權力的衝突。"美國現在就像一個火藥桶。根據最新的PBS新聞/NPR/Marist民意調查，近三分之一的美國人（30%）認為，為了讓國家重回正軌，人們可能不得不訴諸暴力。皮尤研究中心（2025年9月至10月）發現，85%的美國成年人承認，美國出於政治動機的暴力事件正在增加。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一項分析發現，從2016年到2024年，發生了21起黨派政治襲擊或陰謀，而2016年之前的25年多里只有兩起類似事件。這意味著在相對較短的時期內，出於政治動機的陰謀/襲擊大約增加了十倍。美國的槍支數量比人口還多，而且很多人有暴力傾向。當然，中央政府與明尼蘇達州（以及其他州政府）之間的衝突是嚴重的，而且看起來可能會惡化。全世界都看到了明尼阿波利斯市兩名反對川普政府移民與海關執法局行動的抗議者被殺，現在都在觀望那一方會退讓。許多人都在等待，看川普總統是會繼續對抗（我相信這會冒將我們推向更明確的戰爭邊緣的風險），還是會嘗試將我們從邊緣拉回，通過呼籲和平、承諾並展示司法系統將妥善處理槍擊事件，並限制移民與海關執法局的活動。（他在接受《華爾街日報》採訪時表示，政府將審查此次殺戮事件，而且移民與海關執法局不會永遠留在明尼阿波利斯。）儘管他的選擇將對後續發展產生巨大影響，包括可能點燃這個火藥桶，但無論如何，重要的是在驅動大周期的所有力量和事件的背景下看待正在發生的一切。無論明尼阿波利斯事件如何發展，這些巨大的力量正在演變，將決定大周期如何推進。"結論"（摘自《應對變化中的世界秩序的原則》）"我對歷史的研究告訴我，除了進化本身，沒有什麼是一成不變的。在進化之中存在著周期，它們如同潮汐般漲落，難以改變或對抗。要妥善應對這些變化，必須瞭解自己處於周期的那個階段，並掌握應對它的永恆且普遍的原則。隨著條件變化，最佳方法也會改變——也就是說，什麼是最好的取決於具體情況，而具體情況總是以我們剛剛審視的方式不斷變化。因此，僵化地相信任何經濟或政治制度總是最好的，是一種錯誤，因為肯定會有該制度並不最適合當下情況的時候，如果一個社會不進行適應，它就會消亡。這就是為什麼不斷改革制度以適應環境才是最佳選擇。任何制度的考驗標準很簡單，就是它在實現大多數人想要的東西方面效果如何，這是可以客觀衡量的，我們能夠並且將繼續這樣做。話雖如此，歷史傳遞的最響亮、最清晰的教訓是：通過熟練的協作，建立富有成效的雙贏關係，在做好蛋糕的同時分好蛋糕，讓大多數人滿意，這種方式遠比為了財富和權力而進行內戰、導致一方壓制另一方，更有益且痛苦更少。" (格上財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