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裸裸的交易型秩序對所有人都意味著麻煩Jonathan Ernst/ 路透社本月，加拿大總理馬克·卡尼（Mark Carney）登上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的講台，對國際秩序作出了直率的判斷。他指出，幾十年來，西方國家一邊宣揚所謂“基於規則的體系”，一邊心知肚明這套體系充滿虛偽：它們高舉自由主義理想，卻屢屢豁免自身遵守；鼓吹自由貿易，卻選擇性地執行；口口聲聲講國際法與人權，卻對盟友與對手區別對待。“我們參與了這些儀式，卻大多迴避指出言辭與現實之間的鴻溝，”卡尼承認。這套體系之所以尚可容忍，是因為它提供了穩定，也因為美國雖奉行雙重標準，卻仍提供了其他西方國家所依賴的公共產品。但用卡尼的話說，“這筆交易如今已不再奏效。”卡尼稱之為國際體系的“斷裂”，其根源正是這筆交易的崩塌。強國——尤其是唐納德·川普總統治下的美國——不僅拋棄了維繫國際秩序的規則，也放棄了其行為應受原則指導這一偽裝。卡尼正確地指出，某種根本性的東西已然改變。但他呼籲中等強國和新興大國停止對一個破碎體系空喊口號時，低估了當這種“偽裝”消失後，隨之而去的還有什麼。卡尼堅稱，即便“基於規則的秩序”整體衰落，像加拿大這樣的小國仍可堅守某些自由主義價值觀。然而，中等強國究竟如何完成這項“搶救任務”仍完全不明朗，更不清楚在美式秩序留下的廢墟之上，是否真能誕生一種新的、以價值觀為基礎的國際機制。這令人擔憂。一個強國不再感到有必要為其行為提供道德辯護的世界，並非更加誠實——而是更加危險。當大國被迫以道德語言為其行為辯解時，弱國便獲得了槓桿：它們可以訴諸共同標準、援引國際法，並要求言行一致。但一旦連“原則”的表象都不必維持，強國便可為所欲為，只知自己僅會受到他國實力的制約。由此滋生的不穩定，最終連強者也無法倖免。虛偽的一點幫助虛偽在國際政治中長期扮演著雙重角色：它既在大國之間滋生怨恨與不信任，也通過迫使各國對其宣稱堅守的道德標準負責，從而約束權力。整個冷戰期間，美國以民主與人權的語言為其在國際秩序中的領導地位辯護，儘管其實際行動常與這些理想相去甚遠。這種虛偽並非無人挑戰。盟友與不結盟國家都曾反覆引用美國自己的話語，批評其行為，要求其在實踐中與其所倡導的原則保持一致。這種壓力產生了切實成果。例如，1975年，面對國內外的審視，美國國會成立了丘奇委員會（Church Committee），調查情報機構的行為，包括其海外秘密行動。該委員會的調查結果重塑了對美國情報活動的監督機制。這種壓力延續至冷戰後時代。2003年美國入侵伊拉克時，以國際法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威脅為由進行辯護。但隨著武器從未被發現，這些論點徹底崩塌。國際社會對入侵的強烈反彈，恰恰是因為華盛頓聲稱自己是在“基於規則的秩序”內行事。類似動態後來也出現在美國在多國使用無人機打擊的問題上。隨著歐巴馬、川普等數屆政府擴大無人機項目，國際法學者、盟友及公民社會組織紛紛援引美國對正當程序和法治的承諾，要求對其殺戮行為問責。作為回應，華盛頓發展出法律理據，收緊打擊目標標準，並接受了對其無人機使用地點與方式更嚴格的政治審查。虛偽所提供的約束始終是不完美的。美國的權力依然佔據上風。但“必須辯解”——至少維持原則性行動的表象——這一義務製造了摩擦。它賦予弱國一種抵抗的語言，也讓大國行為即使不完全、也多少需對超越赤裸利益的某種東西負責。無道德的美國近年來，這種動態已急劇弱化。當前時代的決定性特徵，並非美國違背了它曾倡導的原則，而是它越來越不再覺得有必要以這些原則為其行動辯護。過去歷屆政府尚以法律、合法性或普世自由價值的話語包裝美國權力，而如今的華盛頓則以赤裸裸的交易語言為其外交政策辯護。這一轉變在川普首個任期內已清晰可見。2018年，當他退出《聯合全面行動計畫》（即伊朗核協議）時，並未聲稱德黑蘭違反了國際規範，或協議危及地區穩定，而是簡單斥之為“對美國不利的壞協議”。同樣，在沙烏地阿拉伯記者賈邁勒·卡舒吉（Jamal Khashoggi）遇害事件後，川普為維持美沙關係辯護時，並非訴諸戰略必要性，而是強調軍售和就業給美國帶來的經濟利益。在這兩起事件中，華盛頓並未否認基本事實，而是直接否認需要道德正當性。在其第二任期內，川普徹底拋棄了正當化語言。當他因丹麥等七個歐洲盟友反對他收購格陵蘭島的企圖而威脅對其加征關稅時，他並未以共同利益或聯盟義務為由，而是明確將其視為一種施壓手段——一項旨在搾取領土讓步的交易性要求。同樣，2025年2月，川普發佈行政命令制裁國際刑事法院（ICC），並非因其質疑ICC的法律權威或提出替代問責框架，僅僅因為ICC調查了他的盟友、以色列總理本雅明·納坦雅胡（Benjamin Netanyahu）。這些行為並非以更高目的或必要性為由對既有原則的“違反”，而是赤裸裸的利益宣示，連原則的偽裝都已拋棄。華盛頓在制定外交政策時拒絕援引原則，從根本上改變了弱國與之抗爭的條件。批評者可以譴責川普政策粗鄙或自私，卻難以指責其“虛偽”——因為當美德的宣稱本身已被放棄，言行之間便不再存在差距。權力不再訴諸普世原則，而是主張特殊權益。其結果不僅是外交風格更趨強硬，更是美國行使權力的根本邏輯發生轉變——關鍵在於，他人抵抗這種權力的方式也隨之改變。再無道德高地乍看之下，放棄道德辯護似乎解決了長期存在的問題。如果虛偽損害信譽並招致反彈，那麼拒絕道德主張似乎是一種更高效的權力行使方式。當純粹的物質與政治利益佔上風時，不再需要為聲譽付出代價。一些觀察家歡迎這種轉變。巴西資深外交官塞爾索·阿莫林（Celso Amorim）就曾表示，川普“沒有虛偽”，只有“赤裸而原始的真相”，這讓各國能擺脫對美國真實動機的幻想，直接談判。但效率是有代價的。當大國不再感到有必要為其行為辯護時，過去圍繞合法性展開的爭論，越來越多地變成對槓桿力的測試。制裁便是典型例證。在舊秩序下，實施制裁的一方需解釋其措施如何針對具體違規行為，並符合共同規則。2015年歐巴馬政府談判達成伊朗核協議時，詳細列舉了伊朗違反《不擴散核武器條約》及聯合國安理會決議的行為，並將協議呈現為一個可核查的法律框架。而今天，大國可單純為推進自身利益而實施制裁。例如，2025年8月，川普對印度加征50%關稅，並非因為印度違反貿易協定，而是因他對新德里拒絕其在印巴緊張局勢中擔任調停人的提議感到個人不滿。在此類體系中，討價還價取代說服，服從更多依賴脅迫而非共識。國際政治失去了可用於協商爭端的語言，使強者得以隨心所欲地決定結果。這種轉變對最強大的國家而言或許看似可控——它們能輕易施加成本並承受反彈。但對全球體系整體而言，卻更具破壞性。失去虛偽所帶來的約束壓力後，權力運行的緩衝與中介機制減少，一種赤裸的等級秩序浮現，合作更難維繫，衝突更易升級。中等強國，巨變來臨這一轉變的成本並非均攤，其影響甚至波及美國自身利益。最明顯的後果體現在美國與全球南方的關係上：共享標準與道德正當性的消失，正使華盛頓更難通過制度管理衝突，而只能依賴其槓桿力。冷戰後大部分時期，訴諸共同規則使全球南方國家能在不使爭端淪為純粹實力較量的情況下，抗衡美國施壓。巴西的經歷頗具代表性。作為貿易自由化的後來者，巴西長期抵制全球自由貿易規則。但一旦加入該體系，便學會利用規則謀利。21世紀初，作為主要棉花生產國，巴西以美國通過補貼國內棉花產業違反世貿組織（WTO）義務為由，在WTO框架內發起訴訟。華盛頓敗訴，被迫作出讓步。這場爭端在雙方共同接受的國際法律框架內展開，既維護了雙邊關係，又擴大了貿易。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今日美國對巴西的貿易政策。2025年，川普對巴西出口商品大範圍加征關稅，並非基於貿易違規，而是報復巴西國內政治事態——特別是司法部門對川普政治盟友、前總統雅伊爾·博索納羅（Jair Bolsonaro）採取行動（後者曾試圖推翻選舉結果但失敗）。巴西並未訴諸多邊貿易規範，而是轉而降低對美依賴，並暗示其稀土儲備可成為談判籌碼。局勢緩和僅在美國在巴西有重大利益的企業向白宮施壓後才出現。美國與其最親密盟友的關係也呈現同樣轉變。數十年來，德國等國之所以接受與華盛頓的不對稱夥伴關係，正是因為共同原則、規則與制度使其能在國際體系中發聲。多邊主義並未消除美國主導地位，但軟化了它。二戰後西德（1990年後為統一德國）與美國的關係正是建立在此邏輯之上。深度嵌入北約與全球貿易體系的德國領導人，依靠法律、制度與程序主義來管理與華盛頓的不對稱關係。爭端被框定為共同秩序內部的辯論，而非權力對抗。1970年代，當美國向波恩的西德政府施壓，要求限制向開發中國家出口核技術時，波恩通過《不擴散核武器條約》和核供應國集團接受了限制，將商業利益置於兩國共同認可（儘管由美國主導）的防擴散規範之下。這種做法使其能在保持關鍵盟友身份的同時，有選擇地抵制美國權威。然而，隨著華盛頓停止以自由價值觀和規範為其行動辯護，這一平衡已被打破。川普以赤裸裸的交易語言向德國施壓：關稅被當作槓桿，次級制裁威脅與能源政策掛鉤，安全承諾被重新定義為“保護服務”。德國的回應是減少對美依賴：加倍推進歐洲產業政策，投資能源與防務自主，並多元化與其他國家的夥伴關係。柏林正在為自己構築一道屏障，以應對一個美國權力僅靠槓桿運作、依賴華盛頓反而成為弱點的世界。加拿大面臨類似困境。川普已威脅對加拿大徵收懲罰性關稅，並要求其放棄獨立能源政策以迎合美國利益。更甚者，川普多次暗示加拿大應成為美國第51個州。與德國一樣，加拿大也開始降低對華盛頓的依賴，加速多元化貿易夥伴，並加強與其他大國的聯絡。兩國都在追求某種“戰略自主”——在美國不再以共享規範自我約束的背景下，努力維護決策獨立性。這正是卡尼在達沃斯演講中所指出的新國際“斷裂”的核心特徵：基於規則的秩序崩潰後，即使最親密的美國盟友也不得不將美國視為一個需加以避險（或如加拿大所面臨的，需加以防範）的強權，而非一個受共同原則約束的夥伴。告別一切道德對美國而言，放棄道德正當性的影響是嚴峻的。這种放棄不僅侵蝕美國的優勢，更觸發其夥伴的戰略多元化，而這可能瓦解美國曾主導的體系。美國權力的獨特成就，從來不是支配本身，而是將支配轉化為其他國家的真正認同。僅靠交易維繫的聯盟或許能存續，但更為脆弱，在最需要領導力時更難動員。失去原則的語言，美國也就失去了使其權力強加於人變得可被接受的能力。虛偽的消失可能被誤認為進步。它或許讓人感覺更誠實，終結了雙重標準、作秀與自欺。但虛偽曾在國際秩序中發揮結構性作用，而這一秩序如今正被拆除。通過宣稱以共同原則之名行事，強國使自己暴露於質疑之下。這種脆弱性賦予弱國槓桿，使盟友能在不導致關係破裂的前提下管理不對稱，並幫助將支配轉化為他國即便不滿也能接受的東西。當然，這並非主張恢復一個已不復存在的世界。基於規則的秩序從未如其所宣稱的那般有原則，虛偽常常掩蓋不公，如同約束權力一樣。但通過假裝以普世價值之名行事，強國至少承認了這些價值的重要性。當強國不再感到有必要為其權威正名時，曾經依靠共識維繫的國際體系，便退化為一個權力不受約束的世界，衝突將更頻繁且更難控制。虛偽的悖論在於：它在賦能權力的同時也限制了權力。美國很可能終將發現，赤裸的支配，遠比一個雖有缺陷、卻曾讓他人有理由相信的秩序更難維繫。 (邸報)

近期，北京接連迎來了多位西方國家領導人，從加拿大總理卡尼（Mark Carney）到英國首相基爾·施凱爾（Keir Starmer），再到即將到訪的德國總理梅爾茨（Friedrich Merz），一時間，外交舞颱風雲變幻。這股“訪華熱”背後，是各國與美國川普政府關係趨於緊張的大背景所致，也是對一個更穩定、可預測國際秩序的集體訴求。01施凱爾首訪，力求務實2026年1月29日，英國首相基爾•施凱爾抵達北京，展開自2018年特蕾莎•梅以來首次英國政府首腦訪華。他在出發前就明確表示，英國需在“理想與現實之間保持清晰認識”，穩定對華關係，擯棄過山車式外交。“我是一位講 pragmatism（務實主義）的英國人，”施凱爾在飛機上對記者如是說，“我們與中國之間存在巨大的機遇，也必須應對清晰的分歧。”02 貿易、環保與移民問題：務實合作再推進此次訪問中，英國希望中國在多個實質性問題上配合，包括：降低中國對蘇格蘭威士忌徵收的進口關稅；助力中國汽車品牌奇瑞，在捷豹路虎英國工廠設立合資生產線；在綠色金融領域深化合作，利用中國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契機吸引資本流向倫敦金融城（City of London），以增強脫歐後的國際金融地位。03 新現實驅動新方向：與中國對話成為政治必然不僅僅是英國。幾周前，加拿大總理馬克·卡尼（Mark Carney）也訪問北京。在達沃斯經濟論壇上，他強調：“改善與中國關係將有助於加拿大在新全球秩序中取得主動”。2025年12月，法國總統馬克宏同樣到訪北京，儘管雙方在對俄立場與中歐貿易逆差問題上仍存分歧。“這些西方領導人都很清楚：中國是技術、綠色能源和全球治理議題上的關鍵參與者。”英國前外交官、現為倫敦國王學院中國研究中心主任的凱里·布朗（Kerry Brown）如是說。04 川普因素：美國信譽震盪，歐亞“再平衡”啟動這股外交潮流的真正推手，其實是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國總統唐納德·川普。在第二任期內，川普延續其“美國優先”政策，頻繁出台不可預測、甚至“孤立主義”的政策：對盟友徵收貿易懲罰；提議以購買方式“吞併格陵蘭”；敲打移民政策，引發明尼阿波利斯移民局執法暴力事件；在拉美謀劃“抓捕馬杜洛”式的突發外交舉動……這使得傳統盟友如德國、法國、英國及加拿大對美國的外交領導力感到動搖，他們更加願意分散風險，尋求與中國等大國的“對話空間”和“務實緩衝”。中國層面則樂於展現“合作型大國”的軟形象。正如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教授王義桅所言：“曾經西方覺得中國違背多邊秩序，現在卻擔心美方才是規則破壞者”。05 美國反應強烈，川普威脅“加征關稅”這些外交姿態並未被白宮忽視。川普本人也在與北京接洽籌備春季訪華，以尋求個人外交突破。顯然，這場外交“棋局”遠未結束。世界秩序正在經歷震盪調整，這不僅關乎中美的戰略博弈，也正重新定義歐洲的外交。過去，西方將維護多邊機制寄託在與美國的聯盟關係上；如今，隨著川普的不確定性增加，同樣的穩定感，正被越來越多國家期望從北京獲得。 （歐時大參）

1月27日，加拿大議會的質詢現場上演了年度最戲劇性反轉。面對“能否保證與華盛頓談判正常”的追問，卡尼扔下一句石破天驚的表態——“世界變了，華盛頓變了，如今美國幾乎沒有什麼是正常的。”這話擱三天前，恐怕沒什麼人敢信。畢竟美國財長貝森特剛在福克斯新聞上得意洋洋地宣稱，卡尼已在與川普通話時“極力收回”達沃斯論壇的批評言論。這場“自導自演的打臉現場”堪稱國際政治版“翻車名場面”。時間回到1月20日的達沃斯，卡尼當著全球政商大佬的面直言不諱，過去幾十年的世界秩序已經“破裂”，呼籲“中等強國”聯合應對“霸權”力量。這番話直接戳中川普痛處，畢竟美國正是他口中“霸權”的頭號代表。沒想到一周後，美財長貝森特突然“劇透”。“我在橢圓形辦公室親眼見證，卡尼正極力收回那些不當言論。”那語氣，彷彿抓住了對方的“小辮子”，還不忘嘲諷“加拿大依賴美國貿易，搞全球主義議程就是自尋死路”，甚至搬出上世紀法國密特朗的舊事，暗諷卡尼“重蹈覆轍”。可貝森特沒料到，卡尼轉頭就給了美國一記“回馬槍”。卡尼不僅在記者會上斬釘截鐵地說“達沃斯的話就是我的本意”，還在議會補刀“美國不正常”，直接把美財長的“劇本”撕了個粉碎。這波操作像極了被PUA的夥伴突然覺醒：“你以為我會服軟？恰恰相反，我還要戳破你的真面目。”其實卡尼的“大逆不道”，其實是說出了多國不敢明說的實話。所謂“不正常”，絕非隨口吐槽，而是對美國近年單邊主義行徑的精準概括，三大實錘足以佐證：首當其衝的是貿易霸凌的“雙標操作”。作為加拿大最大貿易夥伴，美國近年對這位“鄰居”的操作堪稱“翻臉比翻書快”。2025年以來，川普政府先是對加拿大鋼鋁加征25%關稅，隨後加碼至35%，甚至威脅“加征100%關稅”阻撓加拿大與中國的貿易合作。要知道，加拿大約70%的出口依賴美國市場，美國此舉無異於“扼住鄰居的喉嚨要贖金”。更諷刺的是，美國一邊指責加拿大“貿易不公”，一邊違反美墨加協定，多次單方面撕毀關稅承諾，把“以規則為基礎的貿易”變成“以美國利益為基礎的霸權”。其次是退群成癮的“單邊狂歡”。如果說貿易霸凌是針對特定國家，美國的“退群潮”則是對全球秩序的公然破壞。2026年初，川普一次性宣佈退出66個國際組織，涵蓋聯合國多個下屬機構、氣候合作機制等多個領域，創下全球單邊主義的“紀錄”。從《巴黎協定》到世衛組織，從伊朗核協議到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美國把國際組織當成“不合心意就甩鍋”的工具，把“多邊合作”異化為“要麼聽我的，要麼散夥”的霸權遊戲。這種“毀約如兒戲”的操作，讓曾經的“規則制定者”變成了“規則破壞者”。最致命的是霸權邏輯的“自我矛盾”。貝森特嘲諷卡尼“中等強國聯合是重蹈覆轍”，卻忘了如今的世界早已不是美國一家獨大的時代。美國一邊要求盟友“唯命是從”，一邊用關稅大棒敲打盟友；一邊高喊“自由貿易”，一邊對多國發起貿易制裁；一邊指責他國“破壞秩序”，一邊自己退出關鍵國際機制。這種“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雙標，正是“美國不正常”的核心，當霸權無法通過規則維繫，便只能靠威脅與霸凌苟延殘喘。卡尼的強硬表態，背後是加拿大對美國霸權的徹底“破防”與主動“破局”。曾經的美加關係，像極了“大哥帶小弟”的依附模式，加拿大長期把美國市場當成“安全區”，卻在近年屢屢遭遇“大哥翻臉”的暴擊。2025年美加貿易戰中，美國對加拿大能源、汽車、鋼鋁等核心產業層層加碼關稅，加拿大不得不發起報復性關稅，卻也深知“與鄰為壑”並非長久之計。正是這種“被PUA的痛苦”，讓加拿大下定決心“另尋出路”。卡尼推動的貿易多元化戰略，本質上是“擺脫霸權依附”的自救。一方面，加拿大加快與CPTPP成員國的合作，借助這一覆蓋4.98億人口的自貿協定，降低對美國市場的依賴；另一方面，積極拓展與中國等新興市場的貿易往來，計畫十年內將非美市場出口翻倍，總額超3000億加元。這種“不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裡”的清醒，恰恰是中等強國應對霸權的理性選擇。而卡尼呼籲“中等強國聯合”，更不是貝森特口中的“空想”，而是全球多極化趨勢的必然。當美國忙著“退群拉黑”，中等強國正在主動“建群合作”。CPTPP的生效、東盟的抱團發展、金磚國家的擴容，這些都印證了“霸權可以橫行一時，卻無法主導一世”。貝森特拿上世紀密特朗的案例說事，卻忽略了時代的本質變化。當年的“中等強國”是孤軍奮戰，如今的“中等強國”是抱團取暖；當年的國際秩序是“一極獨大”，如今的國際秩序是“多極共生”。而卡尼的“美國幾乎沒有什麼是正常的”，看似一句辛辣吐槽，實則道破了全球秩序的深層變革。美國的“不正常”，說白了就是霸權衰落期的“焦慮症”。當自身實力無法支撐其全球野心，當多邊合作與霸權訴求產生衝突，便只能通過單邊主義、貿易霸凌等“反常操作”維繫地位。可歷史早已證明，霸權就像流沙，越是用力掙扎，越是加速沉淪。美國頻繁退群、動輒加稅的操作，看似“霸氣側漏”，實則是“自斷臂膀”。退出國際組織，意味著放棄國際規則的話語權；打壓盟友貿易，意味著失去合作夥伴的信任；奉行霸權邏輯，意味著站在全球多極化的對立面。“美國優先”政策就像一頭橫衝直撞的野牛，看似破壞力驚人，最終只會把自己逼入孤立無援的境地。而加拿大的覺醒、中等強國的聯合、多極合作的興起，正在建構一個“新常態”的世界。這個“新常態”裡，沒有永遠的霸權，只有永恆的合作；沒有絕對的依附，只有平等的共生。卡尼在達沃斯的吶喊，不是對美國的惡意攻擊，而是對國際秩序的理性呼籲——當規則被破壞、霸權在橫行，中等強國的聯合與堅守，正是維繫全球穩定的重要力量。說到底，這場“嘴仗”的背後，就是舊霸權與新秩序的碰撞。美國可以繼續沉浸在“不正常”的霸權幻象中，但世界不會停下多極化的腳步。就像卡尼所說，“世界變了，華盛頓變了”，而這種變化的本質，是霸權的衰落與正義的回歸。當更多國家敢於對霸權說“不”，當多邊合作成為不可逆轉的潮流，一個更加公正、合理、穩定的國際秩序，終將在破局中重生。 (有理兒有面)

去年成為加拿大總理時，馬克·卡尼在人們心目中主要是一位技術官僚，能在全球金融界取得成功的央行行長。但本周從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年會返回時，卡尼突然成為全球政壇明星。在這個億萬富翁、投資者、首席執行長和政治家們的年度聚會上，向來矜持的聽眾在卡尼30分鐘激昂的演講結束後，罕見地全體起立鼓掌。1月22日，加拿大總理卡尼在加拿大魁北克城出席記者會。嘗試對美拉開距離卡尼坦率評估了美國總統川普造成全球秩序不可逆轉的“決裂”，並敦促其他中等強國加入加拿大，共同開闢一條獨立於超級大國的道路。卡尼說話非常直白，這與其他一些對川普阿諛奉承的人形成鮮明對比。卡尼從達沃斯回國後不到一天，就在魁北克市發表演講，闡述加拿大的方向。他說：“加拿大無法解決世界上所有的問題。但我們可以證明可能有另一種道路。歷史的弧線並非註定要扭曲成威權主義和排外主義，它仍然可以傾向進步與正義。”卡尼這番演講如同他在達沃斯的演講一樣，沒有直接點名川普，但指向性非常明顯。這次演講主要涉及國內議題，包括魁北克最近重新燃起的分離主義情緒，似乎既是為了安撫，也是為了激勵那些因川普執政一年而感到憤怒、疲憊和恐懼的加拿大人。雖然與川普總體上保持著友好關係，但卡尼的這兩場演講凸顯這位加拿大領導人計畫進一步將本國與川普版本的美國拉開距離。美國是加拿大出口依賴型經濟的最大市場，兩國共享世界上最長的陸地邊界。儘管加拿大與美國和墨西哥簽訂自由貿易協定，但川普已對包括汽車、鋼鐵和鋁在內的加拿大關鍵產業施加了各種關稅威脅。不管川普想接管加拿大的另一個鄰居格陵蘭島的願望最終是何結果，這一問題已在加拿大人中激起擔憂和憤怒，川普還曾威脅要把加拿大變成美國的第51個州。手握籌碼改變策略卡尼上任近一年來，一直試圖與美國總統川普建立友好關係。如今，他開始採取強硬路線。“卡尼一直試圖表現友好，但收效甚微。”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加拿大研究主任克里斯托弗·桑茲說，“卡尼正加大行動力度，博得更多關注。”卡尼基本未談及他為何大幅調整對川普的策略，但分析人士指出了兩個正在浮現的原因。分析人士認為，首先，在美加墨協定談判之前展現實力，可以為卡尼提供一些談判籌碼。加拿大卡爾頓大學國際政治學教授芬·漢普森說，卡尼已決定“是時候不再客氣，採取強硬路線”。加拿大阿巴卡斯資料公司總裁戴維·科萊托說，卡尼在達沃斯的演講是為可能提前的大選做鋪墊，以期在議會贏得多數。目前，卡尼領導的自由黨政府屬於少數派政府，這意味著如果反對黨聯合起來，他們可能會失去權力。“在卡尼描述的世界裡，穩定成了一種資產。”科萊托說，“因此，如果卡尼想利用達沃斯敘事框架為提前選舉引路，那麼更明確的資訊可能不是‘給我多數席位’，而是‘給加拿大穩定’。”卡尼還試圖與歐洲和海灣國家建立更緊密的關係。卡尼在卡達表示，他獲得了卡達對加拿大清潔能源項目、人工智慧企業和國防領域的投資承諾。加拿大還獲得了參與一個歐盟國防基金的管道，以減少對美國的依賴。卡尼定於3月訪問澳大利亞。澳大利亞總理安東尼·阿爾巴尼斯表示，他認同卡尼達沃斯演講的主旨。該演講呼籲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等國家協同行動，反擊全球霸主的經濟脅迫，但隻字不提川普。 (新華國際頭條)

加拿大總理卡尼27日在加議會眾議院說，世界正處於變局當中，美國也在不斷變化。他說：“現在的美國，幾乎什麼都不正常。”卡尼表示，他在26日與川普通了電話，雙方討論了烏克蘭局勢、委內瑞拉問題以及北極安全等議題。卡尼20日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年會上發表演講，批評美國政策破壞世界秩序，隨後未與川普會面便離開瑞士回國。新聞多一點：加拿大總理否認“收回”批評美國的言論加拿大總理卡尼27日說，他日前在與美國總統川普通話時“並未收回”自己在瑞士達沃斯批評美國政策破壞世界秩序的言論。卡尼對加拿大媒體說：“我在達沃斯說的話是算數的。”當被直接問及他是否收回了相關言論時，卡尼回答說，“沒有”。卡尼表示，他在26日與川普通電話。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26日對美國媒體表示，卡尼在與川普的通話中“極力地收回了他在達沃斯發表的一些不當言論”。 (新華國際頭條)

Trump's Greenland Fiasco川普總統為達成與數月前幾乎完全相同的選項，不惜製造北約危機、加深歐洲對美國的不信任。圖：Cristiana Couceiro；來源：Getty Images2026年1月20日，加拿大總理馬克‧卡尼（Mark Carney）在瑞士達沃斯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上發表演講，罕見地展現出思想深度，甚至情感上的坦誠。卡尼將哈維爾筆下蔬果店老闆的處境，比喻為二戰後建立的、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這項秩序很大程度上由美國支撐，並為其自身利益所用。儘管強國常常我行我素，國際法與規則的執行也“鬆緊不一”，但各國至少名義上仍效忠於一個基於規範、追求共贏合作的世界。卡尼說：「尤其是美國的霸權地位，曾幫助提供了許多公共產品：開放的海上航道、穩定的金融體系、集體安全，以及支持爭端解決機制的框架。」這一體系支撐了北約——這個聯盟帶來了近一個世紀前所未有的和平。儘管這套秩序並不完美，但其收益遠大於弊端。然而，唐納德·川普第二任期的第一年，讓這種弊端變得無法忽視。去年4月「解放日」當天，川普宣布對歐盟成員國徵收20%的關稅（「他們一直在占我們便宜，」他說）。他在試圖結束烏克蘭戰爭時，明顯流露出對弗拉基米爾·普丁的同情，並暗示這場戰爭歸根結底是歐洲自己的問題，不應指望美國提供重大軍事或財政支持。新年剛過，川普派遣美軍進入委內瑞拉抓捕總統尼古拉斯馬杜洛時，更直言不諱地告訴《紐約時報》：“我不需要國際法。”但最清晰暴露美歐分道揚鑣的，莫過於圍繞格陵蘭島爆發的危機。格陵蘭是丹麥王國下屬的一個自治北極地區。過去一年中，川普多次表示有意奪取該島——因其具有戰略軍事價值，且蘊藏豐富（儘管開採困難）的稀土資源。他辯稱，只有美國才能保護格陵蘭免受俄羅斯等國之害，並對國會宣稱：「不管用什麼方式，我們都會拿下它。」換言之，作為以「集體自衛」為原則的北約核心成員，美國竟公然威脅要侵占另一個成員國的領土。起初，丹麥及其他北約成員國似乎認為，只要承諾增加對北極地區的投入，就能安撫川普。 （1951年的一項協議允許美國在冷戰期間於格陵蘭設立軍事設施——如今僅保留一處基地——並可增設其他設施。）事實上，過去一年，歐洲一直願意對川普採取奉承與交易式外交——這是對付他的有效策略。去年6月在海牙舉行的北約峰會上，這項策略基本上已奏效：主要目標是留​​住美國，維持在聯盟中的角色與能力。各國承諾將國防開支提升至GDP的5%，川普則盛讚峰會「非常了不起」。但在格陵蘭問題上，他似乎進入了另一個邏輯維度。 “你捍衛的是所有權，”他今年1月初說，“而不是租約。”本月晚些時候，丹麥及多個歐洲國家向格陵蘭派遣部隊進行軍事演習——表面上是為了證明它們認真對待防範俄羅斯等對手，但顯然也是向川普傳遞信號。 「歐洲竟感到有必要部署一支『絆線部隊』來防範那個幾代以來被視為歐洲終極安全保障的力量，這徹底顛覆了我們對世界的全部認知，」北約前政策規劃主任法布里斯·波蒂埃（Fabrice Pothier）表示。川普隨即宣布追加關稅——稅率升至25%——並聲稱這些關稅將持續到美國完成對格陵蘭的「收購」為止。然而，在達沃斯，就在卡尼演講的隔天，川普似乎收回了先前最激烈的威脅，表示美國不會動用武力奪取格陵蘭，並暫緩實施關稅。或許歐洲的軍演讓他有所觸動，又或許有顧問向他解釋了所謂「歐盟貿易火箭筒」的潛在威力——包括馬克宏在內的歐洲領導人正推動一系列廣泛反制措施，可能給美國經濟造成高達千億美元的損失。同一天，川普宣布由北約秘書長馬克·呂特（Mark Rutte）斡旋達成一項「框架協議」。細節雖少，但看來美丹兩國將重新審視1951年協議，可能在美國所謂的「黃金穹頂」（Golden Dome）計畫下增設更多美軍基地或飛彈防禦站。協議還可能包含一項附加條款，禁止敵對勢力投資或從格陵蘭資源中獲利。換句話說，川普製造了一場北約危機，最後卻回到了幾個月前就已存在的選項。如果這項協議得以落實，歐洲或許會把川普的退讓視為典型的地緣政治「TACO行動」。但更大的問題並非川普的具體行動，而是驅動這些行動的邏輯。正如2009至2013年擔任美國駐北約大使的伊沃·達爾德（Ivo Daalder）所言：「川普已明確表示，他只願意保衛自己擁有的領土，對不屬於他的地方則不願出手。」這「向北約其他成員傳遞了一個關乎存亡的信息：即'一國安全理念已成立已不再成立全體安全」。無論最終如何收場，這場危機都將加速歐洲擺脫對美國安全依賴的努力。但這既非易事，也非速成之舉：例如，歐洲目前沒有可大規模生產的、能取代美國「愛國者」防空系統的本土平台。此外，歐洲內部也存在分歧：面對川普的關稅威脅，各國未能統一應對；對於若無美國領導，應由誰牽頭，也缺乏共識。儘管如此，一個延續數十年的秩序或許終將瓦解。美國或許強大而威猛，但其長期盟友「也擁有某種力量——那就是停止假裝、直面現實的能力。」(邸報)

“ 當地時間2026年1月20日，瑞士達沃斯，2026年世界經濟論壇年會，加拿大總理馬克·卡尼特別致詞。”這篇文章包含了加拿大總理馬克·卡尼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 2026 年年會上的特別演講的完整文字記錄。卡尼強調了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的終結，並闡述了加拿大如何通過建立戰略自主性同時維護諸如人權和主權等價值觀來做出調整。加拿大總理呼籲像他自己這樣的中等強國攜手合作，以對抗硬實力的崛起和大國之間的競爭，從而建構一個更加合作、更具韌性的世界。“非常感謝你，拉里。我先用法語開始講，然後會再切換回英語。”（以下內容是根據法語翻譯的）“謝謝你，拉里。今晚能與您相聚在這個對加拿大乃至整個世界都至關重要的時刻，我感到既榮幸又感到責任重大。今天我要談論的是世界秩序的一次破裂，一種美好幻想的終結，以及一個嚴酷現實的開端。在這個世界裡，地緣政治，那些強大的主導力量，地緣政治不再受到任何限制和約束。另一方面，我想告訴您，其他國家，尤其是像加拿大這樣的中等強國，並非無能為力。它們有能力建構一個涵蓋我們這些價值觀的新秩序，比如尊重人權、可持續發展、團結、各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等。弱者的力量源於誠實。”[卡尼再次開始用英語發言]“似乎每天我們都會被提醒：我們生活在一個大國之間激烈競爭的時代，基於規則的秩序正在瓦解，強者可以為所欲為，而弱者只能承受他們所必須承受的一切。而修昔底德的這一格言被表述為是必然之事，被視為國際關係中固有邏輯的再度顯現。面對這種邏輯，各國往往會採取妥協的態度，相互遷就，避免衝突，期望遵守規則能夠換來安全。然而，並非如此。那麼，我們有那些選擇呢？1978 年，捷克的異議人士瓦茨拉夫·哈維爾（後來成為總統）撰寫了一篇名為《無權者的力量》的文章，在文中他提出了一個簡單的問題：共產主義制度是如何維持自身的運轉的？而他的回答是以一位蔬菜水果商販的故事開篇的。每天早上，這位店主都會在自家店窗上貼上一塊牌子：“全世界的勞動者團結起來”。他自己並不相信這句口號，也沒有人相信，但他還是這麼做，是為了避免衝突，為了表明順從的態度，為了和睦相處。而且因為每條街上每家店主都這麼做，這個體系得以延續——並非僅僅依靠暴力，而是依靠普通民眾在內心明知是虛假的儀式中所做出的參與。哈維爾將此稱為“生活在謊言之中”。這個體系的力量並非源於其真實性，而是源於每個人願意按照其規定行事從而使其顯得真實的過程，而它的脆弱性同樣源自於這一根源。當那怕有一個人停止執行規定時，當賣蔬菜水果的攤主摘下他的招牌時，這種假象就開始出現裂痕。朋友們，是時候讓公司和國家也把它們的招牌摘下來了。數十年來，像加拿大這樣的國家在我們所稱的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下蓬勃發展。我們加入了其相關機構，讚頌其原則，受益於其可預測性。正因為如此，我們能夠在該秩序的保護下推行基於價值觀的外交政策。我們深知那種認為國際規則體系是完全公正合理的觀點是不正確的，因為實力最強的國家在方便的時候就會自行豁免；而且貿易規則的執行也是有差異的；此外，我們還明白國際法的適用力度會因被告或受害者的身份不同而有所差異。這種虛構的情景確實發揮了作用，而美國的霸權地位尤其有助於提供公共產品、開闢海上航道、建立穩定的金融體系、提供集體安全保障以及為解決爭端的框架提供支援。於是，我們把標識牌掛在了窗戶上。我們參與了相關活動，並且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刻意強調言語與現實之間的差距。這個交易不再有效了。讓我直截了當地說吧。我們正處於分裂狀態，而非過渡階段。在過去二十年裡，金融、衛生、能源和地緣政治領域的一系列危機揭示了極度全球一體化所帶來的風險。但近年來，大國開始將經濟一體化作為武器、關稅作為籌碼、金融基礎設施作為施壓手段、供應鏈作為可利用的弱點。當整合成為導致你處於從屬地位的根源時，你就無法通過整合來維持那種表面上的互利關係了。中等強國所依賴的多邊機構——世界貿易組織、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這些集體解決問題的架構本身正面臨威脅。因此，許多國家得出了同樣的結論：他們必須在能源、糧食、關鍵礦產、金融以及供應鏈等領域增強自身的戰略自主性。這種衝動是可以理解的。一個無法養活自己、無法提供能源、也無法保衛自身的國家，其選擇自然就十分有限。當規則不再為你提供保護時，你就必須自己保護自己。但我們要清醒地看到這會走向何處。一個由堡壘構成的世界將更貧窮、更脆弱、也更不可持續。還有另一個事實:如果大國甚至放棄對規則與價值的表面承諾，而轉向毫無阻礙地追求自身權力與利益，那麼交易主義帶來的收益將更難複製。霸權國家無法不斷將其關係貨幣化。盟友將通過多元化來避險不確定性。他們會購買“保險”，增加選擇以重建主權--這種主權曾經以規則為基礎但將越來越多地錨定在承受壓力的能力上。在座各位都知道，這就是經典的風險管理。風險管理是有代價的，但戰略自主與主權的成本也可以分擔。對韌性的集體投資，比每個人各自修建堡壘更便宜。共同標準減少碎片化。互補性帶來正和結果。對加拿大這樣的中等強國而言，問題不在於是否適應新的現實--我們必須適應。問題在於，我們是僅僅通過築起更高的牆來適應還是能做得更有雄心。加拿大是最早聽到警鐘的國家之一，這促使我們從根本上調整戰略姿態。加拿大人知道，我們過去那種舒適的假設--認為地理位置和盟友成員身份會自動帶來繁榮與安全--不再成立。而我們的新方法建立在芬蘭總統亞歷山大·斯圖布所稱的“基於價值的現實主義”之上。換句話說，我們力求既有原則，也務實。有原則體現在我們對基本價值的承諾:主權、領土完整除非符合《聯合國憲章》否則禁止使用武力，以及尊重人權。務實，則體現在承認進步往往是漸進的，利益會分化，並非每一個夥伴都會分享我們所有的價值觀。因此，我們以開放的眼光、戰略性地廣泛參與。我們主動面對真實的世界，而不是等待一個我們希望存在的世界。我們正在校準我們的關係，使其深度反映我們的價值觀;並在當下世界流動性極強、風險重重、且對未來走向利害攸關之際，優先推進廣泛接觸，以最大化我們的影響力。而且，我們不再只是依賴我們價值觀的力量，也要依賴我們力量的價值。我們正在國內建設這種力量。自本屆政府上任以來，我們下調了個人收入稅、資本利得稅和企業投資稅。我們取消了所有聯邦層面的省際貿易壁壘。我們正在加速推進1兆美元的投資，涵蓋能源、人工智慧、關鍵礦產、新貿易走廊等領域。我們將在本十年結束前將國防開支翻倍，並以能夠建設本國產業的方式來實現這一點。我們也在迅速推進對外多元化。我們已同歐盟達成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包括加入SAFE(歐洲防務採購安排)。在六個月內，我們在四大洲簽署了另外 12 項貿易與安全協議。過去幾天裡，我們又與中國和卡達達成了新的戰略夥伴關係。我們正在與印度、東盟、泰國、菲律賓和南方共同市場(Mercosur)談判自由貿易協定。我們還在做另一件事:為幫助解決全球問題，我們正在推進“可變幾何”。換句話說，基於共同價值觀與利益，針對不同議題組建不同聯盟。因此，在烏克蘭問題上，我們是“志願聯盟”(Coalition of the Willing)的核心成員，也是其防務與安全人均貢獻最大的國家之一。在北極主權問題上，我們堅定與格陵蘭和丹麥站在一起，並全力支援他們決定格陵蘭未來的獨特權利。我們對北約第五條的承諾堅定不移，因此我們正與北約盟友合作，包括北歐一波羅的海八國(Nordic-Baltic Eight)，進一步鞏固聯盟北翼和西翼的安全，其中包括加拿大對超視距雷達、潛艇、飛機以及地面部隊--冰上靴子--進行史無前例的投資。加拿大堅決反對針對格陵蘭的關稅，並呼籲開展聚焦對話，以實現我們在北極地區安全與繁榮的共同目標。在多邊貿易方面，我們正在推動搭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與歐盟之間的橋樑，這將基於關鍵礦產打造一個覆蓋15億人口的新貿易集團。我們正在組建以七國集團為支點的買方俱樂部，讓世界能夠從集中供應中實現多元化。並且在人工智慧方面，我們正與志同道合的民主國家合作，以確保我們最終不會被迫在霸權國家與超大規模雲服務商之間作出選擇。這不是天真的多邊主義，也不是依賴他們的機構。這是在逐項議題上與擁有足夠共同基礎、能夠共同行動的夥伴建立聯盟。在某些情況下，這將涵蓋絕大多數國家。它正在做的是，在貿易、投資、文化等領域編織一張密集的聯結網路，我們可以在未來的挑戰與機遇中加以運用。我們的觀點是，中等強國必須共同行動，因為如果我們不在桌上，我們就在菜單上。但我也要說，大國目前還負擔得起單干。他們擁有市場規模、軍事實力和足以左右局勢的籌碼來制定條件。中等強國沒有。但當我們只與一個霸權國家進行雙邊談判時，我們是從弱勢出發談判。我們接受被提供的一切。我們彼此競爭，看誰最順從。這不是主權。這是在接受從屬地位的同時，上演主權的表演。在大國競爭的世界裡，夾在中間的國家有一個選擇:彼此爭寵，或聯合起來開闢一條有影響力的第三條道路。我們不應讓硬實力的崛起矇蔽我們，看不到:合法性、正直與規則的力量，只要我們選擇共同運用，它就仍將強大。這就把我帶回到哈維爾。對中等強國而言，“活在真實中”意味著什麼?第一，它意味著指認現實。不要再把“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掛在嘴邊，彷彿它仍按宣傳那樣運作。要把它稱作它本來的樣子:一個大國競爭不斷加劇的體系，最強者將經濟一體化作為脅迫工具來追逐自身利益。它意味著一以貫之地行動，對盟友與對手適用同樣標準。當中等強國批評來自某一方向的經濟恐嚇卻對來自另一方向的同類做法保持沉默時，我們只是在把招牌繼續掛在窗裡。它意味著去建設我們聲稱相信的東西，而不是等待舊秩序恢復。它意味著建立名副其實、如其所述地運作的制度與協議，也意味著削弱使脅迫成為可能的槓桿。這就是建設強大的國內經濟。它應當是每個政府的當務之急。而國際多元化不僅是經濟上的審慎;它也是誠實外交政策的物質基礎，因為國家通過降低自身遭報復的脆弱性，贏得堅持原則立場的權利。所以，加拿大。加拿大擁有世界所需要的東西。我們是能源超級大國。我們擁有大量關鍵礦產儲備。我們擁有世界上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人口。我們的養老基金是全球規模最大、最成熟的投資者之一。換句話說，我們擁有資本與人才。我們還擁有財政能力極強、能夠果斷行動的政府。並且我們擁有許多人嚮往的價值觀。加拿大是一個能夠運轉的多元社會。我們的公共空間喧鬧、多樣而自由。加拿大人仍致力於可持續發展。在一個幾乎一切都不穩定的世界裡，我們是穩定可靠的夥伴--一個著眼長遠、重視並經營關係的夥伴。我們還有另一項優勢:我們認識到正在發生什麼並決心據此行動。我們明白，這場裂變需要的不只是適應; 它需要對真實世界的誠實。我們正在把窗裡的招牌撤下來。我們知道舊秩序不會回來了。我們不應為它哀悼。懷舊不是戰略，但我們相信，從裂縫中我們可以建造出更大、更好、更強、更公正的東西。這是中等強國的任務--這些國家在“堡壘世界”中損失最大，卻在真正合作中獲益最多。強者擁有他們的力量。但我們也有一樣東西:停止假裝的能力，指認現實的能力，在國內建立實力的能力，以及共同行動的能力。這就是加拿大的道路。我們公開而自信地選擇它而且這條道路向任何願意與我們同行的國家敞開，非常感謝。(加元出國)

2026 年 1 月20日，在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加拿大總理Mark Carney首次以國家領導人身份登台發聲。這場題為“Principled and Pragmatic: Canada’s Path《有原則且務實：加拿大的道路》”的演講，不只是一次外交亮相，更像是一份對世界秩序變局的冷靜診斷書，贏得各界的廣泛好評。在人們已經習慣了世界就是一個草台成員的情況下，出現這麼一個理性、專業、有洞察力的領導人，著實讓人耳目一新。卡尼直言不諱地指出當下地緣政治的困局：我們身處一個大國競爭的時代，以規則為基礎的秩序正在褪色，強者想做什麼就能做什麼，弱者只能承受其所必須承受的。卡尼把自己的國家定位於中等強國，他指出中等強國不應該被動地隨波逐流，而是要積極地發揮自己的行動空間，強調加拿大並非無力旁觀者。他運用了金融領域的風險管理概念來避險地緣風險，他說：“當大國連規則與價值的表面文章都不再維持，只為毫無束縛地追逐權力與自身利益——那種交易主義帶來的收益將越來越難以複製。霸權國家不可能無休止地把關係變現、把盟友當收費項目，盟友會為避險不確定性而分散佈局以重建主權，類似於買保險。那種曾經建立在規則之上的主權，將越來越轉而錨定於抵禦壓力、扛住衝擊的能力，這就是典型的風險管理。”他說，“主權就是承受壓力的能力。”他借用捷克思想家哈維爾《無權者的力量》的意象，提出“弱者真正的力量，始於誠實地做自己，停止假裝世界仍按舊規則運轉”，直呼中等強國“直面現實、重建能力、結成聯盟”。他用一句高度凝練的話概括加拿大的新外交取向——“價值基礎上的現實主義”。——有原則：主權和領土完整，除《聯合國憲章》另有規定外禁止使用武力、尊重人權；——也務實：認識到進步是漸進的，利益存在分歧，並非所有夥伴都認同我們的價值觀，不再幻想抽象秩序會自動保護自身，而是從國內實力、產業安全、盟友協作出發，重塑行動力。在2025年這個加拿大最關鍵的歷史關口，他從金融領域走向總理府，把金融危機中的“壓力測試”思維，移植到國際政治舞台。這也是加拿大在“後特魯多時代”的一次自我重塑。與前任更強調道義敘事和象徵政治不同，卡尼的語言冷靜、克制，更具操作性。他不承諾世界會變得更好，只強調加拿大必須先變得更強、更清醒、更可靠。“強者有他們的力量，但我們也有：直面現實、鍛造實力、聯合行動的能力。”或許，這就是在新世界格局中，“中等強國”該選擇的路或者是肩負的使命。在局勢瞬息萬變的時刻，保持冷靜，卡尼這種沉穩而深思熟慮的領導風格，與其個人經歷高度一致。馬克·約瑟夫·卡尼（Mark Joseph Carney），1965年3月16日生於西北地區的史密斯堡。他的祖父母是愛爾蘭人，卡尼六歲時，全家搬到艾伯塔省的埃德蒙頓。卡尼是妥妥的學霸和冰球愛好者。在哈佛就讀本科期間，是冰上曲棍球校隊的候補守門員，牛津大學期間，是冰上曲棍球俱樂部的副隊長，他於1993年和1995年獲得牛津大學經濟學碩士和博士學位。卡尼先是在高盛工作了13年，曾參與高盛處理1998年俄羅斯金融危機的工作。2008年2月正式上任加拿大央行行長，成為8國集團和20國集團中最年輕的央行行長。卡尼預計美國金融危機將蔓延全球，加拿大央行向加拿大金融系統提供大量額外流通性，承諾將利率維持在一年內儘可能低的水平，這些措施對加拿大安全度過金融危機起到了積極作用。2013年7月1日，馬克·卡尼接替退休的默文·金爵士，出任英國央行行長，成為英格蘭銀行自1694年建立以來第一位非英國人行長。2020年3月卸任英格蘭央行一職，被任命為聯合國氣候行動與金融特使，同時擔任加拿大總理特魯多的非正式顧問。2023年8月，卡尼被邁克爾·布隆伯格任命為彭博社新董事會主席。2025年1月6日在總理特魯多辭職後，卡尼投入領導競選活動，並辭去了所有參與的執行、董事會和諮詢職位。2025年3月9日，卡尼以85.9%的得票率當選加拿大自由黨黨首，隨後於3月14日出任第24任加拿大總理，成為第一位從未擔任過民選職位的加拿大總理。卡尼曾擁有三重國籍。透過其家族血統獲得了愛爾蘭公民身份，在擔任英格蘭銀行行長期間取得了英國護照。當選加拿大總理後，卡尼決定一心一意只做加拿大人，他在開始新工作之前放棄了愛爾蘭和英國國籍。以下是卡尼2025年達沃斯演講全文（現場翻譯版）：非常感謝，Larry，我準備先用法語開場，然後再切回英語。今天能在這樣一個關鍵歷史節點與各位相聚，是一種榮幸，也是一份責任。對加拿大、對世界都是一個轉折點。今天我將談論世界秩序的斷裂。那段“令人愉快的虛構”正在終結，而一場殘酷現實正在開啟。在這場現實中，大國地緣政治幾乎不再受任何約束。但我也要指出：其他國家—— 尤其是像加拿大這樣的中等強國並非無能為力，我們具備建構一種新秩序的能力，它應當融入我們的價值觀——比如對人權的尊重，可持續發展，團結互助，以及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弱者的力量” 首先來自於誠實——敢於做自己。似乎每天，我們都會被提醒：“我們身處一個大國競爭的時代，以規則為基礎的秩序正在褪色，強者想做什麼就能做什麼，弱者只能承受其所必須承受的”。修昔底德的這句格言，被包裝成一種不可避免的宿命，正在重新佔據主導地位，彷彿這就是國際關係的“自然邏輯”。而面對這種邏輯，各國很容易形成一種強烈傾向——順著走，只求相安無事，選擇遷就，避免惹麻煩，寄希望於“服從就能換來安全” 。但事實並非如此。那我們還有什麼選擇？1978年，捷克異見人士瓦茨拉夫·哈維爾，後來成為總統。他寫過一篇文章，題為《無權者的力量》。他在文中提出了一個簡單的問題：共產主義制度為何能維持運轉？他的答案從一個菜店老闆講起。每天清晨，店主都會在櫥窗裡貼上一張標語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他並不相信——誰也不信，但他還是照貼不誤，只為避免麻煩，用來表明順從，好讓日子過得下去。而因為每條街的每家店都這麼做，這個制度才得以延續，它不僅靠暴力維繫，也靠普通人的參與，參與那些他們私下知道是虛假的儀式，哈維爾把這稱為“活在謊言之中”。制度的力量不來自它的真實，而來自每個人都願意配合演下去，彷彿那就是真理。而它的脆弱也恰恰來自同一處，當那怕有一個人不再配合表演，當那位菜店老闆把標語取下來，幻象就開始出現裂縫。朋友們，是時候讓企業與國家，把自己的“標語”摘下來了。幾十年來，像加拿大這樣的國家一直在我們所謂的 “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之下繁榮。我們加入它的機構，我們稱頌它的原則，我們受益於它的可預期性。也正因為如此，我們才能在它的庇護下推行以價值觀為導向的外交政策。我們也明白：這個關於國際秩序的故事，在某種程度上並不完全真實。最強者會在需要時給自己開例外，只要“方便” ，貿易規則的執行往往並不對等。我們也知道，國際法的適用嚴不嚴格，常取決於被告或受害者“是誰”。但這套“虛構的秩序”曾經有用，尤其是美國霸權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許多公共品，開放的海上航道，穩定的金融體系，集體安全，以及解決爭端的制度框架支援等，這也是我們之所以願意把“標語”貼在櫥窗裡，參與那些儀式，並且大體上避免去點破言辭與現實之間裂縫的原因。但現在，“這筆交易”行不通了。我直說：我們正處在一次斷裂之中，不是一次“過渡” ，在過去二十年裡，一連串金融危機、公共衛生、能源以及地緣政治危機，暴露了極端全球一體化的風險。而且更近些時候，大國開始把經濟一體化當作武器，用關稅作籌碼、作槓桿，用金融基礎設施實施脅迫，把供應鏈變成可被利用的脆弱點，當“一體化”變成被支配的來源時，你就不可能繼續活在“互利共贏”的謊言裡。靠所謂融合來維持那套敘事，中等強國賴以依託的多邊機構，所依賴的體系——世貿組織、聯合國，氣候大會（COP）等架構，也就是集體解決問題的整套制度架構，都正面臨威脅。因此，許多國家得出了相似的結論：必須在能源、糧食、關鍵礦產、金融與供應鏈等領域，打造更強的戰略自主能力。這種衝動可以理解，但一個連自己都養不活的國家，無法自給燃料、也無法自我防衛的國家，卻選擇不多。當規則不再保護你，你就必須保護自己。但我們要清醒：這條路會通向那裡？一個由“堡壘”構成的世界會更貧窮、更脆弱，也更不可持續。還有另一個事實，如果大國連“規則與價值”的表面文章都不再維持，只為毫無束縛地追逐權力與自身利益——那種交易主義帶來的收益，也會越來越難以複製。霸權國家不可能無休止地把關係變現、把盟友當“收費項目”，盟友會為避險不確定性而分散佈局。他們會“買保險” 增加選項，以重建主權，那種曾經建立在規則之上的主權，將越來越轉而錨定於抵禦壓力、扛住衝擊的能力。在座各位都明白：這就是典型的風險管理。當然風險管理也必然要付出代價。但戰略自主、主權的成本，也可以由大家共同分擔。聯合投入，韌性建設，比各自築起堡壘更便宜，也勝過人人各建一座“要塞”。共同標準能減少碎片化，優勢互補帶來的是正和收益。因此，對加拿大這樣的中等強國來說，問題不在於要不要適應新的現實，因為我們必須適應。真正的問題是：我們是只靠把牆砌得更高來適應，還是能做得更有雄心。現在加拿大是最早聽到“警鐘”的國家之一，這促使我們從根本上調整戰略姿態。加拿大人知道，過去那些讓人安心的假設—— 以為憑藉地理位置與盟友關係，就能自動帶來繁榮與安全的假設，已經不成立了。我們的新路徑，基於亞歷山大·斯塔布所稱的“基於價值觀的現實主義”——或者換句話說，我們力求做到既有原則又務實。原則體現在我們恪守基本價值觀：主權和領土完整、除《聯合國憲章》另有規定外禁止使用武力、尊重人權。務實體現在，我們認識到進步往往是漸進的，利益存在分歧，並非所有夥伴都認同我們的價值觀。我們以開放的心態，廣泛而戰略性地參與其中。我們戰略上保持清醒、睜大眼睛，我們主動面對真實的世界，而不是坐等世界變成我們希望的樣子。我們正在校準各類關係，讓合作的深度體現我們的價值觀。鑑於世界秩序的不斷變化、由此帶來的風險以及接下來事態走向的巨大利害關係，我們優先考慮廣泛參與，以最大限度地發揮我們的影響力。我們不再只依賴價值觀的力量，也要重視實力的價值。我們正在國內內夯實這種實力。自本屆政府執政以來，我們下調了所得稅、資本利得稅以及企業投資相關稅負，清除了所有聯邦層面的障礙以促進省際貿易。我們正在加速推進總額達一兆美元的投資，投向能源、人工智慧、關鍵礦產、新的貿易走廊等領域。我們將把國防開支翻一番，在本十年末之前實現，並以帶動本國產業發展的方式推進。對外方面，我們也在迅速實現多元化。我們已與歐盟達成一項全面的戰略夥伴關係，其中包括加入 SAFE （Security Action for Europe, 歐洲安全行動）以及歐洲防務採購安排。我們在過去幾個月還簽署了另外12項貿易與安全協議，覆蓋四大洲，用時僅六個月。就在過去的幾天裡，我們又達成了新的戰略夥伴關係，對象包括中國和卡達。我們正在與印度、東盟泰國、菲律賓以及南方共同市場（Mercosur）就自由貿易協定談判。我們還在做另一件事，來幫助解決全球性問題。我們推行“可變幾何”策略，換句話說，以共同的價值與利益為基礎，不同議題，組建不同聯盟。比如在烏克蘭問題上，我們是“志願聯盟”（coalition of the willing）的核心成員，按人均計算，我們在其防務與安全方面的貢獻位居前列。在北極主權問題上，我們堅定與格陵蘭和丹麥站在一起，並完全支援他們獨特且正當的權利，由他們來決定格陵蘭的未來。我們對北約《第五條》的承諾堅定不移。因此，我們正與北約盟友一道行動，包括北歐與波羅的海國家等，進一步鞏固聯盟的北翼與西翼安全。其中包括通過加拿大前所未有的投入，建設超視距雷達、潛艇、飛機，以及地面部隊 ——還有“冰上靴子”。加拿大堅決反對圍繞格陵蘭的關稅措施，並呼籲開展有針對性的磋商，以實現我們在北極的共同目標 ——安全與繁榮。在諸邊貿易方面，我們倡導搭建一座橋樑，連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與歐盟，從而形成一個新的貿易集團，覆蓋15億人口；在關鍵礦產方面，我們正以G7為支點組建“買方聯盟” ，讓世界能夠實現多元化，擺脫對集中供應的依賴；在人工智慧方面，我們與理念相近的民主國家合作，確保我們最終不會被迫在“霸權國家”和“超大規模雲廠商”之間二選一。這並非天真的多邊主義，也並非依賴於日漸式微的機構。它指的是與擁有足夠共同立場、能夠攜手行動的夥伴，逐個議題地建構有效的聯盟。在某些情況下，這些夥伴將代表絕大多數國家。它還意味著，在貿易、投資和文化領域建構一張緊密的聯絡網路，以便我們應對未來的挑戰和機遇。中等強國必須攜手行動，因為如果你不在談判桌上，你就成了別人的盤中餐。至少在眼下，大國可以單打獨鬥，它們擁有市場規模、軍事實力和話語權，可以左右談判。中等強國則不具備這些條件，如果我們只與霸權國家進行雙邊談判，我們就是在弱勢地位下談判，只能接受對方給出的條件，彼此競爭，看誰更“會配合”、更願意讓步。這不是主權這只是在“表演”主權，同時卻接受被支配的地位。在大國競爭的世界裡，夾在中間的國家其實有選擇：要麼相互爭寵、爭取偏愛；要麼聯合起來，開闢一條真正有影響力的“第三條路”。我們不應讓硬實力的崛起矇蔽雙眼，忽視合法性、正直和規則的力量依然強大——只要我們選擇把它們聯合起來使用。這讓我又想起了哈維爾。對於中等強國而言，“活在真相中”意味著什麼？意味著給現實重新命名。別再把“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掛在嘴邊，彷彿它還像宣傳的那樣正常運轉。要直呼其名，這其實是一個大國競爭不斷加劇的體系，最強者追逐自身利益，並把經濟一體化當作脅迫工具。意味著言行一致地行動。對盟友與對手一視同仁，適用同一套標準，當中等強國批評某一方的經濟脅迫，卻對另一方的脅迫保持沉默時，我們就是還把“標語”貼在櫥窗裡。意味著要踐行我們所宣稱的信念。建立並維護那些能夠真正發揮作用的制度和協議，讓它們確實“如其所述”地運轉，而不是坐等舊秩序的恢復。意味著要削弱那些助長脅迫的槓桿。建設強大的國內經濟始終應該是各國政府的首要任務。國際多元化不僅僅是經濟上的審慎，更是誠實外交政策的物質基礎。因為一個國家要贏得堅持原則立場的資格，就必須降低自己遭到報復的脆弱性。所以，加拿大—— 加拿大擁有世界所需要的一切我們是能源超級大國。我們擁有豐富的關鍵礦產資源。我們擁有世界上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人口。我們的養老基金是全球規模最大、最成熟最專業的投資者之一。換句話說，我們擁有資源、資本、人才，以及一個財政實力雄厚、能夠果斷行動的政府。我們擁有許多其他國家所嚮往的價值觀。加拿大是一個多元化且運轉良好的社會。我們的公共領域充滿活力、多元包容且自由開放，加拿大人始終致力於可持續發展。在這個動盪不安的世界裡，我們是一個穩定可靠的夥伴——是那種著眼長遠、重視並經營關係的夥伴。而且我們還有另一點，我們看清了正在發生什麼，並決心據此採取行動。我們明白，這場斷裂，需要的不只是“適應” ，它要求我們直面真實世界，坦誠以對。我們正在把“標語”從櫥窗裡取下來。我們知道，舊秩序不會回來了，我們也不該為它哀悼，懷舊不是策略。但我們相信，從這道裂縫中，我們能夠建起更宏大、更美好、更強大、更公正的東西。這正是中等強國的使命所在。它們在堡壘林立的世界裡損失最大，在真正合作的世界裡獲益最多。強者有強者的力量，我們也有我們的力量。我們有能力停止假裝，給現實正名，在國內夯實實力，並攜手共同行動。這就是加拿大的道路，我們公開而自信地選擇它。而這條路，也向任何願與我們同行的國家敞開。非常感謝！2026達沃斯卡尼演講英文版（來自Prime Minister of Canada）Thank you, Larry.It’s a pleasure – and a duty – to be with you at this turning point for Canada and for the world.Today, I’ll talk about the rupture in the world order, the end of a nice story, and the beginning of a brutal reality where geopolitics among the great powers is not subject to any constraints.But I also submit to you that other countries, particularly middle powers like Canada, are not powerless. They have the capacity to build a new order that embodies our values, like respect for human right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olidarity,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of states.The power of the less powerful begins with honesty.Every day we are reminded that we live in an era of great power rivalry. That the rules-based order is fading. That the strong do what they can, and the weak suffer what they must.This aphorism of Thucydides is presented as inevitable – the natural logic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asserting itself. And faced with this logic, there is a strong tendency for countries to go along to get along. To accommodate. To avoid trouble. To hope that compliance will buy safety.It won’t.So, what are our options?In 1978, the Czech dissident Václav Havel wrote an essay called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In it, he asked a simple question: how did the communist system sustain itself?His answer began with a greengrocer. Every morning, this shopkeeper places a sign in his window: “Workers of the world, unite!” He does not believe it. No one believes it. But he places the sign anyway – to avoid trouble, to signal compliance, to get along. And because every shopkeeper on every street does the same, the system persists.Not through violence alone, but through the participation of ordinary people in rituals they privately know to be false.Havel called this “living within a lie.” The system’s power comes not from its truth but from everyone’s willingness to perform as if it were true. And its fragility comes from the same source: when even one person stops performing — when the greengrocer removes his sign — the illusion begins to crack.It is time for companies and countries to take their signs down.For decades, countries like Canada prospered under what we called the 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 We joined its institutions, praised its principles, and benefited from its predictability. We could pursue values-based foreign policies under its protection.We knew the story of the international rules-based order was partially false. That the strongest would exempt themselves when convenient. That trade rules were enforced asymmetrically. And that international law applied with varying rigour depending on the identity of the accused or the victim.This fiction was useful, and American hegemony, in particular, helped provide public goods: open sea lanes, a stable financial system, collective security, and support for frameworks for resolving disputes.So, we placed the sign in the window. We participated in the rituals. And largely avoided calling out the gaps between rhetoric and reality.This bargain no longer works.Let me be direct: we are in the midst of a rupture, not a transition.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a series of crises in finance, health, energy, and geopolitics laid bare the risks of extreme global integration.More recently, great powers began using economic integration as weapons. Tariffs as leverage. Financial infrastructure as coercion. Supply chains as vulnerabilities to be exploited.You cannot “live within the lie” of mutual benefit through integration when integration becomes the source of your subordination.The multilateral institutions on which middle powers relied— the WTO, the UN, the COP – the architecture of collective problem solving – are greatly diminished.As a result, many countries are drawing the same conclusions. They must develop greater strategic autonomy: in energy, food, critical minerals, in finance, and supply chains.This impulse is understandable. A country that cannot feed itself, fuel itself, or defend itself has few options. When the rules no longer protect you, you must protect yourself.But let us be clear-eyed about where this leads. A world of fortresses will be poorer, more fragile, and less sustainable.And there is another truth: if great powers abandon even the pretence of rules and values for the unhindered pursuit of their power and interests, the gains from “transactionalism” become harder to replicate. Hegemons cannot continually monetize their relationships.Allies will diversify to hedge against uncertainty. Buy insurance. Increase options. This rebuilds sovereignty – sovereignty that was once grounded in rules, but will be increasingly anchored in the ability to withstand pressure.As I said, such classic risk management comes at a price, but that cost of strategic autonomy, of sovereignty, can also be shared. Collective investments in resilience are cheaper than everyone building their own fortress. Shared standards reduce fragmentation. Complementarities are positive sum.The question for middle powers, like Canada, is not whether to adapt to this new reality. We must. The question is whether we adapt by simply building higher walls – or whether we can do something more ambitious.Canada was amongst the first to hear the wake-up call, leading us to fundamentally shift our strategic posture.Canadians know that our old, comfortable assumption that our geography and alliance memberships automatically conferred prosperity and security is no longer valid.Our new approach rests on what Alexander Stubb has termed “values-based realism” – or, to put it another way, we aim to be principled and pragmatic.Principled in our commitment to fundamental values: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the prohibition of the use of force except when consistent with the UN Charter, respect for human rights.Pragmatic in recognising that progress is often incremental, that interests diverge, that not every partner shares our values. We are engaging broadly, strategically, with open eyes. We actively take on the world as it is, not wait for a world we wish to be.Canada is calibrating our relationships so their depth reflects our values. We are prioritising broad engagement to maximise our influence, given the fluidity of the world order, the risks that this poses, and the stakes for what comes next.We are no longer relying on just the strength of our values, but also on the value of our strength.We are building that strength at home.Since my government took office, we have cut taxes on incomes, capital gains and business investment, we have removed all federal barriers to interprovincial trade, and we are fast-tracking a trillion dollars of investment in energy, AI, critical minerals, new trade corridors, and beyond.We are doubling our defence spending by 2030 and are doing so in ways that builds our domestic industries.We are rapidly diversifying abroad. We have agreed a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with the European Union, including joining SAFE, Europe’s defence procurement arrangements.We have signed twelve other trade and security deals on four continents in the last six months.In the past few days, we have concluded new strategic partnerships with China and Qatar.We are negotiating free trade pacts with India, ASEAN, Thailand, Philippines, Mercosur.To help solve global problems, we are pursuing variable geometry— different coalitions for different issues, based on values and interests.On Ukraine, we are a core member of the Coalition of the Willing and one of the largest per-capita contributors to its defence and security.On Arctic sovereignty, we stand firmly with Greenland and Denmark and fully support their unique right to determine Greenland’s future. Our commitment to Article 5 is unwavering.We are working with our NATO allies (including the Nordic Baltic 8) to further secure the alliance’s northern and western flanks, including through Canada’s unprecedented investments in over-the-horizon radar, submarines, aircraft, and boots on the ground. Canada strongly opposes tariffs over Greenland and calls for focused talks to achieve shared objectives of security and prosperity for the Arctic.On plurilateral trade, we are championing efforts to build a bridge between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nd the European Union, creating a new trading block of 1.5 billion people.On critical minerals, we are forming buyer’s clubs anchored in the G7 so that the world can diversify away from concentrated supply.On AI, we are cooperating with like-minded democracies to ensure we will not ultimately be forced to choose between hegemons and hyperscalers.This is not naive multilateralism. Nor is it relying on diminished institutions. It is building the coalitions that work, issue by issue, with partners who share enough common ground to act together. In some cases, this will be the vast majority of nations.And it is creating a dense web of connections across trade, investment, culture on which we can draw for futur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Middle powers must act together because if you are not at the table, you are on the menu.Great powers can afford to go it alone. They have the market size, the military capacity, the leverage to dictate terms. Middle powers do not. But when we only negotiate bilaterally with a hegemon, we negotiate from weakness. We accept what is offered. We compete with each other to be the most accommodating.This is not sovereignty. It is the performance of sovereignty while accepting subordination.In a world of great power rivalry, the countries in between have a choice: to compete with each other for favour or to combine to create a third path with impact.We should not allow the rise of hard power to blind us to the fact that the power of legitimacy, integrity, and rules will remain strong — if we choose to wield it together.Which brings me back to Havel.What would it mean for middle powers to “live in truth”?It means naming reality. Stop invoking the “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 as though it still functions as advertised. Call the system what it is: a period of intensifying great power rivalry, where the most powerful pursue their interests using economic integration as a weapon of coercion.It means acting consistently. Apply the same standards to allies and rivals. When middle powers criticise economic intimidation from one direction but stay silent when it comes from another, we are keeping the sign in the window.It means building what we claim to believe in. Rather than waiting for the old order to be restored, create institutions and agreements that function as described.And it means reducing the leverage that enables coercion. Building a strong domestic economy should always be every government’s priority. Diversification internationally is not just economic prudence; it is the material foundation for honest foreign policy. Countries earn the right to principled stands by reducing their vulnerability to retaliation.Canada has what the world wants. We are an energy superpower. We hold vast reserves of critical minerals. We have the most educated population in the world. Our pension funds are amongst the world’s largest and most sophisticated investors. We have capital, talent, and a government with the immense fiscal capacity to act decisively.And we have the values to which many others aspire.Canada is a pluralistic society that works. Our public square is loud, diverse, and free. Canadians remain committed to sustainability.We are a stable, reliable partner—in a world that is anything but—a partner that builds and values relationships for the long term.Canada has something else: a recognition of what is happening and a determination to act accordingly.We understand that this rupture calls for more than adaptation. It calls for honesty about the world as it is.We are taking the sign out of the window.The old order is not coming back. We should not mourn it. Nostalgia is not a strategy.But from the fracture, we can build something better, stronger, and more just.This is the task of the middle powers, who have the most to lose from a world of fortresses and the most to gain from a world of genuine cooperation.The powerful have their power. But we have something too – the capacity to stop pretending, to name reality, to build our strength at home, and to act together.That is Canada’s path. We choose it openly and confidently.And it is a path wide open to any country willing to take it with us.（英文版來自Prime Minister of Canada） (雋永書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