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峰會於當地時間11月22日至23日在南非舉行,作為匯聚世界前19大經濟體與歐盟、非盟的頂級組織,G20一度被視為年度最重要的國際峰會。然而今年的G20卻少了許多關注,起因還是美國——川普將南非稱為“二十國集團的非法成員國”,拒絕派出任何官員出席該峰會。今年以來,美國已經缺席了G20外長會議和財長會議,白宮甚至敦促成員國不要在峰會結束時通過“領導人宣言”。國務卿魯比奧更是將南非G20峰會定性為一場“反美主義”峰會。南非設定的會議主題為“團結、平等、永續”,重點是透過債務減免、融資措施來支援開發中國家因應氣候變遷所引發的災害,這與川普政府的理念南轅北轍,無論氣候變化還是國際援助,早就被“美國優先”所取代。拜登四年,美國外交團隊給人的感覺是一直在開會、開會、開會,不斷拓展各種議題的會議。傳統一點的北約峰會、G7峰會、APEC峰會、G20峰會,新升格的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美日韓三邊峰會、美日菲三邊峰會,新組建的美英澳AUKUS聯盟、I2U2集團聯盟(美、印、以色列、阿聯)……除此之外還有聲勢浩大的民主峰會、美洲峰會、美國-東南亞峰會、美國-非洲峰會等等。由於拜登年事已高且經常發言出錯,使得布林肯成了“史上最忙國務卿”,存在感遠勝於今天的魯比奧。與拜登政府“為了開會而開會”“為了壯聲勢而開會”相比,川普認為開會是為瞭解決問題的,解決不了問題的會他根本懶得參加。6月加拿大G7峰會原定會期為三天,川普只參加了一天就以“處理中東問題”為由提前打道回府。同月,北約峰會在荷蘭舉行,川普出席僅不到24小時。作為比較,拜登任內首次赴歐洲出席G7和北約峰會待了整整八天——4天給東道主英國和G7峰會,3天給北約峰會並訪問歐盟總部,1天去瑞士見了普丁。之所以出現這種差別,是因為拜登和川普關注的問題不一樣,解決方案也不一樣。2022年8月25日,美國總統拜登參加了一場為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籌款舉辦的招待會,其間就國際國內形勢發表看法。在談到世界局勢時他說:“這個世界正在發生巨變,這種巨變每隔五代人或七代人發生一次。這是天翻地覆的變化,但不一定都朝壞的方向發展。中國的變化特徵是它不知道自己要往那裡去,他們並非胸有成竹,而是對自己的未來沒有那麼多確定性(The Chinese are very, very uncertain about their future)。”我們細細品味拜登的話,似乎很有嚼頭——“中國不知道自己要往那裡去,他們並非胸有成竹”,潛台詞顯然是“美國知道自己要往那裡去,我們胸有成竹”。那麼拜登希望將美國帶去何方呢?簡單來說,冷戰是美國經濟繁榮的催化劑,是華盛頓老牌戰略家們最熟悉的國際政治框架,它可以讓美國儘可能發揮其軍事、地緣層面的優勢,在西方陣營內部樹立起絕對權威,通過掌控整個西方陣營來掌控世界。而川普認為拜登開錯了藥方,盟友們正在跟中國、印度以及東南亞國家一樣“賺美國便宜”,所以川普的思路是“一對一談判”“各個擊破”。因為要塑造冷戰陣營對抗敘事、儘可能拉攏成員加入,所以拜登時期美國不停地開會。因為要“一對一談判”謀求最大利益,所以川普拒絕多邊場合,他認為多邊場合實際上為其他國家提供了“多對一”壓制美國聲音的機會。於是我們看到,即便已經到了APEC峰會主辦國,川普也沒有出席峰會,而是以“美韓峰會”“美中峰會”代之。山不在高,有仙則名。中美釜山峰會在一座很簡陋的老式候機廳舉行。更進一步思考,同樣是重要的多邊峰會場合,為什麼韓國可以在場邊舉行備受矚目的中美元首峰會,南非就比較困難呢?除了時間點卡得比較準外,一個重要原因是韓國身處東亞經濟圈,域內中、日、韓、東南亞都是經濟十分活躍的區域,川普亞洲行其實是一場以簽署貿易協定為核心目標的外交之旅。反觀非洲,2024年美國同整個非洲的貿易額不到700億美元,比美國跟越南1200億美元的貿易額差了小一半。換言之,整個非洲在川普眼中還沒有一個越南重要。近期有個新聞是川普政府已決定不再延長《非洲增長與機會法案》。《非洲增長與機會法案》2000年由克林頓簽署成為法律,2015年歐巴馬任內續期10年,為非洲32個開發中國家的若干類商品提供了免稅進入美國市場的待遇。憑藉該法案,非洲國家才跟美國擁有了一定程度的經貿聯絡——否則非洲產品競爭力偏低,根本進入不了美國市場。在免稅條款終止併疊加新關稅之後,美非貿易將遭到毀滅性打擊,有學者認為這說明美國在戰略層面已經放棄了非洲。韓國擁有三星、現代等頂級企業,在川普關心的半導體、造船等領域技術出色,而非洲完全入不了川普法眼,對非外交在他看來根本就是浪費時間。在首爾三成洞一家炸雞店,輝達CEO黃仁勳、三星電子會長李在鎔、現代汽車集團會長鄭義宣喝交杯酒。文章後半段,讓我們以一個宏觀視角來審視一下全球經濟力量格局。目前世界上有三個中心區域,分別是北美、東亞(中日韓+東盟)和歐洲,以全球眼光看,有點國內長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的感覺。在2021前後,東亞的GDP已經追平了北美,拉開歐洲接近7兆美元,但過去三年由於美國名義GDP飆升,使得北美再度佔據優勢地位。2024年美國與中國的GDP分別達到29.18兆美元和18.75兆美元,遠高於其他所有國家。兩強之外是德國(4.66兆美元)和日本(4.03兆美元),然後是潛力股印度(3.91兆美元)。再往後是英國(3.64兆美元)、法國(3.16兆美元)、義大利(2.37兆美元)和加拿大(2.24兆美元),至此G7成員也就齊了。如果以班級排名來算,G7的名次相當於1、3、4、6、7、8、9,還是很可觀的。再往後是倆金磚國家——巴西(2.17兆美元)、俄羅斯(2.16兆美元),由此不難理解為什麼許多朋友會把金磚組織當成G7的替代品。再往後是韓國(1.87兆美元)、墨西哥(1.87兆美元)、澳大利亞(1.8兆美元)、西班牙(1.72兆美元)、印尼(1.4兆美元)、土耳其(1.32兆美元)、荷蘭(1.23兆美元)和沙烏地阿拉伯(1.09兆美元)。此即19個GDP超過兆美元的國家。G20與G7佔全球GDP比例的歷年曲線。有智庫機構做過統計分析,2020年以來的五年時間裡,美國相較非美經濟體的美元計價GDP優勢迅速上升——前41大經濟體中只有9個經濟體佔美國GDP的比例有所上升,其餘全部下滑。比如:日本GDP佔美國比例由2020年的23.76%降至13.8%、中國由67.65%降至64.24%(最高峰達到美國77%)、德國由18.37%降至15.96%、法國由12.64%降至10.83%、韓國由8.13%降至6.41%、巴西由8.7%降至7.44%……只有印度、墨西哥、土耳其、波蘭、阿根廷、愛爾蘭、新加坡、越南和伊朗的GDP增速超越了美國。到這裡讀者朋友就會有疑問了,印度、墨西哥、新加坡、越南的經濟最近幾年或許是不錯,土耳其、阿根廷、伊朗也在“冉冉升起”嗎?這就不得不提名義GDP計算時的bug,它跟當前國家的物價水平息息相關,通膨越嚴重的國家名義GDP越高(暫不考慮真實匯率和官方匯率的差距)。名義GDP本質上無法描繪實際的生活水平差異,因為相對於富裕國家,開發中國家許多商品和服務的價格較低,尤其是那些不能進行國際貿易的本地化服務,如餐飲、交通、家政、基礎醫療等。一般來說,較高的匯率有利於資本流動、金融投資和進口,但不利於維持出口優勢;而扶持出口的政策則傾向於讓匯率保持在較低水平。與世界其他重要經濟體不同,美國的經濟動力主要依靠自身消費力來推動,而非生產和出口貨品。為什麼美國人可以“少生產多消費”呢?這其中就有美元作為全球貨幣的因素在——金融霸權是霸權皇冠上最璀璨的明珠。回顧歷史,國際貨幣體系變革往往伴隨著地緣政治劇變,正如英鎊和美元分別在普法戰爭和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崛起那樣。一戰前,美國的GDP總量、人均GDP和工業產值均已超過英國,但英國仍然是金融霸權國,依靠國際金融壟斷地位謀取超額利益。川普意識到曾經的“英國困境”正在美國身上重演,試圖改變美國人過去幾十年形成的揮霍懶散的習慣,同時竭力避免可能重傷美國金融霸權的大國戰爭。至於能否成功,我們就走一步看一步,靜觀其變。 (江寧知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