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洋的浪濤日復一日地拍打著非洲西海岸的沙灘，鹹濕的海風裹著水汽撲面而來，可是腳下的土地卻寸草不生，只有無邊無際的黃沙向著內陸不斷延伸。這不是什麼奇幻場景，而是西非國家茅利塔尼亞隨處可見的奇特景象！這個西臨大西洋的國家，明明守著世界第二大洋的廣闊水面，卻成為了全球最乾旱的國家之一，彷彿被地理開了一個天大的玩笑。茅利塔尼亞的國土面積達103.07萬平方千米，其中超過三分之二被撒哈拉沙漠覆蓋。世界上最大的熱帶沙漠，在這裡沒有給大西洋留任何情面，黃沙從內陸深處一路鋪到海邊，綿延數百公里的海岸線，幾乎看不到成片的綠洲，就連能紮根的灌木都寥寥無幾。大多數人對沿海地區的印象，總是濕潤多雨、物產豐饒，可是在茅利塔尼亞，這條地理規律完全失效。即便是緊挨著海浪的沿海地帶，我們也難尋濕潤的跡象，放眼望去，只有沙漠與大海的生硬對峙。這場天大的“玩笑”背後，其實是地球大氣與洋流運動共同導演的一場“好戲”。最先登場的，是流經茅利塔尼亞沿海的加那利寒流。這條從北大西洋高緯度南下的寒流，就像一台巨大的“冷卻機”，把沿岸的海水和低層大氣變得冰冷。我們常見的降雨，需要暖濕空氣上升冷卻，讓水汽凝結成雲致雨。然而在這裡，貼近海面的空氣被寒流降溫，變得又冷又重，根本無法向上抬升。而上層的空氣反而更暖，形成了上暖下冷的逆溫層，空氣對流幾乎完全被鎖死。就算海風裡帶著再多的水汽，也很難凝結成能落下來的雨滴。很多時候，茅利塔尼亞的海邊只會出現平流霧。白茫茫的霧氣貼著海面蔓延，卻連地面的沙土都打不濕，最終只能隨著海風散去，留不下半點降水。除了寒流的影響，茅利塔尼亞還被兩個“乾旱推手”牢牢控制住。它的國土大部分處在副熱帶高壓帶，這裡常年盛行下沉氣流，空氣下沉不斷升溫，水汽只會越來越難凝結，天生就是晴朗少雨的氣候。與此同時，影響這裡的東北信風，是從亞歐大陸和非洲內陸的沙漠深處吹來的。這股風一路跨過乾旱的陸地，根本帶不來多少水汽，反而會把內陸的黃沙不斷往海邊輸送，讓沙漠一步步逼近大西洋，徹底堵死了沿海地區獲得濕潤水汽的可能。極致的乾旱與廣闊的海洋並存，也給這個國家留下了充滿反差的印記。茅利塔尼亞內陸的沙漠中，年降水量不足50毫米是常態，部分區域甚至常年滴雨不降，就連飲用水都要依靠地下水淡化，或是從境外調運。當地人世代延續著遊牧的傳統，跟著草原上僅有的零星降水遷徙，在乾旱的縫隙裡尋找生存的希望。慶幸的是，就在同一片海岸線上，大西洋給了這個國家一份寶貴的餽贈。加那利寒流在帶來乾旱的同時，也把深海裡豐富的營養鹽帶到了表層，讓沿岸海域成了魚類的天堂。豐富的漁業資源，成了茅利塔尼亞最重要的經濟支柱之一，沿海的漁村靠著這片海域繁衍生息，和內陸沙漠裡的生活，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只是這份來自海洋的餽贈，並沒有完全化解地理玩笑帶來的困境。隨著全球氣候變化，撒哈拉沙漠正在不斷向南擴張，茅利塔尼亞本就稀少的降水變得更加不穩定，持續的乾旱讓南部原本就脆弱的薩赫勒草原不斷退化，荒漠化的範圍越來越大。除此之外，當地人過度放牧和不合理的開發，也在加劇這片土地的脆弱性。茅利塔尼亞的故事，可以說是地球上最奇妙的地理邏輯之一了。它守著廣闊的大西洋，卻要和持續了上千萬年的乾旱相抗爭。而生活在這裡的人們，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在這場地理玩笑間，頑強地生存下去。 (寰宇志)

168年冬，著名的希臘醫生蓋倫（Galen）抵達亞得里亞海北岸的義大利城市阿奎萊亞。這座城市自作為羅馬殖民地建立以來不斷擴張，但在長達200年的“羅馬和平”時期，其防禦工事卻日漸荒廢。一年前，一支武裝的日耳曼部落越過多多瑙河，迫使羅馬共治皇帝馬可·奧勒留（Marcus Aurelius）與盧修斯·維魯斯（Lucius Verus）緊急奔赴此地，徵召兩個軍團、重建城防，意圖以此為基地反擊入侵者。插圖：Tyler Comrie然而，蓋倫被召來並非為了抵禦外敵，而是應對另一種無形的入侵者——一場瘟疫。很可能是天花的早期變種，隨軍隊傳入阿奎萊亞，並迅速席捲全城。兩位皇帝倉皇逃離，但維魯斯在返回羅馬途中染病身亡。蓋倫竭力遏制疫情蔓延，卻無力回天，城中多數居民最終喪命。他們只是安東尼瘟疫（又稱“蓋倫瘟疫”）眾多受害者中的一小部分。這場瘟疫在整個羅馬帝國奪去了至少100萬人的生命，或許堪稱世界歷史上首次真正意義上的大流行病。它如幽靈般纏繞著帝國，直至180年奧勒留去世、“羅馬和平”終結。關於這場大流行的細節——確切病原體、真實死亡人數——至今仍存爭議，可能永遠無法完全釐清。但有研究指出，安東尼瘟疫是加速羅馬漫長衰落的惡性循環之一環：糧食短缺、內部人口遷徙與過度擁擠早已預示帝國權力的鬆動，並為疾病創造了溫床；而疫情本身又引發恐慌、滋生不信任，進一步削弱了民眾對市政與宗教權威的信心。人們常言“每日思羅馬”，政治評論員早在美國憲法誕生之前，就已憂心忡忡地將羅馬的覆滅與美國潛在的崩潰相提並論。然而，鑑於近期種種事態，羅馬的前車之鑑確實值得深思。衡量一個社會活力的重要指標之一，便是其保護公民免受疾病侵襲的能力——二者往往同步變化：一方衰退，另一方亦隨之削弱。傳染病或許尚不至於立即威脅美國存亡。但歷經近一個世紀的發展，曾推動人類全球預期壽命與生活質量取得非凡進步的美國公共衛生體系，如今正搖搖欲墜。這個國家已大幅喪失抵禦微生物侵入其政治肌體的能力，預期壽命等關鍵健康指標的進步正在放緩，甚至出現倒退。將這一切歸咎於川普總統及其現任衛生部長小羅伯特·F·甘迺迪固然誘人——他們聯手瓦解了美國的全球衛生組織、削減公共衛生經費、煽動疫苗懷疑論，並著手拆解兒童免疫接種項目。但所謂“讓美國再次健康”（Make America Healthy Again）運動，在某種程度上不過是美國公民信任與社群精神長期退潮中的又一步。正是這種信任與精神，曾支撐起美國抗擊疾病的集體努力。若此退潮持續，那麼公共衛生時代——這一長達百年的、前所未有的流行病安全期，作為諸多其他突破性成就之基石——終將落幕。而這一終結，對共和國及其未來將帶來災難性後果。2025年1月，德克薩斯州西部一家醫院開始報告兒童感染麻疹病例。最初疫情集中於一個門諾派社區，該群體近幾十年疫苗接種率一直偏低。但很快疫情蔓延至全州乃至其他州；截至當年年底，報告病例已超1800例。截至本文撰寫之時，疫情仍在持續，美國面臨被世界衛生組織撤銷“麻疹消除國”地位的風險。2025年8月8日，就在麻疹疫情持續佔據頭條之際，一名叫帕特里克·約瑟夫·懷特（Patrick Joseph White）的男子闖入亞特蘭大東北部一家CVS藥房，用步槍向街對面的美國疾控中心（CDC）總部傾瀉數百發子彈。據佐治亞州調查人員稱，懷特當時已有自殺傾向，並堅信新冠疫苗是旨在毒害他和其他美國人的陰謀的一部分。這些事件不過是眾多徵兆中的兩例，表明保護民眾健康的系統已然崩壞。儘管擁有諸多優勢，新冠疫情在美國造成的每百萬人口確診死亡數卻高於任何其他西方國家，且死亡率恢復速度也落後於他國。美國人均預期壽命低於其他高收入國家，且差距還在擴大。美國的獨特性使比較變得困難。該國在槍支暴力死亡和藥物過量致死方面遠超發達國家平均水平——這兩項主要死因在此已被普遍視為“做美國人”的代價。但即便剔除這些特殊因素，其他多項健康指標同樣指向錯誤方向：食源性疾病似乎呈上升趨勢，包括頻繁暴發的諾如病毒；供水與排污系統老化加劇了軍團菌病的暴發；近年破傷風、百日咳和甲型肝炎病例也顯著增加。造成這些轉變的因素眾多：基礎設施投資不足、州及地方衛生部門預算削減、細菌耐藥性增強等。然而，所有疫情暴發，乃至槍支與阿片類藥物致死事件背後，都存在一個共同主題：美國人相互責任感的持續衰退。若將全體國民比作一個單一人體，其免疫系統便依賴於每個細胞間的協同行動與共同目標。一旦這種協同停止，身體便會死亡。1946年，即美國公共衛生署創立傳染病中心（後更名為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之年，美國新生兒預期壽命約為66歲。瘧疾在南方肆虐，發熱性疾病、結核病、梅毒和脊髓灰質炎每年奪走數萬美國人生命。1946年出生的每千名嬰兒中，就有34名預計活不過一歲，其中許多死於傳染病。彼時美國雖正邁向現代化，但民眾所面臨的風險與今日截然不同。CDC早期使命很大程度上承襲自二戰期間美軍控制士兵傳染病的軍事行動。戰爭規模之巨，迫使美國本土建立起公共衛生基礎設施——若士兵在部署前就在國內感染瘧疾，那麼在太平洋前線噴灑滅蚊藥便毫無意義。針對軍營周邊疫情的響應必須足夠迅速且覆蓋範圍廣，以應對士兵駕車跨越軍事轄區的情況。CDC接手後，將這種“跨地域、跨社區協調”的模式推廣至平民。同年，流感疫苗開始面向公眾；在美國支援下，國際組織啟動了全球結核病根除計畫。CDC積極推動大規模疫苗接種，建立了國家級疾病監測系統，並向資金緊張的縣級衛生部門和州級機構共享情報。戰時號召民眾節約資源、志願參戰的宣傳策略，也順利轉化為推動疫苗接種與衛生防疫的動員。1946年前，征服疾病之難，堪比登月，近乎科幻。但自1950年以來，全球預期壽命每十年增長四年。天花已被根除，脊髓灰質炎與瘧疾病例大幅下降。過去80年間，人類健康所取得的進步，或許超過了此前30萬年的總和。在國內，幾代美國人成長於沒有瘧疾、黃熱病或傷寒的大陸；痢疾等疾病已成為醫學上的罕見案例。麻疹與脊髓灰質炎——曾是兒童時期的常規夢魘——被數百萬劑疫苗擊退。預期壽命增加了十餘年，至2023年已達78歲。這是一場公共衛生革命，其意義不亞於過去幾個世紀中的農業、工業或資訊革命。其他偉大革命常被視為技術進步的產物——犁、蒸汽動力、化肥、網際網路。誠然，疫苗、抗生素及其他藥物的研發在人類健康進步中發揮了巨大作用。但早在1940年代之前，天花等疾病的疫苗已存在至少半個世紀，卻未能實現廣泛免疫。真正的公共衛生革命，首先且首要的是人們看待自身及彼此關係方式的根本轉變。流行病學催生了一種新的思維方式：病原體既不尊重個體，也不承認邊界。面對不斷進化的病菌，僅靠個人接種疫苗或其他預防措施無法確保絕對安全——唯有徹底根除才能做到。而人們逐漸認識到，根除只能通過地方與全球合作實現。在美國這樣一個資本主義與個人主義倫理始終佔主導地位的國家，公共衛生卻成功開闢出一片廣闊的協作空間。1940年代前，美國報告的天花病例數量相較於其他工業化國家仍相對較高；1949年，美國實現了徹底根除。隨著公共衛生體系的強化，洗手、掩口咳嗽、不在室內吸菸、接受檢測等行為成為常態——不僅為自身利益，更為周圍人的福祉。父母們排長隊為孩子接種疫苗，富有進取心的醫生深入鄉村診所，為最後一批未接種的孤立群體提供服務。這並非說美國的公共衛生體系曾臻完美。部分由於種族隔離的歷史遺留問題，美國從未建立全民醫保制度，至今仍維持著一個碎片化的醫療體系，階級與種族仍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患者能否獲得醫療服務。許多邊緣群體雖渴望接受疾病篩查或疫苗接種，卻因無力支付費用或無人為其提供服務而無法實現。然而，有時正是這些群體堅持要求美國踐行公共衛生原則，才使體系更接近理想狀態。與學校、圖書館、教堂等機構一樣，公共衛生體系幫助傳播了“公共福祉”的理念，常常逆歷史慣性而行，以遏制美國個人主義的過度膨脹。這項工作始終需要民眾投入精力與努力，也因此始終脆弱——因為這些精力與努力隨時可能消散。大量證據表明，這正是當下正在發生的事。根據健康政策組織KFF的資料，2025年夏，僅有83%的家長為孩子按時接種疫苗，較四年前的90%有所下降。國家免疫規劃涵蓋的多種疾病病例正在激增。結核病病例達到十餘年來最高水平，腦膜炎球菌病也在上升。麻疹病例更是連續多年呈上升趨勢，2025年之前便已如此。過去50年，美國人對醫療體系的信任度持續下降，對政府、科學及專業知識的整體信任亦然。新冠疫情放大了這些趨勢，造就了我們如今所處的世界。公共衛生機構自身也難辭其咎：它們經常發佈令人困惑甚至相互矛盾的建議。社交媒體上陰謀論迅速滋生，戴口罩等措施也淪為黨派極化議題。蓋洛普民調顯示，目前僅有勉強過半（51%）的美國人支援政府強制接種疫苗，遠低於1991年的81%和2019年的62%。信任度下滑主要發生在保守派群體中，研究表明，政治意識形態或許是預測疫苗拒絕行為的最大因素。醫學本身仍在前進，並取得了一些真正卓越的成果：美國心血管疾病死亡率急劇下降，隨著GLP-1類藥物的進步，這一數字或將進一步降低；得益於更好的癌症篩查工具，生存率不斷提高，針對多種疾病的“奇蹟藥物”也已上市。但此類個性化醫療代價高昂，無法從整體上保護我們免受傳染病威脅。與此同時，隨著曾導致數十萬人死亡的病毒逐漸淡出公眾記憶，它們似乎不再那麼可怕。由於某些疾病幾近根除，迄今為止拒絕接種疫苗的小部分人群並未面臨真實風險。在此背景下，CDC等曾被視為政府能力典範的機構，反而成了自身成功的犧牲品——在懷疑論者眼中，顯得遲鈍或無關緊要。這便是川普與甘迺迪去年接手的體系：脆弱且失去了公眾信任的光環。甘迺迪大幅削減機構預算，並在關鍵的疫苗諮詢委員會中安插疫苗懷疑論者；今年1月，他宣佈了一套新的兒童疫苗接種建議，將輪狀病毒、流感和甲型肝炎疫苗排除在外，這意味著現在大多數患者若無醫生諮詢便無法接種這些疫苗。甘迺迪對公共衛生的最大威脅在於其所象徵的意義。“讓美國再次健康”運動貶低專業知識，過度強調個人承諾與自由，並擁抱偽科學。這種立場與川普陣營的陰謀論傾向交織，將CDC等曾經備受信賴的機構變成了攻擊目標。8月CDC總部槍擊案發生後，數百名現任及前任衛生與公共服務部員工點名甘迺迪，稱其言論助長了帕特里克·約瑟夫·懷特之流的極端思想——他們特別提到甘迺迪此前曾暗示CDC隱瞞了新冠疫苗風險資訊。倖存的羅馬皇帝馬可·奧勒留，如今主要因其斯多葛哲學而聞名。他的哲學強調履行責任，並非期待讚譽或其他物質回報，而是因為責任本身即是實現人性的方式。他在《沉思錄》中留下箴言：“履行你的職責——無論瑟瑟發抖還是溫暖如春，無論昏昏欲睡還是神采奕奕，無論惡名加身還是讚譽滿堂，無論垂死掙扎還是手頭另有要務。”我們難以對兩千年前的人物進行心理分析，但很容易相信，這一訓誡或許源於他抗擊瘟疫的經歷。面對蓋倫筆下“永恆的瘟疫”，馬可不得不動員民眾、隨機應變：徵召罪犯補充兵員，下令挖掘集體墓穴。他深知，國家的維繫不僅依靠軍隊或領土，更依賴於看不見的共同犧牲與義務之網。最終，最重要的防禦工事，是那些能抵禦無形入侵者的屏障。若美利堅合眾國終將分崩離析，未來的屍檢報告或許不會過多關注麻疹或輪狀病毒疫苗接種率。但能否抵禦日常病原體的侵擾，卻是衡量國家應對更大、更具毒性威脅能力的良好指標。我們最古老的敵人——細菌與病毒——始終在城門外徘徊，靜待艱難時刻的到來。其中，必有比新冠病毒更可怕的病原體。總體而言，公共衛生的凋敝或許並非預示未來末日，而是喚回了一個過去的美國——在那裡，生命更廉價、更短暫；健康是少數特權階層的專屬；瘟疫定期掃蕩鄉野與城市貧民窟。如今推動這一滑坡的，並非資訊匱乏或尖端醫學缺失，而是共享現實的基本準則已然破碎，隨之而去的，是我們為共同事業採取行動的能力。 (邸報)

他熱愛解決問題。但如果政治根本就不是為了“解決問題”呢？還記得“楊幫”（Yang Gang）嗎？2019年，當楊安澤（Andrew Yang）以黑馬之姿參選總統時，那些戴著“MATH”棒球帽、支援他的年輕粉絲們？當時，他主打“自由紅利”（Freedom Dividend）——即向每位美國人每月發放1000美元的全民基本收入（UBI）。許多人認為他不過是預言大規模失業將由自動化和人工智慧引發的“未來版杞人憂天”。但至少在這一點上，如今他的觀點已成主流。根據麻省理工學院最近的一項研究，美國勞動力市場中近12%的任務（相當於1.2兆美元的工資）如今已可由AI完成。去年10月，一份參議院委員會報告警告稱，未來十年內，美國可能因AI和自動化而失去近一億個工作崗位。技術變革的速度，遠超政府、企業和勞動者所能應對的程度。然而，卻鮮有人——更不用說政客——認真討論全民基本收入。也許有更好的解決方案、更有效的政策，但人們似乎也並未就此展開太多討論。楊安澤是來得太早了幾年？還是他從一開始就想錯了？作為從未參加過任何選舉的政治素人，楊安澤憑藉UBI綱領和親民直率的表達方式，成功躋身總統辯論舞台。但他最終在新罕布什爾州初選當晚宣佈退選。他曾開玩笑說，人們把他當成“來自未來的神奇亞裔男人”，“只想給每個人發錢”。不過他在去年12月接受我採訪時強調，他的目標從來就不是贏得選舉：“我的初衷，就是敲響AI警鐘，並讓全民基本收入成為主流議題。”他告訴我，每天走在街上都有人攔住他說：“你對AI的判斷是對的，我們需要全民基本收入。”或者：“你說得沒錯，再參選一次吧。”他本月出版的新書《嘿，楊，我的一千塊在那？》（Hey Yang, Where’s My Thousand Bucks?）以自嘲幽默的方式回答了過去幾年他到底在忙些什麼。“另一個備選書名，”楊安澤說，“本來是：‘嘿，我是種族主義者，還是你是安德魯·楊？’”他認為自己與別的政客不同，原因很簡單：他看到問題，就會提出解決方案。但問題在於，無論是他本人，還是他的想法，在政治上都缺乏可行性。作為一名政治人物，他未能贏得足夠選民的信任或想像力。其他候選人或許也沒提出什麼高明主張，但他們的競選演講至少耳熟能詳；而UBI試圖解決的，卻是選民尚未意識到的問題。回過頭看，你或許會說，至少他提出了某種行動方案——無論針對什麼問題。他對我說：“把我們所有人拖入泥潭的美國政治頑疾，就是你其實根本不必真正解決問題。”政客們玩的是“你輸我輸”的遊戲：兩黨輪流搞砸，再輪番掌權。與此同時，“AI正準備吞噬數千萬個工作崗位，但我們卻連一場像樣的討論都沒有。”自2019年加州斯托克頓市啟動基本收入試點以來，據去年一份由支援UBI的政界人士聯盟發佈的報告顯示，已有26個州的72個地方政府嘗試了類似項目。報告發現，受助者健康狀況和財務穩定性有所提升，壓力減輕，且就業率並未下降；在某些地區，相當一部分參與者甚至在試點期間工作更多了。（當然，也有其他實驗效果並不顯著。）當然，UBI成本極其高昂。但更大的障礙在於其政治上的不得人心。專注於中低收入群體的智庫“預算與政策優先中心”創始人羅伯特·格林斯坦（Robert Greenstein）告訴我：“我對楊安澤或UBI支持者毫無不敬之意，我一直欽佩他們的熱忱。”但他隨即補充道：“他們對歷史關注得不夠。”相比現金援助，美國人更支援實物福利，比如食品券（SNAP）。就連失業保險這類福利，過去半個世紀以來也變得越來越難以申領。格林斯坦指出，UBI在政治上“連第一壘都沒上到”，因為“一個政黨不願向任何人增稅，而另一個政黨則不願向年收入低於40萬美元的人增稅”。楊安澤對此並無異議。他說，政客們害怕得罪科技巨頭的金主，儘管一些科技公司CEO（如Anthropic的達里奧·阿莫代伊）自己都承認政府應該對他們徵收更高稅款。楊安澤表示，共和黨人通常討厭UBI，因為它是個龐大的福利計畫，而且不符合他們所理解的“資本主義”——在他看來，那是一種“收入起點為零”的體系。（但他也指出，唐納德·川普“幾乎在所有問題上我都反對他，但他確實意識到把錢交到民眾手裡是好事”，所以總統才會發放“嬰兒債券”並提議關稅退稅支票。）但他認為民主黨人更糟。“如果你對民主黨人說：‘嘿，我們向AI公司徵稅，把這筆錢直接給民眾、家庭、被取代的工人怎麼樣？’很多民主黨人會立刻說：‘不行不行不行！這筆錢最好投到學校去。’”他形容民主黨是最後一批制度主義者，不斷往各種項目和系統裡砸錢，卻從不質疑這些系統是否真的有效。他們也不必費心另闢蹊徑，因為一旦選民厭倦了共和黨，除了回頭投民主黨，別無選擇。而楊安澤，自然又有另一個解決方案。Kevin C. Downs / Redux楊安澤健談、高大、友善，而且非常聰明。我說過他健談了嗎？但他確實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政客——儘管他曾參選總統，也在2021年競選過紐約市長（在民主黨初選大部分時間裡領跑，最終排名第四）。他不會逢迎討好，也不會刻意讓你“感到被看見”。他只是不停地講——自信、資料驅動。和他待在一起，就像在晚宴上坐在你朋友那位話癆丈夫旁邊。飯局結束時，你為朋友高興，也為自己鬆了口氣。去年12月的這次見面並非我第一次與楊安澤交談。幾年前，我曾在一個小型會議上無償發言，那個會議正是他創辦的“哈德遜河谷思想節”。楊安澤總是在發起新項目——企業、非營利組織、政黨。從哥倫比亞法學院畢業後，他先在一家公司律師事務所短暫工作，隨後加入一家失敗的初創公司，又轉戰科技行業，之後進入Manhattan Prep（一家備考輔導公司）工作，並最終成為其CEO。這份將高材生源源不斷送入研究生院—白領職業流水線的工作，讓他開始質疑一個將最優秀人才集中在少數城市和行業的體系。於是他創立了“美國創業”（Venture for America），一個招募大學畢業生前往美國二三線城市初創企業工作、並培訓他們自己創業的非營利組織。他為此籌集了數百萬美元資金，並獲得歐巴馬政府的讚譽。但據《紐約時報》報導，該項目成效甚微：運行十年後，僅有約十幾家初創企業在目標城市存活，僱用了約150人。“安德魯總是提出宏大的構想，熱衷於反覆琢磨並宣傳它們有多棒，但他從不深入考慮所有細節，”前員工克里斯·蘭達（Cris Landa）對《紐約時報》說。到2017年楊安澤離開“美國創業”、投身總統競選時，他痴迷的“宏大構想”已變成全民基本收入。按他自己的標準，這場競選堪稱成功：他讓人們開始討論未來可能有上百萬卡車司機失業的現實。但這也讓他陷入“絕望”。他意識到自己的資訊未能打動足夠多的選民。他會發表關於勞動力市場趨勢和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演講，但即便聽眾覺得有趣，也無法與民主黨傳統的工會、女權等“掌聲點”競爭。他告訴我，他曾試圖用“理論上描述客觀現實、理應重要的失業資料”來說服人們，但大家真正想要的，是把他的資訊塞進部落化的語言裡，簡化成一句：“川普很壞。”“我本可以說任何數字，”楊安澤說，“但都沒用。離開競選之路時，我有種下沉的感覺：‘天啊，我們離解決這個問題其實更遠了。’”競選顯然失敗了，但楊安澤卻將其視為推動整個政治體系改革的動力。他加入了倡導排序複選制（ranked-choice voting）的組織FairVote董事會。2021年，他退出民主黨，與克里斯汀·托德·惠特曼（Christine Todd Whitman）和邁克爾·S·威爾納（Michael S. Willner）共同創立新政黨“前進黨”（Forward），自稱是民主、共和兩黨之外的“以解決方案為導向”的替代選項。據其官網稱，目前已有71位民選官員（包括市長和國會議員）與該黨有關聯。但如果你還沒聽說過“前進黨”，楊安澤自有解釋。2020年，楊安澤被CNN聘為評論員。他說自己本可在2021年續約，但在宣佈成為獨立人士後，合約被撤回。他聲稱，儘管45%的美國人自認是獨立選民，但一旦他脫離兩黨體系，電視網高管就認為他“失去了價值”。（CNN向福克斯新聞數字頻道回應稱，這一決定是基於楊安澤“有意創立並領導一個政黨”可能引發的利益衝突。）不過，他很快收到了大量福克斯新聞的出鏡邀請。“他們老問我：‘嘿，安德魯，你退出了民主黨，他們是不是特別爛？’我就說：‘我不認為共和黨是答案。我認為整個系統都需要改革。’”2024年，楊安澤支援明尼蘇達州民主黨眾議員迪恩·菲利普斯（Dean Phillips）參選總統。菲利普斯因擔憂拜登總統年事已高、民望低迷而挑戰其黨內地位。楊安澤說，民主黨人的反應是：“我們要抹黑這個人，毀掉他的聲譽”，因為“他竟敢插隊參選——他可是我們內部等級序列裡的第54號人物！”楊安澤稱之為“體制性的背後捅刀”。更令他憤怒的是，民主黨全國委員會最終決定不發佈一份選舉後的深度檢討報告。“我對那份檢討報告只有五個字，”楊安澤說，“早該他媽的辦一場初選。”（ “Should’ve. Held. A. Fucking. Primary.”）當人們在街上攔住楊安澤，問他最近在忙什麼時，很多時候他正身處紐約市Garment District——他新成立的手機服務公司Noble Mobile的辦公室就在這裡。楊安澤在去年9月融資超1000萬美元後推出了這家公司，目前已擁有數千名使用者。我去拜訪時，這棟不起眼大樓的電梯裡貼滿了邀請鄰居參加公司聖誕派對的傳單。“普通美國人之所以感到悲傷，主要有兩個原因，”楊安澤說，“當然還有更多，但我們就說兩點：第一，他們每月存不下多少錢；第二，他們花太多時間盯著哈桑·明哈吉（Hasan Minhaj）所說的‘悲傷矩形’（指手機螢幕）。”Noble Mobile依託T-Mobile網路，資費相對低廉，接近歐洲使用者的月付水平。楊安澤說，他的目標是效仿好友馬克·庫班（Mark Cuban）通過Cost Plus Drugs降低處方藥價格的做法，重塑手機套餐市場。此外，公司還鼓勵使用者減少“末日刷屏”（doomscrolling）——“順便說一句，這也是加劇社會極化的力量之一”——只要使用者當月未用完全部流量，就能獲得最高20美元的現金回饋。據楊安澤稱，這一機制使使用者在使用服務的第二個月平均手機使用時間下降17%。去年，公司還在全美舉辦了一系列“禁手機派對”：有舞池、主題雞尾酒，甚至鋪了幾英吋高的草坪——一塊牌子上寫著：“摸摸青草吧（Touch grass）。”（楊安澤20多歲時曾做過派對策劃人；這種本能顯然從未消失。）他將這家公司視為其政治工作的自然延伸，包括他對UBI的倡導：“多年來，我職業生涯的核心就是建構以人為本的經濟，改善美國人的生活，”他在一份新聞稿中寫道。但現實讓他意識到，“政府行動太慢了。”在《嘿，楊，我的一千塊在那？》一書中，你能感受到他幾乎不敢相信創辦這家公司竟如此容易——至少比起改造政治體系而言。楊安澤說，他“每天都”被人告知“你當初是對的”，但他堅稱自己並不沾沾自喜。AI仍將繼續摧毀工作崗位。在政治上，他對“前進黨”仍抱希望。他指出，年輕人對政黨的忠誠度遠不如老一輩。當我問及他是否可能在2028年再次參選時，他故作神秘，只說這個問題他也“每天都被問到”。《嘿，楊》一書的結尾，幾乎可被解讀為一份未來競選宣言：在穿插著俏皮話之間，楊安澤描繪了一個貧困已成為歷史、工作周更短、技術服務於人而非相反的美國願景：“在一個充斥著數字、資料和金錢的世界裡，我們的人性能拯救我們嗎？我依然抱有希望。”但眼下，楊安澤能提供給我們的，只是一份更便宜的手機套餐。他似乎對此感到滿足。可我卻忍不住有些沮喪。楊安澤環顧四周，看到無數美國人即將失業；他提出瞭解決方案，挽起袖子，投入數年光陰奮力一搏——最終卻發現，政治從來就不是為了“解決問題”。政治，就是政治本身。 (邸報)

America vs. the WorldPresident Trump wants to return to the 19th century’s international order. He will leave America less prosperous—and the whole world less secure.By Robert Kagan川普希望重返19世紀的國際秩序。結果將是美國不再繁榮，全世界也不再安全。插圖：Ben Hickey川普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正式宣告：由美國主導的自由主義世界秩序已然終結。這並非因為美國在物質上無力維繫這一秩序，而是因為美國已決定不再扮演其史無前例的全球安全提供者角色。過去80年支撐世界秩序的美國實力，如今將被用來摧毀這一秩序本身。美國人正步入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危險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裡，冷戰將顯得如同兒戲，後冷戰時代則宛如天堂。事實上，這個新世界將酷似1945年以前的世界：多個大國林立，競爭與衝突四處蔓延。美國將不再擁有可靠的盟友，只能完全依靠自身力量求生存、謀發展。這意味著軍費開支必須增加而非減少，因為美國過去憑藉聯盟關係所享有的對海外資源、市場和戰略基地的開放准入，今後將不得不與其他大國激烈爭奪並加以捍衛。無論在物質層面還是心理層面，美國人都尚未準備好迎接這樣的未來。八十年來，他們生活在一個由美國主導力量塑造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中，早已習慣於世界以某種特定方式運行：歐洲和亞洲那些大體順從且軍事上相對克制的盟友，在經濟與安全事務上與美國合作；俄羅斯等挑戰者，則受到美國及其盟友聯合財富與實力的制約；全球貿易總體自由，不受地緣政治競爭干擾；海洋航行安全；核武器的生產與使用受條約限制。美國人如此習慣於這個基本和平、繁榮而開放的世界，以至於他們將其視為國際事務的常態，並認為這種狀態理應無限期延續下去。他們無法想像這一秩序會瓦解，更無法預見瓦解之後對他們意味著什麼。誰又能責怪他們呢？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曾宣稱，歷史在1989年隨著自由主義的勝利而“終結”——甚至連人類原始的暴力本能也已“發生根本性轉變”。既然自由主義註定勝出，又何需一個強大的美國去捍衛它？冷戰結束後，許多有影響力的聲音一直告訴我們：美國的霸權充其量是多餘而昂貴的，最壞情況下則是破壞性且危險的。一些歡迎“後美國時代”和多極世界回歸的評論人士聲稱，美國仍可保有其在舊秩序下享有的大部分利益。正如哈佛大學的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所言，美國只需學會自我克制，放棄改造世界的烏托邦式努力，接受“其他國家尋求建立由自身規則主導的國際秩序”這一“現實”。艾利森等人甚至認為，正是美國對主導地位的執著，才引發了與俄羅斯等國家的大多數沖突。他們主張，美國應擁抱多極格局，因其更加和平、負擔更輕。最近，川普在外交政策精英中的支持者甚至開始推崇19世紀初的“歐洲協調”作為未來範本，聲稱大國間嫻熟的外交比美國主導的單極體系更能有效維護和平。然而，僅從歷史角度看，這種想法純屬妄想。即使管理得最好的多極秩序，也遠比過去80年美國人所熟知的世界更加殘酷、更易爆發戰爭。例如，在所謂1815至1914年歐洲“長期和平”期間，包括俄國和奧斯曼帝國在內的列強彼此之間或與小國之間爆發了數十場戰爭，以保衛或爭奪戰略優勢、資源和勢力範圍。這些並非小規模衝突，而是全面戰爭，通常造成數萬乃至數十萬人死亡。克里米亞戰爭（1853–1856）約有50萬人喪生；普法戰爭（1870–1871）在不到一年的戰鬥中造成約18萬軍人和最多25萬平民死亡。從1815到1914年，幾乎每十年都至少發生一場涉及兩個或更多列強的戰爭。當今若重現19世紀式的多極格局，就意味著俄羅斯、美國、德國、日本及其他大國將以某種組合形式，至少每十年打一場大規模戰爭——重劃國界、驅逐人口、擾亂國際貿易，並冒著引發毀滅性全球衝突的風險。這正是1945年之前數個世紀的世界常態。若相信這樣的世界永不會重現，那才是真正的烏托邦幻想。正是為了擺脫這種衝突循環，經歷過兩次世界大戰的幾代美國人奠定了美國主導的自由主義世界秩序的基礎。他們才是真正現實主義者，因為他們對多極格局毫無幻想——他們一生都飽嘗其恐怖後果。1945年後，他們沒有重建多極體系，而是將美國轉變為一股全球性力量，肩負起不僅保衛自身安全、更維護世界安全的責任。這麼做並非出於將世界重塑為美國模樣的願望，而是因為他們認識到，現代世界高度互聯，歐亞大陸的大國衝突終將把美國捲入其中。此前從未有任何國家扮演過美國在1945年後所承擔的角色。部分原因在於，沒有任何其他強國享有美國的獨特條件——由於其實力強大且遠離其他列強，美國基本上不受外國入侵威脅，因而能將武力投射至數千英里之外而無需擔憂本土安全。這種地理與投送能力的結合，使美國在二戰後得以為歐洲和東亞帶來和平與安全。飽受戰爭創傷的國家得以將精力集中於經濟發展，從而促成全球繁榮與國際合作。或許比美國有能力且願意擔當主導角色更非凡的，是其他絕大多數列強竟願意接受併合法化美國的霸權——即便這會削弱它們自身的實力。1945年後的幾十年裡，幾乎所有參與過世界大戰的國家都放棄了領土野心、勢力範圍，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放棄了權力本身。英國、法國、德國和日本不僅摒棄了數百年來的列強思維與行為模式，還將本國安全與人民福祉託付給遙遠的美國超級大國。這確實是反常之舉，違背了所有國際關係理論和歷史先例。面對新興主導強國的崛起，正常反應應是聯合制衡。歷史上，針對路易十四、拿破崙、德意志帝國與納粹德國、以及日本帝國的崛起，均形成了遏制聯盟。然而，世界各國非但未將美國視為需遏制的威脅，反而視其為可爭取的夥伴。美國的盟友做出了兩項非凡的賭註：一是相信美國會在需要時可靠地保衛它們；二是相信美國不會利用其不成比例的實力損人利己，反而會促進並受益於盟友的經濟繁榮。這便是1945年後美國秩序的偉大交易，也是此後數十年非凡和平與穩定的根源，即便在冷戰期間亦是如此。美國秩序在其內部實現了列強間的和諧，而將外部的俄羅斯等國相對孤立和邊緣化——它們雖不滿全球安排，卻無力改變現狀。如今，這一切正在終結。川普公開慶祝這一偉大交易的終結。他的政府已告知歐洲國家須在2027年前自行承擔防務，並暗示日本、韓國等盟友及戰略夥伴應向美國支付保護費。川普對幾乎所有美國盟友發動了激進的關稅戰，對歐洲政府發起意識形態與政治攻擊，並公然威脅對兩個北約盟國——加拿大和丹麥——實施領土侵略。與此同時，本屆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不再將俄羅斯等國視為對手甚至競爭者，而是視為瓜分世界的合作夥伴。該戰略高度重視恢復美國在西半球的“首要地位”，實質上擁抱了一個多極世界：俄羅斯等國和美國各自在其勢力範圍內行使絕對主導權。川普及其支持者似乎相信，世界其餘部分將簡單地接受美國的新方針，尤其是盟友將繼續追隨一個在戰略上拋棄它們、在經濟上向它們索取巨額貢賦、並試圖與直接威脅它們的大國建立“協調機制”的美國。然而，美國戰略的根本性轉變，必然迫使昔日的朋友與盟友做出同樣根本性的調整。例如，面對東西兩翼皆出現敵對且具侵略性的列強，歐洲將何去何從？不僅俄羅斯，如今連美國也威脅著歐洲國家的安全與領土完整，並致力於顛覆其政府。一個被動的歐洲可能淪為若干封地——部分受俄國影響，部分受美國影響——各國主權受限，經濟遭三大帝國之一或多個掠奪。曾經偉大的歐洲國家會甘心接受這種命運嗎？若歷史可作指引，它們將選擇重新武裝。這項任務極為艱巨。要同時有效抵禦俄羅斯進一步的領土侵略並威懾美國的侵略行為，所需遠非小幅增加國防開支，而是全面轉向自力更生的戰略與經濟重構——重組歐洲的工業、經濟與社會。但如果德國、英國、法國和波蘭都全力武裝自己（包括發展核武器），並決心強力捍衛經濟獨立，它們將共同擁有足夠力量既威懾俄羅斯，又讓美國總統在欺凌它們前三思。若別無選擇唯有屈服，歐洲人很可能迎難而上。美國的亞洲夥伴也將面臨類似抉擇。日本領導人早已質疑美國的可靠性，而川普的姿態迫使問題浮出水面。他已對亞洲盟友加征關稅，並多次暗示它們應為美國的保護付費（“與保險公司無異”）。川普的《國家安全戰略》聚焦西半球，忽視亞洲。日本或將不得不在接受附庸地位與建設獨立軍事能力之間做出選擇。近期右翼民族主義首相高市早苗的當選，暗示了日本可能的選擇方向。川普及其顧問或許以為看到了志同道合者，正試圖“讓日本再次偉大”，但日本民族主義的興起實則是對恐懼的直接回應——日本已無法再依賴美國保障其安全。韓國和澳大利亞也在重新審視其防務與經濟政策，以應對來自東西方的雙重挑戰。因此，一個變得不可靠甚至敵對的美國，很可能促使前盟友大規模擴軍。但這並非分擔集體安全責任，因為這些重新武裝的國家將不再是美國盟友。它們將成為追求自身戰略利益的獨立列強，在多極世界中行動。它們對美國毫無虧欠；相反，它們將以看待俄羅斯等國同樣的敵意與恐懼看待美國。事實上，由於在戰略上被美國拋棄，同時遭受美國經濟掠奪甚至可能的領土侵略，它們很可能成為反美主義的溫床。至少，它們將不再是美國人今天所熟知的那些國家。以德國為例。今日民主、愛好和平的德國成長於美國主導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之中。該秩序促成了1950年代西德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奇蹟，進而使德國成為全球經濟增長引擎及歐洲繁榮與民主穩定的基石。過去那種追求正常、獨立列強外交政策的誘惑，因經濟利益及德國人所處的相對良性環境而被抑制——這種環境與他們過去所知截然不同。即便在當前自由主義世界秩序開始瓦解之前，人們就已質疑：德國願做多久的“非正常國家”——放棄地緣政治野心、自私利益與民族自豪感？如今，由於美國戰略轉向，德國別無選擇，只能迅速回歸“正常”。正如美國戰略迫使德國重新武裝，它也確保德國將在一個日益民族主義化、分裂的歐洲中這樣做。戰後美國秩序的締造者曾致力於抑制歐洲民族主義，部分通過支援泛歐機構實現。冷戰時期的美國外交官喬治·凱南（George Kennan）認為，歐洲一體化是解決“德國問題”的“唯一可行方案”。然而如今，這些機構正承受壓力，若川普政府得逞，它們或將徹底消失。與此同時，本屆政府正試圖煽動歐洲民族主義，尤其在德國——它很可能成功。“德國另類選擇黨”（AfD）已是德國議會第二大黨，正如1930年的納粹黨。無論德國是否滑向極右，一個失去美國安全保證的重新武裝的德國，必然對其利益採取更民族主義的視角。其所有鄰國亦將如此。波蘭夾在強大的德國與強大的俄羅斯之間，幾個世紀以來屢遭瓜分、佔領，甚至一度喪失主權。若無遠方超級大國保護，波蘭人很可能會決定自主建設軍事能力（包括核武器）。與此同時，法國距民族主義政黨勝選僅一步之遙，一旦發生，將如地震般撼動歐洲。法國領導人已要求國家為對俄戰爭做準備。但試想一個重新武裝、民族主義的法國面對一個重新武裝、民族主義的德國：兩國或可在應對美俄威脅時找到共同立場，但它們也有複雜的歷史——在1945年美國幫助確立持久和平之前的70年裡，兩國曾三次爆發大戰。日本重新武裝也將產生類似影響。這將加劇其鄰國（包括同樣不確定華盛頓防務承諾的韓國）的不安。面對曾三次入侵併佔領的重新武裝（可能擁核）的日本，韓國人何時才會決定自己也需要重新武裝（包括發展核武器）？在多極世界中，一切皆可爭奪，潛在衝突的引爆點層出不窮。過去80年，美國秩序不僅向盟友與夥伴提供安全承諾，還保障了對關鍵資源、軍事基地、航道與空域的共同使用權——理論家稱之為“公共產品”。一旦美國不再扮演這一角色，所有這些都將再度成為多方競爭的目標。這種競爭不會侷限於歐洲和東亞。迄今為止，德國和日本滿足於依賴美國保障波斯灣石油的海上通道。如今，它們及其他重新武裝的大國（包括印度、英國和法國）將需尋找新的自保之道。在多極世界中，勢力範圍將再度重要。數個世紀以來，維持並保護勢力範圍本就是列強身份的一部分，也是戰爭最常見的根源之一——因為勢力範圍往往重疊。俄、奧、奧斯曼三國對巴爾幹控制權的無休止三方爭奪，引發了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戰在內的眾多沖突。渴望收復或建立勢力範圍，是導致二戰的三個“無產”列強（德國、日本、義大利）的主要動機。二戰的結束促使全球放棄勢力範圍。自由主義世界秩序之所以“自由”，部分在於《大西洋憲章》和《聯合國憲章》所載的民族自決原則。儘管這一原則有時被違反（包括被美國違反），但在過去的多極秩序中，列強根本無需考慮小國權利，也從未考慮過。相比之下，美國秩序的自由主義迫使強國向其勢力範圍內的小國讓渡主權與獨立。英國和法國逐步拆解了各自的帝國。德國被迫放棄其中歐夢想，日本也接受了其在亞洲大陸勢力範圍的終結——為此它曾在1895至1945年間發動多場戰爭。在美國主導的秩序下，這些強國從未試圖重獲那些勢力範圍。除美國外，唯一殘存的勢力範圍是蘇聯在雅爾塔會議上贏得的中東歐地區。但該範圍從一開始就面臨壓力，維持它所需的努力最終超出蘇聯能力，導致其崩潰。美國及其所支援的自由主義秩序的存在，為中小國家提供了數個世紀多極格局所否認的機會。若非有處可逃，莫斯科的中東歐衛星國不會如此渴望逃離。美國秩序承諾更高的生活水平、國家主權及法律與制度上的平等。這為生活在蘇聯陰影下的國家提供了選擇，一旦有機會擺脫莫斯科控制，它們便抓住了機會。近年來，一些自稱現實主義者的人呼籲美國接受勢力範圍的回歸，作為單極格局的替代方案。但他們主要只承認俄羅斯等國的勢力範圍——這已足夠成問題。自彼得大帝時代起，俄羅斯的傳統勢力範圍始終包括波羅的海國家及至少部分波蘭領土。普丁公開效仿彼得大帝，並坦率表示希望恢復冷戰時期的蘇聯帝國版圖。承認俄羅斯等國的勢力範圍，意味著接受它們對目前享有主權獨立的一系列國家的霸權。而在這個新興世界中，俄羅斯等國並非唯一尋求擴張勢力範圍的國家。若德國和日本需再度成為列強，它們也將擁有自己的勢力範圍，這些範圍必然與俄羅斯等國重疊，從而在未來的多極世界中引發無數沖突——正如多極的過去一樣。這就引出了備受吹捧的美俄新協調機制構想——相當於19世紀的“歐洲協調”。成功的安排必須劃定各方勢力範圍的邊界。這樣的協議可能嗎？答案是否定的，因為新的多極世界不具備兩個世紀前的特質。梅特涅的奧地利是現狀維持者，只求保守秩序免受自由主義挑戰。俾斯麥在19世紀末視其新統一的德國為“饜足”國家。兩者都尋求均勢以保住既有成果，而非獲取更多。但俄羅斯等國絕非饜足的現狀維持者。它們是不滿的“無產”強國。自冷戰結束以來，它們始終對美國全球霸權深感不滿，並尋求恢復其自認天然且傳統的區域主導地位。俄羅斯也僅處於重建其傳統中東歐勢力範圍的初期階段。烏克蘭並非普丁構想秩序的終點，而是起點。什麼樣的對美安排能滿足這些野心？絕非像“歐洲協調”那樣僅固化現狀的協議。它必須容納俄羅斯等國各自視為必要的歐亞地緣政治劇變——至少俄羅斯已為此不惜一戰。對被迫放棄獨立、接受莫斯科或華盛頓（或許最終還有柏林、東京或其他未知方）統治的中小國家而言，這一轉型過程絕不會愉快。20世紀前四十年的歷史教訓表明：與“無產”強國達成穩定和平極其困難。每一次向它們讓步的國家或領土，都會增強並鼓勵它們提出下一個要求。事實上，俄羅斯等國既無意願也無必要與美國達成任何約束性協議。相反，它們有充分理由相信此刻正是推進良機。對普丁而言，川普對跨大西洋聯盟的破壞正是這樣的“大變局”。他為何不抓住這一機遇？他無法預知川普時代在美國將持續多久，且若歐洲重新武裝，克里姆林宮的機遇窗口可能關閉。此前，普丁行動緩慢——2008年入侵喬治亞與2014年吞併克里米亞相隔六年，此後又隔八年才發動全面侵烏戰爭（且因美國及其盟友而嚴重受阻）。如今美國人已粉碎了這種團結，普丁很可能認為加速其征服計畫的時機已到。這意味著新多極時代的最初幾年不會以巧妙、相互遷就的外交為標誌，而將以激烈競爭與對抗為特徵。世界將更像20世紀初那個殘酷的多極時代，而非19世紀那個雖仍殘酷但更有秩序的世界。當俄羅斯等國開戰時，它們孤軍奮戰；當美國開戰時，即使在伊拉克這樣不得人心的衝突中，也有數十個盟友支援。美國的軍事力量投射依賴於全球各地的基地——這些基地由信任美國為夥伴、並願意容忍駐軍不便的國家提供。但如果美國不再保障這些國家的安全，反而對其發動經濟戰並提出令其反感的要求，它們可能會重新考慮。川普官員似乎期望歐美國家在華盛頓需要或想要時仍會加入美國——即便美國不提供任何回報。但你能拋棄盟友的同時還指望擁有它們嗎？若美國真退回西半球，重拾19世紀的孤立主義與對全球事務的漠然，那倒另當別論。但本屆政府外交政策最驚人之處在於：儘管高喊“美國優先”，川普卻展現出看似無限的全球野心。他一邊揮霍美國實力，一邊享受行使權力的快感。重返白宮的第一年，他便對伊朗和敘利亞發動打擊；威脅奪取加拿大和格陵蘭；推翻委內瑞拉政府並承諾“接管”該國；無效干預東南亞、中非和中東的戰爭；甚至提議在加薩地帶開展需美軍防衛的建設項目。這就是所謂的“克制”嗎？川普的智囊們一面稱讚他摒棄了“無知精英”的“荒謬烏托邦目標”，一面又讚揚他志在“重塑”整個世界。重塑為何？為充實川普的錢包並為他帶來榮耀嗎？川普的狂妄自大正將美國從國際領導者變為國際棄兒，美國人民將在未來多年承受其後果。1916年，德意志帝國總理特奧巴登·馮·貝特曼·霍爾維格（Theobald von Bethmann Hollweg）曾擔憂，其國家的行為恐使其淪為“萬國眼中的瘋狗”，招致“整個文明世界的譴責”。他言中了。德國領導人以毫不妥協的“現實主義”為傲，認為赤裸裸地追求自身利益本就是國家天性。但正如歷史學家保羅·甘迺迪（Paul Kennedy）所指出，德國不斷訴諸“赤裸裸的強權政治（Machtpolitik）準則”，反而促使世界列強聯合起來擊敗德國。川普政府沉溺於自私自利的追求與為力量而力量的行使，對他人利益嗤之以鼻。正如川普首任國家安全顧問H·R·麥克馬斯特（H. R. McMaster）與經濟學家加里·科恩（Gary Cohn）合著文章所言，世界並非“全球共同體”，而是“各國、非政府行為體與企業競相爭奪優勢的競技場”，在此強權政治世界中，美國擁有“無與倫比”的力量。但還能維持多久？麥克馬斯特的表述，如同川普對自私的頌揚，都深深誤解了美國實力的真正源泉。美國在世界上的諸多影響力，恰恰源於將他國視為戰略夥伴的一部分。常被視為典型美國現實主義者的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雖擅用武力，卻相信偉大國家最終必須受“國際社會良知”指引，不僅考慮自身利益，也顧及“他國利益”。他指出，成功的強國不能“無視真正道德的基本準則”行事。數十年來，世界之所以支援奉行這些原則的美國，並接受其權力（儘管存在缺陷與錯誤），正是因為美國並非僅出於狹隘自利——更非出於單一統治者的狹隘私利——而行動。那個時代已經結束。川普僅用一年時間便摧毀了既有的美國秩序，並削弱了美國在未來世界中維護自身利益的能力。如果美國人覺得捍衛世界秩序代價太高，那就等著為接下來的一切買單吧。 (邸報)

在唐納德·川普威脅所引發的危機背後，是一場更為深刻的變革：美國霸權的衰落以及多極時代的來臨。去年9月，丹麥部隊與來自其他歐洲北約成員國的士兵在格陵蘭康克魯蘇阿克（Kangerlussuaq）參加聯合演習。© AP/Ebrahim Noroozi格陵蘭冰蓋正在崩解，每年向海洋流失2800億噸冰。隨著氣溫上升，整個北極地區正開闢出新的海上航線。一些預測指出，20年後穿越北冰洋中心、橫跨北極點的航行將成為可能——儘管你仍需警惕足以擊沉最大型船隻和最周密計畫的巨型冰山。鑑於全球變暖帶來的這些幾乎無法預見的驚人影響，格陵蘭被推上地緣政治聚光燈下並不令人意外。真正令人震驚的是其發生的方式：一位美國總統竟要求接管這個國家，以阻止其他大國染指。唐納德·川普力推“徹底完全地購買格陵蘭”，此舉不僅使其政府與大多數歐洲國家徹底疏遠，更有可能實質性終結北約作為共同防禦聯盟的存在。到本周中，他雖表示排除動用武力，並強調達成交易的可能性，但正如北極冰層一樣，跨大西洋關係似乎也在迅速破裂。周三，美國總統唐納德·川普在達沃斯會見了北約秘書長馬克·呂特，並表示兩人討論了有關該島問題的“未來協議框架”。 （© AP/Evan Vucci）當然，大西洋主義的瓦解此前已被多次預言卻始終未真正發生，主要原因在於歐洲對美國軍事保障的依賴。從1950年代的蘇伊士運河危機到2000年代的伊拉克戰爭，北約歷經風雨，其共同防禦宗旨始終得以維繫。早在1960年代，亨利·基辛格就曾指出，政治認同往往通過對抗主導強權而形成。“歐洲的身份意識，”他寫道，“很可能不會例外於這一普遍規律——其動機很可能正是堅持一種獨特的歐洲世界觀。”他的著作《麻煩的夥伴關係》（The Troubled Partnership）並未成為暢銷書，他常開玩笑說，除了那些誤將其歸入“婚姻指南”類別的書店外。此次危機之所以可能截然不同，恰恰源於雙方身份認同的差異。這種差異由來已久：歐洲傾向於主權原則、國際法和聯合國合作；而美國（不僅限於川普支持者）則信奉主導地位、全球控制和經濟霸權。自2010年代以來，尤其是川普執政期間，這種分裂日益明顯。在川普的第二屆政府中，美國由極右翼勢力主導；而在歐洲，傳統政黨仍大多掌權。即便歐洲極右翼政黨在未來選舉中進一步得勢，或美國選出一位民主黨總統，跨大西洋緊張關係仍極有可能持續。原因在於，各國政府所宣示的政治認同通常與其權力關係密切相關。而正是這種根本性的權力格局發生了變化：從冷戰後以美國為中心的單極體系，演變為當今初現雛形的多極格局。跨大西洋危機只是近一代人以來更深層變革的表徵：美國霸權的終結與多極時代的到來。當今全球體系不再只有一個中心，而是多個中心，每個中心都將按自身利益所需投射影響力。我們當中很少有人經歷過這樣的世界。今天活著的幾乎所有人，都是在一個由一兩個超級大國主導的世界中成長起來的。那個世界雖非和平，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可預測的。如今，這種可預測性已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個更加複雜、多極化世界所帶來的不確定性。人們也不再相信21世紀會重現冷戰格局。當川普要求吞併格陵蘭或攻擊委內瑞拉時，他所看到的世界並非如此。他與普丁一樣，看到的是一個迅速演化的多極競爭格局，在其中，他們必須主導各自周邊區域，並為未來可能發生的大國全面對抗做好準備。這正是川普當下以及未來將採取行動的世界觀。因此，這個碎片化的新時代並非一場“新冷戰”，但它與另一個歷史時期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即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的世界。彼時，眾多列強彼此衝突，競相主導各自鄰近地區。民族主義與民粹主義抬頭，許多人認為當時的全球化並未惠及自身。保護主義與關稅壁壘加劇，越來越多的人將本國問題歸咎於他國公民。移民與恐怖主義成為重大議題。各國領導人雖懼怕軍事行動，卻仍以幾乎註定一旦開戰列強必將捲入的方式進行戰爭準備。我們知道那個世界最終如何收場。今天，如同1914年之前，賭注極高，衝突真實存在。眾多生活在大國中的民眾相信，其他大國（或至少其領導人）正蓄意對付自己。三分之二的俄羅斯人認為烏克蘭戰爭是一場與西方的生死“文明鬥爭”；與此同時，73%的法國人和71%的德國人認為美國已不再是盟友。正如1914年前的世界一樣，各種形式的民族主義在當今政治中扮演著日益重要的角色。從川普試圖主宰西半球，再到普丁打造新俄羅斯帝國的野心，以及英國、德國和法國民粹主義排外情緒的興起，對他者的負面看法構成了當今諸多沖突的基礎。去年，一艘船駛過格陵蘭首府努克附近冰封的海灣 © AP/Evgeniy Maloletka很容易理解，此類情緒如何使大規模戰爭更可能發生——因為它們讓即使較為理性的政治領導人也難以發出警示，提醒國際衝突的後果。在此背景下，鮮有掌權者願冒著政治生涯風險去緩和其他國家的緊張關係。迄今為止，川普對格陵蘭立場中最惡劣的部分在於其所使用的言辭。它不僅公然威脅一個盟友，而且赤裸裸地宣揚“強權即公理”。這一資訊不僅令歐洲不安，莫斯科也聽得一清二楚。既然川普能以武力威脅丹麥——一個條約盟友、地球上最不好戰的國家之一，既然川普能派遣特種部隊抓捕他國總統及其妻子並在美國法庭審判，普丁又為何不在烏克蘭孤注一擲？未來數周乃至數月這場危機如何演變，不僅將決定跨大西洋關係的未來，也將塑造世界各大國之間的關係。各方都在密切觀望。對俄羅斯而言，川普是源源不斷餽贈的禮物。莫斯科媒體不僅找到了普丁發動烏克蘭戰爭的“充分理由”，還幸災樂禍地描述歐洲在國際事務中的無能：“像鍋裡的煎魚一樣團團轉”，親克里姆林宮的小報《共青團真理報》如此寫道。就連印度和印尼也將川普的言論視為正當理由——當自身戰略利益受威脅時，便可單方面採取行動。2021年，俄羅斯“勝利50周年”號核動力破冰船抵達北極點 © 法新社/蓋蒂圖片社更廣泛而言，川普的政策提醒我們：主導性強國往往不是被對手擊敗，而是自我毀滅。1914年之前，英國就因不必要的戰爭與衝突浪費了其地位與資源。21世紀初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就是美國的“布林戰爭”，而2021年倉促撤軍及與盟友的持續爭吵更使其雪上加霜。自川普首次當選總統以來，美國的全球形象——即維繫其國際地位的軟實力——遭受了美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損害。對世界大部分地區而言，川普深夜推文、恃強凌弱的姿態、幼稚地執著於諾貝爾和平獎或在加薩建度假村，以及如今試圖收購格陵蘭（包括其5.6萬居民）的舉動，不斷提醒世人：美國正在衰落且喪失理性，既無力管理國際事務，甚至似乎連本國事務也難以為繼。主導性強國衰落的另一表現，是其無法或不願聚焦於本國面臨的核心問題。許多投票支援川普的美國人認為，美國已為世界付出足夠多，現在應專注於自身事務。對那些曾在無謂戰爭中服役、如今飽受產業衰敗、基礎設施老化和醫療體系崩潰之苦的美國人來說，“美國優先”並非不合理口號。川普當選本應成為首位真正將美國而非其所建立的國際體系置於首位的後冷戰時代美國總統。然而選民最終得到的卻是相反結果：國內持續衰退，疊加自釀的經濟混亂，以及一項對普通美國人毫無助益的堂吉訶德式外交政策。收購格陵蘭的主張正是這種行不通的對外思路的一部分。對美國以外的人來說，最令人反感的是“國家與人民可以被買賣”這一原則。但這場運動並不僅僅是年邁總統無知躁動思維的又一次發作。它將美國獨有的國際事務處理方式推向了一種現代諷刺劇：托馬斯·傑斐遜不是買下了路易斯安那嗎？安德魯·約翰遜不是買下了阿拉斯加嗎？伍德羅·威爾遜（儘管並非川普鍾愛的總統）不是在1917年以2500萬美元從丹麥手中購得維爾京群島嗎？那麼為何現在不能買下格陵蘭，使其成為美國領土？但世界已經改變，對過去的拙劣模仿只會徒勞無功。今年1月13日，美國駐努克領事館員工在懸掛美國國旗後關上大門。© Reuters/Marko Djurica與此同時，北極地區的戰略局勢在大國競爭背景下將持續惡化。早在2025年6月，川普政府已將格陵蘭防務責任從美國歐洲司令部移交至北方司令部，將其納入本土防禦範疇，而非繼續視為歐洲戰區的一部分。對歐洲而言，格陵蘭危機可能遠不止是跨大西洋關係緩慢解體的又一階段。歐洲已被其最主要盟友拋棄，亟需採取行動捍衛自身利益，而不僅是空談身份認同。歐洲議會已決定暫停批准近期談判達成的歐美貿易協定，直至川普停止威脅。但僅靠貿易遠遠不夠。歐洲需要在格陵蘭建立永久軍事存在，並通過歐洲機構將格陵蘭視為關乎歐洲自身安全的關鍵要地，而非僅作為丹麥屬地依原則予以保衛。此類政策將使華盛頓的脅迫手段既更難實施，也缺乏吸引力。歐洲長期困境的核心，當然是其各國不願承擔起保衛自身及整個大陸的責任。即便近期國防預算有所增加，資金也主要流向美國供應商。2025年，歐洲國家國防開支約為3810億歐元，但聯合採購比例不足五分之一。本月努克房屋上空的低雲 © Mads Claus Rasmussen/Avalon軍事一體化的缺失是歐洲最大的弱點，而英國脫歐和烏克蘭戰爭的代價更使其雪上加霜。北約框架內亟需建立一體化的歐洲防務機制。這將極其艱難——如同當年建立單一市場和歐元一樣。但若無自主的一體化防務能力，歐洲將繼續淪為大國按自身安全需求任意索求的地區。目前，這場危機唯一可預見的結果是跨大西洋關係進一步受損，以及美國大國競爭對手的信心增強。川普的要求雖屬衝動魯莽，卻仍反映了我們必須面對的新現實：大國對能力與主導地位的認知已發生根本轉變。而它們的競爭舞台，正隨著消融的冰蓋一路北移，駛入真正未知的水域。 (邸報)

1月19日，川普致信挪威首相約納斯·加爾·斯特勒（Jonas Gahr Støre），“控訴”自己未獲諾貝爾和平獎，並與其對掌控格陵蘭島的渴望聯絡在一起：親愛的約納斯：鑑於你們國家決定不給我頒發諾貝爾和平獎——儘管我阻止了8場戰爭，甚至更多——我不再覺得自己有義務只從“和平”的角度思考，儘管和平仍將是首要考量，但我現在也可以考慮什麼才是對美利堅合眾國有利且合適的。丹麥無法保護那片土地，不論是面對俄羅斯還是中國。而且，他們憑什麼擁有“所有權”？並沒有什麼書面檔案，只不過是幾百年前有艘船靠岸罷了——但我們也有船曾經在那裡靠岸。我為北約所做的，比北約成立以來任何一個人都多。現在，北約也該為美國做點什麼了。只要我們無法對格陵蘭實現完全且徹底的控制（Complete and Total Control of Greenland），世界就不會安全。謝謝！譯者認為，川普想要格陵蘭島，背後既有現實地緣政治考量，也有他一貫的個人執念與政治人格在作祟。從現實層面看，格陵蘭島位於北極門戶，是連接北美與歐洲的重要戰略樞紐。它不僅對美國在北大西洋的防禦體系至關重要，還處於“GIUK缺口”(指格陵蘭、冰島和英國三地間形成的戰略水域）的核心位置，是遏制俄羅斯潛艇進入大西洋的天然屏障。同時，格陵蘭蘊藏豐富的稀土資源和能源潛力，氣候變化又在加速北極航道的開發，使其戰略價值進一步上升。美國長期在格陵蘭設有軍事基地，但並未對島嶼擁有主權，這讓追求絕對控制的川普感到“不夠”。而從川普個人層面來說，這更像是一場“意志”與“面子”的戰爭。他的思維方式往往將國家戰略簡化為“交易”，將領土視為一種“待購資產”。正如文中所寫，他的“格陵蘭執念”並不完全基於戰略邏輯，而是源自一種“越是被告知不能做，越要去做”的衝動。他將無法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憤懣，似乎轉化為對“徹底控制格陵蘭”的呼喊，這種把地緣政治當作個人情緒出口的行為，極具破壞性。美國歷史上確實有成功“購入”領土的先例，如1803年路易斯安那購地（美國從法國手中購得大片領土），1867年阿拉斯加購地（美國從俄國購得阿拉斯加），1917年美屬維京群島購地（從丹麥手中購得）。但這些交易都發生在19世紀或20世紀初，彼時國際法尚未確立“民族自決”原則。如今，類似“買地”的行為已不被國際社會接受。格陵蘭是丹麥的自治領土，擁有自己的議會和強烈的民族認同，其人民和政府均明確反對“被併吞”。川普如今的行為，不僅違背國際法和北約原則，甚至可能將美國推向與盟友的對立面。正如文中所言，若他真的試圖以軍事手段“奪取”格陵蘭，不僅會瓦解美國與丹麥的關係，還可能引發北約內部的裂痕，甚至觸發連鎖反應，導致大國衝突升級，埋下全球戰爭的隱患。最終，這場看似“買島”的鬧劇，其實是川普將個人權力慾望、交易式思維和對現實的扭曲認知，投射到國際舞台上的危險賭博——而賭注，是世界的和平與穩定。本文原載於《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原題為“Trump’s Most Dangerous Gambit”，囿於篇幅，有所刪減，供讀者參考。川普不論作為一個人，還是作為一位總統，都有不少奇怪的“執念”。他往往會極度專注於某些他想要的東西，比如拆除白宮東翼、將墨西哥灣改名。雖然川普的許多“怪癖”令人不快，但這些“怪癖”基本無害。但是，他的一些“執念”則更具破壞性：他固執且缺乏見識地迷戀關稅政策，已經在國際經濟秩序中製造了相當大的混亂，也傷害了原本這些政策旨在保護的美國產業。川普的一些“執念”異常危險，其中最具威脅性的，恐怕就是他一心想從丹麥手中奪取格陵蘭島。丹麥是與美國結盟已有兩個多世紀的國家。也許是因為他不瞭解墨卡托投影在地圖上會扭曲地理尺寸，川普竟認為格陵蘭“巨大無比”（massive），並堅信它必須成為美國的一部分。如果他真的兌現了這個“執念”——經過其反覆威脅試圖以武力奪取這座島嶼，那不僅會徹底摧毀美國最重要的聯盟網路，還可能引發一連串事件，最終導致全球性災難，甚至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格陵蘭的戰略地位與冷戰遺產格陵蘭對美國的安全至關重要——對於整個大西洋共同體乃至自由世界亦是如此。川普可能不清楚這個事實，但西方戰略家早在一個多世紀以前就已深知其重要性，也正因如此，美國在格陵蘭保持了數十年的軍事存在。在冷戰時期，美國及其盟友致力於防守連接格陵蘭、冰島和英國之間的海上航道——這一地區常被稱為“GIUK缺口”（Greenland-Iceland-UK Gap，即GIUK Gap）。GIUK Gap曾是蘇聯從其北極基地派遣潛艇、穿越北大西洋、攻擊前往歐洲的北約船隊的通道。美國與丹麥在北極地區始終保持密切合作，甚至曾有一項秘密的“君子協定”：根據該協定，丹麥宣佈格陵蘭為禁止部署核武器的地區，但只要美國保持低調、不公開其核武部署，丹麥方面也願意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美國空軍對該協議的理解較為寬鬆，曾派遣攜帶核武器的B-52戰略轟炸機在格陵蘭上空巡邏；其中一架在1968年墜毀，導致放射性殘骸散落在島上）。格陵蘭島與冰島、英國構成了所謂的“GIUK缺口”，是俄羅斯潛艇進入大西洋的必經之路，也是連接北美與歐洲的最短航線；控制這裡，就等於鎖死了俄羅斯的海上力量，並掌握了跨大西洋的航運主動權（圖源：網路）冷戰雖然早已結束，但格陵蘭仍是北大西洋安全體系中的重要一環。這正是丹麥、美國以及其他北大西洋國家共同參與一個名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北約）的原因之一。然而，對川普政府而言，北約——又是其敵視的對象之一——並不足以保障美國的安全。就像1965年小說《戴維營之夜》（Night of Camp David）中那位瘋狂的總統一樣，川普似乎堅信美國必須吞併加拿大和格陵蘭，建立某種所謂“大西洋共榮圈”（Atlantic Co-Prosperity Sphere），從阿拉斯加延伸到挪威，構成一條由冰雪與鋼鐵組成的防線，作為美國第47任總統帝國野心的紀念碑。為何“購買”格陵蘭不可行？在川普的第一個任期內，他曾公開表示有意“購買”格陵蘭，彷彿這片領土及其人民只是市場上的一棟房子，可以連同原裝家具一併出售似的。然而，無論是丹麥人還是格陵蘭人都對此毫無興趣。這個計畫最終不了了之，川普也很快陷入一連串醜聞與風波，並在2020年敗選，隨後在2021年試圖發動一場違憲政變。當選民在2024年將川普送回白宮的寶座時，這一選舉結果似乎進一步堅定了他要完成那些上一次任期中被“理性的大人”們所阻止的事的決心。從理論上講，“購買”格陵蘭的想法依然還在談判桌上。但丹麥仍然不打算“出售”。如今，川普對獲取格陵蘭的執念已到了近乎痴迷的地步，甚至暗示如果必須動用武力來奪取這座島嶼，他也不惜對一個長期的美國盟友下手。“我當然希望用簡單的方式達成協議”，川普表示，“但如果我們不能用簡單的方式辦成，那我們就用困難的方式來辦”。他還補充說，自己是丹麥的“粉絲”（fan）——這是他慣常的語病之一，好像丹麥是一支運動隊或搖滾樂隊，而不是一個人口超過600萬、距離俄羅斯不到一千英里的盟國。隨著川普的言辭不斷升級，政府中其他官員試圖為他的言論“擦屁股”，但收效甚微。國務卿魯比奧按部就班地會見國會議員，向他們保證川普只是想提出購買島嶼的提議而已。但第二天，白宮卻發佈聲明重申，“動用”軍隊“始終是一種選項”。就在魯比奧在國會山忙於安撫議員的同一周，白宮副幕僚長米勒於1月5日公開嘲諷“奪取格陵蘭會引發武裝衝突”這一說法，聲稱“不會有人為了格陵蘭跟美國打仗”。而前不久，他的妻子——也是一名白宮工作人員的凱蒂·米勒（Katie Miller）——還在社交媒體上發佈了一張圖片：格陵蘭島上覆蓋著一面美國國旗，並配文：“很快（SOON）。”川普對格陵蘭的執念之所以格外危險，是因為它幾乎沒有任何現實層面的支援基礎。川普之所以一心想要得到這座島嶼，似乎僅僅是因為丹麥和世界其他國家都在告訴他：你不能這麼做。像往常那樣，越是有人告訴川普“不能做”，他就越是想去做。1月18日，努克（格陵蘭首都）近四分之一的人口參加了遊行，以抗議川普的“再次威脅”（圖源：路透社）即便是忠誠的 “MAGA”（“讓美國再次偉大”）基層支持者，目前也幾乎對格陵蘭毫無興趣，至少現在還沒有。當然，川普的支持者通常最終都會支援他所支援的任何事情。但到目前為止，奪取格陵蘭尚未成為像當年“修建美墨邊境牆”那樣的口號或政治議題。事實上，民調顯示，大多數美國人都反對這個想法。即便如此，這也沒有阻止佛羅里達州第六選區的眾議員蘭迪·法恩（Randy Fine）於1月12日提出《格陵蘭併吞與建州法案》（Greenland Annexation and Statehood Act）。也許法恩在帕拉特卡或皮爾森的選民真在盼著在努克（格陵蘭首都）舉行一場勝利大遊行，但這個想法似乎只困擾著川普本人，幾乎沒有其他人真正上心。而這正意味著，川普極有可能選擇動用他認為完全在自己控制之下的唯一工具：美國的軍事力量。丹麥不可能將格陵蘭拱手讓人；格陵蘭人也不會投票決定加入美國。那麼問題來了：川普究竟還能做什麼？如果他在遭到丹麥和北約反對的情況下強行奪取格陵蘭，又會發生什麼？川普“購島”可能引發歐洲“多米諾骨牌”式效應正如筆者的同事謝恩·哈里斯（Shane Harris）、艾薩克·斯坦利-貝克爾（Isaac Stanley Becker）和喬納森·勒米爾（Jonathan Lemire）近日報導的那樣，丹麥官員擔心川普可能會在深夜突然發佈一項公告，聲稱美國“擁有”格陵蘭，然後挑戰任何人反駁他。這位總統曾多次發表誇張言論，國際社會對此早已習以為常，因此，即便川普自封為“格陵蘭護國公”(Lord Protector of Greenland），也未必會引起多大反響。但川普接下來可能會試圖“執行”他的主張。他或許會先下令美軍將格陵蘭視為美國主權領土。這樣的命令雖然非法，但五角大樓在國防部長皮特·赫格塞斯（Pete Hegseth）的領導下，很可能會照辦，而這可能引發一連串災難性的連鎖反應。舉例來說，假設丹麥為主張其對格陵蘭的持續主權，同時防止川普向該島增派部隊，決定關閉格陵蘭領空，不再允許美軍飛行。川普可能會隨即下令美國空軍無視當地當局的指令——因為在他看來，格陵蘭現在已經是“美國領空”——並將所有此類交涉視為潛在敵對行為。再設想另一種情況：川普發表了某種激烈言論後，丹麥要求駐格陵蘭美軍不得離開其軍事基地。而川普則因這一挑戰其“無限權力”的舉措而大為光火，強行下令美軍人員在島上執行“事實上的警察職責”，包括鎮壓當地居民的抗議或抵抗。1月14日，英國外交大臣伊薇特·庫珀（Yvette Cooper）啟程前往芬蘭和挪威進行為期兩天的訪問；1月16日，英方已向格陵蘭島派遣一名軍官，為即將舉行的軍事演習作準備（圖源：PA）無論是有意還是無意，這種局勢都可能導致美軍與丹麥部隊正面衝突——那些丹麥軍人是與美軍並肩訓練、甚至可能一起在阿富汗服役過的戰友。任何一方的人員若在衝突中喪生——無論是格陵蘭人、丹麥人，還是代表支援丹麥而駐紮格陵蘭的其他國家軍人（瑞典已派兵進駐，英國也在考慮效仿）——都將引爆北約聯盟的瓦解。而真正的噩夢，也將在那一刻開始。由於川普混亂的威脅與衝動，美國目前在全球（的部署）已經嚴重力不從心。那些原本應該部署在波斯灣、歐洲或亞洲附近的艦船，如今卻在加勒比海游弋，只是為了配合川普所命令的“推翻委內瑞拉尼古拉斯·馬杜洛（Nicolás Maduro Moros）”的行動。川普還威脅稱，如果德黑蘭政權繼續屠殺本國公民，他將再次對伊朗發動攻擊，這意味著美軍又將不得不橫跨半個地球，重返中東執行新任務。而這樣的調動，顯然也將削弱川普此前對墨西哥和哥倫比亞發出的戰爭威脅的可信度。當美國軍隊疲於追趕川普手中記號筆在世界地圖上隨意劃出的路線時，西方的“敵人”自然會蠢蠢欲動，準備伺機而動。美國不僅親手摧毀了歷史上最強大的聯盟體系——北約，還將本國軍力分散到全球各地，執行一些更多是為了滿足總統虛榮心，而非基於可靠戰略的“展示性行動”。他們顯然也已經注意到，美國的國防與情報機構如今掌握在一群毫無資質、但對川普絕對忠誠的人手中；而川普所謂“提升軍隊戰備能力”的計畫，到目前為止基本只停留在幾張永遠不會建成的“幻想戰艦”效果圖上。一旦北約因格陵蘭的一場槍戰而崩潰，普丁很可能認定，他終於有機會徹底“埋葬”大西洋聯盟。俄羅斯或許會選擇攻擊北約的波羅的海成員國。正如政治學家、歐亞集團（Eurasia Group）創始人伊恩·佈雷默（Ian Bremmer）先前在社交媒體上所說：“沒有人比普丁更希望美國控制格陵蘭（從而摧毀北約）。”俄羅斯甚至無需全面佔領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這三個國家加起來的面積大約相當於美國的威斯康星州）；他真正的目的，是發動一場旨在孤立這些國家的戰爭。儘管普丁在烏克蘭戰爭中損失慘重，但他仍保有足夠的軍力，輔以無人機和其他戰力，可對波羅的海國家發起猛烈打擊，佔領一些或許不具備太大戰略價值的地區，但卻足以向世界傳達一個訊號：如今控制了格陵蘭的美國，不會再拯救歐洲。1月7日，川普的長子小唐納德·川普（Donald Trump Jr.）對格陵蘭島進行了為期一天的訪問（圖源：Getty Images）然而，其他國家不太可能袖手旁觀，尤其是像波蘭、芬蘭這樣的北約鄰國。如果它們選擇出手支援波羅的海盟友，至少部分歐洲國家很可能會加入這一努力。最終的結果將是一場更廣泛的歐洲衝突，捲入一些世界上最具軍事能力的國家。歐洲大陸可能面臨近一個世紀以來的首次戰爭——而這一次，將是多國核武國家之間的衝突。無論願不願意，美國軍隊都將深陷這場混亂之中。隨著暴力衝突一天天持續下去，任何一方發生災難性失誤或誤判的可能性也將不斷升高。與此同時，在遠離歐洲的另一端，中國或許會思考：美國是否終於把自己綁進了足夠愚蠢的死結中。而儘管沒人能精準預測朝鮮會做出什麼舉動，韓國和日本卻不得不開始規劃應對美國“自願性戰略自焚”期間及其之後可能帶來的風險——很可能包括緊急啟動核武器研發計畫。而這一切，究竟是為了什麼？——僅僅是為了一個連地圖都看不明白的人的虛榮妄念？來自兩黨的負責任領導人應該向美國公民清楚說明：川普正在招致多麼巨大的危險。他的執念不僅可能導致人民生活水平的全面崩塌，更可能把所有人——無論身在何處——置於真實的生存威脅之中。當然，國會早就應該阻止川普，就像在許多其他問題上一樣。共和黨佔多數的國會完全有能力叫停這場瘋狂，只需掐斷財政撥款、通過立法明確禁止進一步的“冒險行動”即可。Most Americans probably couldn’t care less about Greenland, but they will be forced to care—tragically, too late—if Trump’s gambit engulfs the world in flames.1月13日，參議員麗莎·穆爾科斯基（Lisa Murkowski）與珍妮·沙欣（Jeanne Shaheen）提出了《北約團結保護法案》（NATO Unity Protection Act），其中明確禁止聯邦資金被用於“封鎖、佔領、吞併或以其他方式控制北約成員國的主權領土，除非該盟友同意”。在這起事件中，那些自稱痛恨“海外冒險”的“MAGA”基層支持者，或許會原諒共和黨與川普唱反調。大多數美國人或許對格陵蘭毫無興趣，但如果川普最終選擇“孤注一擲”將世界拖入火海，他們終究會被迫在意——只不過，那已經為時太晚。 (大灣區評論)

Europe’s five stages of grief for the transatlantic alliance從否認、討價還價，到最終接受世界已然改變的事實插圖作者：Peter Schrank2026年1月22日從1940年代到2024年，歐洲所面臨的首要安全挑戰是如何與最親密的盟友——美國——共同保衛自身。然而到了2025年，隨著唐納德·川普重返白宮，問題變成了：歐洲能否在美國缺席的情況下獨自防禦？考慮到俄羅斯對歐洲大陸的野心，這無疑是個令人恐懼的前景。而如今進入2026年，一個曾經被視為異端的問題正困擾著歐洲人：未來某一天，他們是否可能不得不設法防範美國？套用馬克·吐溫一句被誤引的話：“跨大西洋同盟已死”的報導過去曾被嚴重誇大。但若一個所謂的“聯盟”充斥著威脅與欺凌，那它便不配享有“聯盟”之名；如今看來，這一聯盟不是已經死亡，就是正在走向終結。當前的導火索是格陵蘭島——川普垂涎已久，而歐洲若拱手相讓，則無異於自毀尊嚴。1月21日，川普雖暫時排除了動用武力奪取這一丹麥自治領地的可能性，卻隨即宣稱已與北約達成一項仍模糊不清的“協議”。儘管眼前的危機或許暫時緩解，但深層問題依然存在：一種將強權視為美德、視盟友為可犧牲品的新美國信條。華盛頓瀰漫的自戀式傲慢，使得任何持久聯盟都變得不可能，即便是像北約這樣歷史悠久的組織也不例外。加拿大總理馬克·卡尼在達沃斯論壇上道出了歐洲東道主的心聲：“舊秩序不會回來了……我們不該為此哀悼。”然而，歐洲人仍在哀悼。跨大西洋聯盟雖在紙面上尚存，但其核心承諾——即一旦歐洲或美國遭受攻擊，彼此將相互保衛——已不再被視為理所當然。試想，如果丹麥真能“交出”格陵蘭（即便這根本不可能），美國是否才會履行其對歐洲的安全保證？對歐洲人而言，這種失落感尤為強烈。面對支撐了這片紛爭不斷的大陸數百年來最長（且基本）和平時期的安保契約正在瓦解，人們還能作何反應？北大西洋夥伴關係並非始終和諧，卻展現出驚人的韌性。如今它的消逝令倖存者震驚不已。瑞士裔精神病學家伊麗莎白·庫伯勒-羅斯曾提出，人在面對至親離世時會經歷五個哀傷階段：否認、憤怒、討價還價、抑鬱，最終走向接受。事實證明，歐洲也正逐一走過這些階段。最初是“否認”——歐洲各界堅定地相信川普絕不會重返權力中心。2016年美國人首次投票支援他，在歐洲人眼中已是難以理解；難道在親眼目睹他煽動叛亂等種種行徑後，美國選民還會再次選擇他嗎？2024年大選前，歐洲曾含糊地試圖“防川普化”，卻始終不清楚這究竟意味著什麼。隨後而來的是“憤怒”。就在一年前的本周，川普第二次就職後短短幾周內，歐洲就被“美國優先”派激得怒不可遏。2月，副總統J.D.范斯赴慕尼黑向歐洲人宣稱，真正的威脅並非來自俄羅斯，而是“內部的敵人”。他聲稱，要扭轉歐洲不可避免的衰落，唯一出路就是選舉排外政客，甚至解散歐盟。同月晚些時候，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在橢圓形辦公室受辱，其軍隊一度被切斷關鍵的美國情報支援。到了4月，痴迷關稅的川普開始摧毀美歐數十年共同建立的自由貿易體系。“啊啊啊！”接著歐洲嘗試“討價還價”——畢竟川普素以熱衷交易著稱。為了維持美國對烏克蘭的支援，歐洲人開始順從美方要求。有些要求還算合理，比如增加國防開支（6月各方同意將目標定為GDP的3.5%）。但協議中隱含的部分卻是對美國的卑躬屈膝，例如北約秘書長馬克·呂特竟諂媚地稱川普為聯盟的“爸爸”。7月，歐盟與美國簽署了一項明顯不對等的貿易協議：歐洲同意支付關稅，卻未對美國產品施加對等措施。對許多歐洲人而言，這與其說是談判，不如說是投降。可惜，這種屈服並未換來回報，於是進入了“抑鬱”階段——歐洲意識到自己出賣了原則，卻一無所獲。尤其令人心寒的是，近幾個月來，川普對烏克蘭施加的壓力遠大於對俄羅斯。他還以格陵蘭局勢為由，威脅對歐盟國家加征新關稅，隨後又突然撤回。但對許多歐洲人而言，最令人沮喪的或許是終於承認：法國人一直以來都是對的。自戴高樂時代起，法國總統們就不斷警告不要過度依賴美國。2019年，埃馬紐埃爾·馬克宏曾直言北約已“腦死亡”。當時多數歐洲人對此嗤之以鼻，如今卻不得不重新審視。那麼，哀悼的最後一個階段——“接受”——會是什麼樣子？如今整個歐洲普遍感到某種底線已被突破，忍耐已達極限。就連昔日堅定的大西洋主義者如今也口吻如戴高樂派。比利時首相巴特·德韋弗坦言：“做美國的快樂附庸是一回事，淪為悲慘的奴隸則是另一回事。”然而，承認時代已變，並不等於就如何應對達成共識。正如馬克宏所言，建構對美“戰略自主”需要數年乃至數十年的投入，尤其是在彌補軍事能力短板方面。與美國的貿易戰似乎遲早會發生。就在《經濟學人》付印之際，1月22日舉行的歐盟峰會上，各國領導人正討論啟動歐盟的“反脅迫工具”——一項旨在對關稅威脅作出強硬回應的機制（不過鑑於川普已退讓，短期內觸發該機制的可能性不大）。這項被稱為“貿易火箭筒”的措施本意是用來針對東大等國的，沒想到如今首個潛在目標卻可能是歐洲人曾視作朋友的國家。■ (邸報)

歐洲八國聯合聲明：威脅加征關稅破壞跨大西洋關係哥本哈根消息：據丹麥媒體18日報導，歐洲8個國家當天發表聯合聲明指出，威脅加征關稅破壞跨大西洋關係，並有可能導致危險的惡性循環。丹麥、芬蘭、法國、德國、荷蘭、挪威、瑞典和英國共同簽署了這份聲明。馬克宏回擊川普：不排除啟動最強硬反制工具據央視新聞消息，當地時間1月18日，面對美國關稅威脅，法國總統馬克宏表示，將在必要情況下代表法國請求啟動歐盟反脅迫工具。這是法國對美政府關稅威脅作出的首個官方回應。據悉，反脅迫工具是歐盟於2023年通過的一項法規，被認為是歐盟最強硬的貿易應對手段之一。該工具旨在應對第三國通過貿易措施試圖影響歐盟決策的行為。歐盟方面表示，反脅迫工具相關程序的啟動將以團結協調的方式進行，確保歐洲國家在應對外部壓力時維護共同利益和決策自主權。荷蘭外交大臣：美國加征關稅是“勒索”行為荷蘭外交大臣戴維·范韋爾18日表示，美國為得到格陵蘭島而向歐洲國家加征關稅是“不正當”的“勒索”行為，不排除歐盟採取反制措施的可能性。范韋爾18日在荷蘭公共廣播公司一檔訪談節目中說，他對美國總統川普這一決定“非常不滿”，盟友之間不應以施壓的方式相處。他說，將關稅用於與貿易毫無關係的事務是不正當的。范韋爾還表示，荷蘭將在歐盟框架內推動美國在2月1日撤銷加征關稅的決定。若不能成功，歐盟不排除採取反制措施。川普17日在社交媒體上宣佈，將從2月1日起對來自丹麥、挪威、瑞典、法國、德國、英國、荷蘭和芬蘭的輸美商品加征10%關稅，並宣稱加征關稅的稅率將從6月1日起提高至25%，直到相關方就美國“全面、徹底購買格陵蘭島”達成協議。近日，挪威、瑞典、法國、德國、英國、荷蘭和芬蘭等歐洲國家宣佈向格陵蘭島派兵，參加由丹麥在該島發起的“北極耐力”軍事演習。 (中國基金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