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也沒想到，2026年開年，AI圈的第一場大火竟是如此荒誕與下作。就在最近，埃隆·馬斯克（Elon Musk）旗下的xAI徹底陷入了輿論的暴風眼。起因是其聊天機器人Grok在X平台上“全線失控”。只要使用者一聲令下，它就能給照片裡的女性“一鍵脫衣”，甚至連12歲的未成年女孩也不放過。監管緊急回應：法國檢察官正式立案，印度政府發出嚴厲警告。然而，面對受害者的恐懼和全球的討伐，馬斯克本人卻在X上“笑出了聲”。就在輿論聲討Grok濫用“比基尼生成”功能時，他轉發了一張Grok生成的“穿比基尼的烤面包機”圖片，並配以大笑表情稱自己“忍不住笑個不停”。一邊是受害者在評論區顫抖，一邊是創始人在首頁玩梗狂歡。馬斯克的笑聲，徹底擊碎了科技巨頭僅存的最後一點體面。從“辛辣模式”到公開的數字暴行一切失控的根源，得從Grok一直標榜的“少設限”說起。為了和矽谷那些“溫良恭儉讓”的聊天機器人唱反調，馬斯克於2025年8月份為Grok推出了所謂的“辛辣模式”（Spicy Mode）。初衷或許是為了諷刺過度稽核，但實際落地的效果卻變成了對女性的無差別冒犯。過去一周，X平台簡直成了深度偽造圖像的集散地。不同於ChatGPT或Gemini在私密窗口裡的克制，Grok直接把“生成工具”搬到了明面上。不少使用者發現，X平台在圖片下新增了一個“編輯圖片”按鈕，配合Grok的生成能力，陌生人可以隨意指使AI對女性的照片進行“數字脫衣”。無論是樂壇天后泰勒·斯威夫特（Taylor Swift），還是日本皇室的佳子公主，都沒能逃過被Grok強行換上比基尼或內衣的命運。這種侵犯並非止步於名人，普通女性甚至未成年人正成為最大的受害者。有使用者測試發現，Grok能毫不猶豫地響應“給兩個小女孩穿上性感內衣”的提示詞，甚至自顧自地評估出圖像中女孩的年齡在12至16歲之間。對於童年性虐待倖存者薩曼莎·史密斯（Samantha Smith）來說，當她看到自己第一次聖餐時的童年照被Grok性化處理後，那種生理上的噁心感瞬間爆發。這種工具一旦落入不法分子手中，後果不堪設想。機器人忙著道歉，公司忙著挑釁面對鋪天蓋地的指責，這出戲演變得愈發魔幻：Grok“道歉”了，但它的老闆們卻選擇了更激進的對抗。路透社、CNBC等主串流媒體紛紛報導Grok承認“護欄失效”。在X平台的評論區，Grok確實表現得像個深感遺憾的紳士，煞有介事地科普非法內容的危害，聲稱正在“緊急修復”。但明眼人都知道，這不過是大語言模型根據訓練資料吐出來的、統計學上的“得體話”而已。作為一個沒有意識的實體，Grok既感受不到羞恥，也無法做出真正的承諾。但現實中的回應卻是另一番景象。面對記者的置評請求，xAI的官方回覆是一條冷冰冰的自動消息：“傳統媒體撒謊（Legacy Media Lies）”。而馬斯克本人的態度更是火上澆油。在無數女性因為“AI一鍵脫衣”感到恐慌的時刻，他卻選擇公開轉發Grok生成的“比基尼烤面包機”玩梗圖，並配文“不知道為什麼，但我看到這個就忍不住笑個不停”。這種將嚴肅的倫理危機娛樂化、試圖用荒誕消解罪惡的邏輯，迅速點燃了公眾的怒火。有網友憤怒直言：你在這裡並非中立方，你是在為犯罪提供便利。監管風暴降臨，技術中立還能走多遠？目前的形勢早已超出了簡單的口水仗。隨著事件持續發酵，法國檢察官辦公室已明確表示將調查Grok生成的深度偽造圖像，而在印度，電子和資訊技術部也正式致信要求X平台進行全方位的治理審查。根據美國目前的法律，雖然平台方通常受《通訊規範法案》第230條的保護，但涉及到未成年人的色情材料（CSAM），這道免死金牌還能不能保住馬斯克的底氣，恐怕要打個大大的問號。技術本身或許是中立的，但技術的門檻和導向從來都不是。Grok並非第一個具備換臉能力的AI，但它卻是第一個將其整合到擁有數億使用者、且公開放棄嚴厲稽核的社交平台上的主流AI。這種“降低門檻的惡”正是爭議的核心。 xAI內部員工曾爆料，該公司在開發過程中頻繁接觸到涉及兒童虐待的內容，但向監管機構提交的報告數竟然為零。這種對風險的漠視，正讓整個公司在道德的懸崖邊瘋狂試探。如今，Grok已經高歌猛進地進入了美國國防部的採購名單，甚至成了預測市場平台的主力。一個一邊生成著違禁圖像、一邊又在處理機密或金融資料的AI，究竟是馬斯克心中“真理的火炬”，還是一個隨時可能自爆的邏輯怪胎？馬斯克曾說要通過Grok拯救被“覺醒文化”毒害的網際網路，但如果拯救的代價是犧牲女性和兒童的安全，這種自由究竟是誰的自由？當AI學會了圓滑的道歉，而它的創造者卻在看著受害者的控訴發出大笑，我們要警惕的，或許不僅僅是程式碼的漏洞。 (網易科技)

偶然刷到朱珠的一段採訪，一下就被擊中，她說：“真正的女性主義，不是對抗男性，而是對抗那個被規訓的自己。當你不再用‘賢惠’、‘懂事’來綁架自己，當你說‘我想要’，而不是‘我應該’，你才得以真正地誕生。”作為女性主義的踐行者，我真的太有共鳴！當一個女性，不再用他人的目光丈量自己，而是轉身向內，擁抱那些被深藏的渴望與力量，她才可能真正抵達精神的自由。這也是為什麼，我推薦每一個年過30歲的女性，都去讀一讀去讀維吉尼亞·吳爾芙的書。這位女性主義的先驅，用她破碎的一生，為“自由”、“獨立”與“真實”寫下了最悲愴也最有力的註腳。出身書香門第，家中名流雲集，吳爾芙的一生卻彷彿被命運詛咒。幼年喪母，青春期遭受哥哥長達數年侵犯；緊接著姐姐、父親相繼離世，讓她數次精神崩潰、跳窗自殺；59歲，她往口袋裝滿石頭，獨自走入烏斯河，決絕地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可也正是這個一生飽受創傷的女性，寫下了改變數千萬女性命運的“覺醒文字”——女性真正的獨立，是從擁有‘一間自己的房間’開始的。女性理想的生活，應該是："掙到足夠的錢，去旅行，去閒著，去思考世界和過去和未來，去看書去做夢，去街角閒逛，讓思緒的釣線沉入街流之中......"維吉尼亞·吳爾芙在她去世100年後，所有關於女性處境、自我認同、精神自由的討論，依舊繞不開她的名字。馬爾克斯說：吳爾芙的寫作“像坐在飛毯上描摹倫敦”，讓他學會如何同時駕馭宏大敘事與私密情感。瑪格麗特·阿特伍德，盛讚她為：每一個女性創作者的守護神。諾獎得主多麗絲·萊辛更是毫不猶豫地表白：《到燈塔去》是“英國最好的小說”。作家余華、白先勇，歌手李健、主持人楊瀾、魯豫、白岩松……都是她忠實的讀者。李敖更是直言：她對人性的觀察入微無人能及，她才是最該得諾獎的女作家！也正因為她如潮水般噴湧而出的內心自白，豆瓣、微博、小紅書上......每天都有成千上萬讀者，為她的文字激動振奮！身處困境的人，被她文字中的接納與勇氣治癒。靈魂細膩的人，痴迷她的幽默和率真！渴望精神獨立的人，熱愛她筆下的清醒與反叛；為什麼100年過去，依舊有這麼多的人，如此痴迷吳爾芙？因為她的作品，太前衛、精準、深刻！當你在現實的泥沼中感到窒息，她會告訴你：何為“一間自己的房間”；當你被外界的標準捆綁，她會提醒你：“他人的眼睛是我們的監獄，他人的思想是我們的牢籠”。當你痛苦於自己不是一個完美的媽媽和妻子，她會告訴你；這是社會規訓出的女性完美形象，她純潔、無私、富有同情心，將自我犧牲視為天職。但女性覺醒的第一步，就是殺死這個“房中的天使”，直面自己的慾望和憤怒。用卡夫卡的話說：吳爾芙一隻手擋住命運的襲擊，另一隻手匆匆在紙上記下自己想寫的東西。在命運的洪流中，她為自己和所有孤獨的靈魂，築起了一座燈塔。也讓每一個在人群中感到疏離、在規則中渴望真實的靈魂，在她的作品中，尋找到最深切的共鳴！作家蔣方舟，視她為精神偶像，無數次表白對吳爾芙的偏愛和崇拜。演員文淇多次表白，感慨正是《一件只屬於自己房間》，讓她第一次直觀感受到：女性是如何從100年前，慢慢地擁有現在這個位置。熱播電視劇《阿勒泰》，更是多次致敬吳爾芙。我想，吳爾芙的文字，不僅僅是在為女性發聲，更是在為每一個【被規訓、被壓抑的靈魂】發聲。如果你也渴望擺脫社會規訓，直面真我，完成一場真正意義上的精神覺醒。一定要你讀一讀這套——《吳爾芙經典三部曲》豆瓣9.2，女性必讀書單榜首完整收錄吳爾芙一生的思想精華一次性收錄吳爾芙3部，暢銷全球的代表作：豆瓣9.5，女性覺醒必讀經典《一個人的房間》。把女性的現實困境與內心渴望描述得淋漓盡致，被無數網友視為“人生啟蒙之書”。強烈推薦所有想要實現財務自由、精神獨立的女生，就把它放在枕邊反覆閱讀。BBC評選“改變世界的100部經典”《到燈塔去》不僅摘得法國費米娜文學獎桂冠，還被村上春樹評價為“完美小說”。探討婚姻、理想與自我實現，被譽為現代文學史上最細膩的女性心理史詩。作家蔣方舟讀完，甚至真的去到了書中的燈塔。李安拍攝《色戒》時反覆研讀的意識流開山之作《達洛維夫人》。開篇那句“達洛維夫人說她要自己去買花”，穿越百年，照亮無數女性的自我意識和獨立生活。社交平台上隨處可見年輕讀者對它的喜愛和讚美，被譽為“每個女孩書架上都該有的一本書”。裝幀也如吳爾芙的文字一樣優雅深刻、充滿力量。內外雙封，外封由諾獎級插畫師陳允然手繪封面插畫，完美呈現吳爾芙筆下的精神世界。32開精巧開本，可隨時揣在口袋，帶到咖啡館、戶外、地鐵上閱讀。硬殼鎖線裝幀，幾乎180°平攤，閱讀更輕鬆。獨家定製禮盒裝。無論送人收藏，都是一份高檔藝術品。前100名下單，還贈送價值88元超值贈品。贈禮1吳爾芙經典帆布包一枚不僅是一款實用單品，更是一種審美態度。贈禮2 豆瓣高分小說70歲“重啟人生”的優雅之作《激情耗盡》，讀到靈魂大補。這樣一套，文藝精巧、諾獎級插畫師親手操刀的2025年限量典藏版吳爾芙文集。原價200元，限時特惠價僅需99元。一頓簡餐的價錢，就能擁有跨越百年的女性智慧：不必等任何人送你花，給你想要的生活。你完全可以通過自己的雙手，去賺取優雅、富足和靈魂自由！001. 為什麼一百年後讀吳爾芙依然淚流滿面，振聾發聵1928年維吉尼亞·吳爾芙，在赴劍橋大學發表演講時，用一句話劈開了整個時代的偏見：“一個女人如果要寫小說，她必須有錢，還要有一間屬於自己的房間。”這句話在今天聽來或許平常，但在當時，簡直石破天驚！因為100年前，絕大多數女性還活在無聲的暗處——除了當女僕、廚娘和護工，幾乎沒有其他謀生管道。無法接受高等教育，連進入圖書館都需要男性陪同。更為不公的是，女性一旦結婚，名下財產全部歸屬丈夫所有。她們是女兒、妻子、母親，卻唯獨不是自己。在用《到燈塔去》的版稅收入，購買了汽車和留聲機之後。她毫不迴避指出，正是這份“誰也奪不走的收入來源”，讓她第一次體驗到經濟獨立帶來的底氣——你不會再恨任何男人，反正他們無法傷害你。你不用取悅任何男人，反正他們什麼都給不了你。在99%女性不知道“經濟獨立”為何物的年代，她無比犀利指出，爭取經濟獨立，捍衛個人空間，才是女性幸福本源。而不是貪戀溫暖的泥沼，在依附中耗盡自己的聲音與尊嚴。▲維吉尼亞的工作室無比可貴的是，她筆下的思想，從不是輕飄飄的空喊口號，而是源於她坎坷的人生經歷，與命運對抗後的深刻領悟。▲維吉尼亞的臥室1882年，維吉尼亞·吳爾芙出生在一個英國知識分子家庭。母親美麗優雅，是畫家的靈感繆斯；父親是著名文學評論家，與文壇巨擘交往甚密。從小在書香與藝術中浸潤的她，很早就展現出寫作與思考的天賦。吳爾芙（左）和姐姐然而13歲母親離世，吳爾芙遭遇精神重創。更殘酷的是，同父異母的哥哥對她進行了長達數年的侵犯。22歲時父親也撒手人寰，失去依靠的她，被哥哥精心打扮後頻繁出入上流社交場，待價而沽。早慧的吳爾芙便已看透：如果沒有穩固的經濟來源，女性命運和處境從來由不得自己做主。▲近百年前維吉尼亞的客廳這也是為什麼在《一間自己的房間》 中，吳爾芙無比清晰而堅定寫道：不論用什麼方法，我希望你們傾盡一切可能，為自己爭取足夠強大的精神自由。而不是囿於餐桌、廚房和嬰兒房，消磨青春和生命。這份發自肺腑、充滿力量與清醒的囑託，也穿越百年時光，精準擊中每一個仍在尋找自我、渴望獨立的現代女性的內心。不只是物質的提升，更是身體與精神的雙重解放——從他人期待和社會規訓中掙脫出來，勇敢定義屬於自己的人生。002. 影響三代人的精神導師，告訴你“不必成為別人，只需做自己”歌手伊能靜多次公開表達對吳爾芙的喜愛，坦言：“她的文字就像一把鑰匙，打開了我對自我認知的新大門。”當生活總在催促我們變得更成功、更耀眼、更符合期待。只有維吉尼亞·吳爾芙告訴我們：不必。不必在別人的標準裡燃燒殆盡，不必在喧囂中迷失自己的聲音。真正的自由，是看清自己的靈魂——它的深邃與淺薄，虛榮與慷慨，然後坦然接納全部。“不必匆忙，不必火花四濺，不必成為別人，只需做自己。”她彷彿一位穿越百年的精神嚮導，告訴你：你的感受是真實的，你的渴望是合理的，你的道路可以由自己開拓！就像剛摘得威尼斯影后的辛芷蕾，她在書單中曬出吳爾芙的作品，坦言深受其影響——“她讓我明白，女性可以堅定地成為自己，而不必活成任何人期待的模樣。”這一刻，兩個時代的女性，隔空相擁。還有今年夏天火上熱搜的，50歲脫口秀演員房主任。當靠著破釜沉舟的勇氣，毅然離開家暴家庭的她站在台上說：“當有一天我女兒結婚後回到娘家，對我說，他……我說：離！”這句話，讓在場女性落淚鼓掌！因為每個人都太知道這句話背後的不易和份量。而這，正與吳爾芙筆下“經濟獨立帶來選擇權”的思想不謀而合。美學家木心說得好：“每個讀過吳爾芙的女性，都將更充滿智性、更有尊嚴地生活。”她寫下的這套覺醒三書，正是她留給所有女性的精神地圖——教你看清困境、接納自我、最終打破它。003. 2025全新典藏裝幀譯作經典，贈品超值作為人生必讀經典，當然要慎重選擇版本。這套2025新版，由知名女性譯者、作家姚瑤執筆翻譯，譯文既忠於吳爾芙原筆的詩意與銳利，同時精準流暢易讀。特別新增數萬字註釋，詳盡解讀文中典故、歷史背景與文學隱喻，助你真正讀懂她每一處機鋒與溫柔。外封插畫由諾獎得主作品御用插畫師陳允然親自創作，以細膩線條與朦朧色彩，再現吳爾芙筆下精神世界的深邃與遼闊。內外雙封設計，硬殼精裝+鎖線膠訂，可180°完全平攤，閱讀舒適。32開便攜小開本，可隨時放入口袋和通勤包，伴你穿梭咖啡館、地鐵……前100名下單還贈送價值88元超值贈禮。贈禮1  豆瓣9.1高分小說《激情耗盡》贈禮2 吳爾芙限量定製帆布包限時特惠價僅99元，就能收穫一套值得一生反覆閱讀的百年經典。就以吳爾芙對所有女性的期許結尾吧——“我希望你無論用什麼辦法，都能掙到足夠的錢。去旅行，去閒著，去思考世界的過去和未來，去看書做夢，去街角閒逛，讓思緒的釣線深深沉入街流之中。”祝願每位讀者都如此，享受思考的自由和生命的無限。 (首席商業評論)

導語: 在德國，無家可歸的女性群體正日益壯大，她們擅長偽裝與自我隔絕，過著在咖啡館、收容所與街頭游離的隱形生活。她非常嫻熟地掌握著偽裝的藝術，對於那些不應該發生的事情，她就選擇直接將其遮蔽或淡忘。或者，她只是輕描淡寫地提及：“我今天晚上沒有床位。”卡琳·漢巴赫（Karin Hambacher）獨自坐在柏林機場一家咖啡館的木椅上，完全不引人注目。她將在這張椅子上坐到天亮，與自身的疲憊和睡意進行頑強的對抗：她是一位70歲、和藹可親的小個子女士，衣著得體，她努力表現得像一位普通遊客。在她旁邊立著她的行李箱，裡面塞滿了書籍和那些學術文章。她告誡自己，千萬不能躺下，絕不可以。“那樣會惹來不必要的麻煩。”卡琳·漢巴赫是德國成千上萬無家可歸的女性中的一員，她們在任何地方都沒有固定的住所，卻又好像無所不在。她曾經是一位專業的翻譯、一位相夫教子的妻子、一位慈愛的母親。她說，她的兩個女兒仍然生活在這個世界上，只是她們的生活中不再有她了。“我與她們失去了所有聯絡。”多年來，這位無家可歸的老婦人一直穿梭於一個與主流社會平行的世界。出於保護隱私的考慮，她的名字在這裡被更改了。因為她所要講述的，不僅是一個關於“消失”的故事，它更是一個關於“迷失自我”和“人生軌跡偏離”的故事。在德國，有超過一百萬人處於無家可歸的狀態。德國流浪者救助聯邦工作組（Bundesarbeitsgemeinschaft Wohnungslosenhilfe）最近公佈了這一創紀錄的數字。僅在柏林一地，“得到安置的無家可歸者”數量就已大幅上升到53,000多人。其中，女性佔據了三分之一，而且這個數字每年都在持續增加。這些女性並非像人們想像的那樣睡在裝滿袋子的冰冷瀝青路面上，而是從一處緊急避難所轉移到下一處，然後寄居在熟人的沙發上，或是待在機場那種24小時營業的咖啡館裡。她們的真實處境往往很難被看見。無家可歸的女性通常承受著強烈的羞恥感，飽受著暴力經歷、藥物成癮、過度負債或精神疾病的困擾，又或是被腦海中持續不斷的喧囂所折磨。因此，有些人會通過偽裝，假裝自己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個人。例如，卡琳·漢巴赫這位在機場出現的友善女士，就喜歡告訴陌生人她是一名編輯或校對。在她的行李中，她攜帶了大量的學術論文，很多句子都被她用圓珠筆劃上了醒目的下劃線。前不久，她還發現了一本想翻譯成德語的小說。“我必須設法給自己拿到一份工作委託。”然而，任何陪伴她走過一段時間柏林生活的人都會隱約察覺到：她的願望很可能不會實現。因為卡琳·漢巴赫是一個不停地在路上奔波，但卻始終未能到達任何歸宿的人。在他們第一次見面時，那時還是六月，她出現在克羅伊茨貝格（Kreuzberg）區的“庇護所”（Unterschlupf）。這個日間活動場所主要由捐贈資助，它為那些跌出所有社會保障體系的女性提供了一個臨時的避難所。清晨，工作人員在廚房裡切著蔬菜，桌子旁坐著跨性別女性和戴著面紗的穆斯林女性，一位女士用俄語獨自說話，另一些人則在椅子上小憩。卡琳·漢巴赫在“美容沙龍”裡找到了一個座位，這是這裡一間配備有鏡子的房間。儘管已到古稀之年，她依然保持著一張略顯少女的面容，化著淡雅的妝容，穿著顏色搭配和諧的印花衣服。這些都是她過往生活的遺留痕跡，正如她用那優雅而精緻的語言講述自己曾經是怎樣一個女人一樣。在她“出走”之前。她到底經歷了什麼？她說，那是一種逃離，也是一種自我放逐。卡琳·漢巴赫在波羅的海地區長大，六歲時，她的父母離開了民主德國。後來她在波恩附近完成了高中學業，獲得了大學學位，隨後在一家機械製造公司擔任了專業翻譯，並結婚生子。第一個孩子出生後，她辭去了工作。生活似乎本應就這樣平穩地持續下去。但隨後，不幸開始降臨。“我有兩個孩子在嬰兒時期就不幸夭折了，其中一個是在分娩過程中因缺氧而逝世，”這位老婦人說話的聲音變得略微低沉。再後來，她在懷孕期間又失去了一個孩子。“是啊，”她輕輕地停頓了一下。“這真的需要很長的時間來平復。”而這種巨大的失落和痛苦在婚姻中卻從未成為一個可以被深入談論的話題。“我們夫妻之間無法進行太多深入的交流。”很難精準地說出這種疏離感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它使卡琳·漢巴赫與她曾經擁有的生活漸行漸遠：她的丈夫是一名程式設計師，兩個女兒上著華德福學校，學習大提琴，接受著良好的教育。這一切表面上看起來都完整無缺。她甚至又開始了第二次大學學習，她回憶道，並於2012年毅然前往紐西蘭，度過了幾年美好的時光。她露出了光芒。在那時，她已經離開了她的丈夫，“我其實應該更早一點離開的。”一個女人堅定地走著自己的道路，這個故事在一開始聽起來是這樣。卡琳·漢巴赫以一種相當和解的語調講述著，彷彿她只是過著一種稍微有些非傳統的生活。“我的家，它存在於我的內心之中，”她曾經這樣說。“這是最重要的事情。”無家可歸，對有些人來說，是一種處於待命狀態的生活，有時也是一種被囚禁在內心的生活。然而，在這個她建構的敘事中，一些重要的階段被故意省略了，例如她獨自撫養兩個女兒的那些年。“作為母親，我付出了我的全部，”她說。只是，自從前夫不再支付撫養費後，她不僅未能重返職場，反而將大量時間用於撰寫關於人權等議題的冗長信件給各界政治人物。她不經意地提到，直到有一天家裡的電被切斷了，當時她的小女兒仍然和她住在一起。在新冠疫情期間，卡琳·漢巴赫寧願堅持吃生食，也不願接種疫苗，因此她在一艘遊覽船上做廚房幫工的工作也隨之失去了。她搬到了母親家住，隨後又搬到了科隆-波恩機場。她根本不想再回到公寓裡去了。她說，就是無法承受。“我有一種感覺，那會是對我自己的一種暴力傷害。”那她的女兒呢？她當時是如何承受這一切的？卡琳·漢巴赫花了一段時間才找到一個答案。她說，女兒當時應該是很擔心她的，聽起來有些不確定，幾乎是試探性的。她的兩個女兒已經很久沒有回覆她的資訊了，她不太明白背後的原因。她說，小女兒甚至就住在柏林。但沒關係。一切都會好起來的。總有一天。也許吧。“我想會的。”無家可歸——對有些人來說——是一種處於待命狀態的生活，有時也是一種被囚禁在內心的生活，長期處於這種狀態的人往往會為自己披上堅硬的鎧甲。這層鎧甲可以保護她們免受痛苦，有時甚至可以保護她們不對他人產生同情心，但它卻無法幫助她們應對殘酷的現實。許多人如果沒有專業的醫療幫助，就無法擺脫這種困境。三年前，漢堡-埃彭多夫大學（Universität Hamburg-Eppendorf）曾進行一項關於無家可歸者身心健康狀況的深入研究，調查了德國主要城市中的651名受訪者。結果顯示，其中有23%的人被正式診斷出患有精神疾病。然而，將近70%的人，也就是超過三倍的人，表現出無法解釋的心理異常症狀。第一個數字和第二個數字之間存在著一個危險的灰色地帶。因為許多人不僅缺乏任何形式的治療，其中一些人還會主動拒絕接受治療。因為她們堅信自己既沒有生病，也沒有無家可歸。這時已是下午時分，在“庇護所”裡，一位年輕的女性推開了“美容沙龍”的門。麗貝卡·卡費爾德（Rebekka Karfeld）今年21歲，她的真名也出於隱私保護而更改了。她頭上包著一條毛巾，塗了些睫毛膏，然後開始吹乾她那長長的金色頭髮。麗貝卡·卡費爾德看起來非常自信，在“庇護所”裡，她是那些對現狀保持清晰認知，並且堅信自己只是暫時住在這裡的人之一。然而，沒過多久，她也開始談論其他事情。例如，那些總是伴隨在她生命中的各種類型的男人。麗貝卡·卡費爾德說，第一個男人是她的父親。他很少在家，但她就是很喜歡他。她說，她的父親像母親一樣酗酒，有時他會講述他年輕時被關押在民主德國收容所的經歷。那裡有被禁止進食、地下室懲罰等虐待。“他在那裡受到了極其殘酷的毆打。”後來她的父親坐過牢，但這位年輕的女士說，不知為何，她覺得父親一直陪伴在她身邊。“我生命中遇到的男人，都與他有著某種相似之處。”接著是那些與她一起離開的男孩子們。當時她的母親再也無法照顧她，她的小妹妹也被送進了收容所。“這讓我整個人生徹底脫離了軌道。”一開始她們只是吸食大麻，後來睡在地下室裡，再後來到了柏林。她的男朋友販賣冰毒、可卡因和海洛因，“我嘗試了所有這些毒品。”直到錢花光了。然後就出現了她所說的“服務”。她說，在波茨坦廣場附近的一家酒店裡，一些商人會通過一家中介公司叫非常年輕的女孩到他們的房間。像她這樣的女孩。當時她還是未成年人。藥物成癮者。供他們隨意使用。那時她才 17 歲。出走、沉淪、再回到收容所——馬里特·海尼施對無家可歸的這種循環已經習以為常。麗貝卡·卡費爾德講述這些事時沒有絲毫的自憐，她表現得彷彿這一切都無法再傷害到她了。“我確實覺得很噁心。有些人非常油膩，總是想要得寸進尺。”但她需要毒品，而那些男士會與她分享。有一次，當其中一個人吸毒吸得沒有盡頭時，她逃跑了。“他有錢。他有可卡因。他有權力。”她跑了，她感到害怕。她堅定地說，她已經徹底戒毒了。但同時，她也拒絕了性生活，“我感到厭惡。”但像她這樣的女性，最終又能去向那裡呢？第二次拜訪，時間已是十月，麗貝卡·卡費爾德已經離開了“庇護所”。她現在住進了“快樂之床”（Happy Bed），這是一個由前旅館改建的地方，只要無家可歸的女性前往社會諮詢處諮詢，就能獲得一個房間住上一年。她說，通過電話聽起來很開心，一切都在朝著好的方向發展。她先是答應了見面，但隨後又取消了。她在“庇護所”裡的郵件也無人領取，她錯過了就業中心的預約。她的蹤跡再次消失了。出走、沉淪、再回到收容所——馬里特·海尼施（Marit Heinisch）對無家可歸的這種循環已經習以為常，有時她會問自己，這種循環到底如何才能被有效地打破。她今年46歲，是“庇護所”的負責人，一位充滿活力、獨自撫養孩子的母親，晚上還會去打掃衛生或在餐館做服務員來賺取足夠的錢維持生計。馬里特·海尼施說，在日間活動場所工作無疑是件苦差事，情況只會“持續不斷地變得更糟”。她和少數的志願者正在與一種社會大眾幾乎不願再理會的困境作鬥爭。她是這樣看待這件事的。海尼施說：“我相信，來到這裡的女性大多在心理上不穩定，或者患有精神疾病。但她們中很少有人對此有明確的認知。”她經常需要花費數月的時間來勸說和說服女性去申請市民津貼。許多人拒絕與政府機構打交道，她們沉浸在各種陰謀論、深度的恐懼、憤怒的情緒，或者這種無情的自我厭惡中。馬里特·海尼施講述了其中一位女性，她無法使用椅子。她總是堅持坐在冰冷的露台地板上。工作人員遞給她一個墊子。這位女性卻坐在墊子旁邊，一次又一次，因為她害怕弄髒這個墊子。“終於有一天，她坐在墊子上了，”馬里特·海尼施說。“對我來說，這已經是一個巨大的成功了。但想要再進一步就非常困難了。”這也就是說，在這裡很難期待能有快速或立竿見影的成果。而單純的憐憫也不是解決問題的最佳辦法。更需要的，是長期的耐心和毅力。只是，有些女性即使面對巨大的耐心，也無法被從她們自我建構的世界中解救出來。時間已臨近十一月，柏林的天黑得很早，卡琳·漢巴赫又一次來到了“庇護所”。這位老婦人坐在沙發上，身邊放著三件行李。日間活動場所很快就要關閉了，所有的訪客必須離開，去為自己尋找一處臨時過夜的地方。然而，這位70歲的老人今晚沒有找到睡覺的地方。有些收容所已經滿了，有些地方則允許吸菸，她不想去那裡。“對我來說，保持健康才是最重要的事情。”於是，她把背包背到肩上，把一個布袋系在她的拉桿箱上。除了衣物，她還在箱子裡裝了幾公斤重的書、宣傳冊、文章，一個尚未完成的半生。卡琳·漢巴赫開始出發，一邊走一邊講述著。關於她過去幾天睡在通勤列車上的經歷。柏林、格賴夫斯瓦爾德（Greifswald）、柏林——她用一張“德國票”一天行駛了500公里。當她不知道該去那裡時，她就會選擇這樣做。車票錢她用微薄的養老金支付。她不想接受政府的資助，“因為與官方機構打交道對我的身心健康沒有好處。”而且，其他的乘客不需要知道她的目的地只是下一個公園。“對他們來說，我是一個遊客，一個旅行者。”卡琳·漢巴赫走向一個地鐵站，沒有人注意到這個負重沉重的小個子女人。她隨後乘地鐵去了一家州立圖書館，在閱覽室裡坐下，長時間地閱讀報紙。在這裡，她是一名學生，和所有人一樣。她拿了一本紐西蘭的旅遊指南。她說，也許有一天她還會再去那裡。晚上9點前，圖書館即將關閉。卡琳·漢巴赫熟練地走向出口。她對這一切都非常熟悉，包括去機場的路，以及進入那家從不打烊的咖啡館。接下來的幾個小時裡，她會坐在一個喝光的茶杯前，觀察著最後一個經過的旅客，看著他們推著行李箱和孩子從她身邊走過。其間，她會時不時地看一下手機。她希望，也許女兒會給她發資訊。“我一直抱有希望，希望我們能有一天恢復聯絡。”但沒有人回覆，至少今天沒有。晚上11點前，卡琳·漢巴赫看起來非常疲憊。她從包裡掏出一本小冊子，裡面記著她接下來的行程安排。凌晨3點42分，乘坐區域特快列車前往火車總站。凌晨4點57分，繼續前往施滕達爾（Stendal）的方向。然後需要轉車五次才能到達波恩。在那裡她想去拜訪一位大學朋友，之後再去呂根島（Rügen）看望她的兄弟。她的行李箱裡已經為她的兄弟準備了幾本藝術畫冊。“生日禮物，”她說。前提是她能順利到達。 (德國派)

女性時尚在伊朗，一直是一個敏感政治問題。伊朗雖無戰亂，但近期讓執政者頭疼的是，許多女性勇敢的揭掉頭巾，上傳到網上，得到了無數女性網友的響應。一些有見識的人都說70年代的伊朗浪得如同巴黎，或許你會感到不解和驚訝。不過在看完本文這些有意思的照片後，你一定會對伊朗有新的理解！記得為大牛哥點贊哦是的，你沒看錯，這是1979年伊斯蘭G命以前，伊朗國內流行的畫報。看起來和歐美時尚圈沒啥不一樣。當時伊朗的女性可以穿各種顏色的衣服，甚至還可以裸露一些肉體。中東女性本身面孔立體精緻，身材也凹凸有致，不誇張。但如今被黑色長袍遮蓋住，真是浪費啊！這些早期伊朗的美女照片緊緊跟著歐美時尚的腳步，從開放的著裝到髮型的選擇都顯露出西方文化對伊朗的影響。從1963年到1977年，伊朗出現了舉世矚目的經濟增長，並在上世紀70年代初，成了世界上第9個最富的國家。如今的伊朗怎麼會這樣，我們就不得不說說巴列維王朝，或者簡單說荒Y國王利薩·巴列維在79年G命前伊斯蘭法典對於國王沒有任何法律效應。在浪又騷的國王的帶領下，當時伊朗社會風氣開放，伊朗電影院放映的電影有40%都是那種“你懂的”類的片子。1963年巴列維國王宣佈施行白色G命，依照美國的藍圖來進行伊朗的農業與工業改革。例如土地改革、給予婦女選舉權、森林水源收歸國有、工人參加分紅並限制Z教勢力等措施。20世紀60年代伊朗婦女贏得投票和競選公職的權利。並且對家庭法律進行了改革，以使他們在離婚和監護權的糾紛中得到更多的保護。但改革措施還是敵不過國王本人的無法無天，統治期間奢侈無度，所作所為不受法律制約。他統治的Z府腐敗無能，於是，伊朗人民就不幹了。1979年，流亡海外的宗J領袖霍梅尼看到機會，成功地殺了個回馬槍發動了伊斯蘭G命，巴列維被迫流亡，王朝覆亡。G命後的伊朗，最初真心信仰伊斯蘭的人並不多，更多的人只是被迫信的。G命後的Y朗也有一定的進步，識字率進一步得到提升，產婦及嬰兒死亡率亦顯著地下降。但是很多行業被禁，婦女就業崗位下降，國家經濟越來越依賴石油出口。為了控制國家，新政府又在J隊、Z府裡安插了大批神職人員，整個伊朗再次被Z教控制。有意思的是，在1979年伊斯蘭G命中婦女是推翻B政的積極參與者，一些人甚至接受了新政府的原JZ主義。新的伊斯蘭Z權在利用完這些激進的女性後，又給她們上了一個舊的緊箍咒重新穿上長袍，戴上頭巾。時隔40餘年之後，如今伊朗女性的一身黑已經和40多年前的她們形成巨大反差，更不提還需要對頭髮、脖子、肩膀等全面覆蓋。不過無論怎樣，現在到伊朗依然能看到許多品味十足、氣質非凡的女性，而這些70年代的風情照或許就是最佳的歷史證據之一吧。(攝影事兒)

在中國殘酷的零售江湖中，越來越多的女性正在執掌大權。從跨國零售商到本土連鎖超市和電商平台，這股女性力量逐步走向最高的決策層。她們的崛起，代表了中國零售行業的解題新思路。1 登場1996年，瑞典家具零售企業宜家準備在上海籌劃第一家門店。它在中國招聘的001號員工是個女孩，名叫朱昌來。她回憶說，首家門店開在上海，面積不大，也沒有自建倉，全靠進口，運輸周期長，還經常斷貨，但確實給大家打開了一扇窗。朱昌來從基層銷售做起，踏實肯幹，職級幾乎是三年一升，歷經店長、中國區銷售總監等職後，2011年升任宜家德國零售副總裁，2013年出任宜家中國零售總裁，成為宜家首位中國區華人CEO，最後又升任宜家全球商業總裁，成為這家公司有史以來職位最高的中國籍員工。朱昌來她負責的中國業務，實現了兩位數的增長，是宜家在全球增長最快的市場區域。20世紀90年代是國際零售巨頭搶灘中國的集中期，宜家、麥當勞、家樂福、沃爾瑪等知名公司接連湧入。它們將“大賣場”、標準化的快餐等業態引入中國，在改變本土消費者購物習慣的同時，也深刻影響了中國零售業的競爭態勢。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跨國零售公司的中國區帥位多由外籍高管把持，宜家啟用中國本土女性擔任掌舵者，屬於較為罕見的案例。但到了2020年末，朱昌來告別效力24年的跨國公司，辭職創業，做了一個家具品牌。宜家的工作體系無法滿足她對挑戰的渴望，她想在中國的廣闊市場中，追尋創業的刺激。可就在朱昌來情離職後的這5年，跨國零售巨頭在華的用人哲學似乎在悄然轉向，女性上位的節奏突然加快。2020年5月，沃爾瑪中國任命朱曉靜為總裁及首席執行官。朱曉靜是沃爾瑪中國首位大陸籍、首位女性CEO，在她之前，沃爾瑪換帥7次，掌印者多為老外。同年，黃亞美成為伊藤洋華堂中國總代表、成都伊藤洋華堂有限公司董事長。2021年10月，寶潔大中華區副董事長、銷售和品牌及品牌營運總裁許敏擔任寶潔公司大中華區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這是寶潔入華33年來，首次任命本土CEO，同時，許敏也成為184歲的寶潔歷史上最年輕的區域市場CEO。2022年6月，7-Eleven中國董事長內田慎治正式卸任，新任的董事長是原7-Eleven中國CFO、總經理嚴茜。2023年，開市客中國大陸區總經理章曙蘊走上前台，出現在媒體報導中。2024年4月9日，屈臣氏任命倪文玲出任首席執行官，這是屈臣氏集團43年來任命的首位女CEO。2025年10月1日，德國零售企業奧樂齊宣佈換帥，新CEO由陳佳擔任。陳佳是奧樂齊進入中國以來的第二任CEO，也是首位中國本土CEO。黃亞美、嚴茜、章曙蘊在本土零售公司陣營中，女領導們也在這幾年紛紛亮相。被稱為新零售物種的盒馬，在2024年進行人事調整，時任盒馬CFO的嚴筱磊擔任盒馬首席執行官。而國內線上零售的操盤手也是被女將們把持。2021年5月，京東集團原CEO徐雷離職，CFO許冉升任CEO。她也是頭部電商企業裡，唯一的一個女性CEO。同樣是在當年5月，隨著抖音電商業務的狂飆，魏雯雯最晉陞為抖音電商總裁，主管中國區業務。拼多多的“隱秘的舵手”是顧娉娉，作為與創始人黃崢並肩創業的“女版黃崢”，雖幾乎隱身於公眾視野，卻是公司國內與國際業務的支柱人物。魏雯雯圖源：抖音公眾號2 路徑這些女性CEO往往保持低調，在公眾面前呈現的是重業務、低人設的形象。沃爾瑪的朱曉靜近年來在各類論壇上頻頻亮相，總不忘強調“零售的本質”和“回歸顧客”；寶潔的許敏一直強調“以消費者為立足點”。還有一些女性高管，幾乎不見諸媒體報導，行事似乎更加內斂。朱曉靜、許敏零售行業是個苦活，強調的是履約、供應鏈、SKU，它跟自動駕駛、AI 等“敘事驅動型”行業不同，不需要馬斯克那種畫餅能力。更重要的是，她們多是職業經理人，CEO的權威建立在專業能力上，個人曝光也受到公司制度的約束。她們的CEO晉陞之路大致有三類。◎ 第一類，是職業複合型，她們在多個跨國企業任職，並最終掌舵中國區業務。沃爾瑪中國總裁朱曉靜是典型代表。她擁有北京外國語大學學士學位和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MBA背景，職業軌跡橫跨麥肯錫紐約辦公室、霍尼韋爾、恆天然等國際企業，並幫助它們開拓中國業務。奧樂齊中國新任CEO陳佳也是一位跨界的複合型選手。她2003年從科尼爾諮詢起步，2008年轉戰摩根士丹利投資銀行，當了8年的顧問和分析師；2011年進入零售行業，先後在麥德龍、沃爾瑪任職，負責採購、供應鏈管理、定價等關鍵業務。陳佳（圖右）◎ 第二類，是內部晉陞型，從內部基礎崗位，逐步升級打怪，晉陞至高層。掌管寶潔大中華區的許敏，自1997年大學畢業以管培生身份加入寶潔，她在近二十年的工作中，歷經了汰漬、碧浪等七個核心品牌的錘煉，管理過多國業務。2015年，她接管電商中國區的業務，推動線上銷售額的大幅增長。同樣是在1997年，那時日本商超伊藤洋華堂剛進入中國，黃亞美就成了第一批中國員工。她從公司基層的男裝招商工作起步，並在營業、銷售等多個部門輪轉，為伊藤洋華堂工作了20多年，最終被日方管理者委以重任。倪文玲曾經是一名職業運動員，代表中國香港田徑隊出征過1994年廣島亞運會。2000年，她加入屈臣氏母公司長和集團，次年轉至屈臣氏集團，在成為屈臣氏CEO之前，她為這家效力了23年。許敏、黃亞美、倪文玲◎ 第三類，是財務背景型，從管錢袋子的關鍵崗位晉陞。京東集團的許冉、盒馬的嚴筱磊以及7-Eleven中國的嚴茜都曾經擔任中國CFO職位。盒馬CEO嚴筱磊是典型代表，她曾任職於畢馬威華振會計師事務所，後進入阿里體系擔任阿里音樂、UC瀏覽器、銀泰、盒馬等相關業務的財務負責人。京東集團CEO許冉同樣出身財務系統。這位註冊會計師，曾在普華永道工作了近20年，2018年加入京東後就一直掌管財務，並主導京東香港二次上市及多個業務的併購和分拆上市。嚴筱磊、許冉、嚴茜零售企業選擇CFO背景的領導者，這似乎也表明，零售行業的競爭已經是刺刀見紅的白熱化，活下去並且健康地盈利變得更重要。3 救火為何2020年之後，零售業的女性CEO變多了呢？一個原因可能是人才供給的本身。中國的零售行業經過20多年管理職業化浪潮，那些經驗豐富、業務能力高超的大量女性職業經理人正進入晉陞的拐點期。女性還有優勢。一項學術研究稱，女性CEO更傾向於降低財務槓桿、減少激進併購或投資行為、保留更高現金以應對不確定性，導致公司整體風險指標下降。這類行為在金融、營運壓力大的時期能提高“存活率”，在行業進入“止血”階段時可能成為明顯優勢①。曾經有人問過朱曉靜，女性CEO有什麼特殊優勢。朱曉靜說：我認為時代需要新的領導力，但並不是性別領導力，而是性格領導力。只不過在某些特質方面，與女性領導者有相通之處。我認為有三個關鍵特質，一是直覺。以前市場變化不大，經驗和數字可以用來判斷和分析市場。現在更重要的是遠見，更多是憑藉直覺和靈感。二是合作。無論是人與人之間，還是企業與企業之間，都要秉持開放之心，達到合作、互利和共贏。三是堅韌。接受自己是不完美的，會經常犯錯誤，跌倒的時候能夠不斷爬起來，沒有資源的時候也要堅持下去，帶領大家往前走②。當一批女性走向零售業的權力中心時，也可能是一種行業周期也壓力造就的管理結構的轉向。早在2005年，Ryan&Haslam研究了富時100指數的公司董事會變動情況，提出了名為“玻璃懸崖”的概念：女性更有可能在組織陷入危機時被任命為領導者，因此她們所處的位置比男性同行更加岌岌可危③。當然，這個理論也存在爭議，支援方認為這是危機中女性被推上領導位的常見模式；而反對方則指出，該效應強弱高度依賴於行業屬性與公眾壓力，並非穩定存在的普適規律，更應被理解為特定結構條件下可能產生的一種結果。一些女CEO確實是臨危受命，但她們又在各顯神通。伊藤洋華堂風雨飄搖，北京市場由高峰期的11家門店，到現在僅剩1家門店。在其核心成都市場，門店也減至8家。報導稱，它正在對業務進行重組。倪文玲去年出任屈臣氏集團CEO時，屈臣氏的中國業務正在承壓。2023年，屈臣氏中國市場是唯一錄得負增長的地區，營收、利潤雙降。今年上半年，屈臣氏中國的EBITDA（稅息折舊及攤銷前利潤）為1.17億港元，同比下滑了53%。屈臣氏正在電商方面努力，大力發展“幕後店”，這是一種為線上訂單履約服務的小型倉儲配送中心，不對外營業，也不接待普通顧客。屈臣氏門店嚴筱磊執掌盒馬時，公司上市處理程序暫緩、估值縮水、並傳出業務出售的流言。她多次強調公司不會賣，以穩定軍心。這一年多來，嚴筱磊的主要任務就是搞錢，盒馬從“連續9個月盈利”到“2025首次實現全財年盈利的成績”正是她的工作亮點。嚴筱磊主導了“止血”改革，不再模仿沃爾瑪旗下的山姆會員店，果斷關停X門店業務，將資源聚焦於盒馬鮮生與超盒算NB折扣店兩大核心業態。她的計畫是，新財年內開出近100家門店，新增進入城市超過50個。超盒算NB朱曉靜執掌沃爾瑪中國時，傳統的大賣場幾乎都陷入困境。接著就是疫情來襲。2023年，她在麥肯錫一檔訪談節目上說，這三年非常難，又要保供，又要做業績。過去6年，沃爾瑪在中國的大賣場數量減少了129家，但整體增長勢頭並未減弱，其依賴的引擎是電商業務以及一直擴張的山姆會員店，這種倉儲會員超市，憑藉精選的SKU以及大規模採購帶來的價格優勢，俘獲了不少中產。但是朱曉靜的壓力可能更大。因為產品、服務質量、甚至從外部引進高管等問題，山姆會員店屢次遭罵，這幾個月幾乎住在了熱搜上。從家庭雜貨鋪起家的德國奧樂齊，自2019年進入中國後，目前在長三角地區開設了近80家門店。它主打的是硬折扣，被稱為“窮鬼超市”。《每日經濟新聞》報導稱，奧樂齊在中國市場的早期策略並非其標誌性的平價路線。2023年，隨著陳佳的加入，公司轉向了低價模式。陳佳面臨的挑戰顯而易見——中國的零售商早已歷經多輪價格戰，市場對低價策略並不陌生。奧樂齊超市(吳曉波頻道)

前哈佛大學校長勞倫斯·H·薩默斯在追求一位他描述為“門生”的女性發展戀愛關係時，曾向一位長期合作夥伴尋求指導——該人正是已定罪的性犯罪者傑佛瑞·E·愛潑斯坦。前哈佛大學校長勞倫斯·H·薩默斯步入該校2018屆畢業典禮現場。這位前財政部長與已定罪的性犯罪者傑佛瑞·E·愛潑斯坦的聯絡一直持續到2019年愛潑斯坦被捕的前一天。攝影：Amy Y. Li前哈佛大學校長勞倫斯·H·薩默斯在追求一位他描述為“門生”的女性發展戀愛關係時，曾向一位長期合作夥伴尋求指導——該人正是已定罪的性犯罪者傑佛瑞·E·愛潑斯坦。在2018年11月至2019年7月5日期間的一系列簡訊和電子郵件中，薩默斯就追求這位女性一事向愛潑斯坦徵求建議。愛潑斯坦迅速回應，給出安慰和提議，並在2018年11月的一條資訊中稱自己是薩默斯的“僚機”。這些資訊是在眾議院共和黨人周三公佈愛潑斯坦遺產的2萬多份檔案後公之於眾的。薩默斯與愛潑斯坦的通訊——後者是一名金融家，曾在2008年承認引誘未成年人賣淫——在愛潑斯坦因新的性交易指控被捕的前一天戛然而止。這些資訊共同顯示，曾在前美國總統比爾·克林頓任內擔任財政部長的薩默斯，對愛潑斯坦給予了極高的信任，甚至請他幫助處理一段模糊了職業與個人生活界限的關係。薩默斯自2005年起結婚，他告訴愛潑斯坦，他認為這位女性不願離開他，是因為看重他的職業人脈。愛潑斯坦在2019年6月的一條簡訊中對他說：“她註定要和你在一起。”“目前來看，我和她之間除了經濟學導師的關係，不會有任何進展，”薩默斯在2018年11月寫道，“我覺得我現在屬於‘在後視鏡裡看起來很受歡迎’的那種情況。”“她一定很困惑，或者也許想和我斷絕聯絡，但又非常看重職業人脈，所以才維持著這種關係，”薩默斯在2019年3月與愛潑斯坦的交流中寫道，解釋了他認為對方儘管關係緊張仍繼續與他接觸的原因。薩默斯的發言人表示，交流中描述的女性從未是薩默斯的學生，但拒絕就此文進一步置評。在薩默斯與愛潑斯坦關於這段關係的至少部分交流中，薩默斯似乎指的是宏觀經濟學家金刻羽（哈佛大學2004屆校友）。金刻羽當時是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終身教授，兩人在2018年末的一系列資訊中提到了她。其中一條資訊顯示，薩默斯將金刻羽請求他為一篇論文提供反饋的電子郵件轉發給了愛潑斯坦。薩默斯向愛潑斯坦思索道，暫時不回覆“可能是合適的”。“她已經開始顯得很黏人了：）不錯，”愛潑斯坦回覆道。金刻羽於2000年至2009年間在哈佛大學獲得學士學位和博士學位，她拒絕對薩默斯與愛潑斯坦數月間的資訊發表評論。在眾議院公佈的資訊中，她並未提及與薩默斯有戀愛關係。目前尚不清楚她是否知道薩默斯分享了她的電子郵件，或與愛潑斯坦討論過她。《哈佛深紅》查閱的七個月通訊顯示，薩默斯和愛潑斯坦在部分資訊中用代號“危險”（peril）指代薩默斯追求的女性，但在直接描述這段關係的資訊中從未使用過她的真名。兩人至少有兩次討論了金刻羽發給薩默斯的電子郵件——薩默斯將這些郵件轉發給了愛潑斯坦。在後續資訊中，兩人似乎還就薩默斯與該女性（顯然是金刻羽）發生性關係的可能性開玩笑。薩默斯與愛潑斯坦的長期關係早有記載，但他們對話的深度——包括涉及私密事務的內容——直到本周才公之於眾。薩默斯至少四次乘坐愛潑斯坦的私人飛機，其中至少三次是在擔任哈佛大學校長期間。薩默斯還與他會面超過十幾次，並為妻子、哈佛大學榮譽退休英語教授埃莉莎·紐向這位聲名狼藉的金融家募集捐款。周三公佈的資訊顯示，薩默斯曾代表愛潑斯坦安排訪問哈佛大學，並討論為紐的工作提供資助。“我人生中有很多遺憾，”薩默斯周三向《哈佛深紅》發表聲明稱，“正如我之前所說，與傑佛瑞·愛潑斯坦的交往是我判斷上的重大失誤。”關於金刻羽的郵件以及薩默斯這段關係的交流，始於2018年11月《邁阿密先驅報》的一項調查公佈後不久。該調查基於法庭記錄和採訪，披露了80名女孩和女性的指控，稱愛潑斯坦在2001年至2006年間對她們實施了虐待。即便在2019年2月美國司法部對比愛潑斯坦2008年的認罪協議展開調查後，薩默斯仍繼續與愛潑斯坦就這段關係通訊。周三公佈的檔案還顯示，薩默斯曾在資訊中調侃女性的智力，以及他所描述的“職場中男性搭訕女性”所面臨的過重懲罰。2006年，薩默斯曾提出“男性與女性之間的先天差異可能導致女性在科學領域代表性不足”的猜測，這一言論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他卸任哈佛大學校長職務。在2017年10月發給愛潑斯坦的一封電子郵件中，薩默斯再次觸及了過去給他帶來麻煩的話題，他寫道：“我注意到，世界上一半的智商由女性擁有，卻沒有提到她們占人口的比例超過51%……”此後，薩默斯一直留在哈佛大學任教，期間曾短暫前往華盛頓任職，目前他擁有哈佛大學最高教職榮譽——校級教授。本學期，他正在教授兩門大型本科課程和一門研究生課程。薩默斯與愛潑斯坦關於他與該女性（顯然是金刻羽）關係的首次交流出現在2018年11月末和12月初，當時她和薩默斯似乎在一次學術會議上相遇。兩天內，薩默斯不斷向愛潑斯坦更新他與她的互動情況。12月1日，薩默斯寫道，這位女性“對我對她著裝的評論很感興趣”，並表示自己“提到了你（愛潑斯坦）已經看穿了我們的關係”——這表明薩默斯告訴她，愛潑斯坦知曉他們之間的情況。薩默斯在給愛潑斯坦的資訊中描述了自己矛盾的心情，措辭異常坦率。“當我冷靜思考時，我覺得自己是在躲過一顆子彈，”他寫道，“我認為正確的做法是斷絕聯絡。我猜想她會懷念這段關係，但問題是我也會。”第二天早上，薩默斯的語氣發生了變化：“會議的關鍵日子，她表現得極其出色——聰明、果斷、思路清晰，而且很漂亮。我完了。”在當月晚些時候的資訊中，薩默斯和愛潑斯坦討論了薩默斯與金刻羽父親的關係，薩默斯與他長期保持著密切聯絡。12月22日，金刻羽在給薩默斯傳送一篇學術論文大綱幾分鐘後，又發郵件感謝他對自己和父親的支援。薩默斯將這封郵件轉發給了愛潑斯坦，並解釋說，他最近“在與她父親的會面中發表了評論，稱讚了她的父親”。2019年3月期間，薩默斯繼續詳細描述他與該女性（顯然是金刻羽，但2018年12月後愛潑斯坦的郵件中未再提及她的名字）的互動，此時他表達了沮喪情緒，稱她取消或縮短了見面計畫，而且似乎對另一名男性感興趣。“唉，我覺得她已經厭倦了這樣，”他寫道，“維持秘密關係太難了。”始於6月中旬的最後一批資訊顯示，這段關係仍未明朗，薩默斯再次向愛潑斯坦尋求如何推進這段關係的指導。薩默斯問愛潑斯坦，討論“我與‘危險’（peril）發生性關係的可能性”是否“有意義”，並將其與預測川普連任相提並論。“你對中國女性的理解比機率論更在行，”薩默斯對愛潑斯坦說。兩人就機率和數學開玩笑，但話題一再回到薩默斯的這段關係上。愛潑斯坦先是開玩笑說，“你再次與‘危險’（peril）同床的機率”是“0”，隨後又改口安慰薩默斯：“她永遠也找不到第二個勞倫斯·薩默斯了。機率為零。”薩默斯接著描述了他認為自己“最好的機會”：讓這位女性覺得他“不可或缺且有趣”，並得出“沒有愛情/性就無法擁有這份關係”的結論。整個6月，薩默斯不斷向愛潑斯坦更新這位女性的工作量和兩人持續聯絡的情況。愛潑斯坦敦促他採取“長期策略”，將她置於他所謂的“被迫維持現狀”的狀態。日期為2019年7月5日的最後一批資訊顯示，薩默斯仍與愛潑斯坦保持定期聯絡。當天早上，薩默斯寫道，他正和家人在科德角——他開玩笑說“有點像易卜生的戲劇”——兩人簡短地交流了幾句文學俏皮話。這條資訊執行緒在下午1點27分結束。愛潑斯坦於次日被捕。 (邸報)

你一定發現了。這兩年，送外賣的女騎手越來越多。2022-2024年，僅僅美團一個平台，女性騎手數量從51.7萬飆升至70.1萬，35.6%的增速足足是行業整體（19.3%）的1.8倍。以前10個外賣員裡最多一個女生，現在每增加100個外賣員就有35個女生。2025年，全國外賣騎手總數約1400萬人，其中女性佔比已高達24.3%。不僅僅是外賣行業，網約車女司機也多得離譜。滴滴的資料，2023年女司機才60萬，2024年就超過105萬，暴增了75%。今年只多不少。快遞行業也差不多。2024年全國女性快遞員數量已超過105萬人，比2023年多45萬人。同樣的，今年只會多不會更少。……按理來說，送外賣、送快遞、跑滴滴，這類鐵人三項的工作並不適合女性。最直接的原因就是體力跟不上，大多數人寧願當個服務員、進流水線計件，少賺點也不會來拚命。但在現實面前，理論是可以失效的。01 相似而不相同80年代，日本人集體做了一場美夢。在那個夢裡，消費是一種美德，攀比是一種高尚。工資永遠漲、股票永遠漲、房價永遠漲……永遠不會失業。彼時彼刻，每年都有幾百家企業因“人手不足”倒閉。每個大學生剛剛畢業，平均都會收到2.86份offer。無論男女、不需要有經驗，只要你來上班，一切都好說。在到處缺人的就業環境中，大量日本女性步入職場成為白領，很容易就能實現經濟獨立。但這樣的好日子很快就結束了。泡沫驟裂，日本大量企業倒閉，存活下來的也不得不掀起裁員潮。倒閉的不用說，所有職工都沒了著落。裁員的，裁誰呢？不用說，肯定優先裁大量基層的女員工。其一，女人有產假，是額外的負擔；其二，無論是體力還是精力，女人客觀上不如男性；其三，女員工大多從事文員、客服之類的輔助崗位，很少處於核心技術崗的大動脈上。招聘也是同理。做企業不是搞慈善，當蛋糕不夠分的時候，基層女性確實更容易被就業市場淘汰。看下圖，從90年代初開始，日本女性的勞動參與率不斷下滑，女性失業率從1990年的2.1%飆升至2002年的4.9%。直到2013年安倍晉三鼓勵女性就業後，才開始反轉。失去體面工作的女性勞動力，最終去那了？因為當時日本的人均GDP已經是世界第三，相當富裕，所以大多數家庭即便遭遇失業危機，也有足夠的積蓄去應對。有家庭的，基本都回歸了家庭主婦的角色。沒家庭的，大部分則去打零工。1990-2010年，臨時工佔女性就業者比例從20%增長至40%。但打零工畢竟收入低且不穩定，導致相當一部分女性選擇進入顏色行業快速變現。僅小電影這個領域……據日本總務省的統計資料，1989-2010年，19-29歲註冊女優的比例從約0.5%（每200人1名）激增至2%（每50人1名）。很顯然，此時此刻的中國居民，遠遠沒有當時的日本人富有。絕大多數家庭，一旦妻子失去工作，僅靠丈夫一個人的收入，很難養家餬口。所以在面對相似的環境時，呈現出了很大反差。首先，除了公司倒閉的，不同於日本女性因為性別差異被擠出市場，中國女性主要是被智能裝置所淘汰。據鄭州某站點的統計：2024年新增女騎手中，42%是因為原單位倒閉，38%是因為崗位被智能裝置替代。大頭是服務業，貢獻了50.8%的女騎手。餐廳掃碼點餐幹掉了23%的服務員崗位，超市自助收銀讓收銀員需求下降31%，45.5%的清潔工、家政阿姨被掃地機器人淘汰……其次是製造業的流水線。19.8%的女騎手曾在工廠流水線上班，長三角某電子廠女工轉騎手的比例在2024年達到17%。因為工廠搬到東南亞後，她們既沒學歷又沒技術，只能“用電動車代替流水線”。更扎心的是教培、地產行業，2023年裁員中女性佔比58%，35歲以上的中年女性再就業成功率不足20%。而外賣行業“3天培訓上崗”的低門檻幾乎成了她們唯一的選擇。其次，我們不是大多數回歸家庭主婦、少數打零工，而是反過來。送外賣、送快遞、跑滴滴，說白了，都屬於是打零工。根據社科院繪製的“騎手畫像”：女性騎手平均年齡37歲，85%已婚，96.6%已育，72.8%要養未成年孩子。平均年齡還比男騎手大5歲！她們的丈夫平均年齡應該接近40歲，早就過了35歲“那到坎”。當家裡的支柱面臨降薪、裁員的困境時，這些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母親，不得不用電動車輪撐起了家裡的半邊天。但問題也是顯而易見的。02 現實的難題騰訊網的調研，超六成女騎手月收入不足5000元，單價5元以下的訂單佔比高達44.38%，而男性騎手同類低價單佔比僅29.7%。之所以會出現這種現象，不單單是因為年齡大、體力不夠，更重要的是因為要接送孩子，只能承接家附近的訂單。家庭與工作的平衡本身就是“偽命題”，對於不富裕的家庭更是如此。還是社科院的資料，85%的已婚女騎手需承擔70%以上的家務勞動，這意味著她們要在“接單-送娃-做飯”的循環中連軸轉。72%女騎手選擇兼職，每天工作6小時：早7點送孩子上學，8點開始接單，下午4點停工接娃，晚上8點再跑2小時夜宵單。從行業角度看，這種兼職屬性確實滿足了市場的“潮汐式需求”，完美匹配“早高峰早餐、午高峰餐飲、夜高峰夜宵”的訂單曲線。資料也印證了這種適配性。2025年美團午間11-13點訂單中，女騎手承接佔比達31%，比男性騎手高出8%；晚8-10點的母嬰用品、藥品等應急訂單中，女騎手接單量增速達47%。但她們雖然匹配了行業需求，卻沒有得到很好的回報。如果說體力透支是明傷，那權益缺失就是“暗疾”。主要是演算法牢籠下的安全危機。儘管外賣平台宣稱取消超時扣款，但新的“積分制”仍在變相施壓：跑1000單僅允許3單超時，超時未投訴才免責的規則，迫使騎手繼續與時間賽跑。女騎手因體力劣勢，闖紅燈、逆行等危險行為發生率雖低於男性，卻面臨更隱蔽的風險。夜間配送時，女性遭遇騷擾、搶劫的機率是男性的2-3倍，平均年齡37歲的女騎手的工傷率比29歲的男騎手高19%，其中37%的事故發生在接娃前的“趕工時段”。為了準時接孩子，她們往往壓縮送餐間隙的休息時間，反應速度下降導致碰撞風險飆升。而冒著這些風險，作為眾包騎手，92%的女騎手未與平台簽訂勞動合同，社保參保率不足15%。這意味著一旦發生意外，她們無法通過正常管道獲得工傷賠償。更殘酷的是年齡上的限制。平均年齡37歲，意味著她們的職業壽命只有短短8年。對於45歲以上的超齡騎手，平台一般要麼強制清退，要麼要求轉崗至後勤。2025年的資料是，45歲以上女騎手轉崗後勤後，平均月收入跌至2900元，導致該群體年流失率高達76%。針對這種情況，部分地區已經在做出努力。《湖南省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辦法》於2025年10月落地。明確要求平台“演算法設計需考慮女性生理特點”，倒逼美團、餓了麼緊急調整規則：超時積分制對孕期騎手放寬至“1000單允許8單超時”，部分城市試點“生理期彈性考勤”，允許每月申請3天“無責少接單”。這種做法看上去不錯，但其實在降低女騎手作為勞動力的價值。兼職騎手的流動性，本來就是全職騎手的2.1倍。據某平台的資料，女騎手平均在職時長僅8.3個月，比男性短3.7個月。這種“快進快出”迫使平台每月花在新人培訓上的成本增加2300萬元，相當於單均成本上升0.15元。女騎手的培訓成本本身就比男騎手高，現在還要專門為她們提供優待……還是那句話，企業不是做慈善的。肯定沒人會反對這樣的設計，但願意僱傭女騎手的平台，也必然會減少。當蛋糕越來越不夠分的時候，基層女性會更容易被就業市場淘汰，即便你只是想送個外賣。03 尾聲當QuestMobile的資料顯示，每4個騎手中就有1位女性，當滴滴女司機一年增長75%，大眾看到的絕對不是“職業性別邊界模糊”的浪漫敘事，而是2億靈活就業者中43%女性的生存策略。這不是“選出來的路”，而是“擠出來的縫”。消費市場的擴張與下沉需要更多廉價勞動力，就業市場的擠壓迫使基層女性轉型，平台經濟的靈活特性提供了出口，但這三股力量並未織就保障網，反而形成了風險漏斗。這背後，有科技進步的紅利，有技術替代的陣痛，更有中年婦女在家庭與生存間的精準平衡，以及平衡背後的妥協。她們用電動車輪丈量出的，既是這個時代最真實的社會溫度，也是亟待填補的保障缺口。 (格隆)

社交媒體上，越來越多已婚女性分享自己“偷偷去酒店開房”的日記。白天，她們是可靠的職場人，晚上，她們是體貼的妻子和母親，但某些時刻，她們會背著家人偷偷走進酒店。有人只是想在封閉的房間裡安靜地睡上一覺，有人說：“100 多塊錢，買 4 個小時的自由，真是太值了。”“是媽媽，是女兒，是牛馬，唯獨不是自己。”中年女性，為什麼必須“偷偷”去酒店？為什麼不能光明正大說一句：“我想要一個人待會兒”？她們獨處需求的背後，又藏著那些被忽視的困境？一位已婚女人，假裝去上班。和家人說完去公司加班，轉身，她走進距離家三公里以內的酒店，開了一間鐘點房。點一份麻辣小龍蝦，再來一杯奶茶，零食隨手堆在床頭；上廁所不關門，光著身子在房間裡亂晃；泡澡能泡足一個小時，還要大聲唱歌。最後，終於不必在帶娃間隙，刷些碎片化的“奶頭樂”短影片，可以沉下心來觀看一部收藏已久的電影，手機調成靜音，她躺在酒店床上想：不是媽媽，不是妻子，不是女兒，不是打工人。此刻，我只是我自己，真好。那些曾經稀鬆平常的時刻，如今卻成了最奢侈的享受。社交平台上，網友的分享社交媒體上，越來越多已婚已育的中年女性，開始分享自己“偷偷去酒店開房”的日記。她們的獨處方式各不相同：有人安靜地看書、喝咖啡、發呆；有人精心安排一套自我護理儀式，泡澡、面膜、護髮素、身體乳，一樣不落；也有人選擇先在酒店健身房運動，再回房間泡茶、冥想，讓身心徹底放鬆。但更多時候，她們只是想補上一覺——挽救那份被伴侶的呼嚕聲、孩子的哭鬧聲切割得支離破碎的睡眠。“有了娃之後，我好像只剩下碎片式睡眠了。”一位媽媽分享。睡到自然醒，對中年媽媽來說，好像已是幾百年前的事情。社交平台上，網友對“中年女性偷偷去酒店休息”的討論白天，中年媽媽們在職場和年輕同事拼精力；晚上回家，又要哄孩子、做家務。如果伴侶沒有好的生活習慣，脫掉衣服隨手一扔，用完的東西永遠不知道放回原位。那糟了，心理的疲憊感幾乎如同連續加班。家，變成了一個整理不完的戰場：永遠散落的玩具、凌亂的房間、隨時可能響起的指責和念叨。久而久之，回家成為一種負擔。想在周末休息，安靜的時光也總會被孩子的吵鬧打斷，疲憊感甚至超過一周的工作。有些人甚至開始意外地享受加班和出差。“結婚生子前，從未感到出差住酒店會是一種享受的事。如今，兒子4歲，卻漸漸開始愛上了去外地出差，出差都比在家呆著開心。”作家伍爾夫說：女人要寫作，需要一間屬於自己的房間。對中年媽媽來講，別說寫作，連在廁所多待幾分鐘都可能被打斷，孩子總會敲門、吵著要媽媽。即便孩子哄睡後，她們在家想放鬆看部劇，心態也不一樣——時刻幻聽孩子是不是又哭了，整個人精神緊繃。社交平台上，網友的分享於是，這種微小卻重要的逃離開始流行：偶爾去酒店開個鐘點房，徹底換個環境，讓時間只屬於自己。鐘點房的市場，不再只是情侶的專屬空間。攜程資料顯示，亞朵酒店非住宿場景的消費激增了 230%，其中 35 至 50 歲的女性佔比高達 67%。這些客人有一些共同特點：不攜帶行李、停留4至8小時、拒絕客房服務。年輕人想要恢復能量，可能選擇裸辭、旅遊，但中年媽媽難以負擔這樣的時間、精力和經濟成本，她們更偏愛家附近的酒店。二十平方米的小房間裡，只有她自己。不必扮演任何社會角色，也不用承擔任何責任。這是一場與自己的約會：短暫，專屬，簡單，治癒，卻足以讓她在走出房門時，再次拾起面對生活的力氣，繼續應對家庭和生活的瑣碎。《了不起的麥瑟爾夫人》誰說再多的錢買不來真正的自由？對中年女性而言，花 100 到 200 元，就能換來4小時獨處的自由。酒店鐘點房裡的短暫獨處，是對日常壓力的一種微小反擊，也是中年媽媽們不得不尋找的喘息空間。家，通常被視作避風港。但對中年女性而言，回家並不意味著休息，而是開始一份延續的工作。作家阿莉·霍克希爾德在《職場媽媽不下班》中提出“第二輪班”（The Second Shift）概念，描述女性在完成職場工作之後，還需繼續承擔家務和育兒的無償勞動。對於眼裡沒活的人來說，很難想像一個整潔的家背後隱藏著多少隱形家務：洗完的衣物不會自己晾好；地板不會自己幹淨，貓毛每天都要清理；抽油煙機需要每日擦拭，否則積累起來難以清理；灶台和周圍牆面也需要保持清潔，剩菜必須用保鮮膜蓋好放入冰箱；扔完垃圾後要更換垃圾袋，如果垃圾袋破損，垃圾桶及周圍污漬也得清理。《時時刻刻》這些看似瑣碎的工作，日復一日地疊加，構成了女性家庭勞動的主體。智聯研究院《2025年職場媽媽生存狀況調查報告》指出：職場媽媽每天家務時間超過兩小時的比例達到36.1%，高於職場爸爸的27.6%，遠高於已婚未育女性的20.6%和未婚女性的12.5%。這些數字背後，是無數職場女性習以為常卻極少被看見的日常，也是她們“第二輪班”壓力的真實寫照。中年女性的累，不只是身體上的疲憊，更是一種無處安放的精神負荷。許多家庭為了照顧孩子，選擇與老人同住。一大家人住在一起，幸福感與壓抑感往往同時襲來。父母幫忙接送孩子、準備三餐，生活便利，但有些東西卻悄然變味。在長輩眼裡，她們永遠是長不大的孩子，相處缺乏邊界；在伴侶眼中，照顧孩子是妻子理所當然的義務，孩子的日常起居和學習輔導幾乎全部落在她們下班後的肩上；在孩子面前，她們又必須成為無所不能的“全能媽媽”。即便家庭再和諧，每個人都渴望獨處的時刻。“媽媽”“妻子”“兒媳”，這些稱呼像一層層厚重的外殼，將她們壓得透不過氣。更傷人的是，那些看不見的責任捆綁。孩子出生後，“母親”這個身份，幾乎無孔不入地侵入了中年女性的生活。很多事似乎只能媽媽來做，或者大家心照不宣地認定只有媽媽能做。輔食要兼顧營養和口味；孩子發燒時，喂藥往往要抱著哄著才能順利吞下；睡前故事也必須一遍遍講，直到孩子安然入睡。幼兒園的手工作業、購置換季的衣物、出門隨身帶的水壺和濕巾，這些細碎的瑣事，幾乎都落在她身上。長輩們雖然會幫襯，但在他們看來，那是為了讓女兒能安心上班、處理“正事”。若是知道她只是想出去玩一玩，往往就不會再情願了。於是，媽媽常常是那個被困住的人。當“母親”成為女性身份的核心標籤，個人需求往往只能被擠壓到暗角。電影《82年生的金智英》無論媽媽去那裡，只要孩子知道媽媽沒去上班，就一定要黏在身邊。不帶，就哭鬧不休。假期旅行必定是“親子行”，行程也必須圍繞孩子安排——遊樂場、博物館，一切以孩子為中心。好不容易和朋友約了看電影、逛街，沒過多久，家人的電話就追來了：“什麼時候回家？孩子哭得停不下來。都當媽的人了，還不早點回來？”這種質問像是提醒：你的唯一身份，是母親。電影《媽媽！》即便丈夫願意參與育兒，孩子的第一依賴對像往往還是媽媽。長輩們也會不斷強化這種觀念——孩子發燒時說“等你媽回來”；買個玩具，也要先問一句，“你媽同意嗎？”而在酒店的小房間裡，一切都不一樣。這裡沒有稱呼，沒有角色，沒有任何期望，只有一個獨立的自己。中年媽媽們的逃離，未必一定要去酒店。公園、KTV、咖啡店、洗浴中心，甚至宜家樣板間，都可能成為她們的短暫自由空間。午休時，她可能不回家，而是去辦張按摩卡、洗頭卡，把那短暫的一兩個小時，當作自己的小假期；晚上說去加班，卻可能溜進書店翻幾頁閒書，看一場一個人的電影，或只是在空無一人的辦公室裡靜靜坐著，不做任何事，讓自己徹底放鬆。有人會整整一天待在洗浴中心，像上班一樣出門，晚上回家時，整個人都輕盈了許多。無論選擇那種方式，有一點始終相同——這種自由，必須是偷偷的。《末路狂花》這份偷來的閒暇，總伴隨著一份難以言說的愧疚。對許多媽媽而言，坦誠表達“我需要休息”，比休息本身更需要勇氣。“想想老人幫忙帶娃也不容易，自己去休息，總覺得不妥。”有媽媽這樣說。更何況，現代家庭的節奏快，孩子的活動、興趣班、作業輔導，都需要及時跟進。長輩們縱然拼盡全力，也難免力不從心。一位女性分享了自己的經歷：每次在酒店鐘點房享受短暫自由時，一想到此刻老人正替自己承擔帶娃的辛苦，歡愉便瞬間被負罪感沖淡。網友感慨：“女人真老實，一個人在鐘點房休息一會兒都有負罪感。”社交平台上，網友的討論偷偷逃離，也是一種避免被質疑的策略。在許多人眼中，“母親”這個角色天然與奉獻繫結。任何形式的自我取悅、短暫抽離，都可能被貼上“自私”、“逃避”、甚至“不負責任”的標籤。開個鐘點房、去咖啡店待一會兒、去洗浴中心泡澡。這些看似微小的自我享受，總會引來家人的反對：“這錢花得不值吧？家裡不能休息嗎？孩子的快樂，難道不更重要嗎？”質疑不僅來自周圍，時間久了，這種聲音也會悄然內化，成為女性自我審視的標尺。即便只是短短幾小時的休息，她們也容易被責任感和道德感拉扯得心裡發緊。社交平台上，網友的討論更重要的是，她們渴望一種不必解釋的自由。生活已經夠累了，如果每一次短暫的獨處都要向家人說明理由、辯解必要性，還要承受被誤解或不理解的可能，身心負擔只會成倍增加。解釋本身，也是一種額外的情緒勞動：要注意語氣，要斟酌措辭，更要衡量怎麼說，才不會傷害身邊人的感情。還要在心裡反覆盤算：家人會不會擔心我的狀況？孩子會不會哭鬧？伴侶會不會覺得我太自私？因此，偷偷的自由顯得尤為珍貴——不必解釋、不必辯解、沒有質疑，只是純粹地、完整地，擁有一段屬於自己的時間和空間。《末路狂花》作家三毛曾寫道，母親的腿上，好似綁著一條無形的鏈子，那條鏈子的長度，只夠她在廚房和家中走來走去。大門雖未上鎖，但她心裡的愛，卻使她甘心情願把自己鎖了一輩子。中年媽媽的短暫逃離，就像在鏈子之外，偷來的一吋自由天地。她們並非逃避家庭，而是為了積蓄力量，更好地回歸——在長輩抱怨時能夠坦然以對，在伴侶無所作為時能夠心平氣和，在孩子吵鬧時不再失控怒吼。走出酒店，她會重新戴上“媽媽”“妻子”“職場人”的身份標籤，回到現實生活的軌道。但在酒店的四小時裡，她們找回了自我——那個久違的、被生活壓得幾乎看不見的“我”。 (最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