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總理弗裡德里希·梅爾茨(Friedrich Merz)將於2月底首次出訪中國。屆時,將有30名高層經濟界代表隨行。圖: 梅爾茨根據《商報》(Handelsblatt)掌握的參訪名單,隨行人員包括以下達克斯(Dax)上市公司的首席執行長:拜耳(Bayer)的比爾·安德森(Bill Anderson)、大眾汽車(Volkswagen)的奧利弗·布魯姆(Oliver Blume)、西門子(Siemens)的羅蘭·佈施(Roland Busch)、阿迪達斯(Adidas)的比約恩·古爾登(Björn Gulden)、梅賽德斯-奔馳(Mercedes-Benz)的康松林(Ola Källenius)、漢高(Henkel)的卡斯滕·諾貝爾(Carsten Knobel)、敦豪(DHL)的托比亞斯·邁耶(Tobias Meyer)、德國商業銀行(Commerzbank)的貝蒂娜·奧洛普(Bettina Orlopp)以及寶馬(BMW)的齊普策(Oliver Zipse)。此外,化工巨頭科思創(Covestro)的馬庫斯·施泰勒曼(Markus Steilemann)、製藥企業勃林格殷格翰(Boehringer Ingelheim)的馮·鮑姆巴赫(Hubertus von Baumbach),以及空中巴士(Airbus)民用飛機業務負責人拉爾斯·瓦格納(Lars Wagner)也在代表團之列。據瞭解,德國經濟界參與此次訪問的意願非常強烈,申請人數遠超隨行席位的數量。目前,德國企業正承受著來自中國競爭對手日益增長的壓力。這些中國企業不斷推出創新產品,且價格極具競爭力。這不僅在中國本土,也在第三方市場對德國公司構成了威脅。因此,德國國內對“中國衝擊”的擔憂與日俱增,法國甚至警告全球市場正面臨“中國壓路機”的衝擊。然而,政治界與企業界在對待中國問題上的利益分歧也日益顯現。當歐洲國家政府首腦在辯論如何更好地保護歐盟內部的工業和就業崗位時,企業則希望實現利潤最大化,無論這種利潤是產生於德國還是中國。在這一過程中,德國企業作為供應商也從中國公司不斷增長的出口中獲益。這種相互矛盾的利益訴求,使梅爾茨的此次中國之行面臨挑戰。與此同時,中方也在嘗試爭取德國企業為其利益服務。在北京的德國工業代表在總理到訪前夕報告稱,中方發起了一場實質性的公關攻勢,並要求德國經濟協會簽署一份關於“加強合作與交流”的意向聲明。根據一份草案顯示,中國鼓勵經濟協會促使德國政府及歐盟機構加強與中方的政策協調。事實上,德國企業在中國的業務正變得日益艱難。中國德國商會華北及東北地區執行董事歐陽利文(Oliver Oehms)在北京向媒體表示,市場競爭異常激烈,利潤空間持續承壓。汽車行業對此感受尤為深刻,例如梅賽德斯-奔馳去年的利潤就縮水了一半。德國工業目前最大的擔憂是中國對稀土和永磁體的出口管制。在周二與商務部副部長凌激(Ling Ji)長達三小時的會談中,這成為了核心話題。儘管中方多次做出保證,但相關企業對該問題尚未得到實質性改善感到失望。作為對美國關稅衝突的回應,中方於去年4月對工業金屬和磁體實施了出口限制。其出口一度幾乎完全停止,導致部分企業不得不減產。雖然目前這些關鍵原材料已恢復出口,但供應量仍不充足。德國工業聯合會(BDI)駐華首席代表艾麗莎·雪格(Elisa Hörhager)表示,企業目前正耗費巨大精力並承受著高度不確定性進行“缺口管理”。此外,美國企業目前獲得的條件有時甚至優於歐洲公司。她認為,中方實際上是根據地緣政治局勢來控制許可證的發放,這種做法扭曲了競爭。她呼籲歐盟必須要求獲得平等待遇。據工業界代表透露,獲得稀土和永磁體出口許可的中國出口商正試圖利用其市場地位,通過長期供應合同鎖定高昂的價格。據稱,部分價格漲幅已達100%。艾麗莎·雪格(Elisa Hörhager)表示,出口管制已成為中國對外貿易的“新常態”。今年1月,管制範圍進一步擴大。這些措施不僅是為了貿易和經濟安全,而且日益服務於外交和產業政策目標。周二參與會談的一位代表透露,中方正敦促與德國聯邦經濟與出口管制局進行“技術對話”。該機構負責審批軍民兩用物資及高科技產品的出口。由於審批程序通常涉及政治因素,往往被認為過於冗長。然而,將稀土出口管制與該局的審批相提並論並不恰當,因為大部分稀土和永磁體是用於汽車工業等民用領域的。因此,工業界代表要求中方建立一種“綠色名單”,確保列入其中的無害採購商能夠獲得充足的原材料供應。艾麗莎·雪格認為,如果目前的供應缺口管理常態化,可能會促使企業將生產進一步轉移至中國。事實上,德國企業正日益轉向本土化生產,以便在相關規則下被視為本地企業。同時,研發職能也正加速移向中國,以更好、更迅速地滿足當地客戶的需求。 (德國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