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4月初，在宣佈對華關稅的同時，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還對中國船舶和營運商推出了一項新的收費措施，要求對任何停泊在美國港口的中國船舶徵收額外費用，這項措施在180天的緩期後，將在10月14日正式實施。這項措施俗稱“港口稅”，提出對中國企業擁有或營運的船舶按每淨噸50美元收費，2026年增至80美元，2027年增至110美元，2028年增至140美元。對中國建造的船舶按每淨噸18美元或每個集裝箱120美元收費，取兩者中的較高者收費（2028年分別增至33美元和250美元）。對非美國建造的汽車運輸船（滾裝船）按每淨噸14美元收費。上述港口費必須在抵達美國境內第一個港口前三個工作日，在美國財政部官方支付平台完成繳費。若未能在系統中完成支付或提交有效憑證，船舶將面臨被拒絕裝卸、延遲放行甚至暫停清關的風險。也就是說，一艘裝運1.3萬個集裝箱，7萬淨噸位的中國造，或中國企業擁有，或由中國企業營運的船舶如果在這一規定下靠港美國，2025年將被徵收單次350萬美元的費用，2028年將漲到980萬美元，這對於所有航運企業而言都是一筆巨大的成本。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表示，這項措施是為了應對中國造船業目前在全球市場上日益重要的地位，刺激美國造船業，鼓勵航運企業使用美國造船舶。的確，近年來，中國造船業的發展使中國造船舶在全球主要航運公司船隊中的佔比不斷上升，中國造船噸位佔全球比例已經從1999年的不足5%提升到2024年的約56%，全球主要航運企業船隊中均有相當一部分中國製造的船舶。據《財經》雜誌資料，在馬士基、地中海航運船隊中，中國造船舶佔20%左右，法國達飛集團達到41%。2024年，中國船廠收到的新造船訂單佔全球七成左右，上面提到的三家企業以及德國的赫伯羅特公司等全球知名船運企業的船舶訂單上，中國造船舶佔比均超過80%，地中海航運高達92%。而另外一邊，美國的造船業可以用“三低一高”來形容：市場份額極低、產能極低、配套能力極低，單艘商船造價遠高於中韓兩國。目前，美國全國僅有4家船廠能夠建造商船，美國新造商船完工量已連續多年徘徊在0.1%左右。2022年，美國僅交付5艘遠洋商船。紐波特紐斯、巴斯船廠等知名廠家往往為軍民兩用，在川普“振興海軍”的計畫下，這些船廠還需要接收大量軍艦訂單，使民船建造時長更長。建造一艘同類型集裝箱船，美國船廠成本可達中國或韓國船廠2倍至8倍。為了振興造船業，美國不是沒想辦法。2025年3月4日，川普宣佈，將在白宮成立“造船辦公室”，除了實施“港口稅”政策，限制中國船舶進入美國港口之外，還要吸引投資，對投資美國造船業的其他國家企業實行減稅措施等，提出了未來十年內在本土建造250艘船舶的目標。但是，美國造船業振興並不是嘴上說說就能做好的事情。作為勞動密集型行業，機械化程度高的大型船廠越是能用低成本持續建造船隻，越是能獲得競爭力。二戰時期，美國船廠曾經僱傭了400萬名造船工人，如此眾多的人力資源投入下，當時的美國造船速度驚人，1941年至1945年間，美國船廠建造的“自由輪”“勝利輪”建造周期平均僅有40餘天，最快的一艘從鋪設龍骨到下水僅僅花費4天15小時30分鐘。如今，美國造船業已不復昔日輝煌。美國全國能建造大型遠洋商船的工人僅有約1.3萬人，銲接等重要崗位的工人青黃不接，對移民勞工的需求可能增加。此外，由於長期沒有建造新技術商船的經驗，在LNG商船等新型商船建造方面，美國船廠的技術經驗也較為不足。分析人士認為，本次港口稅措施如果付諸實施，對於振興美國本土的造船業，拉動作用仍較為有限。勞動力不足、技術落後等缺點很難在短時間內得到克服。取而代之的是，日本和韓國等美國盟友國家，尤其是韓國的造船業將迎來較大機遇。建造商船也是韓國現代重工、三星重工、韓華造船等企業長期以來的長項，中國與韓國在全球海運市場上長期處於前兩名的位置。此外，韓國韓華造船已經於2024年收購了美國老牌造船廠費城船廠，計畫將其產量從每兩年生產3艘船舶提高到每年生產10艘，混合生產軍用和民用船隻，包括川普非常看重的LNG船，目前，韓國現代向費城船廠訂購的第一艘LNG船已經在施工中。而面對此次美國“港口稅”政策影響，全球各大航運公司很可能會改向韓國船廠下單。韓國進出口銀行的一份報告提到，2025年上半年，韓國新船訂單份額（按船舶總噸位計算）佔全球比例從去年的15%上升至25.1%，而中國從70%下降至51.8%左右。8月份，韓國在與美國進行貿易談判時，提出“讓美國造船再次偉大”計畫，擬大量投資美國造船企業，幫助美國造船提升競爭力。但是，即使有韓國造船企業的參與，美國造船業的提升可能仍需要時間，因為供應鏈的補足、產能的升級、人才的培養，以上這些都並非易事。此外，美國“港口稅”政策對韓國造船業的利多也存在不確定性，畢竟“港口稅”對於美國港口的另一項負面影響，也有可能隨著該政策的實施而日益凸顯。前往美國航線的運費和物流成本將增加，輸入美國市場的商品，可能要漲價了。在短期內，各大航運公司無法完全用韓國造船舶替代中國造船舶。因此，它們將不得不採取一些措施，降低自己的損失：或者把中國造船舶轉移到其他航線上；或者採用海運加陸運的方式，將貨物在加拿大、墨西哥等國送上岸，再陸上運抵美國；或者採用拉長運輸周期的方式，儘量減少貨輪停靠美國港口的次數……“港口稅”實施後，由於航運公司的上述措施，暫時出現貨輪班期紊亂，運力調配結構性困難恐將難以避免，貨物運往美國所需的價格將進一步增加。多出來的運價誰來支付？中遠海運等企業明言將增加一定費用，馬士基、達飛等企業雖宣稱不會漲價，但實質上也把這筆錢被轉嫁給貨主。沿著製造業供應鏈，接下來這筆錢又會轉嫁到世界最大消費市場美國的消費者頭上。“按照淨噸徵收港口費的方式，實質是懲罰了大型、高效的集裝箱船，而這些船舶正是維持美國生產鏈正常運轉的中堅力量。近一半的美國進口集裝箱貨物是工業中間品和生產用材料，一旦物流成本增加，將會在整個製造業供應鏈中形成傳導，最終累及消費者。”世界海運理事會（World Shipping Council）在一份聲明中表示。深圳國際海事研究院院長陳繼紅認為，航運成本是引發通貨膨脹的重要因素，運價如果翻倍，通膨將上升7個百分點。“港口稅”的推出很難直接達成“刺激美國造船業”的目標，反而會影響美國消費者，堪稱“損人不利己”。正如他所言，繼推出H—1B簽證新政，引發大量人才重新考慮赴美工作後，“港口稅”新政又有可能限制全球產品輸入美國。 (中國貿易報)

特斯拉最新公佈的資料顯示，第三季度全球交付量達創紀錄的49.7萬輛，同比增加7.4%。這一資料遠高於媒體統計的平均預測約43.96萬輛。周四美股盤前，特斯拉股價一度上漲超4%，但開盤後轉跌。特斯拉轉跌的原因，主要是投資者擔心川普新政策會影響特斯拉接下來的銷量。此前，得益於美國前總統拜登任內推出的政策，消費者購買新的電動汽車可享受最高7500美元的稅收抵免，二手車則可獲得最高4000美元稅收抵免。但今年7月，美國總統川普簽署了“大而美”稅收和支出法案。法案中規定，美國聯邦政府從今年9月30日起將不再為電動汽車提供稅收抵免。正是因為此政策，美國消費者趕在補貼終結之前購車。這也是特斯拉第三季度銷量和交付量大超預期的主要原因。而新政策開始施行，將對特斯拉未來的市場造成不利影響。昨天，特斯拉宣佈上調美國市場所有車型的租賃價格。特斯拉最暢銷車型Model Y的月租金從之前的529美元上調至最高約599美元。不過，其所有車型的售價均保持不變。 (e公司)

美媒公佈最新民調：全球對中國好感度上升，美國形象轉而跌入負區間值美國Axios新聞網2日援引晨間諮詢公司（Morning Consult）最新民調資料稱，全球對中國的好感度持續上升，而對美國的好感度則跌入負區間值，美國貿易政策正以犧牲其自身利益為代價，助推中國崛起。美國白宮，資料圖 圖源：視覺中國Axios新聞網稱，美國聲譽下滑正給自身造成經濟損失，受白宮政策影響，外國遊客數量銳減，美元貶值。晨間諮詢公司政治情報主管麥克曼警告，“隨著人們對美國看法惡化，美國企業在海外開展業務的貿易和投資機會可能也會減少，消費者可能會避開美企提供的產品以及就業機會”。此外，還有人擔心川普政府的留學生禁令也將給美國帶來損失。報導援引晨間諮詢公司最新民調資料顯示，截至今年5月底，中國淨好感度評分為+8.8，而美國評分則跌至-1.5。報導稱，此項民調覆蓋加拿大、法國、日本、俄羅斯等41國民眾，通過計算正面評價受訪者的比例與負面評價受訪者的比例差值得出結果。Axios新聞網稱，晨間諮詢公司報告認為，美政府濫施關稅造成的聲譽損害坐實了全球對美觀感惡化之勢。 (環球網)

當地時間5月10日至11日，中美雙方在瑞士日內瓦舉行中美經貿高層會談。5月12日，雙方發佈《中美日內瓦經貿會談聯合聲明》。雙方在聯合聲明中達成多項積極共識，大幅降低雙邊關稅水平。多家外媒指出，此次會談達成一系列重要共識，不僅有利於中美兩國經貿往來，也有利於全球經濟發展，意義重大。鄭永年指出，川普的“異類”特質——民粹主義根基、利益導向思維及反意識形態立場——不僅顛覆了美國傳統政治範式，更暴露了西方自由主義的內生危機：意識形態固化導致的思想貧瘠、內部失衡引發的民粹與民族主義浪潮，以及把一切原因歸諸於外部的霸權邏輯。面對反覆無常的川普，中國應當跳出簡單的“誰贏誰輸”或者“誰贏得多誰輸得多”的簡單思維，而是以理性務實的態度把追求國家利益和追求國際利益結合起來。中美經貿高層日內瓦會談取得實質性進展，會談達成《中美日內瓦經貿會談聯合聲明》，全世界企業界和商界對此一片叫好。然而，西方媒體卻是一片叫罵聲，它們把這場談判描述成為美國的“全面失敗”和中國的“全面勝利”。《紐約時報》發文說，“中美貿易休戰凸顯川普關稅策略侷限性”；《華爾街日報》發表評論說，“川普敗了，更像是投降”；德國媒體說，“中美關稅談判，川普遠非中國的對手”；法國媒體說，“貿易戰中中國是如何讓川普屈服的？”諸如此類的標題充斥著這幾天的西方媒體。相比之下，美國前財長薩默斯的態度比較能反映出企業界和商界的聲音，他說，“顯然川普先退一步，雖然尷尬但有用”。不過，此前，當川普發動“對等關稅”戰爭的時候，同樣遭受一片罵聲，罵聲不僅來自媒體，而且來自商界。對這種結局，川普大機率已經習以為常了，因為其所代表的MAGA運動的民粹主義本質就已經把自己和美國的精英階層對立起來了。川普的一個特點就是他做著自己認為是“應當”做的事情，根本不在乎西方主串流媒體對他的批評和攻擊。和高度依賴大眾傳媒的美國傳統政治人物不同，川普有能力對抗美國的大眾傳媒，因為他幾乎是通過自己的社交媒體來即時傳達自己觀點，並和自己的支持者溝通的。中美經貿高層會談在瑞士日內瓦舉行（圖源：路透社）持不同立場的美國人對川普自有不同的看法。但對中國或者世界其它國家來說，西方媒體的這種反應則從一個側面傳達出諸多重要的資訊來。西方媒體對川普的叫罵最直接地反映出了西方自由主義的本質。對西方自由主義來說，川普這樣做簡直就是對中國的直接“投降”。西方自由主義者最痛恨川普的地方在於，他們認為川普不僅沒有能夠拯救搖搖欲墜的“自由國際秩序”，反而給予它最後一擊。至少二戰以來，西方就是依靠這個“自由國際秩序”主宰世界的，一旦這個秩序解體，那麼西方就不再能夠主宰世界了。再者，這個“自由國際秩序”的基礎是美國霸權，因此一旦美國遇到挑戰，那怕是來自西方內部，那麼美國就有千萬個理由來打垮任何挑戰者。很顯然，這個“自由國際秩序”打垮了作為外部挑戰者的蘇聯，也打垮了來自內部的挑戰者，包括日本、德國和法國。在蘇聯解體之後，西方自由主義的核心要務就是要打垮被其界定為新的敵人的中國。所以，凡是和中國作對的，自由主義就支援；凡是被視為是有利於中國的，那麼自由主義就反對。在拜登執政時期，拜登把中美關係界定為“美國民主”與“中國專制”的對立，西方媒體一邊倒支援拜登。儘管拜登政府惡劣的對華政策並沒有使得美國更加強大，但在自由主義看來，只要拜登的目標是打敗中國，什麼樣的代價西方都是可以付出的。拜登本人就認為，中國能夠被西方打敗，也必須被打敗。01 西方世界的共同敵人正是其所信仰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為一個已經被證明失敗了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而戰是今天西方自由主義最顯著的特徵。今天西方的危機是內生的。美國副總統范斯早些時候到歐洲，把歐洲人“教訓”了一通。范斯認為，歐洲的敵人不是俄羅斯，而是自己。歐洲人對此氣憤至極，認為川普政府出賣了歐洲。不過，何止歐洲呢？范斯的觀點也適用於美國本身，即美國的敵人不是中國，而是自己。但不管是歐洲還是美國，他們共同的敵人就是自己一直所信仰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從亞當斯密和李嘉圖的古典自由主義到費裡德曼和哈耶克的新自由主義，西方經濟理論犯了一個同樣的錯誤，即把本來互相嵌入的經濟與社會割裂開來，把經濟視為是一個“自治”和“獨立”的領域，這就導致了一個國家內部經濟和社會之間的不均衡發展和最終的高度失衡；同樣，內部的失衡必然導致外部國際經濟的失衡。內部高度失衡必然導致民粹主義的崛起，而外部的失衡則導致國家間的民族主義的對立，再加上政治人物把內部問題外部化，最終導致國際衝突。一戰和二戰都說明，一旦內部民粹主義和外部民族主義相遇，最終必然導向國際衝突。儘管這樣，但西方並不準備放棄這個已經失敗了的意識形態。原因也很簡單，因為這個意識形態是整個資本主義體系的思想基礎，一旦沒有了這個意識形態，資本主義也就失去了其思想基礎。因此，一旦遇到內部的困難，西方國家總是首先會把內部問題外部化，把原因歸諸於外部的挑戰，而非內部的困境。從這個角度來說，團結起來絞殺外部挑戰必然是西方自由國際秩序的終結目標。西方世界曾團結起來絞殺了蘇聯，而美國又通過廣場協議絞殺了日本，現在他們又想團結起來絞殺中國。這種狀況更說明了西方思想的墮落和與之相關的國際格局的墮落，反映出來的是西方的衰敗文化心態。儘管西方依然想主導全球，但它已經沒有了“全球視野”。沒有了像二戰期間能夠超越意識形態的羅斯福那一代，也沒有了像尼克松那樣能夠從國際角度來考量美國利益的一代。二戰之後之所以能夠確立人們後來所看到的國際秩序，和那個時代的具有世界格局的政治領袖有關。儘管德國是一戰的戰敗國，在巴黎和會上任人宰割，但也出現了像凱恩斯那樣的思想人物，主張從長遠利益出發，對德國實施寬容的態度。由於出現了凱恩斯等思想家，二戰國際秩序才得以確立，並且為世界所接受。但今天人們所能看到的，卻都是那些把自己關在特定意識形態牢籠之內的極端自私的政客。1960年，時任哈佛大學教授丹尼爾·貝爾出版了題為《意識形態的終結：50年代政治觀念衰微之考察》（The End of Ideology: On the Exhaustion of Political Ideas in the Fifties）之後，西方似乎沒有了任何有意義的思想。如果把貝爾這裡所說的“意識形態的終結”理解成為“意識形態的固化”似乎更為合理。今天人們所看到的可以稱得上是“思想”的東西都是在1960年代之前產生的。如果從意識形態的角度來看，這個現象並不難解釋，那就是，一旦當人們把自己置於一個特定的意識形態牢籠之後，那麼就不需要自己思考了，什麼都可以訴諸於意識形態，最後就沒有能力做有意義的思考了。法國總統馬克宏近年來一直在指責北約的“腦死亡”，但“腦死亡”的何止是北約，整個西方都是如此。法國總統馬克宏3月2日採訪時表示，由於美國總統川普的立場，歐洲國家變得孤單，無法再像以前一樣依賴北約（圖源：俄羅斯衛星通訊社）02 川普的“異類”民粹主義特質較之西方傳統政治人物，被視為是西方自由主義反叛者的川普無疑是“異類”。川普的“異類”性質首先和他作為企業家和商人的背景有關。川普幾乎把白宮等同於公司，把公司總裁和國家總統等同起來了。如同經營公司，川普在白宮的表現為集權、專制、政治忠誠、喜怒無常、“及時止損”（可解讀為“隨機應變”）等特徵。所有這些已經使得其足夠異類了，但更為重要的，也是西方傳統政治人物所更不能接受（至少表面上如此）的是，無論是作為企業家還是商人，川普做什麼都是赤裸裸地以利益為導向。傳統政治人物也追求利益，但總是把自己好好包裝一番，或者比較隱蔽。但川普則是一個赤裸裸的利益追求者。他並不如同羅斯福那樣超越意識形態，而是對意識形態毫無興趣；他也不像尼克松那樣能夠具有“全球利益觀”，而是對全球利益毫無興趣。川普追求利益的方式使其成為類似馬基雅維利的人物，他甚至不能對私人利益（或者家族利益）的追求和對國家利益的追求區分開來，而是毫不掩飾地利用其職位來追求家庭利益。因為這些詬病，川普不僅成為美國和西方傳統精英怒罵和嘲笑的對象，而且也為全世界大多數領袖所鄙視。1 反意識形態的實用主義但正是因為其對利益追求的“異類”性質，他的所思所作撬動著美國內外政策的變化。變化是多方面的，但主要表現在兩個層面。一是意識形態層面。無論是對內部還是外部事務，川普毫無意識形態意識。對內部，儘管他厭惡和反對激進的左派，尤其在文化層面（例如“覺醒文化”和LGBTQ性別文化），但他並不反對採用在美國往往被視為是具有社會主義色彩的政策。例如，川普已經下令製藥公司大幅度降低美國藥品價格，主張提高對富人的稅收，加強對哄抬物價行為的打擊等等。共和黨黨內的一些人也往往不認同這些政策，但川普並沒有困難接受這些政策。川普的行為被視為為其選舉服務，但這樣做也符合MAGA運動的目標，即政府要照顧美國勞工階層的利益。在國際層面，川普也沒有意識形態色彩。這充分表現在川普對歐洲、俄羅斯、中國和其它問題上的態度和政策意向。對歐洲，川普並沒有美國傳統政治人物那樣的“西方”或者“盟友”情感。對歐洲，范斯對歐洲的講話已經表明了川普對歐洲的態度。川普知道，歐洲總是捧著“共同的價值觀”和“盟友”之類的話術來迎合美國，但除了“搭便車”免費使用美國所提供的“國際公共品”之外，歐洲不僅自己在墮落，更在拖垮美國。這是美國決意要改變同盟政策的深層次原因。在這次關稅問題上，儘管歐洲有能力反制美國，但沒有意願，而且猶豫不決。歐洲恐懼的是被美國拋棄，因此竭力討好美國，對美國表示，歐洲可以和美國站在一起來共同對付中國的“產能過剩”。但川普似乎根本不吃這一套，而是先和中國在關稅問題上進行談判並達成了諸多共識。川普甚至表示，在貿易問題上，“歐盟比中國更惡劣”。無論是前蘇聯還是普丁的俄羅斯，在過去一直被美國視為“敵人”。然而，川普並不在意這些，無論是他本人還是他團隊的人，都對俄羅斯表現出友好態度。儘管在俄烏問題上，川普並沒有像他所吹噓的那樣很快結束戰爭，但他的新政策既沒有結束戰爭，也沒有惡化這場戰爭。在川普的支持者看來，川普嘗試和平的各種努力，不管其結果如何，總比拜登的鼓動戰爭並使得美國捲入戰爭要好。在中國問題上，無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執政，美國一直以意識形態來定義中美關係。最典型的便是拜登總統，他把中美關係界定為“美國民主”和“中國專制”之間的關係，並且組織了一個所謂的世界“民主峰會”來圍堵中國。川普在其第一任期期間，還具有濃厚的意識形態，時任國務卿蓬佩奧稱呼中國為“共產中國”，回到了冷戰時代的政治話語。但是，自其第二任開始，至少迄今川普還沒有使用過意識形態的語言。在幾乎其它所有問題上，川普的外交語言的核心都是利益。他想要加拿大成為美國第51州，其論點是經濟利益；把巴拿馬納入美國控制，其論點是經濟利益；要控制格林蘭島，其論點是經濟利益；在中東，他關切的是投資貿易，而非傳統的民主和人權，甚至對中東加薩地帶，川普要把其轉化成為一個房地產項目，也是經濟利益；在東亞，儘管日本和韓國竭盡全力討好川普，但川普並不認為這滿足了他所界定的美國利益，因此也沒有把兩個東亞盟友放在眼裡。2 “反戰”思維與經濟利益優先二是厭惡戰爭。這也是從經濟利益考量的。在川普那裡，一切似乎都可以轉化成為經濟利益，用經濟手段可以解決的問題沒有理由要訴諸於戰爭的方式。川普批評美國的中東政策，認為美國已經把中東轟炸了幾遍，花費了美國多少錢，但中東得到什麼，美國得到什麼？他思考結束俄烏戰爭的方式也是從經濟利益出發的，至少體現在美國和烏克蘭簽署能源開發協議上。通過合作能源開發，美國可以繼續支援烏克蘭，但美國要得到烏克蘭能源的回報。美國財政部長斯科特·貝桑特（左）與烏克蘭副總理尤莉亞·斯維裡登科（右）簽署礦產協議（圖源：BBC）03 川普政策的脆弱性與國際秩序的未來川普的異類性質也表明川普本人及其政策的脆弱性質。1 注意川普道德正當性的缺失與多變性可能帶來的變化對美國傳統政治人物看來，川普本身的追求利益的行為缺少道德正當性。道德正當性的缺失隨時會成為美國政治攻擊川普的工具，而這又會對川普的執政基礎造成毀滅性的影響和衝擊。可以預見的是，如果川普成功了，那麼歷史是成功者的歷史；但是如果川普失敗了，那麼他有可能成為美國歷史上最慘的總統。川普本人的多變性質也是一個原因。儘管川普迄今不信意識形態，不信戰爭，但如果其今天改採用的經濟方法失效，達不到其所設定的目標，那麼川普是否會轉過頭去回歸到西方“自由主義”的傳統？如果川普沒有足夠的時間或者能力來改變美國，那麼無論是民主黨重新掌權，還是共和黨的意識形態派掌權，美國政治就會回歸到傳統局面，美國的外交政策也會隨之回歸到傳統。2 不可輕視川普基於“實事求是” 而非意識形態之上的政策影響這對中美關係尤為重要。中美這次能夠從不斷升級的關稅戰爭中迅速降溫，並且在很短時間內達成諸多共識，實屬不易。在對華政策方面，儘管川普團隊普遍表現為強硬，但即使這樣，強硬派也可以分為兩派。一派是好戰派，認為“如果不是現在，那麼就沒有以後了”(Now or Never)。這派認為，現在是美國能夠打敗中國的最後一次機會了，如果放棄了這次機會，那麼以後再也沒有機會了。同樣，民主黨政治人物大都持這種觀點。另一派是川普和范斯所代表的現實主義派，這一派承認中國已經崛起，美國沒有能力打敗中國，美國應當直面問題，和中國進行競爭和交往。這次中美能夠達成一些共識，表明現實主義派暫時佔了上風。迄今，儘管川普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但今天美國所面臨的困境並非川普造成的，而是此前傳統政治人物政策的產物。至少川普本人和他的支持者是這樣認為的。對川普的支持者來說，既然其他政治人物已經使用了各種方法來拯救美國的衰落，但不僅沒有見效，反而加快了國家的衰落，那麼為什麼不容許川普試一試其它方法呢？因此，至少到現在為止，川普還是得到其支持者支援的。人們沒有任何理由輕視川普基於“實事求是”而非意識形態之上的內部政策對美國內部發展的影響。3 既不能向川普投降，但也不能放棄其所帶來的任何機遇人們既不能對川普抱任何幻想，但也不能忽視川普；既不能向川普投降，但也不能放棄川普所能帶來的任何機遇。對其它國家來說，既然專注於意識形態並且好戰的傳統美國政治人物已經塑造了一個今天人們不喜歡和不能接受的世界，那麼也應當對川普的方法抱一種“拭目以待”的態度。這樣做並不是向川普投降，而是實事求是地看待川普。如果人們認為川普做錯了，那麼就加以有力的反擊和反制；如果覺得川普做對了，那麼就應當抱著開放的態度。在今天的國際局面下，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獨自有能力建構一個新國際秩序。即使一個國家有能力這麼做，但通過一個國家向另一個國家投降的方式而確立的任何國際秩序是不牢靠的，最終會出現致命的問題而倒塌。新國際秩序的理性不是來自任何一個人，也不是來自任何一個國家，而是各國的互動與參與。對中國來說，不管是否喜歡川普，可以確定的是，川普是人們必須交往的對象。人們既不能對川普抱任何幻想，但也不能忽視川普；既不能向川普投降，但也不能放棄川普所能帶來的任何機遇。作為第二大經濟體，我們應當跳出簡單的“誰贏誰輸”或者“誰贏得多誰輸得多”的簡單思維。我們不僅要追求國家利益，也需要追求國際利益。只有把追求國家利益和追求國際利益結合起來，中國才能成為一個真正的大國。 (大灣區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