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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研究警示:全球近四成癌症可預防 生活中這三點至關重要
全球近40%的新發癌症病例可能與可改變的風險因素相關科學家雜誌AI繪圖 GPT5.2根據對185個國家的36種癌症類型進行的分析,2022年全球近40%的新發癌症病例可能與可改變的風險因素相關。研究結果表明,減少吸菸、某些感染和酒精使用等暴露因素對於癌症預防仍然至關重要。該研究發表在《自然醫學》(Nature Medicine)雜誌上。癌症是全球主要的疾病和死亡原因,其負擔在不同地區有所差異,部分原因是人群暴露於不同的可改變風險因素。這些因素包括行為、環境、感染和職業相關風險——這些都是潛在可預防的。瞭解全球癌症負擔如何與這些風險因素相關聯,可以幫助各國根據其自身優先事項規劃預防項目。研究員漢娜·芬克(Hanna Fink)及其同事估計了可能歸因於30種可改變風險因素的全球和國家癌症負擔。他們將2022年的發病率資料(來自185個國家的36種癌症類型)與大約10年前這些暴露因素的普遍程度結合起來。然後,他們計算了病例與每個風險因素之間的關聯,同時承認一些風險因素可能同時存在。根據作者的說法,2022年總共約有710萬例(佔1870萬新發癌症病例的37.8%)可能歸因於這些可改變的風險因素,其中包括女性的270萬例(佔29.7%)和男性的430萬例(佔45.4%)。吸菸(15.1%)、感染(10.2%)和酒精消費(3.2%)是主要的貢獻因素,肺癌、胃癌和宮頸癌估計佔這些潛在可預防病例的近一半。對於全球女性而言,由人類乳突病毒(HPV)或幽門螺旋桿菌等引起的感染似乎是癌症的最大風險因素,與11.5%的病例相關。然而,對於全球男性而言,最大的風險因素是吸菸,與23.1%的病例相關。作者還強調了各種地理趨勢。例如,撒哈拉以南非洲女性的可改變風險因素相關癌症負擔最高(佔病例的38.2%),而北非和西亞女性的負擔最低(佔病例的24.6%)。同時,東亞男性57.2%的癌症病例與可改變的風險因素相關,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男性這一比例為28.1%。研究結果強調了癌症預防的潛在機會,包括菸草控制、預防感染以及適合各地區的國家適應性策略。作者指出,各地區的資料質量和可得性差異很大,尤其是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癌症和風險因素資料往往有限。他們總結道,更好的監測和更詳細的資料將有助於加強未來的估計並改進政策指導。(by Nature Publishing Group) (科學家雜誌)
這 5 種炎症是 “癌症前身”!拖著不管癌變率飆升,別硬扛!
鼻炎、咽喉炎、腸胃炎......幾乎每個人都被“發炎”折磨過。通常,大家會覺得發炎是“小毛病”,吃點藥,或者自己扛一下,過段時間就會好。(來源:soogif)但其實,並不是所有炎症都那麼“溫和”。有些炎症,一旦忽視,很可能就被“拖”成癌!世界衛生組織國際癌症研究中心曾發表了一項調查,結果發現,全球有高達1/6的癌症是由細菌、病毒感染所引起的[1]!眾所周知,炎症與感染密切相關。那麼到底那些炎症一不留神就會變成癌?炎症是如何一步步變成癌症的“幫凶”呢?首先,我們先來捋清楚,炎症和感染是什麼關係。很多人容易把它倆當成一回事。但其實,兩者不能直接劃等號。一句話解釋:感染能夠引起炎症,但炎症不一定都是感染所引起。炎症的範圍更廣,包括感染性炎症和非感染性炎症。常說的感染,是由細菌、病毒、真菌等病原體所引起,感染後容易引起炎症反應,比如感染性肺炎、細菌性腸胃炎等等。但炎症不一定都是感染所引起的,也有如一些非感染性炎症,如類風濕性關節炎、肌腱炎等等。正常的炎症反應是我們免疫系統強有力的“武器”之一,能幫助機體清除外來“入侵者”(如病毒和細菌),使機體減少損傷。(來源:soogif)有些炎症卻像個沉默的“殺手”。體內反反覆覆或持續的低水平炎症,會讓相關部位一直處於“損傷”的狀態,癌細胞就可能“失控”增殖,變成癌症......目前研究證實,慢性低水平的炎症會造成DNA損傷,從而可能導致各種癌症的發生[2]。雖說不是所有炎症都會癌變,但作為癌症的“幫凶”,炎症的存在也是在提醒我們,一定不能大意!尤其是以下這5種炎症,目前已有明確證據顯示,可能會進展成癌症。1. 肝炎病毒性肝炎、脂肪肝和酒精肝等都可能增加罹患肝癌的風險。慢性病毒性肝炎是導致肝癌的重要原因之一。據統計,有78%的原發性肝癌是由乙型或丙型病毒性肝炎所致[3]。肝炎病毒在肝內持續複製,會對肝臟造成慢性損傷,如果不及時治療,會發展為肝硬化,而肝硬化進一步進展,就可能變成肝癌。2. 腸炎大部分腸炎不會癌變,不過有種腸炎需要我們特別注意,那就是炎症性腸病。炎症性腸病主要包括慢性潰瘍性結腸炎和克羅恩病。這兩種腸炎都具有慢性發展、反覆發作的特點,而腸黏膜上持續的炎症反應有可能導致異型增生,然後發展成腫瘤。研究發現,患有慢性潰瘍性結腸炎的人,得結直腸癌的機率是普通人的4~8倍。而從“炎”變為“癌”的機率隨著時間增長:患病10年,癌變的機率約為1.6%;患病20年,癌變的機率增長至8.3%;而患病30年,癌變的機率高達18.4%![4]也就是說,腸道長期處於“炎症”狀態的人,5個中有1個最後可能得癌!3. 胃炎慢性胃炎的“元兇”之一,就是幽門螺桿菌感染。幽門螺桿菌不僅僅和慢性胃炎有關,還可能導致多種其它胃疾病的發生,比如胃潰瘍、胃淋巴瘤、十二指腸潰瘍等,甚至增加胃癌的患病風險。研究表明,幽門螺桿菌感染者胃癌危險性較非感染者高6倍[5]!4. 胰腺炎胰腺癌,又有“癌王”之稱,它的發生也可能與炎症密切相關。一些不好的生活習慣,比如暴飲暴食,過量飲酒會增加胰液的分泌,使胰腺局部受到刺激,出現炎症反應。胰腺炎分為急性和慢性。急性胰腺炎,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它有多麼凶險,發作嚴重時,會引起感染和器官衰竭,導致死亡。而慢性胰腺炎也不是“吃素”的。在控制不好的情況下,會對胰腺造成不可逆的損傷,演變成胰腺癌!5. 宮頸炎首先,宮頸炎本身並不會癌變。目前,高危型HPV(人乳頭瘤病毒)被公認為是宮頸癌的發病元兇之一[6],所以如果沒有感染HPV,發生在宮頸組織的各種疾病,轉化為癌症的可能性基本為零。但也千萬別掉以輕心!得了宮頸炎後,長期的炎症刺激可能有利於HPV感染,畢竟“免疫薄弱”的部位,更容易被病毒攻擊。所以,宮頸炎不會直接變成宮頸癌,但卻可能發展為宮頸癌的“推手”之一。剛剛提到,偶爾炎症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持續的低水平炎症,也就是慢性炎症。那麼,有什麼辦法可以對抗身體內的慢性炎症嗎?首先,我們可以嘗試多吃“抗炎”食物,少吃“促炎”食物。根據中國抗癌協會發佈的《抗炎飲食預防腫瘤的專家共識》,我們總結了以下6大類抗炎食物和促炎食物:除了均衡飲食,還可以從以下這些方面來“抗炎”。日常1. 減壓,保持心情愉快長期的壓力和緊張也會增加人體的炎症水平,壓力還容易導致失眠,進一步降低免疫力。因此,平時要學會減壓,讓自己放鬆,保持樂觀心態和規律的睡眠有利於控制體內炎症因子的水平。2. 多運動定期適量運動可以使免疫反應調整成抗炎的狀態,從而降低體內的炎症水平[7]。3. 改變不良生活習慣抽菸和飲酒均會激發炎症反應,導致體內炎症因子的釋放。防感染1. 注意監測,積極治療定期進行體檢,及時發現潛在的風險。以慢性萎縮性胃炎為例,如果發現有幽門螺桿菌感染,除了要定期做胃鏡檢查,還要及時根治。2. 接種疫苗疫苗可以幫助我們預防各類病毒感染,比如我們可以按需接種乙肝疫苗,適齡女性接種HPV疫苗等。 (騰訊醫典)
全球精子庫的「天花板」爆了大雷,上百個家庭陷入癌症噩夢
丹麥精子庫致癌基因外洩,23名後代患癌。健康、高大、聰明、帥氣。如果能選擇,很多人或許會按這樣的標準為自己的孩子挑選父親。在過去很多年裡,位於丹麥的歐洲精子庫(European Sperm Bank)曾為許多生育困難的家庭提供了一個漂亮的解法。該公司曾在宣傳冊中承諾:“只需要花一筆錢,就可以按自己的審美,生個漂亮、健康又聰明的寶寶。”丹麥是全球最主要的精子出口國之一。歐洲精子庫則是丹麥最大的兩家精子庫之一,它自2004年建立後,形象維護得很成功。在這裡,你可以看到捐精人的嬰兒時期的照片,聽他們的聲音,看他們的筆跡;甚至可以上傳照片,選出和照片中的人最相像的捐贈者……歐洲精子庫官網的篩選介面。其中可以進行照片、性格的匹配,篩選瞳色、髮色和膚色。最近,一則爆炸性新聞讓它的風評一落千丈,該國捐精產業也面臨信任危機。由14家新聞機構聯合參與的一項調查發現,一名不知情的“80後”捐贈者,攜帶著一種罕見的、致癌風險極大的基因突變。而他捐獻的精子,已提供給至少14個國家的女性,最終孕育了至少197名子女。如今,23名兒童已確認攜帶致癌變異基因,其中10名在15歲前被確診癌症,包括4例腦瘤、4例血液癌和2例橫紋肌瘤。此次“基因暴雷”事件給不少家庭帶來了不可逆轉的災難,也讓人們開始重新審視輔助生殖的監管體系。以篩選嚴格著稱的精子庫,為何會鬧出如此烏龍?伴隨著全球範圍內輔助生殖技術應用越來越普及,這種風險該如何阻斷?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歐洲精子庫的問題,也是全球精子庫的共同難題。保存精子的冷凍罐。“基因炸彈”,來自代號7069事情被發現,源於一位母親的決定。她有3個孩子,都患了癌症。2020年,她同時帶著3個孩子一起去看醫生。在希臘一家醫院裡,一名兒童腫瘤專家在診室接待了他們。3個孩子的年齡在5歲到10歲間,一人被確診腦瘤,一人疑似白血病,另一人則剛被查出疑似患有軟組織肉瘤。這種情況太罕見,醫生立刻為他們安排了一次基因篩查。結果顯示,3個孩子都攜帶了一種罕見的基因突變——TP53突變。而他們,都是這位母親在希臘診所通過IVF(體外受精)技術生育的。TP53是一種人體對腫瘤細胞的天然防禦機制。它一旦突變,就會導致李-弗勞梅尼綜合徵(LFS),該綜合徵的患者從幼年開始,患多種原發性惡性腫瘤的風險就高達90%。終其一生都要每年接受一次全身核磁共振掃描(MRI)和超聲檢查。女孩則可能需要切除乳房,以降低患乳腺癌的風險。這種突變就像一個詛咒。就算幸運地成為沒有發病的10%,攜帶突變基因的孩子還有50%的可能會將它傳遞給自己的孩子。電影《816BIG》截圖。醫生很快意識到,這些孩子極可能來自同一位捐精者。在他的提醒下,診所向歐洲精子庫報告了此事。而最終的調查結果是,“精子無異常”。在過去很多年裡,丹麥是歐洲捐精行業的領先者,產業起步早,以稽核嚴謹、選擇多樣著稱,是不少歐洲客的“淘精”聖地,也被譽為“世界精子之都”。據估算,到2033年,歐洲精子市場價值將超過20億英鎊。部分荷蘭生育診所表示,超過60%的治療都使用了來自丹麥的精子。在比利時,通過捐精出生的兒童中,有60%的生父是丹麥人,這個比例在英國大約是20%。《愛爾蘭時報》甚至稱,90%的丹麥精子流向了其他歐盟國家。歐洲精子庫的篩查標準以嚴苛著稱。除了最基礎的精子質量和數量評估、體格檢查、傳染病的血檢,還會往上追溯三代的遺傳病史,並對染色體進行遺傳測試。甚至針對不同民族的男性,該精子庫設定了三套不同的檢測方案。在官網介紹中,這個篩選“極其嚴格”,只有 5%~7%的申請者能通過。2023年,前面的希臘醫生又遇到了同一捐贈者的第四個孩子,同樣攜帶著該突變。同年,法國魯昂大學醫院的遺傳易感專家埃德維格·卡斯珀博士,偶然得知了此事,展開了調查。埃德維格·卡斯珀博士的照片。這一次,警報才正式拉響。最終,歐洲精子庫工作人員發現,一名捐贈者的精子攜LFS風險,需追溯所有後代,提供篩查。“我們依法通知了相關部門和診所,由診所負責向患者通報。”他們彙集手中的所有線索,將目標鎖定到同一個編號——Donor7069。這是這個精子庫中的第7069號捐贈者。按照規則,在檔案中,他真實身份被嚴格保密,只有一個暱稱“Kjeld”。他是一位“80後”,現年約40多歲。為了方便使用者篩選,檔案中對他進行了簡單介紹。他從外形看是個典型的丹麥人:身材高大,白種人,淺棕色頭髮,棕色眼睛。還有些特徵格外吸引人:高大英俊、學歷優越。電視劇《生活大爆炸》截圖。Kjeld的第一次捐贈在2005年,那時的歐洲精子庫才成立1年。自2013年以來,根據歐盟委員會的年度報告,丹麥共發佈了263次與精子捐贈者有關的消息。該國對精子捐贈十分開放,許多年輕人視之為“幫助他人”的方式,同時獲得小額報酬——每次捐贈約數百丹麥克朗(約合人民幣400元~800元)。在歐洲精子庫位於丹麥首都哥本哈根的總部,Kjeld通過了極其嚴格的檢查。獲得許可後,他每隔兩周就來捐一次精,一直持續到2022年。起初,Kjeld的精子主要供應丹麥本地診所。從2006年起,隨著歐洲精子庫的業務發展,其樣本也開始出口:比利時、西班牙、希臘、德國……跨越14國、67家診所。埋藏在其樣本裡的“基因炸彈”也開始遍佈各國。2023年11月,歐洲精子庫再次啟動緊急複檢。這一次,他們針對多份Kjeld樣本採用了全基因組測序,終於捕捉到“TP53突變”確實存在,但僅存在於其捐獻的20%的精子中。《絕命毒師》目前歐洲精子庫已經將情況告知了Kjeld。據該精子庫發佈的聲明,他本人表示“震驚且願意配合調查”,但對此也無能為力。跨越國界的精子這件事的離譜之處,環環相扣。首先,之所以釀成如此大禍,歐洲精子庫給出的解釋是,2005年的篩查技術無法檢測這種低比例嵌合——常規測試只查常見病,不會對全基因組進行掃描。 Kjeld本人無症狀,家族無癌症史,就算他們每周對捐贈者進行一次體檢,也查不出來任何問題。其次,阻斷也做得很不及時。一位法國母親賽琳(化名)在今年6月接到了一個來自比利時的電話。“我認得這個地方,因為我唯一一次去那裡,是14年前去做人工授精手術。”她心裡立刻警鈴大作。電視劇《女傭》截圖。電話那頭果然是診所的工作人員。他們告訴賽琳,她唯一的女兒可能繼承了生父的致命基因突變。歐洲精子庫表示,事情一發生,他們就通過歐盟人類組織與細胞快速警報系統(RATC)通知了全歐洲的67家診所和14國衛生當局。但根據塞琳的描述,她直到一年半後才接到電話。“他們告訴我,他們兩年做系統遷移,我的檔案丟了,後來通過手動檢索才找到。”塞琳不相信這個藉口。“我已經超過25年沒換過信箱地址和手機號碼了。”事件被大規模曝光後,有更多家長紛紛表示,他們也沒有收到診所或精子庫的任何消息當時診所沒有對塞琳解釋太多情況。但當她自己展開調查時才發現,女兒在歐洲各地有數百個同父異母的兄弟姐妹。僅僅是在丹麥的診所接受手術生下的孩子,就有99個。紀錄片《我們的父親》海報。其實,為了避免讓那些同父異母的孩子們相遇、組建家庭和生育子女,多數歐洲國家都有明確規定,一個捐精者只能幫助有限數量的家庭。問題是,歐盟各國在這個具體數量上並沒有達成一致。法國的限制是10個孩子,英國限定在12個家庭以內;而在德國和丹麥,一名捐精者幫助的上限是15個家庭。這導致了精子庫無法根據各國標準,為每一份樣本科學劃定一個固定的捐獻次數。歐洲精子庫在2022年設定,同一人的精子只能用於75個家庭;其競爭對手、號稱“世界最大精子庫”的丹麥Cryos International(下稱“Cyros”),則沒有設定全球範圍內每名捐精者幫扶的家庭數量上限。無論是按照那個國家的標準,用Kjeld的精子樣本“親生”孩子都遠遠超過了合理範圍。此前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各國衛生部這時候終於開始驚訝了。《匹茲堡醫護前線》西班牙國家衛生部表示,“這就是丹麥的精子庫未考慮大規模分發的惡果。”比利時衛生部也展開了調查,2022年到2025年間,緊急阻斷了另外28名丹麥捐贈者的精子因遺傳病風險。其中27人來自歐洲精子庫,1人來自Cryos。歐洲精子庫承認,“在某些國家,確實已經超出捐贈者可用於家庭數量的限制,原因是診所報告不足、系統不健全以及生育旅遊。”同時,歐洲精子庫對受影響的家庭表達“最深切的同情”。“可以見得,規則並未被遵守。一個捐贈者能生這麼多孩子,這太不對勁了,遠遠超出了正常生物學範疇。我們必須審視相關立法以及精子庫的義務了。”瑞典卡羅林斯卡研究所癌症遺傳學教授斯韋特拉娜·拉格克蘭茨說。當生孩子成為一門生意這件事,暴露出輔助生殖技術中不為人熟知的風險。精子庫只是其中的一環。在歐洲精子庫的介紹中,註明了“沒有任何篩查過程可以完全消除所有風險”,原因是“當前醫學科學和可用技術有侷限性”。一些疾病,例如脊髓性肌萎縮症(SMA),即使是仔細篩查過了,仍然存在約0.08%的殘餘風險。而且,這些精子庫本質上是要計算成本、利潤的公司。歐洲精子庫雖然自身“選擇多元、資源優質”,且其篩選已經比大多數精子庫要更為細緻,但TP53基因的監測依舊是其力所不及。全基因組測序成本高昂、解讀難度大、篩查周期長,通常不被精子庫納入常規篩查中。《匹茲堡醫護前線》歐洲精子庫“暴雷”後,世界各地的其他精子庫也感受到了信任危機。西班牙的伯納貝烏精子庫急忙宣佈,自家的產品“很乾淨”,從不使用外來的樣本;美國西雅圖精子庫開啟“打補丁式”檢測,有針對性地檢測基因序列,優先篩查高外顯率疾病和遺傳性癌症風險。他們要共同面對的,還有精子庫的倫理爭議。英國蘭卡斯特大學的醫學倫理學家約翰·阿普爾比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廣泛使用捐贈精子所帶來的影響是一個“巨大的”倫理雷區。他表示,這裡有身份、隱私、同意、尊嚴等問題混雜在一起。在相互衝突的需求之間,必須“權衡取捨”。生育行業“有責任控制捐精者的使用次數”,但達成全球性法規無疑“非常困難”。輔助生殖全球化、市場需求急劇增加,是無法改變的現實。根據歐洲人類生殖與胚胎學會提供的最新資料,2021年,在37個歐洲主權國家進行了超過110萬次輔助生殖治療。“大市場調研” (Grand Market Research)的研究顯示,隨著生育率下降和家庭結構的變化, 全球生育服務市場估值已超過450億歐元。未來10年生育服務市場的平均增長率為7%~9%,但行業的監管水平評級卻是“較低”。電視劇《老友記》截圖。政策改革,指向了透明化。根據將於2027年8月生效的新歐盟人體起源物質(SoHO)規則 ,精子庫必須保留捐贈者的初始資訊,方便管理分發。2024年11月,歐洲人類生殖與胚胎學會(ESHRE)建議“立即在歐盟範圍內實施每位捐贈者50個家庭的上限”。在英國,精子捐贈者已經不再享有匿名權,通過一套官方程序,孩子就可以得知自己生父的身份。但透明就能解決一切問題嗎?歐洲精子庫的網站上顯示,如果捐精人只為一個家庭提供精子,那麼精子的起步售價為39000歐元(約合32.3萬元人民幣);但如果能接受捐精人的精子流入市場,每個家庭承擔的精子價格僅略高於6000歐元(約合4.9萬元人民幣)。在這裡,消費者要面臨兩難的困境:如果能接受精子資源“共享”,他們承擔的費用會很少,只是要承擔更高的風險;反之,要“買安心”,就只能花更多錢。Cryos的一位負責人表示,對精子捐贈施加更多限制只會導致家庭“轉向完全不受監管的私人市場”,比如地下黑市。生意中盤根錯節的算計很多,但精子庫生意的真正基礎,是一個個孩子的生命。“人們真正關心的是整個系統。”冰島最大的生育診所Livio的老闆斯諾裡·艾納松表示,“其實早就能預想到,總有一天,會有一名捐贈者攜帶一些意想不到的東西,這在生物學意義上是很正常的。但如果我們不清楚他的精子去了那裡,那就很可怕了。”《慾望都市》賽琳說,她不恨Kjeld,因為他也是無辜的不知情者。她憤怒的只是診所提供的是“不乾淨、不安全”的產品。現在,她的孩子必須每年接受全身核磁共振(MRI)和腦部掃描。“我們不知道癌症什麼時候來,不知道是那種癌症,也不知道有幾種癌症。”這位母親說,“我們只知道,如果它來了,我們就戰鬥。”截至本文發稿,Kjeld的孩子還沒有找全,197這個數字,還有可能繼續增長。這枚“基因炸彈”仍沉默地分佈在全球各地。 (36氪)
越老越不容易患癌?但你得先活到這個歲數
癌細胞也會變老嗎?近日,來自美國史丹佛大學和賓夕法尼亞大學的科學家聯合在《自然-衰老》上發文稱,衰老可以抑制致癌基因KRAS驅動的肺癌發生,並明確指出癌細胞也會衰老,進而導致對人體的致病力下降,從而減少人們罹患癌症的情況。那麼,衰老到底會導致癌症發病上升還是下降呢?為何高齡老人癌症發病率下降《英國癌症雜誌》曾報導,40歲之後,人群的癌症發病率隨年齡增加呈指數級快速增長。有些人甚至說:“只要活得長久,早晚都是要得癌症的。”事實上,這種說法是有一定科學根據的。研究表明,人體的細胞中存在著抑癌基因,隨著年齡增加,抑癌基因也會衰老,從而削弱對細胞惡變風險的控制力。同時,隨著年齡增加,環境中的有毒化學物質、輻射和病毒感染等造成的DNA損傷也會在細胞中不斷積累,加速細胞基因突變,增加形成癌細胞的風險。更為重要的是,人體的免疫系統也會隨年齡增長而衰老,導致其對癌細胞監控能力下降。然而,當進一步放寬老年人癌症研究的年齡尺度時,流行病學的研究結果卻表明,人類進入老年階段後,癌症的發病率開始會不斷增加,到70多歲時達到頂峰,而在85歲後則不再上升,反而出現下降趨勢。由這些資料可以推測,在高度老齡階段,衰老過程本身可能就是抑制癌症發生和發展的原因。癌細胞變老可減少癌症發生那麼,為什麼衰老抑制癌症發生和發展呢?答案就是癌細胞也變老了。從生物學的角度來看,衰老給生命體及其細胞帶來的變化是系統性的,癌細胞也不能倖免。20世紀中期,人們發現人體的胚胎細胞如果在體外進行培養,只能傳代到51到59代,就因為過度衰老無法繼續增殖了。這個傳代的極限被稱為海弗利克極限,是正常人體組織細胞都要遵守的規律。一直以來,人們認為癌細胞並不遵守海弗利克極限。一方面,有研究認為海弗利克極限存在的原因是細胞在分離DNA複製時端粒會不斷消耗,導致染色體DNA分子不斷縮短,使得細胞因功能基因受損而無法繼續生存和增殖,而癌細胞有端粒酶可以修復端粒的長度,因此沒有海弗利克極限。另一方面,科學家在20世紀60年代初成功分離培養了人宮頸癌細胞系HELA細胞。該細胞至今已傳代了60多年卻依然保持旺盛的增殖能力,子代細胞重量已超過5000萬噸,有5個諾貝爾獎都是靠這個細胞株的相關研究支撐起來的。事實上,隨著研究不斷深入,人們發現端粒酶在普通細胞中也是存在的。癌細胞的端粒酶和普通細胞相比並沒有特別不同的地方,端粒酶並不是癌細胞不老的決定性因素。另外,HELA細胞可以說是癌細胞的“天選之子”,增殖力和生存力極高。幾十年來,在體外培養中生存能力超越HELA細胞的人類細胞是非常罕有的。絕大多數癌細胞會老去、會死亡,不能長生不老。2023年《細胞報告》的一篇文章就報導了人體重要致癌基因之一——Myc,也是人體抗衰老的重要基因。人們在小鼠出生後一個月就對Myc基因進行干預使其失活。這大大降低實驗動物的癌症發病率,但同時也會導致小鼠在形態、行為學和機體代謝等方面出現早衰的症狀,加速小鼠的衰老。此時,如果Myc基因的活性得到恢復,則可能會使腫瘤的發生率回升。這表明,讓癌細胞變老,可以減少癌症的發生,達到延長壽命的目的。一條治療癌症的新路2024年,在國際預印本bioRxiv平台上有兩項關於衰老與癌症的研究備受矚目。一項研究是美國史丹佛大學的研究團隊應用基因編輯技術分別“關閉”了年輕小鼠和老年小鼠的20多個已知抑癌基因。結果表明,年輕小鼠體內腫瘤的重量、數量和體積均超過了老年小鼠體內的腫瘤,這表明老年小鼠可能存在某種衰老相關的抗癌機制。本文開頭提到的《自然-衰老》的文章也是該團隊進一步研究的成果。他們進一步解釋了老年小鼠抗癌的機制,結果表明衰老可導致PTEN等抑癌基因功能下降,但細胞內KRAS等致癌基因的功能也會因為衰老而下降,而後者在衰老時活性下降對癌症發病率的影響比抑癌基因活性下降造成的影響更大。另一項研究來自美國斯隆-凱特琳紀念醫院癌症中心。科研人員發現,當細胞衰老時,可以產生一種被稱為NUPR1的衰老相關蛋白質。這種蛋白質能夠造成細胞缺鐵,從而使其快速生長。在人體的肺組織中,80歲以上人群NUPR1蛋白的表達量比55歲以下人群更高,這可能就是80歲以上高齡老人罹患肺癌風險更低的重要原因。對於癌症與衰老的關係,美國國家癌症研究所一位研究人員曾發文指出,“衰老對癌症來說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年齡是公認的癌症發生風險因素,基因突變累積、免疫力下降導致監測和對抗癌症的效率下降,會使癌症風險上升;另一方面,衰老也是有效的抗癌保護機制,迫使癌前細胞停止分裂。”如果僅僅是考慮體細胞驅動的突變隨著年齡的增加而不斷增多,衰老將會顯著增加腫瘤基因突變,並最終到達發生癌症的門檻。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大多數癌症會在中年和老年階段才首次出現。但是,裸鼴鼠、某些蝙蝠、大象和藍鯨等長壽哺乳動物發生癌症的機率比較低。這表明,很多長壽相關的抑癌機制還未被揭示。對癌細胞“變老”及其機制的研究,也為人們指出了一條治療癌症的新路,就是讓癌細胞“變老”死去。人們可以採用“點穴”的方法,利用基因編輯技術讓癌細胞表達NUPR1等衰老蛋白基因,用讓癌細胞“老死”的方法治療癌症。相對於正面攻擊癌細胞的療法來說,這種癌症治療方法對機體的影響更小,不良反應更小,更加適合高齡老人。 (中國科學報)
日本癌症5年生存率:胃癌63.5%、肺癌35.5%
日本國立癌症研究中心11月19日公佈了2012~2015年確診的癌症患者的5年生存率。與1993~1996年相比,有的癌症出現上升,有的癌症則出現下降……日本國立癌症研究中心癌症對策研究所彙總了調查結果(圖片由該中心提供)日本國立癌症研究中心11月19日公佈了2012~2015年確診的癌症患者的5年生存率。肺癌為35.5%,胃癌為63.5%。此次按照癌症部位分析了日本各都道府縣的生存率,更容易比較出地區差異。胃癌呈現出宮城縣的生存率較高、愛知縣較低的趨勢。調查結果有望為日本各地區採取癌症對策提供參考。日本國立癌症研究中心癌症對策研究所彙總了此次報告。統計對象及生存率計算方法與以往的調查不同。此次共調查了日本44個都道府縣的254.7萬個病例(上次為22個府縣的59.2萬個病例)。計算方法採用了考慮死因僅為癌症的指標“淨生存率”,這使得癌症的實際情況得到更好的反映。按日本各都道府縣來看,以胃癌的5年生存率為例,宮城縣高達70%以上。而愛知縣的5年生存率不到60%,低於其他地區。癌症對策研究所的相關負責人表示:“各地的早期診斷等癌症對策可能對生存率產生了影響”。不同癌症的性質及應對措施存在差異。從各部位癌症的生存率來看,攝護腺癌(生存率為94.3%)及子宮癌(生存率為75.9%)的生存率高於肝癌及肝內膽管癌(生存率為33.7%)等。此次統計還更改了過去長達約30年時間裡使用的生存率計算方法。2012~2015年的生存率與1993~1996年相比,有的癌症出現上升,有的癌症則出現下降。以多發性骨髓瘤為例,2012~2015年男性生存率為45.6%,上升21個百分點,女性為44%,上升15.5個百分點。另一方面,膀胱癌的男性生存率為67.2%,下降10.6個百分點,女性為53.2%,下降5.9個百分點。 (日經GO)
《tcmc赴日參加BioJapan 強化國際合作推動亞洲細胞治療產業化》專注於細胞與基因治療(CGT)製造的尖端CDMO企業——台灣細胞製造公司(tcmc),於10月8日至10日參加在日本橫濱舉辦的亞洲頂尖生技盛會 BioJapan 2025,展現其世界級細胞製造實力與整合CDMO服務。tcmc此次受經濟部生技醫藥產業發展推動小組(BPIPO)邀請參展,不僅成為現場焦點,更獲多家日本主流媒體報導與關注,讓台灣抗癌實力在國際舞台上增添亮點。tcmc是符合PIC/S GMP規範的細胞製造設施,專注於基因修飾細胞的商業化製造,也是亞洲少數專注於CGT的專業平台之一。提供無縫的一站式CDMO服務及法規支援,涵蓋從臨床前開發、臨床試驗到商業化量產的完整流程,其專業涵蓋CAR-T、NK細胞、DC細胞、CIK細胞等多元細胞療法,並以嚴謹的CMC流程為基礎。透過符合國際標準的客製化解決方案,tcmc已成為連結亞洲生技創新與全球市場的重要橋樑。多家日本媒體指出,tcmc專注於次世代基因工程細胞治療,特別聚焦CAR-T。其平台設計兼具高純度、高效率細胞擴增與完整臨床可追溯性。同時,tcmc具備強大的病毒載體研發與大規模生產能力,涵蓋慢病毒等技術,為先進療法提供安全可靠的基因轉殖工具。憑藉密閉式系統設施,tcmc有效降低污染風險並提升製造效率。在品質管理、成本效益與量產能力上的卓越表現,讓tcmc被譽為「CGT產業的台積電(tsmc)」。這些優勢使tcmc能夠協助新創公司加速臨床開發,並支持跨國藥廠更快將突破性療法推向市場。tcmc展位現場交流熱絡,吸引眾多國際藥廠、細胞療法新創公司及生技投資者駐足洽詢。來自日本、美國及歐洲的多家跨國企業更主動表達合作意願,洽談內容涵蓋委託製造(CDMO)、新療法聯合開發及策略性技術聯盟。多位國際藥廠代表指出,tcmc已達全球一流水準,尤其在支持細胞療法快速進入臨床試驗與擴展商業化產能方面,展現極高的戰略價值。這些正面回饋不僅彰顯tcmc的國際實力,也反映全球市場對亞洲CGT製造能量的高度期待。 除參與展會外,tcmc亦與經濟部生技醫藥產業發展推動小組(BPIPO)等共同拜訪日本三大藥廠之一的Astellas安斯泰來製藥・筑波研究中心(Tsukuba Research Center–SakuLab)及國立癌症中心東醫院(NCCE)等,期望透過此次交流,建立與日本頂尖臨床與研發機構的友好關係,進一步探索在細胞治療、再生醫療與創新癌症醫療技術應用等領域的合作可能。tcmc董事長林成龍博士表示,CAR-T療法正持續改寫癌症治療的未來藍圖。正如知名腫瘤學家 José Baselga 所言:「癌症治療的進展不是一場獨自的短跑,而是一場全球接力賽。」tcmc正是這場全球接力中的關鍵一棒,透過與全球夥伴的緊密合作,加速細胞治療在亞洲的應用,並致力於將創新轉化為真正的治癒可能,讓更多癌友及病患看見希望。繼今年6月於波士頓登場的 BIO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後,tcmc再度出征亞洲生技重鎮日本,展現其「連結國際、扎根亞洲」的策略定位。未來,tcmc將持續深化與全球創新藥廠合作,共同推動細胞與基因治療的產業化,實現「亞洲細胞治療製造樞紐」的願景。
120萬一針,癌細胞清零?癌症患者的“救命稻草”為何遙不可及?|每日觀察
抗癌第四年,李晴用盡了所有傳統治療手段,病情卻仍在進展。主治醫生向她推薦了CAR-T療法——這個她從沒聽過的前沿技術,成了她“最後搏一搏”的希望。2022年3月,在湖北咸寧的家中,28歲的李晴無意中摸到了右側乳腺有腫塊,隨後在武漢亞心總醫院被確診為瀰漫性大B細胞淋巴瘤,一種淋巴造血系統惡性腫瘤。三年間,她經歷了化療、自體移植、靶向藥乃至中醫針灸等多種療法,腫瘤仍多次復發、全身轉移。今年初,幾近放棄的她聽從醫生建議,在天津市第一中心醫院接受了CAR-T單靶點治療。在她看來,這種療法比化療舒服多了——一針見效、沒有嘔吐、掉頭髮的副作用、低燒了幾天便能正常生活。半個月後,她體內癌細胞已基本清零。事實上,李晴所接受的CAR-T是一種免疫細胞療法。簡單來說,就是將人自己的免疫細胞提取出來,通過高科技手段增強它的“威力”,再送回患者體內,用來消滅癌細胞。因此,如同擁有“智能導彈系統”的“特種部隊”,CAR-T療法憑藉在血液腫瘤領域取得的驚豔“戰績”,成為近年抗癌治療的“新秀”。目前國內已有6款CAR-T產品上市,主要用於白血病、淋巴瘤和多發性骨髓瘤,部分產品和適應症的患者10年生存率可以超過50%,甚至其中80%以上的患者病情可以完全緩解。全球首例接受該療法治療的白血病患兒,已無癌生存13年,並在今年5月慶祝了自己的20歲生日。希望背後,另一個問題也隨之而來。這項個體化療法常被貼上“天價”標籤。國內CAR-T治療定價普遍在100萬–130萬元之間,且尚未納入醫保,患者需完全自費或借助商業保險承擔。李晴治療後,不少病友前來諮詢,但多數因費用高昂而無奈放棄。細胞療法真能“終結”癌症嗎?目前還存在那些瓶頸?天價療法又如何才能真正惠及普通患者?1曙光與瓶頸和李晴的背水一戰不同,27歲的洪麗主動選擇了CAR-T治療。她患系統性紅斑狼瘡已有八年,一直採用激素和免疫抑制治療,不僅面臨股骨頭壞死風險,病情還反覆發作。“有病友接受CAR-T治療後慢慢停了藥,我也希望可以徹底擺脫困擾。”今年7月,經全面評估,洪麗進入武漢市第一醫院的試驗組。她首先要做的是“血細胞分離”。醫護人員從她的頸部靜脈採血,通過一台專用裝置分離出血液中的T細胞,再將這些細胞低溫送至實驗室進行提純和改造。“我們身體裡有一支強大的‘免疫軍團’,它們每天都在保護我們,抵禦病毒、細菌和各種壞蛋。T細胞就像是‘免疫軍團’裡的‘特種兵’,戰鬥力超強,但有時候會被狡猾的癌細胞騙過去。”中國藥科大學多靶標天然藥物全國重點實驗室新藥研究中心主任錢海解釋道。所謂CAR-T療法,就是科研人員把T細胞從患者體內提取出來,通過技術手段,給它們裝上“GPS”和“動力馬達”(CAR),升級為CAR-T細胞,並擴充數量。裝備升級後的“特種兵”們,不僅能精準識別癌細胞,還威力大增。這時,再把它們送回患者體內,用以消滅癌細胞。不僅如此,這些改造後的“免疫衛兵”可在體內長期存活、增殖,持續清除癌細胞,降低復發風險。目前,除CAR-T外,CAR-NK、TCR-T、TILs等細胞療法也在研發中,其機制和應用各有不同。現在,洪麗正在家等待細胞回輸。儘管CAR-T的不良反應普遍較小,但她仍不免忐忑。錢海指出,少數患者可能出現高燒、低血壓、呼吸衰竭、多器官功能衰竭、癲癇等不良反應,嚴重時甚至危及生命。值得注意的是,CAR-T在血液腫瘤中效果顯著,但對實體瘤(如肺癌、胃癌)仍存在較大侷限,並非是萬能的“靈丹妙藥”。錢海解釋說,血液瘤癌細胞分散於血液中,易於識別;而實體瘤結構緻密,會阻礙T細胞滲透。此外,實體瘤異質性強,癌細胞易變異,可能導致CAR-T治療效果打折扣。2“天價”之困然而,對大多數患者而言,比療效更現實的問題是——“用不起”。目前,已獲批的商業CAR-T療法定價高昂。以傳奇生物和藥明巨諾的產品為例,前者在美國定價46萬美元/人(約合人民幣326萬),後者在中國定價129萬元/人。面對百萬元等級的治療費,多數患者只能尋求“同情CAR-T”治療。——所謂同情療法,是指患者在無藥可救的情況下,使用尚未獲批的實驗性治療方法,其成本通常由研究機構承擔。李晴和洪麗均接受的此類治療。但同情CAR-T並非人人可及。錢海表示,試驗組對入組患者有嚴格要求,比如:常規治療無效、身體可承受副作用、腫瘤表達相應靶點、無嚴重感染或器官衰竭。李晴就曾因乙肝病史被一家醫院拒絕。“絕大多數患者負擔不起商業CAR-T。我在武漢認識的幾百個病友中,只有兩人選擇了商業治療。”李晴說。然而,同情CAR-T療效存在更大不確定性。因經濟困難,李晴在5萬元(交給廠家的費用)的單靶點和10萬元的雙靶點CAR-T之間選擇了前者。父親因肝癌早逝,母親重組家庭,她與妹妹相依為命。此前治療已花費30多萬元,她賣掉了鎮上唯一的房子,停薪留職,靠每月1000多元的低保維生,還背負了十幾萬債務無力償還。或許因單靶點效果有限,癌細胞清零僅三個月後,她的淋巴癌再次復發。“如果重來,我一定會選雙靶點配合自體移植,治癒希望更大。但當時實在拿不出10萬元,誰不想活下去呢?”她迫切希望CAR-T等細胞療法能儘早納入醫保,緩解患者經濟壓力。創新藥價格為何高企?中國藥科大學醫藥價格研究中心主任路雲指出,這主要由研發“高投入、高風險、長周期”的特性決定。創新藥研發成本高、成功率低,失敗項目的成本需分攤到成功上市的藥物中,且創新藥多針對臨床急需的治療空白,上市後具有較強不可替代性,藥企因此設定較高初始價格以回收投資。錢海補充道,CAR-T成本居高不下還有其他一些原因。其核心物料嚴重依賴進口,供應鏈不穩定且價格昂貴,儘管近年嘗試國產替代,成本依然較高;製備流程複雜,涉及T細胞分離、CAR基因匯入、無菌控制等多個環節,需專用裝置和高價耗材;目前適用患者規模小,難以攤薄成本。他估算,單例CAR-T生產成本(含人力、場地、原料)已達60萬–70萬元,疊加研發、市場、運輸及銷售成本後,百萬元定價並不誇張。而在醫保層面,路雲表示,儘管國家醫保目錄調整已縮短至每年一次,准入方式改為企業申報,並聚焦五年內新上市藥品,但醫保基金始終面臨“廣覆蓋、保基本”的壓力。如何讓更多人享受到基礎醫療保障,同時又能支援新藥研發、滿足多樣化的用藥需求,醫保政策面臨不小的壓力。3讓更多人用得上,還要等多久?如何讓創新療法惠及更多患者?多位專家指出,需通過多層次支付體系、成本最佳化和擴展適應症等方式逐步推進。路雲介紹,國家醫保局今年推出“商業健康保險創新藥品目錄”,與基本醫保形成“雙目錄”制度。需求大、醫保可負擔的藥物納入基本醫保;療效好但價格高、超出醫保承受範圍的新藥則納入商保目錄,通過市場資金支援。在此模式下,商業醫療保險成為高值創新藥的“新支付途徑”,既為患者提供更多選擇,也為藥企保留合理的利潤空間,促進“保基本”與“促創新”的協同。但錢海指出,受收入水平限制,國內購買商業保險的人群仍有限,尤其在偏遠農村,部分家庭連每年數百元的新農合(農保)費用都難以承擔。因此,僅靠商保無法完全解決問題。降低成本才是關鍵。錢海認為,需推進自動化製備系統研發以減少人工和污染風險;提升國產技術,加快國產替代——國產裝置價格約為進口同類產品的一半,原輔料定價更是低至四分之一,這能顯著壓縮整體費用。“現有CAR-T療法還是‘一人一藥’的‘高定款’,需要用每個病人的細胞單獨製作,成本高、耗時長。”錢海預測,如果能研發出“均碼款”的通用型CAR-T,以藥品現貨的形式,實現規模化生產和應用後,單價可大幅降至20萬元以內。但通用型產品需克服免疫排異問題:如何防止病人的免疫系統排斥外來細胞。目前國內外多家企業都已展開相關研究,有的已進入臨床試驗階段。擴大適應症也能惠及更多患者。目前CAR-T主要應用於血液腫瘤,但在佔腫瘤病例90%的實體瘤領域,以及自身免疫病、感染性疾病和衰老相關疾病等領域也有巨大潛力。如今產業界正在探索,讓細胞療法在肝癌、胃癌、胰腺癌等患者更多、病情更險惡的癌種上,呈現更好的療效,甚至治癒。通過擴展適應症,可服務更廣泛人群,攤薄成本,形成規模效應。錢海從事創新藥物研究多年,申請過29項中國專利,4項國際專利。在他看來,真正的醫學突破,不僅在於科研前沿,更在於讓創新療法穿越價格壁壘,成為人人可及的希望。 (新華每日電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