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米特·羅姆尼（Mitt Romney）羅姆尼先生為共和黨人，2019年至2025年擔任美國猶他州聯邦參議員。2012年，一些政治廣告暗示，我提出的某些政策主張一旦落地，就等同於把奶奶推下懸崖。事實上，我的主張恰恰是為了防止這種事發生。而今天，我們所有人，包括我們的奶奶，確實都在朝懸崖走去：如果按預測，社會保障信託基金在2034財年耗盡，福利將被削減約23%。政府需要數兆美元來填補缺口。當放貸者拒絕繼續提供資金，除非能拿到高得多的利率，經濟災難幾乎必然隨之而來。另一種選擇是政府印更多的錢，從而引發惡性通膨，以貶值的方式消化國債，同時也會把你的儲蓄一併稀釋掉。通常，民主黨人堅持提高稅收，共和黨人堅持削減支出。但考慮到國債規模之巨，以及懸崖之近，兩者都不可或缺。政府效率部（DOGE）曾以焦土式方式削減預算，結果慘敗。歐洲則證明，如果稅負高得離譜卻不約束支出，會壓垮經濟活力，從而加速懸崖到來的速度。在削減支出方面，只有對法定福利項目的改革才可能產生實質性影響，因為（Social Security）和醫療保險（Medicare）之類項目佔了政府支出的絕大部分。沒人會認可削減當前或臨近退休人群的福利。但面向未來退休者的社會保障與醫療保險福利，應當實行收入和資產審查，換句話說，按需發放；而領取福利的起始年齡，也應與美國人的預期壽命掛鉤。在稅收方面，是時候讓像我這樣的富人多繳一些稅了。我們目前大約17%的平均關稅稅率，確實能在財政帳上提供一定支撐。把關稅翻倍這在“解放日”之後一度看似可能，但那樣只會進一步加重低收入與中等收入家庭負擔，並對市場造成嚴重後果。我曾長期反對上調聯邦保險繳款法案工資稅在工資收入上的應稅上限，也就是社會保障工資稅的封頂線（今年為176,100美元）。現在我不再反對了；懸崖所帶來的後果，改變了我的看法。新增稅收收入潛力最大的來源，恐怕也正是從公平與社會穩定的角度看最具說服力的一項舉措。有人把這稱作堵住稅法中的漏洞，但“漏洞”這個詞對它們的體量嚴重低估。稱它們為“地窟”或“洞穴”，反倒更貼切。例如，在資產持有人去世這一節點，對巨額資產的資本利得如何處理，本身就是一處典型的“洞穴”。我們以埃隆·馬斯克作一個純假設的代稱來算：假如他當初以10億美元買入特斯拉股票，並一直持有到去世，且屆時這些股票價值達到5000億美元，那麼這4990億美元的增值將永遠不會被徵收約24%的聯邦資本利得稅。為什麼？因為按稅法規定，未實現的資本利得不會在死亡時徵稅。再加上所謂“成本基礎調增”條款，繼承人在取得這些股票時，其成本基礎被視為死亡時的公允市場價值，也就是5000億美元。結果是，這4990億美元的生前累積增值在資本利得稅意義上無人繳稅，永遠如此。當討論的是幫助家庭保住自家的農場時，這項不尋常的規定或許說得通。但它被億萬富翁用來規避資本利得稅。若要增加財政收入，就應當把這處“洞穴”封死，至少對1億美元以上的巨額遺產如此。封堵房地產領域的這些“洞穴”，同樣能帶來更多稅收收入。所謂“1031置換”（1031 exchanges），允許房地產開發商在一棟建築盈利出售時遞延確認資本利得，從而推遲繳納資本利得稅，並且在反覆置換、長期持有等情形下，稅負甚至可能最終落空。對建築購置成本計提折舊扣除，也會把應稅收入壓下去；而在以債務融資購置的結構下，折舊仍可圍繞包含負債在內的成本基礎展開，從而進一步起到“遮蔽”收入的效果。與前一個例子一樣，若某些利潤極其豐厚的房地產資產一直持有到資產持有人去世，那麼其生前累積的增值在資本利得稅意義上也可能不被徵稅。我推測，這些規定最初意在刺激房地產行業；但在今天，它們更像是在為身家數十億美元的人提供稅負上的隔離與庇護。還有更多“漏洞”和“洞穴”值得繼續清點並對超級富豪加以封堵，包括州與地方稅抵扣、附帶權益的稅率安排，以及超大遺產在死亡時的慈善扣除限制等。在這些情形裡，富人並不是在欺騙政府，他們是在按規則行事。但在前方風險如此之大時，我們必須遵循威利·薩頓（Willie Sutton）的規則：錢在那裡，就去那裡。我相信自由企業，也相信所有美國人都應當有機會追求財務成功。但我們已經走到一個節點，無論如何組合解決國家經濟問題的方案，都繞不開一個事實：最富有的美國人必須承擔更多貢獻。當然，如果經濟增長能快得多，我們就能遠離債務懸崖。這句常識長期以來為政客的不作為提供了藉口：減稅承諾帶來的更快增長，永遠都在前方拐角處，然而那個拐角從未到來。是的，稅收會拖慢增長。但我提出的大多數措施，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相對有限。如果我的政黨想成為那個為工薪階層與中產階層提供更多機會的政黨，想成為那個試圖恢復人們對資本主義制度信心的政黨，那麼這將是一個起點。這既能幫助我們避開前方的懸崖，也可能在某種程度上平息憤怒。那種憤怒勢必會增長：當失業的大學畢業生看到享受稅收優勢的超級億萬富翁悠然駕駛著300英呎長的遊艇時，他們不會無動於衷。 (一半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