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尼與川普演講，各自表達了什麼？兩人對國際秩序甚至西方身份的認同顯然迥異。在表面的斷裂之下，一種基於現實主義的新共識或許正在建立。卡尼與川普的兩場演講在達沃斯會場迴響，卻彷彿來自兩個平行世界。兩人演講可能是最近十年關於國際秩序最值得關注的演講，2026年達沃斯論壇的官方主題是“對話的精神”（A Spirit of Dialogue），然而如今看來，即便在西方世界，斷裂也已無可避免。不過，在表面的斷裂之下，一種基於現實主義的新共識或許正在建立。一場演講來自加拿大新任總理馬克•卡尼。這位曾經的英格蘭銀行行長，以一貫的專業精神與職業氣度，發表了被譽為“數十年來最重要的國際關係演講”的講話。他的開場白擲地有聲：“讓我直言不諱。我們正處在一場斷裂之中，而非一個過渡期。”卡尼的演講並未直接點名川普，但川普的影響無處不在。甚至可以說，這次演講代表了西方世界對“川普主義”主導的國際秩序的再認知。另一場演講來自美國總統川普。英國《衛報》形容他“帶著一門侮辱大炮”走進會場。繫著鮮明的紅色領帶，以一如既往的修辭風格，他宣稱美國經濟正經歷“前所未有的增長奇蹟”，批判“華盛頓和歐洲各首都形成的傳統觀念”，並對盟友發出最後通牒式的選擇：“你可以說是，我們將非常感激；或者你可以說不，我們會記住。”有意思的是，卡尼和川普都不是西方的左翼代表。一個是職業官僚的代表，深諳盎格魯-撒克遜的審慎傳統，將財政審慎與社會自由相結合——學界與媒體普遍將他與傳統左翼自由派區分，視其為自由黨內偏右的務實派；另一個則被視為美國民粹主義的旗手，高舉“美國優先”的大旗，也有人認為他其實是回歸保守主義傳統。然而，他們對同一個世界給出了截然相反的診斷，開出了完全對立的藥方。這讓人不禁想起一個古老的問題：這個世界還會好嗎？川普強調，國際秩序從來不是平等的，也不應該是平等的，因為美國在現實中為歐洲等國家乃至全球提供了安全保護。對於自由主義之下的國際規則與國際機構，他的態度是懷疑：北約“對美國不公平”，世貿組織的規則“不對稱”。他的方案是關稅、雙邊談判與“美國優先”。格陵蘭島被他定義為美國的“核心國家安全利益”，他要求“立即就收購格陵蘭島事宜展開談判”，並指責丹麥“忘恩負義”——“如果沒有我們，他們或許會說德語”。加拿大也不例外，“加拿大因為美國而存在，對方需要記住這一點。”相比之下，卡尼的世界觀自然帶有自由主義的色彩。不同的是，他承認現實中的不平等，也承認美國提供的公共產品不完全是虛構的：“數十年來，加拿大等國家在所謂’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下繁榮發展。我們清楚，這一敘事部分是虛假的：最強者在需要時會豁免自身。然而，這種虛構是有用的，尤其是美國霸權提供了公共產品。但這一交易已不再奏效。”他援引捷克異議人士哈維爾的話，強調規則的重要性——不能因為“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從來不完美，就放棄對規則本身的追求。他們兩位，一個呼籲“集體韌性投資”，一個宣揚“交易性雙邊主義”。這場分裂已不僅是政策層面的分歧，而是關於“西方是什麼”的根本性危機。本質上，兩人對於西方的想像不同，即美國為主的西方與美國之外的西方。這場分裂的深層，是一場關於“西方是什麼”的身份認同危機。在川普的敘事中，西方首先是一個地理概念，是那些“因為美國才存在”的盟友。他反覆強調自己的歐洲血統——“母親100%蘇格蘭，父親100%德國”——建構了一種文明親近性的敘事。但這種親近性是有條件的：當代歐洲必須記住，它的安全、它的繁榮，都來自美國的保護。在卡尼的敘事中，西方首先是一個價值概念，這其實是歐洲在戰後流行的敘事，強調自由民主、法治、人權等原則，地理邊界是次要的，價值認同才是核心。也正因此，他呼籲中等強國的聯合。卡尼說：“在大國競爭的世界中，夾在中間的國家可以選擇相互爭寵；或聯合起來，開闢一條具有影響力的第三條道路。”“第三條道路”的說法在歐洲一直很有市場，這也是一種試圖在左右之間突圍的策略。如果運行得當，這種策略可以左右兼顧；如果運行不當，則可能左右失據。不過，卡尼能夠在當下提出這種口號，其實已包含對歐洲過去過於左翼的思想的反思。要理解這個問題，可能需要回到保守主義的源頭。1790年，當法國大革命的激進浪潮席捲歐洲時，愛爾蘭裔政治家埃德蒙•柏克寫下了《法國革命論》。這本書被視為現代保守主義的奠基之作。柏克並非反對一切變革，他反對的是那種試圖推倒一切的激進主義。從柏克開始，保守主義給出了三重承諾：對秩序的承諾、對傳統的承諾、對審慎的承諾。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在西方譜系中一直是亦敵亦友的關係。回顧自由主義誕生後的成功，多數情況是在保守主義的認同之下完成，二戰後的歲月最為典型。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的攜手，其實是在捍衛自由，也是二戰之後繁榮與和平得以實現的前提。當然，這一前提的存在源於他們擁有共同的意識形態敵人：蘇聯。1991年冷戰結束後，這個體系失去了對立面，美國成為唯一的超級大國。如今世界的紛爭，除了來自新興國家的挑戰，也源於美國與其他西方國家的衝突。這一問題在2008年金融危機後變得更加尖銳，而新冠危機更是加速了這一處理程序。新自由主義許諾的全球化遭遇本地化抗爭，以川普為首的政治勢力，既是美國民眾的呼聲，也是保守主義的另一種回潮。西方起源於歐洲，美國作為核心大國，北約的存在為歐洲長期提供了集體安全，而歐洲則在左翼的道路上充當道德導師。隨著美國自由主義走過周期頂點，權力與責任的長期不對等，使雙方產生齟齬，格陵蘭之爭不過是其中一例。從某種意義上說，卡尼與川普的演講也存在共振，雙方都強調對過去的改變以及對現實的認可。作家亞當•圖茲一直呼籲“進步現實主義”（progressive realism），他認同卡尼的演講，甚至追溯了卡尼在2019年的演講，當時他還只是英格蘭銀行行長。在那次演講中，卡尼提到一個值得銘記的歷史教訓：1920年代的金匯兌本位制。這是現代經濟史上僅發生過一次的全球貨幣體制轉變。當時情況如何？某種意義上，1920年代的混亂比起今天有過之而無不及。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舊的國際秩序已經崩潰，但新的秩序尚未建立。英國的霸權地位已經動搖，美國的霸權地位尚未確立。正是在這個過渡期，各國試圖建立一個以英鎊和美元為雙重錨定的貨幣體系。結果是糟糕的，甚至是災難性的，甚至間接引發了大蕭條。在卡尼看來，國際貨幣與金融體系的最優解仍是建立多極體系。不過，對於川普等人而言，這段歷史顯然有不同解讀。與二十世紀多數災難一樣，1920年代的問題不在於單極體系的崩潰，恰恰在於美國沒有充分利用自己的優勢地位。如果美國當時更加堅決地行使霸權，如果歐洲更加順從地接受美國的領導，那麼或許就不會有大蕭條，甚至也不會有第二次世界大戰。兩種歷史觀，兩種對未來的想像，背後是兩種對保守秩序的不同理解。卡尼的答案是保守秩序本身，即使這個秩序不完美，即使它需要改革，如果霸權威脅到這一秩序，應該稀釋霸權，尋找第三條道路。對川普而言，真正值得保守的是美國的強大，因此當某些規則威脅到美國的利益時，保守主義者應該選擇打破規則，而不是維護規則。如果從保守主義濾鏡審視，如何再度審視兩人衝突？卡尼選擇保守規則，即一個更加均衡的多極體系，雖然會削弱美國的特權，但會增強整個西方秩序的韌性。川普選擇保守霸權，即使這意味著規則會被打破，因為美國的強大才是西方秩序的真正基礎。本質上，這是西方陣營內部對於國際秩序的兩種想像的衝突，但並非不可調和。川普重申現實，而卡尼則主張在現實基礎上遵從規則。當“規則”與“霸權”之間存在差距，並非非黑即白，仍有大量的談判與博弈空間。在達沃斯的那個下午，當卡尼引用哈維爾，當川普揮舞關稅大棒，我們見證的不僅是兩位政治家的分歧，更是西方文明的一次自我拷問。卡尼與川普的對立，不是個人的對立，他們都自詡捍衛西方文明，但他們對於“西方文明”的定義，可能已經南轅北轍。在某種程度上，這是美國之外的西方世界的認同危機。他們曾經以為依賴道德感召力可以引領新世界，最終卻發現新世界與舊世界的實力對比實在太過懸殊——在絕對的實力面前，道德顯得蒼白無力，甚至無法拒絕搭便車者與投機者。過去這些年，“歷史的終結”“全球化的必然性”“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等定義，或多或少迴避了這些根本性的追問。我們到底是誰？我們到底在保守什麼？保守主義註定無法回到過去，也不在於拒絕變化，而是在於如何面對變化。問題的答案，或許能保守主義的傳統中找到根源。保守主義本身的特點，註定它更為經驗主義，相對缺乏系統理念，也沒有一個完整的意識形態。在一個進步主義主導的現代社會，保守主義的努力註定不斷遭受挫折。更重要的是，它需要解決自身的現代性問題：當傳統與現代性發生衝突時，我們該保守那一個傳統？或許，這場危機本身就是答案。歷史衝突的張力，本就是理念的交鋒。在不同的歷史時刻，這些張力會以不同的方式爆發。以往蘇聯是共同的敵人，後來這一敵人則面目模糊，甚至不少人認為敵人可能就是美國的霸權，乃至對“西方是什麼”有著根本性的分歧。對中國人而言，這種認同危機在最近兩百年不斷髮生。外部衝突不斷刺激中國作出回應，最終推動了中國的現代化。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著名漢學家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在研究中西互動時，提出了“衝擊-反應”模式，他甚至認為中國的每一次進步、每一次變革，都離不開對西方衝擊的回應。“中國的龐大傳統結構被砸得粉碎…… 經過三代人的更替，舊秩序已經改變模樣。西方的衝擊不僅帶來了技術與制度的變革，更重塑了中國對‘現代’的認知。”如今，這種認同危機來到了美國之外的西方世界。川普等人的出現只是開始，一場身份認同危機的序幕。這場危機會如何收場？沒有人知道。但有一點是確定的：無論結果如何，那個我們曾經熟悉的“西方”，已經一去不復返了。不過，這場斷裂，也許也是延續的開始。畢竟，歷史自有其鐘擺，如今不過是走過自由主義的高光周期而已。 (FT中文網)

上月，當英國首相基爾·斯塔默（Keir Starmer）在唐寧街10號的講台前發表講話時，他毫不掩飾對英國移民政策的批評。他直言，英國近年的做法是一場“沒有全民授權的開放邊界實驗”。為此，他宣佈將出台一系列收緊邊境管控、提高移民技能要求、實質上終結大規模移民的措施。作者：克萊爾·安斯利（Claire Ainsley），曾任英國現任首相基爾·斯塔默（Keir Starmer）顧問，現為進步政策研究所（Progressive Policy Institute）中左翼振興項目主任。這些舉措出自一貫主張移民開放的中左翼工黨（Labour Party）。長期以來，工黨的現代城市進步派選民始終支援更為寬鬆的移民政策，這不僅有利於他們自身的經濟利益（尤其有助於壓低生活成本），也符合他們所秉持的人道主義價值觀。問題在於，這些觀點與許多工人階級選民存在衝突。相對不富裕的選民多年來一直質疑大規模移民的影響，擔憂其對住房、公共服務、工資和社區的衝擊。英美等國的城市進步派，常常將工人階級選民的擔憂視為狹隘甚至種族主義。選民自然也會用轉變政治立場來回應。移民問題，比任何議題都更能代表中左翼政黨與其傳統階級基礎之間的裂痕。為了進步左翼及其價值觀，斯塔默的表態是一次關鍵的承認：無論政策還是政治方向，都需要改變。政界分析人士和競爭對手普遍認為，此舉是為了削弱右翼反移民黨派“英國改革黨”（Reform U.K.）的威脅，這一判斷確有道理。去年大選時，工黨之所以能夠部分贏回工人階級的支援，正是因為他們早早在邊境政策上轉向收緊——不過，隨著工黨執政壓力的增加，這部分支援也面臨流失風險。工黨內部普遍擔憂，英國會步德國、義大利和荷蘭的後塵，讓右翼勢力超越中左翼，成為最大黨派。如果僅僅把工黨的新政策視為權宜之計，那就大錯特錯了。認真對待移民問題，完全可以成為進步主義整體願景中的一部分，而不僅僅是為了籠絡工人階級選民、阻止右翼崛起的權衡之舉。推動社會進步和公平，離不開社會穩定與社區凝聚力的支撐。更重要的是，斯塔默也反對本土主義右翼的極端做法。去年英國爆發反移民騷亂時，他第一時間果斷平息動盪，安撫民心，而沒有激化矛盾。這一做法與本月川普政府在洛杉磯對抗議採取的粗暴手段形成鮮明對比。不過，右翼之所以經常與民意站在同一陣線，是因為部分左翼忽略了一個最基本的事實：邊境管控——即由誰進誰不進——正是民主國家的核心要義。缺乏邊界，國家主權就會喪失；沒有強有力的邊界，二戰後形成的福利國家體系也無法維繫，因為那是選民同意自我納稅以幫助同胞的成果。如果民眾認為國家政府無能為力，我們走向的將不是開放邊境人士所想像的社會主義烏托邦，而是無序競爭、弱肉強食的叢林社會。邊界混亂還會帶來心理上的不安全感。我至今記得，家人曾描述，童年時我們在英格蘭南岸的海灘上玩耍，經常看到載滿男人的小船擱淺，他們默默踏上卵石灘，消失在內陸。這種無序感對政治影響尤為巨大。大規模移民對工人階級社區的影響更為顯著。如今，英國每年新增人口相當於謝菲爾德（英國第六大城市）全市居民總數。這種規模的移民幾乎必然會削弱社會凝聚力。在英國，高移民已經影響到保障性住房的供給，抑制了工資增長，也衝擊了社區融合。如果未來十年繼續保持這一移民速度，政府為維持社會凝聚而投入公共資源的努力將失去公眾支援。人口總量很重要。當代進步主義困境的根本癥結在於身份認同的錯位。左翼將重心從階級轉向其他身份特徵，導致與工人階級選民日益疏遠。在自由主義秩序正受到左右兩翼威權主義衝擊的背景下，新的進步政治亟需建構一種能夠喚起歸屬感與團結意識的共同體。重申並重塑“現代民族國家”的理念，是實現這一目標的關鍵路徑。未來進步主義應以建設這樣一種社會為起點：它不僅能夠為每個人提供安全與機遇，更能讓人們在其中獲得責任感與歸屬感。當前困擾進步主義（左翼）陣營的一個根本性問題，是“身份認同”出現了錯位或危機。具體來說，過去左翼最重視的是“階級”，強調工人和勞動者的利益。但近年來，左翼在政治和政策上，越來越多地把注意力轉向了性別、種族、宗教、性取向等其他身份特徵，而不是階級本身。這種變化雖然拓寬了左翼的社會基礎，卻也讓許多傳統的工人階級選民感到被忽視或排斥，進而削弱了進步主義的群眾根基。（譯者註解，非原文內容）右翼錯誤地把民族定義為血統或把所有移民排斥在外，左翼則走向極端全球主義，弱化民族認同，削弱了國家共同體的歸屬感。現代民族認同應建立在集體責任、獲得公民身份的努力、風險與利益的共享之上，只有這樣才能讓社會重新凝聚。越來越多進步主義者開始認識到這一點。丹麥首相梅特·弗雷澤裡克森（Mette Frederiksen）自2019年以來重塑了本國中左翼移民政策，其核心理念是，限制移民其實是進步的，因為它有助於守護丹麥公民珍視的社會模式。弗雷澤裡克森成功削弱了丹麥極右翼的影響力。斯塔默本質上也在效仿她的道路。美國部分國會民主黨人也正開始朝這個方向轉變。進步派不能再迴避移民議題，而要主動掌控。如果處理得當，移民議題甚至可以成為新進步政治將“國家共同體與公民身份”置於中心的催化劑。它的意義遠不止擊退民粹主義右翼，更是讓我們從全球化失敗中走出來，鍛造強大、自信和高度凝聚的現代民族國家。 (一半杯）

美國群聊洩密事件後，因為不肯向媒體和民主黨低頭，川普最終還是保住了華爾茲的位置。這種情況下，總要有個背鍋的。華爾茲的副手黃之瀚（Alex Wong），就被選中了。黃之瀚著名右翼媒體人Laura Loomer這幾天就給黃之瀚做了個背景調查，在網上聲稱他的華人老婆曾經在民主黨任職，還參與了指控國會山暴亂者，顯然是MAGA的敵人。而黃之瀚的岳父更是與中國政府有聯絡……所以Loomer最後痛心疾首，連著用了好幾個大寫的“CHINESE”強調重點：一個政治不過關的中國人，怎麼能做美國的國家安全助理？Loomer「起底」黃之瀚這個Loomer在美國右派的影響力還是很大的，當初川普在總統大選辯論時冒出的「海地人吃貓狗」的金句，就是從Loomer那兒來的。而從黃之瀚本人的履歷來看，走的也是精英路線。父母早年赴美，通過經營房地產和貨運，躍升為中產階級。黃之瀚本科在賓夕法尼亞大學學習英語文學和法語專業，2007年取得哈佛大學法學博士學位，也在此期間遇到了後來的妻子、華裔移民二代Candice Chiu，兩人在2014年結婚。畢業之後，黃之瀚在哥倫比亞特區巡迴上訴法院擔任法官珍妮絲·布朗的書記員，併入職華盛頓的科文頓·柏靈律所，為多家大型國際企業服務。2012年大選期間，黃之瀚擔任共和黨候選人羅姆尼的外交與法律事務主任，因此進入共和黨政策圈。 2015年5月，他開始擔任選舉參議員科頓的首席外交、國家安全和法律事務顧問。所以Loomer這一通抓內姦，嚇得曾經跟黃之瀚工作過好幾年的鐵桿反華派湯姆·科頓都趕緊出來表態，認證黃之瀚是百分百的良民、百分百的MAGA戰士，川普大統領親自挑選的得力幹將，不要質疑他的美國魂。科頓為黃之瀚月台當然，湯姆·科頓在這裡力挺黃之瀚，不是因為他真的多關心黃之瀚，而是因為黃之瀚要是真的被打成中國來的奸細，那跟黃之瀚合作多年的他自己也就不干淨了。而且科頓不是天生就是MAGA的，他是後來才變成MAGA的。科頓和魯比奧他們一樣，都是建制派出身。在川普重用MAGA自己人的背景下，這些建制派出身後來才投靠MAGA的人，一直都被原生MAGA懷疑對事業的忠誠，如今也都有被邊緣化的傾向。這種美國右翼內部的親疏遠近，有助於我們理解黃之瀚為什麼突然被MAGA大V挑出來當典型案例來批判。2017年，黃之瀚低調地加入了川普政府，擔任國務院東亞和太平洋事務局中專責朝鮮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幫辦，並領導國務院實施「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戰略」。相較於起餘茂春之流的“滿嘴主義”，作為一名資深的技術官僚，黃之瀚可是從政策端實打實“推動”了中美關係。拜登在任期間，黃之瀚曾在國會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USCC）中任職，這個委員會的年度報告政策建議為國會特別是共和黨鷹派涉華立法提供了切實支援，例如推動取消駐美香港經貿辦的待遇和地位、限制TikTok等社交媒體的運營等。黃之瀚也特別關注中國試圖在科技領域超越美國的戰略，尤其是在人工智慧和軍事領域，這些恰恰是中美目前競爭最激烈的領域。但即便黃之瀚如此賣力，服務過包括川普政府在內的多屆共和黨政府，跟共和黨政客和智庫都關係過硬，他卻和絕大多數在美國政界任職的華人一樣，屬於建制派而非MAGA。從華人精英的角度出發，他們的世界觀和認知與強調精英主義和績效主義的建制派更為匹配，如今為MAGA服務屬於時勢所迫。反過來講，那些真的狂熱相信MAGA運動的華人川粉，大機率沒有進政界的能力和資源。而反過來說，MAGA的意識形態本質上就是排斥異族排斥華人的。雖然MAGA表面上說是讓「美國」再次偉大，但這個「美國」是有明確種族構成的。 MAGA想要復興的是一個白人主導的美國，而不是種族平等的多元化的美國。所以，雖然無論是川普內閣還是MAGA運動中都有一些少數族裔，但是他們往往只是用來掩蓋MAGA的種族敘事的陪襯，而不會被MAGA參與者們信任。黃之瀚這樣的“高華”，就是單純給MAGA運動幹活打工的，既不會被MAGA小將們看做自己人，也不會影響川普內閣的政治決策。所以真有什麼風吹草動，他們既容易被懷疑忠誠，也容易被拉出來背鍋。別說黃之瀚這樣相對年輕的華人了，就是共和黨大佬麥康奈爾的老婆、川普第一任期的交通部長、根基深厚的華人趙小蘭，當年不是照樣也被MAGA追著罵「通共」？當然，MAGA把華人精英當成背鍋的打工仔，不代表建制派就真把他們當自己人。四年前拜登政府組內閣的時候，華人甚至沒有擔任任何重要職位。當時還恰逢亞特蘭大槍擊案，引發了亞裔的抗議，最後也不了了之，華人在政界的地位可見一斑。這麼多年來，華人精英在美國政界的存在感，除了現在已經快查無此人的楊安澤，基本上就沒什麼了。華人政客最多有點地方上的影響力，一到全國舞台，基本上只有給別人打工的命。說到底，華人精英對於美國精神的理解，多半都有些打工人心態。很多華人覺得美國夢的核心是奮鬥，就是自己好好幹活，然後就能夠得到自由市場的報酬，得到美國社會的認可…然而美國歷史不是打工人寫的，是強盜和探險家開創的，是天定命運的心態所推動的。一個族群想要在美國有存在感，重要的不是當牛馬幹活，是爭搶和反抗，是相信一切都是自己應得的。許多華人看不起黑人、拉丁裔這些少數族裔，嫌棄他們好吃懶做，嫌棄他們用政治正確搶奪屬於華人的利益。但這些華人看不上的東西，正是屬於美國的生存之道。就拿黑人來說，不管身上有多少負面的標籤，但無論是在社會上還是在政治上，他們都是一個具有影響力的統一整體，無論是厭惡還是懼怕還是迎合。民主黨自由派自然不用多說，黑人黨團一直都相當有政治影響力。而即便是共和黨保守派那邊，他們也總是需要有一點黑人支援來裝點門面，好避險白人種族主義的印象。這既是因為黑人佔據了相當比例的人口數量，也是因為黑人有相對統一的認同。我們可以說歐巴馬這種黑人菁英政客，相較於底層黑人其實更像白人了，但底層黑人仍然認同這些菁英政客，這些政客也至少願意為了黑人爭搶些利益。雖然我們也可以說黑人如今按鬧分配能爭取到的利益，無助於解決美國社會的深層歧視，但對於一個只佔人口14%的少數族群來說，有終究還是比沒有強。那些相信好好幹活不爭就能實現美國夢的黑人，都死在1921年的“塔爾薩大屠殺”，死在猶如今天的加薩一樣被夷為平地的“黑人的華爾街”上了。但鬥爭當然也是付出代價的，想要非暴力鬥爭的馬丁路德金，想要暴力鬥爭的馬爾科姆X，想要學習社會主義鬥爭經驗的黑豹黨，都一個接一個被逮捕和暗殺了。美國黑人今天勉強說得過去的政治待遇，都是歷史上的血淚所留下的痕跡。美國的族群鬥爭永遠是殘酷的，靠的是暴力和組織，而不是靠績效。一些老一輩的華人可能還有一些鬥爭精神，但許多新一代華人對美國歷史和政治的認知幾乎為零，自然沒有那些意識。而且因為缺乏鬥爭精神，在美國的華人群體通常缺乏團結性，組織性也很弱。華人在美國的先天處境本來就很弱勢，人口不到美國的2%，一般只能歸入人口占7%的亞裔這樣一個大的類別之下。而華人不光對亞裔這個集體不認同，對內部各群體的華人也沒有什麼認同，甚至圈子內部相互仇恨。不同歷史時期來到美國的華人，從不同地區來到美國的華人，來自不同階級、出於不同目的來到美國的華人，彼此之間的認同少得可憐。不說那種政商界精英，就是很多一般華人中產，他們對華人這個概念的認同可能不如對白人的認同，更別說讓他們認同更底層的華人。2021年，一名91歲的亞裔老人被人從背後推倒更進一步，在美華人對於母國也是缺乏認同的。在美國亞裔各族群中，華人是唯一群體中大多數人不認同母國。整體來說，大約只有四成的在美華人對中國有好感，而在精英當中，看看那些爭著反華的華人政客，認同中國的比例就更少了。而且在中國崛起的大背景下，美國華人精英群體的心態也發生了很大變化。一方面，他們擔心過度認同中國會被美國主流社會排斥，影響自己的職業生涯和社交圈；另一方面，他們又不想完全放棄與中國的聯絡，畢竟中國的發展也為他們帶來了更多的機會和可能性。還有一種，眼看著既得不到中國發展的紅利，又要忍受日漸衰退的美國，他們在心態上也越來越失衡。然而，在以種族為邏輯​​運作的美國社會，一個族群不可能拋開母國的標籤獨自存在，不論他們和母國有什麼恩怨。有些華人可能覺得美國不是種族社會，日常生活沒碰到多少種族歧視，那些MAGA看起來也能正常溝通。畢竟到了二十一世紀，明面上的種族歧視和種族暴力就已經沒有那麼多了。種族仇恨在這種情況下，往往體現在群體和群體的關係中，而非個體與個體的關係。很多反華的美國人，可能面對現實中的華人時一切正常，甚至願意交朋友。但是一旦讓他們處於集體中，他們會毫不猶豫地支援任何給華人施加痛苦的政策，甚至願意親自參與到對華人的暴力之中。到頭來，反華的美國人打不到中國，還打不到美國的中國人嗎？誰管你心裡愛不愛美國，你長著中國人的皮囊你就是中國人。那些相信「政府不等於人民」「我反對中國不反對中國人」這種天真敘事的華人，特別是黃之瀚這樣積極參與反華的華人，終究是在讓自己的日子難過，而不是讓中國的日子難過。陳果仁母親陳餘瓊手持兒子的照片1982年，認為日本應該為美國失業負責的白人暴徒殘忍殺害了華人陳果仁，只因為他長得像日本人。陳果仁的死曾激起了美國亞裔爭取權利、反對歧視的大規模抗議。但到了幾十年後的今天，認為中國應該為美國經濟衰退負責的MAGA統治了美國政壇，亞裔們特別是華人們，又會做些什麼呢？陳果仁會白白送了性命嗎？ （底線思維）

不久前的巴黎時裝週上，好萊塢不老女神Naomi Watts帶著16歲的小兒子Kai在前排看秀。 媒體的焦點沒落在風韻猶存的Naomi身上，注意力全集中在身穿黑色緊身蕾絲裙，戴著墨鏡不苟言笑的Kai那裡了。 如果不是提前知道他的性別，誰說這不是個亭亭玉立的小女孩呢？ Kai一個DNA都不浪費，完全繼承了媽媽的頂級美貌，這張臉，不單止清秀，還初顯明星範和超模氣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