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獎得主
LeCun哈薩比斯神仙吵架,馬斯克也站隊了
吵起來了。圖靈獎得主和諾貝爾獎得主,為了“智能的本質”——直接激情友好地交流上了。AI三巨頭之一、圖靈獎得主Yann LeCun明確表示:純粹就是胡扯(complete BS)。而諾貝爾獎得主、GoogleDeepMind CEO哈薩比斯也不留情面了,指名道姓回擊:LeCun的說法簡直是大錯特錯。論戰之激烈,關注度之高,已經讓𝕏專門開闢了一個話題類股:馬斯克也跑來吃瓜了——沒有任何多餘的解釋,但這波他站哈薩比斯——“Demis is right”。當然,馬斯克的站隊可能也有別的原因。畢竟他和LeCun素來不是很對付,跟哈薩比斯則亦師亦友——馬斯克還是哈薩比斯DeepMind早期投資人。要科學吃瓜,可能還是要知道他們究竟在激辯什麼?爭論焦點:智能的本質是什麼?事情還要從LeCun幾天前接受的一場採訪說起。他在節目中言辭犀利地指出:根本不存在所謂的“通用智能”,純粹就是胡扯(complete BS)。這個概念毫無意義,因為它實際上是用來指代人類水平的智能,但人類智能其實是高度專業化的。我們在現實世界裡確實幹得不錯,比如認個路、導航blabla;也特別擅長跟人打交道,因為咱們進化了這麼多年就是幹這個的。但在國際象棋方面,我們表現很差。而且還有一堆事兒都搞不定,反倒是有些動物比我們強得多。所以說,我們其實就是“專才”。我們認為自己是“通用”的,但這僅僅是一種錯覺,因為我們能理解的所有問題都侷限於我們能想到的那些。簡單概括就是,LeCun認為人類智能並不“通用”,而是為了適應現實物理世界而專門進化出來的某種專業能力。人類之所以擅長識別物體、躲避危險、與他人合作等,也只是因為這些能力在進化中被環境塑造。然而,這一觀點很快遭到了哈薩比斯的直接回懟。哈薩比斯表示:LeCun的說法簡直是大錯特錯。他這是把“general intelligence”和“universal intelligence”兩個概念搞混了。然後他一一駁斥了LeCun的觀點,其原話如下:大腦是目前宇宙中已知最精妙、最複雜的事物,實際上具有極強的通用性。但是在實際的系統當中,“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這個道理是無法迴避的——任何實際且有限的系統,在其所學目標分佈周圍,都必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專門化。但從圖靈機的理論意義上講,通用性的核心在於,只要給予足夠的時間、記憶體(及資料),就能夠學習任何可計算的內容。而人腦(以及AI基礎模型)正是近似的圖靈機。並且,針對LeCun關於國際象棋棋手的評論,哈薩比斯認為人類能發明國際象棋本身就令人驚嘆,更不用說從科學到波音747等現代文明的一切了。關於LeCun對棋手的評論——人類最初竟能發明國際象棋(乃至從科學到波音747的整個現代文明!)本就令人驚嘆,更不用說還能出現像馬格努斯·卡爾森那樣棋藝卓絕的人物。他或許並非嚴格意義上的最優解(畢竟記憶有限、決策時間也受限),但考慮到我們的大腦本是為狩獵採集而進化,他和我們如今所能成就的一切,已足以展現人腦的驚人潛力。顯而易見,哈薩比斯對“智能”的理解從不侷限於電腦科學,而是深度融合了神經科學。一直以來,他認為真正衡量智能的兩個關鍵標準分別是通用性(Generality)和學習能力(Learning),為此他經常拿1997年“深藍”戰勝卡斯帕羅夫舉例——雖然“深藍”在國際象棋上很強,但還是連簡單的井字遊戲都不會玩,所以足以見得這種程序的死板之處。而關於這場對決,哈薩比斯還透露,最吸引他的不是“深藍”這個系統,而是卡斯帕羅夫的大腦(畢竟他能作為人類代表與AI進行比賽)。沒錯,又是“大腦”這個關鍵詞。哈薩比斯一直堅信,人類大腦是宇宙中已知的唯一關於“通用智能可行性”的存在性證明。當大腦和AI結合之後,所謂的“通用人工智慧”其實就是能夠展現出人類所擁有的所有認知能力的系統。至於具體如何實現AGI,哈薩比斯多年來也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方法論,總結起來就是——預測建構理解,規劃擴展可能,強化學習實現自主進化。第一步:以預測為基石。在他看來,智能的本質在於預測——無論是預測下一個單詞還是預測蛋白質的折疊形狀。這是所有認知活動的基礎形式,也是AI理解世界的內在驅動力。第二步:引入搜尋與規劃AI系統首先要建立一個世界模型,然後在此基礎上進行搜尋或規劃,以在巨大的組合搜尋空間中找到最優解。第三步:最終通向深度強化學習這是哈薩比斯最推崇的終局路徑,也是對大腦運作方式的模擬——深度學習負責模式匹配和尋找結構,強化學習負責通過試錯進行規劃和達成目標。這在生物學上對應著大腦的神經通路和多巴胺獎勵系統。至此,我們看到兩位大佬關於智能本質的爭論,表面上看起來似乎確實截然不同。一個認為“通用性智能”是胡扯,本質上智能是自然世界高度專業化的產物;另一個認為通用性智能不僅存在,而且仍有巨大潛力有待挖掘。但事實,真的如此嗎?上述爭論過後,LeCun又再次出來回應了,而且這次直接點名了分歧核心——用詞。我認為分歧主要在於用詞。我反對用“通用(general)”來指代“人類水平”,因為人類是高度專門化的。不過,雖然承認用詞有分歧,但他還是繼續重申了“人類智能並不通用”的觀點。其論證如下:第一,理論完備≠實際通用。你也許不同意人類思維是專門化的,但事實確實如此。這不僅是理論能力的問題,更是實踐效率的問題。顯然,一個經過良好訓練的人腦,如果配合無限量的紙和筆,是圖靈完備的。但對於絕大多數計算問題來說,這種方式效率極低,因此在資源受限的情況下(比如下棋),它遠非最優方案。就是說,哈薩比斯所構想的“理想的圖靈機”對解決現實問題幾乎沒有意義,因為真正的智能必須在有限資源下高效運作——而人腦的進化恰恰是資源約束下高度最佳化的結果。第二,兩個典型例子可以反映大腦的“非通用性”。在理論上,一個兩層神經網路可以以任意精度逼近任何函數;但在實踐中,幾乎所有有意義的函數都需要隱藏層中包含數量巨大、難以實現的神經元。正因如此,我們才使用多層網路——這正是深度學習存在的根本原因。再換一個角度來看:視神經大約有100萬根神經纖維。為了簡化討論,我們假設訊號是二進制的,那麼一次視覺任務就可以被視為一個從100萬位元對應到1位元的布林函數。在所有可能的此類函數中,有多少是人腦可以實現的?答案是:一個無窮小的比例。通過這兩個例子,LeCun再次重申了自己的觀點:所以我們不僅談不上“通用”,而且是極其高度專業化的。可能的函數空間極其廣闊。我們之所以沒有意識到這一點,是因為其中絕大多數函數對我們來說複雜到難以想像,看起來幾乎完全是隨機的。而且他還提到了愛因斯坦曾經說過的一句話——世界上最不可思議的事情,是世界竟然是可以被理解的。在所有可能的、隨機的世界組織方式中,我們竟然能夠理解其中極小的一部分,這本身就令人驚嘆。而我們無法理解的那一部分,我們稱之為“熵”。從這個意義上說,宇宙中絕大多數的資訊都是熵——是我們孱弱的認知能力無法理解、因而只能選擇忽略的內容。總之,事情battle到最後,網友們也是紛紛回過神來了——這場爭論最大的bug可能就在用詞上了。而拋開用詞不談,本質上來看,兩個人其實更像是在談論不同的問題:一個核心在強調“我們是什麼”,另一個則在強調“我們能成為什麼” 。而這,也恰恰指向了同一個更深層、也更現實的議題——接下來,我們究竟該以怎樣的方式實現AGI?答案:世界模型不管是在LeCun還是哈薩比斯這裡,答案其實都已經很清晰了——世界模型。眾所周知,即將從Meta正式離職的LeCun,下一站就是創業世界模型。據《金融時報》爆料,其新公司名為Advanced Machine Intelligence Labs(AMI Labs),計畫於明年一月正式亮相,目標估值30億歐元(約247億人民幣)。在LeCun的理解中,世界模型所要追求的不是渲染精美的像素,而是掌握控制理論和認知科學。他認為對AI而言,只有中間那個抽象表徵才重要(和JEPA研究一脈相承),模型沒必要浪費算力去生成像素,只需專注於捕捉那些能用於AI決策的世界狀態。換言之,瞭解“世界的結構是什麼”才是最關鍵的。而哈薩比斯這邊也在採訪中多次表示,世界模型絕對是自己和Google接下來的重點。今年8月,GoogleDeepMind推出了新版世界模型Genie 3。哈薩比斯表示:我們談論的世界模型,指的是那種能夠理解世界運行機制中因果關係與協同效應的模型,也就是一種“直觀物理學”——事物如何運動、如何相互作用、如何表現。你已經可以在當前的視訊模型中看到這種能力的雛形。而檢驗是否真正具備這種理解的一種方式是否能夠建構一個逼真的世界。因為如果你能夠生成它,那麼在某種意義上,你就已經理解並內化了這個系統的運作規律。這也解釋了為什麼Genie、Veo這些模型首先會以視訊模型的形式出現。在他看來,這種可互動的世界模型正是通往AGI的關鍵一步。通過對比,我們能發現雖然二者都是在描繪“世界模型”,但他們的理解和實踐方向也明視訊記憶體在差別——LeCun代表著“世界模型即認知框架”,而Google哈薩比斯代表著“世界模型即模擬器”。嗯,同一個概念,不同的理解和實踐——怎麼不算一種call back呢?(手動狗頭)Anyway,回顧歷史,實際上AI的每一次躍遷都伴隨著這樣的“爭吵”:符號主義和連接主義的爭論,定義了智能的根基究竟是“邏輯”還是“資料”;端到端學習和模組化系統的爭論,定義了“系統該如何建構”;再加上我們今天的“開源VS閉源之爭”、“智能本質之爭”……還是那些老話,“真理不辯不明”、“真理越辯越明”。不過玩笑說說,等到真理辯明了,那個老頭可要來了……One More Thing幾乎同一時間,LSTM之父Jürgen Schmidhuber又出來隨機掉落了一個“小彩蛋”,他預判了預判——LeCun即將創業的世界模型,他們在2014年就有涉獵了(原話是二者高度相似)。怎麼說呢,Jürgen Schmidhuber老爺子這幾年,基本都在“維權”了。作為LSTM的發明者,LSTM一度在ChatGPT誕生前被稱為“最具商業價值的人工智慧成就”,而作為LSTM之父,Jürgen Schmidhuber早在三巨頭獲得圖靈獎之前就被《紐約時報》稱為“成熟人工智慧之父”。但當AI時代真正到來,各種技術發明者桂冠沒有他、圖靈獎沒有他、諾貝爾獎也沒有他……Schmidhuber只能一次次維權、隔空懟人,最後成為祥林嫂·Schmidhuber。幸好,還有推特,可以讓他首頁上清晰完整展示——以及推特當前的擁有者馬斯克,他評價Jürgen Schmidhuber時言簡意賅:一切的發明者。這,確定不是在陰陽八卦? (量子位)
《經濟學人》丨諾貝爾獎得主撰文:穩定幣為何名不副實
A Nobel laureate on why stablecoins may be nothing of the sort讓・梯若爾撰文指出,支付體系必須建立在公共基礎設施之上,而非投機性代幣Illustration: Dan Williams得益於《GENIUS 法案》的推動,穩定幣已躋身金融主流。這項於今年 7 月通過的美國法案,為這類數字代幣建構了監管框架,使其獲得合法性,同時也為金融機構推出自有穩定幣鋪平了道路。由唐納德・川普總統及其家族支援的某加密貨幣企業已發行穩定幣 USD1。而由泰達公司(Tether)發行的最受歡迎穩定幣,其市值在過去 12 個月內飆升 46%,達到 1740 億美元。這類加密貨幣與美元等現實世界資產掛鉤,相較於價格劇烈波動的比特幣,它承諾更高的穩定性,同時也被宣傳為一種低成本、高效率的支付方式。然而,穩定幣帶來的風險將遠超其益處,且市場上已存在替代方案。以比特幣為首的第一代加密貨幣支持者群體構成複雜,既有科技愛好者、力求擺脫政府管控的自由意志主義者,也不乏洗錢者與渴望快速暴富的投機者。處於這一領域前沿的企業,主要依靠鑄幣稅(代幣發行收益)和交易手續費(由支援代幣交易的平台收取)盈利。批評者則認為這類加密貨幣幾乎不具備社會價值:它們不僅讓逃稅變得更容易,導致政府喪失鑄幣稅收入,還因 “挖礦” 過程消耗大量能源而造成資源浪費。此外,它們還會削弱央行在危機中穩定經濟、遏制投機性衝擊下資本外流的能力。而其劇烈的波動性,也使其無法真正勝任貨幣的職能。穩定幣的出現,本被視為解決上述最後一個問題(即波動性問題)的方案。通過與美元或其他安全資產掛鉤,穩定幣宣稱能將數位技術的高效性與價值穩定性相結合。同時,它們還將自己定位為傳統高成本支付機構的競爭對手 —— 這些機構包括銀行,以及Visa、PayPal、SWIFT等支付平台,尤其在跨境轉帳領域。乍看之下,這似乎是一種進步。但正如 2008 年金融危機前的衍生品與次級抵押貸款證券那樣,看似安全的金融創新往往會埋下危機的種子。穩定幣與貨幣市場基金類似,表面上看似安全,實則在壓力下可能崩潰。屆時,政府可能會迫於壓力救助穩定幣持有者,以保護小微企業與家庭、防止金融風險蔓延,或是維護其 “對加密貨幣友好” 的轄區聲譽。而這種 “政府可能救助” 的預期,又會反過來鼓勵更多風險行為。穩定幣支持者堅稱,穩定幣完全由 “美元資產”(即美元計價的現金、銀行存款、美國國債、貨幣市場基金)提供背書,且會計師事務所會定期審計以核實儲備金規模,監管機構則會解讀審計結果並採取必要的執法行動。但在實際操作中,“完全背書” 並非板上釘釘。泰達公司曾因虛報儲備金規模被處以罰款,其儲備金從未經過獨立機構的全面審計;另一家穩定幣發行機構 Circle,曾因矽谷銀行倒閉而面臨 8% 的儲備金受損風險(幸運的是,矽谷銀行的未投保儲戶最終獲得了公共資金救助)。即便儲備金真實存在,對其 “是否足額” 的細微疑慮也可能引發破壞性的擠兌潮:例如 2022 年,演算法穩定幣 TerraUSD(註:一種依賴演算法而非足額資產背書的穩定幣,安全性低於足額儲備型穩定幣)就宣告崩盤。更令人擔憂的是,《GENIUS 法案》中關於穩定幣贖回的規定 —— 包括如何兌現持有者的贖回請求、在流動性緊張時是否暫停兌付以穩定局面等 —— 仍模糊不清。此外,現金、政府債券等安全資產的收益率極低。歷史上不乏這樣的案例:受審慎監管約束的銀行,會轉而尋求那些偽裝成 “安全資產” 的高風險資產。那麼,為何要假設監管遠少於銀行的穩定幣發行機構,會表現得更穩健,不去通過承擔利率風險或投資未投保存款等方式追求更高收益呢?《GENIUS 法案》禁止穩定幣發行機構支付利息,這一規定是為了安撫擔心存款流失的銀行(順帶一提,若銀行存款大規模流失,將危及金融中介功能,進而影響信貸可得性)。但該禁令並不適用於 Coinbase、PayPal 等穩定幣交易平台。這種區別對待留下了監管漏洞:交易平台可與發行機構合作,卻無需遵守適用於發行機構的監管規則。部分平台利用這一漏洞提供 “後門獎勵”(例如 Coinbase 與 PayPal 均通過返利形式提供此類獎勵),並為支撐這些獎勵而承擔風險。但與銀行不同,這些平台無需滿足資本充足率、流動性等監管標準,也無需繳納存款保險費。由此,它們躋身 “影子銀行” 行列 —— 這類機構享受隱性的公共擔保,卻無需承擔相應的監管成本。政治因素進一步放大了上述風險。當前美國政府在推廣加密貨幣方面既存在個人經濟利益,也有意識形態傾向,同時還有地緣政治層面的動機:加密貨幣的推廣能提振全球對美元的需求,從而為貿易逆差提供融資支援。此外,傾向於支援加密貨幣的人士也已被任命為監管官員。在這種背景下,寬鬆監管似乎已成定局。對於歐洲及其他地區而言,這一局面令人擔憂。任何對美元穩定幣實施嚴格監管的舉措,都可能被川普政府定性為 “不公平貿易壁壘”—— 正如美國當前將歐洲管控科技巨頭的舉措(例如近期依據《歐盟數字市場法案》認定蘋果、Meta 違規)描繪成貿易保護行為一樣。穩定幣的興起,凸顯了市場對更快速、更低成本、24 小時不間斷且 “可程式設計”(能在特定條件滿足時自動、高效地執行並結算)支付方式的真實需求。但公共部門完全有能力、也應當直接滿足這一需求。巴西與中國已建成高效的數字支付體系;歐元區也在推進央行數字貨幣的研發。支付體系本就屬於公共產品。不過,鑑於創新往往源自私營企業,公共支付基礎設施應保持開放,並提供程式設計介面,讓創業者能在該體系之上開發各類應用。若能順利推進,這樣的體系可將公共信任與私營部門的創新活力結合起來。作為最新的金融熱潮,穩定幣或許看似光鮮,但它們在讓少數人暴富的同時,也可能破壞金融穩定。更優的選擇是將支付體系視為一種共享的公共設施,而非投機者的遊樂場。 (邸報)